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日俄战争是指1904－1905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百度百科,很全的!
日俄战争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次战争了，应该说那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种侮辱了，因为俄国和日本是在我们的土地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打出手的，而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为了从我们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罢了，但是作为土地所有人的我们，却几乎连发言的机会没有，只能默默的看着两国交战。
日俄战争 1904－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大了，疯狂推行其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这样，就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引起了沙俄的不满，沙俄为获得不冻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联合法、德对日施压，最后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对此，日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逼日还辽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而日本经过10年备战，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卷土重来，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旅顺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0日，日俄正式宣战。经过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沙俄军队战败向北败退。 这时俄国因国内爆发革命，无心再战；日本由于战争消耗，已筋疲力尽，也急欲结束战争。美国担心日本过分强大，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背着中国，擅自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我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12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利权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能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让出东北地区作战场，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厮杀。腐败至极的清政府竟同意宣布“局外中立”。在日俄战争中，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敕令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机构庞大，管理着铁路之外的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佯装出经营铁道之假面，暗里则建立百般之设施”。日本还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总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成为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大脑”。日本为长远的目标作了准备。
战略管理会计是帮助 企业管理 当局制定、实施战略计划以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下面是我整理了mba战略管理论文范例，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战略管理与战略管理会计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取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为宗旨的战略管理的观念和技术越来越受到瞩目，传统管理会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战略管理会计应运而生。同时，作为决策支持系统，战略管理会计是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制定、实施战略计划以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战略管理;战略管理会计
一、管理会计产生的历史回顾
作为向企业内部使用者提供管理信息的管理会计，从历史上看，它是会计向企业管理纵深应用的产物，是会计与管理综合发展的结果。
20世纪初，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企业管理开始步入泰罗倡导的科学管理时代。与此相适应，新的会计观念与技术 方法 ，如标准成本制度、预算控制、差异分析等相继出现，并在企业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标准成本计算制度和预算控制的着眼点是规划和控制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以控制会计为其核心内容。以事前算账为根本特征的管理会计从此产生，即以“标准成本计算制度”、“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标志的管理会计雏形开始形成。1922年，美国会计学者奎因坦斯和麦金西分别出版了《管理的会计： 财务管理 入门》和《预算控制》。1924年，麦金西又出版了《管理会计》专著，主张会计工作的重心应该从对外提供信息转移到对内强化经营管理方面。
自此以后，“主内”的管理会计便迅速蓬勃发展，与“主外”的财务会计珠联璧合，相辅相成，全方位地体现着现代会计的控制职能。
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会计的催生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工业革命席卷全世界，工业品市场急剧扩大，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时的企业管理主要是以提高企业内部生产效率、源源不断地提供低价的、标准的产品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管理和成本管理，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是建立一套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性管理模式。与此指导思想相呼应，传统管理会计通常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功能主要在于预算和控制，而且预算以短期预算为主;同时，管理会计局限于企业内部，倾向于使用账簿中已有的财会数据来看问题，并依据已发生的事件来解释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成了财务会计的“副产品”。
二战后，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市场竞争空前激化，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发展不适应的种种问题全面暴露。如何解决企业持续生存和不断发展，是传统企业管理所未能解决的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战略管理的观念和技术越来越受到瞩目，传统管理会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战略管理会计应运而生。
第一，全方位整体性与局部性。从战略的角度看，必须把企业管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只有整体最佳才是最优的管理对策。战略管理会计要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将视角扩大到企业整体，从整体上去分析和评价企业的战略管理活力。传统的管理会计以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各责任单位为主体提供单一的会计信息，只注重结果，而不能将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
第二，时空的统一性与间断性。战略管理的宗旨是为了取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以便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立足于长远的战略目标，因而需要战略管理会计超越单一的期间界限，着眼于从长期竞争地位的变化中把握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传统的管理会计则是着眼于有限的会计期间“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
第三，无限开放性与封闭性。环境的不确定、竞争的加剧导致了战略管理的产生，外部环境是战略管理的着眼点，这就要求战略管理会计将视角更多地投向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提供超越企业本身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传统的管理会计立足于企业的内部管理，致力于企业内部信息量的收集、分析和比较，所提供的只是单个企业自身的绝对数据，而不能指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相对地位。
