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性的觉醒与悲剧的诞生》杨乃乔，《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12000字。2、《对既成的屈原美学界定模式之求异性思考》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3000字。3、《“功能圈”：禁锢与超越》杨乃乔，《文论报》1993年1月30日第4期，6000字。4、《华夏文化血缘谱系与屈原的先祖崇拜意识》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6期，第36－44页。5、《神话三界与华夏神话的生成》杨乃乔，《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6期，第29－40页。6、《巫舞：华夏舞蹈的滥觞──从语言符号释义学看华夏舞蹈审美形态的发生》杨乃乔，《舞蹈艺术》1993年第2期，6000字。7、《关于舞蹈本体论建构的反思》杨乃乔，《舞蹈》1993年第2期，8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音乐、舞蹈研究》1993年第6期，第72－73页。8、《美的欺性和虚伪性──西方美学本体反思系列之一》杨乃乔，《文论报》1993年9月4日第35期，8000字。9、《从校园文化中孤独出的一脉文学思潮──学院派文学》杨乃乔，《大学生》1993年第10期，8000字。10、《在两种理论冲突的表象背后》杨乃乔，《文艺报》1993年11月第45期。11、《大众艺术的媚俗性与波普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杨乃乔，《东方论坛》1994年第1期，7000字。12、《萨伊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杨乃乔，《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7000字；转载于《文艺报》1994年第36期。13、《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内在文化关系》杨乃乔，《南方论坛》1994年第4期，7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4、《神话的本体反思──关于希腊神话与华夏神话审美形态悖立的比较研究》杨乃乔，《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5、《中华民族最高文化血缘先祖的追寻》杨乃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12000字。16、《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学院派诗歌》杨乃乔，《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3期，9000字。17、《20世纪末的“文化复古”与两个层面的贫困──文化转型期当代世纪末情绪的反思》杨乃乔，《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8000字。18、《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和“经世致用”》杨乃乔，《求索》1995年第5期，7000字。19、《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阐释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论道家诗学对‘六经’经典文本的颠覆与解构》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1、《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一）杨乃乔，《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6000字。22、《儒道文学理论在言意冲突中走向互补的学术文化背景》杨乃乔，《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11000字。23、《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及理论失语症》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4、《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杨乃乔，《文艺争呜》1996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转载于《东方丛刊》1996年第2期。25、《“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杨乃乔，《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6、《经学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论德里达解构策略在东方语境下的使命》杨乃乔，《东方丛刊》1996年第4期，14000字。27、《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杨乃乔，《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8、《视域的融合与意义的让位──在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中走向自觉的中国古典诗学》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11月冬季卷，18000字。29、《功底深厚·匠心独具：评〈古朴的文学〉与〈朦胧的文学〉》杨乃乔，《新闻出版报》1996年9月16日第1443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主办。30、《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二）杨乃乔，《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6000字。31、《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内儒外道”人格类型构成》杨乃乔，《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11000字。32、《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33、《古代文学研究与两种方法论的整合》杨乃乔，《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7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34、《隐逸精神原型与魏晋隐逸文学》杨乃乔，《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97年第3集，12000字。35、《后现代艺术景观下追寻一种奉献精神──话剧〈保尔·柯察金〉再度公演备忘录》杨乃乔，《信息市场报·文化副刊》1998年1月9日。36、《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六经注我”》杨乃乔，《文艺争呜》1998年1期，第8000字；转载于《世纪论语·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贺雄飞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513页。37、《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寻一种比较的视野》杨乃乔，《东方丛刊》1998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音乐、舞蹈研究》1998年第8期，第66－76页。38、《西方的后民族主义与东方的民族性──关于世纪之交艺术话语权力的争夺》杨乃乔，《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39、《崛起的比较艺术学》杨乃乔，《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8年第7期，第27－30页。40、《玄学误读的暴力文化与儒家诗教之“鼎”的坍蹋》杨乃乔，《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13000字。41、《“立言”与“立意”：从经学透视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杨乃乔，《人文杂志》1998年第3期，第128－136页，11000字。42、《经学与儒家诗学》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8年第4期，相当于汉语16000字。43、《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毁灭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篇）杨乃乔，《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现代、当代文学研究》。44、《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毁灭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下篇）杨乃乔，《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现代、当代文学研究》。45、《德里达诗学理论解构的终极标靶──论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杨乃乔，《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第120－132页，1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46、《“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杨乃乔，《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6－151页，13000字。47、《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杨乃乔，《学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20－125页，13000字。48、《终极缘光：西方诗学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2－73页，14000字。49、《“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93－103页，12000字。50、《是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与东方主义的崛起》杨乃乔，《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51、《人，究竟在那里可以诗意地栖居──写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之前及比较诗学方法论感想》杨乃乔，《东方丛刊》1999年第2期，15000字。52、《从文化冲突到后殖民主义消解》杨乃乔，《中华文化论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辑，第459－465页，8000字。53、《知识分子的选择》杨乃乔，《21世纪》1999年第4期，第38－41页，7000字。54、《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研究是历史的必然》杨乃乔，《文学前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期，第253－258页，5000字。55、《世纪之交的反思：再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杨乃乔，《文学理论学刊》2000年第1辑，第313－341页，20000字。56、《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上篇）杨乃乔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7－86页，13000字。57、《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下篇）杨乃乔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76－83页，13000字。58、《钱钟书的生存境界与人格力量》杨乃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第74－75页，5000字。59、《文人：士大夫、文官、隐逸与琴棋书画》杨乃乔，《人文中国学报》（香港）第4期，中华书局（香港）2000年版，第49－108页，33000字。60、《从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关系透视人的选择与较量》杨乃乔，《中外文化与文论》2000年第7辑，第130－135页，6000字。61、《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上篇）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81－85页，12000字。62、《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下篇）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84－88页，12000字。63、《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杨乃乔，《人文杂志》2002年第10期（马来西亚出版），第118－138页，24000字。64、《批评的职业性与话语的专业意识――论电影批评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出路》杨乃乔，《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14000字。65、《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倾向与比较文学的本科建制》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4日，4000字。66、《后殖民批评及其世界宗教背景》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4000字。67、《论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的宗教背景》杨乃乔，《人文杂志》2001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68、《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杨乃乔，《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4000字。69、《比较文学是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杨乃乔，《文艺报》2001年10月30日第161期，4000字。70、《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杨乃乔，《人文中国学报》（香港）第8期，中华书局（香港）2001年9月版，5000字。71、《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身份与女性主义批评》杨乃乔，《开放与传播特刊》2002年5月，8000字。72、《解构的阐释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论德里达诗学及其解构主义阐释学思想》杨乃乔，《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287－312页，30000字。73、《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68－81页，2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第2期，第111－124页；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1期。74、《劣质译著：我们遭遇另一种学术腐败》杨乃乔等，《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20日。75、《所指与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杨乃乔，《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第94－103页，13000字。76、《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5－75页，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第12期，第96－106页。77、《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杨乃乔，《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1－152页，7000字。78、《智者与愚者的对话》杨乃乔，《蓦然回首文存——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朱竞编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62页，10000字。79、《比较文学教学中学科本体论意识的强化及其重要性：论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140－143页，3000字。80、《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482－500页，16000字。81、《比较文学系总体教学改革》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501－510页，12000字。82、《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一个解构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视觉化叙事》（上）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4000字。83、《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一个解构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视觉化叙事》（下）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4000字。84、《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杨乃乔，《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汪介之、唐建清主编，艺林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86－504页，10000字。85、《关于“poetics”的意义及其误读》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8日，4000字。86、《“博导”制度是否有利于青年才俊》杨乃乔，《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2日，3000字。87、《图象与叙事：论诸种叙事及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杨乃乔，《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第29－41页，23000字；《文艺报》2005年3月版第二版《理论与争鸣·学术新见》介绍，题目为《视图远没有取代语言成为时代文化的出场者》）；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三期，第79－8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5期，第13－25页；转载于《21世纪年度文学批评论文选：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转载于《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张未民，朱竞编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转载于《北大年选2005理论卷》陈晓明、李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402页。