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题目稍微具体一些，不然文章需面面提及，
需要用到统计工具的，可以解决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内容 摘要：奥肯定律力图揭示周期波动中 经济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然而在我国却不适用。本文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 分析 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失业率 完善的市场机制 奥肯定律的提出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阿瑟�6�1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 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 目前 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自然 失业率，另外， 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 企业 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 农村 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 计算 ，是时点指针。而在 理论 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研究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历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有所涉及。根据战后初期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十分简单：把总需求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业，当然也要防止总需求过高造成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过度就业）和通货膨胀。利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则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萨缪尔森和索洛证明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基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还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对稳定的比重，并且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进行定价，因此就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货币工资增长率来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无疑，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推翻了标准的凯恩斯模型，尽管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就业，但这会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济政策上来说，政府在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对一种统计关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处。疑问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根据利普西的论述，是产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在工资率上升之后通过成本推动使物价水平提高。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解释可以简单表述为：当失业率较低时，一方面，企业出于对劳动力缺乏的考虑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会要求提高工资，这两种压力将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平均劳动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即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反，当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也不敢贸然要求提高工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货币工资率就比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水平也比较低。疑问之二则来自于其替代规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过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永远实现高就业率，但这与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是有冲突的。因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变量是由实际力量而非名义力量决定的，或者说，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或就业则不起作用。疑问之三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即摩擦性失业）问题。尽管一般都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率，但很少有理论具体说明了摩擦性失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实践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代关系与西方国家1950～1960年代的情况还基本符合，但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这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求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费尔普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业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之后，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进行了修改。费尔普斯充分考虑了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预期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了严格区分，并对这种区分的宏观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与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强调了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篇最重要的论文上：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最优失业率》中，他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情况下的最优需求政策；196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动态货币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中的同名文章重点研究了摩擦市场中工资调整与均衡失业率的问题。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描述价格、实际工资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响实际就业水平的。在引入预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在均衡失业率水平上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失业率），这是过去50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在于表明了尽管货币扰动的真实效应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们纯粹只是暂时性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实际水平，因而真实就业水平会在较短时间内回到仅由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上。基于此，费尔普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这显然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补充的是，对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的还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经常也被称作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他们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但与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把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一个正式的模型中。对于上述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后来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缺陷是价格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说明。对此，在后面的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从劳动经济学入手尝试性地搭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模型，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失业率达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之后，每个厂商都将通过提高其工资水平的手段来提高相对工资，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离职率；但所有厂商都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各个厂商对其他厂商货币工资的预期持续过低，从而导致非均衡的出现。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据其劳动力转换模型，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会引发工人的频繁跳槽活动，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总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失业率水平，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对自然失业率的暂时偏离。长期来看，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径的任何点上，都会存在因为不能通过以低于现行工资提供劳动取得工作机会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在后面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已经对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释，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他建立了“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也是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中第一个正式的所谓“效率工资”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动态特征。