第四，动态性与静态性。战略目标的确定是和特定的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战略管理是一种动态管理。这就要求战略管理会计也应该采取动态、灵活的方法体系，不仅要联系竞争对手进行“相对成本动态分析”、“顾客盈利性动态分析”和“产品盈利性动态分析”，而且还应该采取一些诸如产品生命周期法、 经验 曲线法和价值链分析的方法。
综上所述，战略管理会计是为了弥补传统管理会计的缺陷而产生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传统管理会计没有存在的必要，战略管理会计只是传统管理会计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传统管理会计注重内部管理，并从战术角度深入到企业内部的作业水平，致力于“知己”。而战略管理会计则站在全球高度，从战略角度扩展到宏观层面，寻求企业整体竞争优势，致力于“知彼”。两者相辅相成，“这种微观深入与宏观扩展的结合是现代管理会计为适应复杂多变客观环境的必然发展趋势”。
三、战略管理会计――战略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作为决策支持系统，战略管理会计是服务于战略管理的会计信息系统，即服务于战略比较、选择和决策的一种新型会计。它是管理会计向战略管理领域的延伸和渗透，具体地说，它是指会计人员运用专门方法，为企业提供自身和外部市场及竞争者的信息，通过分析、比较和选择，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制定、实施战略计划以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环境分析、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竞争对手分析和业绩的综合评价等，每一部分都与战略管理紧密相连，本文着重从环境分析和业绩的综合评价两个方面分析其对战略管理的作用。
(一)环境分析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环境对企业产生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又制约着企业的经营活动，甚至会带来风险。尤其是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反应能力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前景。因此， 企业战略 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企业内部信息，而且还需要与外部环境相关的信息，而战略管理会计正是基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信息需要，充分关注环境变化对企业发展和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通过实施环境分析，据以搜集相关的信息。
1、外部环境分析。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社会、 文化 、人口因素，政治、法律因素，技术因素，竞争因素。战略管理会计对这些环境因素相关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的目的在于使企业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制订新的发展战略。如通过分析、判断经济周期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最近的投资，又如技术进步既可以创造新的市场，产生大量新型的和改进型的产品，也使得现有的产品与服务过时。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技术环境因素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地位及其竞争优势。总之，战略管理会计必须根据企业特点及其所在的行业特点，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研究与判断宏观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机会与威胁，提供相关信息，并对可供采取的管理 措施 提出建议，使企业战略建立在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分析的基础上。
2、内部环境分析。内部环境主要包括资源、能力与竞争能力，它们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如果企业影响外部环境的能力较弱，那么，改进企业内部的环境就成为企业战略最为重要的可控变量。战略管理会计对内部环境分析的目的是找出企业相对于竞争者的长处与短处，并将企业的长处与短处与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企业战略的一个基本轮廓。如通过价值链分析可以有效地识别和评价企业资源与能力：企业作为一种动态的资源转换系统，是通过一系列的作业实现的，作业的推移，同时也表现为价值在企业内部的逐步积累与转移，最终形成转移给企业外部顾客的总价值。而战略管理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企业内部作业链以及与企业内部作业链相联系的外部作业链的统筹，来实现资源转换能力的优化。通过对作业链的考察与分析，企业可以在结合自身资源、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基础上，确定企业在哪些作业领域拥有增加价值的潜力。
(二)业绩评价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战略制订是一种思维过程，而战略实施则是一种将该思维付诸于行动的过程。企业面临的外部及内部环境的快速而剧烈的变化，会导致思维与行动的不协调，当二者的偏离太大时，企业则应该重新制订战略，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向既定的目标不断迈进，而这一过程必须通过参与战略业绩的评价才能完成。
战略业绩评价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运用特定的指标和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这一活动包括将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进程对计划的偏离，评价个人绩效和在实现既定目标过程中已取得的进展。
战略平衡积分卡是业绩评价的一种有效手段，主要通过由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学习与增长这四个层面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第一，财务层面的业绩评价。财务评价主要从收入增长、成本降低和资产利用三个方面展开，根据企业的实际数据和行业的标准值，对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本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差异及差异形成的原因。第二，客户层面的业绩评价。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只有与顾客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不断拓展新的市场，企业才能得以持续发展。该层面的评价指标主要有市场份额、客户保持率、客户满意度、客户盈利率等，通过实际和标准的分析，从而揭示客户对企业产品的青睐度，进而评价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第三，内部经营过程层面的业绩评价。单纯地控制和改进财务业绩很难使企业在市场中成为最具有竞争实力的公司，要使企业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创新，讲求质量，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而战略平衡计分卡把对企业内部经营过程的考核指标定位在创新、经营和售后服务上，正好体现了这种要求。具体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产品制造周期、产品设计水平、工艺改造能力、生产能力利用率、设备利用率、 安全生产 率等。第四，学习与增长层面的业绩评价。战略平衡计分卡所强调的投资重点是未来的投资项目，因而要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员应不断地进行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学习，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以便及时获取信息;设立良好的激励机制，以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具体指标一般有职员保持率、职员的培训次数、信息系统更新程度等。
由上可知，由于平衡计分法兼顾了长期与短期目标、财务与非财务指标、滞后与先行指标、外部与内部业绩指标，既强调了结果，也对结果获得的动因、过程进行了衡量和分析，所以能够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企业战略实施的效果。总之，平衡计分法引入企业战略管理中，使企业的发展战略在组织内更明确，便于联系企业部门、个人的目标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使管理层及员工更加一致地集中精力于企业的绩效改进，便于企业对发展战略进行检验、确认和修正。平衡计分法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可管理的框架，同时也使战略本身能根据企业的竞争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以及企业内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蕊.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毕波.战略管理会计挑战传统管理会计[J].财务研究,2001(7).
