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汉朝,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朝代,一个纯平民阶层出身的屌丝刘邦,竟然创造了中华民族世界性的符号—汉人!从今天开始,聊一聊汉朝的故事。 大汉王朝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成功,总共210年的西汉;一个极具现代思想的神奇男人—王莽,创造了约15年的新朝;公元25年刘秀恢复汉朝,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称帝,享国195年的东汉。 先看实现汉族荣耀的西汉王朝,西汉总共十四个皇帝,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汉高祖刘邦建国,奠定汉朝四百年长存基础。 刘邦经过四年卓越斗争,击败了楚国贵族出身的项羽,建立了汉朝,这个“汉”的名字起源于当年的封地,陕西汉中。这个地区恰恰是西楚霸王项羽封给刘邦的,由此可见项羽的眼界,之后的争霸失败,真是咎由自取。 刘邦做了皇帝,“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休养生息。也是吸取秦朝灭亡教训,刘邦坚持“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于民生养,恢复国力。战乱时期出现大量荒田,刘邦拿过来奖励授田,培育出稳定的自耕农阶层。 第二把火:郡县与分封并存。刘邦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搞分封,打起仗来没人卖力保护,所以他就大量分封同姓王,立下誓言“非刘姓王者,天下共击之”;同时也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亲自选拔刺史,到地方监督郡守和诸侯国。 第三把火:与匈奴和亲。北方的匈奴,逐水草,习射猎,全民皆兵,刘邦刚与项羽打完仗,根本无力抵挡匈奴的骚扰,却发现另一条和平之道—“送你新娘子,换我好日子!” 刘邦出身平民,建汉初期,开国功臣大多亡命之徒。因此汉朝上至天子,下至王侯将相,大出身平民,汉初就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加上奖励授田形成的自耕农阶层,整个社会阶层非常稳定。人心齐、泰山移,汉朝迅速稳定发展起来。 第二个时期:吕后专权到文景之治,汉朝开始强大。 刘邦之后,嫡长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但当时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他的母亲吕后手中。汉惠帝最著名的功绩,就是任用曹参为相,萧规曹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是吕后经过残酷斗争才保住的,刘盈登基后,吕后报复曾经对手戚夫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天性仁慈的汉惠帝深受刺激,在位七年就去世了。 吕后立了汉少帝刘恭做傀儡,自己直接临朝改制。做了太皇太后的吕雉,开始分封吕姓王。好在执政方针上,沿用高祖刘邦的思想,无为而治,还算有所发展。刘恭长大后,想要改变傀儡面貌,结果被吕雉直接废掉,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废黜的皇帝。 之后吕雉,命汉惠帝刘盈的儿子刘义改名为刘弘,继承皇位,也称汉少帝,为了和前少帝刘恭区分,史称后少帝。刘弘老实听从吕雉摆布,做了四年多有名无实的皇帝,熬到吕雉病亡,结果汉初老臣周勃、陈平借机清除吕族势力,迎立刘邦的另一个儿子,汉惠帝刘盈的弟弟刘恒来当皇帝,处死了刘弘。 刘恒就是著名的汉文帝,文帝非常节俭,他的皇后就是电视剧《美人心计》的主角,平民出身,衣着朴素的窦漪房;文帝身具孝心,曾经亲自为母亲尝药,成为二十四孝里“亲尝汤药”的主角;文帝心地善良,因著名的“缇萦救父”,废除了肉刑。 刘恒和窦漪房的长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景帝登基后,继续沿用父亲的政策,勤俭治国,巩固中央集权,然而,三年后就发生了吴王刘濞带头的七国之乱,七个刘姓诸侯国背弃刘邦誓言,帅兵反叛。一方面七国举兵不义,另一方面文帝和景帝积德累善,十个月就平定了此次危机。 景帝利用这个时机,抑贬诸侯王地位,削弱诸侯国权力,收回官吏任免权,夺取诸侯国盐铁铜等租税,迅速解决了王国问题,使汉朝郡县数量,大大超过诸侯国郡县数量。这个政策,对于国家统一,意义十分重大。 文帝和景帝执政时期,沿用编户制度,奠定农业基础地位,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使汉朝进入强盛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当时人口比秦末汉初增加数倍;国库内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堆满了,只能露天存放,有些都发霉了。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小康社会了吧! 第三个时期:汉武帝刘彻显威到外戚乱政,西汉盛极而衰。 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在位五十四年,推动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他的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公元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世界文明的中心;他给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自信,成为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伟大时代! 政治方面: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国,把自己的封地和权力分给各自后代,削弱诸侯国势力。同时收回相权,增加刺史,加强监察制度,建立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 军事方面:改革兵制,大力发展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河西走廊,著名的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建立水军,配合大军向东灭了卫氏朝鲜;南面的东越、闽越、南越等夷族都被打得不轻,两广地区被重新纳入版图,汉朝的疆域版图也进入鼎盛时期。 经济方面:设立平准法、均输法,由官府统一经营运输和贸易,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奸商,平抑物价;禁止郡国铸钱,政府铸造五铢钱,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推行“代田法”,移民西北屯田,拓展农业生产的的规模。 思想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在长安设太学,大力推行儒学,加强思想层面的统一,这个当然就有利有弊了,但在当时,对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起到更多的正面作用。 人才方面:确立察举制度,配合军工授爵制,开拓了儒生群体的上升通道,丰富了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增强了社会各阶层的团结,聚齐人心,蒸蒸日上。 五十年的四处征战,穷兵黩武,也使得农民徭役加重,赋税增高,出现破产流民。汉武帝晚年梦想长生不老,求神仙不成,又经历父子相残、太子自杀的人伦悲剧后,开始悔悟,发布《罪己诏》,承认自错误,强调怀柔养民、停止战争、发展农业,汉朝又逐渐归于和谐发展。 刘彻选择了最像自己的幼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昭帝不负父亲所望,重新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少赋税,在首辅大臣霍光的辅佐下,百姓生活富裕,实现了汉朝的中兴稳定。只可惜英年早逝,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就暴病而亡。 汉昭帝刘弗陵没有子嗣,霍光为首的群臣,只好选择刘彻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把他过继给昭帝,继承帝位。结果这个刘贺在位二十七天,随意征调索取物资,丧失礼义,搅乱朝政。霍光奏请汉昭帝的皇后,当时年仅14岁的皇太后,废黜刘贺,贬为海昏侯,刘贺一个月之内,从王爷到皇帝,又贬到侯爷,真是大起大落,太刺激了! 刘贺被废后,霍光找到汉武帝刘彻的曾孙刘询,从民间迎入宫中,封为阳武侯,同年7月登上皇位,创造升迁最快的纪录,刘询就是著名的汉宣帝,民间的疾苦生活,使他非常注重减轻人民负担,重视吏治,任用贤能。宣帝刘询堪称西汉王朝最后的荣光,创造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的“宣帝中兴”。 宣帝刘询的长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元帝性格柔弱,优柔寡断,完全没有他父亲的雄才大略,西汉也此开始走向衰落,土地被豪强兼,外戚和宦官集团成形,社会危机加深。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汉元帝时期,与匈奴重新开始和亲政策的无奈之举。 汉宣帝刘询之后,太子刘骜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汉成帝是典型的昏君代表,荒淫无道,宠幸“环肥燕瘦”的赵飞燕姐妹;不理政事,尊自己的母亲王政君为太后,将朝政之事,委托给诸位舅舅,外戚王氏一家“七弟封侯”,掌控国家大权,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开始崭露头角。 汉成帝为爱美人,不惜处死自己本就不多的儿子。只好立侄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刘欣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哀帝即位之初,很想有一番做为,然而在整肃王氏家族的斗争中失败,同时身患疾病,两足不能并行,被群臣嘲笑,转而加封男宠董贤,留下“断袖之好”的同性恋别称。 汉哀帝病逝后,王莽独揽大权,为了便于控制,王莽迎立9岁的刘衎为帝,就是汉平帝,并且让自己的女儿,做了汉平帝的皇后。王莽则称“宰衡”,地位超越所有的王与百官,向皇帝的宝座逼近。五年之后,汉平帝莫名其妙地“病逝”,王莽开始由“摄皇帝”走向“真皇帝”。 西汉的兴盛,是平民阶层的胜利,是功臣、贵族和皇权利益制衡的结果;西汉的衰弱,是外戚和宦官集团与皇权矛盾斗争的开始;新的社会问题需要政治大变革,太平盛世的大汉王朝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呼唤改革!
