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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麦积山的行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当代艺术其实就是要研究特定 文化 背景下的文化现象,而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深究的文化艺术现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视觉艺术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
【关键词】视觉艺术;符号;转换;再生
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人是符号(sign)的动物。”1人类籍由符号来表达内心世界,传递信息。将日常所思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包括声音、视觉、肢体行为将一个整合的概念传达给对方。符号学(Semiotics)是一种关于符号和运用符号,包括观看符号的理论。符号学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学科,而是一种阐释性的学科,但它能够在历史的探索中被加以有效地整合。符号学集中关注构成和表征的问题,将“文本”看作是产生意义的符号的特定合成。这是一种不带霸权和强制要求的有限度的视角。2
艺术的起源不论从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符号化的开始。原始人用肢体捕捉动物的动作,用声音模仿动物的鸣叫,用矿物质将动物的形态描绘在崖壁上,手舞足蹈用简单的语言交流,于是就有了最初的舞蹈符号、音乐符号、美术符号、语言符号。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符号内容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微妙化,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
视觉艺术作为一门研究经由肉眼产生联想的人文科学,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作为一套工具,符号学提供一系列我发现可以深入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的有用思想和观念。当这些思想和观念可能由心理分析、叙述和修饰理论引发产生时,它们就产生与传统艺术史并不发生矛盾的洞察力。事实上,这些思想和观念常常能够使学生在运用主体间的可使用的 方法 上更为精确,并使阐释更具有系统性。3
一、视觉艺术符号的分类
在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对象(即其指向与涉及的事物和领域)的关联上,目前在符号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是符号的三个层次:4
1、图象符号(ICON):图象符号是通过模拟图形与对象之间的相似而构成的,图象符号是一个直接感知的过程,在图象学中属于写实的范畴。如肖像画、照片等,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通常都能够得到比较直观的感受,比如说“画面上有什么内容。”
2、指示符号(INDEX):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的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指示牌、路标”。从广泛的角度来说,设计艺术中的视觉流程法则也属于指示性符号的范畴,由于生理的特点,眼睛在浏览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时间性、方向性与选择性,也就是说视线会沿着画面重心,即最佳视域,向某一个方向有选择性的移动,体现出视觉的流动性特征。
3、象征符号(SYMBOL):象征符号与所指涉对象之间无必然的或是内在的联系,通常是指约定束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同时符号的象征性也是是符号学里最深层次的特性,是符号产生与对象思维过程中相关内涵的延伸以及联想。比如线条的曲折、色彩的冷暖、材质的软硬都会给人以相应的情感体验。
二、视觉艺术符号的理解
人类的意识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那么我们又如何从符号学的视角和运用符号学的工具去解读图像,符号如何能够使我们从我们已经认知的事物中疏离出来,以便理解某些新的事物?在这里,我想就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按照符号学的原理进行分析。
张晓刚《男青年》布面油画
1、生成图象意识
要对视觉符号进行阐释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结合上心理学的以及历史学的概念进行理解。
当我们在欣赏一件视觉艺术作品时,我们首先会在思维中形成一个表象,即作品中有什么内容,是具象符号还是抽象的符号。如,当我们在接触到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时,首先意识到的是一个男青年,带着眼镜,脸上一块红色的疤,灰蓝色的调子,一块红色的疤痕这些图象性的符号。 2、探询图象的象征性意义
得到以上信息后我们接下来会想知道隐藏在艺术家(即符号创作者)创作意图中的“更深层次的”,或派生出的意义。如果我们说一件作品具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我们通常指的是作品传达了一种我们在最初观察中还无法确定的潜在的观念,以即是符号的象征意义。当然需要找到艺术家的意图我们必须对艺术家本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基本了解。