3、邓厚平.浅探战略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J].财会月刊,2002(4).
(作者单位：宁波市江北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mba战略管理论文范例
这个你还是花钱买更好
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1、 宏观环境分析 一般认为企业的宏观环境因素有四类，即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以及技术环境。 政治和法律环境，是指那些制约和影响企业的政治要素和法律系统，以及其运行状态。政治环境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机构、颁布的方针政策、政治团体和政治形势等因素。法律环境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法令以及国家的执法机构等因素。政治和法律因素是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 经济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等要素。通常衡量经济环境的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水平、物价水平、消费支出分配规模、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利率、通货供应量、政府支出、汇率等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等。经济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形成和变动。自然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包括土地、森林、河流、海洋、生物、矿产、能源、水源、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些因素关系到企业确定投资方向、产品改进与革新等重大经营决策问题。 技术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环境中的科技要素及与该要素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集合，包括国家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等。技术环境影响到企业能否及时调整战略决策，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摘自《企业战略分析》，邹昭晞著，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20－ 22页。） 2 、微观环境分析 企业的微观环境主要包括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产品生命周期、产业五种竞争力、产业内的战略群体、成功关键因素等分析方法是微观环境分析的重要内容。市场需求与竞争的经济学分析能够深化对微观环境的理解与认识。以下对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结构分析、市场结构与竞争、市场需求状况、产业内的战略群体和成功关键因素分析进行简要介绍。 （1）产业的生命周期。在一个产业中，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其所在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该企业在产业中所处的竞争地位。分析产业发展状况的常用方法是认识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可以用产品的周期阶段来表示，分为开发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只有了解产业目前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才能决定企业在某一产业中应采取进入、维持或撤退，才能进行正确的新的投资决策，才能对企业在多个产业领域的业务进行合理组合，提高整体盈利水平。 （2）产业结构分析。根据波特教授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提出的产业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五种竞争力分析，可以从潜在进入者、替代品、购买者、供应者与现有竞争者间的抗衡来分析产业竞争的强度以及产业利润率。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在于减少了市场集中，激发了现有企业间的竞争，并且瓜分了原有的市场份额。替代品作为新技术与社会新需求的产物，对现有产业的“替代”威胁的严重性十分明显，但几种替代品长期共存的情况也很常见，替代品之间的竞争规律仍然是价值高的产品获得竞争优势。购买者、供应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各自的实力，比如卖（买）方的集中程度、产品差异化程度与资产专用性程度、纵向一体化程度以及信息掌握程度等。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即一个产业内的企业为市场占有率而进行的竞争，通常表现为价格竞争、广告战、新产品引进以及增进对消费者的服务等方式。
正义的。 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的长子继承法、续嗣限定法和代役税，奴隶制契约也基本上废除。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及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地区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近现代政治体制，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奴隶制问题，使得独立后的美国南北方朝着两种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爆发。
独立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政治体制，并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
扩展资料：
1774年9月初，北美各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上，著名演说家帕特里克·享利第一次喊出了“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口号。
面对殖民地民众的武装反抗，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态度强硬。他召集群臣，声言“镇压反叛者，没有别的选择”。
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案发生时，殖民地官方的反应是矛盾的。传奇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会儿是北美殖民地之一宾夕法尼亚州驻伦敦的代表，他一度声称倾茶事件是暴力非法行为，波士顿当局应当对货物被损的船主予以赔偿。
而以商人为主的不少北美民众，也对这种“过激”行为不以为然。
对此，波士顿倾茶案领头人塞缪尔·亚当斯批评说：“富兰克林也许是位优秀的哲学家，但他却是一位无能的政治家。”
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两份决议，一份是由托马斯·杰弗逊（后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和约翰·迪金森（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温和派大陆会议代表）联合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宣布对英备战；
另一份还是由约翰·迪金森起草，名为《橄榄枝请愿书》，仍然再次请求英王的谅解，表达了对乔治三世的效忠。
在大陆会议上明确主张独立的人，直到此时仍寥寥无几，据估计只有不过五人。而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多数代表，一方面想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一方面又留恋宗主国，仍然希望这场冲突能够和解。
在1775～1776年战争处于“群众起义”阶段时，揭竿而起的北美民众并非都是为争取独立，只是希望在大英帝国中享有与英国本土居民一样的权利。
然而，当母国以强硬态度试图镇压殖民地民众的抗议、并继续通过一些法令削弱殖民地的自治时，殖民地民众激烈反弹，政治意识上也逐渐出现了逆转。