这是资料。 主题就是南越王墓的重要价值呗。开头就写发现震惊世界,然后稍微写一下开采经过。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区北部的象岗山上,是 1983年6月9日在该地动工修建楼宇开挖地基时偶然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占地14000平方米。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现在,全馆共有10个展厅,4800多平方米。现在,南越王墓博物馆已被选进世界80个著名博物馆之中。该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南越王墓是西汉早期建都番禺的南越国第二代王、秦统一岭南的将领赵佗之孙、自称文帝的赵眛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赵眛,史书称赵胡,公元前137——122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至元狩元年)在位,约16年。赵眛在位期间和称“南越文帝”,死后谥曰南越文王。这一时期,南越国名为汉朝藩属,实则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全墓由750块大石砌建,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共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由两道石门隔开,各室有各自的功能。经过数年挖掘,现已出土珍贵文物1000多件(组),有15位殉葬人。这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陪葬物最丰富的汉初古墓,也是惟一的一座全用石块砌建而成的、首次出现壁画的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方越族文化的特色,有青铜编钟乐器3套,铜鼎36个,铜镜36面,以及金印3枚(广州市汉代考古至今发现西汉时期金印仅有4枚),出土玉器240多件。墓主身穿的玉衣殓装已复原,它是我国目前发现完整的西汉玉衣中年代最早又是惟一的"丝缕玉衣"。墓中出土蓝色平板玻璃、世界第一套套色印花铜版模、非洲象牙等,都是一批有意义的稀世珍品。
哲学作为 文化 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 雕刻 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 方法 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 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 、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 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 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 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 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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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的论文
导语:西方哲学史论文是要怎么写呢?有什么技巧和要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 ”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 巴门尼德 存在 唯一 本质
1 存在的提出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2 存在与本质
在西方,随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发表,一种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史观便形成了。于是,人们按照黑格尔所提供的线索,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和全部理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 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3 结束语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传统的历史教学仅仅局限于课堂,教材是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来源。教材上怎样说,教师就怎样讲;教师怎样讲,学生就怎样学。注重了学生学习的同一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和层次性。结果使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变得枯燥乏味,教出来的学生呆板而又缺乏创造性。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要由课堂走向社会,转变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和方法。�1.要突破历史教材是历史教学和学习材料唯一来源的模式,使史料来源于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教材只是历史教学和学习材料的一种载体,要打破在教学和学习中对教材的依赖性。中学历史教材往往是根据大多数学生普遍的知识程度、年龄特征、学习能力和学习状态编写的,有统一的要求和特征,却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样,教材编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编写者的主观意愿。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能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简单的叙述,往往显得单一和残缺不全。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历史教学现状,必须否定教材的绝对权威和唯一来源。明确我们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给学生获取史料和分析史料的方法,把教材当作史料载体的一种来看待,并充分利用考古成就、史料文献和遗物遗迹等,作为史料来源。同时,教会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图书、影视和报刊等手段来获取和占有原始资料。这样,学生获取的原始资料不仅丰富多彩,而且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区分史料的真实性,要充分占有真实材料而不能被历史假象所迷惑。�2.要打破教师教,学生学的历史教学模式,以现代人的社会交往方式为主,建立一种教师学生互动、互教互学的平等学习合作新模式。对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历史教学模式,虽然随着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深入,人们从理论上有所批判,在实际教学中也有所改进,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落后方式。以前人们提出的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教学规律的,但仍不能建立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师生关系。所以,我们提倡在历史教学和学习中,建立一种新颖的互教互学的师生关系。双方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互相讨论,敢于大胆肯定和否定,同时,互相吸收对方先进的方面。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只有建立以现代人平等的社会交往方式为主的交流式学习的教学新模式,才能真正打破陈旧的教学模式,脱离传统的课堂教学,改变落后的历史教学现状。�二、由理论走向实践。以往的历史教学和历史学习只注重“以本为本”,偏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定性分析和研究,把丰富生动的历史活动变成了枯燥无味的文字游戏,偏重于理性认识,缺乏对具体实际的操作。因此,学生认为与自身实际生活相差太远而没有学习兴趣。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由理论走向实践,把历史教学的理论学习和学生的具体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反思 抗争 探索
楼主你要求真高,还不给分,真小气
