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43.4%。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1.1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19.6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1.45万元，占58.4%;林、牧、副业收入8.16万元，占41.6%。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1.5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45.5%。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1.1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精准扶贫论文精选三篇
加大投入力度 健全补偿机制
要开创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新局面，必须要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群众
饮水安全问题、集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问题、农村畜禽水产养殖治污问题、化肥农药白色污染的防治问题、水土流失防治问题、农村秸杆综合利用问题、提高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问题，等等。而解决好这些问题，加大投入力度、健全补偿机制，则至关重要。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从笔者在农村调研来看，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譬如在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问题处理中，缺少运行资金、难以保障;建污水处理厂，以现在贫困农村的经济状况来看，收取排污费不现实，运行资金还是要靠政府补助为主。此外，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缺少相应的治理设施，也因资金投入明显不足。解决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实际出发，首先确立起“政府主导、部门主体、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思路。
坚持政府主导，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资金保障，这无疑是国家应当考虑的。虽然国家在农村饮水、沼气建设、水土流失防治、林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多方面给予了投入，但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需求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贫困地区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难有较大作为，环境治理投入必须主要靠国家。
首先，要落实好中央有关政策，譬如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生态资金使用方式;合理调整贫困地区基本农田保有指标，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
其次，国家应该统筹考虑，譬如在下达的农业项目资金、交通建设资金及其它专项资金中环境治理资金应占一定比例，强制性推进环境治理;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环评经费应留一定比例给当地乡镇政府用于环保项目建设。只有通过国家的环保项目投入、其它项目的环保投入、地方政府投入、群众个人投入的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才能实现农村环保的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环境。
在环境治理投入上，实施生态保护补偿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譬如提高森林覆盖率既可以涵养水源，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促进降雨、净化空气、维护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减轻洪涝灾害，提供可再生能源，还可以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森林还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最大的吸碳器，也是最长久的固态碳形态，具有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贫困地区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每年既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生态贡献，又为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国家应该尽早从财政角度设计生态补偿机制并出台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通过补偿的形式激励长江、黄河上游地区持之以恒地抓好生态建设，有序推进农村环保工作，达到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宽松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各有关地区、各有关部门有序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总体来看，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仍然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措施行动的成效。应按照国家有关“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要求，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等原则，到“十三五”末，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确立新思路 运用新方式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近年来贫困地区相继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稳定趋好。但是，随着 脱贫攻坚 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少农村被生活垃圾包围，畜禽养殖造成污水横流，大量使用塑料农药化肥致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推进贫困地区环境治理，需要确立新的思路，采取新的方式。
确立新思路。贫困地区村庄特别是自然村落普遍规模较小、面广分散，加上复杂的历史、区域等因素，特别是目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着力补齐扶贫开发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既要补齐贫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短板”，又要补齐贫困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最为迫切的是需要确立新思路，运用新方式。这就是要把脱贫攻坚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转变扶贫开发和环境治理方式，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两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个扶贫重点县、片区县，12.80万个贫困村，2342.58万个贫困户和5575万个贫困居民。据统计，95%的贫困居民和大多数贫困地区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和重点保护的地区。因此，贫困地区农村普遍面临着消除绝对贫困与环境治理保护的双重严峻挑战。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四川旺苍等多数扶贫重点县境内都包含禁止开发区域，贫困地区整体上是国家、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功能定位上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任务。
还要看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教育资源缺乏、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脱贫难度大，属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硬骨头。只讲消除绝对贫困，不顾环境治理保护，将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只讲环境治理保护，不考虑消除绝对贫困，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做好环境治理保护扶贫工作，就是要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到发展和扶贫工作中，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治理保护与消除绝对贫困的内在统一。这样，既能达到扶贫减贫、促进公平的目标，又有利于保护治理贫困地区农村自然生态、提升当地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运用新方式。一方面，必须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特别要深化精准扶贫，做到对象识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扶贫监管精准等“七个精准”，做到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实施易地搬迁、结合生态保护、着力加强教育、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的“七个脱贫”。这也就是说，既要做到纵向分层“七个精准”，又要做到横向分类“七个脱贫”，织牢“7+7”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纵横网络。
另方面，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转变环境治理方式。当前从整体上看，贫困地区总体需求正在从“盼温饱”“求生存”向“盼环保”“求生态”转变，生态环境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青山绿水、宜人景色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本。做好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就是要突破眼前、短期利益局限，统筹好当前与未来、短期与长远、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努力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适度开发、缓解贫困的同时，也为贫困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子，建立起统筹推进环境治理和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
因而，要大力加强行业扶贫，改善当地人居环境;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要加强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解决环境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切实推进环境治理。
强化法治力度 提供治理保障
从笔者在贫困地区农村调研情况来看，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发展观念和策略层面上的原因、农村特定原因以及环境法治层面上的原因。在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诸多原因中，比较突出的是缺少依法有效监管使环保链条断裂在“最后一公里”。依法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既是根本手段也是必由之路，应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几方面着力，改善立法不足、执法偏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的状况，使农村环境问题得以标本兼治。
