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心理动向以及通过心理变化来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自然科学，而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个体以及由人类个体组成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心理学的论文例文，希望大家喜欢!
《社会,源自于心理学》
摘要：社会由个体组成，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人类心理变化趋势相互影响。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不容忽视的理论基础。本文在社会学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心理发展的趋势及其相互关系，并对人生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人类社会发展;个体心理;人生价值;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心理动向以及通过心理变化来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自然科学，而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个体以及由人类个体组成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社会心理学就是通过研究不同人类个体以及不同族群间人们的关系从而体现心理变化、社会发展和心理导向的一个学科。
简单而言，社会是由个体组成，而个体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又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这种变化中，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造就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不同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人们心理的发展。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心理变化趋势是相互影响的。
在讨论社会心理学之前，我将作一些基本的学术探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是不可忽视的，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分析以及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是社会学领域的三大主导人物。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对于我们的社会以及现代性(modernity)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观点、涂尔干对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看法以及韦伯理性视角的理念都对现代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不同的现代社会理论在概念和观察角度上会有本质性的不同，恰恰是因为角度的不同，这些理论才能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产生不同理解，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思想的。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产物。他相信，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从而他推断，资本的原型是与现代化一同产生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资本的积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他着重关注商品和利润的潜在价值。他认为，资产阶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的。另一方面，他也力图说明商品的流通会让时间成本最小化。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而构成了商品利润和资本。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发展动力。在社会发展的理念中，利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利润的作用被过度夸大，结果就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导致社会发展受到阻碍以及动力缺乏。基于这一系列的冲突，危机便成了现代化的人为产物。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理想的社会
结构。
涂尔干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转变的过程。他把社会分成了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社会由各种不同的共同体以及社会团体构成。在其现代社会“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了自杀率正在上升的事实。然而，他并没有说现代社会就是自杀率上升的原因。相反，他讨论了一些导致自杀率上升的现实原因。他说，自杀是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社会事实一样有待解释。谈到自杀这一主张，涂尔干否定了宗教团体、政治团体和家庭对自杀率的影响。涂尔干认为，面对社会混乱，那些当权者必须依赖于社会劳动分工来解决自杀问题。
谈到韦伯，人类社会运动是其社会学理论的关注点。韦伯认为，对人性经济属性的假设在解释人类行为上是有限的，但通常人们总是忽视非经济因素。人类历史上的诸如民族、种族、宗教、法律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赋予了人性丰富的内容。韦伯理论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十分重要。除了严格的基本程序之外，人类对于客观历史环境和观念的主观想法也对韦伯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影响。在他的书中，他谈到了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在加尔文主义发展成为极端的新教伦理之后，他的观点在资本主义 文化 兴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韦伯毕生紧随时代脉搏，把注意力转向了许多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使得韦伯的理论缺乏连贯性，并招致怀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从侧面对经济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他认为，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理性的现代主义创造了现代社会的资本。
二、人类生活与社会
马克思主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解释了人类的社会发展。这两个核心概念取自于理念性分析法(ideal-type analysis)，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则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建构。在韦伯看来，马克思的生产力无非就是在讨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已，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就是人们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建立社会关系。然而，韦伯和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地位，并且都是分析历史发展的重要补充工具。
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学以“资本主义”为基础，他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涂尔干的理论则更具有实践性，他不强调个体，却重点阐述了在社会背景下的个体行为;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则是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为基础的，他认为，现代社会源自于资本主义精神，也源自于人类的精神动力。
三、人类个体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个体，即“自我”(self)的定义，弗洛伊德和涂尔干有不同的观点。相比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所定义的“自我”(self)，我认为涂尔干对于“self”的定义是不全面的。但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涂尔干对“自我”(self)的定义，都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个体的定义是以人们如何理解“自我”为基础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灵魂主要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包括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弗洛伊德 总结 了人类动机的几种形式，性欲(libidinal desire)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我”的直接体现。但是自我通常会受到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由此便出现了超我。当自我被抑制并且不能得到释放时，自我会通过梦来寻求满足。弗洛伊德强调，个体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平衡十分关键。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在他的书中也论及了“文明”。在他的书中，他认为“文明”代表了人类进步的程度。“不满”则揭示了人们是如何在进步之后失去了原有的纯真(innocence)的。弗洛伊德是从个体精神和心理的立场来描述文明的。既然社会是由若干个体组成，那么对个体的深入研究必然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相比之下，涂尔干认为个体主义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涂尔干强调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劳动分工产生了具有不同等级的职业和价值观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不仅存在集体意识和集体主义，而且也存在个体意识和个体人格。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主义的本质与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一方面，个体正在脱离传统价值观的约束，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个体的人格在塑造一种新形式的“自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多样性，不同的个体之间会互相依赖，因此，他们又成为集体的一
部分。
较之于弗洛伊德关于个体的概念，我认为涂尔干的定义是不充分的。涂尔干认为社会共同体的等级是由每个个体对契约的接受水平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自由社会中，如果个体不承认社会的信仰、规范以及法律，那么所谓的个体还会存在吗?事实上，涂尔干的观点没有错，个体主义是社会变革过程的产物，只是他的观点不够深入，它不能够阐释人们心理的发展和变化。而弗洛伊德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他强调“性欲”是个关键词，通过那些意识到自身认知变化的人想到了性欲的概念。“梦”是欲望很好的表现方式。事实上，有时候人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所有的想法，大多数人的“自我”存在于仍然处于道德和伦理信仰约束下的原始需求中。自我在人们的生活中最常出现，并且为了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自我还包含了本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强调这三个成分的动态关系，尤其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四、人类心理发展趋势与不同社会形态的出现
通过这些理论及学术成果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人们的心理发展趋势不仅源自于人类自身，而且还持续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遵循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等。但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的世界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呢?
