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社会问题很少
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不仅体现了个体思维品质的活跃性和深刻性，也反映了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对问题意识的自觉，也就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感。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问题意识的基本特征是沉思和分析，它是一种面向本体的思和面向前提的思，也是一种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思。 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因此它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也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社会心理学论文2000字篇三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1 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1.1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 市场营销 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 领导力 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 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热点 ，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 广告 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 其它 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 2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 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2.2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2.3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 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2.5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 3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3.3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为了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近年来，社会心理学愈发趋向于吸纳其他学科的观点，例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体冲突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中对群体偏见等研究则运用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建立在神经机制的解释上而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不同的理论之间相互碰撞、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趋势，并推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理论的整合(黄雪娜，金盛华，& 盛瑞鑫，2010)。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靠拢自然科学，建立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超越时间、历史、文化，而适用于一切人类。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类深层的心理学结构。未来的社会心理研究会更为关注社会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文化视角将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的研究中。 猜你喜欢： 1. 社会心理学论文3000字 2. 大学生心理学论文1500字 3. 浅谈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论文 4. 大学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本
因为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来搞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哈！
论如何培养幼儿合作交往能力激发幼儿合作的兴趣，创设适合幼儿合作的条件，促进幼儿愉快发展；通过实习过程中的探索发现，要提高幼儿的合作能力，必须要重视激发儿童对事物的好奇心及求知欲，要给幼儿创造合作的机会，培养幼儿解决合作中遇到问题的能力，给予儿童自我表达、自由创作及体验活动乐趣和成功感的机会，通过合作研究式的师生互动、同伴互动进行学习等，努力把这些要求落实到实践中，儿童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主动合作、愉快发展的实践者和体验者。良好的兴趣能使幼儿在一种轻松和娱乐的心境中获得发展美国著名教育家玫琳凯指出：二十一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新世纪的学前教育完全是以幼儿为主体的教育。孩子在教育中应是自由、愉快的。兴趣是推动幼儿探索和学习的一种最实际的内部动力。教育学家乌申斯基也说：“没有兴趣地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幼儿探求真理的欲望。”珍视孩子的好奇心，让幼儿感觉到与人合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激发幼儿想尝试与人合作的欲望。帮助幼儿克服不良心理，大胆与幼儿交往合作。例如；用故事《金色的房子》和看图讲述《大家一起玩》以及情境表演等，来激发幼儿要如同故事或表演中的小朋友一样，只有和大家一起玩，才能感到快乐。通过文艺作品和身边的事例激发幼儿兴趣，培养合作意识。从而使幼儿保持与同伴合作的持续兴趣，为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奠定基础。培养幼儿的合作品质，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一是自由宽松的心理环境。一方面家长要转变观念，发挥幼儿的小主人公精神，放手孩子，让孩子走出去；或把别家的孩子，社区的人们请进来；在公共场合介绍幼儿，引导幼儿主动与人接触；一方面是教师，威廉姆多尔曾经对教师角色的界定是“平等中的首席”，并认为教师是内在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品，教师的作用应从外在于幼儿转向与情景并存。
大学生应如何进行人际交往论文如下：
论文一：良好的人际交往潜力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应对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大学生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及其重要的好处，人际交往障碍会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绪、健康等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透过对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说明了大学生如何持续和提高良好人际关系交往和沟通潜力。同时构成一种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人际交往环境，也将有利于大学生构成和发展健康的个性品质。
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依存于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适应潜力的综合体现。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社会交往。
对于正在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资料之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
培养良好的人际效潜力，不仅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没有交际潜力的人，就像陆地上的船是永远不会漂泊到壮阔的大海中去。比起中学生，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独立性更强，更具社会性。
个体开始独立地步入了准社会群体的交际圈。大学生们开始尝试独立的人际交往，并试图发展这方面的潜力。而且，交往潜力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心目中衡量个人潜力的一项重要标准。
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他们心理正常发展、个性持续健康和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
然而，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会产生各种问题。
认知、情绪及人格因素，都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建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受挫，就可能表现为自我否定而陷入苦闷与焦虑之中，或因企图对抗而陷入困境，并由此产生心理问题。
一、大学生人际关系不适的表现有关调查证明，大学生心理问题中，关于人际交往的已占50%以上，而以前的统计中，恋爱烦恼占据首位。
交际烦恼超过恋爱困扰。仔细分析，大学生人际关系中的困惑、不适能够分为以下5类状况：
第一类：缺少知心朋友。这类大学生通常多能正常交往，人际关系也不错，但自感缺乏能互吐衷肠、肝胆相照、配合默契、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为此，有时不免感到孤独和无奈。
第二类：与个别人难以相交。这类大学生与多数人交往良好，但与个别人交往不良，他们可能是室友、同学或父母等与自己关系比较近的人，由于与这些人相处不好，常会影响情绪，成为一块“心病”。
第三类：社交恐惧症。这类大学生对人际交往个性敏感、害怕，极力回避与人接触，不得不交往时则紧张、恐怖、心跳加快、面红耳赤，难以自制，总是处于焦虑状态。