实施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有效治理，有法可依最为重要的一环。虽然在立法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譬如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立法问题仍然有待加强。部分环保法律仍属空白，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处理难。譬如，在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目前国家对个体养殖、特别是微小型养殖场的管理并未做具体标准要求，法律监管还是空白，面广量大且不属于规模养殖的微小型养殖场普遍存在选址不当、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环境纠纷不断。由于无法落实责任主体，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总之，法治化是从源头上防止和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应时而为，顺势而变，及时修订完善农村生态环保有关法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农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要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专门环境治理机构，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环保进行统一部署、管理、指挥、协调，各地政府参与辅助本地环境治理机构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要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基本上只有县区一级有环保机构，不像公安、工商等部门，几乎在各乡镇都设有办事机构。乡村没有专职的环境监管工作人员，环保日常监管和服务工作断在基层。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县级环保部门下属监察机构负责，人手少、执法手段又极为有限，有的县要不是乡镇数量多要不就是地域宽广，不用说日常监管就是全部走一遍，也得跑上十天半月，所以，基层环境污染问题很难监管。因此，特别应充实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同时也要妥善解决好他们的待遇问题，做到赏罚分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环境治理执法人员应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在行政执法中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明确每个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任务、权限、标准、程序及违法执法、不作为应承担的责任。完善行政处罚报告和备案制度，制定和完善工作程序和廉政规范，强化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还要加大处罚力度，以环境法律的规定标准为尺度，尽量考虑规定标准的上限，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环境治理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机制。
与此同时，还应加大法律监督。近年来，在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而舆论监督程度还很低，作用也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群众的监督主要表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这要求在加强公众宣传的同时，培养一批环境监督员，并给予必要的保障。贫困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的执法监督机制应由两个监督层面组成，即一个方面是上级政府把下级政府关于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开展的好坏作为政绩量化考核的一项依据;二是环保机关形成上下级的垂直监督关系。譬如国家环保总局要从法律和行政上对各级环保机关各部门加大稽查力度。对个别环保机构工作不力或不作为进行严格查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及法律责任。这两种监督制度的实施，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发生，又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保证贫困地区农村环保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法治是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但决非农村环境治理的全部，还必须注重环保教育与环保法治相结合、环境制度安排与环境法治相呼应等多方面的配合与协同。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2.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2.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2.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基本途径不敢谈，措施的话简单，G&J统计局把贫困人口的标准重新界定一下就好了。
说的比吹的都好听
1、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要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
对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有耕地或其他资源，但缺资金、缺产业、缺技能的，要立足当地资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游，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脱贫。
2、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通水、通路、通电等成本很高，贫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需要实施易地搬迁。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措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难度大，需要把工作做深做细。
3、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在生存条件差、但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可以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不少地方既是贫困地区，又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还是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如西藏、四省藏区、武陵山区、滇黔桂部分贫困地区等。
4、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气力抓好。脱贫攻坚期内，职业教育培训要重点做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
5、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目前，农村扶贫标准由国家统一确定，而农村低保标准则由地方确定，相当多地方两个标准有一定差距。
要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按照国家扶贫标准综合确定各地农村低保的最低指导标准，低保标准低的地区要逐步提高到国家扶贫标准，实现“两线合一”，发挥低保线兜底作用。
扩展资料：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他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习近平谈消除贫困：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
1、扶贫先要扶志。
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过去一些地方扶贫帮困过于注重物质层面，忽略精神层面的帮扶，影响了扶贫成效。实践表明，贫困户树立志气、更新观念，对于找寻致富办法、增添致富干劲至关重要。
这一科学观点是对当代中国扶贫开发一系列问题的准确号脉。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战役已经打响，应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
2、关键在于精准。
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精准扶贫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不仅强调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更强调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工作作风。我们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必须秉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按照“精准”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对路的政策、更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扎实的行动量身定做、靶向治疗、对症下药，出实招、求实效，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3、激发内生动力。
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政府帮扶是必要的，但脱贫解困根本上还得靠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最大限度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只有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脱贫才有基础。
3、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扶贫开发能不能收获成效，成效能不能得到巩固，“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
努力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禁锢，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更加符合我国扶贫开发实际，能够及时识贫、精准帮扶、快速脱贫并有效巩固扶贫成果的一系列新型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扩展资料：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反贫困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贫困特征有所不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不仅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且以绝对贫困居多，甚至部分贫困群体还存在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的情况。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
