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都是夏以前，我国大部落的图腾哈，最开始原始部落都以自然界中能看到的动物为图腾，后来随着部落间的战争和融合，新部落就把组成的个老部落的图腾中的一部分组成新图腾，于是就出现了自然中不存在的图腾动物，如龙、凤。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标志，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不同的图腾崇拜到崇拜龙，所以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凤凰和太阳鸟本都是最美的鸟，但是太阳鸟喜欢追求冒险，于是，它飞上了天，和太阳做了伴侣．
1.1凤凰的简介凤凰(Chinese phoenix/phoenix)，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和百鸟之王；亦称为朱鸟、丹鸟、火鸟、鹍鸡等，在西方神话里又叫火鸟、不死鸟，形象一般为尾巴比较长的火烈鸟，并周身是火，估计是人们对火烈鸟加以神话加工、演化而来的。神话中说，凤凰每次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其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称之为“凤凰涅磐”。如此周而复始，凤凰获得了永生，故有“不死鸟”的名称。凤凰和麒麟一样，是雌雄统称，雄为凤，雌为凰，其总称为凤凰，因此凤凰一词为合成词结构。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 它跟龙的形象一样，愈往后愈复杂，有了鸿头、麟臀、蛇颈、鱼尾、纹、龟躯、燕子的下巴、鸡的嘴。自古以来凤凰就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凰：凤凰在中国来说，是一种代表幸福的灵物。【凤凰外形】据《尔雅·释鸟》郭璞注，凤凰特征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伦，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图赞》说有五种像字纹：“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腹文曰信，膺文曰仁。”【上古神话】上古时期，地球有六界，分别是：五行八荒界 （人间）芥子六合界 （次序）九曲黄泉界 （九地）直符灵动界 （九天）宇宙混沌界 （太阳）坤元中宫界 （太阴）其中，有上古神兽守护每一界，凤凰也是其中的守护神兽之一。凤凰，九天娘娘，谓之九天玄女圣母娘娘，其化身有二，分别为金凤仙女 青鸾童子，金凤仙女于三十三外天侍奉创世女神女娲娘娘，青鸾童子守护女娲宫门户。凤凰合一，其谓之九天玄女，又名九天圣母。宇宙混沌（太阳）界，执凤涅璎珞，凰磐朱佩。【凤鸣】据现存文献推断：凤鸣如箫笙，音如钟鼓。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雌雄和鸣曰锵锵。 1.2凤凰崇拜的起源与演变凤凰的起源约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彩陶上的很多鸟纹是凤凰的雏形，距今约74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白色陶罐，其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包括兽面、太阳）图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侧面回首。据考古专家鉴定，这件陶器上的神鸟图案即凤凰，要比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凤凰图案至少要早400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凤凰图案。根据神话传说，凤是从东方殷族的鸟图腾演化而成。今日所见关于凤的最早记录，可能是在《尚书·益稷》篇中。书中叙述大禹治水后，举行庆祝盛典。由夔龙主持音乐，群鸟群兽在仪式上载歌载舞。最后，一凤凰也来了——“萧韶九成，凤皇来仪。”孔传：“灵鸟也，雄曰为凤，雌曰皇。”郑玄注：“仪，言其相乘匹。”我们注意的是，在这里，凤凰被古代住家视作一种象征吉庆的神鸟。所谓“来仪”，郑玄释作“乘匹”。[注：“仪”古音“俄”，与“偶”音近通。所以，郑玄释仪为“偶”，即所谓“成（乘）匹”，也就是成双成对的意思。但是，根据《尚书》文义，我却以为，这个“仪”字实当读作“舞”字（仪、舞古音亦相通。）凤凰来仪，即凤凰来跳舞。故下文中夔高兴地说：“于！予击石搏石，百兽率舞！”]实际上，凤凰在较早的先秦文献中，正是作为一种祥瑞和一位舞神出现的。《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形如鹤……名曰凤凰。……是鸟也，自饮自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大荒西经）“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大荒西经）《诗·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毛传：“翙翙，羽声也。亦，与众鸟也。众鸟慕凤皇而来。传凤皇至众多，是凤与群飞。《白虎通》云：黄帝之时，凤凰蔽日而至，是来必众多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关于凤凰的这种种传说，究竟只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可能的历史真实？换句话说也就是，凤凰，在历史中是否确曾有过一种真实的动物原形？对这个问题，正如对于龙的问题一样，学术界过去的观点多倾向于否定。但是我们却不能注意到，在商代殷墟（今安阳小屯一带）甲骨文中曾发现过如下一条记载：“甲寅卜，呼鸣网，获凤。丙辰，获五。”（甲3112）。（释文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324页）据于省吾说，这条甲骨文的意思是：商王指令臣鸣用网捕鸟，于丙辰这天捕了五只凤。“由于系用网埔之，故所获自是生凤。”由此看来，在商代，中国确曾有过凤鸟。那么这条甲骨文是否只是一刚孤证呢？否。在早期金文《中鼎》铭辞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如下一则记载：“……归生凤于王。”文中所提到的“生凤”一词，郭沫若亦曾断定正是指活凤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鼎”）。据此，则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有材料确切无误地表明，直到商周之际，凤凰还是一种虽然稀见、但却并非不存在的鸟类。战国秦汉以后，凤凰方完全被神化成一种灵异之鸟。但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史籍中，关于凤凰出现的记载却仍然时有所见。例如《左传昭１７年》：“我商祖少吴挚之立地，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又据《汉书》记，汉时凤凰数至，鸟身“高五、六尺”。《后汉书·光武纪》记：建武十七年，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陕县。注引《东观汉记》曰：“凤高八尺”。而据《京房易传》：“凤皇高丈二。”两汉是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史籍中所记许多祥瑞奇异之事往往不足征信。但恐怕我们也不能认为，其中完全不会有某些可信成分。至少秦汉人所描绘的形体特征，有一个极可注意的共同之处，这就是凤凰体型的奇大——由身高五、六尺直到一丈以上。我们再来更全面地考察一下古代关于凤凰形态的记载。《尔雅·释鸟》：“凤，其雌皇。”郭璞注：“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说文》：“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纹、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凤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尔雅翼》解释：“鸿前者，轩也。麟后者，丰也。蛇颈者，宛也。鱼尾者，岐也。鹳嗓声，椎也。鸳思者，张也。龙纹者，文也。龟背者，隆也。燕颌者，方也。”《韩诗外传》：“凤鸣雄曰即即，雌曰足足。昏鸣曰固常，晨鸣曰发鸣，昼鸣曰保章，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太平御览》引）汉李陵诗：“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瑞应图》：“凤不啄生虫，不折生草。”《韩诗外传》中还记录了关于凤凰的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唯仁是纡，宇内和平，未见凤皇。唯思其象，夙昧晨兴，乃招天老而问之曰：‘凤象如何？’天老对曰：‘夫凤，鸿前，鳞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颌而鸡喙。戴德、负仁、抱忠、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举，鸣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唯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于戏，允哉！朕何敢与焉？”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这个传说中显然有不少荒诞成分。但可注意的是天老所描绘的凤凰形态，与《说文》所引述的“天老说”显然同出一源。关于凤凰所谓“戴德、负仁、报忠、挟义”之说，乍看颇令人不解（然而此说在古代流传颇广）。对此，《抱朴子》中却有一种解释：“夫木行为仁，为青。凤头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为义，为白。凤颈白，故曰缨义也。火行为礼，为赤。凤嘴赤，故曰负礼也。