在随后的研究中，费尔普斯进一步扩展了对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变动这一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失业滞后的观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受费尔普斯的影响，不完备信息一度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中心研究主题，比如卢卡斯利用费尔普斯的岛屿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如何导致经济周期波动，但卢卡斯采用了理性预期，而不是费尔普斯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不过，其结果却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费尔普斯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将被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中，由此造成的价格变化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效应。另外，在费尔普斯与他的学生约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们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资和价格粘性引入到标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费尔普斯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总储蓄率是否太低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在当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中做出权衡。对此，费尔普斯强调了代际公平的目标，对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扩展了动态无效率的概念并据此讨论了应该维持一个怎样的储蓄率。稍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代际福利的比较，提出了考虑储蓄率决定的问题的新思路。采用由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斯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费尔普斯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放到了增长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个运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投入，劳动力以一个给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术进步和折旧，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增加劳动型的）。那么在长期稳定状态下，产出的增长是由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率，即由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而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无关。因为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或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抵消了，而后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资本报酬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费尔普斯对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一个社会的储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储蓄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换言之，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有多少投资用于研发，又应该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在他1961年的论文《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推导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论文《风险资本积累的序数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问题，讨论了为什么不同收入类型的消费者拥有不同的储蓄率。后来在1968年与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分析了时间不一致偏好问题。对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结构的问题，费尔普斯的研究将黄金法则推向一般化。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术水平的研发投资也应当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他们论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另外，他们的研究结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回报在技术高速变迁时代往往较高，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近十余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除了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之外，费尔普斯的成就还表现在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发起的关于统计歧视的讨论导致了最优所得税结构的新结果，以及对最优通货膨胀税的重新审视。费尔普斯对统计歧视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以及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中（几乎是在同时，阿罗也发表了关于统计歧视的重要论文），该理论强调了当企业主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在单个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分组数据），即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在公共财政方面，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设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看不到工资率（或者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这就是所谓的费尔普斯－萨德卡结果。另外，经济理论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但费尔普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由此，费尔普斯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适度的），以在各种税收之间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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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女性社会工作者与情感劳动:一个新议题
143.广东省劳动就业环境现状与对策
144.典型低收入群体就业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145.优化下岗职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社会工作研究
146.小组合作学习在大学生课堂上的应用研究--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例
147.西北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职业获得与教育. 社区关系研究
148.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
149.家庭结构. 重大疾病和农村劳动力迁移
150.天津:社区工作者劳动报酬每人每月1500元
151.浅析事业单位劳动工资统计工作
152.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演变的时空特征及内在机制
153.银川市养老服务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对策
154.梦想在劳动中飞扬
155.区域身份认同与团队劳动供给--基于印度旁遮普人与孟加拉人的实验研究
156.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经济学解析
157.职业性别隔离视域下会计职业女性化问题的思考
158.失地农民就业的社区支持体系研究
159.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社会工作实务探讨
160.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161.养老保险金与老年人幸福指数的实证检验
162.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经济学分析
163.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 规律及对策研究
164.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结构的嬗变--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探讨
165.论向警予的女权主义思想
166.关于异地务工人员融入珠海社会的思考
167.家庭策略对双流动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168.国外女性就业促进的社会支持模式