88、《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可能性》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24－39页，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6期，第50－60页。89、《论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写意语境──从语言学的视角为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一个语境背景》杨乃乔，《汉语的危机》朱竞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86页，18000字。90、《高校的比较文学与英语教学归属》杨乃乔，《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9日，3000字。91、《平淡中的厚重与朗净中的纯粹》杨乃乔，《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第150－152页，4000字。92、《比较文学：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杨乃乔，《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第106－109页，4000字。93、《全球化时代的语际批评家和语际理论家——谁来评判刘若愚及其比较文学研究读本》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16页，8000字。94、《诗学与视域——论比较诗学及比较视域的互文性原则》杨乃乔，《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第31－41页，18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转载于《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严绍璗、陈思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24页。95、《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06－111页，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6年第11期，第83－87页。96、《从文艺理论走向比较诗学——论6卷本〈向峰文集〉学术视域的汇通性》杨乃乔、秦兰君，《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2卷第3期，第257－261页，10000字。97、巴尔登斯伯格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杨乃乔、钟厚涛，《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乐黛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86页，13000字。98、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杨乃乔、钟厚涛，《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乐黛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366页，13000字。99、《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4－113页，16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学术卡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第147－148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6期，第66－74页；转载于《比较文学研究》吴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100、《今天，艺术何为？美于何方？》笔谈，《复旦青年》复旦大学团委主办，复旦青年报社出版，2007年4月18日，第11版，2000字。101、《比较诗学的诠释态度：互文关系与交集理论》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31－33页，5000字。102、《踏着谢阁兰的足迹》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3000字。103、《摧毁：都市雕塑及其内部空间外翻的视觉冲击文化》杨乃乔，《美与时代》2007年第6月下，总第314期，第24－26页，8000字。104、《比较诗学研究的困境及其策略性突围》杨乃乔、钟厚涛，《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8日，3000字。105、《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杨乃乔，《人民日报》2007年8月16日，2000字。106、《西方的汉字偏见与东方的汉字精神》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2日，3000字。107、《后现代都市的栖居与反抗》杨乃乔，《香港商报》2007年09月16日。108、《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杨乃乔，《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第105－113页，17000字；转载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问题探究》杨生平、叶险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年版，第124－142页。109、《边界的危机与学科的死亡：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去边界化”中领受的本质》杨乃乔，《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119－122页，6000字。110、《两极对话：杨乃乔与方世聪》杨乃乔、方世聪，《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1期，第69－74页，3000字。111、《方世聪的油画精神及其对汉语画者“去中国化”的抵抗》杨乃乔，《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1期，第75－76页，3000字。112、《21世纪中国美术批评跌向道德底线后的困惑与拯救》杨乃乔，《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2期，第6－7页，3000字。113、《为艺术而痴狂的人们》杨乃乔，《济鲁晚报》2008年7月3日，3000字。114、《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7－76页，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9年第5期，第32－41页。115、《天真的纯粹与平静的简单：评江衡的“后卡通”油画系列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然失忆》杨乃乔，《艺术家·图像志》马钦忠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3页，8000字。116、《多元文化研究的“大通”视域及对学术山寨文化的抵抗》杨乃乔，《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第2－7页,7000字.117、《唐代经学阐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杨乃乔、李丽琴，《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第86－95页,21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4期。118、《“红色记忆”：从延安走向国际画坛的中国军旅画家》杨乃乔，《美与时代》2009年第9期，第20－23页，8000字。119、《第三文化空间：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杨乃乔，《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第43－50页，10000字。120、《中西学术文学交汇中的诠释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建构》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4－24页，23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1期。121、《〈比较文学概念〉教学须坚持本学科的理论深度》杨乃乔，《现代教授报·教材周刊》2009年12月4日第3版，2000字。122、《历史的沧桑与千年的庆典：中华世纪坛的建筑美学原则》杨乃乔，《美与时代·创意》2010年第1期，第21－25页，8000字。123、《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精英化培养规划》本专业全体教师制定、杨乃乔执笔、陈思和审订，《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23页，15000字。124、《无主义时代的女性身体绘画及后波普艺术》杨乃乔，《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月号下半期，第103－107页，8000字。125、《从〈干妈〉到〈剪出的四季〉——民间剪纸艺术的生态美学原则》，杨乃乔，《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月号下半期，第4－12页，22000字。126、《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3－116页，5000字。
在西方美学史与艺术哲学中，形式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无论是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与审美活动中，形式美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值得认真探究的是，形式美是如何与艺术之本性相关联的？尤其是进入现代，形式美不再局限于经典认识论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一般论述，这种探究对于艺术及其本性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崭新的意义。 一、“美在于形式”的思想及其变化 作为重要的范畴，形式美一直是西方美学史与艺术哲学中极其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仁智各见、充满纷争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形式的问题，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早期，又可后延至后现代思想家。尽管有着近似的问题域，但各个时期的观点都是不同的，相互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折射出了思想自身的变化。 1．古希腊：形式作为本质 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认为，美是形式，倾向于把形式作为美与艺术的本质。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艺术产生于数及其和谐，而这和谐就关涉形式的问题。柏拉图将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具体的艺术作品作为美的东西，只能是美本身的赋予和对美本身的摹仿，艺术则是摹仿的摹仿，与真理相隔三层。柏拉图把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这里的内形式指艺术观念形态的形式，它规定艺术的本源和本质；而外形式则指摹仿自然万物的外形，它是艺术的存在状态的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形式”和“质料”两种因素，在他看来，形式是事物的第一本体，由于形式，质料才能得以成为某确定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是所有艺术样式的共同属性，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相区分的标志。当然不同的艺术样式摹仿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总之，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认为，形式是万物的本原，因而也是美的本原。古希腊时期，还用“隐德来希”意指质料中的形式。在温克尔曼看来，形式的美乃是希腊艺术家们的首要目的。在古希腊，关于美与艺术的观念背后，诸神与理论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到了古罗马时期，实用、功利之风盛行，总体而言，在美学思想上缺乏独到的成就，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进步。 2．中世纪：形式的神秘化 中世纪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上帝成为美与一切艺术的规定性，实践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从而与古希腊重视现实生活相区分。从古代至中世纪，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学期的美学被纳入神学之中，表现为柏拉图学说、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普罗提诺强调了形式在美的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正如克罗齐对他的评论中所说：“那么，被表现为石块的美不存在于石块之中，而只存在于对它进行加工的形式之中；所以，当形式完全被印在心灵里时，人工的东西比任何自然的东西都美”。[1]奥古斯丁是中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与美学家，他一生的美学思想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关于形式美的问题，在扳依基督教以前，奥古斯丁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一性和西塞罗关于美的定义，认为美是整一或和谐，仍然坚持美在形式的传统观点。在扳依基督教以后，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来看待美，他认为美的根源在上帝，上帝是美本身，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是美的源泉。他还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认为现实事物的美即和谐、秩序和整一，而这又归根结底是一种数学关系。美在完善，而完善又基于尺寸、形式与秩序，大有强调形式之倾向。与奥古斯丁一样，托马斯·阿奎那也是从神学出发来阐发其美学思想的。关于什么是美的问题，他也认为，美首先在于形式。同时还认为，美是可感的，只涉及形式，无涉内容，不关联欲念，没有外在的实用目的。但丁继承了阿奎那的神学与哲学思想，也接受了其神学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美在于各部分的秩序、和谐与鲜明。总之，这一时期有把形式神秘化的倾向。 3．近代：纯形式与先验形式 近代美学时期是指从文艺复兴延至十九世纪末，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始于近代。在近代，“形式”已成为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范畴，并自觉地与理性地上升到艺术的本质的高度。自文艺复兴始，人性得到了复苏与高扬，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这种理性是一种诗意（创造）理性而有别于古希腊的理论理性和中世纪的实践理性。作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感性学，同时他也十分强调秩序、完整性与完美性。笛卡儿的哲学思想为近代思想奠定基础，他力图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来把握美。英国的经验主义与大陆的理性主义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提出美学思想。作为德意志唯心主义美学的奠基人，康德提出并阐发了他的“先验形式”概念，认为审美无涉利害，与对象的存在和质料无关，美基于对象的形式，从此出发，康德把美与崇高相区分，认为与美基于形式不同，崇高是无形式的，因为它是混乱的、不规则的与无秩序的。在康德那里，真、善、美之间有了明晰的分界，艺术也不等同于真理。康德为西方形式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么理念作为内容，则感性显现就属于形式。在黑格尔那里，美的艺术的领域属于绝对心灵的领域，而自由是心灵的最高的定性。他说：“按照它的纯粹形式的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见它自己。”[2]黑格尔力图从这种对立中去发现自由。总之，在近代，西方形式美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把形式作为纯粹的与先验的方面。这种影响远远超出近代经验主义美学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的思想。 4．现代：超越形式回归存在 在现代，存在作为美的规定性，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同时西方形式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结构主义美学、分析美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的产生。贝尔认为，一切视觉艺术都必然具有某种共同性质，没有它，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共同的性质”，在贝尔看来，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而真正的艺术在于创造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既不同于纯形式，当然贝尔也没有完全放弃形式，也有别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阿恩海姆在其《艺术与视知觉》中把美归结为某种“力的结构”，认为组织良好的视觉形式可使人产生快感，一个艺术作品的实体就是它的视觉外现形式。以塞尚为代表的后期印象主义艺术既强调形式感，也看重色彩感。现代美学倾向于把美看成是情感的形式，但这种观点也有自身的问题，难免被超越。马克思的思想无疑属于现代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无疑也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具有现代意义。“马克思和其他现代思想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对于近代思想的叛离是颠覆性的。这在于他们不仅将所谓的理性问题转换成存在问题，而且也给真善美、知意情等一个存在论的基础，由此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主要部分已失去了其根本意义。”[3]由此，关于美与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已走出传统的限制，进入存在领域。 5．后现代：形式的解构 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乃是西方思想自身的发展使然，在这一思想的历程中，思想的规定性由存在变成了语言。后现代消解了近现代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思想，其思想的根本特征是解构性的，表现为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等。如果说，现代美学还在存在境域中关注形式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坚持强烈的反形式倾向。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应该是一种情形，它不再从完美的形式获得安慰，不再以相同的品味来集体分离乡愁的缅怀。”