历史上,人们对于诸葛亮都有很高的评价。今天,本人斗胆也来谈谈我对诸葛亮的一些看法。 诸葛亮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不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空城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而他当年那篇肝胆照人、令人读后感觉荡气回肠的《出师表》,更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流传至今。实在是智! 诸葛亮神。他虽身在草庐之中 ,但却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对外界的形式了如指掌,且在刘备三顾茅庐之时,对当时的时局分析透彻,面面俱到。他甚至还能“呼风唤雨”借东风,仿佛天地万物都为他所用。他用兵如神,运筹帷幄,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实在是神! 诸葛亮义。他的一片丹心以求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因受到刘备三顾茅庐之恩,白帝城托孤之重任,为了汉室之兴竭忠尽智,效死不渝,“鞠躬尽粹、死而后已”这句历史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成为多少名人志士的座右铭!他为了江山社稷,忠贞不二,呕心沥血,直到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江山社稷大业,为的就是报先帝的知遇之恩。实在是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唯一的遗憾恐怕就是没能实现刘备的遗愿了吧。以诸葛亮的才华与聪慧,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可悲啊!人无完人,诸葛亮也确实有不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实在是无愧于一个值得千秋赞颂的人。 千秋诸葛我评说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不说人尽皆知,至少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吧.说起诸葛亮,有谁的心中不是满怀敬佩?千古的伟人,又有谁能与他相媲美? 诸葛亮的智慧流传至今,从刘备三顾茅庐是的阔语蓝图到舌战群儒的风采,从巧借东风的神机妙算到三气周公谨的绝伦计谋,从去破蛮兵到七擒孟获,从大破魏兵到造木牛流马,直至战死,诸葛亮依旧算好了将来,锦囊计一一应验,吓走魏都督的并非是那快诸葛亮的木相,而是那份无与伦比的计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聪明的让人难以忌妒,从古至今,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是何等的高.魏奖司马懿曾惊叹道:"天下奇才也!"我记得杨业有句话,叫"好男儿,当征战沙场,马革裹尸而还."的确,诸葛亮不动刀剑,却驰骋于沙场,他的一生之中可曾有过一场败仗?战死沙场的英灵,也谱下了他一生的夙命.刘备之所以成为一代帝王,是有皇室的血统,更是有诸葛亮的辅佐,而他诸葛亮所依靠的,只是自己的智慧而已.用智慧与汗水写下的,是不朽的历史篇章,是流传千古的佳话,是生命的奇迹在闪光. 诸葛亮,并未完成刘备的使命,也许,真的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人生.但诸葛亮不会有遗憾,即使最后三分天下皆姓曹那又能怎样?天下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给历史以辉煌.即使后汉再次灭亡,诸葛亮的一生仍是成功的,因为后人给了他千古的不朽.就算是再过千秋,史册上不变的,仍会是这个不朽的奇迹. 千秋诸葛我评说 早期“三国”说书人口中的诸葛亮,俨然一个“未遂宗教人士”,喜欢看星星(夜观星象)、玩手指(掐算),自称为“贫道”;其“经典舞台造型”,则通常为一个身穿八卦衫的落魄江湖术士。之后换上了丞相工作服,但闲着没事也会站上土堆刮几阵风。 事实上,在众多的“三国”小说、戏曲中,诸葛亮都被严重地“神化”、“仙化”;其“功力”之深厚,甚至部分取代了天气预报的作用。连《三国演义》也不能免俗,欲张孔明之智而“近乎妖”,过乎哉?宜过也。其实卧龙先生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终究是一个长着两只眼睛并需要适量睡眠的凡人而不是完人,终究犯过错误。 话说当年昭烈帝刚驾崩时,魏聚物路军攻蜀。值此危难之际,我们的诸葛孔明却称病不朝,闭门在家,任凭朝野上下心急如焚,他老人家只管拄杖赏鱼。直到后主亲自拜谒“相父”的府第,他才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计划告知刘禅。之所以这样,无非为了显示自己在蜀国的重要性罢了。这确非善举,无怪太后惊乎“有负先帝委托之意也。”此后刘禅的权力被日益架空,朝廷的政权、君权皆为孔明所有,无论大小事务,诸葛亮事必躬亲。这样一来,阿斗的政治能力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益发显得扶不起了。偏偏此时,刘禅又不甘心于事事受“相父”指示,遍观群臣,哪个不是丞相的好学生?这时候后主发现了宦官黄皓,于是他把黄公公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大加亲信,这不能不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 此外,当刘玄德欲攻吴时,诸葛不阻,是以有嘉陵之败;对杨、魏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当,以至后来魏延反而死,杨仪娇纵,亦亡;错用马谡,遂失街亭;未选皓后继者,使蜀国无人。此皆人所共知也,就不多讲了。 尽管诸葛先生有种种不是,仍瑕不掩瑜,不失为蜀汉人民的好公仆。大家要辩证地看待他,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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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防洪规划 防洪应急预案 防洪减灾技术 措施武汉市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是长江中游的一座特大中心城市,和长江流域其他众多城市一样,发达的水系和多雨的气候特征,使武汉市的历史成为一部得益于水而又忧于水患的历史。’98年大水过后,党中央国务院投入大量资金,下决心治理长江水患,为沿江城市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创造了空前的大好机遇。随着城市建设多功能、高品位的要求不断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显得尤为重要,围绕水安全、水环境的建设日益深入,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已形成共识。在这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武汉市积极调整思路,加快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转变步伐,在防洪工程建设方面,注重新型堤防建设,强调防洪工程的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凸现滨江特色,开发沿江景观带,实施立体绿化,修筑堤顶道路,整治堤防滩涂,以达到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拓宽投资空间的目的,在推进城市防洪与环境创新协调发展上形成了新的思路。 一、加强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对实施环境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1.推进防洪工程建设,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保证推进防洪工程建设,不仅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需要,也是重要保证。同时,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将进一步推动防洪工程的建设。堤防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推进防洪工程建设,打造长江沿岸的铁堤铜墙,抵御洪水肆虐,将使城市更安全。同时,在推进防洪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城市防洪安全为根本,以发展为主题,适应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将堤防建设与城市景观建设相结合,促进城市亲水环境建设,凸现滨江特色,丰富水文化内涵,打造城市景观新靓点,将极大地改善城市滨水环境,提升城市综合品位,使之更具魅力和引力,将进一步增强各方投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而创造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2.推进防洪工程建设,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发展是硬道理”。通过防洪工程建设,实施环境创新战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防洪工程建设,必将进一步保障城市安全,美化城市环境,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巨大的投资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内需的有力支撑,大规模的堤防整险加固建设,可解决众多人的短期就业问题,刺激砂、石、水泥、钢筋等建材市场的发展。移民拆迁,使部分人摆脱洪水的直接威胁,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产、生活水平。随着防洪工程建设的推进,历史上的险点逐步变为景点,环绕城市沿江景观带逐渐形成,必将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防洪工程将成为一笔巨大的良性资产,为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发挥持久的作用。3.推进防洪工程建设,为突出城市滨江特色创造条件防洪工程具有滨水的特点,它为突出城市滨江特色提供了空间和条件。同时,为了更好的突出城市滨江特色,要求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设更加体现城市特色的展示和扩张,防洪工程不应仅仅成为城市防治水患的记录,也应在除水害的基础上,充分弘扬城市亲水特色。因此,很有必要改变旧有的只注重防洪效益的防洪工程建设模式,将防洪工程建设本身与改善城市滨江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开发新型堤防的多功能性。它首先要求我们更新观念,防洪工程建设必须要同时兼顾保障功能、防洪效益和环境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变防洪工程的单一性为多功能性,力求在工程建设及施工中考虑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考虑城市景观建设,讲究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也只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才有可能下大决心一改江滩旧貌,解决乱搭乱盖等历史遗留问题,综合规划进行江滩整治,凸现城市的滨江特色。武汉市堤防长达800km,岸线长,滩地宽。但由于常年的洪枯水位差均在10m以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江滩裸露、杂草、钉螺滋生,乱堆、乱放、乱倒严重,加之占滩者各自为政,致使岸滩杂乱无章,既影响行洪,又破坏了自然景观,与欣欣向荣、日臻美化的市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在新的观念的指导下,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必然要求防洪工程建设与环境创新紧密联系。