他们害怕自己成了别人注意的中心，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别人观察。总担心自己会出现错误而被别人嘲笑，总处于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之下。与人交往，甚至在公共场所出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任务。
社交恐怖症是十分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工作的一种心理障碍。许多一般人能够轻而易举办到的事，社交恐怖症患者却望而生畏。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个乏味的人，并认为别人也会那样想。
于是患者就会变得过于敏感，更不愿意打搅别人。而这样做，会使得患者感到更加焦虑和抑郁，从而使得社交恐怖的症状进一步恶化。许多患者改变他们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症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错过许多有好处的活动。
二、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往往会出现人际交往和沟通不畅的状况，影响其身心健康和学习进步。
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困难成为大学生活中的一个普遍问题。看看上面那个调查，同学们在回答“透过择业你感到自己个性欠缺的素质是什么”时，选取人际交往潜力的比例最高达34.8%，位列首位。
大学生人际交往与沟通中存在问题重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自我中心型。在与别人交往时，“我”字优先，只顾及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强调自己的感受，而不思考别人。在与他人相处时，不顾场合，不思考别人的情绪，自己高兴时，就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高兴时，就郁郁寡欢，谁都不理，或是乱发脾气，根本不尊重他人，漠视他人的处境和利益。
2、自我封闭型。这种类型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不愿让别人了解自己，总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需要掩盖起来，往往持一种孤傲处世的态度，只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在心理上人为地建立屏障，故意把自我封闭起来。
另一种状况是虽然愿意与他人交往，但由于性格原因却无法让别人了解自己。这样的人一般性格内向孤僻，构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在我们队里也存在着这样的学员，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他人接触，做什么都一个人，很难融合到大群众中，产生一种圾不和谐的状况。
3、猜疑妒忌型。猜疑心理在交往中，一般表现是，以一种假想目标为出发点进行封闭性思考，对人缺乏信任，胡乱猜忌，说风就是雨，很容易暗示。猜疑是人际关系和谐的蛀虫。另外，心理学认为，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嫉妒心，这是常事，必须的嫉妒心，能够激发人奋发向上的用心性。而一旦这种嫉妒心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影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4、面子问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面子更是大学生的一大怪癖，大学生的许多人际冲突，都是发生在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的小事情上，往往是一次无意的碰撞、不经意的言语伤害、或区区小利等等，本来只要打个招呼、说声道歉，也就没事了，但双方都“赌气”，不打招呼，不道歉，而是出言不逊，结果争吵起来。
更有甚者，一个不让，一个拔拳相向，头破血流，事后懊悔不迭。双方都在用不适当的方法维护自尊，即典型的面子心理，仿佛谁先道歉就伤了面子，谁在威胁面前低了头，谁就孬种、于是层层升级，以杯具而告终。
论文二：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是人际关系的构成条件，是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途径，人际交往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对于正在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室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性。
1、人际交往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一种需要，它是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对于青年期的大学生而言，他们思想活跃、感情丰富，尤其是人际交往的需要极为强烈，大家都努力通过人际交往来获得友谊，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
此时，积极的人际交往，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使人精神愉快，充满信心，而且会使人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般来说，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大都能保持开朗的性格，热情乐观的品质，从而能够正确认识、对待各种现实问题，化解学习、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形成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迅速适应大学生活。
相反，如果缺乏积极的人际交往，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则容易形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难以化解心理矛盾，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病态心理，比如：抑郁症。
2、人际交往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量大且价值高。人们对拥有各种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要求，随着信息量的扩大，也在不断地增长；人际交往是交流信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通过人际交往，可以相互传递、交流信息和成果，不断完善自己的经验，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人际交往是个体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重要手段。孔子曾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人际交往实际上就是一种获得和交流知识信息的社会活动。在当今信息化充斥的社会里，那些不愿意与他人交往的学生，必然在自己与社会之间筑起一道道屏障，从而孤陋寡闻。因此，人际交往不但能够使人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而且信息的沟通又必然成为大学生成功道路上的剂。
二、构成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障碍据调查，目前我国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普遍较低，本人认为除一些客观因素外，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特别是他们的心理原因。
1、不愿意去交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出于个人动机比如自卑心理、孤独心理、嫉妒心理等原因，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用和需要，因此导致不主动，甚至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从而回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二是家庭教育。家长与学生的命令式对话不利于从小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心态和习惯。
三是学校教育。我们传统的学校，语文课上主要以读书、看书为主，很少有说话方面的训练，因此有的大学生能独立完成学习和任务，但当与人沟通和交往时就会产生心理紧张和心理焦虑等心理现象，最终养成不愿与人交往的习惯。
本人认为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时抓起，这样在拥有良好心态的前提下，大学生才能从心里重视人际交往的意义，从而积极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2、不懂得如何去交往。很多大学生缺乏人际交往知识，不懂人际交往原则，如何发挥人际交往的作用，如何掌握人际交往的发展阶段，如何克服人际交往中不利的因素等。因此他们普遍感到人际交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不知该怎样相处，相处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等。
论文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定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社会交往。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培养良好的人际效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一、人际交往简述。
1、人际交往的概念所谓人际交往通俗地说，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和来往。人际交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际交往直接影响与推进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实践活动需要借助于多种形式才能得以实现，人际交往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难免与彼此交往，每一个人类个体是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上的。
2、大学生交际能力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其自身行为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形成适应于该文化与社会的人格，掌握该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方式。