我们现在就来试着探询阐释艺术家想要传达的观念信息。我们知道张小刚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画面(符号)本身,留着小平头的男青年,干净白皙的肌肤,一幅标准文弱书生的派头。我们知道眼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象征,中山装是那个年代的通用着装。灰兰色的背景衬托阴郁、孤独与冷漠的气氛。面颊上被生生揭开的一块,形状如肩章的伤疤显得尤其冷艳。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那个热情火红时代的鲜红烙印。目光被吸引到左下角,略显呆滞,嘴唇微启似在观看一个什么令人震惊的场面,又面无表情,一种孤寂、压抑的情感得到充分的表现。所有的一切符号都在追忆一个时代的伤痕主题,这除了是一种回忆,同时也折射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视觉艺术符号的创作者在产生一个理念之后,综合自己对象征性符号的理解把握,选择合适恰当的视觉手段,将理念传达出来。然后接收对象即观众再通过自己对象征语言的掌握与理解,把接收到的视觉信息在思维中转换再生。(下转第99页)(上接第98页)当然,鉴于个体情感特质、生活 经验 、知识结构的差异,一件作品最终还原到观众思维中的形态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有了“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当一个人看见一幅绘画,表现的是关于一只果盘的荷兰静物画时,这个图像在其他的事物中)就是关于某种别的事物一个符号,或表征。观看者在她或他的脑海中形成有关该事物的一个意象,她或他就会把这个意象与该事物联系起来。心理的意象,而不是形成这个意象的个人,就是解释符。这个解释符指向一个客体。该客体对每一个观看者来说是不同的:对一个人来说它可以是真实的水果,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也可以是别的静物画,对第三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笔巨款,而对第四个人来说也可以是“17世纪的荷兰”,等等。而该绘画所表现的客体因此基本上是主观的和由接受者决定的。
视觉艺术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的表达方式,创作者借由它向观者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叙述的目的;换言之,观者也正是通过创作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创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作为中间媒体的视觉艺术作品,这时就充当着创作者思想感情符号,而这个符号所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观者准确的、快速的、有效的接受与认知,就成了创作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这正是由创作者在创作的思维过程中对符号的挑选、组合、转换、再生把握的准确有效程度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幼燕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米克·巴尔:《观看符号/解读绘画——运用符号学理解视觉艺术》载于《世界美术》2007年第1期。
[3]巴尔·布列逊:《符号学与艺术史》1991年。
[4]常宁生《艺术史的图象学方法及其运用》载于《世界美术》2004年第一期。
内容摘要:一部视觉艺术史的发展史也就是色彩的发展史。从上古的色彩崇拜到古典时期的色彩模仿,从浪漫主义时期对色彩的解放到印象主义对光和色的迷恋,在艺术史上,每一次对色彩的再认识和再阐释,总会引起视觉艺术的巨大变革,从而产生新的视觉艺术现象和理论话语。
关 键 词:色彩随类赋彩固有色民间色彩光印象
所谓色彩,在普遍意义上讲是人对色彩的感觉。对色彩的 爱好 和对色彩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所以不应把某种色彩标准绝对化,应承认多样的和发展着的色彩标准,从不断变动的色彩观中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研究它们各自的异同之处,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在色彩世界中达到“万物皆备于我”,而不是被束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偏爱是容许的,但偏执和偏见却无益于艺术的发展。
固有色——永恒美丽的理想色彩
太古之民把色彩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描画对象从背景中显现出来,即从空间背景中分离出物象,所以他们只认识红和黑,因为红色最引人注目,黑色与亮底色对比最大,因而在他们看来红是美的,黑也是美的,所以红黑搭配是美的。诉诸于艺术表现,他们将自然的一切色彩通归结为红与黑。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木器即以红、黑为装饰;世界各地的彩陶以红、黑为装饰;原始的洞窟壁画大都采用红黑二色……对黑红配置的喜好沿袭至今,这在一些民族的服饰中表现尤为典型,中国的藏族服装、彝族服装等都以红色为主色。
人在实践中丰富了感觉,增加了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并且在早期艺术活动中抓住物象永恒的、持久的固有色,寻求它们在空间的恰当联系。这样,人们发现了色彩的静态美,这样便有了对色彩永恒价值的追求,有了固有色的理念。
艺术离不开模仿,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的力量就是模仿。达·芬奇甚至说:“……假如你在用自己的艺术模仿自然界所产生的形式的全部特质时不是一个万能大师,那么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固有色的色彩观正是产生于对自然的永恒和凝固的色彩美的模仿。
固有色观念曾长期主导美术创作,在西方,文艺复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可以举出唐代人物、宋代花鸟和许多杰出的民间艺术作品。他们在固有色的表现和色块空间安排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运用固有色的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配伍。例如文艺复兴大师常采用的玫瑰红、天蓝、银灰,中国民间艺术常采用的朱红、群青、大红、石绿、金黄,这些色彩配伍具有对立统一的美。