[4]后现代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精神、终级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而是转向开放的、暂定的、离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在后现代思想中，传统的审美标准与旨趣，不再有不可置疑的意义。艺术与非艺术、美与非美之间也不再有根本性的区分，从而导致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风格，即文化、文学、美学走向了反文化、反文学与反美学，而复制、消费和无深度的平面感正在成为时尚。后现代艺术成为行为与参与的艺术，似乎不再需要审美标准与“艺术合理性”。后现代反对中心性、二元论以及体系化，消解了传统和现代美学思想与艺术理论的基本观点，当然也力图去解构审美的一切形式规则。 二、形式美所涉及的重要关系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形式美的问题一直是重要的而又颇具争议的问题。该问题关涉到与形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关系及其问题揭示了形式美的一些重要方面，对它们的梳理无疑会有助于深化对形式美及其关联的认识。 1．形式与质料的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的理式论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因为柏拉图的理式与个别事物是相分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就必须在现实事物之间寻找原因，而这可归结为质料、形式二因。所谓的“质料因”就是事物的“最初基质”，即构成每一事物的原始质料，也就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如铜像的铜、泥人的泥等。而“形式因”则是指事物的本质规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二者的关系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形式作为主动的、积极的成因，在质料的形式化过程中，给质料以规定，使质料成为现实个体。质料有待于形式的赋形。在视觉艺术的质地美中，形式与质料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一个事物的光滑、粗糙、坚硬、柔软，只有既基于质料，又符合审美的形式要求时才成为美。形式作为事物之本质、定义、存在和现实，显然与作为事物的潜能的质料相区别，但又不可能脱离质料而存在。那么，显然这样的关系有别于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杜夫海纳在美学形式与逻辑形式的比较的基础上来阐释美学形式。他认为，在逻辑中，形式不是一个对象的形式，不再与质料密切相关。而一种美学的形式永远应该使质料具有形式，与对象密切相关，但这形式自身却不是对象。但形式与质料在生成美的过程中的关联，仍然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 2．形式与符号的关系 在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中，形式与符号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美学集中与典型地表述了与之相关的思想。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分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把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在卡西尔看来，科学、艺术、语言与神话等则是不同符号形式的人类文化的方面。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摆脱直觉当下给予的感性世界。科学基于依托在理性之上的抽象化，而艺术则关注个体性与具体化，因而艺术的符号也应有别于科学符号，它力图避免概念化与逻辑推理，以此为想象和解释留下空框。与科学进行的概念式的简化和推演式的概括不一样，艺术不穷究事物的性质或原因，而是给我们以对事物形式的直观。卡西尔把作为纯粹形式的艺术符号与其它符号形式区分开来。而在苏珊·朗格看来，“艺术符号是一种有点特殊的符号，因为虽然它具有符号的某些功能，但并不具有符号的全部功能，尤其是不能像纯粹的符号那样，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与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其它事物发生联系。”[5]这里的问题是，艺术符号与指代符号有何关系？区分在什么地方？艺术符号又是如何体现美与艺术的形式的呢？这些有待于人们的不断解答。 3．形式与感性的关系 在席勒看来，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是人固有的天性，感性冲动基于人的感性本性，把人置于时间之中，而形式冲动来自理性。他进而认为，只有在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之中，人才能恢复完整的人性。黑格尔力图把感性与美的本质关联起来，他说：“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而这感性形象化在它的这种显现本身里就有一种较高深的意义，同时却不是超越这感性体现使概念本身以其普遍性相成为可知觉的，因为正是这概念与个别现象的统一才是美的本质和通过艺术所进行的美的创造的本质。”[6]然而，黑格尔毕竟还是把美基于理念之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美学思想发生了显著而又重要的变化。一直被人们所崇尚的思辩理性主义遭受了普遍怀疑，而人的直观感性开始得到重视。其实，早在18世纪，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创建美学学科的时候，就在感性学的意义上关注美的问题。从此之后，形式与感性的关系就一直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费希特以来，在审美与艺术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审美经验受到了重视。实用主义美学家和机能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杜威认为，艺术即经验，把美与艺术作为经验的存在来看待，桑塔耶纳也是如此。而“格式塔”概念更强调这种经验的整体性。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审美的感人的形式。”[7]卢梭反对所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艺术理论，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8]他更重视艺术与情感的关联。而形式与感性的关联中涉否以及如何涉及情感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篇是网上的，你要是用的话，记得把句子改一下哦。中西方美术的主要差异摘要：美学和哲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美学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儒道思想是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根据基督教义的理解，艺术家对外在美的准确、完美的体现，是想完成对上帝的靠拢，是对上帝的一种贡献。这些美学思想体现在西方不同文化领域，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中西方美学是屹立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两坐不同的高峰，他们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谁高谁低之分，只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造成美学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才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风格美术带给我们的震撼和美的感受。通过中西方美术在绘画、建筑、园林三个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中西方美术各自的魅力。关键词：美术 差异 绘画 建筑 园林正文中西方美术在我认为区别在于中西方的哲学观念不同,艺术的发展是要有哲学做指导的,西方人考虑问题理性的因素比较多,而中国的艺术人在考虑问题中以人的思想指导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西方的美术作品追求的东西,以最为出名的,大家最熟知的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印象派的画家们是强调光的表现,是画家对光这种因素的主观和客观的科学分析.莫奈到了晚期甚至逐渐抛开对形的把握而疯狂的追求光的表现,比如他创作的以自家花园为题材的<莲花>系列.而反观中国的绘画,在国画中我们是看到的这种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解剖是不多的.中国画强调意境,而意境则已经是纯粹的画家意识中的东西了.直到国画大师黄宾弘开始,才逐渐的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绘画中开始借鉴西方的一些思想,进行一些方面的结合.但并不是中国的艺术落后于西方的观念,而在于根本的哲学理念不同.不同哲学指导所产生的艺术是不一样的。中西方美学是屹立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两坐不同的高峰，他们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谁高谁低之分，只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造成美学的差异，但这也更好的给了我们多样的选择。我再次选取了三个方面。从绘画、建筑、园林三个方面谈谈中西方美术的差异。绘画方面的差异中西方美术的最主要差异就在于透视，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绘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在透视上将焦点（一点）透视与散点（多点）透视结合；而西方绘画着重于焦点透视，比较客观科学地体现了物体的外观，真实客观是其特点。绘画风格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同时整个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底蕴也同时反哺给了绘画。举例来说，从建筑上来说，人文，天气和建筑材料以及建筑工艺都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是巴洛克风格，每个地方都有些细微的变化。西方人文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波澜起伏，海纳百川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功不在风格多少，而在于这一风气带动了人们的思想，不段的创新；反观中国古代，由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迫使人们在一定框架中，不对君王，只对青山绿水，千年时间造就了中国画的辉煌，但也限制了中国绘画新时代的发展。当然在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工笔绘画，在一定意义上也偏重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工笔建筑要稍少一些）。绘画工具的不同也造就了中西方绘画的差异。毛笔，纸张，绘画颜料可谓独树一帜，更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当然整个当时西方社会的工艺水平也是很高的。总的来说，中国绘画讲究的是意境，画面的构图可以北地之山，南河之水，成竹在胸，山林水楼，人物花鸟，增减不在话下，而西方绘画造型严谨，焦点透视决定了其在构图上有所限制，但也更体现了西方绘画方寸之间的精工细做，用现今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画在于细细品味，西方画细部则更加耐看。绘画方面的其他不同点：1、材料工具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使用油画颜料，油画笔，以木板油画布为载体中国传统绘画使用墨，植物色矿物色，毛笔，以宣纸和绢为载体2、题材重点不同西方古典绘画最强调的是人，人物画十分兴盛中国传统绘画强调天人合一，人物画从唐以后变成配角，山水画十分兴盛。3、观察方式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从文艺复兴开始，和科学紧密结合，强调透视比例关系，画家的观察方式采用焦点透视。中国传统绘画采用散点透视，没有西方那种特别完善详细的美术理论著作，只有一些画论流传，如“三远法”“六要”等等建筑方面的差异1.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2.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3.在建筑造型方面，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的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对比西方古典建筑的典型实例帕特侬神庙，它的檐部则是做成中央微微凸起的曲线，正好与中国古典建筑屋檐曲线相反。西方这种凸曲线产生了一种挺拔平整的艺术效果。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有明显的收分和卷杀，希腊古典建筑的柱子还有侧脚和角柱加粗的手法；对比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唐宋时期的正统建筑柱子的卷杀与侧脚也极常见，这反映了对审美手法的共同性，只是柱子由于材料的不同而在比例上有所不同。另：东西方建筑差异新实例分析1、西方建筑西方建筑每每以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来强调建筑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它们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张感的穹隆和尖塔来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与自然对立的外观特征。古代埃及建筑文化的代表——金字塔与神庙，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金字塔是埃及法者或贵族的陵墓，古埃及人信奉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死后永久保存肉体，便可在天国求得永生。由此，埃及法老在世时均要为自己营建代表永恒信念的金字塔。金字塔与我国古代王陵绝然不同，它不带有“入土为安”的阴柔之美，也不在深埋地下的地宫中去创造宛若人世间的富庶华丽生活的地下天堂，而是以最简明有力的几何形式，集中表现出一种与世长存的永恒主题。从艺术哲学观念来看，位于尼罗河西岸开罗近郊的吉隆金字塔群，正是以其巨大、单纯、简洁、稳定的造型，在广阔、原始、浑朴的大漠中，表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纯阳刚之美，而产生了强烈的纪念性——神圣，永恒，庄严，崇高。古埃及的神庙也一样，例如位于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建筑巨大而沉重，威严而神秘，完全显现了一种阳刚的崇高之美。阿蒙神庙最著名的是大殿，又称“多柱厅”，其面积达5000平方米，密密层层排列着十六行，一百三十四根高大粗壮的石柱。它们的底径比柱间净距还要大。这种处理，显然是追求压抑，超感性的艺术效果。马克思在论说西方宗教建筑时曾说过：“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体量，物质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阿蒙神庙建筑所夸张的正是这种纯物质的重压，旨在引起人们惊愕和震撼的观感，在这里，秀丽，含蓄的阴柔之美已完全被排斥了。2、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相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园林方面的差异综观中国的园林和西方园林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两者有很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自然、野趣；后者强调统一、讲究几何等等，二者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中国山水园林表现的是自然美，布局形以自然、变化、曲折为特点，要求景物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使人工美和自然美丽融于一体，做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西方园林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就。在他们的园林里，你会发现人工雕琢过的自然散发着另一种美，一种被人类理想化了的美。这种美表现的直白，很显露。1、中西方园林差异的历史渊源要了解中式园林和西式园林，我们首先比较一下东西方城市布局：在欧洲，城市是曲折的，而花园是方正整齐的；在中国，城市是方正整齐的，相反花园是曲折，甚至是曲径通幽的。为什么东西方城市布局和园林正好相反，我们可以追溯到二者城市历史的发展史：欧洲的几何式花园，形成于封建制的晚期。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国王一起，正力求摆脱几百年的封建分离和混乱，建立统一的、集中的、秩序严谨的君主专制政体。而欧洲的城市，大多是从中世纪的商业、手工业和水陆交通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的曲折，本是封建分裂和混乱的产物。中国的自然式花园，形成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的统治之下。为它服务的政治斗争和僵硬的意识形态，压抑一切生机。尚有灵性的社会知识阶层，希望在这个僵化的社会中寻找透气的孔洞，因而他们向往自然和自然中的生活。而这个中国历史的城市发展，在大多数的年代，都是官僚体系的行政中心，城市的方正，都是历史中那些专政政权的产物，这方面在皇帝定都的城市中特征尤为明显。如北京的城市布局：整个城市是典型的棋盘式布局，但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中却处处体现小桥流水的自然情趣。从上面比较可以得出：几何式的西式花园和自然式的中国花园，在他们形成的时候，都反映着当时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愿望：他们要摆脱什么、向往什么。当时的城市，反映着他们要摆脱的，当时的园林，反映着他们要追求的，所以，园林和城市、风格上形成对照。2、两者的具体区别在欧洲，建筑统率着园林。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秩序和纪律统帅一切。不但建筑物在布局里占主导地位，而且它迫使园林服从建筑的构图原则，使它“建筑化”。不但花园，甚至连林、木都建筑化了，道路、水池和小建筑物把几何格律带进了园林。在花园里，人们并不欣赏树木花草本身的自然情趣美，他们只不过是有各种颜色和表质的材料，用来铺彻成平面的图案，或者修剪成圆锥形、长方形、球形等等绿色的集合体。花园的美，是这种图案和几何体的建筑美。所以，绣花植坛里用染过色的沙子和石头做底，他们的作用和花草差不多。这种园林，只有借人工的喷泉来给他一股生气、一股活力。在中国，建筑格律并不统率园林布局，而在园林里，是园林的构图规则统率着建筑，迫使建筑“园林化”，随高就低，打散体形，并且向自然敞开。自然本身还随着湖石、竹树、流水等等渗透到建筑物里去。人们欣赏的是树木花草本身的美，不但欣赏它们的形态，还欣赏他们的“生命”和“人格”。岁寒不凋的松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劲节虚心的竹子，刚正坚贞的石头，他们和人们有感情上的联系。甚至象晋简文帝那样“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于是，人就融化在自然之中，率性适情，暂时忘掉尘世的烦恼。中国的造园艺术因此是抒情的，出世的，人们在自然山水中恬谈隐退，连皇帝都要自比为与世无争的樵夫渔翁。沉思默想，抚琴吟诗，感情磨练得十分敏锐细腻。竹影花影，风声雨声，露光荧光，茶香药香，都能引起心头的微澜和想象力。