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个国家的历代政府和人民的宗教信仰造就了社会形态的发展。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教伦理与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主流社会形态，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了新的解释。但是，为什么新教伦理在欧洲能成为主流的社会形态?根据韦伯的观点，“看一下多宗教并存国家的职业统计，这个结果是发人深省的。它表明，在现代公司里，谁拥有资本、雇主、更多 教育 良好且技术娴熟的工人，以及训练有素的技术或业务人员，谁就将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压倒性的新教。”(克雷格，2012)欧洲宗教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人们在对宗教教义进行重新解读之后形成了新教主义。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它诞生了资本主义现代精神的萌芽。
当时欧洲的宗教多样性与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达两千多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是只读“四书”的，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缺乏新的解读能力。他们唯一的信仰是皇帝，所以，在这种信仰基础上似乎并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例如，封建社会以来的农村地主和士绅都有着类似的特点。他们喜欢积累钱财，并且他们不喜欢花钱。直到有一天，他们拥有大量的储蓄，他们依然不会停止赚钱，然后还会购买土地作为原始积累。但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朝代更替频繁和君权过大，这使得地主难以保持其领地的原始积累，几乎所有的资本积累都要随着时代迁移而重新洗牌。
在阐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中国是否实际上存在资本主义，即便只是微乎其微的存在?这一想法实际上是以很多社会因素为基础的。在中国，资本主义似乎直接等同于挥霍。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行为应予以制止。例如在中国上流社会中官员和贪婪小人的浪费和奢侈应予制止。事实上，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贪婪。贪婪和过度豪华可能更多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事实上，韦伯在他书中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唯心主义，也不是绝对的唯物主义。韦伯的学说对社会现实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同时社会现实也影响着该学说。这很难断定两者的绝对因果关系。总体而言，我对韦伯的某些社会学观点表示赞同。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低调地存在着。无论是由于历史原因或是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是它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社会形态。究其原因还需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现实、政治和宗教影响，这与韦伯对新教、政治和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观点不谋而合。
五、人类心理与社会价值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们追求更多的权力、成就和财富，同时他们也会羡慕他人。这种对生命的衡量标准是正确的，但有时它会低估真正的人生价值。换言之，人们太关注物质欲望，对真正的人生价值只是 说说 而已，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需要人们更多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语。
社会的确由无数个体组成，深入研究每一个人确实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文化和个性之间的冲突，有时就源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个体合理性与集体合理性并不总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它们往往应该是不一致的。智慧的人做一些利于集体的行为，最终将会有益于个体。这可以提高个体作为集体一分子的生存能力。
事实上，文明即现代工业化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失去了一些他们初始的纯真。随着人的成长，有时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只是不负责任的靠说说而已。人们还没有把精神文明的规则真正应用到社会中去。中国人从小就接受太多的 文明礼仪 教育，大多数人可以时常对文明礼数侃侃而谈。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随处可见乱丢的垃圾和饮料瓶，许多学生还在校园里说脏话。这无疑是值得人们深刻 反思 的。太多的人都只会说说而不去付诸实践。
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使我认识到，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很容易导致人类的灭亡。人类对人生价值的衡量不应该只限于物质。文明对于人类的贡献应该在于引领人们有更多投身于社会的行动。这个观点非常简单，但是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残酷事实。
总的来说，看似广博的社会体系由个体的行为组成。因此，可以说个体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每一个人的心理趋势都是一致的，那么这就可能代表一个新的社会体系的诞生。这个论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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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1]David G.Myers.社会心理学(第8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邓海建.“涨工资最幸福”指向着民生改善[N/OL].