水行为智，为黑，凤胸黑，故曰尚知也。土行为信，为黄。凤足下黄，故曰蹈信也。”据此，汉代经学家的那些神秘说法，就不过是以儒家的五行符号，对凤鸟身体各部不同颜色的一种描写罢了。即：——头部呈青色，——颈部呈白色，——喙部呈赤色，——胸、背部呈黑色，——趾、爪呈黄色。综观以上这些记载，都是秦汉以后没有见过真凤的人，所采辑的前人关于凤的各种传说。其中颇不乏荒谬虚妄的成分。例如《说文》中所谓“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翱翔四海之外”的说法，显然来自《庄子·消遥游》篇中关于“鲲鹏”的著名哲学寓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似乎指出凤凰是一种自西北而东南往返流迁的动物。针对《韩诗外传》中关于凤凰鸣叫的一系列奇怪说法，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曾指出：“一鸟之鸣，既以节足为异，又复数更其响，乃至应候而殊声，成文以协韵。语由增饰，事涉虚诬，识者所不取也。”但是，如果剔除掉传说中那些神奇妄诞不可置信的成分，我们从古人对于凤凰的形态描述中，却可以筛选整理出如下一些印象：1、凤鸟形体甚高，约六尺至一丈。2、凤鸟具有柔而细长的脖颈（蛇颈）3、凤鸟背部隆起（“龟背者，隆也”）4、凤鸟喙如鸡，颌如燕。5、凤鸟羽毛上有花纹。6、凤鸟尾毛分叉如鱼。7、凤鸟以植物为食（竹根）。8、凤鸟雌雄鸣叫不同声。（雄曰“即即”，雌曰“足足”。）9、凤鸟好结集为群，来则成百。10、凤鸟不善飞行。11、凤鸟穴居。（居“丹穴”、“风穴”）12、凤鸟足脚甚高（体态如鹤），行走步态倨傲而善于舞蹈。（凤鸟别名“”，字从“”，徐锴注：，行步舒迟也。”）由此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从古生物学观点看，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具有以上特征，而又为先民所崇拜的一种鸟类呢？回答是，的确曾存在。——这种鸟类，就是大鸵鸟。但是，关于鸵鸟与凤凰关系更加重要的证据，是在考古学中发现的。1987年4月1日新华社消息：“继内蒙古阴山岩画之后，最近在阿拉善旗有新的发现。其中有一幅鸵鸟岩画（地点在阿拉善右旗曼佐拉山中）”。在此之前（1976—1980），内蒙古阴山—狼山地区曾发现大批史前原始岩画。位于狼山南麓格尔敖包沟（汉代逆方郡所在地）有一组古岩画群。其中编号第13组中有一幅引人注意的岩画（高1.28米，宽0.60米）。据岩画发现者盖山林教授报道：“这幅画的画面上方有两只鸵鸟（Struthio）。其前有一无头轮廓的人面像，下又有五只鸵鸟……右旁还有—人面，头饰长羽。其下，有一马鹿，尾上翅。鹿前足下又是一鸵鸟及一只动物。其间似有两条被肢解的肢体。最下方，有一轮形，似抽象人面。”盖山林教授指出：“凿刻如此众多的鸵鸟、人面，还有鹿、肢体等等，只能作一种解释，就是这是一个娱神、媚神的场面。”那么我们要问，这里所祭礼的是什么神呢？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另一幅岩画对于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那是一幅先民拜日的图画。“图高042米，宽016米，在半山腰上。拜日者虔诚地站立在大地上，双臂上举，双手合十过顶，朝拜太阳。被朝拜的圆圆太阳，高悬于天际。”除此之外，同一地点的岩画中，尚有大量关于太阳神和羽人的形象。我们知道，凤凰乃是中国的太阳之鸟。而《周礼》中记祭祀太阳的舞蹈，正是一种戴羽舞和执羽舞。由此可似看出，上述岩画中同时出现鸵鸟、太阳、羽人以及拜日者，绝不是偶然的。在上古，鸵鸟实际上正是作为太阳神之鸟而受到崇拜的。鸵鸟在中国濒于绝灭的时间，大致可推定约在距今四千一六千年左右——这正是传说中的黄、炎帝时期。这一时期以后，关于凤鸟出现的报告，愈来愈趋于稀少。偶或出现，即被看作具有吉祥涵义的珍异。（参看前引《韩诗外传》）实际上，从早期西周金文中所见关于“生凤（中鼎）”的最后记载，到汉代谶纬家关于重新发现凤鸟的传说之间，有着将近两、三千年的一段空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凤凰的传说，由上古以一种真实鸟类为原型的动物图腾，演变为既有宗教意义、又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灵鸟神话。据古人记载，凤凰有许多不同的品类。诸说不一，其中不少属于秦汉后人的增饰附会之谈。但其中比较著名者有四：1. 鸾鸟2. 翳鸟3. 鵕鸃 4. 鸑鷟鸾鸟，在凤凰的诸种异名中，可能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种。从语音上来说，“鸾鸟”与“玄鸟”具有共同语源。而古人所描述的鸾鸟形态，更是诸家说异。汉、晋小说中流行的说法，是把鸾鸟——玄鸟——青鸟视为春神之使者，以及东王公与西王母的象征。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凤凰，青黑者鸾鸟。”但另一种相反的说法，却认为鸾鸟的形态是“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艺文类聚·鸟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归纳者说认为：“赤为鸾之正色，而诸说各异。《禽经》：黄凤谓之鸾。《春秋谶纬》引汉太史令蔡衡：凡象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黄者鵷鶵，多青者鸾，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鹄。”以赤色为鸾鸟的正色，实际上是把“鸾”训作“丹”（二字叠韵，古音相近通），从而认为鸾鸟就是丹鸟。丹鸟，又称丹朱、朱鸟、离朱，也都是凤凰的别名。《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一般认为，《山海经》一书结集于战国之际，则《南山经》关于凤凰的这种看法，似乎代表战国时期人们的看法。据记载，被认为是“凤凰”化身的鸡，名叫“金鸡”，又叫“锦鸡”，“赤雉”，乃是中国所特有，出产于湖南、四川、青海的一种美丽禽鸟。《水经注》“浪水”引《南越志》，认为这种鸡就是鵕鸃：“鵕鸃，山鸡也。光彩鲜明，王色炫耀，利踞善斗。”这种金鸡在古代还有一个名称叫“鳖”。《说文》：“鳖，赤雉也。”桂馥《义证》引《汉书》注：“其尾毛红赤，光彩鲜明。”《山海经》：“少华之山，其鸟多赤鳖，可以御火。”《昭17年左传》：“丹鸟氏，司闭者也。”注云：“丹鸟，鳖雉也。”这种鳖雉，实际也就是五方兽中南方“朱雀”的原型。鳖雉，又别名“华虫”，在《尚书》种与龙对称。（《尚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注：‘华虫，鳖雉也。五彩，故谓之华虫。”）由此看来，与古人所谓“凤凰”关系密切的禽类，并不是许多人所乐于想象的孔雀，却是黑色的燕子与生存于中国中南部的这种野鸡。李时珍林草纲目增详细考察这种野鸡云：“鳖，《逸周书》谓之彩鸡。又名锦鸡、金鸡。锦鸡小于鳖，而背文扬赤，膺前五色炫耀如孔雀羽。此乃《尔雅》所谓天鸡者也。二种大抵同类，而锦鸡文尤灿烂如锦。或云锦鸡乃其雄者。”《渊鉴类函》引徐整《正律》中有一条极可注意的记载：“黄帝时代以凤为鸡。”此一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鸵鸟——真风已不多见。可能正是在此时，鸡成为凤凰的主要替身之一。实际上，唐宋以后的凤凰图，就是以锦（金）鸡的形象为原型，加以放大和增饰而产生的。《说文》有所谓“凤出东方君子之国”的说法，实际这也是指鸡。所谓东方君子之国，古代指东夷——朝鲜。而《本草纲目》引《别录》：“鸡生朝鲜平泽。”这表明古人认为，朝鲜是家鸡的起源地。《本草纲目》又记载：“朝鲜一种长尾鸣，尾长三、四尺。”“其鸡也知时刻，栖也知晴阴。”“其羽焚之，可以致风。”“古人言鸡能解邪，则鸡亦灵禽也。”参照《三国志·魏志》：“马韩国出细尾鸡，其尾长五尺余。”我们可以知道，产于东方的长尾鸡是汉代以后凤凰的又一原型。鸡之所以成为凤的替身，可能主要是由于它与太阳的关系——鸡鸣日升。古代传说，太阳所居扶桑树上有天鸡报时，其一呼鸣则天下鸡皆鸣，从而破晓日出，因此鸡成为太阳神的象征。《易·说卦》：“离为目、为雉。”凤皇，鸾鸟又名离朱。离朱即丹朱，而鸡之古名亦叫“朱”。《尔雅》：“鸡大者蜀。”蜀，又记作“朱”。《风俗通》：“呼鸡曰朱朱。”《博物志》：“今世人呼鸡祝祝。”另一方面，传说山鸡善舞，因而与鸵鸟一样也是一种舞鸟：“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于仓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异苑》卷三）更有趣的是，鸵鸟在古代语言中亦有鸡名，称“鸵鸡”：“鸵鸡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鲁莫斯国。长尾鸡尾细而长，长六尺者出朝鲜。长五尺余者出马韩国。”（《渊鉴类函》引《交广志》）。了解鸳鸯与凤凰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在禽类中之所以特别钟爱鸳鸯——常以其作为爱情的象征，这与把燕子看作青鸟——高媒鸟，亦即报春和爱情之鸟的风俗，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神话与文化渊源。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甲骨文中的“凤”字字形。在甲骨文中，凤字盖有两个系统。第一系统为古文“朋”字，另一系统音符从于“凡”字。根据《说文》，第一系统凤字，显然是象形文字。而第二系统凤字，显然是形声字。我们可以注意到，此两系统凤字中，多数字体在形象上似乎都突出地描写了风鸟那两只很长的足脚。这一点，与鸵鸟的体型特征是吻合的。而与突出描写翅羽的鸟字和隹字，则形成强烈对比。最后我还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凤凰”一辞的本来语义，似乎就是美大之鸟。犹如动物中马龙、龙马是体大雄伟者的通用。综上所述，凤凰崇拜本来起源于上古石器时代的鸵鸟——太阳神图腾。但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由于鸵鸟的灭绝和凤凰的非图腾化，关于凤凰的传说遂愈演而愈复杂。商周秦牧之际，燕子和金（锦）鸡，曾先后成为凤凰的替身。但唐宋以后，鸳鸯、鹤、天鹅、鹰雕、孔雀，都曾与凤凰发生或深或浅的关系。因之在同一语词记号下，注入了语义不同的动物学意象。这种演变，也反映在历代凤凰图的演变中。