一片石、一池水，不但可以幻成江湖丘壑，还代表着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文化精义。所以，从园林的定名到题建筑物的联额都成了风雅的事。把文学引进到造园艺术中来，园林的精神容量就扩大了。而这文学，大多是描绘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自然风光之美，抒发蔑视名缰利锁、礼法名教的疏狂之情。园林里演出过多少浪漫故事，西厢记里的主人公也要到园林里才发现自己的青春。西式园林的造园艺术是理性的，入世的，在筑就的平平的台地上推敲着均衡、比例、节奏。他图解君权，而君主在这里仍然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人们在里面交谊、歌舞，举办大型节庆活动，甚至放烟火，热热闹闹。连造园要素也有热闹的：大量喷泉、水风琴等等含有很多机械元素的东西。许许多多的雕刻把古代神话带进了园林，题材不外乎感官的享受。从来没有定园名、题联额这类风雅事情发生。所以西式园林不但在布局上是一览无余的，它的意境也是比较粗浅的，体会不出多少深永的生活滋味。3、东西方园林的审美差异两者的审美差异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中国的园林像一杯充满清香的茶，需要我们细细品尝，然后用心去体会的话。那么西方的园林就像一壶浓郁香气的咖啡，给你以直接的享受。中国园林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讲究自然天成，不露人工斧凿的痕迹。中国古代向来把园林看成是一首诗或一幅画，而不是单纯的土木工程。它巧妙地将诗画艺术与园林熔为一炉。诗画与园林作品不仅赞美自然本身的形态美，而且更注重自然的内在美，将自然“人格”化。认为松柏延年，荷花廉洁、翠竹虚心、崖石坚贞、兰花品高等，这些都是和人的情感相联系的。因此，竹影花影，风声雨声，阳光月光，茶香花香，都能激起人们的情感的丰富的联想，形成中国古典艺术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西方园林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就。在他们的园林里，你会发现人工雕琢的迹象到处存在，到处都是散布着集合图形，在这里，园林已经不是园林本身的自然美，他是建筑的一部分。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更注重个性的充分发挥和自我理念的完美结合，不过欲拘泥小节，张扬且十分大气，但有时他们的园林会给人一种与环境极不协调的感觉，身处其中有一种矛盾、冲突的体验，能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而我们东方园林，造园处处体现“和谐”，注重人与景的和谐、景与景的和谐，而“个性”二字是很难以展现的，许多大胆的创新都因为会破坏了这份“和谐”而难以实现。因为和谐，东方的园林不免有点小家子气，因为和谐，带给你的宁静而安详的心境，所以中国的园林是修心养性的好地方，尤如世外桃源。就如吃饭，萝卜，青菜都有才好，园林建设不妨中、西的都有，中西合璧也是一个上佳的选择。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时候往往又有不同的心境，不同风格的园林恰与之相应。结束语由于中国传统美术自成体系和中华民族特定的审美意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美术理论和西方美术理论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传统美术理论多为感受性和经验性的评议，多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进而涉及作者的个性品格；西方美术理论的理论性较强，多是侧重作品形式的抽象分析和阐释。②从哲学基础上看，中国传统美术理论崇尚和谐、中正，其范畴多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形与神、情与理、虚与实、刚与柔、正与奇等；西方美术理论，偏重从科学的角度寻究造型艺术形式美的依据，从而，其传统的理论一直以模仿说为主导，并产生了透视学、艺术解剖学、色彩学等学科。西方现代美术理论因强调个性和意志的自由，而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③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中国美术理论注重美术同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注重美术的社会功能；西方美术理论更多地强调对作品形式美的自由观照，强调美术的无利害和非功利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从整体上相对而言，随着中西美术交流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加强，中西美术理论也相互产生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相互吸收和融合现象。然而，与此同时，在理论上所表现的差异增大和多元化倾向也更加明显。在今后的发展中，随着美术理论自身的觉醒和自身价值的加强美术理论将出现由愈来愈强的独特性、科学性、严整性和丰富性所构成的空前繁荣。中西方美学比较，不仅要向我们传统美学提问，也要向西方美学提问。不仅研究它们的历史，还要促进解决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在美育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美，是思辨的哲学、最微妙的心理学、最情感的艺术。美是文化精髓的集焦点。参考文献：[1] 顾铮 著 《自我的迷宫》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2]贺西林 中国美术史简编 成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3]《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 『美』劳丽•S•亚当斯 著 时易 译 《 艺术鉴赏讲座》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5] 列•斯托洛维奇 《审美价值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 托马斯•门罗 《走向科学的美学》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7] 阎增武 《美学原理导论》 黄河出版社[8] 张樟。住区过渡空间的探讨[J].中国园林，2002（3）：19-22.
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又称现代派。发展状况 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的“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P.塞尚这位在作品中追求绘画语言的几何结构和形体美感的画家，被人们称作“现代绘画之父”。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是在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G.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现代主义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如果说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蒙克：《圣母》上述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未来主义,在雕塑领域内均有所反映。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U.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相应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在20世纪初的俄国也相当活跃。除了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些社团外，俄国的构成主义对现代艺术探讨如何表现工业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抽象主义的美术作品最早于1910年前后产生。首先从事抽象主义艺术创造的是参与德国青骑士社活动的俄国画家W.康定斯基。他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等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实践家，他主要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但同时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俄国的画家K.C.马列维奇于1913年左右创建的至上主义，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至上主义在平面构成上的努力，在探讨艺术的虚、空、无方面的尝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奠定几何抽象主义理论基础和在艺术实践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荷兰画家P.蒙德里安创建的风格派（或称新造型主义）。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康定斯基：《第一抽象水彩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达达主义社团，影响波及欧美各国。在法国、德国都有达达美术社团。达达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权威和反对传统，同时也反对艺术，反对一切，作为社团它必然要走到自我否定的境地。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的绘画中采用拼贴手法，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作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的贡献。超现实主义的社团是从达达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用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以取代达达主义的破坏和挑战。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偶然结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写实与抽象的语言在他们的作品兼而有之。从1924年以后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洲和美国画坛。波伊斯：《向兔子解释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也是重视个性、重视风格的现代派绘画顶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为本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杜尚：《干燥的便盆》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的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西方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西方美术史论家们的论说很不一致。首先在建筑中使用的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充满着争论的概念。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分开的。后现代主义加以弘扬的许多方法与原则，在现代主义的美术中已经尝试过、试验过，只是在后工业社会里把个别的方法和原则加以极端的发展和夸张。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是现代主义的反拨。然而，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当代西方的美术家们。新表现主义、新超现实主义、新抽象等流派在80年代的兴起，多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变化中，似乎可以看到，艺术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共性、风格特征的加强与消失、人性与机械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永远是使艺术家困惑并驱使他们去不断探索的课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状况，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状况更是常见。观念艺术及其他后现代派思潮之所以那末惊世骇俗，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和传统艺术背道而驰，而且在向现代主义挑战。但是，历史本身似乎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艺术的本身进程犹如社会本身的进程一样，本身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它要在上述列举的种种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平衡是短暂的、临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久的。唯其不平衡和充满着矛盾，艺术才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整个趋势则是向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应该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补充。或者说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它有别于现实主义，更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节奏相吻合。至少它已经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共存的力量。雷斯：《法国式的场景》特征 既然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们对待现代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现代主义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武库中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导下，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美术家们用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开拓新的艺术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使艺术语言趋向荒诞和怪异。自然不少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 现代主义美术比起以写实和模仿为基础的传统美术来，具有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的特点。现代主义多流派标榜自己是反传统的，实际上它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它竭力否定和排斥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含有学院派特征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它们更重视对原始社会艺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美术、希腊古风时期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的研究。自印象主义之后，西方美术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绘画、工艺品的表现语言上，探索写意的表现手法。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美术家们直接受益于非洲雕塑。同时，中东的伊斯兰教美术和大洋洲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研究的对象。上述人类历史上的美术遗产均为现代主义美术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典文化的作品，但远非所有流派和思潮的理论都是无可非议的，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值得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美术不加分析地一味赞扬是不可取的，而视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拒之于门外，不让人们接触和了解更是愚蠢和可悲的。中国80年代以来艺术创造和理论的繁荣、活跃，除了社会、经济的推动这些主要因素之外，与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提供的可用来参考、借鉴的丰富资料不无关系。
简单点：中国：矜持美，内涵的修养外国基本一致：大体美，开放没，坦荡美
我这正好有一篇，应该很合适的！浅析中西方审美差异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美术作品被介绍到了我国，使我们终于可以足不出户就尽览中西美术的杰作，由于视角的拓宽和切换，使我们可以站在中西文化之外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二者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几千年的优秀成果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这样的视角有很多，但我们着重从审美方面来谈一些自己的感受。通过中西绘画的比较发现中国传统绘画里的优秀作品基本上都是审“美”的，关乎“丑”与“痛”的作品非常少，而西方绘画却恰恰相反，特别是关于“痛”的作品非常多，包括古典油画时期很多与宗教题材的作品都有着对人类命运之痛进行思考的悲剧意味，到了近现代更是出现了许多在这方面大师级的人物。如：蒙克，挪威画家，被称为“近代人类心灵的肖像画家。”爱情与死亡是他一生绘画的主题，他用炽热的情感把死亡对人类生命的威胁真实的表现在画布上，他自己称自己的画为“生命、爱和死的诗歌。”《呐喊》《病中的孩子》《马拉之死》等作品充满了世纪末的不安，颓唐甚至悲观绝望，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心灵写照，另一位来自英国的画家培根，专门喜欢把人画成半人半兽，奇丑无比的怪物，而且还刻意的放在铁笼里让其徘徊呐喊，充满了悲观与割裂的气氛。而在中国传统绘画里，这样的作品似乎很少见，作为传统国画三科之首的山水画，能画出痛感的恐怕只有朱耷的山水，那种苦涩、孤独与无奈的意境，着实令人感慨，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中国画家则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来对待艺术。那么何以会这样大的差异的，画面背后一定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一、善、恶观对艺术的影响在西方的宗教里有一种“原罪”观念，即人生来是恶的，虽然经过洗礼可以洗掉“原罪”，但“本罪”却不能赦免，所以要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并做善事，以减轻罪恶。而西方的绘画似乎很像这样的一种忏悔仪式，即说出人性的恶所导致的那些丑与痛，这样就能不断的接近真善美，只不过不是以宗教的形式，而是以绘画的形式。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看来人性本是善良的，之所以变恶，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既然这样，那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与视听环境，所以做人要有“礼法纲常”约束，以免越轨变恶。因此只要从事艺术，就要表现真善美，以便耳濡目染，陶冶心性，按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从没见过恶，怎么会变恶呢？