通过人际交往，可以为个体提供大量的社会刺激，从而为个体社会化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只有经过社会化，人才能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
青年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掌握社会关系有关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掌握作为社会成员应具备的社会基本知识和技能，并不断积累社会生活的经验，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早日成为一个社会人。
二、大学生交际能力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1、“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倾向90后大学生在家庭中享受独生子女的优越感，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倾向。所以他们一方面容易出现自卑，在挫折和困难面前放弃自己，进而容易在心理上造成自闭和抑郁。
另一方面容易出现自尊心和自信心太强，从而导致自负，一旦遇到挫折和困难容易消极躲避。这两方面都不利于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搭建，这就需要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节主要表现为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调控能力。
2、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严重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通常是指把交往作为手段，把利益作为追逐目的的一种交往方式。一些大学生受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情感。
在调查中发现，有54.2%的学生认为自己有一半符合，有超过40%的大学生有交往功利主义。这说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正逐渐被物质利益性的追逐所替代。
3、网络交际化网络人际交往正在成为当代大学生中不可或缺的交往方式。网络人际交往与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虽然为交往带来了很多的积极的方面，但它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
首先，在网络虚拟社区的保护下，许多大学生在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其人格分裂的倾向十分明显。
其次，网络人际交往造成了一部分大学生网络依赖，从而对现实中的人际交往的淡漠。
三、如何做好大学生人际交往与社会交际能力的培养。
1、做好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工作在社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以人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自我意识的养成也不是“个人本位”。在世界观方面确立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是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嬗变的前提。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对大学生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对走向社会、养成担当意识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90后大学生处理好在家庭中以自我为中心到在学校里要学会与人相处的关系，处理好在大学里学习与社会实践当中的关系。
在人生观方面确立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是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嬗变的关键。
这些可以通过提升他们社会交往能力、领导能力、果断性以及活动性来实现。
2、培养大学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主要指人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其涵盖面包括个人在生活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量的研究显示，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的综合素质，人的个性、交往的频率、态度的相似性、需要的互补性是影响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动交往。第二，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第三，待人要真诚热情。
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与能力的。。明白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1、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史学研究向纵深发。
2、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发展的需要。
3、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第四，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还可以为清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陈规陋俗、封建主义残余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扩展资料：
中国社会生活史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生活史含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姻生活、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习尚、丧葬习俗、生产与行业生活、社交与节庆风尚、娱乐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等专题；
较为全面阐释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群体事象、析其源，辩其流，叙其程，述其果，进而考述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与民俗传承的互动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理念和行为偷的形式演变过程，从而构建起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
本书内容宏富，覆盖面广，立论平实，且富有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行文简洁流畅，叙述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探析
作者：王海燕
［论文关键词］地方；整体；社会史；政治史
［论文摘要］社会史能否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这是目前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持社会史是一种新“范式”观点的学者看来，社会史不但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而且还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是将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中，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新思路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标签式”、只着眼于对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的研究，使政治史的研究更加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社会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以后，作为一种颠覆“传统史学”的新“范式”的史学，发展到现在，不仅在与它相对立的或者有分歧的派别争论中、同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修正其理论和方法，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它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毛渐丰”川的今天，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澄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史”能否研究或更确切的说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的问题。
一