目前，我国较为重视农村发展，做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有助于我国更好的提高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1：《如何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管理》 1.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现在情况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相对落后，广大的农民一直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生老病死大多数都是由个人和家庭负责，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利于国家深化对农村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城乡的协调发展。 1.1农村的社会养老 措施 不理想 从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来看，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所占比例只是十分之一，而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却有十分之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的扩大，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农民的养老问题不够重视，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民政部自1986年起就开始对农村的养老 保险 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解决。在各个地区的试点活动逐步开展，虽然表面上看农村养老保险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是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的方面开展的并不理想，参加保险的人数并不够多，推行的也不够全面，经过了好多年的开展和运行，仍然只有12%的农民参加到了农村养老保险的活动中，仍有88%的农民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 1.2农村医疗保险系统不完善覆盖率低 虽然很多地区努力恢复合作医疗，但是由于缺少国家给予的经济支持和有效的制度规范，所以恢复的情况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十分低，即使是在新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高峰期，合作医疗人口的数量也十分低、覆盖率也不够广泛。另外，根据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显示，有86%的农民还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医疗保障，仍然在看病的时候是自费。 从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农民仍然是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的。 2.现行的农村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狭窄、覆盖面小 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够合理，没有体现全社会的责任，在保险金的基础上，坚持以个人的纳税为主，集体的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的扶持原则。这样的规定下，使国家所体现的责任过小，对农村建设的投入过少，这样使农民和贫困地区没有经济能力能够承担社会的保障资金。社会保障资金获得的 渠道 也狭窄，与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差距过大，而且，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合作医疗、低保、特困户基本生活补助等社会救济。 2.2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不够科学 现行的农村保障项目管理十分混乱，规模不够科学规范，存在管理体制不合理、保障资金成本高和基金运营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社会的保障水平低还集中体现在对保险基金的管理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多是从地方征缴、管理和使用的，缺乏有效地监控和管理，导致我国农村基金的使用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2.3农村社会保障缺乏法制的保障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情况来看，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虽然在过去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和条文规定，但是大多是单项的、功能单一的、存在漏洞的，没有形成有机合理的法律体系。我国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是可以在相关的法律中找到一些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条款，没有完整、可造作性强的程序。 3. 3.1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平面展开 社会保障的管理要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始，创造保障条件，逐步分层次开展。在 经济相对落后的贫穷地区，要有机地把 社会 保险与救济 工作相统一，扶持贫困特困户参加到社会保险中，提高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党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农村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逐步完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坚持以农民自愿为主，以大病统筹为主，辅助兼顾小病，农民承担一部分，剩下的由国家或地区进行补贴，由此建立起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以按比例报销医药费。自200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后，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医疗保障。几年来的试点工作已经初步看到了成效，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看病难负担重的问题。 3.2建立起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为保证农民贫困人口收入难以维持在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传统的救济 方法 的实施范围面窄，覆盖率低，而且标准偏低，难以保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大，缺少科学性和贯彻性;救济的方式多是临时救助较多。目前，我国农村贫困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城乡差距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大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科学的保障标准，确保标准的实效性、要合情合理，能够正在的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3.3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受我国传统 文化 的影响，农村的养老保障多是由家庭完成的。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1.34亿，超过我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1.1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5%。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一问题以及迫在眉睫，在 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建立在自然经济上的家庭保障功能已经降低，特别是 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虐待老人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因此，在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政府还要积极的引导农民开展养老保障活动。 3.4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有权威的社会保障机构 我国的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在同一个地区的村庄之间的收入都相差很大，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单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很难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我国应该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乡村保障和家庭储蓄保障为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成立有 财政、民政、劳动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机构，来负责农村的社会保障。根本上还是要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还要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要从 心理上、价值取向上改变，摒弃以前旧的思想。 4.结论 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问题，这几年来，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民的生活情况、社会保障问题，并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宗旨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革，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实惠，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农民，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所以，不断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势在必行。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2：《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摘要：本文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农村 管理 体制创新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 1、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社会发展和管理转变的长远趋势来看，社会自主性在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就需要继续创新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系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所有的个体都需要依托社会才能存在，这需要政府职能从政治统治职能的角色转向全面社会管理角色当中来。 二、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相对较少 当前农村的社会组织方面，大多数农村都有社会基层管理组织，比如医疗卫生机构、红白理事会、妇女组织等相关组织，但是文化娱乐组织、治安巡逻队等相关非正式组织却比较少。 2、社会事务单方面处理 农村社会事务处理上，虽然村民和村干部能正确反映出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等较为和谐，但出现问题之后，多数人一般是采用非正式方式进行解决，有的甚至出现没有解决的途径;另外，农村 教育 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当前文体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少，还存在村民自发组织状态。 3、干部未认清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当前农村将经济发展当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认为农村管理体制是表面上的东西，不如直接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出村干部的政绩。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被搁置在了一边。 