因此在中国，任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艺术都必是清新隽永，美好安详的，而这样的一种氛围，又反而其实很像宗教。试想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穆斯林忙碌了一天，到教堂里去做个祈祷，一个中国人忙碌了一天拿出几个珍藏的扇面对着昏黄的油灯细细品读，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何其相像。既然绘画无意中承担了这样的一种作用，这就要求那些作品一定是安静的、祥和的、美的，否则它将起不到这样的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二、中西方传统哲学对绘画观念形成的影响任何民族的绘画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里最根本的就是哲学。在中国，人们对道家哲学的认同几千年来是那样的虔诚和专一，而传统绘画就根植于这样的哲学背景之上，虽然大师辈出，但基本面貌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东西方哲学都认为宇宙的基本结构是和谐的，但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也好，柏拉图也好，都认为那是一种数学比例上的和谐，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派”认为“数”是万物之内在的质，而柏拉图的“理念”宇宙本体论，也是一种合乎数学形体的理想图形，道家哲学当然也认为宇宙本体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音乐般的和谐。所以西方绘画重模仿、重形体、重比例、结构。而东方绘画则重感觉，在道家哲学看来所有物只有与宇宙的这种“和谐”保持一致。才是美的，所以美好的绘画必是宇宙本体，自然之道的体现，绘画无论所绘何物，终极目的是要进于道，达于道，是要象征宇宙洪荒中那种不可捉摸的和谐，西方的赫伯特·里德就曾说：“中国艺术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有些关于宇宙的用词对描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目的是十分必要的”。《乐记·礼论篇》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即艺术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感，相调和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艺术的精神是大超脱大自由。宗白华也反复强调，中国艺术的境界是求返于自己的心灵节奏以体会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纸面上表现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与大地和睦与否，协调与否的关系，中国艺术家终生努力的目标也是克服私欲的泛滥而达到与万物本性的同一，而万物本性最终都统一于道，艺术的终极目的，也便是达于道。既然艺术要达于道，而这个道又是永恒和谐的，那么艺术也只能是和谐的。三、中国艺术不干涉现实的哲学背景西方绘画中的审丑也好，审痛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即艺术不是束之高阁的空中之物，而是要与血肉人生、社会现实发生关系。而中国艺术的审“美”则很少干涉现实，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即都与老庄哲学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关系。老子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无为”，由此以达到“无不为”。他认为，有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大道，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独立不变，周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着人力去造作安排，扰乱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政治和社会的干涉。正因为对于“大道”的深信，导出了老子的人生哲学，即胡适所说的“不争主义”，老于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老子看来对抗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一切听信自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而庄子在人生哲学上，在老子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如果我们把老子称为“看淡主义”的话，那庄子就是在看淡基础上的达观了，即对于“是非”的达观。我们都知道庄于妻子死了时，他“鼓盆而歌”的故事，足见他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都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其人生哲学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即乐天安命。这样的思想一旦进入艺术家的思想里，肯定不会去过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伤痛，怎样的天灾人祸，怎样的打打杀杀，自有大道去处置，而我本人画画悟道就是了。所以我们不会期望中国传统艺术作品里会有多少审“丑”或审“痛”的作品，在传统中国画家看来，这是无用功，对此几千年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即使有，也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失意，不遇之痛，是个人小痛，至于人类命运，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道”意志的必然。另外，中国艺术里审美大于审丑和审痛，我想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即与画家个人的人生境遇有很大关系，翻开古代画家的简历，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达官显贵：待诏、侍郎、尚书、丞相、大学士，甚至还有皇帝，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受益者，这样一种制度存在本身就是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从而放心逃避到艺术世界里的前提和现实基础，无论他们有多么大的社会责任感，毕竟自己的生存状态不会给他们带来“切肤之痛”。这样的一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看不到现实世界的丑与痛，作品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的苦痛感。从全球文化气候来看，西方文化现在是强势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在没有建立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坚定信仰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西方文化影响的、况且西方文化里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却很少甚至找不到，可能我们过于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高境界了，而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是不及西方的，西方艺术作品中那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意识，悲剧感崇高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弱项。我们的文化的确是高级，可正因为这样它往往只是属于少数士大夫的一种个人奢侈品，而有不适合现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地方。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对人本身关注的文化，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也就自然会成为当代人文化构成里的主要方面。正因为西方文化关注现实人生本身而不是抽象了的生命，所以它们不是单一站在审美的立场上来看待艺术，艺术还要让大众活得深刻和明白。所以要袒露出人类本性里的丑和痛给人看，但这并不是为了丑而丑为了痛而痛，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呼唤真、善、美，这与东方艺术用真善美本身来传达真善美是殊途同归的。在此通过对中西方之审美差异的比较，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转型期过后，其优秀合理的部分一定会被消化、吸收后重新贴上中国的标签，真正的传统不是单一的回归，而是不停的吸收，回归，既有超越又有着天生的自律，从而永葆这一文化血统的纯正和活力衍生金融工具——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任。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需要作出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认定（1 6 3 2号准则第八条）。预测性财务信息——管理层负责编制预测性财务信息（3 1 1 1号准则第四条）。代编财务信息——管理层应当对提供给注册会计师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4 1 1 1号准则第七条）。三、管理层的责任贯穿于注册会计师业务工作的全过程1、客户及业务承接与维持时注册会计师承接与维持业务及客户的第一关，首先是对客户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在此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必须明确提及客户单位管理层的责任问题。2、签订业务约定书时在业务约定书中，应明确管理层对鉴证对象、鉴证对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责任。3、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时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活动时，应获取管理层声明，对管理层责任予以进一步明确。4、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对管理层责任的说明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审计报告，无论是标准审计报告、还是标准审计报告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以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均应有关于管理层责任的专门段落。验资报告的范围段、审阅报告的引言段、历史财务信息审计审阅以外的其他鉴证业务报告、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报告，代编财务信息报告中均应明确提及管理层责任，通过这种明示，以便业务报告的预期使用人正确区分管理层责任和注册会计师责任，防止误解，防止以注册会计师责任来减轻管理层责任。
东方以白、瘦为美；西方以小麦色为美，以丰满为美 ，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其歌曲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表达情感是共通点。中西方音乐美学在思想内涵、演唱方法、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摘要：
中西方艺术间存在着差异，又有一定的融合之处，由于文化环境不同以及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存在差异。中国艺术审美习惯于综合，而西方艺术审美则惯于分析，加强中西方艺术差异性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本文从音乐美学视角出发，对造成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间差异的原因，做以一定的论述。
关键词：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音乐美学
1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相同点
1.1重视创作形式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在创作形式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均重视改编民歌。西方艺术歌曲是基于本国民歌发展而来的，我国的艺术歌曲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得以发展。在民歌创作方面，西方以美声唱法为主，譬如《我的太阳》《友谊地久天长》等，这些作品被广泛的流传。而我国本身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歌演唱的形式较多，以民歌为主题的代表作包括《玛依拉》《在银色月光下》等，是基于民歌进行改编的。
1.2重视织体调性的创作技巧
中西方艺术歌曲重视伴奏织体的创作技巧，因为伴奏织不仅能够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的丰富，同时能够烘托歌曲的气氛，展现和声的优美之处。西方艺术歌曲多以浪漫的旋律为主，发挥伴奏织体与调性的作用，使得歌曲的艺术情感更加的浓郁，代表作包括《菩提树》与《魔王》等。与此同时，中国的歌曲创作者也重视旋律伴奏的创作，多采用民族调性的织体，进行歌曲写作，极具本民族特色，代表作包括《茉莉花》与《教我如何不想他》等。
2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差异分析
2.1美学思想上的差异
由于地域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歌曲的美学思想存在差异。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同，最早起源于西周，受礼乐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春秋战国时期，受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影响较深，观点迥异的音乐美学思想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也深受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制约，使其处于保守发展状态。
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西方音乐美学在中世纪时期，受宗教思想的禁锢，在近文明时期-20世纪期初，才得以发展。音乐成为专业学科，是以“五线谱”的出现与应用为标志，伴随新美学思想的出现，使得西方音乐艺术得以快速发展，西方美学思想呈现批判创新的发展态度，重视联系具体作品，以解决作品中的审美问题。
由于时代背景与文化的差异，影响着作曲家们的音乐视角与审美情感。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作比较：这两首歌曲均是将玫瑰花作为创作素材，其中《玫瑰三愿》这首歌曲是以“淞沪会战”为创作背景，歌曲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采用小提琴与钢琴作为伴奏，旋律以淡雅宁静为主，弥漫着忧郁的情绪，而作品《野玫瑰》是歌德根据德国的一首民谣改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旋律较为明亮简洁，内透着欢快活泼。
2.2歌曲演绎方法上的差异
歌曲的演绎方法最能体现歌曲的情感内涵，不同的演绎方式与方法，则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西方艺术歌曲多为美声唱法，注重胸腔共鸣发声，采取科学的发声方式，演唱时追求感情细腻，声音较为宏大，并利用声音来描绘作品的意境。美声唱法咬字较为靠后，需要演唱者做到气息流畅，咬字圆润，善于运用声音的穿透力，来展现歌曲作品的欢快情绪。中国艺术唱法融合了美声唱法与戏曲唱法、民歌唱法等，歌词咬字的位置相对靠前，利用喉咙的上下移动，来调整歌曲的声音，注重淡雅，追求高洁的`艺术意境，这与我国民族歌曲的审美相符，譬如：作品《玫瑰三愿》的演绎，注重旋律强弱的变化，歌曲的整体速度较慢，演唱者不仅要表现出女性柔情的一面，还需要确保音色统一。
2.3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音乐作品审美观念注重感性思维，不受固定思维观念的拘束，属于非逻辑性思维。中国歌曲作品讲究意境美，歌曲追求的深远意境，能够给人遐想的空间，使个人的思想情感能够得以升华。而西方音乐审美思维方式则重视科学与逻辑思维，在20世纪前，由于西方在包括心理学、数学、生理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音乐思维方式，也朝向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向发展。在创作作品时，创作者重视调式和声的合理布局，以及伴奏织体技巧的使用，其作品多崇尚理性思维，歌曲结构鲜明，且技法细致，多数艺术歌曲作品中，大胆采用了调式和声。
第二，以歌曲作品为例分析。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做对比分析：作品《玫瑰三愿》采取单二部曲式结构，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使用的是E大调，这部分的旋律优美，但略一丝伤感，主要对绽放的玫瑰其绚丽多彩的形象进行刻画，而另一部分，采用关系小调#c，进行调性调整，旋律逐渐增强，将歌曲推向高潮来描述玫瑰花，同时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使得歌曲耐人回味。而舒伯特的《野玫瑰》是采用调试和声，在转调与变和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作品共由三段歌词组成，采用的是G大调，歌曲旋律悠扬，富有逻辑性，歌曲将前4小节，作为创作主题动机，贯穿于歌曲的全部，其曲调明亮且流畅，同时，使用临时升降记号来转换调性，旋律多采用四度与六度跳进，歌曲中的钢琴伴奏旋律较为简洁。至于歌曲的间奏与尾奏，多使用顿音与装饰音，作为写作手法，营造活泼的气氛。
2.4创作方式上的差异
就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而言，中西方音乐审美艺术存在差异。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与一体性，多数作品不是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凝聚了多人的共同创作思想，作曲家还需身兼作品歌唱者或演奏者的双重或多重角色，与此同时，作品演奏或者歌唱过程具有即兴性。然而西方音乐作品创作具有个体性，其一度与二度创作是分离的。而且西方歌曲作品主要是作曲家的个体劳动，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点，作曲家不需要兼顾演奏家的职能，只需完成乐谱创作即可;再则，中国音乐作品强调意境与气韵，追求创作妙趣，作品较为含蓄与婉转，而西方音乐作品则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与道教色彩，作品表现形式较为固定，作品具有神圣感。西方后期作品更多融合了生活气息，使得作品的表达更加直白与强烈。
本文基于音乐美学视角，对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做以了简要的论述，试图强调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美学思想差异、歌曲演绎方法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创作方式差异等方面，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趣味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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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小哲.从对艺术歌曲的赏析分析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J].大家，2011(24)：41-42.