[3]宣华华.随身三件宝.[N/OL].2013-03-04.
[4]调查：你是否离不开手机?[DB/OL].2013-03-04.
[5]调查显示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没有10年前快乐[N/OL].
[6]广东首度发布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总体“比较幸福”[N/OL].
[7]联合国公布幸福指数报告 丹麦民众全球最幸福[N/OL].
[8]我国手机普及率超全球水平 质量反降需强化监管[N/OL].
[9]中国城市幸福大排名：拉萨居首 年入10万是门槛[N/OL].
[10]中国统计年鉴2010[EB/OL].2013-03-02.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或者某些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而这种心理学影响的模式是逆向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外在影响，进而形成综合的心理素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社会心理学论文3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社会心理学在广告策划中的意义
[摘 要]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就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研究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于广告策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我概念 社会文化 群体心理 广告策划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就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包括社会中的自我、社会信念与判断、行为和态度、社会文化、性别、从众心理、说服、群体影响、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奥格威说：“在广告活动中，消费者是我们的上帝，而消费者的心理则是上帝中的上帝。”消费者是社会中的人，“我们的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受同样的社会因素影响。”(美?戴维?迈尔斯)因此，研究社会心理学在广告策划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重点就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社会文化、群体心理这三个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我概念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自我概念又称自我意向，是个体对于“我属于哪种人”的自我观念， 是个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性格、能力、身体等方面的认识。它建立在人们对自身个性特征的感知、态度和自我评价的基础上。自我概念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通过自我评价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所接受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我概念;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进行自我反应评价，从而形成自我概念;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观察而形成和改变自我概念;通过从外界环境获取有利信息，来促进和发展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的组成要素：实际的自我概念，指我实际上如何看待自己;理想的自我概念，指我希望如何看待自己;实际的社会自我概念，指我感到别人是如何现实的看待自己;理想的社会自我概念，指我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期待的自我概念，指我期待在将来如何看待自己。
自我概念作为影响个人行为的深层个性因素，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与所购买的商品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一是所购买的商品具有象征性：帮助我取得了我想拥有的身份，帮助我缩短了现在的我和我想成为的我之间的鸿沟，是我身份的中心，是现实自我的一部分，使我获得了一些自我认同。如“夏奈尔”品牌，上世纪20年代，时装界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可可・夏奈尔，她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时装和香水。1923年，她推出了最具代表性的香水――“夏奈尔5号”。 夏奈尔品牌所象征的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拥有“夏奈尔”成为女人一生的美丽“梦想”，夏奈尔的名字和“夏奈尔”品牌成为优雅、高贵、时尚的代名词。二是成为象征性的商品具有使用可见性，具有禀赋差异性， 具有拟人化特质。如“露华浓”品牌，露华浓出售香水的时候，它出售的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产品。它同时也在出售香水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自我表现和别具一格;成就，成功和地位;温柔，浪漫，激情和幻想;回忆，希望和梦想。因此在进行广告策划时必须对消费者的自我概念进行研究。
二、社会文化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看，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这种相似形使得每一个人能稳定地处于整个文化形态之中。从其中不同的人群来看，社会文化又表现出内在的多样性。消费者处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进行广告策划时必须研究文化相似形与文化多样性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
文化相似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世代累积而形成的，对人的心理和价值观有很强的规定性，一直影响至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关系仍然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诚信等文化情感的联系上。
现在许多广告很注重这方面的诉求，如“苏泊尔橱具”电视广告：场景一，酒宴上，儿子在忙于应酬;场景二，家中厨房里，母亲在忙碌地烹调;场景三，家中餐桌上，母亲看到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露出欣慰的笑容;画外音：“这世上有一个人永远记得你最爱吃什么，为你尝遍了酸甜苦辣，你狼吞虎咽的样子就是她最大的满足。爱是天下最美的味道。”整个广告不具一字产品性能、用途的说明，而是紧扣一个“爱”字，将母子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打动消费者的心。