防洪工程建设,为改善滨江环境,突出滨江特色提供了可能。4.推进防洪工程建设,是构筑城市历史文化的有效途径城市环境创新�要求城市文化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内容。大规模的防洪建设,前所未有的投资形成的城市堤防,将无不打上城市文化的烙印。防洪工程,必将折射出城市历史文化特点。长期以来,武汉人民在与水相搏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抗洪文化。体现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敢于挑战的拼搏精神。’98年抗洪就是一次集中体现。千军万马战大洪,誓与大堤共存亡,“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得以升华。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强大凝聚力和人民群众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把这种精神体现在防洪工程建设中,就是要形成像龙王庙综合整治工程那样的防洪工程,处处蕴含抗洪文化的真谛,通过今昔对比,充分展现抗洪文化的历史演变,成为抗洪精神的教育基地。二、全面打造城市新型堤防,努力挖掘滨江环境的综合功能1.凸现滨江特色,开发景观功能城市沿江的滩地,是可利用的一项重要资源,对它进行合理规划、设计、利用,就能与城市堤防建设相辅相成、协调统一,形成服务于民的亲水景观带。近几年来,武汉市对两江四岸的江滩进行综合整治,完善了环绕市区的绿色长廊,充分利用两桥呼应、龟蛇对峙、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自然景观优势,建成龙王庙、南岸嘴、汉阳门、月亮湾等一批江城景观品牌,形成滨江特色突出的高起点、高品位的城市中心景观区。特别是龙王庙综合整治工程,开了我市堤防景观建设的先河。南、北两岸总面积达2万M2的驳岸平台,成为人们观江休闲的好去处,两江交汇,龟蛇锁大江的城市景观一览无遗。龙王庙由险点变为景点,已成为我市著名的旅游品牌。在加强重要险点抗洪工程建设的同时,我市以点带面,沿两江四岸开发水文化景观。我市青山地区为重工业基地,游乐场所明显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利用临江优势,进行青山临江公园建设。结合堤外防浪平台建设,沿堤新辟出12HM2公共休闲游乐用地,布置一些游乐设施,成为青山地区居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启动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该工程上起武汉客运港,下至丹水池后湖船厂,全长7007M,拆迁阻水建筑23万M2,结合河道疏浚,整理出宽100~200M的江滩景观平台,平台面积114.62万M2。平台以大面积的绿化和滨江公共休闲活动空间为主,满足市民活动需要。工程总投资3.8亿元,分三期实施。第一期工程长1.04KM,于2002年10月1日竣工开放,国庆期间,共接纳游人120余万人,已成为市民最佳的休闲亲水空间。第二、三期工程正在继续进行,规划绿地面积100万M2,分别以体育娱乐活动场地和生态林带为主,全部工程计划在“十五”期间完成。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立足于防汛、行洪,突出以人为本、以绿为主的思想,注重文化品位,注意与汉口滨江区的历史建筑、堤内景观有机地融为一体,为市民在中心城区提供丰富的休闲、娱乐和亲水活动场所。在启动长江两岸水文化景观建设的同时,还即将启动汉江两岸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计划对两岸30KM的堤岸进行综合治理,拆除江滩阻水建筑,修筑亲水平台和游览观江带,改造、美化堤防前后戗台,绿化江滩,从而提高城市堤防的综合功能,改善汉江水环境,为市民创造更多的滨水休闲空间。实践证明,在推动防洪工程建设中,结合环境创新,合理整治利用江滩,可凸现城市滨江特色。 论文抓住机遇着力推进城市防洪与环境创新协调发展来自免费论文网CxS `^{@OqkRc7hRzB=+G yC:17yjJ+T论文格式/L)9L�k+F]vIIZ �dfml L? l2.实施立体绿化,发挥生态功能以往,由于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环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对城市生态环境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防洪工程实施立体绿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这一要求,同时也满足了防洪工程不允许存在阻水物及泄洪的要求。另外,经过绿化后的城市防洪工程,不仅能发挥强大的生态功能,其本身也成为赏心悦目的一道景观。我市以每年30余万株的速度发展堤内护林、堤外防浪林,市区防护林木已达150余万株,堤身草皮5000万M2,大大改善了堤防面貌,形成了两条环绕市区的绿色长廊。引进鹅绒草、牵牛花、扬州红等具有观赏性的花卉、苗木,建成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窗口堤段30KM,同时兴建堤防小景点40余处,收到很好的美化效果,堤防面貌焕然一新。在江岸、江汉�口、汉阳、武昌、青山等城区繁华地段40余KM的堤防上,种植女贞、黄扬、金柏、紫薇、一串红等20余种观赏苗木、花卉50余万株,防水墙立体绿化达35KM。计划在2~3年内沿堤再植树230万株,增加绿化面积1700万M2。两江四岸全部披上绿装,将有效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使武汉市更绿更美。因此,对防洪工程实施立体绿化,不仅符合城市环境创新的要求,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生态效益,造福城市人民。3.修筑堤顶道路,扩展市政功能防洪工程建设中修筑的大堤,其本身就是一条天然的道路,随着堤防的延伸而不断延伸。在堤顶修筑道路不仅不影响堤防防洪的功能,还充分发掘了堤防延伸的特点,是对防洪工程更加有效的利用,使堤防所到之处,无需再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另外修筑道路,是对资源的节约。近年武汉市长江、汉江堤防加固工程的建设,促使总长达300KM的高标准的堤顶道路建成。堤顶道路与市区道路相连接,实现了城乡互通,总体改善了城市的交通状况,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堤顶道路就是沿堤乡村经济起飞之路、发展之路,它必将对沿堤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道路的延伸以及新型堤防的建设,改善了沿堤的环境,带动了沿岸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使沿江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对沿江经济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修筑堤顶道路,是对防洪工程的另一种功能的发掘,它不仅合理开发了资源,也节约了资源,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4.利用堤防滩涂,发掘产业功能堤防建设向来是一项纯公益性的事业,防洪工程除了直接发挥防洪效益,间接发挥景观效益、生态效益外,很难将它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对堤防滩涂的合理开发利用,就能直接发挥经济效益。在推进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科学利用堤防建设资源,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利用禁脚地发展经济林,在3000万m2的堤防禁脚地上种植了130万株林木,其中60万株已成材,林木蓄积量约为5.13万m3。堤防林木树种较多,除大面积速生意杨外,还有水杉、落叶松、杨树、桃树、梨树、银杏等树种,均有较高经济价值。1999年以来,全市堤防林木更新约100余万株,林木更新量约1万m3,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堤防苗圃以培育观赏苗木和花卉为主,在满足堤防自身绿化、美化需求的同时,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武昌、青山、汉阳等地堤防共有马尼拉草皮种植基地30万m2,亦可用于更新堤防植被,并同时有偿服务社会。多功能箱式防水墙的建设,为发展商贸、服务等产业提供了条件,几年来共开发各类商业经营门面8000余m2,使原本沉寂的堤防沿线增添了商业生机,并为城市职工再就业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在防洪工程建设中,充分利用各种与防洪工程相关的资源,就能发掘产业功能,发挥直接的经济效益。将防洪工程与环境创新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就是充分开发了防洪工程中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全方位、多渠道的发掘了防洪工程建设的多项功能,不仅打造了新型堤防,也是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有益而成功的尝试。三、促进城市防洪工程与滨江环境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1.正确处理防洪保安与环境改造的关系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的根本点是为了防洪保安,因此,在处理防洪保安与环境改造的关系时,必须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实施环境改造。在对环境改造进行规划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防洪保安的先决条件,服从防洪保安的要求,切不可本末倒置。同时,环境改造也是对防洪工程在功能上的延伸和补充,环境改造提升了城市品位和投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就能使两者相得益彰,在确保城市安全的同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正确处理规划建设与工程效益的关系城市防洪工程是一项投资巨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因此,在进行规划建设时,必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充分考虑工程建成后发挥的防洪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服从长江流域总体规划。