对前者的回答应该说不难，因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或“生活方式史”或“社会行为史”，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即是一种新“范式”。既然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研究政治史呢？虽然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不要政治史，这一点在社会史学者那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至于社会史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这也是无须多费口舌辩驳的问题。因为绝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很显然这是对社会史的最大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然是把社会史理解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更严重一点说是对社会史学的不屑一顾和鄙视态度的表白。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有的学者更明确的提出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既便是早期的年鉴学派，也从来没有“摈弃政治史，只是反对历史以政治史为主体，所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中说年鉴学派的著作，‘国家就连经济都包括在一种内容广泛的社会思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遭到了忽视”’。然而对后者的回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既然社会史可以而且有能力研究政治史，那么，怎样去研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去发现、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联系问题以及怎样找到它们的结合点？这些问题在目前看来，还处在探索之中。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史介人政治史较为成功的研究范例，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以及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明晰的思路可供研究者参照。这需要政治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共同努力才行。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将晚清至民国国家力量不断扩展的过程，放置于华北的区域社会情境中去加以阐述的；“］孔飞力的《叫魂》亦是从江浙地区的巫术骚动讲起，进而讨论帝国官僚体制的运行，从地方事件中去窥见国家政治的；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同样也是以对20世纪初的成都街头政治的考察而由此揭示出政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的。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是，他们都将国家政治，放在一个区域社会里边去考察，都是首先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切人，进而扩展到国家“跨区域”的宏观政治。尽管他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如对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关注不够），但他们的尝试已经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了。因为这样的一种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填充式”或“标签式”、只着眼于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而忽视了政治是否和怎样影响了地方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
二
有的学者虽承认‘他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贡献大，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人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月］一句话，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于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首先，我们仍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是观察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不论是地方史还是跨地域的整体史，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社会史是有能力驾驭跨地区的宏观政治的，其中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地方视野里的政治史研究，有些选题本身就是在解读跨地域的国家政治的总体演变轨迹。如上述提到的杜赞奇、孔飞力和王笛的三部论著，他们虽然是以区域为切人点，但最终讲的还是国家的宏观政治。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成功之处也正在于他们有别于传统思路的社会史视角。其次，从社会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实际操作要求看，这种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宏观政治，确实是从各自地方历史场景出发，通过对地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考察国家的宏观政治在这个地方的实施以及演变情况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历来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国家的宏观政治，包括法律法规、各种措施和制度等在各个地方的贯彻执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在国家政治强烈渗透到普通人们生活的近代，国家政治在各地的实施也不可能“刚”性到一成不变的程度，它总会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作出某些适当的调整。近些年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已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运用从地方史的视角去解读政治史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就可以把国家的整体政治在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状况较为全面的展现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进而揭示国家宏观政治的总体发展脉络。既立足于‘他方”，同时又不断的“超越地方”。相比之下，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这种微观细致的考察，在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填充式研究，由于“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其结果很难避免出现千篇一律、僵化呆板和“机械教条的图解”的缺憾局面，以致于造成“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恰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一个区域（或叫地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通过各个地方这一视野，不但能够使我们窥探到的整体政治史这张地图，而且所看到的这张整体史的地图较之从前更为多姿多彩和真实可靠。至于怎样拾掇起碎片去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需要的是综合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是史学工作者们今后要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诚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述学者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它是哪个学科，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提出和实践，总会伴随着挫折、迷茫、困惑，甚至是缺憾。地方史解读政治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毫不例外的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创新的努力。任何事物，不去探索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道它的好与不好呢？在历史学研究面临困境的今天，创新意识尤显重要，墨守成规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模式上，不但不会给历史学带来繁荣，很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就地方史能否解读政治史和如何解读政治史这个问题而言，既然它是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课题，那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树立信心，投人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微观”到“宏观”、由“地方”到“整体”，这种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人去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的研究方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传统方法那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即通过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考察，去管窥国家政治的演变，从而使政治史的研究更趋于填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尽管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但并不是说它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其所长，如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并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是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取其之长，去其缺欠。尤其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给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地方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国家政治的？等等，这些不应该仅仅是社会史学者或者是政治史学者独自要去解答的，而是需要二者通力合作，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彻底摈弃社会史和政治史“二元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二者沟通和对话的平台，探索出一条双方联系的有益途径，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使政治史的研究真正走出一条新的路径。