一个日益成熟的殖民地社会，与急于强调其宗主权力的母国之间，冲突日益难以调和，它导致了从1765年北美殖民地对英国议会统治权的抗议，到1775年殖民地民众直接武装反叛的急剧演变。
1775年6月17日，乔治·华盛顿应大陆会议之请，披上了大陆军总司令的战袍，在波士顿城外打响邦克山战役，殖民地汇成一个整体，走上了有组织武装对抗英国的道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身处漩涡中者要重新选边站队，必然经历人性的挣扎和人心的煎熬。战事升级后，大陆会议提出：殖民地各州所有体格健壮的男性公民，均须应征为民兵。
这使北美移民在政治态度上没有了模糊空间，或者为北美而战，或者加入亲英阵营，不可能做骑墙的中间派。
比如，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是新泽西州的英国皇家总督，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后站在了大英帝国一边，这迫使其父不得不从遗嘱中删去了他的名字。
费尔法克斯爵士本是华盛顿的朋友，他不愿与母国一刀两断，选择去了英国，自此与华盛顿再无来往。
一位名叫约翰·史蒂文森的亲英分子，因为拒绝在一份支持叛乱的宣言上签名，被他的邻人用绳子勒在脖子上拖着穿过了美国东海岸最长的河流萨斯奎哈纳河。
弗吉尼亚一位种植园主查尔斯·林奇自行组建治安维持法庭，对亲英分子施以鞭罚私刑。
至于各殖民地民间动用私刑，处死亲英分子并没收其家产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
自由是宝贵的，但它是争来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心灵和肉体的创痛与毁灭，往往难以避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美国往事：“逼上梁山”的独立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美国独立战争
fggrtegdrgfdgrdgvfxcvdfbdfgbfhgfcvbdfgdfsgdsfgersgdfgdfgergdfgdgesrgergergeghththtfgfgshghrthergtgdsfgtjytegergerfwefwefrwfrefgregawerfgwsfvregrefgwrgtegwagergwafwergwefwetgewrfgvegergreyrsgergregegersfgergerfgwagergerafgrwegrtyhrtgrstrhgtyutghergewsdcsfvtdgfbddrhbfyjhnujngbngertfgrtyhrhrafgwerftgrhrthyterfqw3dwesfgvdrhyjuykyfdgrerhgtyhrsghrthtyjtyhrtsgsergrthtyhrgearjghuishfvysdgvjbuyvgsyfuygbsuygfvbsbuyfyuhsbvyjhsdgbfcusbhfuysdgabdfvuybdsfgvubsebhcdsgfuyhsbcfyejsbchjsdgbcyhsbvuyjwsbvhjsbuyjhsbviiiiiibsuivuksedvervrevredbgvsd
战争可以让一个国家强大，也可以让一个国家毁灭。而美国的独立战争，不仅赢得了胜利，成为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更为今天强盛的美国打下了基础。
2022年最让人揪心的事情莫过于俄乌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伤痛，一直生活在和平国家的我们感受不到战争带来的残酷，但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01 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国家 2017年暑假，吴京的电影《战狼2》上映，两个月时间里豪取56.8亿的票房。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战狼2》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票房成绩。 刚开始我也不理解，直到后来我看到吴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和平的国家”。 2022年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的疫情没有消散，很多国家都没有从疫情中缓过来，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就突然爆发了。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残酷程度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完全无法体会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是一辈子都难以抚慰的。 看看现在的乌克兰人民，生活有多苦，如果可以谁愿意爆发战争，谁希望看着自己好好的家园被无情的炮火摧毁，谁不希望和平？ 02 生活在和平年代，不要忘了战争的冷血、无情 生活在和平国家的我们，感受不到和平的珍贵，也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无情。从小我们就学过历史，南京死去的30万同胞是每个国人都不会忘记的。 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可以看看比较现实的战争电影。 《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珍珠港》《辛德勒的名单》《父辈的旗帜》《美丽人生》《兵临城下》《风语者》《决战中途岛》《登陆之日》等10部战争题材的电影，看完之后你会感受到现在乌克兰人民的无奈与心酸。 友情提示一下，有些电影比较血腥，可能不太适合观看，如果你想看，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03 战争中没有赢家，平民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爆发的战争，最惨的还是普通贫苦老百姓。人们都向往美好的生活，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 《乱世三义》中唐子义对吴司令的一番话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当兵为何？为保家卫国，如今家不能保，国不能卫，这样的兵还当个啥？ 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也想要去参军去保家卫国。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旦发动战争，平民百姓就没有安身之所，就需要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战争中是没有赢家的，平民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 04 对战争要保持敬畏之心，不要将同胞往火坑里推 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战争本来是一件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惋惜的事情，可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却出现了一些别样的声音。 类似于这样的言论首先是极其不妥当的，别人国家正在经历战乱，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却在拿别人开玩笑，别人能不跟你急吗？这样的言论被乌克兰群众看到之后，以后他们还会对你有好印象？对中国人还有好印象吗？ 别忘了乌克兰还有很多华人和留学生，当乌克兰群众看到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发众怒，将怒火烧向我们的同胞又会如何？ 对待战争，对待生命要永远保持敬畏之心。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就随意调侃别人，有些不合时宜的玩笑真的非常伤人。 前几年滴滴顺风车总是出现乘客在乘坐顺风车期间死亡的问题，滴滴顺风车业务因此还被下线整顿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当时滴滴创始人程维说过，滴滴确实丧失了足够的敬畏之心。 现在在互联网上发布调侃乌克兰人民的朋友，不也是丧失了对战争的敬畏之心吗？ 请停止这样的不当言论，不要将自己的同胞推往火坑。
目前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而且美国再一次支援了乌克兰武器和资金。