我们看先秦的凤凰图，多为蛇颈高足，尚保留着鸵鸟的特征。而汉唐特别是明清以后，就逐渐发展为以锦（金）鸡的形态为主体，饰有孔雀式羽毛的综合形相了。最后，还应当指出，先秦出土的凤鸟文物中，常见到一种形制极奇特的、背部有巨大鹿角的鸟。这种鸟在自然界中不会存在，其由来为考古学界所不解。但如果我们注意到鸵鸟群队中常温伴有食草动物（鹿类）的习性，那么这个鹿鸟合体的谜也就不揭自明。现代人常以为我们的祖先是有幻想狂的神话编造者。而我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却日益使我深信，最高奇的神话也一定有其现实性的基础，只看我们能不能通过理性的分析破译之。在这个意义，神话不过只是远古人类经验的一种升华物。 1.3凤凰的象征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来。凤其甲骨文和风的甲骨文字相同，即代表具有风的无所不在，及灵性力量的意思；凰即皇字，为至高至大之意。凤凰也是中国皇权的象征，常和龙一起使用，凤从属于龙，用于皇后嫔妃，龙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民间美术中也有大量的类似造型。凤也代表阴，尽管凤凰也分雄雌，更一般的是将其看作阴性。「凤」、「凰」常见于女性名。凤凰被认为是百鸟中最尊贵者，为鸟中之王（尽管她是虚构的），有「百鸟朝凤」之说。按阴阳五行之说，凤色赤，五行属火，是南方七宿朱鸟之象。另也为中国民间指的四灵之一(《礼运》，龙、凤凰、麒麟、龟)。在中国人的思想形态里，“凤凰”自古以来就是传说中最重要的的吉祥神奇之物，据说凤凰能火中再生，象征美好、才智和吉祥。1.4凤凰的考古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后来与"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它的产生却一直是个谜。近年在湖南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距今有78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震惊了考古界。在湖南发现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并非偶然，湖南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故乡，而凤凰的诞生与远古稻作文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它原本就是稻作文化的产物。长沙大塘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凤凰图案，其凤鸟口中即衔着禾苗。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在原始时代，中国南方稻作民族以"鸟"为图腾。这已为学界所共识。去年我在湘中发现一张明代万历四十四年的图卷，上面绘的裸体五猖、雷神，就是鸟首人身，手里还握着一只鸟。这种人鸟合一的形象即为典型的鸟图腾崇拜产物--这说明在390年前，鸟图腾崇拜观念在湖南民间还很突出。至今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雨桥上，还雕塑着鸟，这也可以看成是鸟图腾崇拜的文化遗存。这种被原始人类视为图腾的鸟，古称“丹雀”，又称“阳鸟”、“鸾鸟”，与稻作文化起源关系密切。《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所谓“丹雀”、“阳鸟”、“鸾鸟”，就是凤凰神鸟的原型。《广雅》云：“鸾鸟，凤皇属也。”由于凤凰文化深深植根于稻作文化之中，"和"也就成了凤凰形象的基本特性，《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所以，凤凰在民间自古就代表着和美、和谐与吉祥。“凤凰”形象本身就是和谐观念的产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对立统一体，雄为凤、雌为凰，表示阴阳调和、合和祥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多元和合体，是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融合原始时代多个不同氏族所崇拜的自然物的特征，集大成之美而成的。如《说文》就这样描绘凤凰形象的多元和合特征：“凤之象也，鸿前麟后，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在中国文化中，凤凰形象不仅表示自然物之“和”，也表示人类社会之“和”。凤凰“五色”后来就被看成是维系古代社会和谐安定的“德、义、礼、仁、信”五条伦理的象征。如《山海经·南山经》说：“（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在古代，凤凰还用来指有德之人。主张“和为贵”的大圣人孔子，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凤"的人。古代思想家老子曾以凤凰来比喻孔子，据《庄子》记载：“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为勇。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可以说，凤凰文化的和谐理念涵盖了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凤凰形象的这种"和"的特性，在有关凤凰的成语中也被经常运用。湖湘远古稻作文化孕育出了中国民间如此完美的和谐文化象征物，这是湖湘文化的和谐魅力之三。
1.梧桐栖凤 梧桐为树中之王，相传是灵树，能知时知令。《闻见录》：“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作为百鸟之王的凤凰身怀宇宙，非梧桐不栖。《魏书·王勰传》“凤凰非梧桐不栖”凤凰择木而栖，后比喻贤才择主而恃；凤凰的这种君子风范在姜子牙、诸葛亮身上也能找到影子，他们在没有遇到“梧桐树”前宁愿做一个平凡的钓者耕者。 2.得凤之象 传说中凤凰死后还会再生，相传能知天下治乱兴衰，是我国历史上王道仁政的最好体现，是乱世兴衰的晴雨表，成为神学政治的“形象大使”，古人曾分出五个等级，以凤凰的五种行止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于是历代帝王都把“凤鸣朝阳”“百鸟朝凤”当成盛世太平的象征。南齐·谢兆《永明乐十首》：“彩凤鸣朝阳，元鹤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载为全皇。” 3.凤求凰 西汉辞赋作家司马相如贫困之时，到四川临邛寻访好友县令王吉，时有当地首富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新寡，司马在卓王宴会上当众弹奏琴曲《凤求凰》，以此挑动文君。卓文君在宴会厅窗外偷窥，见司马相如容貌英俊，才华洋溢，当夜随其私奔。后比喻男女相爱男子追求女子，也象征对美满幸福的姻缘向往和歌颂。 4.凤还巢 《凤还巢》里"错中错"兵部侍郎程浦告老还乡，元配夫人所生之女雪雁，貌 丑陋；妾生女雪娥，美丽聪慧。程浦喜爱少年英俊的穆居 易，欲将雪娥嫁与他，夫人却要先嫁亲生女雪雁。程寿诞 之日，穆居易前来拜寿，被留宿书馆。深夜雪雁冒雪娥名 去书馆，穆居易见其貌丑，行为不端，误以为，连夜 愤然出走。 程浦被朝廷起用，离家赴任。皇族朱焕然早就垂涎雪娥，乘机冒穆居易名来程家迎娶，夫人暗用掉包计以雪雁 嫁之。洞房之夜真相大白，二人好比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程浦平定贼寇，接雪娥到军中，穆居易从军也在此， 程浦又重提婚姻。穆记前事，坚决拒婚，但元帅与监军强制主婚。洞房中，穆见雪娥貌美，惊喜异常，连连赔罪，误会消除，花好月圆。 该剧是一出喜剧，由于误会和"错中错"生发出一系 列妙趣横生的情节。在情节结构上"留扣子"、"抖包 袱"等技巧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书房"一场，雪雁冒 雪娥之名深夜去纠缠穆居易，穆便认定雪娥是个丑女子， 这就"留扣子"埋下了伏笔。"洞房"一场，新娘子明明 是美如天仙的雪娥，穆居易却执拗地认为她是丑女子，不肯人洞房，厌恶而烦躁不安；主婚的洪公公等人则不知原因，疑神疑鬼。这种主观和客观的不谐调使产生了喜剧性，引起观众的笑声，笑声中椰榆穆居易正在"搬砖砸 脚"。等到"包袱"一抖露，帐帘揭开，误会消除，意外 的发现使情节突转，欣喜若狂的穆居易又急忙向受了委屈的雪娥赔礼，也引来观众的哄笑。正是"扣子"留得好， "包袱"抖得妙，喜剧性悬念才能紧紧抓住观众。 《凤还剿》原名《阴阳树》，又名《丑配》，最早由梅兰芳编演。 5.凤鸣铿锵 春秋战国时期，陈国大夫懿氏占卜把女儿嫁给陈历公之子陈敬仲，他的妻子占卦 ，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和鸣，即雄雌声音相和，响亮和谐，在此言夫妻必能和洽，后世强大无比。 6.百鸟朝凤 黄帝即位，自觉天下太平，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凤凰。为此，他请教天老。天老回答：凤凰显形，乃是祥瑞的预兆，只有在太平盛世才出现。见到它一掠而过已是很不容易，如果能看到它在百鸟群里飞舞那就是千载难逢的祥瑞了。黄帝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我即位以来，天下太平，为什么连凤凰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天老说：东有蚩尤、西有少昊、南有炎帝、北有颛顼，四方强敌虎视眈眈，何来太平？黄帝听罢便率兵讨伐，于是天下一统。他看见一只带有五彩翎毛的大鸟在天空翱翔，而数不清的奇珍异鸟围着它翩翩起舞。黄帝知道，这只大鸟就是凤凰，也是他想看到的瑞象—百鸟朝凤（《韩诗外传》）。 7.凤鸣岐山 《国语·周语上》上就有周朝兴起之时，有凤凰一类的鸟在陕西岐山上鸣叫的记载。而西周晚期的《诗经·大雅·卷阿》也有句曰：“凤凰于飞，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也是讲凤鸣岐山之事，因此西周之时将凤鸟视为神奇的吉祥生物，器物之上颇重凤鸟纹。 8.凤凰涅盘 浴火重生 《广雅》：“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飞翔五百年后，负香木飞入太阳神庙中，于神坛上自焚，翌日雏生，已着毛羽，第三日羽翼已丰满，辞庙主而飞去。