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实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相匹配,不能高估外债与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我国应尽快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还应该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第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倍受打击、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屡试不爽。我国也从2007年的财政盈余变成近两年的财政赤字。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第三，允许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将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此外，中国也可进一步允许私人投资进入教育、医疗、铁路等长期被垄断的领域，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的转型。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可以避免严重的减速。
逼迫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导致小工厂小企业倒闭，同时牵引着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人民币国际地位升高
欧债危机社会需求减少，中国出口企业就会受阻，出口受阻企业规模减小，会影响我国就业，
影响：1、我们借给欧洲人的钱收不回来了或者只能收一部分回来了。2、中国对欧洲出口降低，一部分依赖出口的老板要转向国内市场，一些产品价格要降低，也有一些人要失业。3、欧洲的东西出口到中国增加，价格也要降低。
蓝黑骄傲 说得很对，不管欧洲债务危机也好，美洲债务危机也好，还是 亚洲债务危机，不过是IMF掠夺资产的一场戏，中国要乘机 多多购买已经贬值的资产 如基础设施 ，大肆增持他们的国债，到时候，等经济稳定了，就不怕他们不听话了
1， 欧洲导致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外部需求萎缩，我们的应对之策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和银行急需资金，我们的对策我认为很好，A 不会买你的垃圾国债，B 想要钱吗，我木有，但我们要买资产，最近葛洲坝就买了葡萄牙电力集团。还有欧洲的港口和一些高技术企业等也值得投资3，欧债危机使欧元解体可能性大增，我们的对策是将手中的欧元换成德国和北欧国家国债，即使欧元散了，我们的钱是在安全国家的国债上，还是可以赚钱
老师是赵海云老师吧
1、欧元区的成立和欧元的发行，是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而货币一体化极大地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也使得国际分工更加有效率。从这一点来说，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是不能因为欧债危机或是经济放缓而停止，甚至是否定的。2、欧洲国家之所对欧债危机反应较慢，措施出台较晚，其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统一了，而财政政策并没有统一。每个国家因为有不同的财政政策，给予国民不同的福利待遇，才导致了部分国家生产积极性不高，国民不够勤劳。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这些欧元区国家又无法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避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才使得欧债危机迟迟未决。3、不应该放大欧债危机的影响，毕竟欧洲央行已经松动，德法两国已经在财政上基于救助。并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短期的货币宽松并不能永恒的掩盖国家经济的疲软，相反还容易造成事后的通货膨胀甚至滞涨。所以，通过这次欧债危机，欧元区国家应该进一步推进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形成统一的财政标准，发展优势的新兴产业，改变国民懒惰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欧元区的发展更为健康、更加可持续。 4、以后问问题别匿名了，你要是有100分就赏给小的，你要是没有就给句谢谢~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债务危机的形成既有银行、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政策、结构、法制方面的原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国有银行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系统性银行危机银行挤兑银行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债务重组
论文摘要：当一家或多家银行出现严重问题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时,即会出现系统性银行危机。这种危机将会严重影响支付体系,减少信贷流量以及破坏资产价值。因此,分析其成因、代价及管理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一家或多家银行出现严重问题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时，即可以认为发生了系统性的银行危机。这四个特征是：(1)银行不良资产超过总资产的10%;(2)挽救的成本至少达到GDP的2%;(3)至少大部分的全国性银行发生了问题;(4)发生了银行挤提或政府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紧急 措施 ，如冻结存款、延长银行假期等。系统性银行危机将会严重影响支付体系，减少信贷流量以及破坏资产价值。因此，分析系统性银行危机成因、代价及管理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成因
银行体系危机通常来自于相互影响的多个方面，因此这种银行危机的危害性很大。大体上可以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类。
(一)由微观经济原因造成的危机很大程度上与银行的管理不善有关
松弛的贷款制度可能会助长资产价值泡沫，或导致银行资产的过度集中。不健全的风险控制措施往往是一些危机发生的重要成因，并会导致种种资产负债表的缺陷——造成很大的资产负债表货币或期限的不匹配，或资产质量的恶化，或导致巨额的亏损。资产负债表有缺陷的银行最容易受到冲击，甚至是一些较小的外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信心的丧失和大面积的挤兑。
(二)由宏观经济原因造成的危机往往是由银行体系的外部因素引发
在强有力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下，管理十分健全的银行体系也有可能会受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恶化的影响而出现问题，造成银行危机。尽管管理良好的银行能够吸收一些宏观经济冲击，但是，持续的不合理的货币、汇率或财政政策带来的金融压力可能会超过银行的抵御能力，从而影响到其清偿能力，迫使其从事一些高风险业务。这些政策主要通过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产生效应。例如，如果对政府存在巨大的风险暴露(往往是由于高收益政府债券)，就会增加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对银行的影响。另外，虽然 金融合同 的美元化可以提高中介程度，但也会使银行受到不合理汇率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即使在货币完全匹配时，银行也会暴露出未对冲汇率风险的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即使总体上看，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合理的，银行也会受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导致出现较高和波动性较大的利率。