二、色彩衔接。中国民间口诀有“工间绿,花簇簇;青问紫,不如死”等等。固有色的不同衔接方式会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观感。
三、纯度对比。这种对比是调整色彩间相对关系的重要手段,其强弱得体,宾主分明,达到色彩在空间中的力度平衡。
四、明度对比。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效果,所用手段就是明暗对比,精到独特的明暗对比不仅使图像具有立体感,还使画面具有了厚重感。
五、面积对比。面积对比更使色彩在体量上有轻重之变,在空间上有互补之美,从而产生鲜明的色彩节奏。
从远古起,艺术的移情说就伴随着模仿说,固有色为模仿自然来服务的同时,也还有浪漫主义的表现一路,他们不以模仿为补色目的,却以“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为旨归。他们抽出固有色的单纯性、凝固性,以固有色的空间平衡为手段,驱便于工作色彩率意为之,以求理想的色彩效果,如苗族 刺绣 、民间剪纸、蔚县剪纸、绵竹门神就是以固有色观念而作浪漫派处理的色彩典范。
光印象——瞬息即逝的自然色彩
光学发现了色的物理本性,揭露了色与光的内在联系及色光的分解与混合现象;生理学发现了人类的色觉的本质,从而得以了解色衰与补色的关系,全色要求的基础。这些发现给艺术色彩学以伟大启发,由此而产生了印象派色彩观。于是画家用色追寻光,追寻光的颤动、光的流逝、光的迷离恍惚,从固有色的永恒和凝固中走出来,走向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得到的是瞬息即逝的光印象。
可以说,印象主义的色彩观和色彩技法,既是光学成就的产物,也是西方艺术传统的产物。只是这些传统到了印象派画家那里更系统化、理论化了,并且以此确立了它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印象主义认为色即是光,因此:
一、凡视觉可感受的物象都是光照射的结果,凡有光必有色,物的色决定于光源色、环境色(反射色)和色彩间的对比。即色彩随光源和环境而变,并且在画面上是相对而存在的。
二、以日光光谱色代替古典的调色板。
三、追求光谱的金色效果,并往往引用光谱的色彩组合。
四、补色关系对于印象主义画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在大自然中日光与天穹光便是一对天然补色。
五、以光的混合代替颜料混合,因而采取色彩细碎分割和并置的手法,使色彩更加“响亮”。
六、在色彩并置时常施以明度相近的,非准确的冷暖并置。这就是同时对比的手法。此时相同的色各自将对方推向自己的补色,以增强双方的色价,同时各自失去稳定性,而获得光的颤动性,呈现一种有生气的活力,于是达到色的非物质化,成为颤动的光。歌德曾经说过:“同时对比决定了色彩美学的实用价值。”
印象主义使色从其所联结的物体中解放出来,排除物的固有色,由此绘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印象派是光的崇拜者,光的虔诚宣教者,他们开启了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是他们追随光的同时却失去了艺术曾经具有的精神力量和阐明世界的象征内容而停留于事物的物质表层。
表现色——回到主观的现代色彩
实践表明,获得光的华丽外衣,是以牺牲质的内在精神为代价的,这个矛盾在技巧上直接表现为 素描 与色彩的矛盾,当表现特别需要素描的时候,色光的变幻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拉斐尔前派便是这样;当表现特别注重色光的时候,素描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印象派便是如此。毕萨罗教导青 年画 家勒贝尔说:“多注意形体的色彩,而不要太看重于素描刻划,太准确的素描索然无味,而且不能给人以整体印象……”这正是印象主义者在素描和色彩之间的取舍。
雷诺阿在他的印象主义实验取得非凡成功的同时感到印象主义的危机,于是游意大利向前辈大师学习,他拜倒于拉斐尔画前,并高度赞赏安格尔油画的单纯宏伟。他研究了拉斐尔之后终于感到自己忽略了素描,从意大利归来后,他致力于牺牲色彩以使形体单纯化,加强素描,回到古典的作画方法,取消画面偶然的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古典时期”。他的作品“伞”和他在那不勒斯所画的裸女就是开始回归古典和固有色观的记录。
印象派之后诸家正是看到了印象主义色彩观局限于表面的光色变化而忽略其不变的内部结构,所以他们走上了与印象主义相反的道路。首先是塞尚,这位现代艺术的开山者力排事物的闪动模糊的外表,致力于表达所谓不变的真实和内在的结构。就色彩而论,塞尚不同于印象主义的是使之色彩秩序化,经过组织,使色彩变得更规则,更简练,但更强烈,因此更具有安定感、明晰感,从而达成视觉形象的非同寻常的强度。他的艺术观和他的艺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画家,如马蒂斯由塞尚得到启发,抛弃印象派画家的“魅力、光亮和明快”,追求绘画的“稳固性”,认为在一切构成画面的色彩中必须建立一个平衡,因此表面的感觉必须加以提炼,正是提炼了的感觉构成画面。康定斯基说:“内在因素,即感情必须存在,否则艺术作品便是赝品。内在因素决定画面的形式。”毕加索概括说:“我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面临自然——并且利用自然。”塞尚之后诸家竞相与印象主义的客观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因此着意于形式美、抽象美的追求,走向表现主观。在色彩上自然同时从客观色彩走向主观色彩了。
但是现代主义是接过印象主义的手中武器而走向其对立面的,印象主义发现了自然的色彩,现代主义将这些发现秩序化、凝固化、强力化。或者说印象主义捕捉感性的色彩,现代主义挖掘理性的色彩,现代艺术将色彩的主观性及其精神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并且完善于主观的个人感情与客观的色彩规律之结合。
参考文献:
[1]《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意大利)乔尔乔·瓦萨里著,刘耀春译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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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传统,是举世睹目的珍贵文化遗产。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楚国的两幅帛画,就以其生动的气韵,简洁的笔墨,流畅的线条,表达出完美的意境,确立了中国绘画艺术以线条造型的民族风格形式。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画逐渐演变成单幅的卷轴画,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题材亦日益扩大。除人物,宗教题材外,初期山水画也随之出现。同时,书画理论著述的问世,指导了艺术创作的方向。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的艺术特点,其技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绘画艺术综合了前代的风格,为唐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展子虔的“游春图”,标志着山水画的最终形成,其影响深远。唐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开创了新纪元,五代时期,花鸟画从人物山水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类,均得到了极大发展,题材广泛,名家辈出,成就卓越,对后代影响至大。宋代承继前朝,全面发展了各画种,题材愈加广泛,画派并出,空前繁荣,盛极一时,其光辉璀璨,照耀百代。中期出现了以水墨写意为主体的文人画,讲求诗书画统一,注重笔墨情趣,是富有生命力的画派新支。元代绘画,直接师法唐五代,是文人画大发展的时期,将书法融入画法之中,在笔墨技巧上起了新的变化,使水墨写意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初承元文人画的余波,并加以发挥,旋继南宋院画而兴起院体画,盛极一时。中晚期文人画又大兴。明末清初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遗民画家发展了文人画,使之又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颇大。入清以后,受董其昌画论的影响,画坛风气摹古大于创新,称为正统派。至中叶扬州八怪的出现,打破这种状态,成为各抒己见,打破常规,旗帜鲜明的艺术革新派。各类画科均在此阶段有所发展,同时,中西艺术也得到交流,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个繁荣阶段。及至清末,海上画派及后来的岭南画派的兴起和出现,是传统的中国画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风貌。吴昌硕和后来齐白石的出现,使大写意出现了新局面。到近代,由于徐悲鸿,林凤眠等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画家出现,进一步融合了中西艺术,使中国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中国绘画艺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数一帜的风格,并对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西方的绘画也从中汲取良多。这一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欣赏习惯,以及传统学术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展子虔的“游春图”,标志着山水画的最终形成,其影响深远。唐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开创了新纪元,五代时期,花鸟画从人物山水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类,均得到了极大发展,题材广泛,名家辈出,成就卓越,对后代影响至大。宋代承继前朝,全面发展了各画种,题材愈加广泛,画派并出,空前繁荣,盛极一时,其光辉璀璨,照耀百代。中期出现了以水墨写意为主体的文人画,讲求诗书画统一,注重笔墨情趣,是富有生命力的画派新支
如果年代比较久远 你还是拿到古董店里去 或博物馆 我想他们知道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敦煌壁画后都会被震撼到,莫高窟、西千佛洞等552个石窟,是世界上壁画最后的石窟群,也是佛教的艺术之地。莫高窟是在前秦时期开始修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敦煌壁画能够保存上千年之久呢?其实敦煌壁画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答,但他的意义绝对是非凡的。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敦煌壁画在历史上的秘密,想要了解的话就赶快来看看吧。 中国画就是黑白的文人水墨画吗?在敦煌,莫高窟的千年重彩壁画告诉我们,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曾经是绝对的主流。延续一千多年的色彩斑斓的壁画,让莫高窟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中国传统绘画记忆。但是,到了五代、宋之后,以水墨卷轴画为主线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彩色壁画的价值。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总结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于右任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初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因此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莫高窟九层楼南侧洞窟20世纪初的残破景象,斯坦因1907年拍摄 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来到敦煌,中间为常书鸿,1943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1945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1946年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字“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榆林窟第25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段文杰对莫高窟第130窟残损“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复原临摹,1955年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孙志军摄影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关友惠、史苇湘、霍熙亮临摹第249窟壁画,1956年 大家的临摹工作获得了回报。