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论《三国演义》中美女与政治的关系 【内容提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侯与诸侯之间连年争霸，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美女成了统治者攻击和防御的肉器，美女在改变历史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绝代佳丽自身的不幸遭遇。笔者从当今人们感兴趣的“美女”入手研究《三国演义》中放映的美女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揭露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美女；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根据《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的介绍，小说中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名可考证的大约有1000个，出现的女性却只有50人，50人中绝色美人占15人。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女在《三国演义》中的生活情况。在宏观方面，一方面从美女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入手研究；另一方面，从《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对美女的影响入手研究。在微观方面，分别从“门当户对”封建婚姻本质，美女的个人素质，与其他文学作品美女形象的比较来展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描写美女的独特性。 一、从宏观角度看美女 1、 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 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 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 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 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 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 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 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 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 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 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 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 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 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 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 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 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 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 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 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 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 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 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 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 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 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 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 2、 男权世界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 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 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 《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
10分，太小气了吧
多看几遍自然就可以写了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
性格告诉你，故事，自己想。曹操：多疑，所以中计。诸葛亮，识人心，知天文，晓地理
周瑜提出让诸葛亮在10日之内赶制10万枝箭的要求，诸葛亮却出人意外地说：“曹操大军即日将至，若候10日，必误大事。”他表示：“只须3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完复命。”周瑜一听大喜，当即与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在周瑜看来，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3天之内造出10万枝箭，因此，诸葛亮必死无疑。表明：周瑜并不相信诸葛亮在三天内会造出10万枝箭。 诸葛亮告辞以后，周瑜就让鲁肃到诸葛亮处查看动静，打探虚实。诸葛亮一见鲁肃就说：“3日之内如何能造出10万枝箭?还望子敬(鲁肃的字)救我!”忠厚善良的鲁肃回答说：“你自取其祸，叫我如何救你?”诸葛亮说：“只望你借给我20只船，每船配置30名军卒，船只全用青布为幔，各束草把千余个，分别竖在船的两舷。这一切，我自有妙用，到第三日包管会有10万枝箭。但有一条，你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必定从中作梗，我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鲁肃虽然答应了诸葛亮的请求，但并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他见到周瑜后，不谈借船之事，只说诸葛亮并不准备造箭用的竹、翎毛、胶漆等物品。周瑜听罢也大惑不解。 诸葛亮向鲁肃借得船只、兵卒以后，按计划准备停当。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夜里四更时分，他才秘密地将鲁肃请到船上，并告诉鲁肃要去取箭。鲁肃不解地问：“到何处去取?”诸葛亮回答道：“子敬不用问，前去便知。”鲁肃被弄得莫名其妙，只得陪伴着诸葛亮去看个究竟。 凌晨，浩浩江面雾气霏霏，漆黑一片。诸葛亮遂命用长索将20只船连在一起，起锚向北岸曹军大营进发。时至五更，船队已接近曹操的水寨。这时，诸葛亮又教士卒将船只头西尾东一字摆开，横于曹军寨前。然后，他又命令士卒擂鼓呐喊，故意制造了一种击鼓进兵的声势。鲁肃见状，大惊失色，诸葛亮却心底坦然地告诉他说：“我料定，在这浓雾低垂的夜里，曹操决不敢毅然出战。你我尽可放心地饮酒取乐，等到大雾散尽，我们便回。” 曹操闻报后，果然担心重雾迷江，遭到埋伏，不肯轻易出战。他急调旱寨的弓弩手6000人赶到江边，会同水军射手，共约1万多人，一齐向江中乱射，企图以此阻止击鼓叫阵的“孙刘联军”。一时间，箭如飞蝗，纷纷射在江心船上的草把和布幔之上。过了一段时间后，诸葛亮又从容地命令船队调转方向，头东尾西，靠近水寨受箭，并让士卒加劲地擂鼓呐喊。等到日出雾散之时，船上的全部草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箭枝。此时，诸葛亮才下令船队调头返回。他还命令所有士卒一齐高声大喊：“谢谢曹丞相赐箭!”当曹操得知实情时，诸葛亮的取箭船队已经离去20余里，曹军追之不及，曹操为此懊悔不已。 船队返营后，共得箭10余万枝，为时不过3天。鲁肃目睹其事，极称诸葛亮为“神人”。诸葛亮对鲁肃讲：自己不仅通天文，识地利，而且也知奇门，晓阴阳。更擅长行军作战中的布阵和兵势，在3天之前已料定必有大雾可以利用。他最后说：“我的性命系之于天，周公瑾岂能害我!”当周瑜得知这一切以后自叹不如。
时至五更，船队已接近曹操的水寨。这时，诸葛亮又教士卒将船只头西尾东一字摆开，横于曹军寨前。然后，他又命令士卒擂鼓呐喊，故意制造了一种击鼓进兵的声势。鲁肃见状，大惊失色，诸葛亮却心底坦然地告诉他说：“我料定，在这浓雾低垂的夜里，曹操决不敢毅然出战。你我尽可放心地饮酒取乐，等到大雾散尽，我们便回。” 曹操闻报后，果然担心重雾迷江，遭到埋伏，不肯轻易出战。他急调旱寨的弓弩手6000人赶到江边，会同水军射手，共约1万多人，一齐向江中乱射，企图以此阻止击鼓叫阵的“孙刘联军”。一时间，箭如飞蝗，纷纷射在江心船上的草把和布幔之上。过了一段时间后，诸葛亮又从容地命令船队调转方向，头东尾西，靠近水寨受箭，并让士卒加劲地擂鼓呐喊。等到日出雾散之时，船上的全部草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箭枝。此时，诸葛亮才下令船队调头返回。他还命令所有士卒一齐高声大喊：“谢谢曹丞相赐箭!”当曹操得知实情时，诸葛亮的取箭船队已经离去20余里，曹军追之不及，曹操为此懊悔不已。 船队返营后，共得箭10余万枝，为时不过3天。鲁肃目睹其事，极称诸葛亮为“神人”。诸葛亮对鲁肃讲：自己不仅通天文，识地利，而且也知奇门，晓阴阳。更擅长行军作战中的布阵和兵势，在3天之前已料定必有大雾可以利用。他最后说：“我的性命系之于天，周公瑾岂能害我!”当周瑜得知这一切以后自叹不如。周瑜提出让诸葛亮在10日之内赶制10万枝箭的要求，诸葛亮却出人意外地说：“曹操大军即日将至，若候10日，必误大事。”他表示：“只须3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完复命。”周瑜一听大喜，当即与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在周瑜看来，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3天之内造出10万枝箭，因此，诸葛亮必死无疑。表明：周瑜并不相信诸葛亮在三天内会造出10万枝箭。 诸葛亮告辞以后，周瑜就让鲁肃到诸葛亮处查看动静，打探虚实。诸葛亮一见鲁肃就说：“3日之内如何能造出10万枝箭?还望子敬(鲁肃的字)救我!”忠厚善良的鲁肃回答说：“你自取其祸，叫我如何救你?”诸葛亮说：“只望你借给我20只船，每船配置30名军卒，船只全用青布为幔，各束草把千余个，分别竖在船的两舷。这一切，我自有妙用，到第三日包管会有10万枝箭。但有一条，你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必定从中作梗，我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鲁肃虽然答应了诸葛亮的请求，但并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他见到周瑜后，不谈借船之事，只说诸葛亮并不准备造箭用的竹、翎毛、胶漆等物品。周瑜听罢也大惑不解。 诸葛亮向鲁肃借得船只、兵卒以后，按计划准备停当。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夜里四更时分，他才秘密地将鲁肃请到船上，并告诉鲁肃要去取箭。鲁肃不解地问：“到何处去取?”诸葛亮回答道：“子敬不用问，前去便知。”鲁肃被弄得莫名其妙，只得陪伴着诸葛亮去看个究竟。 凌晨，浩浩江面雾气霏霏，漆黑一片。诸葛亮遂命用长索将20只船连在一起，起锚向北岸曹军大营进发