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其文化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各种亚文化，如地域差异、族群差异、年龄差异等导致文化的差异，从而构成了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消费者由于年龄的不同，职业的不同，出现不同的文化特征。“中国移动通讯”的“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就是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的：“全球通”针对的是商务人士，“神州行”针对的是中年人，“动感地带”针对的是青年人。“神州行”的形象代言人是葛优，他的形象家喻户晓，尤其受到中年人喜爱;“动感地带”的形象代言人是周杰伦，他是年轻人的偶像，深受时尚青年的追捧。“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将志得意满的商务人士、脚踏实地的中年人、时尚个性的年轻人区隔开来，针对其文化特征进行广告诉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群体心理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群体是指彼此认同，有相同的目标，相互依赖的一群人。群体的特征是：群体成员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某个群体的，以及群体的界限;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群体心理对个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感上和群体的促进和干扰作用。
消费者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消费者都有着各自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归属感，消费者就会以这个群体为准则，进行自己的认知和评价。而在认知和评价上保持一致的看法和情感，就形成了群体的认同感。广告策划者应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首先对商品进行市场定位，然后在进行广告策划。如网络广告的投放，目前有搜索、门户、社区、博客四类最大的网站，其中社区网站的比例相当高，社区网站的优势就是互动性高，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新人类正成为社区网站的主人。
社区网站的受众不以收入、阶层、地域等为区分，而是基本以爱好、兴趣、个性化需求等作为区分，这对于广告策划者来说，是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因为这些社区网站用户都是引领时尚的，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先锋一族，最容易形成潮流带动和用户互传的营销效果。但是，这一群体固有的特点，及其在网站上的密集分布性，广告策划者在传统媒体甚至门户网站所采用的广告形式，很可能是社区网站用户所排斥的。
此外群体心理中的从众心理对消费者也有很大的影响。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人们之所以从众有两个主要理由：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信息影响来自于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消费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从众的心理，广告策划者应分析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利用这一心理特征进行广告策划。
如规范影响，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向社会某一阶层或群体靠拢，希望被此阶层或群体接纳，因此在消费上也以此类人群的消费为准则，如房产广告，除户型、面积、地理位置外，更强调环境、文化、品位、小资生活的浪漫、上流社会的尊贵等，以引起消费者的趋同购买。再如针对年轻人的消费品的广告，以新潮时尚个性为诉求，让他们有不为之则不入流的感觉。
再如信息影响，在两种情况下信息源的可信赖程度对消费者影响较大：一是当消费者对信息内容所知不多时，他们会信赖这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二是当消费者对信息内容不想花心思去判断或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判断时，他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给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名人广告可起到较好的推荐作用，用名人做广告代言人，可借助这些人较高的社会声望来增加广告的可信度。因为这些人做广告是以自己的信誉做担保的。消费者认为，出于对自己社会形象的珍视，这些人不会做虚假宣传。
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可见，研究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于广告策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2]江 林: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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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摘要：侵犯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各学派的学者们对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对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的论述行进了综述，并根据侵犯行为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减少和预防侵犯的社会心理学的途径和方法。关键词：侵犯行为 原因 预防侵犯 一、侵犯及侵犯行为的概述侵犯行为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对于侵犯的定义各学者的定义也不相同：侵犯：亦称侵犯行为，指有意图的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为。侵犯行为的定义：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侵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包括了造成的伤害的行为，破坏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标定的过程。侵犯的定义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在定义侵犯时基本赞同如下的描述: “侵犯, 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 以伤害他人的肉体或心灵为直接目标的行为方式的总和。”笔者认为凡是以伤害他人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任何行为都是侵犯行为。二、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侵犯行为起因的统一性理论, 但是已经产生了许多观点,纵观各观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本人综合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侵犯现象作出比较合适的解释。1、是关于侵犯是人类的本能还是习得反应的问题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世纪后半期, 那时候的理论家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普遍把人类的动机归因于先天的禀赋。威廉•詹姆斯认为“侵犯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 是人人都有其残余的好斗本性,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仇恨”。在20世纪20年代, 精神分析学派的侵犯研究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弗洛伊德把侵犯行为与“利比多”联系起来, 认为侵犯行为起因于被异性侵犯后受压抑的记忆所产生的困扰状态。