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是，据报道，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已经有了初步疏散群众的计划，这是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控制顿巴斯地区后，在顿巴斯地区对乌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说：“这是乌克兰武装力量在战斗中第一次从人口稠密区域疏散了大量公民。”据报道，顿巴斯地区和马里乌波尔是基辅重要的“国中之国”和“首都”。
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乌克兰军队在4月25日至4月28日对乌军发动了第二次重大包围打击，乌克兰军队于乌克兰东部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分子从哈尔科夫、敖德萨和新巴罗萨州出发，发动进攻，其背后是克里米亚、波兰和德国边界的乌克兰军队也加入了战争。乌克兰军队从亚速海方向迅速突破了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空中封锁，而乌军则从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突破了铁路封锁线。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在基辅和机场附近，俄罗斯防空部队摧毁了多架乌军飞机。据基辅新闻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乌克兰军队在附近设置的新阵地，包括距离基辅以北45公里的多个方向的发射阵地，都被俄军攻击。此外，据悉乌军在空中击落了多架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
乌空军使用远程火炮向东部空域发射炮弹。乌克兰方面表示，“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射击，基辅防空系统已失去控制。据报道，乌克兰空军成功地摧毁了乌克兰飞机，摧毁了乌克兰陆军一部防空武器，并成功阻止了乌军战机从其领空发动打击。据乌克兰军方称，俄军成功摧毁了乌克兰空军一部防空武器和一部防空导弹系统，并摧毁了一架正在飞往东部地区的乌克兰空军C-130运输机 .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罕见严寒天气，市内多处交通受阻。俄军部队出动战机、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等重型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猛烈攻击，但乌克兰军队仍然坚守阵地并坚持抵抗。据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人死于这场莫斯科与民间武装之间的战争中。而在开始的俄乌冲突初期，多家媒体曾报道称，乌方认为普京发动军事行动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俄军在进攻之初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将会很快撤出基辅。
事实上，俄乌战争从开始，俄空天军就已经开始在基辅进行全面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证实称，俄军空军正在在基辅实施针对军事目标和人员目标的“精准打击”。这一消息证实了俄军此次将军事行动目标锁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事实上，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俄军撤出基辅之后，俄空天军在基辅市内和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扫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俄罗斯空天军在基辅市内和周边地区已对乌军阵地和设施发起了417次空袭和177次扫荡行动。这也意味着在俄军正在以惊人速度推进进攻基辅之时至之间，乌军已经对俄军在基辅进行了至少100次猛烈攻击了，并且损失明显超出预计数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作为俄罗斯的国家元首，与俄罗斯这个大国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有着深厚的外交和军事经验。从开始正式执政以来，泽连斯基就一直强调俄罗斯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以对俄军占领基辅持非常消极态度。的时候，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支持普京的顿巴斯居民。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因顿巴斯问题陷入了长期的对峙局面，双方甚至出现了战争状态。
【内容提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城市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接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且总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逆城市化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之后同样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笔者回顾了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历程，并针对不同城市分组进行了一些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并非逆城市化现象，而只是由于动乱而引起的暂时波动。在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之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再次步入动乱前的正轨。由于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当不确定。【关键词】 俄罗斯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城市分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减慢，这引起了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 pp.65-77)。西方城市理论认为当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逆转现象，因此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俄罗斯也属于这种情况[2]。然而，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依然不明确，因此俄罗斯城市化进程步入了逆城市化阶段是值得怀疑的，很多现象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文中将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解答这个问题。一、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化理论的挑战在1900年时，俄罗斯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全国仅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同期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是俄罗斯水平的2.5倍。20年之后，俄罗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员损失相当大，这种比率依然保持不变。然而在这之后，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到1980年时，苏联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高出很多。但自1991年开始，俄罗斯城市人口和总人口都开始减少，城市化水平开始显著下降。人口减少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次不是因为战争或瘟疫，而是因为一些内在的因素，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却是首次发生[3]。