东汉灵帝时，十常侍专权，朝政腐败，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参与镇压黄巾军。 灵帝死，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诏外兵入京，诛杀宦官。宦官杀死何进，袁绍等尽灭宦官。董卓趁机拥兵入京，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曹操谋刺董卓不成，逃到陈留，发矫诏联合诸侯共讨董卓。关、张加人联军，关羽温酒斩华雄，三人又合力击败董卓骁将吕布，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曹操率兵追击，中伏兵败，诸侯各怀异心，联军随之分散，彼此攻伐。 董卓在长安愈益骄横暴虐，司徒王允巧设连环计，先将府中歌女貂蝉许嫁吕布，后又献与董卓，离间二人。吕布与王允合谋杀死董卓，但被董卓余党李傕、郭汜等击败；王允被杀，李、郭执掌大权。 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军，占据兖州，招贤纳士，势力大增。因徐州刺史陶谦部下杀死曹操之父曹嵩，曹操兴兵攻打徐州。刘备救援陶谦，陶谦欲以徐州相让，刘备力辞，陶谦死。刘备方领徐州牧。 吕布谋夺兖州，被曹操打败，到徐州投奔刘备，屯驻小沛。 李傕、郭汜自相残杀，李傕劫持献帝，郭汜劫持百官，于是，长安城中大乱。杨奉、董承护驾还东都，遭到李、郭追杀，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回到洛阳，又逢灾荒，处境极为狼狈。 曹操采纳荀彧之谋，率军迎奉献帝，移驾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朝廷大权从此归其掌握。 曹操用“驱虎吞狼”之计。诏命刘备讨袁术，吕布趁机袭夺徐州。袁术约吕布夹攻刘备，吕布因袁术失信，请刘备还屯小沛。 孙策欲继其父孙坚之业，乃以孙坚所得的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回江东，先后打败刘摇、严白虎、王朗等，夺取丹阳、吴郡、会稽等郡，称霸江东。 袁术遣大将纪灵攻刘备，吕布辕门射戟，劝双方罢兵。后因张飞抢夺吕布所买马匹，吕布围攻小沛。刘备投奔曹操，被举为豫州牧。 袁术在淮南称帝，分兵六路进攻徐州。吕布用陈登之谋，击败袁军；刘备亦派关羽截击。曹操会合孙策、刘备、吕布，大破袁术，攻占寿春。不久，曹操约刘备同攻吕布，吕布刚愎无谋，终被擒杀。 曹操班师，带刘备见献帝。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献帝因曹操擅作威福，密赐衣带诏与国舅董承。董承暗结王子服、马腾、刘备等，谋诛曹操。刘备恐曹操疑忌，每日种菜消遣。一曹操同刘备煮酒论英雄，欲加试探。刘备假作畏惧雷声，使曹操对其放松戒备。刘备趁机以截击袁术为名，率兵离开许都，重新占据徐州。 董承与太医吉平合谋，欲毒杀曹操；因家奴告密，董承等皆遭满门抄斩，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匹马投奔袁绍。关羽被困，约三事而暂归曹操，连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后因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挂印封金；保护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与刘备、张飞重聚于古城。 孙策遇刺，伤重而死。其弟孙权继位，由张昭、周瑜辅佐。周瑜举荐鲁肃，鲁肃为孙权定鼎足江东之计，孙权自此威震江东。 袁绍亲率大军进攻曹操，曹操领兵在官渡相拒。谋士许攸建议袁绍袭击许昌，被斥，便投奔曹操。曹操用许攸之谋，夜袭鸟巢，大败袁绍。后又逐步消灭其残余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刘备被曹操打败，到荆州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徐庶来投，刘备用为军师，击败曹仁，夺取樊城。曹操囚禁徐母，伪造家书召唤徐庶，徐庶被迫辞别刘备，临行举荐诸葛亮。刘备先已从司马徽处知卧龙之名，于是三顾茅庐。礼聘诸葛亮。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二州，以与曹操、孙权成鼎足三立之势的战略方针，刘备苦请其出山辅佐。 曹操率大军南征，刘表病死，其妻蔡氏以次子刘琼嗣位，投降曹操。刘备携民出走江陵，在当阳被曹军赶上，军民大乱。赵云单骑救出阿斗，张飞在长坂桥吓退曹军，刘备收拾残兵退至江夏。适逢孙权遣鲁肃来探虚实，诸葛亮即随鲁肃前往江东，欲结孙权共拒曹操。 孙权接曹操檄文；犹豫不决。诸葛亮去战群儒，智激孙权，加之周瑜陈说利害，孙权遂决计抗曹，以周瑜为大都督。周瑜趁蒋干来为曹操作说客之机，巧布疑阵，诱其盗走伪造的书信，使曹操误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自叹弗如，与之定计火攻破曹，并先后使黄盖行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曹操骄傲轻敌，黄盖上船诈降，接近曹军水寨时一齐举火。