《淮南子》天文训云：“火气之精者为日”凤凰为火精，是则凤凰此鸟，在古时为日之征象，原即所谓“金鸟”。在诗《女神》指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涅磐无名论》中的记载如下：“ 无名曰：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何则？ 非理不圣，非圣不理，理而为圣者，圣人不异理也。故天帝曰：般若当于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于色中求，亦不离于色中求。又曰：见缘起为见法，见法为见佛，斯则物我不异之效也。所以至人戢玄机于未兆，藏冥运于即化，总六合以镜心，一去来以成体。古今通，始终通，穷本极末，莫之与二。浩然大均，乃曰涅磐。经曰：不离诸法而得涅磐。又曰：诸法无边，故菩提无边，以知涅磐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则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进之弗先，退之弗后，岂容终始于其间哉！天女曰：耆年解脱，亦如何久。” 9.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常用不比喻难得的杰出人才或其他稀世珍宝。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东晋将军桓温也以“凤毛”一语称赞丞相王导的第五子王敬伦：“敬伦风姿似父。桓公望之曰：‘大奴固有凤毛。’”麟，麒麟，传说中的神兽。“麟角”，和凤毛一样，也形容少而珍贵。“北史·文苑传序”：“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现常用来比喻难得的杰出人才或其他稀世珍宝。 10.凤凰来仪 有凤来仪 凤凰飞来起舞，仪态优美。古代用以比喻吉祥的征兆和祥瑞的感应。《汉书·王莽传上》：“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尚书·益稷》：“《萧韶》九成，凤凰来仪”《三国演义》第八十回：“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 11.吹箫引凤 春秋时代，秦穆公费尽心思为女儿弄玉物色足以匹配的如意郎君，某日弄玉梦见一少年骑凤吹箫，秦穆公乃派人寻找吹箫少年，知吹箫少年名叫萧史。秦穆公非常欣赏萧史的才华，便把弄玉许配给他。萧史和弄玉婚后幸福美满，因萧史是天上神仙，不能长留人间，于是萧史乘龙，弄玉跨凤，双双飞上天去。后以“吹箫引凤”来喻示着箫管乐律方面的极致。 凤凰有个传说：浴火重生。相传在五百年前，有一种神鸟，集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活，美艳非常不再死，是以，称为不死鸟，也就是凤凰。关于凤凰还有一说，说凤凰是死神的使者，负责勾走人的魂魄，好人升天，坏人入地。现在在部分迷信地区还流传着“凤凰勾魂”的传说 12. 百鸟之王 朱雀凤凰是神鸟，百鸟之王，古人说，雄的叫凤，雌的叫凰。以后，凤凰合称；再以后，龙凤相配，凤便成了宫廷后妃的代称。根据神话传递，凤是在东方殷族的鸟图腾演化而成。《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有一种五彩鸟，有三种名称，叫皇鸟、朱雀及凤鸟。 《山海经•南次三经》记载一种鸟，样子像鸡，有五彩的花纹，叫凤凰。说明凤凰的形象一开始便是很美丽的。以后，它也跟龙的形象一样，愈往后愈复杂，有了鸿头、麟臀、蛇颈、鱼尾、龙纹、龟身、燕子的下巴、鸡嘴。（见《淮南子•览冥》）非梧桐不栖息，非竹实不吃。（见《诗•大雅•卷阿》）它自歌自舞，见到它意味天下太平。为群鸟之首，追随者以万计。凤凰死在一座山上，群鸟每七、八月到这里来吊念它，过十七、八天才散去，故此山叫"吊念山".（见《水经注异闻录•鸟吊》）凤是百鸟风采的结合与升华，它的原形不外是阳鸟、鹰、孔雀和鸡四大类。 中国北方民族对禽中之王——鹰很崇拜。 凤的定型化和规范化，是在辽、金、元以后，使我们原以鸡、雀为基本形态的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那一对强劲的翅膀，鹰姿突出。我们现在在艺术品上常见的凤，实际是清代以后的形象，集雉尾、鸡身、鸡冠、鹰目、鹰爪、鹰颈、孔雀翎、鸳鸯羽等于一身。它的基调不似龙那么恒久、稳定。玄武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以后，玄冥的含义不断地扩大。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包括海龟），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最初的冥间在北方，殷商的甲骨占卜即「其卜必北向」，所以玄冥又成了北方神。 它和其它三灵一样，玄武也由天下二十八星宿变成的：斗、牛、女、虚、危、室、壁。而古时后的人对玄武它的解释有以下的数种，「玄武」即龟。《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玄武」乃龟蛇。《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玄武」为蛇合体、龟与蛇交。但玄武被后世的道士们升级做北方的大帝——真武大帝。有别于其它三灵。其它的青龙和白虎，只做了山庙的门神，而朱鸟就成了又天玄女。 13 凤止阿房. 先说民谣两句：“一雌一雄，双飞入紫宫” “凤皇凤皇，何不高飞还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 再说个倾国滴美男子: 前秦当初几乎统一了北方，吞并前燕后,燕国主无奈下只有把亲生儿女清河公主和王子慕容冲做为礼物入宫。 二人同时被纳,宠冠后庭，王子落难成娈童。话说当时，凤皇年仅十二岁。 所以才有有民谣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三年后，慕容冲渐长大，因王猛劝说，苻坚才婉痛让遣出宫任平阳太守。 直至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慕容冲、姚苌等在阿房城揭兵而起攻之，他挥刀雪耻，势如破竹一举在阿房城继位，称威皇帝。 然后说他和凤凰的关联: 巧的是阿房处处都是梧桐翠竹。传说中的凤皇看到梧桐，常落下来休憩，食竹填腹。 更有说，凤凰栖梧，焚之涅磐． 三载的耻辱换来的是，血洗长安．所以,阿房的遍地绿萌,引来的是火凤. 且,慕容冲的小字,名曰:凤皇. “凤皇”即是“凤凰”的通假写法。
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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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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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子孙的坐吃山空，骄奢淫逸，才是贾府败落的主因。贾府真称得上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了，然而红楼梦开篇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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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传略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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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新形势下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 总结全国中医药行业历版教材的经验， 全面组织和规划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为体现其系统性和传承性，本套教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史上称为第十版。本套教材在规划过程中， 教材办认真听取了教育部中医学、中药学相关专家的意见， 结合中医药教育教学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 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管理， 在新世纪以来三版优秀教材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正本清源，突出中医药特色，弘扬中医药优势，优化知识结构，做好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衔接”的建设目标， 旨在适应新时期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学手段变革的需要， 彰显现代中医药教育理念， 在继承中创新， 在发展中提高， 打造符合中医药教育教学规律的经典教材。01 书名：中医外科学 主编：陈红风 定价：78.00元 ISBN：9787513233491 本教材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5章，主要介绍中医外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方法，使学生对中医外科 有一个概略的认识。内容包括中医外科学发展概况；中医外科范围、疾病命名及基本术语；中医外科疾病 的病因病机；中医外科疾病辨证；中医外科疾病治法 。各论9章，分疮疡、乳房疾病、瘿、瘤岩、皮肤及 性传播疾病、肛肠疾病、泌尿男性生殖系疾病、周围 血管疾病、其他外科疾病，均按病设节。疾病开篇以简单病案引出正文，病案内容以病人的不适主诉为主 ；同时强调中医经典，每个病选择重要的引文1～3条 ；每节主要包括疾病的概述、病因病机(含必要的西 医病因病理)、辨病、治疗、预防与调护。本教材供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等专业使用。 