失业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由社会集中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失去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物质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的重要项目之一。失业保险制度，是指依法筹集失业社会保险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劳动、失去劳动报酬的劳动者给予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办法，使员工在失业期间获得必要的经济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并通过转业训练、职业介绍等手段，为他们重新实现就业创造条件。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1、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三大挑战。从长期看，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要减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在近期 ，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关项目的收支水平，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2、保障范围覆盖不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社会保险资金开始转向社会统筹，在体制上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具体运行，但当前的三条保障线还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范围。我国现有城镇贫困人口3100万以上，1999年享受社会保障的总人数不足300万，2000年不足400万。在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之外，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是"无劳动能力"的人，是为数较少的边缘群体。而在体制转轨中，"有劳动能力"却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也已经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应得到保障。事实上，这部分人中的绝大多数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他们约占城市"下岗"、"失业"、"待岗"总人数的70%以上。3、农村社会保障亟待发展。有的人提出，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农村，则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未在农村建立。有的人提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与国际劳动组织的有关条约存在巨大差距。有的人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失误。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4、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我国城镇失业保险覆盖率极其低下，仅覆盖正式职工，并不包括农村就业人员和城镇非职工人员。目前，国家用于失业保险金的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很低。国家用于下岗失业保险的经费包括两部分：一是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属于临时性财政支出，其中包括企业支付的一部分费用；二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二者合计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0.16 %，1999年提高到0.51%；二者合计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1996年为1.21%，1999年为4.20%。5、立法滞后。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二、应建立什么样的养老金筹资模式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十多年的改革，虽然在保险范围、筹资渠道、养老金发放办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筹资模式一直没有变化。尽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设有个人帐户，但由于是空帐运行，所以实质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对于这种制度，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建立以基金制为主的养老保险体系，强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有人担心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发展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时机还不成熟，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养老基金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刚开始能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养老金总量是有限的，政府还有充分的时间完善证券市场。（2）政府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逐步放松对养老金的投资限制。（3）改革之初可以通过合资等方式引进国外基金管理的人才和经验，提高国内基金管理水平。为建立三支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体系，应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过高的替代率，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强化企业补充保险，并实行企业和个人的强制缴费。基本保险个人帐户不但要严格与社会统筹帐户相分离，条件成熟后还应纳入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范畴。有的人认为，如果保持现收现付制度不变，养老金制度的隐性债务将随着制度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给付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积累。我国过去的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小，积累的债务水平比较低，但如果今后继续保持现收现付制度，在未来高速人口老龄化来临时，将面临更加严重的财务问题。第二种观点，当前养老金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首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没有转向基金式的必要性。（1）伴随着人口老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我国应付人口老化。（2）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过高，而且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迹象，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不具备转轨的经济理论基础。其次，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转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已经相当高，企业的平均缴费率达到2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25%。显然，用进一步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来实现筹资模式的转轨是不大可能的，转轨的惟一办法就是政府另外拿钱。由于目前我国预算内的财政资金还十分紧张，政府根本无法从中拿出足够的钱用于转轨。
法国最早于1905年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随即，挪威、丹麦两国也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建立了类似于法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当时这几个国家实行的是非完全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即法律确定范围内的人员是否参加失业保险取决于个人意愿，参加保险，就必须根据失业保险法律规定接受管理，包括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享受相应的权利。1911年，英国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开创了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先河，后被一些国家效法，构成了世界失业保险制度的主流。到1997年初，世界上已有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其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强制性保险，自愿性保险的范围只限于工会已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的产业。在基金来源上，一般与社会保险其他险种相同，通常由雇员和雇主平均分担，也有些国家规定全部保险费由雇主缴纳。政府对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保险的补贴数额都很大。在享受待遇条件上，一般都规定：非自愿性失业；缴纳一定期限的保险费或在受保职业工作一定年限；申请者具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另外，对无正当理由而自愿离职的，由于行为不端被解雇的，或参加劳资纠纷导致停产而使自己失业的，一般规定要取消其享受资格或降低给付标准，有的还要推迟给付时间。在失业补助金上，通常以周为单位支付，标准为其最近一段时期平均工资的一定百分比。大多数国家计算失业补助金的替代率，为平均收入的40-75%。有些国家一律支付等额补助金。如果失业人员已成家，除发给基本补助金外，还要对其配偶及子女加发一定的补助金。在支付失业补助金前，通常有几天的等待期。大多数国家对连续领取失业补助金的时间有一定限制。一般情况下为8-36周，在某些情况下可适当延长。另外，有些国家根据缴费期限或参保时间决定享受期限。有些国家除正规的失业保险外，还提供失业援助或提供以失业人员家庭经济状况为条件的其他待遇作为补充。这样，失业人员领取补助金期满后，如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还可以继续得到一些救助。在管理体制上，多数国家是由政府部门管理，有些是由自治机构管理，这种自治机构一般由受保人、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失业保险与就业服务之间经常保持紧密的行政联系。有些国家已将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合并管理，基层的管理工作尤其如此，目的是为了促进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
1)运用马克思关于相对人口过剩的原理才能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相对过剩人口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形成多余的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造成两种对立的趋势：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社会上劳动力供给的增多。两种趋势的发展，劳动力商品供过于求，形成相对过剩人口。(2)由于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结构性失业人数显著增加；失业构成发生变化，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白领工人失业比重增加。当前，受“9·11事件”影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缓，失业人数上升。(3)西方国家工人大量失业都发生在经济严重萧条、衰退时期，是各种危机因素长期积累、总体爆发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我国目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出现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党和国家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而主动采取的重大措施，我们具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解决失业问题的独特政治优势
资本主义国家失业问题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造成工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水平落后于生产水平.造成工人日益贫困.以此循环,出现经济危机不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此不断循环.