东吴各路兵马四下接应，曹军惨败。曹操带领残兵奔逃，连遭截击，在华容道又被关羽挡住去路。曹操乞哀，关羽不忍，放其逃走。 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周瑜屡次用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箭疮崩裂而亡。 曹操疑忌马腾，召其入京。马腾欲趁机杀曹操，谋泄被杀。其子马超闻讯，与韩遂起兵报仇，屡胜曹兵。曹操用反间计；使马超、韩遂自相火并，借机打败马超。 汉中张鲁欲取西川，益州牧刘璋派张松说曹操取汉中。张松因受曹操侮慢。转道往见刘备，奉献西川地图，劝刘备取之。 刘璋听取张松建议，请刘备相助。刘备与庞统率军入川，刘璋亲到涪城迎接。刘备屯驻葭萌关，广收民心。后因向刘璋索取兵、粮，刘璋疑虑，稍作敷衍。刘备大怒，夺取涪城，进兵稚城。因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与张飞分兵入蜀增援。一路望风归顺，进占绵竹。刘璋向张鲁借兵，张鲁遣马超攻葭萌关。张飞大战马超，诸葛亮用计，马超归顺，并进逼成都，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 孙权得知刘备占据益州，遣诸葛瑾索还荆州，刘备答应先请关羽，欲逼其归还荆州，关羽单刀赴会，挟制鲁肃，遂得安全返回。 曹操兵伐汉中，张鲁兵败归降。刘备恐其来攻西川，交割江夏等三郡给东吴，请孙权起兵袭合肥，牵制曹操。孙权与曹操大将张辽交战。大败于道遥津。曹操亲率大军救合肥。孙权部将甘宁率百骑夜袭曹营，不折一人一骑。双方相待月余，孙权求和，曹操班师而回，不久又封为魏王，立子曹丕为世子。 曹操命曹洪助夏候渊、张郃守东川，张郃接连被张飞、黄忠打败，丢失天荡山。法正劝刘备乘势夺取汉中，刘备从之，与诸葛亮亲自出兵。曹操闻报，亦率大军亲征，屯兵南郑，命夏侯渊进兵。黄忠用法正之谋，以逸待劳，阵斩夏侯洲。曹操前来报仇，接连战败，身受箭伤。军心动摇。便放弃汉中，于是，刘备进位汉中王，以诸葛亮为军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关羽领兵取襄阳，围樊城。曹操令大将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为先锋，率领七军救援樊城。庞德抬棺与关羽决战。箭射关羽左臂。时值连日大雨，关羽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庞德被俘，不屈而死。曹操闻讯大惊，欲迁都以避关羽，司马懿建议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孙权用吕蒙、陆逊之计，卑辞麻痹关羽，趁其防备松懈时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时被俘，不屈而死。 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不到一年，即逼汉献帝禅让，改国号为魏。刘备受群臣之请，亦自称帝以继汉统，任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欲为关羽报仇，不顾群臣苦谏，兴兵伐吴。张飞鞭挞部下末将范疆、张达，二人刺死张飞投吴。刘备得知，愈加憎恨，连胜吴军。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陆逊坚守不战，待蜀军兵疲意沮，火烧连营，大获全胜。刘备败走白帝城，感伤懊悔而病，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 魏主曹丕闻刘备亡，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不动声色，暗中遣将设计阻其四路兵马，又遣邓芝出使东吴，恢复蜀、吴联盟。 蛮王孟获犯境。诸葛亮率军南征，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七擒孟获。孟获心服，蜀汉后方得以安定。 魏主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北伐，大败魏国驸马夏侯茂，智取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收服姜维，又打败魏国大将军曹真。魏以司马懿领兵拒蜀。司马懿消灭孟达后，直取街亭，欲断蜀兵咽喉之路。诸葛亮命马谡守街亭，马谡违令于山上扎寨，被魏军围困，丢失街亭。诸葛亮急忙部署撤兵，并亲到西城监运粮草。司马懿突率十五万大军来到城下。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魏兵，连夜退回汉中，挥泪斩马谡，并上表自贬三等。 吴将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请蜀伐魏。诸葛亮再上《出师表》，二出祁山，大败曹真。因粮运不继，乘胜退兵，计斩前来追赶的魏国勇将王双。 孙权称帝，诸葛亮约吴兴兵伐魏，三出祁山，连败魏军。后主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因张飞之子张苞身死，诸葛亮悲痛成疾而退兵。 以后，诸葛亮又数次北伐，虽然屡败魏军，却始终未成大功。六出祁山时，司马懿固守营寨，诸葛亮日夜操劳，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临终前，将身后诸事一一安排。请将依计退兵，吓退司马懿追兵。魏延不服杨仪，举兵相攻，马岱斩之。魏主曹睿死，太子芳即位。司马懿杀曹爽，全国大权从此归司马氏掌握。 姜维欲继诸葛亮之志，先后九伐中原，与魏将邓艾等斗智斗勇，互有胜负。因宦官黄皓弄权，姜维屯田汉中以避祸，蜀汉国势日益衰微。 司马昭命钟会、邓艾西路攻蜀，邓艾偷度阴平，直通成都，蜀后主刘禅出降。姜维诈降钟会，鼓动钟会叛魏，欲借机复国。事败，姜维与钟会一同被杀。 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位，逼魏主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吴主孙皓暴虐荒淫，朝政腐败，人心涣散，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吴军土崩瓦解，孙皓投降。至此，天下重新归于统一。