在规划时,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必须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各项工程效益的发挥,既要有创新的思想,更要坚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建设时,时刻牢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思想,确保工程质量。好的规划建设是发挥工程效益的先决条件,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又是规划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两者有机结合,就能充分发挥防洪工程的多方位功能,促进城市环境创新。3.正确处理堤防建设与维护管养的关系一笔丰厚的优良资产形成后,如何使其效益最大化并永续利用,必须要有适应新形势的管理体制予以保障。堤防设施的维护管养至关重要。堤防建设发挥的防洪效益,环境效益都必须靠维护保养来持久发挥作用,这是防洪安全的需要,也是环境创新战略的需要。要科学运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探索和建立新的堤防设施管养体制,强化职能,科学管理,才能实现堤防设施持久地发挥效益。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滨江大城市,将努力抓住新《水法》颁布的机遇,在长江流域综合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着力推进城市防洪建设与城市环境创新协调发展,为建设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不懈奋斗。黄河已经是一条被人类深刻影响和干扰的河流,未来应如何治理,才能既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保障这条古老而又伟大的河流生生不息,造福于人民,是一个值得深思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未来黄河治理的核心难题有三个:一是黄河的巨量泥沙如何处理和利用,这是黄河难治的症结,它不仅关系到黄河的防洪安全,也关系到水土流失的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依据黄河水资源的变化,如何合理配置、有效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持河流生命对水资源的需求。三是如何保护和改善黄河的生态环境。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是: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增水减沙。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一、变化环境下的黄河流域产水产沙情势分析1.黄河兰州以上地区径流变异原因分析黄河兰州以上是流域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区,多年平均(1950~2001年)天然径流量332亿m3。1986年以来仅为295亿m3,比1985年以前的年均值减少15.5%,而同期降雨仅减少2.9%,其中1997年以来减少22.2%,而同期降雨反而增加了4.5%,变化原因不清。 2.黄河中游典型支流地下水开发和雨水截流等对地表径流的影响黄河中游的渭河和汾河,近五六年降雨减少14%,但实测径流量却减少了40%~50%;伊洛河和沁河近10年降雨比五六十年代减少11%~15%,但实测径流却减少了60%~70%。这些重点产水支流的径流量减少,势必影响全河水资源的供需形势。通过对典型支流地表水—地下水—降雨的循环过程研究,摸清地下水开发和雨水截流对地表径流的影响。3.水保措施对入黄径流泥沙的影响和发展趋势通过对植被的耗水规律、耗水量和沟道坝系工程的蓄水拦沙能力的研究,提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和自然修复等措施的基本耗水量、减蚀拦沙能力和发展趋势。4.水利工程对黄河下游洪水的调节程度和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下游洪水来源区大中型水利工程对洪水量级和过程的调节程度,预测汛期水量的可能变化,包括普通洪水、大洪水和特大洪水的变化趋势。5.气候变化对黄河中游径流量的影响以上5个专题研究内容基本概括了影响黄河水沙变化的基本因素,地域上覆盖了黄河产流产沙区的90%,将回答因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未来黄河产流产沙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关键词:黄河治理,科技发展规划,水沙调控二、维持黄河河流生命需水量的研究1.维持黄河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和方法的研究提出河流各项基本功能(排洪输沙、水质、生态、供水)的概念,基本因子,维持河流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和方法。2.维持黄河下游河槽基本排洪输沙功能的水沙过程研究洪水期流量具有塑造河槽形态和冲刷河道的重要作用,研究未来黄河汛期水沙条件变化情况下,下游河道的冲淤演变规律,提高河道排洪输沙功能的水沙过程,利用水利枢纽工程调控洪水和泥沙的可能性,技术措施和代价。3.黄河河口适度规模湿地淡水需水量研究研究河口湿地典型生物群落发育和更替的时空需水过程与强度,计算不同湿地规模和生态容载量下的需水量,提出维持河口适度规模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低限淡水量和季节分布。4.维持黄河河口近海生态平衡的最小需水量研究重点研究黄河淡水补给与近海区域生态平衡的关系,提出有利于近海生态保护和恢复的黄河最小入海水量和季节分布。5.不同功能需水量的迭代耦合关系研究根据维持河流各项基本功能的需水量和时空分布,进行迭代耦合,提出不同河段在不同时段能基本满足河流功能的需水量和过程。三、保障黄河河道生命的水沙调控关键技术研究1.提高黄河水资源承载能力的途径和技术研究挖潜:节水治污、洪水资源化、污水资源化、合理水价、统一调度,经济结构调整等。调水:西线南水北调增加黄河供水量,中、东线南水北调置换黄河下游引黄用水和相机向黄河下游补水的可行性研究;引江济渭等的可行性研究。根据不同水平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水量预测、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维持黄河河道生命的需水量及过程,采用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技术,进行多方案论证、比选,提出科学的对策措施,供决策参考。2.处理和利用黄河泥沙的途径和技术研究根据未来黄河水沙条件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泥沙运动机理,水库及河道泥沙冲淤演变趋势,考虑河道整治、滩区和河口治理措施、干流梯级控制性工程的开发、中游大规模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等的影响,充分发挥好“拦、排、放、调、挖”等处理和利用泥沙的作用,并研究谋求黄河河床不抬高,长治久安的治沙思路和其他重大措施的可行性。3.小浪底水库水沙调控运用关键技术研究主要包括:水库异重流排沙、大水相机降水冲刷、逐步抬高水位拦粗排细、调水调沙、防洪调度等运用方式的关键技术研究,充分发挥小浪底水库以防洪减淤为主的综合利用效益。4.有效遏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关键技术及其减沙效果研究实行退耕还林(草)休牧,利用自然力量恢复植被。沟道坝系治理,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研究沟道坝系的合理布局和相对平衡的关系,拦沙效益,评价指标和筑坝技术,坝地可持续利用技术�坡耕地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等。5.南水北调工程增加黄河汛期水量的技术途径研究汛期水量减少是造成下游河槽严重淤积和潼关高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要研究给这两个河段增加汛期水量,特别是增加汛期中小洪水的量级和频次的可行性和措施。6.黄河水沙演进数学模拟技术开发黄河中下游河道二维水沙演进数学模型和水库水沙演进数学模型,用以研究黄河水沙运动规律、预测变化趋势,优选黄河水沙调控技术。
黄河治理方略 摘要:治黄方略为我国历代安民的决策课题。本文针对“水少沙多”这两点黄河难治的症结,指出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为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黄土高原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同时提出了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增加黄河过洪能力,小浪底水库也可乘机排沙入海。 关键词:黄河 治理方略 泥沙 1 引言 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包括长江在内的其它河流无法比拟的,她流经中国腹地,诞生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既得益于黄河与黄土的哺育而生息繁荣,又受害于黄河与黄土相伴造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而治水不止。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中,有很大的篇幅都与黄河治理有关。在历朝历代,治黄方略如何制订均是我国安民的决策课题。倍受后人推崇的最早的治黄成功事例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他改进了共工和鲧“ 围堵障水”的作法,采用“疏川导滞”之策,平息了水患。这一传说,实际上是对先民治河的总结[1]。从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可证实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的雏形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以后诸侯国家兴起,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从一时一地出发,在大河两侧出现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堤防。规模比较大的和比较长的就成为我国早期的长城了。