回顾近些年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 “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杜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其实，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用之初，因为处在探索阶段，所以缺欠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只要社会史学者始终具有反思和不断追求完善的意识，就能够避免少走弯路，使新的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澄清和强调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政治史，并不是说把眼光只盯在地方社会中那些对抗国家政治的力量，同时也会关注到地方社会中那些情愿或不情愿地在国家政治的规范下生活的人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行动，去服从国家的政治？社会史学者对此同样感兴趣。总之，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史，在对待政治史的研究上，同样不会局限自己的视野，圈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犯有自束手脚、“画地为牢”的错误。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的理解了“地方”和“整体”两个概念，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论文《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川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支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科”。“社会史”作为新兴学科之一，能够“吞噬”和“支解”“政治史”，说明“社会史”本身具有“政治史”不具备的优势。由此可见，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同样也体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新思路，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来耕耘。
对于人类而言，大气是共享的资源，由于全球大气环流的作用使得人类在大气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然而由此引发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人们深切的关注，谁是大气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在这个问题上谁又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对于那些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损害是否公平？应当怎样解决这一类问题？人类环境伦理的道德观念是不是需要和可能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应该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解决。在环境伦理中，正义的原则是首要的原则。环境正义是用正义的原则来规范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它关注人类的合理需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其主要涵义：一是要求建立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二是要求确立公民的环境权。据调查，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总体来讲，占世界国家总数5％的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以上，而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却只占到5％左右。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却是由各个国家共同承担的，如此说来，对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是不公平的。我想，任何一种重要的力量或者伟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向自然进攻，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这种伟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约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的程度，大规模的核战争破坏，可能毁坏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对生态、对自然的进攻，人类改变生态系统也可能毁灭地球的生物，威胁人类的健康。从大气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大气污染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健康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健康指数在不断的下降，人类的体质在下降，人类的生存能力在下降，癌症、怪胎情况的出现也在上升。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用道德的力量对这个问题进行控制已经是在必行。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大气是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大气的物理特性主要包括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和降水，这一切均由太阳辐射这一原动力引起。化学特性则主要为空气的化学组成：大气对流层中氮、氧、氢3种气体占99.96％，二氧化碳约占0.03％，还有一些微量杂质及含量变化较大的水汽。人类生活或工农业生产排出的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化物与氟化物等有害气体可改变原有空气的组成，并引起污染，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破坏生态平衡。在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三大问题，最为引人关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活与健康，并且对地球上其它生物的生存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试问，对它们而言又公平吗？ 因此，无论从自然的层面还是道德的层面来讲都应该重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的课题，绝不能因为一味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弃全人类的安危于不顾。 其次，关于保护大气环境，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需履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责： 1.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作好综合平衡，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同时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大气环境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指标。 2.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布局既可以充分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也可以减轻对大气的污染，因此，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既包括对新建工业进行合理布置，也包括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迁移严重污染大气的工业企业。 3.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大气污染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是解决全球大气污染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4.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各国政府应当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其他措施，包括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和区域、积极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等。近年来，在保护大气环境方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协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到2010年，相对于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世界总体排放要减少5.2%，包括6种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氟利昂（氟氯碳化物）等。到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各个国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排放指标，也可以以增加森林面积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按一定计算方法抵消。中国年排放28.93亿吨二氧化碳，人均2.3吨，美国年排放54.1亿吨二氧化碳，人均20.1吨，欧盟年排放31.71亿吨二氧化碳，人均8.5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对保护大气环境做出的强有力保障，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对人类和生物环境权的尊重。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包括对大气的污染程度仍然受到各国的关注。