三、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1、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转变村级党组织的基本功能 将党支部直接管理生产与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逐渐转变成社会关怀与各方利益协调者的轨道上来，淡化行政色彩，真正将社会、行政、经济、政党等归之于其各自的任务中来。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真正去认真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将农民自治的管理权，交给交予地方人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有效扩大了当地人大的民意基础，加强了权力机关的权威，进一步理顺好了权力系统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通过人大对政府所实行的有效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本身的指导行为，确保了农村治理模式能够不断走向完善。 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 要将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引导并规范好农村当中的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就是在制度方面要进行创新，为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积极鼓励多种方式的农民组织的发展，并且妥善处理好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认清加强对农村当中的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应该提倡并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与扶持经济合作型组织时，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余非正式组织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对其社会功能与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做到整合农村社会秩序，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4、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和完善农村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农村，努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5、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素质 大力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一是提升基层农村干部抓重点，破解农村难题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这主要是将发展作为一切中心，将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点，不断破解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紧密围绕这一点来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与本领;二是不断提升因地制宜与分类指导本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三是不断提升依托群众与服务群众的本领，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充分确立并且进一步强化依靠并且服务群众的大局意识，真正深入农村基层，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解决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6、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按照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大力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升农民整体素质。一是强化形势政策教育，让农民群众正确的认识自我，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农民大局意识;二是强化思想道德教育，要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广泛开展文明新风教育活动，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三是强化农村科技教育，紧密围绕着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针对实用技术大力开展培训与应用工作，提升农民知识技能。与此同时，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3：《中国农村社会管理》 [摘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现状进行 反思 ，中国传统农村属于礼法社会，现代社会需要农村转型为法治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研究精彻，本文主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重点理论从农村中独特的乡土经济、乡土政治两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乡土 传统礼法 社会管理 农村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 素描 ，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本书中，“乡土中国”和“中国乡村”这两个词中间可以加上约等于号。“乡土中国”或可称之为“乡土的中国”或“中国的乡土”。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 历史上，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及其承载农业的农村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广阔坚实的经济、政治支柱。尤其在封建社会，国家主要依赖于农业，农业在经济上为国家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统治方式上，通过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国家的稳定。在军事上，农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天灾人祸，帝国最庞大的群体――农民阶级，失去了继续存活的基础――土地。不仅在古代，即使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有限，工业尚未发展到能够独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时，农业责无旁贷地艰难维持着经济的正常运转。 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业及早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组合体之一。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绝对倾向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为了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业及农民的利益，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到了现代社会，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过渡到 “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中央及地方提出一系列政策，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农村社区”等，可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农业发展并不像工业投入资金、技术即可发展那样简单。被称之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及农村、农民以一种“实质上不可或缺，但表面上已被所谓的现代社会排斥”的状态游走于现代社会边缘。 二、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状 难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国农村的整体状态是裹足不前，原地踏步吗?显然不是。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农村的经济状况。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形呢?这就是研究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现实意义所在。 《乡土中国》成书于1947年，时至今日，已有60多年历史，令人汗颜的是，我们发现60多年前的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仍然适用。农村的变动发展，不能仅仅浅薄地从经济上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思想观念的变动。农村中没有变动的，恰恰是思想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先对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做出评价，引用了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团结理论，即社会形态可以分为两种：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分别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②即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是没有一定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社会，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③传统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细密的技术分工，农业本身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保守性。久而久之，形式上的保守转化为深刻的观念上的保守。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与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承认中国是典型的礼法社会，梁漱溟先生所谓的“伦理本位”是礼法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古代历来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以儒家的“孝悌忠信”来引导民众的思想，希望以思想上的教化实现社会安定，对于越轨者则采用残酷的法家手段予以打击，儒家的思想教化往往失效，最终能够真正达到震慑邪恶，维持社会秩序的反而是理论上起辅助作用的法家手段。相对来说，农村对法家的刑罚手段做了“因地制宜”的改动，变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统治”，公法在乡村蜕变成私法。这种现象在现今乡村仍然可见，如两家人发生纠纷，小到偷鸡摸狗，大则甚至于人命纠纷，村民采取的不是诉诸法律，而是私了。 如果说固定的土地在经济上将农村与外界社会割裂，那么，“长老统治”则割裂了农村与外界在政治上的联系。两方面作用下，中国乡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运行方式。若无强力的政策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暴力”的手段，外界是很难改变农村整体形态的。比如中国农村历史上的两次变革，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和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前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相对来说较为“暴风骤雨”似的手段进行，而后者则是通过强力的政策支持最终达到目的。否则，外力最终往往会被乡村中固有的统治方式无声的拒斥，即使接受，也会被扭曲。 