02 书名：中医内科学 主编：张伯礼 吴勉华 定价：78.00元 ISBN：9787513234825 本书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主要介绍中医内科学的专业基础理论、常见内科病证的基本知识及辨证论治规律。本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中医内科学术发展源流，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命名及特点；阐述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思路与原则；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纲要。各论分八章，按肺系、心系、脾胃、肝胆、肾系、脑系、气血津液、肢体经络病证顺序排列，介绍54种中医常见病证。书末附中医内科学常用方剂，以备查阅。本教材突出中医内科理论的系统性，对教学、医疗、科研具有重要指导意义.03 书名：中医儿科学 主编：马融 定价：49.00元 ISBN：9787513233583 本教材为中医院校的一门临床主干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统一，尤其注重课程的临床实践性。教材分为总论及各论，总论部分介绍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知识及儿童保健的内容。各论部分介绍了儿科常见疾病的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诊断、辨证论治等内容。04 书名：中医推拿学 主编：房敏 宋柏林 定价：65.00元 ISBN：9787513234078 本教材系统介绍了推拿学的理论、操作及应用知识。充分吸收以往各版教材优点，按照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推拿学》大纲、执业医师考试大纲和住院医师培训大纲的要求开展编写工作。在“坚持传承性”方面，加大了古代推拿方法的介绍和分析，使学生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古代推拿的全貌，正本清源，以便更好地在现代推拿临床实践中体现对古代经典理论的传承。05 书名：内经选读 主编：翟双庆 黎敬波 定价：36.00元 ISBN：9787513234429 《内经选读》课是培养中医专门人才的重要课程，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熟悉《内经》的理论体系、学术思想以及中医学术的渊源，掌握《内经》中重点的基本理论、指导原则，从而提高其中医理论水平并能培养出运用相关理论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教材共分两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内经》的基本情况与注家注本，概述《内经》理论体系，强调《内经》研读指南；下篇按《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并结合类分注解《内经》的相关成果，同时考虑到教学实际需求，分为哲学思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八章，并精选《内经》相应篇章原文，予以顺序编号，加以校注、按语，展现《内经》理论内涵及临床运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突出中医思维的培养、了解医学理论的源流。06 书名：医古文 主编：王育林 李亚军 定价：78.00元 ISBN：9787513234610 本书为中医行业“十三五”规划系列教材之一。本教材融合传统与新知，兼顾语言文字知识体系和医学经典阅读实际需要，注重创新。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突出本课程在中医经典教育中夯实古代汉语语言文字基础的主体功能，即强调语言文字基础，强调中医经典阅读能力。二是在继承以往各版别、各版次教材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内容整合和形式创新。三是强化自主学习和开展数字化教材配套建设。纸质版教材和数字化教材配套使用，内容更丰富，便于学生在线学习，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07 书名：中药学 主编： 钟赣生 定价：95.00元 ISBN：9787513233712 本教材包括总论、附编、各论、附录几个部分。总论系统地介绍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包括中药、中药学等概念，中药的起源与中药学的发展；中药的性能是总论的核心，主要阐明中药药性理论的概念、中药治病的机理，重点介绍中药药性理论的主要内容，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的概念、产生由来、所表示药物的作用、对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及如何运用药性理论综合分析、认识、掌握中药的效用；中药的配伍，阐明中药配伍应用的目的、原则及药物“七情”的概念、中药配伍应用规律；用药禁忌，着重介绍配伍禁忌、证候用药禁忌、妊娠用药禁忌、服药时的饮食禁忌等概念及主要内容；用药剂量与用法，介绍剂量与疗效的关系，确定剂量的依据及中药煎服法等内容。08 书名：中医基础理论 主编： 郑洪新 定价：38.00元 ISBN：9787513234351 本书阐释和介绍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病因、病机、防治原则等。本教材的编写内容在上版的基础上作了适度调整：除更新了现代研究进展外．删除或降格了部分临床意义不大的内容，增添了对中医临床有指导意义或与后续课程相接轨的内容，如在五行学说中删除了以五行推断病情轻重的相关内容，降格五行胜复为阅读材料，增添了中土五行及其临床应用；在气的运动部分增添了脏腑之气升降运动的理论渊源和临床应用；在藏象中增添了五脏各精气阴阳的生理作用，作为阅读材料．以与后续课程中医诊断学接轨；在体质中增添了九种体质的判定标准为阅读材料，以利于临床应用等。09 书名：中医妇科学 主编： 谈勇 定价：51.00元 ISBN：9787513233347 中医妇科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临床主干课程。本书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全书分为总论、各论和附论三部分，涉及理论、临床和女性生殖器官解剖、女性生殖系统生理、正常妊娠、正常分娩、妇科检查与妇产科常用特殊检查、计划生育等内容，共设16章。10 书名：经络腧穴学 主编： 沈雪勇 定价：55.00元 ISBN：9787513233897 本教材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经络腧穴概论。第一章“经络概述”，阐述经络系统的主要组成内容、经络的作用及其理论的临床应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可了解经络的基本概念和经络系统的概貌。第二章“腧穴概述”，介绍腧穴的分类、命名、定位方法、作用和主治规律及特定穴的概念和应用等，帮助学生理解腧穴的概念，了解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临床意义。为便于学生了解经络腧穴的发展源流，第三章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的形成及学术的历史发展。中篇为经络腧穴各论，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一至十二章，为十二经络及各相应经穴的内容，先论述经络的分布和病候，再介绍腧穴的定位、主治、刺灸方法、解剖等，使学生对经络腧穴的理论和应用有具体全面的掌握。第十三章介绍奇经八脉的分布、功能和病候。其中任督脉腧穴的介绍与十二经经穴体例相同。第十四章对常用奇穴作了扼要介绍。书末附人体十四经穴和常用奇穴彩图3帧，以便学生对人体穴位有总体了解和比较。中篇的重点是，经脉的循行分布、经络联系的脏腑器官及腧穴的定位和主治概要。下篇第一章“经络的纵横关系”，阐述根结、标本、气街、四海的基本概念、内容及其意义和应用，利于学生对经络的纵横、内外关系及腧穴的作用规律的综合理解。下篇第二章“经络腧穴现代研究”，介绍了近年经络腧穴研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有关经络腧穴实质的的一些观点和假说，目的是启发、培养学生的科研思路和方法。书末附录部分，选录了常用的经络腧穴歌赋，收录了《脉书;十一脉》的内容，供学习时参考。11 书名：分析化学（上） 主编： 张凌 定价：39.00元 ISBN：9787513233484 书名：分析化学（下） 主编： 王淑美 定价：49.00元 ISBN：9787513234641 《分析化学》共分为上、下两册，分为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两部分。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为绪论、误差和分析数据的处理、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概论、酸碱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电位法及双指示电极电流滴定法。12 书名：中医筋伤学 主编： 黄桂成 定价：68.00元 ISBN：9787513233989 本教材共五章，第一章概论介绍了中医筋伤学的相关概念、发展简史、病因病机与分类、诊断与治疗方法等内容。第二章至第五章分述了上肢、下肢、躯干和其他特殊部位临床常见筋伤的病因病机、诊断要点、治疗和预防与调护等内容。本教材在吸收既往中医筋伤学教材经验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增强了教材内容的实用性。编写纲目清楚，层次分明，教师好教，学生易学。同时注重保持中医骨伤特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精华，吸收现代科学和西医学知识。