从三国演义中看用人之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人物和故事虽然已随着历史的钟声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三国兴衰所留下的启迪却是历久弥新的，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为国得贤则兴盛，失贤则衰亡。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是成大业者必然之功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曹操、刘备、孙权等既精于揣摩人性、把握人心，又能正确识人、择人、用人，为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综合看来，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有求贤若渴之欲、知人善任之能、信人不疑之胆和广纳博容之量。应 该被首推为求贤若渴典范的，当数有名的刘备“三顾茅庐”，演绎出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十分重视人才，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 才如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抱负，他先后三次下令广求贤才。如《举贤勿拘品行令》中道：“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 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所知，勿有所遗。”三次求贤令，虽有重才轻德偏颇之处，但确是孟德 高瞻远瞩过人之处。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张辽、张郃、徐晃三员来自敌营，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曹操求贤若渴，以招揽贤才、重用贤才为第一要务，重御智而非占地，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二、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是主政者之明要诸 葛亮在任用人才的时候，就十分注重量才适用的原则。他主张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长安排适当的职位，做到大才要大用，小才只能小用。如果大才小用，让“天下之 将”去担任“千夫之将”就会浪费人才；相反，如果小才大用，将“下宾”放到“上宾”的位置上就会贻误大事。任用董允管制内宫，就是他坚持量才适用原则的一 个明证。曹操一贯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不论是孔融、祢衡等有名望之士，还是郭嘉、陈群等出身寒门的，都能尽展所长。其中有“三国第一谋士”之谓的郭 嘉，深为曹操所器重，大凡出征，必带其负责出谋划策。郭嘉帮助曹操控制兖州、青州，迎奉汉献帝，平吕布，败刘备，亡袁术，灭袁绍，荡乌丸，成为中国北方的 实际控制者。三、海内百川、有容乃大是明主大家之风范大 凡有才能的人难免恃才傲物，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有广纳博容之量，能“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虽然在戏剧表演中曹操多以狐疑奸诈面目示人，但是真实 的曹操却是既爱才又能容人，许攸、娄圭才智过人但“恃旧不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崔琰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敢于 犯颜直谏，曹操一直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曹操想法、做法非常人能比。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 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 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四、用人不疑、信而放权是御才之正道《孙子兵法》说：“将能君 不御”。信任是对人才的最有力支持。领导者授权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预，事无巨细勤过问。只要下属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授权后， 就应允许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不违背大原则，大可不必过问，不要随意进行牵制和干预。刘备在用人上，就能够很好地把握“用人不疑”的原则。诸葛亮初出 茅庐，刘备就委以军师的重任，招致众将领不服，其中尤以关羽、张飞为甚。而刘备却对诸葛亮信任不疑，力排众议。说：“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曹操大兵压 境新野，刘备授权诸葛亮全权指挥、部署军队。