三、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思考 现今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传统社会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以进入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农村。历史 经验 告诉我们，温情脉脉的教化式改革往往多以失败告终。从当前国家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可以看出，国家正在极力避免这一现象，借助国家权力和行政力量直接作用于农村，这种势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普法下乡”活动。国家上层希望用现代社会的法律击溃礼法社会农村中的陈旧统治方式，进一步取而代之，使农民能从心里接受现代社会的标志――法律。与法律相比，礼法毕竟具有几千年历史，并且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乡民眼中，法律无异于一纸空谈，是空洞的，不如乡间礼法现实直观。 表面上看，这是传统礼法与现代法治的较量，实际上，更深层的是中国 传统文化 与由西方传入的法制文化的激烈交锋。法制在中国作为尚不完善的新兴事物，即使它是先进的，可是想要在急切间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礼法，亦非一蹴而就之事。在中国人尤其是乡民眼中，法律可能有作用，可是法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起作用，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另外一个农村不能直接接受法律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观念的影响，乡民认为，衙门多是藏污纳垢的所在，打官司耗费不起。 然而，礼法社会毕竟是要转入法治社会的。所以，现在出现了诸如“并村”等现象，国家和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新农村建设”等办法，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 以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使乡民认识到最基本的身份就是法律统治下的公民，而不是乡民。同时，经济手段同样起着弱化、消解乡间礼法统治的作用。通过提高传统耕作中的科技含量和产值，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特色名词――农民工。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有学者将之划分为一个阶层。 关于转型期的农村经济将何去何从，费孝通先生主张在农村中发展手工业，即“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不主张农民进城。通过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逐步过渡到正规工业。这与中国当前的农民工进城，以推动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思路是迥然相异的。青年农民离开了乡村，相对落后的农村因为这些相对高素质年轻人口的不断外流而更加落后。事实证明，费孝通先生的设想更具有现实性，以城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弊端已经逐渐暴露。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页. ②同上，第9页. ③同上，第48页. 猜你喜欢： 1. 浅谈农村发展的论文 2. 浅谈农业农村发展形势论文 3. 浅谈农村文化建设论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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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问题：
1、基层组织能力薄弱。
2、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不够。
3、封建迷信，历史沉渣泛起，不断侵蚀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根基。
4、法治观念缺失。
5、群众参与治理意识不。
对策:
1、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2、要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3、要深化乡村文明建设。
4、注重乡村社会治理的群众参与。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第二条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
第三条 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
第五条 国家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
第六条 国家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2.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2.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2.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下：1、当前基层治理体系还不完善。一是基层党组织统领基层工作能力不强，一些领导班子成员思维方式、工作作风和服务能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适应，与群众的利益诉求不适应，与转型目标不适应。二是基层治理主体单一。目前村委会仍然是社会事务的主要管理者，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职能、村行政化倾向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管委会体制，在性质和功能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基层组织行政负担过重。本村集体经济受益大部分支撑管理费用以及本村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业办理费用。2、群众参与基层治理还相对较少。群众是基层治理的最基本元素。但是目前，相当一部分群众受传统观念和知识文化水平等因素制约，主体意识非常淡薄，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仍然不高、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再加上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多，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不愿去参与村务决策等公共事务，更缺乏主动意识。3、社会矛盾纠纷压力大、人口管理压力。一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近几年来，特别是随着棚户区改造，基础工程大力推进引起了不小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等方面纠纷，因为该类纠纷涉及群众的切实经济利益，涉及部门多，问题具体，化解难度非常大。尤其是街办，多名稳控人员“信访不信法”，每到重大敏感节点便到上级政府上访，对包保单位施压，坚持常年上访乃至非访、缠访、闹访，成为基层治理的不稳定群体。二是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加大。由于近几年快速发展，房地产开发，大量的外迁户及剩余农业劳动力涌向县城生活、居住并寻找就业机会，对县城的基础服务、治安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4、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资金保障。从眉县目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来源看，最重要的渠道是依靠政府拨付，这些资金对于范围广、种类复杂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九牛一毛，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正常开支。加之，很多村民因常年在外务工并买了房子，他们是不愿意为村庄的公共事务掏腰包的。大多数人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资金基础是根本不具备的，治理工作自然进展缓慢。5、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6、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当前，虽然通过“大学生村官”等活动，解决了一部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整改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理顺治理事权。通过对眉县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相关的制度不完善甚至缺乏。正是因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才会出现村委会超自治权、村两委争权、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自治权力的侵蚀等问题。就现在的眉县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参照的法律方面的制度主要还是《宪法》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党的基层工作条例，但是，因为这些制度、条例都比较抽象，缺乏针对性，所以，乡镇政府在实际执行时，缺乏操作性。根据这种情况，应该出台类似于《村民自治法》的制度，进一步规定乡镇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的关系，明确村两委职责，划分领导权与管理权，厘清村党支部、乡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各自的权力范围。即：政府行使监督权和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党支部行使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基本方面的领导;村级自治组织行使管理权，管理本村域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同时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提出建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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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uting & He, Shenjing 2010. “Chinese urban villages as marginalized neighbourhood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Fulong Wu & Chris Webster (Eds.) Marginalization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p177-200.2. He, Shenjing & Wu, Fulong 2007. “Chapter 10: Neighbourhood changes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Shanghai” in Fulong Wu (Ed.) China's Emerging Cities: The Making of China’s New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pp185-209. 1. 何深静、钱俊希、徐雨璇、刘斌，2012 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基于广州小洲村的实证研究，地理学报。（CSCD）2. 陈嘉平、何深静 (通讯作者)，2012 广州旧城区传统绅士化现象及其机制研究——以荔湾区逢源耀华社区为例，人文地理（CSSCI）3. 何深静、钱俊希、吴敏华，2011，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地理研究30（8），1508-1519。（CSCD）4. 何深静、钱俊希、邓尚昆，2011，转型期大城市多类绅士化现象探讨—基于广州市六个社区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 2011 （1），44-49。（CSSCI）5. 