内容 摘要：奥肯定律力图揭示周期波动中 经济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然而在我国却不适用。本文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 分析 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失业率 完善的市场机制 奥肯定律的提出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阿瑟�6�1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 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 目前 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自然 失业率，另外， 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 企业 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 农村 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 计算 ，是时点指针。而在 理论 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面临空前就业压力 劳动力供需矛盾如何缓解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长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表面上人人有活儿干，实际上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以隐性失业形式存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转换，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失业压力明显加大。199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2002年达到4%，2003年上升到4.3%，2004年预期失业率为4.7%。失业率的不断攀升，使我国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痛苦，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失业率被称作“痛苦指数”。需要指出的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算高，可为什么说我国就业压力巨大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我国失业率的特定内涵。首先，我国政府向社会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既然是“城镇” 失业率，就不反映农村的失业问题，就是说它只反映我国一部分失业问题，而西方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是既包括城镇又包括农村的全社会失业率；所谓“登记”失业，是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要求就业而无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如果无业，但没登记，就统计不进去。西方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是调查失业率，而调查失业率的真实性高于登记失业率。其次，我国失业统计的年龄上限过低。我国规定，失业登记的年龄范围是男16~50岁，女16~45岁，而职工退休年龄规定为男60岁，女55岁。国外通常对失业者只规定年龄下限，退休以后继续寻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仍计算为失业人口。再次，我国把下岗与失业区分开来，下岗不算失业，下岗人员不进入失业统计，而2003年我国下岗人数达600多万人。?中国的失业率到底多高？中社科院劳动就业专家冯兰瑞教授?2003中国失业率接近30%?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那个中国失业率27·78%的数字已经够吓人的了。你提出的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目前过去了吗？冯兰瑞（以下简称冯）：当前中国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并没有过去。我指的是公开失业、隐性失业和农民失业。我现在说不出这方面的具体的数字，2001、2002这两年达到了失业的最高峰。记：十六大说，现在中国就业情况已经非常好了，有一千多万的下岗职工重新上岗了，而且，统计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冯：我的那篇文章你看过吗。我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第一个，它把农村抛开了，光搞城镇；第二，只统计去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去登记的没有，没有合同单位的不算，去登记的只有很少数的那么几个人。有的人失业后不一定去登记，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到那里去登记，这是劳动保障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实事是，2002年虽然有1000多万失业者重新找到了工作，但失业者却比就业者多得多，同时，还新增加了许多劳动力，比如中等、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和年龄达到十八岁者，农村中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我们经常看到国家媒体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我国的准确失业率都不是很清楚。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不是失业率也要相对的高一些呢？冯：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记：您认为现在比第三次失业高峰时的27·78%还高，有这方面的依据吗？冯：当然有根据。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过去了。当前中国的失业率缺少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评价。现在我还不能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可能很少人能拿不到这个数字。城市的隐性失业率，大量农民的失业率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记：能否达到30%？你说的比从前预测的还要高，是不是接近了30%。冯：我的统计方法是包括公开和隐性失业。现在有的地方下岗安置办还没撤，下岗办准备搞三年的，现在已经五年了。??中国经济减速论?2003-9-2??? 中国城市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根据对国内学者和官员的问卷调查，认为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到7%，近两年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官员的估计较低(接近6%)，学者的估计较高(高于8%)；而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估计2001年的真实失业率会突破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抽样调查并综合有关数据推算，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真实失业率在10%以上，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真实失业率达13%至15%。???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恩估计，到2002年底，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10%，失业人数在3000万至4000万之间。其中，农村的失业率在10%至15%之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20%，失业人数约有4000万至5000万人，他认为，我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都在30%以上。??中国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及一点观点??? 从比较粗糙的角度来看，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计算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没有将农村纳入，因为农村中存在巨大的隐性失业，所以中国的估算很大的低估了。??? 2、仅考虑有城市户口，没有将广大在城市中工作而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统计进来，这样就很大的高估了????3、没有将各国有企业中名义上没有工作而实际上失业的下岗职工统计进来，这样就低估了，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下岗均未包括在失业部分之中（其实我觉得这样统计比较讽刺，下岗和失业有什么区别嘛？）??? 以上三点是与西方不同之处??? 4、没有将自我雇佣、家庭劳动者、地下劳动者和临时工作（part time job, not temporarily）这一部分包括进来，这样就高估了。??? 第四点在西方的统计中也没有包括进来，但是考虑到中国处于转型期间，所以这一部分在比率上可能大大高于西方市场经济，??? 目前中国对第四部分没有一个直接的统计数据，而是首先估算中国的地下经济和家庭经济的规模，然后再估算可能的雇佣比例，但是这样通过几次反复的估算是否还具有准确性，我表示很怀疑！??? 我个人对目前中国的失业状况的观点是：从整体上说，中国的就业率应该是远远高过OECD国家，虽然在很多方面低估了中国的失业率，但是同时在很多方面也高估了中国的失业率，而且所谓的就业弹性降低，我个人认为，在受到巨大的技术冲击时，结构性调整时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在经历过二十多年的渐进性改革之后，中国调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好，gdp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是就业增长的基础和主要动力。??? 所谓中国的就业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失业率稍稍上升，社会的敏感度迅速提供呢？不是失业机制的作用，而是社会保障政策的滞后，毫无疑问，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率还是属于一种良性循环过程。??? 第二：统计工作的滞后，本来中国的统计工作刚刚起步，而这时正是中国就业结构性调整非常动荡的时期，这样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所以在没有确实数据的前提下，各种各样的，好的坏的，失业率都计算出来了??? 