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5 000年有记载的文明演化史中,文学、绘画、音乐、哲学的体制变革都为整个人类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资料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生活了不少于100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们使用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以及木器和玉器,为人类文明书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数千年的更迭,祖先们对于世界宇宙观的摸索使得知识结构体系不断完善,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也作出了深入的总结,艺术创作探索步伐不断深入,使得人们给“设计”的社会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 中国古代设计美学思想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古文献中的材料说明中,先民们不仅早已具有关于设计的审美取向,而且也发生了关于设计的起源的种种想象性思维,认为设计起源于对物体、形制、功能的需求与审美兴趣,设计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当时这些初期的看法都是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中出现,成为以后文明社会中设计思想的胚胎和萌芽。大约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中国进入奴隶制时代,随后历千年进入春秋战国封建社会制度萌芽的时期,在这段岁月中,美学设计思想逐渐演变成熟并奠定了自己独具魅力的东方设计文化神韵。 下面笔者对中国古代设计文化和设计美学思想提出一点浅薄的见解: 1 设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1.1 中国古代设计文化归属 在我国传统的学科分类史上,设计学当属技艺门类,通常称其为“类”。唐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是现存最古的“类”书之一,《四库全书》称其为“其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艺文》全书分为46部,涉及设计的部卷有“居处部”、“产业部”、“服饰部”、“舟车部”、“巧艺部”等。宋《太平御览》共1 000卷,其中有“工艺部”、“器物部”、“舟部”、“车部”、“珍宝部”等等“类”部,都对当时的设计制作方法与准则给予了详尽阐述。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共10 000多卷,其中,考工诸典诠释材料非常丰富,分类详细得体,从这些千年的“类”书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分属技艺门类的古代设计学科的确凿文化位置。 1.2 中国古代设计品评标准 在设计的品评准则上,大多遵循“事居于前,文列于后”的审评准则。“事居于前”,即先罗列天、地、人、事等基本概念或记载,然后再加以进一步的诠释,即所谓的“文列于后”,这种既定不变的范例和结构无疑反映出古代学科分类史的总体观念,并强化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体认。应该承认,古代“类”书和诸多传统惯例的这种普遍性为古代传统设计学科的文化本性及其内在整体性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1.3 中国古代设计的两种取向,功能实用与精神追求 关于古典设计形态的产生发展的界定,一直都是与设计的功能性与效用原理、审美情趣、精神享受相互掺揉的,也就是追求实用性与精神愉悦、生理舒适为目的的设计理念。《诗经·周颂》与《淮南子》中就有对农具、服饰、礼器、酒具等含蓄婉转、美丽动人的描写。中国古代设计学作为一个有着宽泛内涵的人文学科,其中的形式功能因素和心理学范畴的审美意趣浑然天成,互为因果,并无设计功用目的与审美效果之对立与极致的划分,“必有其质,乃有其文”以及“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等论点充分说明古代设计意念中的心理表现。 2 中国古代设计的思想渊源 2.1 孔子——“兴”、“观”、“群”、“怨”设计美学标准 “兴”、“观”、“群”、“怨”本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但其后被单独提炼作为一种评审艺术作品的美学准则。“兴”指能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与奋发;“观”指可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指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从而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怨”指可以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孔子的美学一方面十分注意审美对陶冶个体的心理功能,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审美对协和人群的社会效果。他审美的心理学、论理学特征,在4个字中表达的非常清楚。 2.2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设计审美准则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工匠与学者,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有“儒墨同是尧舜”之高度评价。他是中国设计史上最为多才多艺的人物之一。他的才能不仅仅局限于设计与制作方面,而且对物体运动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光影关系,针孔成像、点线面原理、几何学方面的论证具有先驱的意义。墨子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认识论命题,“所谓功,利于人谓之功,不利于人谓之拙”是其对于设计评价的基本准则,只有有益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设计作品。他所追求的审美情趣也被他同时应用于社会的建设中,从而将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意蕴落实到一个极具实践色彩的层面上。 2.3 管子——“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志趣 管子名管仲,曾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使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任霸主,他曾从5个方面阐述为君临政需要注意并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废弃雕饰”。管子视装饰为忤逆的理论提出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然而与近现代西方实用主义设计准则不谋而合,其精髓是追求素朴、质真的设计审美原则和崇高的社会、道德理想,所贯穿其中的主题是充满激情的精研沉思和清醒宁静的冥想、静观。 2.4 老子——“阴阳五行说”对设计的审美品评 阴阳五行学说体系是老子最为本体的哲学观点,“五行”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其本意不过是将物质区分为5类,言其功用及性质而已,及至西周始明确五行不仅仅是5种具体的民生材料,而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性物质元素,五行学说至此方有了哲学意义。