一、中西绘画艺术特质的差异
无论你的艺术造诣有多高，你就无法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在绘画时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要想看清这一点首先要知道他们二者的特质是什么，当你看过中方的画展之后，你会被里面的山水画的美丽风景所迷住，好像畅游在其中不能自拔，而这时如果让你突然去看西方油画时你就会发现，这二者完全是处在不同的一个世界中，因为这二者的绘画艺术的特质不同。无论是从色彩、形状。还是画面的层次感来看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二者的特质不一样的缘故。也许从绘画艺术的角度上来说其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有着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在特定环境下所造就的艺术形式的不同。
在中国由于封建和古老的神学影响下，使得画面不能出现任何反抗的情绪体现，更加注重对美学形体的概念的描绘。情调黯然，强调用真实的环境描写来体现自身情感，大多都是封建神学的描写，所以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绘画艺术的特质，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新事物，是中方的绘画艺术能够上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中。视觉感官使我们观察事物的唯一途径也是最直接最明确的方式。我们都是需要用眼睛去观察事物的，用笔画出来的也是如此，都需要用眼睛去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审美情趣。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所以造就的审美感官也就不同，中方和西方在观察事物方面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就造成了二者在绘画艺术方面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对待绘画艺术的特质。
二、中西方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
绘画艺术形态是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所形成的艺术意识形态，在世界观和艺术观上，中国和西方就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例如在绘画风格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在绘画上以温柔婉转为主，画风柔情，能够很具体的表现出作者的个人思想感情。只有一少部分，有一些写实的部分，他们喜欢对一些细节进行描写，例如风景画。中国的风景画的特点显而易见，带有虚幻的绘画艺术特点，忽隐忽现，若现若离。这样的画风会让欣赏者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感和神秘感，会增加对艺术的审美情绪。大大提高了绘画本身的艺术性，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而西方就大大不同，一般来讲，西方的绘画更加真实和可靠，因为他们往往喜欢描写一些真是的场景和画面，他们强调人对自然地作用，在他们的绘画艺术形态下，从画中可以体会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而中国认为人是自然地一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欲望。
而西方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者，人是自然地救世主是自然的主人。这样的观念差异使得中西方在绘画艺术形态上的表达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绘画中动物的地位很高，绘画者在绘画时多注重对动物细节的描写，他们会去看画中的花鸟鱼虫是否有生气、有灵性，是不是栩栩如生。而西方则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和场合人物的形象都是最突出的。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我们在对待这种差异时应该把二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去看待，要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西方的绘画艺术形态水平不断提高，共同进步。
十九世纪的行吗
楼主的问题不够明确啊~~~~附上一篇，希望能帮到你。平凡质朴的崇高之美——米勒与《拾穗者》米勒在43岁时完成的《拾穗者》，这是一幅描写农村夏季收割劳动场面的作品，从题材上看，应该说平凡而简单。但它在当时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画面上，金黄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秋天麦收后的辽阔土地上，有三个农村妇女正在弯腰而细心的捡拾收割后被遗落在田间的麦穗，她们身后的不远处，有堆积如山的麦垛。这一切，都说明三位拾穗的农家妇女是勤劳而朴实的劳动者。从画面上看，尽管她们身体健壮，但始终在重复着机械而单调的动作，目光却全神贯注在地上的麦穗。尤其是她们手中拿着的几根拾起的麦穗，与远处的草垛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她们那憨笨的动作，也流露出一种虔诚和忠诚，画作将农民和土地的这种情意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任何人在这幅作品前，都会产生一种对丰收、对生命的庄严景仰，都会产生一种农民对土地那种类似于宗教般虔诚的情怀。当然，也对画面上的平凡而质朴之美产生崇高的敬意。《拾穗者》这幅画刻画了三位贫穷的农家妇女在辽阔的麦田里捡拾麦穗的情景，她们弯腰捡拾的动作展示了一种古典美。重要的是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同时，美丽富饶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与勤劳又形成明显反差。法国文艺评论家卡德莱曾这样说道：“米勒的《拾穗者》等作品刻画出他当时那个时代一般平民的心理和思想，表达了近代思想，这是一位高贵而不朽的人性画家。”在这幅作品中，米勒安排的人物动作和形态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构图的经典，人物朴素动作优美，特别是在她们的背后，那合理而有序的铺陈，使得画面散发着一股泥土的芳香，也弥漫着古老而沉重的诗意，使我们感受到大地之神的魅力和古典的庄严美。据说，米勒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连奶水都吃不饱，家庭生活极其窘迫，所以他对底层的劳动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他是在继续接受着并在绘画中融化他的痛苦，在生活的痛苦和创作过程的痛苦中寻找到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宗教式的喜悦。因此，米勒笔下的劳动人民是在生活的痛苦中却饱含着道德，这是一种美，最后成为米勒的一种信仰。《拾穗者》是他思想与技术最完美的结合物，罗曼•罗兰这样赞赏道：“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位女神。”米勒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从1840年到去世的三十多年间只有八十余件油画作品。而且很多都是较小的画幅。据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而成的。除《拾穗者》之外，还有《播种者》、《晚钟》和《牧羊女》等，同样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什么时候，《拾穗者》总会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这一点与画家始终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分不开的。这幅作品在沙龙展出的时候引起了极大地反响，其中褒贬不一，甚至还有人认为画面上的三个女人丑陋不堪，还有人指责画面的内容揭露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有意向上层生活挑战的意味，还有人认为这是在有意煽动农民的情绪等等。面对这一切，画家米勒毫不畏惧，他说：“我将坚强的站着，即使他们称我是表现丑的画家，是妨害我们民族进步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做把农民模样加以美化的蠢事。如果只能无力的表现我自己，我宁愿不表现。”我们从米勒的这番话语中感受到他那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通过平凡的人物表现崇高的理想和内在的精神。特别是他用真实的笔触和感受描绘着他生活在一个空间中的农民，成为后来法国许多画家共同的创作主题。因此，米勒成为法国美术史上伟大的画家，与库尔贝一样，为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浅议《格尔尼卡》及作者毕加索作者：毕加索（1881～1973）出生在西班牙，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49.3×776.6厘米，索菲亚皇后博物馆藏。油画《格尔尼卡》，是立体主义的领导人毕加索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是表现战争题材且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画中表现的是1935年纳粹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谴责和抗议。毕加索他那潜在的变现主义再次迸发出来，线条扭曲着，膨胀着，激情在奔腾驰骋，这便是《格尔尼卡》。作品以强音奏出了悲怆曲，在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单纯的以造型标注经历过的事件，并使我们感到极端的恐惧。我们看到悲剧与诙谐，挖苦与怜悯，生命的颤动与死亡的静止。作品充分表现了法西斯暴行的残酷和人民受难的痛苦。整幅画用黑白灰三色绘成，错综复杂的黑白灰色块造成画面阴郁、恐怖的效果；不规则的线条形成的角和弧的交错，给人一种支离破碎和动乱的感觉。画面沉重又压抑，充满了悲剧气氛。这幅画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了悲哀和同情。这幅画曾到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展出，反响非常强烈。创作背景西班牙杰出画家、法国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毕加索，1881年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图画教师的家庭，1904年定居巴黎。他最初的画比较写实，绘画的主题主要是对乞丐、流浪艺人、演马戏者等人物的深切同情；后来他从形式上求奇异，成了立体派的代表人物。所谓立体派，是把物体分割成各种几何形体，然后再重叠、堆砌在一个平面的画幅上，因此完全改变了物体原有的形态，他创作的油画《格尔尼卡》就是他的代表作。1937年4月26日，那本应该是“人间四月天”，德国法西斯空军恣意轰炸了西班牙历史名城——风光旖旎的小镇格尔尼卡，当时恰逢集市，2000名无辜平民丧生，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这一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毕加索。愤怒的画家毕加索，挥笔创作了大型油画《格尔尼卡》。七十年过去，这幅杰作已经成为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之一，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号啕大哭的母亲、仰天狂叫的求救，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强大悲悯。面对痛彻心扉的人间惨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反应，格尔尼卡被法西斯空军轰炸，就是给了艺术家们一道无声的考题。有没有慈悲的情怀，就是能不能触动心灵创作的前提。毕加索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当时侨居巴黎的毕加索，受西班牙政府委托，正准备为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绘画作品。德军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传来，毕加索震怒了，他就以格尔尼卡被轰炸为题材，依他所想来为西班牙馆作画，将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彻底曝光在世人面前。艺术的创作者，是必须悟透艺术真谛的。就像中国漫画家丰子恺所说的：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格尔尼卡》问世后，曾在一些国家展出，受到爱好和平者的高度评价，毕加索也因此备受世界人民的尊敬。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格尔尼卡》无法在画家的祖国展出。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回到西班牙，实现了毕加索的遗愿。在巴黎毕加索艺术馆，曾发生了一件小事：一天，一些德国军人来此参观，毕加索发给他们每人一幅《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一名军官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画作赏析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残暴，代表的是凶残的德国和法西斯，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左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右边，一个从楼上跳下来的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在他后面，是熊熊的火焰。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零乱的肢体从各个角度诉说着当时德国法西斯人性的残忍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格尔尼卡》问世后，曾在一些国家展出，受到爱好和平者的高度评价，毕加索也因此备受世界人民的尊敬。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格尔尼卡》无法在画家的祖国展出。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回到西班牙，实现了毕加索的遗愿。这幅画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点灯眼”、和“比目牛”成为日后毕加索的代表形象。向作者致敬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就占据4幅。毕加索是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改选为自己的风格。他的才能在于，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都保持自己粗犷刚劲的个性，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他有过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如童稚般的游戏。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二十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进。他静静地离去，走完了九十二岁的漫长生涯，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一生。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理论是西方古代美学的开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模仿、净化、和谐、比例、观照的形成，是与该学派的数理学科中数学和音乐的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美学理论却常常被人忽视。本文试图应用现代美学体系的知识，对该学派的美学理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梳理，使该学派的美学理论重新在世人眼中形成体系，重申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理论的重要性。