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污染情况进行监测评比，沈阳作为一个老污染城市历来都“榜上有名”，1988年还曾进入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第二位。在今年这次评比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53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3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测定，并重新推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兰州等8个城市。据调查，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5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应当注意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作为一个传统道德致上的大国，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哲学、秩序、伦理思想的主流和依据，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哲学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去向，一种动力。尽管很难达到，但也为人类应该何去何从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与大自然和谐。我想，在保护大气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身作则，用道德的力量唤起人类的良知，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
社会保障伦理思想研究作为正在崛起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篇1 浅析社会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摘要】社会新闻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调味剂,然而随着媒体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新闻的发展有些偏离了发展的轨道,低俗化的趋势渐渐扩大,社会新闻应有的功能正在被削弱,本文从掌握好报道题材的度、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掌握好社会新闻娱乐化的度、把握好报道时机的度四个方面分析社会新闻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新闻;存在问题;发展策略 社会新闻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调味剂,有了这支调味剂人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信息资源,使自己日常交往中获得较大的交往空间,同时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给人们的行为以指导。 但是随着媒体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新闻的发展有些偏离了发展的轨道,低俗化的趋势渐渐扩大,社会新闻应有的功能正在被削弱,社会新闻如何健康的发展,成为媒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成为媒体重视的问题。 一、社会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报道中充斥了大量猎奇夸大的报道,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夸张猎奇的报道媒体单纯为了吸引受众,而没有顾及社会影响的报道。 第二,对于许多犯罪和暴力的场面进行细致的描写,进行大肆渲染,营造了一种偏离真实社会环境甚远的媒介“拟态环境”,造成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偏差,认为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之中。 第三,有些社会新闻的报道时机不恰当,社会新闻虽然以日常的社会生活为主,但同样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所以报道的时机不恰当同样不能起到引导受众认知的作用,反而会产生与此相悖的结果。 第四,报道题材多是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社会新闻有很大的受众市场,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启发性和指导性,受众接受社会新闻是因为社会新闻可以给他们带来知识、趣味。若题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给受众带来新鲜的事物,就不会在受众中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新闻存在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二、社会新闻的发展对策 1、掌握好报道题材的度 社会新闻的选材要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要报道百姓身边的事,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但不是鸡毛蒜皮的事都搬到新闻报道中,这样的新闻没有什么意义,不能给受众以启发和指导,同时还会使受众认为新闻报道是索然无味的。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失掉受众。社会新闻要善于跟踪社会的热点、难点,并且要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这则新闻故事要有它的道德准则,对于“英雄式”人物的报道曾是社会的报道热点,这些报道更是包含了道德的因素,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 2、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 竞争的激烈使社会新闻的内容日趋庸俗化,黄色新闻、犯罪事件、暴力事件的报道占据了许多版面。报道的形式也配合这样的报道内容,标题采用多种形式加以突出,同时多种不适宜的词汇也出现在了报道的标题中。对报道内容的描写更是采用了细节化的描写,在描写许多暴力的场面时更是事无巨细,这样做很可能给一些人提供模仿的范本,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对一些青少年的影响更甚。 因此,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对新闻报道很重要,新闻的报道形式可以出体现一个媒体的风格,也就是其自身的特色,有自己的特色本身也是吸引受众的一个砝码。对于社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可以采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喜闻乐见并不等于肆意夸大和渲染,要站在受众的角度上,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抓住受众的心理,分析受众最可能的接受形式,而不一定要运用刺激人们视觉感官的字眼。 3、掌握好社会新闻娱乐化的度 社会新闻娱乐化程度把握的恰当可以吸引受众阅读新闻故事,同时还有可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梁东说过:“娱乐的表达逼近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给人带来思考,而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但社会新闻娱乐化并不等于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方面,尽管有的社会新闻能够产生一定的娱乐效应,然而娱乐化程度把握不好,就会使新闻故事走向庸俗,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娱乐化的程度不仅表现在新闻故事的表达方面,还表现在对新闻故事的选取的“量”上。当一期版面上社会新闻的娱乐化的量超过一定的限度,会降低媒体自身的文化品位,同时也使在媒体自身的形象方面打个折扣。随着网络的发展受众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当一个媒体的新闻信息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受众自然会选择别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对一件事情受众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娱乐化的社会新闻,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知识性蕴含在里面,媒体不能再把受众看作是只知道追求娱乐的一群人。 4、把握报道时机的度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有它的原因,但任何事物的出现并不是都是符合时宜的,社会新闻虽然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物,但对于它的报道也要讲究时机,时机不对就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且有可能使新闻变成虚假新闻。新闻讲求实效性,但时效性也要和现实性相结合,要做到有抢有压,这样才能使社会新闻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而不会因为错误的报道时机产生了不利的社会影响。要做到把握好时机关键在于能够正确地分析社会环境,要符合社会的主流,能够使社会稳定发展。 三、结论 有一句话是“过犹不及”,在哲学中也将求对事物“度”的把握,因为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好事也许就会变成坏事。社会新闻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在各个方面把握新闻故事的度。因此,在社会新闻的发展过程中,要克服社会新闻中出现的问题,必须把握好度,使社会新闻健康发展,也使受众能到从中收获知识、得到乐趣、受到启发,获得多社会环境的正确认知。 【参考文献】 [1] 王浩, 金鑫. 深度:社会新闻不可缺少的本质[J]. 新闻传播, 2007,6. 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篇2 试析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 摘要：社会监督在我国的作用越来越强，但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本文主要研究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从而提出更好的完善方式。 