在这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口的负增长率甚至超过了西欧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下降，已经接近全球半边缘地带国家（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它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却类似西方国家。俄罗斯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并且总人口同时在减少，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苏联对俄罗斯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知道前苏联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瞩的。在目前俄罗斯1090个城市里，大约有630个是在1917年以后建立的。前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在前苏联的核心和边缘地带建立了大量的城市，这些城市快速地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城市超前发展，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4]。因此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开始控制城市的人口迁入和工业化，到60年代后则进一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苏联的这种城市化政策可称为“分散集中”的策略，有些类似于我国80年代提倡的“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建设县城和集镇”的政策。在这个阶段，苏联核心地带（欧洲部分）的人口向东部、北部和南部的众多地区进行扩散，以往这些落后的边缘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明显是为了避免人口和工业的过度集中。Harris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充满大城市的土地[5]。俄罗斯的状况更是如此，它拥有联邦51％的人口，57％的城市人口，在苏维埃联邦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俄罗斯拥有其62％的人口。然而，俄罗斯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拉美和远东地区的国家[6]( pp.34-48)。这与苏联所采用的“分散集中”的城市化策略不谋而合。在同一时期，许多低水平的小型苏联工业城镇和半城市化的小镇的建立激起了众多学者对“过城市化”问题的讨论[7]( pp.219-244)。这个名词这样称呼本身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争论者认为苏联的城市体系发展是不完整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完善的，城市化水平尚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9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应当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暂停”符，而不应当认为是逆城市化阶段的来临。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苏联的倒台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几乎同时发生的，这是令人感到很疑惑的。在这里，笔者还要提到俄罗斯学者的另外一种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Medvedkov认为1991年是俄罗斯城市化S曲线的转折点，也就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逆城市化阶段的转折点，一般来说，在这个转折点来临之前，城市化水平已经高度发达，城乡差别显著减小，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或小城市迁移[8]。（在美国这个转折点的来临大概是1970年）。该作者认为无论苏联是否失败，或者无论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多大变化，这个逆城市化的阶段迟早都会来临。他同时发现俄罗斯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之后主要由大城市转向中等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991—1996年减少了200万居民，同时0.25—100万这一分组的城市在这期间减少了100万人。小城市则继续保持增长，在0.05－0.25万这一城市分组中，人口总量达到250万人，比1991年之前增加了200多万人。很明显，这是一种反极化的趋势。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又是令人感到怀疑的。因为大多数小城市都位于城市化发展不成熟的地区，在这些小城市里，生活只能称得上是半边缘化的城市生活。要知道，在发生逆城市化阶段以前，大城市与小城市以及郊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在同期，俄罗斯有些地方城市化水平很高，城市化进程达到停滞的阶段，而其他很多地方城市化水平依然很落后[8]。那么这样看来，认为俄罗斯城市化水平在总体上达到高度发达状态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之后的阶段（1996—1999年）里，俄罗斯的经济有所恢复，大城市又重新开始增长，增长了140万人之多，而小城市人口增速减缓，只增加了20万人，同时2万人到50万人的中等城市减少了200万居民。而农村人口在经历了1991－1994年四年增长期之后，开始了新一阶段的下降。以上论述证明了俄罗斯城市体系在苏联解体之后极不稳定，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西方逆城市化的阶段。大体上，西方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核心和边缘地带在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而在俄罗斯，动乱进一步加大了少数大都市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差距，边远地区的人口经历着严重的贫困，在很多边远地区城市中，当地的产业不能满足当地人的生活，因此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的城市分组的总人口和迁移状况的变化来分析俄罗斯百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二、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序列分析：不同城市分组总人口和净迁移状况的变化为了深入分析俄罗斯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首先笔者需要根据人口规模来对城市进行分组。需要说明的是，对大中小城市的定义是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因为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以前的标准放到现在则不再适用。俄罗斯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从1800年的5干人增长到1900年的2万1干人，到1990年又变为9万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采用分时段来定义大中小城市规模的原因，根据笔者多方面的参考，首先分时段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后，自然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相应就出来了。笔者对俄罗斯不同时期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的定义如下：19世纪为5000－20000人；1897年到1926年世纪之交时为10000－50000人；1926年到1959年为20000－100000人；1959年到1970年为40000－200000人；最后，在1970之后则为50000－250000人。1970年以后标准的低限是参考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而大城市的低限250000人是当代俄罗斯各区域中心城市的正常水平[9]。