后来, 弗洛伊德逐渐修正了他关于侵犯起因的观点, 最终把侵犯行为与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早期, 社会生物学对于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使用比较明确的概念来表达内在的生物机制, 当神经学研究发现侵犯行为伴随着某种形式的脑反应时, 这种研究倾向就被进一步加强了, 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当前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解释通常都是使用挫折、消极情感和愤怒等概念来加以描述的。2、是侵犯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理论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生物学因素只是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调节变量,但无可否认的是许多生物学因素在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被用来解释侵犯行为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四种, 即（1）以洛伦兹为代表的动物行为因素； （2）以Wilson和Paly为代表的生物进化因素；（3）遗传因素；（4）荷尔蒙因素。3、挫折侵犯理论挫折侵犯理论是由多拉德和米勒等人在1939年首次提出的, 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一直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双重影响。该理论是把侵犯行为系统地定义为人类对环境条件反应的第一次尝试。多拉德认为个体的侵犯行为是由他所受挫折而引起的, 侵犯行为是个体受到挫折的后果, 其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作为前提。该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修正, 现在的理论共识是: 受挫可能使个体产生多种行为结果, 侵犯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一般情况下侵犯的产生都以受挫作为前提。4、认知新联想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挫折之类不利条件不会直接引发侵犯行为, 它们首先会产生不断积累的消极情感, 这种消极情感作为一种中介调节过程, 最终有可能表现为两种直接的结果：侵犯行为和逃避行为。也就是说, 所有能够引发消极情感的环境都可以看作是侵犯行为或逃避行为发生的先行条件。5、认知情感互动理论认知情感互动理论是针对认知过程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影响侵犯行为发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其认为愤怒是调节外界环境刺激和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必要中介变量。而所谓愤怒是持续唤起的消极情感过程和说明、理解这种这一过程的认知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6、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它对挫折侵犯理论简单地把侵犯行为看作是一种受挫反应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虽然它并没有否认挫折或其他环境刺激是诱发侵犯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它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个体是如何获得并保持侵犯行为的问题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基因与天赋规定了侵犯的潜在可能性, 挫折和其他刺激只是侵犯发生的环境条件, 而个体侵犯行为的对象、形式、强度和频次等细节都是个体在经验中获得的。7、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际冲突行为受到个体对冲突认知的指导,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侵犯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如果某人缺乏正确处理社会暗示和做出适当反应能力的话, 他就有可能对社会信息表现出不适应或者不恰当的行为, 这种不适应行为会使他受到周围人的排斥, 进而可能会使他变得消沉, 或使他养成一贯的侵犯性。8、侵犯的互动理论长期以来, 美加两国的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侵犯研究典型地集中在个体行为上, 其中有些研究倾向于把侵犯视为稳定人格的必然结果, 这种理论观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实践。不过多数心理学家, 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更愿意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 他们往往把侵犯看作是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 而认为侵犯与个体自身的关系并不显著。以上两种侵犯研究视角很少关注侵犯对侵犯行为主体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在侵犯过程中的反应,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有把侵犯行为作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侵犯行为研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侵犯的互动过程, 并把这种互动过程视为侵犯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9、兴奋转移 由于敌意性的侵犯行为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起，所以心理学家想知道由于其他刺激所引发的生理上的激起是否会转移到侵犯性冲动之上。泽勒曼等人在研究爱情行为的时候发现，由其他刺激诱发的情绪性激起会转移到爱的对象之上，他称这一心理过程为兴奋转移。10、侵犯性线索侵犯性的线索也会引发侵犯行为。柏科维兹发现，情境中与侵犯相关的一些线索，如刀、枪、棍等器械往往会成为侵犯行为产生的起因，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武器效应除了刀、枪等明显的侵犯性线索，与死亡、邪恶等相联系的黑色也是引发侵犯的线索。比如，弗兰克等人就发现，在职业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穿黑色服装的一方经常受到的惩罚比浅色一方的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穿黑色衣服的赛马选手也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卡尔森对23项研究所做的分析发现，与侵犯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侵犯，并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的侵犯性加强。11、去个体化行为去个体化是由心理学家津巴度和费斯汀格等人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黎朋在研究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在群体中，个体的情绪会很快传给团体的其他成员，从而使得处在群众中的个人表现出一些独处时不敢表现的野蛮与毁灭性行为，并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传染。