第三：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属于失业率高，至少重点不在于失业率高，而在于失业持续期间太长，其实很多人已经属于dropout的部分了，而正是这一部分是中国目前最头痛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福利保障系统的完善，一种是active labor policy，作为一个只有二十多年市场经验的国家，这是一个强大的挑战，美国的失业率比中国高多了，但是他的失业率主要体现在短期失业上面，美国每个月能够处理500万个失业再重新就业，这样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就远远低于美国，这才是问题所在。澳大利亚中国新移民 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五点九? 2003-10-16????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最近由亚洲抵境的新移民在澳就业情况严峻，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五点八。 ??? 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称，所谓最近抵境者，乃指由一九九六年以来到达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据部分移民社区反映，这部分人寻找工作较其他人更为困难。 ??? 这项关于新移民就业情况的最新统计数字反映，澳大利亚新移民的平均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九，总体上要比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人的失业率百分之五点五要高。 ??? 不过，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失业率相差很大。其中失业率最高的是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失业率达百分之三十。失业率最低的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四。 ??? 来自北亚的新移民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点八，而就业参与率最低的是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移民不足5年 失业率达30% ??? 会上该机构公布了一份名为“建设未来劳动力”（Building Our Future Workforce）的报告，引述了不同报告的数字。 ??? 报告指出 到加国不足5年时间的新移民，失业率较本地出生的人士高，新移民整体失业率达30%，而25至44岁主要工作年龄组别中，新移民的失业率达12.1%，本地出生同龄人士失业率为6.4%，显示此年龄组别中，新移民失业率比土生者高出近—倍。 ??? 很多移民到来前，当中有约30%在原居地是任职专业、行政及管理工作，但到来后仅有约10%可以再次担任同类工作，更有高达73%的移民，称原来的学历不被承认。新移民赚取的薪金也较土生人士为低，女性新移民的情况尤其明显。?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发生改变，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冲突日益显性化，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一个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让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寻求解决方案，设立化解社会危机的“安全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仅仅从现象来看，可以说，当前是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爆发期。农民失地、城市贫困、劳资纠纷、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多、矿难事故频繁、艾滋病发病率上升、毒品泛滥等等。在社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说，这些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市场体制改革推向纵深的结果。他强调，中央处理社会问题的方针从“两个确保”，上升到“五个统筹”，继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缓解各类社会矛盾明确了方向。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就业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于防止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观组织的运行效率，收入差距过大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而且使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后一道防线。就业困难不容低估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感觉，目前就业之难几乎显现在各个行业和各类人群，连不少寒窗十余载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也求职无门。这种现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现过吗？丁宁宁：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业困难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的国情加重了这一危机。导致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困难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根据测算，虽然2010年以后，我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加剧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第三是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带来了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除了劳动适龄人口增加外，和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时报：应该说，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形态，也有利于人才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我们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过多。丁宁宁：就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性难题。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后，西方各国失业问题才有所缓解。在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情况下，西方后工业社会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者。直到今天，就业还是西方政治家竞选中的主要话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充分就业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是一个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减少就业的过程。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困难得多。19世纪的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西部�人口不到2亿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都增加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却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加之包产到户以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矛盾并存。近期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就业促进政策，也无法实现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中国经济时报：依您的分析，解决就业困难，目前能做些什么？丁宁宁：除了进一步扫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障碍，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加快全国就业服务中心的信息联网，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外，还应当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上。可以将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长期性的就业促进政策，同时鼓励已就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鉴于失业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失业保险制度在经济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建议把“雇主赔偿＋社会救助”作为今后处理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出发点。以保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收入差距扩大威胁社会稳定中国经济时报：“弱势群体”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与“精英阶层”相对应，这两类人群不单是社会地位、政治权利、话语权不同，关键是持有的财富有着天壤之别。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这一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丁宁宁：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基尼系数超过了0．4就认为社会不稳定了。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有的人口流动障碍的不断消除，大量的失业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加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拉开收入差距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重要措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推行工资加奖金的物质刺激政策。