文字记载十分确切的是在西汉汉哀帝即位之初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是继鲧、禹之后较早提出创见并且见于正史记载的重要治黄方略。贾让当时面对的黄河下游河道“河高出民屋”,已是“地上悬河”,堤防宽窄很不一致,布局更是混乱,所以他最不主张的下策是筑堤治河。三策中的上策主张放弃旧有河道,人工改道北流。他认为“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一策。”中策主张开渠引水,分洪入漳。“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贾让三策均没能认真实现。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之策得到了大规模实施。他选定行河路线较优的线路,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修渠筑堤,并利用沿河大泽进行放淤,取得了无重大改道变迁的成就,一直倍受后人赞赏。但是这种安澜毕竟是相对的,大量的泥沙淤积,至少隋唐五代出现了泛滥决口,更不可能有“千年无恙”的史实。值得借鉴的是明朝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与实践。他主张南北两岸“坚筑堤防”,努力完善堤防系统,如用缕堤束水攻沙,用遥堤约束洪水泛滥,用格堤阻止滩区行洪并促进滩地落淤;为防御大洪水,又修建滚水坝分泄水。并且在当时黄河南流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淮河之水,借助洪泽湖的调节能力“蓄清刷黄”。潘季驯治河实现了由分流到合流,由治水到治沙两个转折,抓住黄河泥沙淤积这个根本问题,显然这一点是很高明的。因此,在他之后的明、清治河举措,多遵循他的治河原则。他的治河思想和方法甚至影响至今。但黄河河床仍继续淤高,泥沙灾害日益积累,以致于1855年发生了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剧变。 黄河治理开发真正取得巨大进展是最近50年的事,黄河已开始变成为人们兴利造福的河流。总结治黄成败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认为采用“拦、排、放、调、挖,综合治理”等措施,标本兼治,近远结合,可以妥善解决泥沙问题;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形成一个防洪减淤的工程体系。显而易见,如此治黄已将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治理对策,人们对黄河的研究与治理实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昔日千疮百孔的黄河大堤,而今变成了宏伟的“水上长城”,成为海河与淮河的分水岭,在人们的努力下,取得了连续52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奇迹和综合治理开发的丰硕成果,治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黄河毕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以来,历经多少前辈的治河实践,一直未能改变黄河这条泥龙恣意游荡的脾气。史书上清晰出现着2600多年里黄河泛滥1500次、改道26次的记载。下游决口泛滥范围,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纵横25万km2。频繁的决口改道,给两岸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害。而今,随着黄河流域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强度大大增加,母亲河的忧患仍在。由于冲沙入海的水量大大削减,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行洪能力大大减弱,高滩滩面漫水机遇已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前的情况接近,河道已趋于预警高度,悬河形势极为严峻;严重威胁着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却又生发出季节性断流的灾患,自1972年以来的27年中就有21年断流,尤其90年代,年年出现断流。影响到依靠黄河供水的城乡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不仅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2,3],如加重了河口地区土地盐碱化,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使黄河三角洲日渐贫瘠。黄河断流、洪涝灾害的环境恶化相互交加,黄河安澜中隐伏着危机,治黄事业无比艰巨又任重道远。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黄河的演变,对黄河治理和开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治黄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使治黄事业更为符合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亟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和奋斗。本文在前人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就黄河的治理方略述一管见。2 减少入黄沙量的治本之策众所周知,黄河难治的症结在于沙多,而沙多的原因是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该地区西为祁连山余脉,西北为贺兰山,东至管涔山及太行山,北起阴山,南抵秦岭,共有64万km2,海拔1000~1500m,相对高差100~300m,这是世界上黄土覆盖最深厚、黄土地形最典型的地区。特殊的边界条件下,中游暴雨是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以及水土严重流失的动力因素,“愈冲愈陡,愈陡愈冲”[4],使黄土高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每年来自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泥沙达10亿吨左右,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大量泥沙入黄,致使一些水库湮废失效,下游河道不断淤高,防洪压力日趋加重。不少人认为,黄土高原历史上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希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根治黄河的目的。但是也应认识到,黄河塑造出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黄河早在远古时期就是一条多沙河流。《左传》引用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表明更早的年代黄河已是相当浑浊,因为黄河沙多的自然现象应该比这句周诗要早得多。她所流经的中游地区,特别是现代界定的严重水土流失区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古即是自然条件极为严酷、水蚀风蚀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可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证:“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该诗生动地描绘了2000多年前大暴雨后山洪暴发时黄土高原土壤强烈侵蚀的自然景观。再如《禹贡》中所称:“禹别九洲, 随山浚川”,表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已十分严重,大量泥沙入黄,使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日益严重,人们才会产生“随山浚川”(亦即随着山去导滞,疏浚上游的河道)的设想。原始的或常规的生产方式很难保证植物生长有良好的立地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具有一定覆盖度的植被状况[5]。无论如何,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状况的估计一定要考虑自然气候的制约影响。《诗经·大雅·云汉》描述了周宣王时大旱多年的情景:“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NFDA4�如焚”。也就是说大地旱得好象起火燃烧,山川干枯。显然如此干旱的气候之下,很难存在良好的植被。我们认为,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必须跳出传统框框,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如修筑控制性拦沙工程、淤泥坝系及必要的挡土墙,变沟壑为平地;也包括人工定向爆破等措施,使一座座高耸的峁峁梁梁填充沟壑,变坡地为相对平原。同时,辅以必要的生物措施。这些措施把经多年治理如今仅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约20%、而入黄泥沙却占总入黄沙量80%左右的水土严重流失区,改造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6]。在这种失去了侵蚀地理环境的“平原”之上,水土流失被遏制,该地貌类型区入黄泥沙可减少70~80%(实际上入黄泥沙不可能也不需要减少100%,否则将会使下游河道遭受较强的冲刷,特别是给河口三角洲地区带来很大麻烦)。 只有从最基本的流域单元入手,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土严重流失区的侵蚀地理环境,才是黄河治本之策,而且这决非很久之后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要立即动手,分步实施,10多年足矣。在这些具备涵养水源条件的人造“黄土平原”上,再采取相应的生物措施,不远的将来就不难实现“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伟目标。从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来说,这完全是可行的。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向西部战略转移,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讲,这也是十分必要的。