关键词：毕达哥拉斯学派 美学体系 数 和谐一、 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0——前499年）出生于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萨摩斯岛。他热衷于研究学术和宗教仪式，曾游历多个国家。40岁时因为不堪忍受当地统治者的残暴，移居到意大利南部城邦克罗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从事宗教、政治和学术活动的盟会组织，成员大多数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死后，他的门徒奉他为宗师，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归诸这位宗师，于是就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且形成了一个不是纯粹哲学学派，而带有宗教意味的团体。这一学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的的内容的话，那就是数的和谐。二、 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1、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流派——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和谐思想成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谐说的理论先声，成为后者理论的出发点。他们探求了宇宙的物质本源、揭示了宇宙和谐的思想，以哲学的形式托载美学的意韵，把自然的关系、规律、内在结构、运动状态概括为美、以真为美、真美统一，预示了西方古代美学理论的深刻性、理论性特征。2、该学派的美学理论严格来说是属于哲学美学范畴，它主要是建立在数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从哲学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构建美学体系。这点很关键，要真正理解该学派的美学理论，就必须理解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哲学——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数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而为了理解数本原说，要讨论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什么是数；（2）数为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对于什么是数这个问题，我们最好不要从现代我们关于数的概念出发，而要直接依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论述。该学派成员菲罗劳斯写道：“由此可见，万物既不仅仅由一种有限构成，又不仅仅由一种无限构成，明显，世界结构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由无限和有限的结合而形成的，明显的例证是在现实的田野中所看到的情景：田野中由界线（即田埂）组成的一部分限定了地段，由界线和界线以外无限的地段组成的另一部分既限定又不限定地段，而仅仅由无限的空间组成的那些部分则是无限的。”这种有限和无限的结合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理解的数，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科学关于数的抽象概念。无限是不能够被认识的，有限对无限作出限定，被限定的事物可以被认识。数具有认识论意义，他对某个事物作出规定，使它区别于其他事物，从而能够被人的意识和思维所掌握。数是事物生成的原则，是事物的组成原则。按照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说法，数是事物的灵魂。数是一种创造力和生成力。而对于数为什么是万物的本原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该学派认识到万物与数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万物，已经不是可感的事物，而且包括到正义、理想、灵魂、机会、美等抽象的存在。因此，仅用物质性的元素水、气、火等来解释它们是困难的，只有用抽象的原理才能解释它们。其次，认识到万物之中都存在着某重数量关系。据说毕达哥拉斯是从铁匠铺中铁匠打铁时发出的谐音中得到启发的，通过试验，开始发现音程和弦的频率之间的关系，并把它归结为数，从而认识到数是更高一级的实在。毕达哥拉斯所认识到的数是万物的本原，不仅是从感性的东西、而且也是从非感性的东西的认识中概括出来的。数本身是静止不动的，它是更高一级的实在，从而认为数具有伟大的力量。三、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本原说该学派成员菲罗劳斯问道：有限和无限是如此不同，它们怎样才能结合在一起形成数呢？它们应该处于什么关系中呢？答案是：它们应该处在和谐的关系之中。所谓和谐，是指一个事物发展到“真“的地步，即它以某中形式确定了自身的界限，形状和尺寸等，从无限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和谐是一种结构，数的结构。它使有限和无限相同一，使事物获得明确的规定性。和谐是从数本原说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的和谐来解释宇宙的构成，创立了宇宙美学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宇宙是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审美对象不仅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触摸的，而且是造型明确的、几何形状固定的，这一切是由数来安排的。而具体可感的宇宙则是最高的美。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美学理论中所包含的美本原说，一切都是围绕数的和谐而展开的。毕达哥拉斯还以为对立也是万物的本原。那么除了数的和谐可以成为美的本原外，可以推导出数的对立也是美的本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另一些人说有十对本原：“有限——无限、奇——偶、一——多、右——左、雄——雌、静——动、直——曲、明——暗、善——恶、正方——长方”，并明确规定它们是相反的东西；相反是事物的本原。所以该学派成员菲罗劳斯说：“和谐总是来自对立，因为和谐是不同因素的同一，以及是相反的因素的协调。”这表明该学派的美学思想含有辨证法的因素。他们正是以这种辨证的观点来探讨从个人到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和谐。四、 和谐的数量关系与宇宙美的生成机制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量关系是先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是一种超验的存在，是属于彼岸世界的东西。它为现实是和艺术世界提供原则、数据、模式、范形，使之生成和谐之美。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此岸是和彼岸世界的同构性、对应性统一，是一种根本性的、整体性的和谐，是审美的极致。而彼岸世界的数的原则、数量关系是神规定的，此岸世界的事物具备协调、适宜的数量关系是神的安排与旨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神的概念超越数的概念成为最高层次，成为和谐的终极根源。于是，和谐的数量关系就潜在地框架与预定了万物的和谐。这点，其实是在谈万物和数的关系：万物究竟是如何由数派生的？神规定了数，而数又是万物的范型，万物是数的摹本。一定的数目，构成一定数量关系的框架，成为和谐的数目范型，供万物模仿，进而造成万物的贺喜饿。如：5：8的数量关系构成一种和谐的数目范式即黄金分割定律的范式，它物一经模仿就生成了和谐。具有和谐的数量关系的数目范式，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原型，是先于摹本而存在的，这点与后来柏拉图的理念说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于上，我们可以知道，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量关系的和谐是造就一切美、一切和谐事物的普遍规律。自然的、人的、艺术的以及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和谐莫不如是。五、 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的基本审美形态现代美学认为，所谓审美形态就是人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境界的感性表现形式与存在状态。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体系中，由和谐派生出各种审美形态，使和谐这一本质走向特殊、走向丰富、走向具体，从而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和谐的一般本质。1、完满。完满是数量关系合理适宜、协调的具体形态，是包含一切又把一切安排得恰当的形体。除了用“10”的数字代表完满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人圆形、球形是完满的，并依据此说：“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2、比例。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美学的重要贡献。它从和谐的比例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涵义上的艺术问题。和谐的比例的审美本质在于，它说明了部分和整体以及统一的整体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只有比例适度，才能构成恰当的数量关系，组成整体的和谐之美，如黄金分割定律在人身体上的应用。而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比例学说，2世纪怀疑论者恩披里柯作过一个总的说明：“没有比例任何一门艺术都不会存在，而比例在于数中，因此，一切艺术都借助数而产生……于是，雕塑中存在着某种比例，就像在绘画中一样；由于遵受比例，艺术作品获得正确的式样，它们的每一种因素都达到协调。一般说来，每门艺术都是由理解所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数。因此，“一切模仿数”，也就是说，一切模仿与构成万物的数相同的判断理性，这种说法是恰当的。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3、均衡、对称。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均衡是事物各部分、诸元素在数量关系上大致相等，分布匀称，有着一种合理的数量关系，因而能生成和谐之美。而身体的美则跟诸如双腿、双手对称有关。4、中和。中和是均衡的一种形态，是达到均衡的一种手段。毕达哥拉斯学派多在道德领域中谈中和，如诗人要公平等信条与主张，这是对古希腊社会的审美理想的反映。5、调和。调和同样既是和谐的一种情态，又是实现和谐的一种手段。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调和含有把差异导向同一，把对立导向一致，把无序导向有序，把不协调导向协调的意味。它和均衡、中和、对称一起，成为静态和谐的典型审美形态，代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说以及古希腊早期和谐说的特色。6、对立组合。对立组合造成矛盾性与统一性匹配均衡的和谐形态。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美学理论体系中，它有着突破静态和谐向动态和谐演进的意味，代表着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7、层次、秩序、主从。如各天体习惯年成丰富的层次和秩序，各按自己的轨道，形成主次分明之意，从而构成和谐之美。8、节奏、韵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高低、长短、大小的声音有序地出现，合理地搭配，习惯年成复杂而协调的数量关系，就构成了音乐的节奏与韵律，生成了和谐乐章。对于其他事物，同样也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美学与音乐美学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美学“模仿论”“典型说”“美在整一”
论文摘要：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宗教、自然科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即为“模仿论”，反对艺术“天性说”，同时，他还开启了艺术“典型说”的萌芽；提出了美的存在方式为有机整体的观点；界定了艺术的外延；揭示了音乐的特殊性，对音乐本质展开了探讨；高度肯定了艺术广泛的作用等等，这些不朽的关于艺术、美学、音乐的论述犹如大河之源掀起了后世艺术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然而，由于时代视野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美学思想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一、美学思想的核心——艺术“模仿论” 艺术“模仿论”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相互之间有且只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模仿说其实是古希腊的传统说法，赫拉克利特就有过艺术模仿自然的见解，留基伯和德 谟 克利特也有类似的说法。到了柏拉图把模仿说系统化了，但他的模仿说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理念世界才是唯一真正的实在，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则是“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反，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肯定物质的感性世界是真实的，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艺术是真实的，进而对模仿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模仿论”的新观点主要在于如下两点：其一认为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是“在行动的人”[1]7，即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1]21。其二是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天性，即善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有两个原因，而且都出于人的天性。第一，模仿是艺术的本质，而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具有模仿的本能。第二，音乐感和节奏感也出于人的天性，而音乐感和节奏感是构成艺术的形式方面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音乐、诗歌、更是如此。 天性说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显得有些幼稚，但在2000多年前的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柏拉图那里把艺术看做是少数人的“神灵凭附”，把艺术神秘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性说肯定了模仿是人的本能，并且是“人和兽的分别之一”，所以就应得到尊重，这就增添了艺术存在的合法性。 二、“典型说”的萌芽 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典型一般都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反映，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鲜明，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从而更富有价值。