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5.1〕）（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2001.6]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思路分析]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解题过程]（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另：时代背景国内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国际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 领导者 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 参加者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 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方面 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社会生活方面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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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时，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势力已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在内的町人阶层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改革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他们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脱离中国社会，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守旧势力一旦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2从个人因素上看，两国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经验也非常不同。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有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至能够逐渐实现目标。明治维新人物还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
[思路分析]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解题过程]（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另：时代背景国内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国际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 领导者 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 参加者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 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方面 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社会生活方面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尝试.清末新政既是戊戌变法的扩大和深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兴起和结局.辛亥革命确立共和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制度创新在文化层面的深化.从戊戌到辛亥的现代化历程凸现出改革孕育革命,革命深化改革的趋向,而制度创新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见 制度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System Innovation and China Modernization作 者： 谢放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刊 名： 中华文化论坛 PKU 英文刊名：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2002 (1) 分类号： K254－－－－－－－－－－－－－－－－－－－－－－－－－－－分开比较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吧。[解题过程]领导者：戊戌变法领导者是带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开明地主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道路：戊戌变法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而辛亥革命是通过激烈的武装斗争实现自己的目的。结果：戊戌变法的结果失败了，中国并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自由制度，也没有实现国家富强。
首先，我想说，《戊戌变法史》这木书全而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 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 关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而木书的作者也是-•位很厉害的人物，之所以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与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汤志钧1924年6月生人，祖籍江苏常州，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所以说，这是一木值得大家 去品味的一木近代史著作。作者在木书中，跳出戊戌变法事件的木身来分析戊戌变法事件的内在起因、人物矛盾、 外国势力的影响等等。对于1898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变革的内部力量以及外部 原因，涉及变革275份上书材料，作者都详细读过过，并从信的内容、政治制度以及 <些关 键事件都做了深刻分析读完木书，最让我收获大的是，康有为这个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法后怎么逃脱清朝政 府的抓捕的、又怎么在香港发表文章、逗留日木，最后怎么去英国的。任何一种变革，总是-•种痛苦的转型，有时候变革的倡导者反而获得的痛苦会比被变 革者更多。康有为的变革意见事实上最后靠辛亥革命的武力才能达到，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 可以体制内完成。书中的最后•-•章大晕篇幅是作者在日木收集历史资料来分析康有为变法后， 日本、英国势力的较晕，以及康有为在当时《中国邮报》接授记者釆访所发表的“政治幼稚” 的言论，作者认为可能导致慈禧对这些变革彻底否定。如果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翁同龢等人 能够联合慈禧、光绪一起参与变革，那么历史或许会重写了！作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资木主义的先进思潮进入中国，受影响的不仅 仅是当时康有为这样的激进人物，即使温和改革派的张之洞也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受光绪皇帝赞赏。问题是张之洞为什么能够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双重认可，而康有为却落得 个流亡？可借啊！
失败原因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民主化是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戊戌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一站.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爱国二字展开,其背景是保国保教保种,其目的是为挽救民族危机,为此维新派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些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法运动中,颁发了一系列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奖励工商,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主张以工立国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使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投资的合法权益得到某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戊戌变法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推进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行程.它所提倡的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大力兴办各类学堂,广设新式报刊,建立学会等主张,推动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变革.维新派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介绍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宣传西方民权思想,批评封建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第四,戊戌变法直接促成了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理想和文化教养的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诞生,从而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中坚阶层和领导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他们新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与新的社会舆论一起,成为维新时代的重要遗产.这些新内容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对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转向支持孙中山.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客观原因主要有： 其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集团,控制中央大权,有丰富统治经验.中国守旧派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实力太弱小,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当改革危及到守旧势力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 其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作为他们政治代表的维新派也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敌视革命,人少势微.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 其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观原因主要有： （1）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政治组织.变革过程缺乏宏观统筹和周密安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无权的皇帝身上,把变法看得太简单,缺乏周全的考虑和商议. 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不充分.