二、系统性银行危机的代价
虽然金融危机并非经常发生，但是银行危机却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1980—1995年间，约2/3的IMF成员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银行业问题。银行危机比其他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倒闭更能对经济产生大的外部负效应。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银行危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收入以及福利水平，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及后果。
(一)严重影响直接相关利益方的利益
这些利益方包括：(1)银行的股东，其所持有的股本权益会减少甚至消失;(2)存款者则面临着其部分或者是全部银行存款的丢失以及重新进行投资组合的成本;(3)银行的借款者，如果是依赖于银行提供资金，则不得不转而寻求其他的资金 渠道 ;(4)纳税者则要支付拯救银行的各项支出。这些都是银行危机给特定的群体以及行业部门带来的直接损失。而且，银行为了区别“好”和“不好”的客户，会用较长的时间收集积累客户资料，一旦银行倒闭，这些信息都丢失了，还会增加整个社会重新收集所需信息的成本。
(二)引发大量财政支出
系统性银行危机引发的财政支出包括恢复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对银行注入资本以及支付给存款者的各项费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当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结合在一起时，解决危机的财政支出更加巨大。各国解决“双危机”的费用平均达到年度GDP的23%，而单独银行危机的解决成本只需GDP的4.5%。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货币危机往往导致银行危机，或使银行危机变得更为严重。
第二，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银行危机的费用高于工业国家(该费用是指银行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发展中国家单个银行危机也更易演化成系统银行危机。差异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系比较健全，更能抵制住冲击。但随着发达工业国家25%的出口、40%的直接投资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比例还在呈上升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些国家发生银行危机不仅会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外贸易、削弱一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增加一国政府的负担，也会影响到工业国家的发展。
第三，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越有主导地位(用银行信贷/GDP来衡量)，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就越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中，由于美国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重要性较低，所以解决危机的财政支出只有年度产出的3%。相反，日本的银行在进金融体系的作用则相对重要，所以其解决费用在2001年达到了GDP的8%。
(三)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升高
系统性银行危机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Andrew Rose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之后发现，对经济影响范围较广的银行恐慌持续一年，该国的GDP将下降1%;持续两年，将使GDP下降3%。Friedman andSchwartz(1963)认为，银行危机会造成货币存量的不可预测地急剧萎缩，从而导致经济陷入衰退。Bernanke(1983)就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归因于银行危机截断了“信贷渠道”，投资受到银行危机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出受到影响，并意味着长期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影响。另外，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各期的统计数据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拉美以及亚洲三大危机均伴随着失业率的升高。虽然银行危机和失业率上升之间精确的数量关系难以确定，但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银行危机确实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四)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系统性银行危机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最终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关系的稳定。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前提是基础货币与宏观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稳定关系。但银行危机发生时，当局往往会要求银行提高准备金水平，或者公众会挤提，这些均会改变货币乘数，破坏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据IMF对部分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危机往往导致货币需求和货币乘数处于不稳定状态。在阿根廷、智利、加纳、菲律宾和乌拉圭，货币乘数在银行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出现了剧烈波动。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银行危机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均有较大影响。严重的银行危机还会使货币政策难以正常地执行。因为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敢动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害怕这样做会令本已陷入困境的银行更加处境艰难，但是结果只会令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三、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对策
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国家条件，如危机的成因、宏观经济条件和该国的发展前景、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内外部传导的风险以及其他可使用的解决工具等，来制定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对策。这些对策通常包括危机的控制、银行重组以及资产管理和公司债务重组等这几个相互联系的措施。
(一)危机的控制