13 书名：刺法灸法学 主编： 王富春 定价：45.00元 ISBN：9787513233972 本教材系统介绍了刺法灸法学的理论、操作及应用知识。充分吸收以往各版教材优点，按照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刺法灸法学》大纲、执业医师考试大纲和住院医师培训大纲的要求开展编写工作。在“坚持传承性”方面，加大了古代针灸方法的介绍和分析，使学生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古代针法的全貌，正本清源，以便更好地在现代针灸临床实践中体现对古代经典理论的传承；在“体现创新性”方面，收录了行业中现代刺灸法研究公认的成果，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刺灸法研究的进展；在“突出实用性”方面，将已经制定的针灸操作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纳入教材，并结合执业医师考试，对针灸技术操作进一步规范，以便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有权威的参照标准。14 书名：中医养生学 主编：马烈光 蒋力生 定价：55.00元 ISBN：9787513234382 教材分绪论及上、中、下三篇，共30余万字，附图2幅。绪论阐述中医养生学的内涵、外延等学科基本概念及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和方法；上篇为理论篇，共分三章，分别阐述中医养生学的发展简史、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等学科基础理论；中篇为方法篇，赅十章，从精神、起居、功法、环境、药食、针推等养生各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医养生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易学、易用，且均为历代医家、养生家长期实践检验而证明切实有效者；下篇为应用篇，分时令养生、地域养生、因人养生、五脏调养、身体部位养护及中医临床养生应用等共六章，介绍中医养生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方式。为适应养生发展特点，尚增附篇“中医养生科普”，介绍中医养生科学普及过程中可运用的媒介及注意事项等。15 书名：壮医方剂学 主编：秦华珍 钟鸣 定价：76.00元 ISBN：9787513253925 本教材分总论、各论、附篇三部分。总论系统介绍壮医方剂的起源和壮医方剂学的发展、壮医方剂的组成、壮医方剂的用法等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各论按病分类，分21章介绍常用壮医方剂。共介绍方剂338首，其中正方283首，附方55首。附篇介绍壮医常用制剂，包括生药原汁、酒剂、酊剂、糖浆、油剂、茶剂、膏剂、散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药水、生药外敷剂等13种制剂，共计127方。并附有参考文献、壮医方名笔画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16 书名：诊断学 主编：詹华奎 定价：128.00元 ISBN：9787513234795 本《诊断学》围绕着培养中医临床专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来进行。本教材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精简不必要的重复和已经陈旧的内容，注重更新内容，及时反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力求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简明性和实用性，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诊断学》是高等中医药院校所有临床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必修课，是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的“桥梁”和“纽带”，是把基础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体地应用到临床实践的课程。本教材包括症状诊断、检体诊断、实验诊断、器械检查、病历和诊断方法五部分。17 书名：物理药剂学 主编：吴清 定价：68.00元 ISBN：9787513241618 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药物的热力学性质、药物的物态特征、药物的溶解与分配等，是运用物理化学原理，研究药剂学中有关剂型、制剂的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等内容的学科。18 书名：药理学 主编：孙建宁 定价：85.00元 ISBN：9787513234085 本教材分九篇50章，即药理学总论、作用于外周神经系统的药物，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药物，作用于泌尿、消化和呼吸系统药物，作用于自体活性物质和血液系统的药物，作用于内分泌系统的药物，化学治疗药物,作用于免疫系统的药物。教材内容既注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又注重实际应用，力争基础性和前沿性结合，力争基础性和应用性结合，材料精选，深入浅出。19 书名：中药药剂学 主编：杨明 定价：95.00元 ISBN：9787513233132 本教材是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药药剂学》基础上的修订与拓展，在强化专业知识，拓宽专业知识面的前提下，与行业法规标准、执业标准有机结合，对近年来中药药剂学前沿研究新成果，有选择地充实到教材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20 书名：人体解剖学 主编：邵水金 定价：59.00元 ISBN：9787513233187 人体解剖学属形态学范畴，是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本书介绍了人体各系统和器官的形态和结构特征，各器官、结构间的毗邻和联属关系，可为学习后续的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基础。与本书配套的数字化内容（如图片、动画、视频等）可在全国中医药教育云平台免费浏览。21 书名：小儿推拿学 主编： 刘明军 王金贵 定价：38.00元 ISBN：9787513233538 本版教材沿着中医儿科学与推拿学两条思路构建小儿推拿学科体系。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西医儿科学和现代育儿知识，有助于小儿推拿医生对小儿生理与病理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科学地解释小儿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指导小儿推拿处方的设计。22 书名：内科学 主编： 倪伟 定价：69.00元 ISBN：9787513234177 本教材共十篇六十八章，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和造血系统、内分泌及代谢疾病，以及神经及精神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传染病、急性中毒，分别阐述临床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治疗、预后等。23 书名：病理学 主编： 黄玉芳 刘春英 定价：69.00元 ISBN：9787513232814 《病理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九版）成功出版和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征集了全国20余所中医药院校病理学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对全书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编撰。编写原则上延续了上版的章节设计与编写体例。除了继续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特（特定对象、特定要求、特定限制）、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先进性、实用性)的编写宗旨外，本次编写紧密围绕新时期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对教材进行整体优化。24 书名：中医学基础 主编： 谢宁 张国霞 定价：39.00元 ISBN：9787513233705 中医学基础是中医药院校中药学、药学、中医护理、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医学心理等专业的一门主干基础课。