12、温度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罗特姆的一项档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暴力犯罪有关。在巴龙的研究也发现犯罪与温度有关，他通过研究发生在夏天的城市暴乱与气温的关系，发现其呈现出倒U曲线，在华氏81—85度时，暴乱的数量最多，当温度较低或很高时，暴乱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温度的持续时间，使得这个结论受到卡尔斯密斯和安德森等人的批评，其中安德森用概率论对这一曲线加以修改，指出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摄氏38到41度以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暴力倾向增强，但是在超过这个温度之后，由于人们外出的机会下降，所以暴力行为产生的机会也较少。13、性别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在侵犯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四个重要的发现: 首先,在各种人类文化中,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其次, 在有差别的社会化形成之前的生命早期, 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再次, 侵犯的性别差异不但表现在人类身上, 在进化程度低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 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加具有侵犯性; 最后, 侵犯行为与性荷尔蒙相关, 也可以通过注射性荷尔蒙等物质来加以改变。14、饮酒与侵犯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酒精能使人变得易于被激怒及好斗，许多相关研究支持这种假设。比如布什曼和古斯塔法森就用实验研究也证明，过量饮酒的人易于被激怒，从而表现出高的侵犯倾向。那么，为什么喝酒能使人们变得好斗呢？一些研究者认为是酒精给侵犯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生化刺激，使得喝酒的人的激起增加，我们俗话说的“酒壮人胆”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则认为酒精降低了人们对侵犯行为的控制，霍尔和斯蒂勒等人称之为“去抑制”，强调这种抑制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三、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不同的社会心理学者对于如何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提出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以下就是本人综述各学者对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进行控制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1、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常言道“不平则鸣”，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个体的挫折体验，进而导致侵犯行为的现象在现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可以有效的减少由于挫折而引起的侵犯行为。2、惩罚人们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惩罚，则会避免表现侵犯行为。但对儿童的惩罚往往使受到惩罚的儿童比平常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比如史特劳斯等人（1980）系统地研究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影响，发现惩罚能使受惩罚者更具侵犯性，不论是因模仿还是由于受惩罚者愤怒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家庭中，这种侵犯性可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一项研究中，史特劳斯等人发现，已婚而且曾看到过父母相互攻击的男性，有35%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而从未见过父母有暴力行为的人中只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女性的比例也基本类似：（27%，9%）。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的人，长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为对待家人，父母可将其暴力倾向传给下一代，史特劳斯等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3、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对侵犯行为后果危害性的认识，说服教育是转变人的态度的重要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防止侵犯行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说服要及早进行。让儿童从小辨明是非，懂得侵犯行为对他人和自己的危害。2、说服时要提供受害人痛苦的线索。4、降低挫折由于侵犯行为与挫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通过降低挫折来减少侵犯行为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他人的挫折制造者。5、学习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我们要学习对自己的侵犯行为加以抑制或控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看看自己的行为到底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体验一下他人的痛苦，并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侵犯行为。6、宣泄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的时候就发现，当病人向自己诉说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望之后，病人的病情会得到好转，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宣泄。后来，其他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原则用在处理侵犯行为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表现出侵犯行为，是因为他们遭受挫折的缘故。所以只要提供场合或机会，让那些遭受挫折的人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出来，他们进一步侵犯的动机就会减弱。7、控制暴力电视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是现代儿童获得侵犯行为的重要来源，限制儿童看暴力节目，以减少接触电视暴力榜样的机会。事实上，现代媒介的发展，使人民对传播内容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所以根本的方法是要提高儿童对暴力节目的正确认识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研究者发现，通过简单的教育过程提高儿童的认识以减少电视暴力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是可能的。参考文献：朱启臻 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出版社，第137页；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2-328页王恩界乐国安《社会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理论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中国心理学家网《人类的侵犯行为》