但由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或多或少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当时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影响社会的稳定。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分配领域的两头，即与官员腐败相联系的非法高收入问题，以及城市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大大提高。腐败官员及其同伙的非法高收入，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威胁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堵塞各类非法收入的渠道，坚决打击官员中的腐败行为。同时鼓励高收入者扩大投资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并对其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对此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此，在目前“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将城市低收入阶层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失去收入来源的下岗失业人员、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等。此外，过去农村的“五保户”政策，要逐渐转变为政府出资的、规范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要承担社保的经济责任中国经济时报：解决两极分化的可行办法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丁宁宁：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中首先进入政府视野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不仅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城市户籍人口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且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村“包产到户”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农村原有的保障体系迅速瓦解。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社会统筹变成了地方统筹，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快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根据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设想，来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使上述局面进一步恶化。那种过分强调以缴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方式，恰恰把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在强制性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不仅削弱了必要的“社会共济”，也混淆了政府和个人的责任。中国经济时报：怎样建立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丁宁宁：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一般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出钱的社会救助（福利政策）、以缴费为基础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基本保险）、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自愿补充保险。最后一部分�补充保险�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中间部分�基本保险�是基于市场原则，政府强制执行。第一部分�福利政策�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我认为，政府可做的是，在“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将失业保险与社会救助并轨，建立以政府税收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加强城乡疾病防疫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依托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及医疗救助体系。在政府承担已退休人员社会保障责任的基础上，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把覆盖面扩大到城市所有的工薪收入者。政府出台税务优惠措施，鼓励工薪收入者参与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可以把过去试点中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在所有雇用临时工的单位推行强制性的工伤保险。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有可能把潜在的社会矛盾引发出来，威胁整个社会的安定。各级政府固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危机处理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所谓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并不是要重新设立一个什么应急事件委员会之类的政府临时机构，而是要明确突发事件情况下，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责任和工作程序，以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讲，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常设机构官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增加了每一个公民的归属感。在恢复社会信用和增加公民归属感问题上，老年人要比年轻一代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决不能为了减轻现政府的财政负担，而拒绝兑现以前政府的社会保障承诺。否则就会付出政府信誉降低的代价。近年来各地区拖欠退休干部、职工医疗费的问题，已经引发了职工对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满，降低了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今后不管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都应当保证已退休人员原来享有的待遇水平不降低。这是老百姓对新制度建立信心的基础。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社会的稳定除了取决于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还有哪些因素？丁宁宁：长远来看，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各阶层之间流动机制的畅通。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观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于青衣”的制度设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户籍制度隔离了城乡居民，但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还是给农村青年开放了一条进城的路。市场经济本来是强调“机会均等”的，但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歧视，以及大学以改革的名义大幅度提高学费，则断了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大学梦，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此类错误政策应当及时纠正。我们的社会政策应当顺应历史潮流，不要让底层民众丧失改变其子女社会地位的希望。(记者柏晶伟) 中国经济时报 在西方经济学里，“需求”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购买愿望，二是购买能力，缺一不可。国外使用工资能买房、买车和出国旅游。除了工资高外，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而国内工资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如果必须从别的地方“来钱”，或者灰色、甚至黑色，这种扩大“内需”的方式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另外，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也是限制“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引起严重关注。阿根廷骚乱的教训，有人认为是“偿还外债的能力不足”，有人认为是“金融体系”有问题，联系汇率制限制了比索。我认为都没有打中要害。这种骚乱的根源就是贫富问题。许多抢东西的人手里拿的是吃的食品或日常用的小商品，没有“贫困”在其中作祟是不可能的。类似的骚乱最深的根源和最直接的起因，往往都在于贫穷和分配不公。国际债务要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头上，还有一段距离。贫困是可怕的，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问题还不少。据《半月谈》报道，中国目前有城市贫困人口1500万，至2001年8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仅覆盖604万人，我们还不知道这“保障”究竟是多少钱。虽然“失业救济”也能转化为“扩大内需”，但这是我国经济学家们从不喜欢考虑的问题。
以财政政策应对下滑风险 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防止经济下滑过快 构建紧货币和松财政政策应对经济下滑威胁 “财政政策防止经济下滑”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金融知识原理，如果只是论文阐述的话我想你说不了几句就会文思枯竭的，除了新闻报道外，我想也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为此大做文章，所以论文还得您自己写啊。我建议您可以在阐述完中国现状得出结论后，再联系最近的实际案例说明，最近不管国际上还是在中国都刮着金融风暴热呢，你多联系这些写写，论文的效果会更好的。上面我给你找了些参考文献，您可以借鉴~~~~~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