货币当局应采取各种稳定银行负债的措施来控制系统性银行危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应向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体系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以保护支付体系，并使当局有时间找出危机的原因，制定出适当的对策。特别在流动性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央行应使用其货币工具来中和由此而产生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中，央行提供紧急流动性的能力受到国际储备水平、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此时，如果无法满足流动性问题，则需要央行在银行问题的解决上采取全面担保等更为大胆的措施。
若上述稳定性措施无法控制危机，当局只能诉诸于行政措施，避免货币失控。这种措施包括对存款的证券化、强制性展期或是对存款进行冻结。这些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存款人提取款项的能力。行政性措施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扰乱，因此应作为其他措施都失败的情况下的一种阻止挤兑的最后措施。
(二)银行的重组
通过银行重组可以恢复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具体来讲，可以根据统一的作价标准收集数据，搞清银行亏损的规模和分布，将银行分成有生存能力并符合监管规定的、没有生存能力并不具备清偿能力的以及有生存能力但资本不足的三种类型。所有具有清偿能力但资本不足的银行都须提出可接受的结构调整计划。对于资不抵债的银行，应加以干预，并将其转给负责银行整改的机构，由其来决定是否将其关闭，还是让其继续开业。如果关闭一家银行，则应确定如何对其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包括不良资产、良好资产和存款。如果让一家银行继续开业，整改机构则须决定一些选择方案，包括是否用公共资金对该银行进行重新充实资本，立即将其出售或是作为与某个私人机构进行合并的对象，或是将其与另一个有清偿能力的由政府所有的银行进行合并。任何一项经营计划都可能会出差错，股东必须随时准备采取纠正性措施。此外，当局须对今后经济可吸收的业务量提出看法，并制定银行评估的标准，旨在建立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
在重组策略中应对负担的分担问题做出明确的决定。银行危机反映了银行及其借款人的亏损。这种代价应由银行股东、存款人、其他债权人以及纳税人来承担。这种代价如何支付以及如何将这种代价在不同的对象之间进行分配，既是一种政治决定也是一种技术决定。对此，必须在制定对策的过程中加以考虑。此项工作是十分棘手的，因为亏损的确定是十分困难的工作，不良贷款也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值，而且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亏损的规模也在不断改变。解决这些问题须有强有力的和有凝聚力的政治领导。
一旦银行体系稳定下来，公司的重组和资产的处置都上了轨道，当局即需转向强化金融体系和促进其重新中介化。此阶段的任务包括确定私人和公共金融机构的角色，加强审慎监督和监管监督，提高透明度。市场纪律必须得到加强，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采取的一些保障措施须安全、有节奏的逐步取消。破产银行的退出规则须予以加强;有关的法律、司法以及机构框架须得到强化，以促进一个有效的、竞争性的银行体系。
(三)资产管理和公司债务重组
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银行可以对贷款的结构进行调整，对贷款进行清算，或是将此资产出售给某个专业机构进行处置。这种资产管理过程是与公司的结构调整交织在一起的。设计不善的公司债务重组方案会妨碍金融部门的结构调整，甚至会使其出现逆转现象。此阶段危机管理的目标是寻求做出使银行可以维持正向现金流动，深化与有清偿能力借款人业务关系的安排，以及鼓励公司债务的重组。
银行和公司必须以及时、有序并公平分担负担的方式对公司的债务进行重组。政府往往也需采取措施确保银行在与借款人进行谈判时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强化正式的破产规则，同时，应建立制度和机制，鼓励进行庭外解决。对公司债务进行财务重组应在更为广泛的对公司的业务进行重组的背景下进行，这是公司保持其盈利能力、进行新的投资和取得银行贷款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如果无法对贷款进行重组，应对其加以清算，或是对抵押品进行拍卖。
从制度上看，受损资产的管理可有几种选择。对于不良贷款，可由银行加以管理，或是出售给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这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是私营的，也可以是公有的，尽管每种方案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经验 表明，政府拥有的集权化的资产管理公司对最大程度地提高其回收价值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加上业务还可能会受到政治影响，因此通常私营金融机构的对策会更为迅速、更为有效，并且可能会在问题规模较大或所需技能达不到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商业 银行风险 风险防范
[论文摘要]商业银行风险是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关系国家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股份制改革背景下，特别在我国加入WT0后，国有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尤为值得关注。本丈在界定商业银行风险基础上，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戍因，并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建议。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结构体系的主体风险问题由来已久，制约商业银行发展在股份制改造背景下，以及我国加入W TO.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尤为重要。
一、商业银行风险的界定
商业银行风险是金融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商业银行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中加之内部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上的漏洞暴露导致银行价值遭受贬损或者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经营货币的性质，导致其经营中的每一项业务都伴随着较高风险，包括存款的吸收，贷款的发放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的推出和中介业务的开展。商业银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缘自自身管理弊病管理弊病被忽视或得不到根治不断积累和加深在外界风险环境的刺激下就可能发生危机。
新巴塞尔协议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进行了明确分类具体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独立，通常可相互转化。商业银行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银行自身资本金比率不符合要求：二是内部管理不善，信贷管理水平低下内部控制不健全违规操作现象普遍甚至出现挪用公款、携款外逃现象：三是存款准备率水平低，存款人一旦挤提存款，银行就会出现支付危机：四是贷款核准制度不健全贷款到期时违约.或无力偿还或不愿偿还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收益能力下降.信贷资金周转困难。客户可根据银行活动的一些指标体系初步判断.预警银行风险，减小损失。
二、商业银行风险成因分析
商业银行风险成因多样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银行风险的内部成因一般容易控制和管理，而外部的环境因素银行个体一般难以控制：但可以利用预警系统发出的信号调整经营策略。概括起来商业银行风险成因主要有