根据以上标准，在2000年俄罗斯有74个大城市，263个中等城市和2630个小城市（其中755个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其他1875个都是小镇）。在1897年，根据19世纪的标准，俄罗斯则有85个大城市，306个中等城市和430个小城市（不包括小镇）。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序列里，人口普查数据都比较完整，而迁移的数据相对零散，所以笔者首先对前者的情况进行分析。图1反映出从19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概况，从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多次波折。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之后，大量农民从土地中得到解放，很多农民开始进城做工，俄罗斯也逐渐从封建制城市体系向工业化城市体系过渡。但在1914－26年期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影响，这一发展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期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座主要城市都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俄罗斯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而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等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只有小城镇表现还十分稳定。这说明在危机到来时，大城市由于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大量居民会转移到小城镇或农村去来度过难关。相比较大城市而言，中等城市基础较差，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图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的年均增长率1926到1939年期间是苏联实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以农村作为牺牲而实现的）。大城市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最慢，表明俄罗斯从早期的城市化阶段逐渐向极化阶段过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使图中所有曲线全部向下。在后来的50年代，俄罗斯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俄罗斯第三次重新开始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进程，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慢慢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增速也开始逐渐减缓。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上二次被政治动乱所打断，这就形成了波浪摇摆的城市化发展曲线。在第三次恢复发展之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显然不快，并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表明俄罗斯城市化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其速度必然会减缓；但另一方面，苏联过于重视城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而轻视对二三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明显束缚了苏联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其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市生活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解体之前，期间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一度达到73％以上。影响人口变化主要有两大因素，分别是自然增长和净迁移人口。自从1992年以来，无论俄罗斯的农村还是城市，人口都经历着负增长的过程，城市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快。在1991－1992年城市危机期间，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引起了短期内城市人口的大量迁出。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大量来自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一些来自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城市居民也纷纷迁往俄罗斯传统地区的农村。第三个导致城市人口下降的特定因素是行政管理的再分化：成百上千半城市化的小镇要求返回农村的身份，因为这样可使居民负担较低的水电、公共交通的费用，而且还可以拥有大块私人土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半城市化地区人口总量的下降。大城市同样经历了人口减少的过程，而其他分组基本保持稳定（见表1）。表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在1989，1994和1999年的人口数和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单位：干人） 1989 1994 1999 人口总量（单位：百万） 城市人口 >250 54.2 53.4 52.8 城市人口 50-250 24.4 25.8 25.8 城市人口 20-50 11.6 11.6 11.8 城市人口 <20 4.3 4.5 4.8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13.5 12.2 11.5 农村 39.1 39.9 39.5 城市数量 城市人口 >250 78 76 74 城市人口 50-250 252 264 264 城市人口 20-50 360 361 365 城市人口 <20 349 358 383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2,193 2,066 1,922 农村 152,900 无数据 无数据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以下同。图2是从1970年以来俄罗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净迁移率曲线图。从图中可见，除了90年代早期，俄罗斯城市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农村人口长期都处于净迁出状态。在经典的城市化理论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从来都是主要的流向，一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可能发生反向流动。但发生在俄罗斯90年代的事情却是不同的，俄罗斯首次在和平的时期发生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不过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渐恢复，这种过程也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再次成为主流，并且来自前加盟共和国的移民也从起初的居住地农村转向城市。图3是根据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人口净迁移率曲线，由于数据不全，故只选择了一些典型年份。从图中可见，在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慢慢过渡到城市化的早期成熟阶段，农村的净迁出率由很高慢慢过渡到迁出很少；大中城市一开始迁入率很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开始缓慢下降。90年代早期的动乱使所有城市分组的发展历程倒退回早期城市发展阶段。如前所述，在1992－94年危机期间，乡村和小城市成为热衷的迁入地，吸引了大量从大城市和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迁入。