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按“典型”这个命题来论述，但实际上已涉及典型说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个性表现共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不是处于个别之外，而是寓于个别之中的，他批驳了柏拉图关于理念是在具体事务之外，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要求每个人物既要有类型特征，又要有个性特征。他认为普遍性是抽象的东西，是各个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艺术应该由“这个”制作出一个“如此”，即“这个如此”。“如此”就是普遍的、一般的性质，而“这个”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 （二）诗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诗比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目的不是描述个别现象，而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通过个别的东西去表现普遍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28-29。 （三）触及到了艺术的理想化问题 亚里士多德反对把模仿看做被动地抄袭事物的本来面目，主张把事物加以适当的理想化，进行艺术创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脱离原型，而是以现实事物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可使事物比原来的更美好，或更坏；悲剧人物要求人物比一般人更善良。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问题了。 总之，典型说的萌芽，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也是他在当时条件下的伟大发现。他为最早的典型说奠定了基础，这是很大的贡献。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与典型性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典型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等。 三、美的存在方式——有机整体 （一）美在整一 柏拉图把美看做美的理念，一切个别事物的美，看做是“分有”美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与他截然不同，他不仅不承认美的理念，还把美看做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从具体事物本身去寻找构成美的客观因素，也就是去探索美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在《形而上学》中，他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所谓秩序是时间上的匀称，所谓匀称是空间中的秩序，而从秩序与匀称中见出明确，三者实际是统一的。后来在《诗学》中，他进一步提出“美在整一”的概念。只有整一的东西才能见出秩序、匀称与明确。秩序、匀称、明确是整一所造成的感官印象。亚里士多德强调各部分紧密连接，见出秩序，这就是各部分在整体里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这样，整体的各部分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有机的整体。他主张美的事物不仅各部分有一定的安排，而其他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事物美还是不美，首先要取决于美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体积大小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的和谐统一。 （二）寓杂多于统一 多样统一的理论并不始于亚里士多德，最早把这一理论用到美学上的，则是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多样统一的原理，用到了悲剧结构中。他认为事件不妨多，但结局则必须单一，这样才能既丰富又不枝蔓，既统一又不单调。他认为人物性格，也要有多样的统一。人物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每一个人总有一个性格核心和总的方向。 （三）关于“三一律”问题 “三一律”也被称为“三整一律”，用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定义，就是指“要用一个地点，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并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的充实”。“三整一律”被拆开理解就是包含“时间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情节整一律”。而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情节整一律”。他从有机整体的概念出发，认为戏剧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剧中尤其强调悲剧情节的完整和紧密。 四、艺术的界限 首先是关于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区分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事物中带永久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证明，它本身具有连续性，成果可以不断积累、传授。而艺术是一种性的生产状态，艺术以创造为目的，而且必须是从头创作，所以艺术家本人的修养、造诣和情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要靠天才，而不是柏拉图观点，即认为靠灵感或疯狂。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诗要有真情实感，要能把人物描写得活生生的，为此，诗人本身要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否则不可能激起观众的情感。他指出文艺创造过程中是有理性活动的，他要求诗人在创造过程中要具有清醒的理性。 其次是关于艺术与的区别问题。柏拉图认为艺术服从道德要求，艺术家首先应是道德家。其实柏拉图使艺术成为道德说教，是取消了艺术的应有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与道德相近，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道德是行为，艺术是生产；道德属于道德家本身，艺术属于广大观众，属于社会，艺术并不依附于艺术家。 再次是关于艺术与技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体现了运用推理创造事物的才能。不同点主要有：1）目的不同：艺术为了娱乐，技艺为实用。2）对象不同：艺术的对象是整个自然，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本质。而技艺只作用于个别、偶然的事物上。3）性质不同：技艺可以因袭、模仿和雷同，但艺术则必须创造。 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但指出了艺术与技艺的差别，而且对艺术内部也作了细致区分，建立了最早的艺术分类体系。他根据模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来细分各种艺术门类。 五、的特殊性 （一）音乐能表现感情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是与人类的心灵契合共通的。比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他认为最适合目的的调式是严格的、从容的多里亚调式，认为竖笛或竖琴之类用于技巧比赛的乐器，不宜用于教育，因为吹竖笛会使人的口形变得丑陋，所以应该采用那些能够使听者变成高尚的人的乐器。 （二）音乐是一种运动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声音的产生是由空气的运动决定的，声音的质量、音量、音色则与动物发声器官及乐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音乐的声音是从有秩序的运动中得到的，音乐的性质，音乐的节奏、旋律，音乐的构成都是由于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尤其是音乐和人的的关系，也是由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音乐的节奏和音调之所以能反映人的品质，就是因为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模仿人的动作的运动形式。绘画和雕刻仅次于诗歌和音乐，就是因为绘画与雕刻不传达运动，不能直接表现道德的性质。 总之，关于音乐具有运动的性质，因而能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道德品质，这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音乐具有群众性 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论述音乐的群众性问题，但他无疑认为音乐是“凡人”都能享受到的娱乐，同时，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的人都爱听它，音乐对各种听音乐的人都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音乐教育不限于听赏音乐，而应当使人在实践中认识这门，所以青少年最好能学会一种乐器。 六、艺术广泛的作用 （一）艺术的认识作用与作用 首先，与柏拉图否认艺术的.认识作用相反，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肯定模仿能使人获得知识，认为人的最初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因此模仿对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个别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与经验相比较，艺术才是真知识。 其次，艺术还能引起人的快感，因此，除了认识作用外，还有审美作用，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亚里士多德赋予模拟说新的解释，在于他断定人们从模拟过程中得到知识，并且由于求知欲望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快感。例如，他认为：“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2]44-45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为快感辩护的家，也是最早提出审美过程中产生快感这一重要问题的哲学家。与柏拉图比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感情受理性的控制，它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认为快感不是恶，是正常现象，不应加以压制。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所以能引起快感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快感是由于求知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快感也可能不是由模仿所引起，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1]11-12，也就是说，是由艺术的形式因素所引起。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不同种类的艺术所激发的情绪不同，它们在各自所产生的净化作用和快感也不同。例如，悲剧所产生的快感只是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净化后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写善恶报应所产生的快感以及写滑稽性格所产生的快感就只适宜于喜剧而不宜于悲剧。 （二）艺术具有教育作用——艺术能陶冶人的性情 亚里士多德的学思想中心是“中庸之道”，他认为美德就是适中，就是情感需求适度。恐惧和怜悯太强太弱都不好，须求适中、适度。悲剧的卡塔西斯①作用就是使它们成为适度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影响。 （三）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 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一方把音乐看做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也就是说只强调教益。另一方则是怀疑主义的、快乐主义性质的倾向。认为音乐只能供人娱乐，认为音乐与睡眠和酒一样，仅仅是医治疲劳和苦恼的良，仅仅是使人能得到休息的娱乐。亚里士多德则想综合这个两个极端，于是提出了“高尚的享乐”的概念。他认为音乐能达到道德教育、消遣闲暇和精神享受的目的。 首先是音乐具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不仅把“净化”作用的思想用于悲剧，而且还用以解释音乐，他的净化论，具有相当广泛的美学意义。他认为：“各种和谐的乐调虽然各有用处，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乐调，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音乐具有净化作用，还明确认为音乐能对人的性格给予显著的影响。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享受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2]106-107 其次，音乐具有娱乐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听音乐是高尚的享乐。他把音乐列入教育课程，为的是让人们学会消遣闲暇”[3]。他进一步指出“音乐是必须的，它可以使自由的人在闲暇中享受精神方面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之所以高尚，因为它是美与愉快的结合，它能令人心畅神怡。和谐的乐调与人们心灵的和谐相契合，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4]。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有关音乐的娱乐作用的论述，实际已包含有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思想。 七、简评 亚里士多德在美学中最大的贡献是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使其自身的美学思想接近了唯物主义。他不仅把模仿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典型说，提出了艺术属于人类创造活动的主张。他要求美的事物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美在整一的思想包含了美与善结合而又有区别的意思。他也是最早提出寓教育于娱乐思想的第一人。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生活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制时代的思想家，这也注定了他身上有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的美学思想深受他的哲学世界观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影响，并且最终滑向“神”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把奴隶当人，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在美学观点上，主张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物才可以担当悲剧主角。 总之，亚里士多德美学观点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学说在欧洲有如万流之源，其影响所及后来各种流派。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何乾山.家、家、音乐家论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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