1950年代初期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印度、捷克、波兰、日本、缅甸等地,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引起巨大的艺术共鸣。迄今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举办国际敦煌展览,国内的展览更是遍及多地,均收获热烈反响。 《中国敦煌艺术展》,日本,1958年 敦煌壁画之所以保存千年,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意象的水墨笔法逐渐取代了重彩的表达,曾经绚烂的色彩世界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敦煌的画家们没有忘记。20世纪40—80年代的画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能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1980年代后,敦煌文物保护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步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以及敦煌艺术弘扬新阶段之际,敦煌壁画临摹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即开始使用与洞窟壁画同样的天然矿物颜料,沿袭古代绘画技法并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的“敦煌岩彩”,逐渐受到业界关注。 而在海峡对岸,深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一千多年来,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敦煌壁画所用的矿物颜料及工艺,敦煌重彩的色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敦煌壁画临摹甚至成为相关院校生的必修课。1985年起,在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共同倡导下,两个机构开始了频繁的学术往来。随着敦煌研究院赴日留学的学者陆续归来,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矿物颜料工艺又回到中国,丰富并创新着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欧阳琳在临摹,1984年 敦煌研究院职工娄婕同志在第220窟临摹壁画,1986年 丰富的色彩、生动的形态、流畅的线条、传神的意境……对这延续一千年的敦煌艺术的临摹,是要持续几代人的百年伟业。敦煌研究院现在所设的美术研究所,便是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复制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部门。他们通过临摹和创作的实践表明,临摹不只是复制,更是现当代临摹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画师们的对话,也是一代代画家对东方绘画的领悟和创新。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笔耕不辍,体味着千年间的东方艺术精魂,勾连起宏阔的中华文明命脉。而敦煌艺术的生命力,正是需要通过壁画临摹与研究,通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来呈现。 《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2019年7—8月,“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年轻艺术家作品展”在莫高窟开幕,展出的岩彩画作的源泉,正是莫高窟壁画的传统材料工艺,而屏风画、绢画、扇面画等作品,也都是从传统绘画的摹写入手,展现他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和探索。与七十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一样,青年画家也成长于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时空。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敦煌色彩的新生,窥见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艺术只有在回望传统、面向未来的传承创新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方能生生不息。而这,也正是敦煌艺术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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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艺术特色】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高深,而且与壁画相融相衬,相得益彰。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麦积山的行不?