关键词：社会监督;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 行政执法是推进依法行政的主要环节。目前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对执法环节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中国，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即政党监督和国家监督;政治权力系统外部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即社会监督，它包括公民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利益集团监督、新闻舆论监督。随着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行政执法公开性、透明度的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会越来越强，但目前我国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仍不尽如人意。 一、社会监督力度不够 1.公民监督意识淡薄，公民监督制度不完善 公民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一种监督。显然，它是一种非国家性质的监督，不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后果。但是，这种监督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国家机关及有关国家监督机关、司法机关的注意，从而导致带强制性监督手段的运行。公民监督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是整个监督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基础，也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公民监督有利于推动民主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在决策及决策执行中的正确性方面起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防止权力腐败和确立社会公正。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还有相当多的人治现象存在，并且封建思想残余，公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当权者打击报复现象屡见不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我国公民要么无监督意识，要么监督意识淡薄，直接影响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致使权力滥用现象十分严重。他们有的不想监督，不愿监督。如部分公民知道自己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明白应该对其监督，但受到一种所谓“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消极态度。有的则不敢监督，不会监督。 有些公民由于畏惧当权者的权势，怕打击报复，怕惹祸上身，不敢监督，害怕监督。真正的公民监督意识应该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或国家、集体的权益，敢于直面当权者，敢于揭露其罪行。因此，我国应当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严惩腐败，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尽管我国公民监督意识的现状不容乐观，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公民监督意识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监督，这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此外，公民监督意识的淡薄与我国公民监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公民监督作为众多监督类型的一种，有其特殊的优越性，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本途径是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当前我国公民监督法制存在的问题有公民监督专门法的缺失，程序法的缺失，行政监察员制度的不完善，公民监督权利保障制度不完善等。这些法制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公民监督的实效，从而影响公民监督意识的增强。我国目前已确立了信访制度、举报制度、批评建议控告及申诉制度，对实现公民的民主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社团监督疲软甚至缺失，利益集团监督不到位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代表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关活动进行强有力监督的政治组织和团体。但是，多年来由于党政不分，导致了社会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的相对独立性的减弱，造成了社会团体的总体监督功能的退化。它们更多地注重如何保持与执政党及政府行为的一致性，而不注重代表特定阶层的特殊利益，其监督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从现实状况看，利益团体之间、利益团体与政府之间合作程度较高，社会性、非政治性特征明显，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依赖性较强。这两个特征造成了我国利益集团监督的不到位。 这是因为我国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政治环境尚不具备。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对象是政府，希望通过表达本团体利益要求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该集团的利益实现，并在利益诉求中监督政府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中是否公正、公平。 我国的政治结构正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能够容纳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并在政治决策中进行利益平衡的政治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因而利益集团自身所具有的监督功能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利益集团一开始就被列入政府建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的下属机构，具有内生型的依赖性和妥协性的特点，因而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意识比较薄弱，其监督功能只有在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时候才能有效发挥。 因此，我国应加强和改善党对社团和利益集团的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优化社团的结构，使社团有效实现利益表达和聚合;提高社团监督和利益集团的法律地位，调整社团监督和利益集团的内容和形式，加大他们的监督力度。 3.新闻舆论监督制约过多，效力发挥不够 在我国，新闻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应该顾全大局，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是，这也使大多数传媒，在对某些负面东西进行报道时，往往不够大胆，不够及时，不够完整，其舆论作用，给执法机关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也就十分有限。而且，新闻舆论监督制约因素过多，首先是行政干预过多。较为重大的批评、揭露、监督等事项，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难以起到社会监督的先导作用。 其次是新闻舆论监督立法严重滞后。我国在新闻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对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行为和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这既使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又使得一些记者在舆论监督中受到打击报复，监督主体不能有效地实行舆论监督。从现状来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较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监督机制中的地位正逐步上升，但是要仍要对新闻舆论监督进行完善。首先要寻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其次，要建立完备、合理的新闻法律制度。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具体地规定舆论的监督权、审稿权、批评权和采访、报道程序、方法以及侵权责任等，以此扩大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增强新闻舆论监督权威性和实效性。这样才能更好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监督渠道不畅 当公民采取正常渠道进行监督时，如果渠道不畅通，即无处进行申诉、控告、检举或者所反映的问题未能及时给予答复或进行处理，这种监督就会转入非正常渠道，如在政府门前静坐、阻断交通等，就是这种非正常渠道的外在表现形式。监督渠道的不畅会严重挫伤公民监督的积极性，不利于公民监督意识的增强。有些群众因个人问题，到同级或越级上访，往往得不到认真受理，或受理了又不及时处理，致使他们失去监督信心。由于群众监督少，给行政执法部门造成的压力也就很小。 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表面上看举报箱、举报电话、信访渠道、领导干部接待日等制度样样齐备，但举报箱几个月乃至半年不开启，信访部门压信、丢信更是常事。信访是我国人民群众民意表达的一种最为普遍的方法，但实践中却存在庞大的群众信访量与少数立案解决的矛盾。而且信访权力的有限性、效率的低下性与群众获取救济的热望有较大差距。 我国合法的权利救济机制很少，信访几乎成为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但由于我国信访部门不是一个专门的机构，更不是司法机关，而是在各级国家机关内部设立的一个部门，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且与司法监督等其它监督形式协调性差，脱节现象严重。