1.资本金比率低御险能力弱
我国经过股份制改造之后的新型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风险并不突出，而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比较严重的资本金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资本充足率是银行安全的重要保证。资本充足率越小，风险越大，安全度也越差因为资本占资产的比率越小当资产一旦发生损失时，给予补充的能力越小。巴塞尔协议为了加强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强行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高，2002年资本净额为188179亿元，虽然比2001年的1827.90亿元略有增加，但由于加权风资产总额由2201020'fZ,元增加到2309861亿元，因此资本充足率由830%降低到815%：而中国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则由2001年的576%下降为2002年的554%。
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储备注资中行和建行：6月，建行和中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协议，分别向信达公司移交不良贷款1298亿元和1498亿元。这是政府使建行和中行上市达到8%资本金充足率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注资。另外，银行自身的利润留存则由于盈利水平低下而难有作为。在资本金补充不力的情况下，资本金的消耗与流失现象却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不良信贷资产的增加、固定资产的贬值等。
2内部管理不善.防险意识差
商业银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管理问题积累的结果，管理不善主要体现为风险意识薄弱，缺乏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从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来看，银行”重贷轻管”“三查“制度流于形式，贷前调查不细贷时审查不严，贷后检查不力，缺乏动态的跟踪监测。在内部控制制度上，内部授权授信制度、贷款审核审批制度.信用证和承兑汇票的签发制度等形同虚设.难于有效执行。甚至某些职员游离于内部控制制度之外，无约无束利用职权挪用公款，甚至携款外逃。
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过程中对风险的重视，管理不够。商业银行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如利率、证券市场行情、周边国家经济情况等的变化不够敏感应对风险能力差。
3盈利模式单一化险水平低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比重较小只能提供较少的银行服务与产品，利润来源单一。国有商业银行传统产品与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80%以上存在产品单一性.同质性.网点相似性的特点中间业务.个人业务开展不发达。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为8%，最高为17%，有的甚至不足1%。而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已成为其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计美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384%。
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盈利空间小。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可能导致恶性循环银行为达到业绩要求，往往发放大量放贷争取客户.放松信贷审核标准导致不良资产的增多.为银行风险埋下了隐患另外这种模式的盈利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对利率管制的影响。
三、商业银行风险防范的途径
1进行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股份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产权体制和企业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银行产权模式的最佳选择，应当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转换的主要方向。股份制改革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能够有效理顺国有产权关系，重新定位其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关系彻底消除行政干预。国家作为大股东只能以股东身份发挥作用.真正实行政银分离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利用资本市场多渠道集聚资金，解决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单一和资本金匮乏问题。同时.银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内尝试参与市场交易.改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实现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最佳组合。
2.加强内部制度建设.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应当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清除违规操作滋生的土壤。包括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人事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
风险管理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建立在丰富的业务数据、科学的管理模型以及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基础上.包括对风险的识别、度量、控制和监测等四个部分。目前，许多外国银行已经开始使用新一代风险测量模型.风险管理部每天用风险价值VARN算市场风险.跟踪信用风险.分析收益与业务量的关系.计算边际收益和违约概率.并据此确定准备金数额和配置经济资本。加入WTO后.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逐步放开.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出现.银行风险敞口不断增加.这就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到整体的风险管理范畴，加以全盘统一规划，从组织、技术、人员上做好准备，逐步推行全方位风险管理模式。