本教材主要介绍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藏象、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疾病发生的原因与机理、疾病的诊察方法与辨证、疾病的防治与养生康复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25 书名：推拿治疗学 主编： 范炳华 定价：49.00元 ISBN：9787513232920 推拿治疗学是推拿学科中的一门重要的临床课程,主要讲述推拿治疗的作用,推拿治疗原则与基本治法,并详细介绍骨伤、内、妇、外、五官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注意事项、现代研究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推拿临床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推拿操作方法与要领，为临床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26 书名：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 主编： 袁嘉丽,刘永琦 定价：69.00元 ISBN：9787513233569 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免疫学”，详细探讨免疫系统的主要构成成分及其生物学作用；较完整的勾勒固有免疫应答与适应性免疫应答的轮廓与过程；简略介绍免疫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下篇为“病原生物学”，总体描述病原生物、感染、病原生物控制、生物安全的基本概念。分别阐明医学病毒、医学细菌、医学真菌、医学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涵盖形态结构、基因及编码产物、遗传变异、致病性等）与相适应的人体免疫作用；有选择地介绍各类重要的致病病毒、细菌、真菌与寄生虫之特点与危害（括其发现与描述、基因与结构、致病性与临床表现，检测与防治等）。以期通过这样的表述框架，使学习者获得进入免疫学学术领域所必须的某种引领；探讨病原生物学奥秘所应当持有的基本要素；进一步从事临床医学学习所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日常生活中维护健康生存所依赖的科学常识。27 书名：中药分析 主编： 梁生旺 贡济宇 定价：53.00元 ISBN： 9787513235259 本版教材与上版《中药制剂分析》相比，有较大的变动。近年来，在中药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中药质量分析和质量控制方便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中药分析的理论不断完善，中药制剂分析教材体系日臻成熟，众多新技术、新方法达到了广泛的应用，中药质量控制和测验水平不断提高。28 书名：外科学 主编： 谢建兴 定价：85.00元 ISBN： 9787513234405 本教材是在第九版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为确保教材具有连贯性、继承性和系统性，基本按照上版教材的体例结构编写，对部分章节进行了精减、增补和修改。为解决教材越编越厚和教学课时相对有限的矛盾。对部分内容“忍痛割爱”、精炼文字、缩编瘦身，减少不必要的交叉重复。同时，增加了当今外科学的新进展、新技术、新方法的介绍。适当增加某些外科疾病较为成熟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和治疗方法。内容涵盖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内容，以适应临床实际需要。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有何不同？让我们看看这场跨时空的对话
相同点：都关注人、人与社会。因此都具有早期人文主义色彩。
中国的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西方经典的学院派哲学的鼻祖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将“集中于对物质与自然现象之理则的确定，转入人生事务、道德问题及人论问题研究的哲学家”。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巨匠不但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各自留下的分支庞杂的学派更像是树根一样，穿进了民族思想的最深处。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是几乎同时诞生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共时的对应关系。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这两个伟大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比较他们思想的异同。孔子和苏格拉底由于社会背景、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呈现出独自的特点。本文拟从哲学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人本主义在他们之前，古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所注重的都是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脱离了人这一主体，显得有些空洞和不切实际。现在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是第一部人的哲学的创始者，是他使希腊哲学真正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以研究人事为中心的方向上来。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太空或宇宙，而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情操，即研究人的精神自我。他认为，探讨人的问题，不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方法，也不能单凭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而是要根据人的意识活动，审视人的生活状况来洞察人的特性。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人的思考的先河。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人世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哲学以道德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是“德行的性格”和“善是什么”。他致力于发明一种分辨是非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如何了解道德的意义。他想要为人生行事立下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些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孔子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去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的人，他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关于人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一切本于人性。孔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更进一步说，孔子的儒家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人生哲学，他希望人们行“仁”、“义”、“忠”、“恕”、“克己”，把“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孔子学说体系的核心是“仁”，它体现了孔子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思想“仁”得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思想是“爱人”，这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其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律己”的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能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和完善的思想，它是人自身发展的根本，是实现人的最终目标的前提。2. 至善理论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主要是在认知领域内确立了理性精神，即试图通过逻辑推理的理性认知，从芜杂的自然现象中寻找宇宙万物的普遍本原。而苏格拉底开始了从自然哲学向人本哲学的转型，试图把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且因此依据理性精神深入地探讨了有关人、社会和伦理的各种问题。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又可以说是探讨善和至善的伦理学。他同意智者们提出的“哲学应当是人学”的观念，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他的伦理学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诸德为一；美德即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三句话的实质是：美德即知识。他肯定在具体的善之上存在着一般的普遍的善即至善。苏格拉底认为：善、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不论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的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是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苏格拉底在寻找善的本性的同时，也看到具体的善恶是相对的。