3 与外流域调水结合的综合治理方略 相传我国上古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然而,历经沧桑,黄河近代水资源日趋贫乏,其水量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2%,大量资料表明,水少是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积升高的主要动力因素,也是黄河难治的另一症结。模型试验发现,洪水机遇减少是黄河下游近些年河床萎缩、过洪能力很低的主要原因[7]。从水资源角度讲,黄河是惟一流经干旱缺水的西北、华北地区的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流域内地域广阔,环境多样,土地与矿藏丰富,因水资源贫乏而制约着发展,因此黄河治理不仅要考虑防洪,而且还要考虑水资源问题。花园口以上多年平均径流深77mm,相对于全国平均径流深276mm的28%,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属长期性、区域性、资源性缺水,因此,缓解黄河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措施是开源,即从外流域调水济黄,增补黄河有效水资源量,这是适应发展的长期战略措施。为此可利用黄河以南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基本上沿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线路,自汉江丹江口水库始,沿途把汉江、淮河上游可引之水经河南南阳、平顶山、许昌等地,在郑州以西桃花峪上游(如孤柏嘴附近)自流引入黄河,并利用东平湖和拟建的桃花峪水利工程加以调节。尔后,通过现有的下游引黄工程,包括引黄济津、引黄入冀(现有的共产主义引黄工程和位山引黄入冀工程供水能力已经很大)、引黄济青工程,向河南、山东、河北相关地区供水,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方案的调水作用。从而减轻黄河水供需压力,达到解决下游断流、保证输沙用水量、改善下游河道淤积状况之目的。如果调水规模有保证,不但能缓解河北有关地区用水紧张局面,还可再通过河北水系的局部调整接济京津,满足原中线南水北调方案对京津的供水要求。在此前提下,黄河流域来水可主要考虑本流域中上游用水,相应缓解了黄河中上游水资源短缺的不利局面。并且小浪底水库可按照“高水高用”的原则,相机调水北上。 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入黄,沿途干渠应与淮河流域的河流和集水区域平交,与该流域的防洪体系相结合,形成“串联水库”,除发挥相应的供水作用外,特别是在淮河、汉江流域的暴雨期,还将产生其他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一,通过优化调度,将淮河、汉江流域无法承受的洪量调入黄河,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上游各大支流的洪水入海通道,淮河、汉江的防洪压力遂大为减轻。其二,调洪水入黄,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扩大主槽断面面积,提高过洪能力,减少下游河道淤积。赵业安等专家的研究结果[8]及我们开展的模型试验资料[7]表明,黄河下游有“大水带大沙”及“大水出好河”的规律,水少沙多是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根本原因,且水沙搭配不相适应是造成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抬高的又一主要原因。因此[9],只有调洪水入黄,使流量与含沙量相适应,“大水带大沙”时,才能取得最好的输沙减淤效果。其三,小浪底水库的库容,是发挥综合利用效益的保证[10],小浪底水库可借分洪调水之机集中排沙,利用大水排沙入海,相应增加了水库极为宝贵的库容。加大了水库调节能力,极大地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总之,如此调水对黄河防洪减淤乃至整个黄河治理都能产生巨大效益,同时对改善黄河下游特别是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大量泥沙填海造陆,不断扩大河口三角洲国土面积,并有利于当地海上石油变为陆地开采,其意义甚为深远。 为弥补汉江下游枯水期用水,可修建引江济汉工程,即从荆江沙市附近自高而下向汉江下游开渠调水,为节省渠道长度,并便于调蓄,引江济汉工程可经过长湖。初步选在沙洋镇以下作为入汉江江口,入江口位于规划梯级之一的兴隆枢纽上游,以便于调节。荆江年均径流量大且较稳定,汛期长达半年之久,故引水补汉是有保证的,同时洪水期还可减轻荆江防洪压力。4 结语 治理黄河方略必须针对“水少沙多”这一症结进行科学制订。为使黄土高原地区入黄沙量大大减少,应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水土严重流失区整治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改变其侵蚀地理环境。这一治本之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为缓解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应从汉江、淮河上游调水入黄,冲沙减淤,改善生态环境,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的供水作用,并通过黄河以南构成的“串联水库”的调度,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及汉江上游洪水的入海通道,扩大黄河下游河道过洪断面,同时将小浪底水库乘机所排泥沙输送入海,提高该水库的综合效益。 本文提出的治黄方略,不仅把黄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治理对策,而且还把临近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考虑,防洪与用水问题等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实现黄淮海平原的水资源优化调配。参考文献[1]谢鉴衡,赵文林。黄河泥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2]张俊华,张红武,陈书奎等。黄河下游断流影响、原因及对策。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1999.[3]姚文艺,赵业安等。黄河下游河道断流初探。水科学进展,1999,(2).[4]谢家泽。关于黄河下游治理问题。谢家泽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5]张红武。黄河问题的对策。科学时报,1999.3.24.[6]张红武,张俊华,姚文艺。根治黄河不是梦幻。科技日报, 1997.[7]张红武,江恩惠等。黄河高含沙洪水模型的相似律。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8]赵业安,潘贤娣等。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情况及基本规律。见:黄河水利研究所科学研究论文集。(第一集,泥沙·水土保持).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赵业安,潘贤娣。泥沙研究在黄河治理开发中的战略地位。黄河泥沙。赵文林主编。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10]张俊华,张红武。小浪底库区泥沙淤积及下游减淤作用研究。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进展。邵维文主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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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服装设计师一样。表演台上的服装亮丽而新颖,但如果从古代人的角度看,那应该叫什么。衣服吗?就如一开始丝袜的设计者,他或许不知道他的作品如今如此的风行。这就是艺术的力量的另一特点,它或许不会马上显现出来。
在中国古代,对于艺术这种这种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就十分的强调一个人衣冠得体。这是形象问题,其实它也包含了艺术的概念,注重美的概念。而艺术本身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是概念化的。就需要我们把它转化成现实的东西。
之前提到的安忠雄藤设计的光的教堂-样,就是把思想中的东西转化到现实之中。作为大学生,我们就需要不断提高艺术修养,从而获得这种能力。尤其是我们艺术生,这种能力对我们将来的设计至关重要。之前提到的著名设计师安忠雄藤先生。
他少年时曾投身设计公司,可就是这样当年一个在设计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小伙子,在几十年后的设计史上却占有了重要地位。从他开始做一些室内设计创作到真正成为一名设计师,这一过程中,他自身的设计理解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可见,艺术设计要是做得完美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是何等重要,俗话说:学史使人明智。从这些先前伟人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修养的重要性。他们的成功是对我们最好的提示。现在看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伟人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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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我们无不生活在这样一个艺术的氛围之中。生活之中处处都有设计。而现在,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设计与创造,我们得以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我们的认识表达给外界,懂得理解设计是一门语言,环绕在我们身边的语言。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我们对于设计的理解表达出来,由概念转化为现实。