。1940~42年张大千对洞窟作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年代作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莫高窟记》。[9]1943年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调查》, 是我国初次公布的莫高窟内容总录。[10]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未刊),对洞窟的记录更为详尽。石璋如的《莫高窟形》,收录了许多窟形、照片资料。[11]1943年史岩调查完成的《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2]1946年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调查、登录和研究。[13]一次又一次对石窟的调查、登录,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有些是许多人先后多次调查的结果。虽然,其中有些资料一直没有刊布,有些近年才整理出版,但这些资料为以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等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一批研究和介绍敦煌石窟的文章,如傅振伦《敦煌艺术论略》、李子青(李浴)《莫高窟艺术志》是对敦煌艺术的总论文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的绘画、彩塑、建筑、音乐以及各时期的艺术风格等方面。[14]向达《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之地位》,该稿为整理的1944年在兰州的讲演稿,主要讨论了敦煌艺术渊源的问题。[15]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对敦煌艺术与希腊艺术之异同作了研究。[16]李广平《千佛洞231 窟释迦舍身故事图人物考证》,对萨埵太子本生故事中的人物种族问题作了个案研究。[17]劳贞一《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对伯希和的图录和一些石窟的时代作了说明,[1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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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的 《文化苦旅》这本书里有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使用身体来完成各种优雅或高难度的动作,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它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道具。舞蹈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及作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在人类文明起源前,舞蹈在仪式,礼仪,庆典和娱乐方面都十分重要。中国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舞蹈,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到秦汉之际已形成一定特色。下面是学术堂最新整理的关于舞蹈的论文题目:1. “不动行不成,形成仍在动”——试论中国古典舞的动感与艺术形象2. 朝鲜族舞蹈和韩国舞蹈风格比较浅析3. 川剧艺术中舞蹈语态的挖掘与继承4. 从生活到舞蹈创作——谈舞蹈作品的创作过程5. 傣族舞蹈文化浅析6. 当代巴渝地区舞蹈创作中的巴渝舞文化意蕴7. 对非物质文化铜梁龙的体验式学习8. 汉代舞蹈风格研究9. 汉代袖舞的整理与研究10. 汉族秧歌队现代审美意识11. 龙舞艺术所表达的民族心理与审美意识12. 论群众舞蹈文化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3. 论文化修养和传统精神如何在舞蹈教学中渗透14. 论舞蹈教育中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作用15. 蒙古族舞蹈文化浅析16.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要素研究17. 试论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关系18. 试论赏识教育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19. 试论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艺术审美20. 铜梁龙舞的舞蹈语态与审美风格
1、题目: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本专科毕业论文一般无需单独的题目页,硕博士毕业论文一般需要单独的题目页,展示院校、指导教师、答辩时间等信息。英文部分一般需要使用Times NewRoman字体。2、版权声明:一般而言,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内均需在正文前附版权声明,独立成页。个别本科毕业论文也有此项。3、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4、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之间需要用分号或逗号分开。5、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各一级二级标题(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标注更低级标题)、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6、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本科文学学士毕业论文通常要求8000字以上,硕士论文可能要求在3万字以上(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7、致谢: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所有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可以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可以按照音序排列(正文中则采用相应的哈佛式参考文献标注而不出现序号)。9、注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在正文之外加以阐述和说明。10、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中。有时也常将个人简介附于文后。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