康有为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激起了多方面的反对和挑战,不仅守旧派反对,就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的阻力. （2）维新派在依靠谁来推进变法方面犯了策略上的错误,错误地估价了西太后的政治立场,把西太后完全视为政治敌对势力,单纯地拥戴毫无实权的皇帝光绪,使其改革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无法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 拥戴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预示着改革要走向失败.在维新派中,王照曾对康有为提过这种建议,他认为维新变法不易进行,其症结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母子之间不和,光绪帝虽英明勇往,但其实力不足以对抗西太后,故主张拥戴西太后,调和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对西太后要极力加以推崇,以美名奉她,拥戴她来主持变法,使她心悦而不从中阻梗,这样顽固诸臣便失去其依恃,新政之行,可期下令如流水.当时光绪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张荫桓与西太后势不两立,康有为又偏信张荫桓之言,王照又不能说服他们,才有如此结果.王照所考虑的策略是对的,只可惜康有为不听,而是听信了张荫桓的建议,坚持扶此抑彼的策略,使西太后处于与维新派敌对的位置,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3）维新派缺乏从政经验,没有实权军权,计划失当,操之过急,推进得太猛太快,求治心切,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没有组织措施来保证. 从改革的内容和进程来看,戊戌变法在很短的三个月内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轰动性改革,所触及的面太广,违背了循序渐进、逐步进行的原则和规律,使尚未开化的民众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推入了一种新的难以适从的社会氛围当中,整个情绪和心态无法安稳,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和不安,效果不好,说明维新派对当时的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改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周期（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一蹴而就的.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国,其幅员不到我国的十分之一,当时人口只有四千余万,治理这样的国家应比中国更容易治理,但日本明治维新,变其旧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逐渐有兴起之机.中国的戊戌变法,康、梁企图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面改革中国,这样的改革举措太过于仓促、过于突然、过于激烈,没有让当时的官绅百姓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的策略上有失误,侵犯了大官僚、知识分子等人的利益,如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康有为进行变法,他的指导思想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77页）.他不主张采取温和主义,而是主张轻快捷速,彻底打破旧的局面.这样的改革,如果条件允许,当然是好的,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说康有为进行改革,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皇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这实际已指出了康有为的病根所在.戊戌8月5日,光绪帝三度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曾向光绪提出建议：“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袁世凯：八月十四日日记）.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只可惜未被光绪采纳. （4）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办法来维新,救出光绪. （5）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借孔子托古改制,不敢批判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儒学,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 （6）维新派密谋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力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这一极不周密的计划失败,成为直接引发戊戌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中国人民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改革中国,后人从中感受至深,这就涉及到改革的方式、手段、力量和路线等问题.维新派缺乏政治历练造成其失误,头脑过于发热,过激太猛等均为改革中之大忌.当时的历史表明,改良道路的选择在中国仍需要相当长的历程,这使不少人对于改良有的更新的认识和理解.此后维新派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不再走改革道路,抛弃幻想,走上革命道路；另一部分坚持改良,成为保皇派,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留给后世改革者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变法运动.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改革过程才不会再有四面楚歌,一路凯旋. 参考文献： 李英铨：《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兼论戊戌政变原因》,《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敦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0年前的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结束”。
所谓结束，是这一历史事件结束，而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对其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为国家发展改革、推动社会的探索和努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本期推荐戊戌变法史研究最经典的7本著作。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豆瓣评分8.1）
《戊戌政变记》乃梁启超就亲身参预的戊戌变法及继之政变的一个总的说明，意在为变法张目，为改良辩诬。
全书纲举目张，条理俱备，文质并举，慷慨激昂。梁氏的这一文本百年来已成为关于戊戌变法及政变的权威叙事，虽有论者详细抽绎梁氏行文的背景、动机及叙事后果，仍不碍百年后今之读者重温旧事，鼓荡激情焉。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豆瓣评分8.8）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豆瓣评分8.9）
本书是茅海建关于戊戌变法最新的权威研究。
作者由此关注其中的细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
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豆瓣评分8.4）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
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
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豆瓣评分9.2）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豆瓣评分8.0）
戊戌变法中——
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
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
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
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
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资料，给出了可信的回答。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
（1）不成立。从材料可见，袁世凯告密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后。（4分）关系：袁世凯的告密对政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3）（2）是当事人的陈述，容易加进主观色彩（或偏见），影响历史真实。4分）应重视史料的甄别、辨伪、互证；关注、收集正反两方面的史料。（4分） 略
因为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只是一小部分维新派，而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身后站着的是整个大清，清朝实际政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光绪帝会失败。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5.1〕）（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2001.6]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120年前的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结束”。
所谓结束，是这一历史事件结束，而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对其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为国家发展改革、推动社会的探索和努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本期推荐戊戌变法史研究最经典的7本著作。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豆瓣评分8.1）
《戊戌政变记》乃梁启超就亲身参预的戊戌变法及继之政变的一个总的说明，意在为变法张目，为改良辩诬。
全书纲举目张，条理俱备，文质并举，慷慨激昂。梁氏的这一文本百年来已成为关于戊戌变法及政变的权威叙事，虽有论者详细抽绎梁氏行文的背景、动机及叙事后果，仍不碍百年后今之读者重温旧事，鼓荡激情焉。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豆瓣评分8.8）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豆瓣评分8.9）
本书是茅海建关于戊戌变法最新的权威研究。
作者由此关注其中的细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
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豆瓣评分8.4）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
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
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豆瓣评分9.2）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豆瓣评分8.0）
戊戌变法中——
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
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
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
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
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资料，给出了可信的回答。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
呵呵。 我也是惠高的。 学校出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