东西方设计绘画美学异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绘画审美基点在于“意味”,西方绘画的基点在于“再现”中国绘画最求形象之外的意,线条与超然的色彩更能充分表达主管情感,成为东方美术造型的主要手法。西方人致力于物象属性的研究,造型艺术便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借助明暗规律光与色的关系,空间,体积,结构,运动的表现成为主要造型的依据。东方审美的本质在于尚意,领悟,对真实的理解是物体对应情思后“升华了的真实”,西方审美本质是尚形的,他们认为认为造型艺术的认识必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审美必须有客观依据,有准确的概念,推斥了东方的“领悟性”重视自然给人的美感及生活体验的功用。东方:逻辑体系严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足不求颜色似”如山水画讲究意境,讲究“澄怀味道”,“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灵气往来,无画处皆成妙境”。画面上用大面积的空白,大块的墨线与墨块,多视域的构图处理,成为东方人理解到有相辅相成的艺术创造中的宇宙和谐实体。西方人认为:“之所以世界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有各自都具有不同的数量关系。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美在于‘数的和谐与比例'。一切造型艺术要依靠对数据恰如其分的把握”。如此自然最完美的比例节奏构成了重要依据.完美的古希腊雕塑来自理想中比列的和谐与完美,神庙建筑来自几何图形的和谐统一,艺术史成了这种和谐与人感知的理想契合.
对民族艺术失落的反思摘要:近些年,“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十分时髦,最雄辩的原因莫过于世界已经全球化。各国民族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加强,外国文化的影响似乎已经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才会有我们当代绘画的创作背景已经变成了 “国际化”的说法。似乎所有的中国画家作画时都要以“国际”作为背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艺术逐渐被人们冷落,本文将阐述一些对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出现的崇尚“西化”思潮的评判与反思。关键词:民族艺术 国际化 评判与反思前言20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伤害。中国绘画的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遍体鳞伤。我们的传统民族艺术受到了外来艺术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端正态度,在吸收外来先进艺术的同时也要保护好我们的民族艺术。一、民族艺术的失落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不同民族的艺术之花有着不同的色彩与芳香,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艺术也在不断的互相影响与融合。面对外来艺术,尤其是西方艺术的融入,我国部分人产生了错误的观点,是我国民族艺术受到冲击,对我国艺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 85思潮”的躁动85思潮,是指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的一种美术思潮。当时的青年不满于当时美术的左倾路线,厌烦了苏联(俄国)的美术窠臼,厌烦了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价值观,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新潮。对于这场思潮,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气象与新的文化景观。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术界多元化与参与国际对话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思潮没有立足于本土文化,甚至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运动。总的来说,八五思潮是一次激烈的反传统的运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层危机感中产生的。它对当代的美术甚至电影、音乐等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二) 中国绘画的过度西化受“85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存在的问题很多,如摹仿性太强,创造性太少,西方性太强,民族性太少,形式追求太强,思想内涵太少等等。从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就视西方现代艺术为中国艺术“现代”与否的标准。今天,仍然有部分人视西方当代艺术为中国艺术“当代”与否的标准。他们在进行绘画创作时,过分强调向西方学习,而对传统民族文化继承不够。他们受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否定传统,否定过去,视西方艺术为“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认为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就是“封建”、“落后”、“保守”的。二、正确对待各民族艺术我们的确曾经落后过,的确曾经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创新发展失望过,但经过前辈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不再落后,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今天,不论是艺术发展,还是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我国都达到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崭新高度。此时的我们,应该端正对本民族艺术和外来民族艺术的态度。一个民族的艺术在吸取外来艺术的营养时,要经历一个过程:第一步是把外来艺术原封不动的“拿来”;第二步是鉴别外来艺术的精华与糟粕,吸取精华,抛弃糟粕;第三步是把外来艺术与本民族的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也就是说, 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我们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盲从,也不要排外。当然,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革新与发展,并不是一味的继承。我们对待他的态度应与外来文化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要摒弃那些保守的、不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文化,继承和发展那些具有我们民族精神,能够给人以教育和启发的文化。然后再把本民族的先进艺术文化同外来文化的“精华”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不断的促进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三、正确认识民族艺术和世界艺术当代艺术喜欢强调”世界性“和”国际性“,而特别忌讳谈民族性。但是,什么是民族艺术?什么是世界艺术?民族艺术与世界艺术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家都了解吗?其实,民族艺术并不是指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要具有民族特征,而是能表达出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艺术的核心与灵魂。而世界艺术,并不是凌驾于民族艺术之上的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他是民族艺术的一种。关于二者的关系,它们是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他们的联系就在于:凡是世界的,都是民族的,离开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而它们的差别就在于:并非一切民族的都是世界的。只有深刻的表现“人的一般性”和人类的共同美、真实的反映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精神的民族艺术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各民族所共赏的艺术。所以说,我国的民族艺术也存在世界艺术,而西方艺术也并非都是世界艺术。而且,各民族艺术走向国际不就是与世界交流吗?不就是“国际化”吗?只要是互通有无的平等的交流,对世界各民族无疑都会有好处。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交流中,各民族的艺术都会发生有益的变化,亦如南亚佛教艺术之于中国,亚非艺术之于欧洲一样。但在此种交流中,心态应当正常,应当平等,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趋炎附势,更不是完全的被同化。当年林语堂应邀去美国介绍中国文化,就堂堂正正,优雅平和,把地道的五千年中国文化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异邦,致使美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这与今天国人对欧美的趋同心态可是大相径庭。所以,所有国家(不论大小)的艺术都是平等的关系,我们也应摆平心态。四、结束语世界各国的民族艺术都具有差别性和独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今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各民族艺术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要取它民族艺术之长,补己民族艺术之短,不要盲目排外,也不要被其同化,从而不断促进本民族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