因为一切事物对它们适用的东西来说是善，对不适用的东西则是恶。由此，苏格拉底看到问题的关键是要作出善恶大小的正确选择，而这就需要技能和知识。这样至善目的论演进为善即知识的命题。苏格拉底进一步认为善与恶应该由理性来证明正确与否，只有善变成了知识，才能成为善。另外，苏格拉底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教人以理性来“认识自己”的思路，标志着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的论争已开始形成。把知识看成是道德的基础，这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孔于和苏格拉底一样，在他们伦理学思想体系中都有一种至高的追求，或者说所谓真理的存在。孔子反复强调了“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的善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的伦理观念。以仁为核心，孔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道德原则。儒家以仁爱原则为核心的而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诸项外，儒家还提出了孝、悌、宽、敏、智、俭、敬、刚、毅等道德规范。在儒家的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仁”的精神，可以说，儒家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都是围绕着仁爱原则而展开的。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股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理想人格上，儒家认为达到至善就是要达到“内圣外王”。“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儒家的内圣外王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儒家祖师孔子所确立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原则，不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由于性相近，因此在后天均须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圣人必须加强德性修养，以此为基础，将内圣发用于外便是外王。3. 教育理论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是一个哲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的真谛和至上的哲理，也同时希望将这些哲理传授给更多的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同样广传弟子，同时采用了一种相近的教导方式———对话式的启发诱导弟子，以期望来改造社会，这使得他们都有了理想化的色彩。苏格拉底对美德作了论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要证明美德即知识，只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反之，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就说明了知识与美德的共同的性质。他认为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助产知识，导引知识。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知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教师就应采用对话或提问的方法，帮助学生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世界的真理，并将其导引出来。所以，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他自称为“知识的助产士”，所以他的教学方法又称为“产婆术”。产婆术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讽刺。在与学生谈话中，他引导学生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怀疑自己原有的知识，迫使自己积极思索，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二步是产婆术。在学生发现自己认识的混乱并在否定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引导他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从而逐步得到真理性的认识，形成概念。后来，他的思想被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倡导归纳法，启发、诱导学生自我发现真理。近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强调：“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孔子是最先也最多采用这种论说教育的先躯，整部《论语》就是孔子与其学生的对话。孔子认为人心本善，仁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只是需要将它引发出来而已，“我欲仁斯仁之也”，因而他倡导启发式教育。“启发”一词，是源于孔子《论语·述而》中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了启发教育的前提条件，学生“愤悱”的学习需求。启发教育体现了内在动机性原则。同时，反映了学生学习主体性原则，即学生主动在先，教师启发诱导在后。启发教育的目的内容，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语言，培养探索的能力。朱熹在阐释启发的具体内容时强调：“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开其意是思维，达其辞是语言。思维和语言是互为表里的，只有想得通，才能说得清。启发学生思维成为启发教育的实质内容。孔于也一再强调，只有学思结合，才能使知识增殖。因为思不是停留在知识的接受、保持的学习水平，而是将发现新知识，使知识增殖。启发式作为教师的一种教法在教育理论、实践中广为流传、应用。4. 死亡哲学对于命运问题，有学者认为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用今天的话说，生的道理，我们还不明白，怎么可以懂得死呢？我国在殷商时就采取了崇拜天地的宗教。孔子信仰中国原始的天命现：天是人世间的主宰和人格神。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他“畏天命”。但他并不迷信周时的卜卦。他对神鬼也是敬而远之。在孔子看来，生与死的问题是不可以分开讨论的，解开了一个，就自然解开了另一个。若要明白死，就必须先明白生。笔者认为，孔子提出的“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由生来考究死，其用心根本不是要人回避死亡，而是在于避免把“知死”变成少数儒者予以穷究的纯粹理论问题，而使之成为常人都应当努力体认且切实履行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孔子死亡思想的社会品格和实践品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但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孔子不重视死亡、根本否认反对人生的心性体认路线的理论依据。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方面，想来是对死亡本性甘心“无知”的苏格拉底也有所不及的。苏格拉底笃信灵魂不生、不死、不灭。但同样认为自然是不可磨灭的，转而强调对自身的思考，宿命思想即是苏格拉底思考人自身的原因，也是他思考的一个结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成是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是为了使灵魂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不死，以后基督教的死后得救也是受其影响。他们的不同也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参考文献：〔1〕王维雅，王维. 孔子与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法之比较〔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4 月.〔2〕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第14 页〔3〕第斯多惠. 德国教师指南. 教育名言录〔M〕. 第67 页〔4〕刘震. 学记释义〔M〕. 山东教育出版社，第53 页〔5〕赵敦华.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4 月〔6〕潘泽泉. 从思维的执守与超越层面管窥社会的发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探求〔J〕.2003 年3 月〔7〕袁征. 美德是不是知识？———苏格拉底和孔子教学法的比较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1999 年6 月〔8〕张一平. 苏格拉底与孔子———中西古典哲学人物比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