在曹军逼近新野山下的紧要关头，刘备安之若素，与诸葛亮“对坐饮酒”，表现出对诸葛亮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信 任。及至刘备临死托孤，最后一次表明了他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信人者，人亦信之。”如果对人任而不用，或用而不信，势必会挫伤人的自尊心，自信心，束缚 人才的手脚。作为领导者，信任人才，就要做到像刘备那样用人不疑，相信自己的观察力，相信被任用的人的忠诚和才能，对认准的人，应大胆把他们放到适合发挥 其才干的岗位上为政理事，充分信任，授以全权，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孙权重用诸葛瑾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的又一感人例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避乱江 东，经弘咨荐于孙权，受到礼遇。初为长史，后为南郡太守，再后为大将军，领豫州牧。一些人嫉妒中伤他明保孙吴，暗通刘备。孙权说：“子瑜与我共事多年，恩 如骨肉，彼此也了解得十分透彻。对于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子瑜是不会负我的，我也不会负子瑜。”五、踵事增华、后继有人是基业永固之关键公 元280年，司马炎灭吴，统一南北，彻底结束了三国混战的局面。回顾这段历史，魏蜀吴三国最终或走向衰落消亡，或被他人直接取而代之。究其原因，除了军事 政策失误外，后期轻视了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是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蜀国刘备死后，子刘禅继位。刘禅懦弱无能，初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死后，信任宦官黄 皓，朝政日趋腐败，更加上连年攻魏，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亡国后还苟且偷生，乐不思蜀。除了接班人问题外，文臣武将的培养选拔也存在 很大的疏漏，导致人才梯队缺失。由于不能及时选拔起用有能力的贤才，干部队伍配备跟不上事业发展的步伐，后期只有诸葛亮一人独撑危局，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但回天无力。能征善战的武将死的死、老的老，最后竟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惨状。吴国孙权死后，宗室和大臣相互残杀，政治局面动荡不 安，国力日益衰落。曹操死后，次子曹丕代汉建魏，横征暴敛，民怨高涨。及至后来魏国终被司马炎取代，建立晋。因此，能着眼长远，以战略眼光看待后备干部培 养的重要性，才是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成熟领导者。百度文库上也有文章，题目 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
10分，太小气了吧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PS《孤独的勇者——陈宫悲剧形象解读》这篇论文就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在学校里下载，CNKI，万方之类的网站应该是免费的。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研究近况》研究三国演义的太书多了，以下是2006年三国演义研究学者沈伯俊的一段谈话“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着、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二十五年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贯中的籍贯、交游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围绕其籍贯问题的“东原”、“太原”两说展开争鸣。持“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李修生的《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等。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刘颖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有关书籍】1、《三国演义辞典》（与谭良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1993年12月增订版，日本潮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日文版，韩国泛友社1999年12月出版韩文版；2、《三国漫谈》 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3、《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4、《三国漫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5、《沈伯俊说三国》（图文本），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第1版。6、《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 2002年版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