何深静、刘玉亭、吴缚龙、Chris Webster，2010，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地理学报65（12），1464-1475。（CSCD）6. 何深静、袁振杰、李洁华，2010，广州亚运会旧城改造项目对社区居民影响研究，规划师, 2010(12)，21-27。7. 何深静、刘玉亭2010，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地理科学30（4），493-502。（CSCD）8. 何深静、刘玉亭、吴缚龙，2010，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地理研究，29（4），703-715。（CSCD）9. 刘玉亭、何深静，2009，英国的社区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规划师, 2009(3)，85-89。10. 刘玉亭、何深静，2009，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研究，南方建筑，2009(6)，79-81。11. 何深静、刘玉亭，2008，中国城市贫困的国际研究新进展，国际城市规划, 2008(4)，7-11。 （CSSCI）12. 刘玉亭、何深静，2008，中国大城市农村移民居住问题的国际研究进展, 国际城市规划, 2008(4)，19-23。（CSSCI）13. 何深静、刘玉亭，2008，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人文地理 2008（4），6-11。（CSSCI）14. 刘玉亭、何深静，2008，论城镇体系理论框架的新走向，城市规划2008（2），41-44。（CSSCI）15. 刘玉亭、何深静，2007，市场转型期南京市的住房分异，中国人口科学，2007 (6) （CSSCI）16. 刘玉亭、何深静，2007英国的住房体系和住房政策，城市规划 2007(8) ，54-63。（CSSCI）17. 刘玉亭、吴缚龙、何深静、李志刚，2006，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以南京市为例，地理研究2006 (3) （CSCD）18. 刘玉亭、何深静，2005南京城市贫困群体的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中国人口科学，2005（7）（CSSCI）19. 何深静、刘玉亭，2005，邻里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其内涵及现实意义，国际城市规划，2005 (3) （CSSCI）20. 李志刚、吴缚龙、何深静，2004，打造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彼得霍尔的城市世界, 国际城市规划2004 (4) （CSSCI）21. 刘玉亭、何深静、陈果，2003，国外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3(1)22. 刘玉亭、何深静，2003，国内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城市问题，2002(5)23. 何深静、于涛方、方澜，2002，城市更新中社会网络的保护与延伸，人文地理，2002(1) （CSSCI）24. 刘玉亭、何深静，2001，反思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01(5)25. 何深静、刘斌、刘玉亭，中国城市老城区公共住房升级改造探讨，中国名城，2012（10） 1. Wenner Gren symposium Crisis, Value, and Hope: Rethinking the Economy September 14-20, 2012, Sintra, Portugal (invited speaker)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roduction and Mutation of China’s New Urban Spac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17-18 Dec. 201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3.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Urban Geography Committee,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Geographers, 8-9 August, 2011, Wuhu, Anhui Province, China. (Invited speaker)4.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um, 27th September 2010,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hzou, China. (invited speaker)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Geography, 26th – 28th August 2010,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6.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Interna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IUPEA), 3rd – 6th August 2010,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reviewer)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4 – 18 April 2010, Washington DC, US (session organiser)8. The fourth China-Japan-Korea Geographical Conference, 9-11 Dec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China.9. 2009 Symposium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Foreign Studies in Urban Planning & The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4 -6 December 2009, Chongqing, China10. DFG-SPP projects meeting – 2009 Guangzhou workshop: Urban Informality in PRD – The state, key actors, determinants and trends, 23th Nov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11. The Second Sino-German Symposium on Geographic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1-22 Nov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China. (organiser)12.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vitalising Built Environments: Requalifying Old Places For New Uses', 12-16 October, Istanbul, Turkey.13.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2 – 27 March 2009, Las Vegas, US14. The 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of Private Urban Governance and Gated Communities, 30 March- 2 April 2009, Santiago, Chile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Research, 6 – 8 January,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China16. International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 Research Committee 21 Tokyo Conference 2008: Landscapes of Global Urbanism, 17-20 December 2008, Tokyo, Japan17. Workshop on “Dealing with our industrial pasts, lessons from Germany and China” 29-30 November 2008,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18. Workshop on Informal Dynamics of Global Cities, 13-14 November 2008,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19. Workshop on Comparative Urban Marginalization and Poverty Studies” 12 -13 June 2008, Cardiff University, Cardiff, UK (organiser)20. Workshop on New Town Planning and Self-Organisation, focusing on China, 27-28 May 2008 International Newtown Institute, Almere, the Netherlands. (Invited speaker)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ning, Law and Property Rights II, 13th -15th February 2008, Warsaw, Poland22.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V: A University of Wales Colloquium ‘Global and Local Agendas’” 23 – 25 January, 2008, Gregynog Hall, Newtown, Powys, Wales, UK (Invited speaker)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n the 21st Century, 13-15 December 2007,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24.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New-Build Gentrifications: Forms, Places and Processes’, 15 -16 November 2007,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euchâtel, Switzerland. (Invited speaker)2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and City Planning, 28-30 June 2007, Cardiff, UK. (organiser).26. Workshop on ‘City B/lights: Narratives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hysical Regeneration’ Centre for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Bristol, 28 February 2007, Bristol, UK. (Invited speaker)27. Annual Conference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 August- 2 September 2005, London, UK. (Acted as coordinator for organizing conference sessions).28.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5th-9th April 2005, Denver, CO, USA.29. UCRN Conference, Cities in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rban Research: Part 3, 12th-14th Dec. 2004,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30. Urban China studies seminar, Oct. 200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US.31.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16th -20th Aug. 2004, Glasgow, UK.