从其他加盟共和国来的移民往往首先被安置在乡村和小城市，并强迫他们将这里作为他们的目的地。但是调查显示，这些外来的定居者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生活得并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离开。动乱和这些反城市化的政府行为是俄罗斯在90年代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和停滞的首要原因。图2 俄罗斯城市、农村和总人口的年际净迁移量 图3 不同规模城市和农村的年际净迁移率变化尽管如此，只有1992年一年显示俄罗斯的大城市具有负的净迁移率。相对而言，在俄罗斯的大城市挣钱比较容易，城市越大越容易，例如首都莫斯科人口仅占全国的6％，而GDP占全国的13.5％，财政收入的比例更是高达40％。所以，当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时，大城市的人口净迁入率稳步回升，农村和小城市的净迁入率快速下降。这些年，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从危机时的反极化阶段恢复到80年代末的正常阶段。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俄罗斯大城市迁入率的回升还和90年代以来大城市进入壁垒的放松和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需要大量的年青劳动力进行补充有着很强的关系。三、结语俄罗斯在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一度下降到一些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使得俄罗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子女，由此又引发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在经历很高城市化水平之后向逆城市化阶段发展，而笔者通过以上分析，证明该论点是错误的。俄罗斯近些年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并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逆城市化阶段，相反俄罗斯良好的城市化进程被延续十几年的动乱所打乱，只在近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要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成熟阶段则尚需时日。
没人写过（至少国内）又不深奥的：1. 农民道的发展、价值及其有益经验2.文永、弘安之役是否颠覆了日本的中国观3. 新中国题材日本汉诗综述4. 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与安倍的政治利用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日本海军在幕府或更早的时期就有了，但那只是各诸侯的私家军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能算是一个雏形罢了。真正的海军建军思想应该说是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到：“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其关键就是大炮。抓住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之关键……。”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现在通用的海防的基本理论。但当时的幕府却将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而加以禁锢。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不断派出使节要求通商，最后甚至派军舰到了国后岛附近，舰长等还登上了该岛。不久还发生了英舰费顿（pheaton）号为了追逐荷船，开进了长崎港，佐贺藩亦未加制止。此事使幕府恐慌不已，先撤了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后于1825年发布了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继续坚持锁国海防政策，具体行动是加紧海岸要塞和修筑炮台。而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使得幕府终于懂得了锁国海防的局限性，认识到欧美列强的势力总有一天会达到日本。结果导致攘夷论后退，两年后，幕府取消了驱赶外国船只得命令。然而最终使日本开国的还是美国。 为了得到发展北太平洋的捕鲸业的船港，培利（perry）舰队开入了浦贺，要求日本开放。其实事先荷兰政府已将此传闻告知幕府，劝其开国，但幕府一直半信半疑。一年后再度到来的培利舰队，最终迫使幕府订约，英，俄，荷，法亦接踵而至，历时200余年的锁国状态终被打破，这样锁国的海防也宣告结束。 开放后的海防，必须以应付林子平所说的水战的海军为主体。当然，锁国时的幕府也并不是没有海军的，只是其本质不能相容。比如1838年，水户藩所造的军舰“日立丸”号，只因规模稍大，不合锁国政策要求而不许使用。现在的幕府已决定了开放，发展海军立刻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853年9月，幕府撤销了1635年颁布的禁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为组建和振兴海军迈出了第一步。 这时，九州南端的萨摩藩已经招募人才，在着手进行重振萨摩海军的计划。这大概也是萨藩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幕府也雇用了军事家高岛秋帆（1795－1866）和江川太郎左卫门等主持洋炮的制造和人员的培训，同时采用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海防八策”等主张。基本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军舰的问题了。 1853年10月即决定向荷兰购买军舰。然而此时克里米亚战争正酣，荷兰政府没有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三个月，以此船为主要教材对幕府选拔出来的直属武士的子弟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发展了。 1856年，荷兰政府接受了日本两艘炮舰“咸临丸”号和“朝阳丸”号订货，同时又以荷王威廉三世的名义将“森宾”号赠与幕府，改名为“观光丸”号，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舰。 幕府也借此机会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将“观光丸”作为练习之用，聘请该船的荷兰上尉佩尔斯林肯等21人担任教官，日方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胜麟太郎（海舟）等为助理。传习生总共百数十人，均是从各藩选拔出来，包括70名幕臣。 1857年，幕府在筑地开办军舰讲授所，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们大都转到此处继续深造，不久又改名为海军操练所。他们曾把“观光丸”安全的开到横滨，以示长崎讲习所的学习成绩。9月，向荷兰定购的“咸临丸”抵达长崎，第二年“朝阳丸”号亦到达，两舰均作为练习舰。由于荷兰顾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长崎讲习所便于1859年关闭了。 此前的1854年5月，幕府在浦贺新建造了一艘双桅的欧式帆船“凤凰丸”号。与此同时，萨摩藩也建造了一艘3桅帆单舰“昌平丸”。而幕府依靠本国力量所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船是“千代田”型军舰。 虽然幕府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舰只还是主要靠从外国购买，除向荷兰定购外，向美国定购了“富士山”号，向俄国定购了“回天”号，向法国定购了“甲铁”号（后改名叫“东”号）等。其中向荷兰定购的“开阳丸”号，战斗力最强，是幕府海军的旗舰。 1860年，日本代表团乘坐“咸临丸”从浦贺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1863年，为了加强大坂湾的海防，幕府在兵库小野浜开办了海军讲习所，命胜海舟为传习指导。但因为传习生中有坂本龙马等当时杰出的天下名流，不久便引起了幕府的疑虑，一年后就将其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