1.初一议论文范文600字 篇一
你知道“诚”么?不要捧起字典，向我复述那躯壳一般空洞的解释。显然，“诚”就是诚实，亦或是诚恳。
有人说啊，“言必行，行必果。”“行必果”呢尚且先不深究，但大家都知道，说过的话，理应兑现!是什么让曾子狠下心来兑现妻子的一句戏言?是什么让曾子坚毅地持起刀，向那头猪挥去?是诚!还记得他对妻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孩子尚且不懂事，要跟我们学习。你这样做，不就是教他不诚实么?”可见，在他的眼中，人最应该拥有的，莫过于一颗诚实的心。
不禁又想到记忆深处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一个卖笔的小男孩急于为客人找零，被车撞死，临死前手里仍紧紧攥着那找零的六便士，托弟弟交还给客户。
有人可以为了金钱，为了生命，丧失自己做人的本性，而这个卖笔的小男孩，他完全有机会侥幸一次，不为客户找零，而是用那些钱买些自己心仪的东西。退一万步讲，在他即将丢失性命的瞬间，何必心心念念着那句要找零归还的呢?你看到诚了么?就仅仅只看到了诚么?为了找零而不惜舍弃生命，这其中是否夹杂了男孩满腔的诚恳。
如果没有诚恳，刘备怎么会三顾茅庐，又怎么会拥有人生的那段辉煌。
但终究诚实是前提呵，没有诚实，何来诚恳?!固然，更不可能做到讲信用。
“诚信”“诚信”信与诚是分不开的啊!信也有多种解释：“信誉“信用”，但两者间不论哪个，都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小到做生意，大到做人，都与“诚信”二字息息相关。
“人而无信，不可知其也。”由此便不难想到那个说过三次“狼来了”的孩子，人们为什么没有去救他，我想，只因他不诚信，他失去了人本质的一种纯朴。
人如船只诚如帆，没帆的船会迷失方向，没有诚信的人生同样会令人迷惘。朋友，生命承可贵，诚信价更高，不是么?要知道，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
2.初一议论文范文600字 篇二
为什么要保存火种?一位人类学家说因为可以取暖御寒，另一位则说，因为可以烧出鲜美的肉食泼母却说因为夜幕来临之际，我光灿烂多姿是最美最美的是啊，事物存在的理由，怎么会止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呢?即使远古的人们条件缺乏，依然需要灿烂的火光获得精神享受，这便是生活中不只有水和面包，还要有适合远方，我们要在物质追求的同时，还要注重精神享受，在世俗中活出自己的浪漫。
一辆油车可以承载着什么，有人说是信件，有人说是金钱，而有更多的人却说是思念中国，历史以来就有写信的传统，以写信来表达自己的相思，杜甫曾经说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争时期尚且如此，何况和平年代，至今日人们的交流方式日渐多样，但对于闭塞的雪域高原来说，信件依旧是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为高原上的人们带去远方的思念，这是最美丽的信仰，也是他独特的浪漫，当一封信跨越千山万水递到等待的人们手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又欣慰的笑容，对于其美丽的来袭是最美最美的。
为什么要开药店?有人说为了啊，谋生意，有人说因为能有个好名声。但有一家药堂，却达到，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要申办好一个，但愿世间无人病啊，颇有杜甫何时眼前突兀现此无无独独破受，冻死一族的旷达豪迈，与俗世生活中这是怎样的精神担当和浪漫情怀，在这个追逐名利的时代，人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拼命为物质，追求物质财富为衣食住行，追求，但这些都不觉得人生便是惬意，完美的一生却忘了我们的生活远不止这些外在的物质，还有更深层的精神享受，正如大家要谈的精灵理念，对于经营者来说世间的人健康长寿是最美好的。
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追求精神享受，这是非常美丽的庙堂经营者能够做到，甚至远古的人们也能够做到，而有些人却无法做到，他们甘于成为物质精神财富的富优，没有自己的精神享受，这样的生活终会是无聊缺乏的，最终也只是碌碌一生无所作为。
物质追求与精神享受，这两者是并行缺一不可的，在现代生活中只有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多看看身边的美好事物，拥有自己的精神享受才能想受到自己一生完美的思想。在物质生活充裕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基本需求，更多的是精神需求的追求。
3.初一议论文范文600字 篇三
幸福从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躲在角落里。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寒风中一个心心相应的一个眼神，这便是幸福。
幸福触手可及。就好似儿时的我，跌倒了便躲在母亲的怀抱中哭泣，母亲的怀抱总是那么温暖、舒适，在母亲的怀抱中，不愉快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幸福就在身旁。成长的过程中少不了坎坷，失败了，总是父亲那坚定的眼神鼓励着我，那温暖的眼神好似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跌倒了，还能在爬起来！
幸福需要珍惜。长大了，心中不免要渴望独立，自己不知多少次与父母斗嘴吵架，多少次，都是父母那声声呼唤将我叫回家。多少次，父母的心在一点点划伤！幸福是包容是忍让，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信任，幸福，也需要互相珍惜。
幸福容易得到。不论贫穷或富有，幸福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但幸福却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大多人认为幸福的基础是殷实的家境，是富足的生活。我不这样认为，幸福不是拥有豪华的别墅、昂贵的手表，幸福即使平平淡淡也能得到。有时，物质上的幸福也会让人变得贪婪、无知。
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是幸福，不需要金钱，别墅。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快乐才是幸福，不需要每天的惊喜，不需要一辈子的荣华，幸福触手可及。我想，幸福就是自己美好的回忆，在哭泣时有人陪伴；自卑时有人鼓励；伤心时有人劝慰，这便是我一生最珍贵的东西。
4.初一议论文范文600字 篇四
人之一世，殊为不易。在看似平坦的人生旅途中充满了种种荆棘，往往使人痛不欲生。痛苦之于人，犹狂风之于陋屋，巨浪之于孤舟，水舌之于心脏。百世沧桑，不知有多少心胸狭隘之人因受挫折放大痛苦而一蹶不振;人世千年，更不知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志气消沉;万古旷世，又不知有多少内心懦弱的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葬身于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放大痛苦，而应直面人生，缩小痛苦，直至成功的一天。
“老当亦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然而直面挫折，他却能达人知命，笑看人生。试想，如果没有王勃开朗阔达的胸襟，哪能有他吟放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千古绝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诗仙李白，在遭遇仕途不顺的挫折后，他沉寂了吗?消沉了吗?没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笑对痛苦，面对挫折他拂袖而去，遍访名山，终于成就了他千古飘逸的浪漫情怀!