信访部门处理问题的手段只是受理并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并不保证问题的解决，其权力的有限性与效率的低下性显而易见。而信访效率的低下性必然造成大量群众权利救济得不到实现。因此，为了畅通监督渠道，应当用法律制度明确社会监督的职能;强化干部队伍的监督，改善人事任免工作机制;) 强化公民监督同人大监督的结合，建立人大监专员制度;保障信访渠道畅通，成立专门部门处理信访案件。 三、政府行为透明度低 社会监督的前提条件是增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因此这要求政务公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务公开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政府行政的运行机制来看： 1.至今还没有一套相对完善而有效的政务公开条例和财产申报制度; 2.政务公开的操作性程序仍没有确立。虽然公开方式繁多，但没有统一的规定，缺乏统一的内容和标准，权利主体不能明确知晓权力机关针对什么内容、会以何种方式去公开，而不能快速地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信息资料; 3.政府行为透明度低，且越到上层透明度越低; 4.公开内容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务公开的多为行政结果，而非行政行为过程;二是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审批、行政收费缺乏透明度;三是某些公开只起装饰作用，无实质内容。 如公布的很多都是大家可以信手拈来的信息，即使有用，也只是对政府部门有利，服务范围小，而普通公民还是被排斥在外。很多机构进行信息公开其实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仅仅是表面工作形式。另外内容陈旧，特别是政府的网络工程，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旧信息在上面。所以，在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制度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仅仅依靠主体机关的自觉性去公开有关的政务信息，不仅内容很难齐全完整，而且所公开的政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也都无法得到保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应当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及建立健全与政务公开相适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才能排除我国政务公开中存在的困难，推动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继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社会监督还存在许多缺陷，社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人民民主权利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际行使，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监督的机制上还存在诸多不足，社会监督的功能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有时呈现失监、虚监、弱监状态。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陆亚娜 江苏社会科学 2007年第二期 [2]《论公民监督意识》李红梅 曹军 李曼伟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27卷第一期 [3]《我国政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张勇刚 长沙大学学报 2008年7月猜你喜欢： 1.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论文 2. 社会不公平现象论文 3. 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 4. 当今社会现象论文 5. 浅谈社会道德现象论文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1] 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观点异同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 “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3]。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4]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1，我眼中的宋朝 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 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 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 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2我眼中的大宋王朝历史中，经过时代变迁，世事沧桑，渐渐由分裂至统一，统一至分裂，这就是那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意。从公元前的夏，商，周朝至繁华一世的唐，宋，元朝，经历过风风雨雨，才能明白人生之悟。而宋朝，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岔路口，从它开始，历史在这儿直线向下。宋朝又分为北宋与南宋，建立起宋朝的是赵匡胤，这位三十三岁就当上皇帝的男人确实有勇有谋，但是我并不是十分喜爱他，从“杯酒释兵权”这件事中，我看到了一代帝王的猜忌心，因为他的猜忌心，使历代宋朝的君王都不会相信别人，从而在军事方面，连连败退。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我看透了他的势利，是的，就是因为刚登基的柴宗训只不过八岁，所以赵匡胤才敢反叛。但是，我又看到了他的明智，他非常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自立为王是为了统一天下，为了百姓。但他太善良，善良到过于仁慈，他所在的时期，幸福而又不幸。 讲到赵匡胤，不得不提起他的左臂右膀，赵普。后世说起赵普，首先想到的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赵普只看过半部论语，就帮助赵匡胤统一南方。 自第二位皇帝赵光义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不是懦弱的。赵光义的继位，是有违“嫡长子继承位”的，同时，还有着“金匮之谜”，关于他有没有弑兄，历史上的争议是很大的，而我认为，他是有弑兄的，按宫廷礼仪，赵光义不可在宫中过夜，宫女太监不应离开皇帝，还有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不免让人怀疑。 赵光义在前前后后几百年的宋朝中，已经算是有野心的了，尽管他并没有攻下北方，但也是收复了些许失地。北宋的宋徽宗，就我个人而言赵佶我是很欣赏的一位。虽然从历史上的政治成就来讲是一塌糊涂，但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地位，后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还独创了一种字体——瘦金体。 瘦金体瘦硬却不失丰润，挺劲犀利，秀丽飘逸，独步天下。被誉为“瘦硬通神，有如切玉”。另外，他在楷书，草书上也算是大宗师的水平，而他的绘画之作，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都有传世之作。拥有艺术天赋是他的幸福，可用艺术家的浪漫去治理国家时，是大宋王朝和他个人的不幸，也是百姓的不幸。其实当时章惇说的：“端王轻佻，不适合为君主！”赵佶的确把这“轻佻”二字演绎得明明白白。后期，赵佶专注于找奇石，找异兽，找美女，书写画画，更如秦始皇一般，迷上了道教，仙俗两不误，又命人修建阳华宫，供他玩乐。而与此同时，中国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 而赵佶时期的大臣们，蔡京，童贯不必说，李邦彦也不必说，那时的大臣们，都是能投赵佶所好，陪他玩耍之人。而李邦彦更被人称为“浪子宰相”。 这些人陪艺术家赵佶游玩有余，帮皇帝徽宗治国无方。 这就是宋徽宗赵佶最大的轻佻，人事上的腐败，任用干部上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北方女真人的迅速崛起，史称金国，俘虏了辽国皇帝，而这时赵佶才感到不妙，以“烧香”之名逃跑，把这烂摊子，丢给他儿子赵桓。赵桓本也想跑，被众人一劝，决定坚守京城，但是，赵桓最后却以宣和结束战争。公元1127年，金兵占领了京城，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祸”。而在“靖康之祸”议和中，完颜宗狮子大开口，提出“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在现在人看来，这些条件可以说是比韩信所受的“胯下之辱”还为苛刻屈辱，可是赵桓竟然答应了！走在黄尘飞扬的古道上，或许谁都没有想过，北宋，实亡于宣和。历史不会停下脚步，北宋结束，南宋开始。结局并不仅仅是结局，有时往前一步，结局，也意味着开始。南宋，又是一番景象。在南宋中，出现了许多神勇的武将，我想岳飞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岳飞不仅是勇夫，还很有计谋，他的名句“阵而后站，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被后世奉为兵家名句。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在南宋实为一支强劲的队伍，在收复许多地区后，常提出北伐的意见，赵构却总不同意，认为必输无疑，打了许多胜仗后，赵构却担心其岳飞功高震主。 绍兴十一年，史上最大冤案正在酝酿，就因说他在官拜节度使时，说本朝只有他和宋太祖在三十岁当上这职位，被指明有野心，又有几条莫须有的证据，于当年腊月年关，被斩首示众。过了几十年，金人还说，如果岳飞不死，或许，金国早就灭了。“憾山易，憾岳家军难。”就是指岳飞的部队。 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以及对那个时代的失望。赵昺，宋朝最后一位皇帝，史称宋幼帝，宋末帝或宋广王。公元1279年，首都被蒙古统领成吉思汗攻下，和大臣一起投江，殉国，时年十一。从北宋的贪污，懦弱，听信谗言，到南宋的胆怯，无能，盲目，谁有错？只不过奸臣的利益熏心，皇帝的单方面思考，从赵匡胤的统一兵权，到最后年仅十一岁却殉国的小皇帝，谁对谁错？历史没有正确答案，它就像一个迷宫，越走进去或许你会发现，你绕的越深，已沉陷其中。 结局早已注定，当道只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