飓风引发的思考：贫困不只是美国穷人的问题 -------------------------------------------------------------------------------- 2005年09月29日08:38 中国新闻网 八月的“卡特里娜”飓风直观而无情地暴露了美国贫困的严重性及其后果，连一贯强硬的布什总统也不得不低头，表示要直面对该地区的贫困问题。但美国的贫困问题的“灾区”，远不止路易斯安娜州及密西西比州。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最新调查,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攀升趋势，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贫困人口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为了减少贫困人口，美国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增加对儿童福利的支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该有所作为。但不幸的是，扶贫工作现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特摩斯·斯密丁教授(TimothyM. Smeeding)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贫困问题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贫困率上升，贫富差距增大 美国人口统计署2005年8月30号公布的《2004年美国人收入，贫困，健康保险》报告显示，贫困率在中西部的上升最为显著。在2004年，贫困率在中西部上升了0.9个百分点。中西部州，尤其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州失业率也高于全美国平均水平。2004年美国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美元以下。 “美国的经济总体在回升，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如此。有一些行业，如制造业，还在苦苦挣扎。中西部之所以贫困率上升，是因为中西部制造业面临的局势最严重，工人收入增长停滞状况也最严重。”美国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瑞贝卡·布兰克教授(RebeccaM. Blank)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贫困人口率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的这份报告，2003年收入站在顶端20%的美国人，所拿到的钱占全民总收入的49.8%,在2004年，其所得所占的比率增加到50.1%. 于9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美国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名美国人的资产达到11，3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 “自2002年起，美国贫富差距又逐渐加大，原因颇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加里·贝特里斯(GaryBurtless)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详细解释说，“首先是过去几年经济复苏过程中(自2000年股市暴跌后)，美国公司的利润非常可观；其次是工人在工资标准设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幅下降。即便工资不很高，福利不是很好，雇主也不愁找不到员工。之所以如此，一是工会组织势力越来越小，二是联邦政府非常不情愿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相比，现在的法定最低工资可能处在三、四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贝特里斯认为，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原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收入的人工资比低收入的人涨得更快更多。工作技能不高的美国人，其工作往往面临国外低工资工人的激烈竞争。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及印度贸易的完全开放，对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位的职工冲击很大，这些行业包括服装，制鞋，纺织，玩具，电子组装，及钢铁业。原先在这些行业工作但没有什么技能的美国工人只好转到国外工人竞争较小的行业，如建筑，娱乐，餐饮及饭店业，进而削弱了后面这些行业工人在工资问题上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 “法定最低工资的购买力日益减弱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公司管理的改变会惩罚低技术工人，奖励受教育程度高、技术精湛及经验丰富的人，抬高他们的报酬，”贝特里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 对这些辛苦工作但报酬不高的工人，布兰克教授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使他们脱离贫困。“在美国，我们鼓励人尽可能就业，即便是收入不高的工作，而不是不工作，接受政府救济。这反映了美国人勤奋的传统。我们相信，即使在技能低的岗位工作，随着经验的丰富，工资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勤奋工作的人，应该能得到足够的报酬，不受贫困的威胁，”她说。 扶贫需要政治意愿 “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象最低工资，儿童补贴，保健补贴这样的政策非常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扩大了执行这些政策的力度(作为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工作)。现在，我们应保持这些政策，并强化儿童补贴和保健补贴。”布兰克教授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贫困研究联合中心的另一名教授谢尔登·丹泽革(SheldonDanziger)不仅支持布兰克教授和斯密丁教授的观点，同时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介入扶贫工作。 “经济的发展是削减贫困的前提，但经济发展自身并不一定能福及穷人。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70年代初的两倍，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挣的工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丹泽革教授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如果美国政府有政治意愿削减贫困，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美国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消灭贫困。” 丹泽革教授说，在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曾经雷厉风行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措施,如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援助 (Medicaid)、食品券 (Food Stamp)和低收入能源补贴 (LowIncome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并在社会安全福利政策上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等于是向贫困宣战。这些措施成效很大，在1973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一度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70年代以来贫困率的上升不说明那些扶贫措施失败，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繁荣不能使所有的人受益，再加上政治家及公众再也不相信政府有魄力采取大的扶贫政策。”丹泽革教授说。 “有扶贫政策和没有扶贫政策就是不一样。”雪城大学斯密丁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他对照了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的情况。2000年，在美国和12个欧洲工业国家中，美国的非老龄人口(65岁以下)的政府社会支出(socialexpenditure)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最低，相应的，美国的非老龄人口贫困率最高。而在英国，自布莱尔首相于1999年向贫困宣战以来，英国的贫困率连续大幅度地下降了。
参考资料1美国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述评 2005年11月——2006年4月，笔者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学习和研究。在此期间，笔者就美国的贫困(poverty)、无家可归者(homeless)与反贫困政策等问题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实地参观考察了许多社会福利机构，了解并实际参与了他们的一些活动和项目，对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旨在通过研究美国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的现状、分析反贫困政策和构成和演变，尝试对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作出评价，并总结出对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启示。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均居世界首位。但其国内的贫困和无家可归者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反贫困、社会救助和福利政策等问题也是受到普遍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对于美国贫困问题的现状、产生原因、福利政策的效果、反贫困政策的取向等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论，这也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美国贫困问题的现状：悲观与乐观贫困是一种多元性、综合性社会现象，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收入贫困是现代贫困最重要的概念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1美国一般以处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贫困规模。