由此看来，面对挫折，我们不应过分地沉迷于痛苦失意的阴影中不能自拔;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整日浸泡在悲伤痛苦的泥陷中越陷越深;面对挫折，我们不应长期颓废不振而迷失眼前的'方向。遭遇挫折，缩小痛苦，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若一味沉迷于挫折的痛苦中，结果将不堪设想。
刘备面对失去二弟的挫折，因兄弟之情无法释怀，放大痛苦，结果在痛苦中做出错误决定，贸然出兵伐吴，落得“白帝托孤”的千古悲剧。可悲可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太多的榜样，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恨。在现在竞争日益加剧的社会里，挫折无处不在。若因一时受挫而放大痛苦，将会终身遗憾。遭遇挫折，就当它是一阵清风，让它从你耳边轻轻吹过;遭遇挫折，就当它为一阵微不足道的小浪，不要让它在你心中击起惊涛骇浪;遭遇挫折，就当痛苦是你眼中的一颗尘粒，眨一眨眼，流一滴泪，就足以将它淹没。
遭遇挫折，不应放大痛苦。擦一擦额上的汗，拭一拭眼中欲滴的泪，继续前进吧!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看见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青的草，还有你嘴角边的甜甜的笑……
5.初一议论文范文600字 篇五
友谊这个字眼在我心中是很纯洁的，它的上面不能染上一丝的污垢，因为真正的友谊毕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妙不可言的感觉。
当你失败的时候，朋友会第一个伸出手，拉你走出困境，让你的心情逐渐转好。朋友是肯定会安慰你，鼓舞你，支持你的，因为在他（她）们看来，你们二人就像一个人，你难过，他也难过。但是，他（她）们的表现方式却不一定是一样的，或许，他（她）们会拼命的讲笑话，逗你开心；或许，他（她）们会默默的走在旁边，替你长吁短叹，帮你分忧解难；或许，他（她）们会不动声色的远远的跟在你后面，皱着眉头看着你，让你一个人冷静一下。不管他（她）们是如何表示的，他（她）们都只有一个目标，让你的心情好起来。所以你不能误以为他（她）们幸灾乐祸、虚情假意、冷漠无情，不然，他（她）们岂不是太冤枉了么同样在你得志的时候，首先向你祝贺的还是朋友，他（她）们会为你开心，为你欢乐，为你笑。但是他们不会一味的捧着你，当你骄傲的时候，朋友会来提醒你，帮你一步一步的走下骄傲的高云头，以免你狠狠的摔了下来。试问，这个时候你能说他（她）们是羡慕你，嫉妒你吗如果他（她）们那么真诚的笑脸都被你误会的话，那我也只能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现在我经常听见有的同学叹息：我的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我的朋友都好虚伪！我真的和友谊无缘吗我好渴望友谊！我想，听了他们的话，你可能为他（她）们而伤心，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出了这种话，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根本不懂如何得到友谊，说确切一点，他们根本的不知道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一株小小的幼苗，只要双方精心的呵护，这株小苗才能逐渐的生根、发芽，慢慢的长大，而不只是口头上说我要维护友谊！等，如果是这样，我想那棵小苗会很快的夭折的！我认为经常把友谊挂在嘴边的人，是不懂友谊的，也是得不到真正的友谊的！
所以，朋友，拥有友谊是一份幸福，一定要把握住这份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只要在心中默默的珍惜它就行了，请记住，一定要精心的守护它，不要让它逝去，相信你会拥有更多的好朋友，得到更多的快乐！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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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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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论文2000字篇三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1 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1.1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 市场营销 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 领导力 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 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热点 ，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 广告 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 其它 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 2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 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2.2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2.3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 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2.5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 3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3.3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为了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近年来，社会心理学愈发趋向于吸纳其他学科的观点，例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体冲突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中对群体偏见等研究则运用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建立在神经机制的解释上而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不同的理论之间相互碰撞、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趋势，并推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理论的整合(黄雪娜，金盛华，& 盛瑞鑫，2010)。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靠拢自然科学，建立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超越时间、历史、文化，而适用于一切人类。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类深层的心理学结构。未来的社会心理研究会更为关注社会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文化视角将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的研究中。 猜你喜欢： 1. 社会心理学论文3000字 2. 大学生心理学论文1500字 3. 浅谈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论文 4. 大学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本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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