3.拓展业务范围，转变盈利模式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商业银行的客户不断流失，银行急需改变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盈利模式，必须拓展业务范围.进行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一是全力推进国际业务的发展。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金融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抓住机遇.加大国际业务发展的力度，将经营资源和管理资源向国际业务倾斜，促进国际业务快速发展。二是多元化地推动收费业务发展。银行业属于服务行业，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对许多业务还没有收费，严重影响银行收入能力。2003年6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为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三是创新代客理财工具和渠道。代客理财是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理财意识。投资意识的逐渐增强.社会公众的理财愿望日益强烈这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在防止不良资产增加的同时.要拓宽思路解决存量不良资产.防范随着银行改革深入而产生的信用危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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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其他的资料：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一、理论综述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参考文献：[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金融危机与农民工的出路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农民工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农民工，便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2009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中经济增幅滑落到7%以下，为近7年之新低。2008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000万人失业，占到1.3亿外出农民工的15.3%，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再者，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耕地的有限性也可能引发冲突。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可能使社会不稳定因素突然增加。但如果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冲击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危机中，全社会要特别善待农民工。改革30年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就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点，最近国际经济评论界已有共识。以至一向以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缪尔森最近也对西方领导人发出严肃警告： ”这场经济动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其经济学家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几乎已经不知所措。正如所有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后果一样，这场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会性政治性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少数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孤立的问题了。日本、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在放慢增长速度或陷入衰退。这些地区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除非它们的经济衰退被制止，否则崩溃局面将自行蔓延。“ 一位德国银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也会跟着倒下去。现在的情况与2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情况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有一个共同点是：股市在有时出现引人注目的技术性反弹后又一再下跌。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金融货币投机到了极没有节制的地步。“（《参考资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危机乃是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将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终倾覆。 四 如果以10～30年发展趋势的观点作中程展望，我认为未来世界极可能陷入多区域的战乱局面。从苏联崩溃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为美国一极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实现”多极化“。但是，这种一极化需要非常强大的能够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力量来支撑。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目前却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这种一极化的局面，是支撑不久的，必将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国、各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无极化的动荡纷乱世局。 这种前景，在不远的时期即将出现。 1．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 2．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马克区； 3．美元将不再居于世界货币地位，仅作为区域性货币从而形成美元区。宫泽说，这将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局。 六 但是，这种局面的发生，将意味着，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即不再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对美国自身来说，这将意味着其巨大的外部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美国作为巨大国际债务国，在国际金融中实际早已处于存在最大坏帐、呆帐（末清偿债务）的不良金融国家的地位，是国际中一个最大泡沫经济的寄生体。 一旦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也就是美国不再作为掌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银行国家，其表面庞大而骨子里虚弱的金融地位即将现形。这一前景对是美国是一个恶梦。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从打海湾战争到以”对冲基金“为金融突击力量发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为了阻止这种天下三分的局面发生。在实施这种战略时，美国一直在有效地利用两种国际金融工具和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这两种金融工具就是： （1）表现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的庞大跨国金融游资 （2）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两种金融工具的背后决策者，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国会。而其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萨克森主张放任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