贫困线由家庭规模和家庭总收入这两个因素来确定，并且每年都要重新测算、核定。如果一个美国家庭的年总收入低于“基本需求（basic needs）”就被认为属于贫困家庭。2005年美国家庭贫困线如下：单身收入9570元，2口之家12830元（2004年是12490元），3口之家16090元（2004年是15670元），4口之家19350元（2004年是18850元），5口之家22610元（2004年是22030元），6口之家25870元（2004年是25210元），7口之家29130元（2004年是28390元），8口之家32390元（2004年是31570元）。8口以上的家庭，每多一人增加3260元（2004年是3180元）2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12.7%，总人数从3590万上升到3700万，增加了110万人，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详情参考：参考资料二关键词】 美国; 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 社会保障;【英文关键词】 American;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social securi-; ty;【中文摘要】 长期以来，每逢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安全感。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全社会的人，或者至少大多数人，无论在发生 什么意外事故的情况下都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标准，得到起码的保证。社会 保障减少了由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大大消除了造成社会差 别的主要因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到林登·约翰逊总统，美国联邦政 府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改善贫困阶层的生存、发展。从社会保障 政策的演变，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及联邦政府的对策——社 会保障政策。30年代和60年代是这一政策产生、发展的关键阶段，本文 将对此作比较研究，并剖析社会保障思潮的来龙去脉，社会保障政策的负 面影响及发展前景，以期从中得到借鉴。论文共分四部分： 一、三十年代的绝对贫困与六十年代的相对贫困问题 南北战争后，美国一直存在贫困隐患。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凸现了贫 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时期的贫困是绝对贫困，它危及人们的生存，对社 会发展亦造成极大危害，具体体现在...【英文摘要】 For a long time, It s few people s privilege that could maintain safety when facing unexpected hazards. As the founding of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 tern, all the people, at least most of them, could make their living no matter what contingency happens. Social security reduces unequality resulted by unex- pected accident, so the main facter that causes social distinction fades away. From president Rousevelt to Johnson, successive American Adminis...详情参考：参考资料三1 学术上“分裂”（schizophrenia）的状况由上述研究主题，即区域经济发展的惰性趋势延续下来，我今天着重讨论的是另一种持续性—美国贫困现象的空间分布。也许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开始关注贫困现象的。对于很多和我一样的地理学家而言，我们往往过着分裂的学术生活。我们有多个学术和理论研究兴趣，并常常通过探求一个来获得另一个，而我正是如此。在我训练自己成为区域经济地理学家的同时，我就对数量分析有浓厚兴趣，并以此为途径，寻求对贫困的空间分布和经济不平等的更好理解。我对世界钟表工业的研究源于我和一个朋友的一次谈话，他的家族在瑞士朱拉（Jura）拥有悠久的制表历史。他担心1980年代钟表产业所遭遇的全球化危机会破坏当地工业传统的文化基础。他想知道为什么一些地区发展得如此艰难，是否有些地区不受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潜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发现，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往往伴随着经济变化而发生的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每个地区都经历过落后的发展阶段，有的时候是一个接一个地落后，有的时候是成群地落后，这取决于它们基本的经济基础。一些地区的落后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2 老问题：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及模式一直在延续。政策制定者也知道经济增长和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为了彻底根除贫困所作的各种尝试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些问题，为什么政策在减少贫困方面如此无力？这是否应当归咎于对贫困问题的错误理解？政策制定领域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否阻碍了某些必需措施的实施？是资本主义的原因么？还是某些与贫困的地域分布有关的东西，或者旨在消除贫困的有关政策反而导致了问题的加剧？这篇论文的一部分是反思过去，并从最近的事件中获得启示，但更重要的是回顾历史，从而理解美国贫困现象的地域基础。我认为：美国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本质。空间发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动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不平衡现象是会迁移的），促成了美国贫困现象的持久性。贫困是可移动的。贫困的状态不仅仅反映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也能反映你过去和将来所处的环境，所以贫困本质上是具备地理性的。接下来我将探讨对贫困这一深入、持久的地理本质做出反应的公共政策及其历史根源。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并接受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内涵及其根源，否则根除贫困将寸步难行。3 贫困与政党政策无关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研究兴趣呢？原因之一是最近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令我陷入焦虑。在重新统计佛罗里达州选票的要求被最高法院驳回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对朋友说，我担心这个悬而未决的结果将会成为美国穷人的灾难。公众新闻媒体连续几个星期连篇累牍地报道选举结果的后续反应。人们关注的焦点涉及众多方面，包括布什的上台会对最高法院的任命、国防部开销以及环境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我曾经在华盛顿工作过8年，和联邦机构打过交道，也担任过争取联邦政府开发扶持的社团代表。因此我认为，政策的改变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倒退，因为这个国家再次远离了对穷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美国的很多地方来说，政策的改变意味着它们将陷入黑暗，回到被嘲笑和否定的时代。毫无疑问，这种剧本在很久之前就写定了。这次的总统选举决不会为美国的穷人创造一个独特的途径或者带来全新的实际内容。实际上，就算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也无法保证穷人的问题得到认真考虑。有些人会说，没有哪个政党的政策是为穷人服务的。无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穷人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别忘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既发生了社会福利改革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福利制度的终结。尽管过去100年来，穷人们在民主党的执政下过得更好些，但是不要被这个表象蒙蔽。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同情过那些生活窘迫的人、那些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人和那些本身没有错却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点的人。重要的是，所谓“错误的地点”通常由地理学来界定，并且和地理学有解不开的联系。在我们这样一个流动的社会里，空间相互作用、距离衰减、引力和集聚——这些我们所熟知并信手拈来的概念，时常被我们用来解释贫困现象或为贫困的存在自圆其说，甚至造成我们对持续贫困的忽视。难道地理学家助长了贫困的持续吗？在一些案例中，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在人们对增长极（growth pole）与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政策狂热支持的年代。确切的说，在那个年代，空间理论被运用于粉饰和支持对特定地区的集中投资，而对邻近的贫困地区人们真正的需求未能予以足够重视。事后可以看到，这使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们栽在未经验证的理论面前。总之，我认为在制定清晰明确的关于贫困问题的政策方面，我们（地理学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比起渴望在美国不平等问题上对舆论有所贡献，地理学家更执着于争取地理学科在学术界内部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有例子证明，我们的思想和洞察力常常被其它学科思想控制，在风向变化时，只有我们仍然坚持这些曾经“公认的理论”（proverbial bag）。详情参考：
姐姐你就给5金想让人家给你写1000字的论文啊，估计没人愿意做这种事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