老子运用五行的原理提出新的哲学命题“万物负阴而饱阳,冲气以为和”,即通常所说的“阴阳”理论,于此“阴阳”学术兴起,成为新的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普遍原理。“阴阳”学说在后来的发展演化中被抽象、纯粹提炼出来,形成“道”派。老子体系不仅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宇宙本原“道”之学说,而且还提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与无”、“无为而无不为”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构作出了阐释和规定,而且还提供了人类感知与行为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老子的返璞归真、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等道家真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并毫无例外地将古代设计思想引入到这个新本原的境地。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1、工艺美术：造型艺术之一，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日用工艺和陈设工艺，从材料上可分为陶瓷、玉石、金属、漆木、牙角、丝毛棉织物等。它具有实用和审美双重属性。是生活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通过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服务于人民，工艺美术直接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2、按照所服务的对象来分类：——宫廷工艺美术——文人工艺美术——民间工艺美术等。按照用途分类：——生活日用（实用）工艺美术品。如陶瓷、花布、家具、漆器等。——装饰欣赏（陈设）工艺美术品。如牙雕、玉器、景泰蓝、缂丝等。工艺美术的本质特征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手工性等相关特征。3、彩陶是指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的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故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彩陶的红色和黑色纹样装饰来自赤铁矿和锰化物颜料。先民用手捏或者泥条盘出造型，用木片、卵石等工具将表面打磨光滑，再画上装饰图案，入窑烧成。彩陶工艺体现出先民的伟大创造力。4、原始社会的制陶技术是逐步发展的。经历了下列几种方法：泥条盘筑法涅制法轮制法（选土-拌泥-发酵-塑形-装饰-晾干-焙烧）5、彩陶分类（1）、仰韶文化半坡型：分布在渭河流域，陕西西安以东，到甘肃天水、平凉地区。卷唇圜底盆最典型，还有小口尖底瓶、船型壶等多种造型。装饰以宽带纹为主，还有折线纹、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瓣形纹等。鱼形纹、人面纹最具代表性。很少用曲线。（2）、仰韶文化庙底沟型：造型以大口鼓腹小平底钵最典型。壁体较少用白色陶衣。多是直接施黑色彩绘。鸟纹应用更多。直线和曲线结合，纹饰黑白双关。（3）、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型：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造型以小口的壶、罐居多。装饰内容丰富。以同心圆为中心组成图案，曲线和直线结合。技法熟练，装饰丰满，流畅，内彩，点和螺旋纹大量运用。（4）、马家窑文化半山型：装饰有两种，（1）用漩涡纹组成装饰；（2）用葫芦形做面的分割，使装饰面分数各单位。曲线为主，锯齿纹流行，彩绘黑红相间，节奏感强。一改以前黑色为主的局面，大量运用红色彩绘。风格富丽、精巧。（5）、马家窑文化马厂型：装饰有直线、折线纹、回纹、网纹。人形纹（或称蛙纹）最具特色。6、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黑陶文化，因为1928年最先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故称“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Black pottery)。黑陶采取轮制法。器型浑圆工整、厚薄均匀。封窑技术使窑温增强，提高了器物的硬度，并产生灰色和黑色陶器。黑陶具有下列特点：黑：乌黑的色彩；薄：薄如蛋壳；最薄处不足1毫米。又称“蛋壳陶”光：器表光亮；纽：具有器耳或者盖纽。7、原始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也是工艺造物的萌芽时期。工艺美术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具有如下特点：1、就地取材；2、工具的创造日趋美观、实用；3、装饰纹仰具有浓郁的宗教意义、几何化、图腾化、抽象化；4、装饰趋向于形式美感；5、技术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主导因素。8、“青铜”是指自然铜（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颜色灰青，故名青铜。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前2000年前左右开始，典型特征是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各种器物，时间长达1500余年。商晚期与西周早期最为高峰，春秋晚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逐步衰退。9、失蜡法，用蜡作原料制模。外包泥浆、用火烤干即可。此种方法能生产和设计复杂的容器。10、司母戊大鼎，高133cm，长110cm，宽78cm，重875公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造型雄浑大气、厚重、庄严，四柱足粗壮有力，长方形鼎腹周正雄伟、两耳挺拔，显得十分威严。司母戊大鼎以夔纹和饕餮纹为主，腹外为装饰带，铸造时需要一百人操作，用七八十个坩埚（炼铜器，12.5公斤）11、春秋晚期鲁国的工匠总结当时的手工艺技术，写成《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朴素的工艺观。12、三代时期的青铜酒器五爵指的是：爵、斝、角、觚、觯13、金银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工艺方法是在青铜器的表面依照图案纹样凿刻出浅槽，然后再嵌入金垠丝，经过锤打后磨平，这种装饰方法使青铜器呈现出华贵绚丽的效果，宗教气息较少，世俗气息更加浓郁。14、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装饰以饕餮、夔纹为主，具有狞厉之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我国古代铭文最长的青铜器。15、汉代灯具特点：（1）功能合理（尺度适宜、消烟除尘、挡风调光）（2）结构科学（3）造型生动、灵巧生动，优美活泼（4）装饰华丽、纹样丰富，色彩灿烂。例子：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与朱雀灯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长信宫灯通高48cm，宫女形象为基本造型。跪于地，头梳发髻，上戴头巾，上身下直，左手持灯座的柄，右臂高举，袖口形成向下的灯罩，像喇叭一样，体内是空心，起消烟作用，灯盘内有槽，槽内有屏板形成灯罩，可以转动，开合调节照射的方向与亮度，还可以挡风。科学性、艺术性完美统一。16、铜镜使人们关注自身的美。山字纹是战国时期铜镜的代表性装饰。规矩镜也称为“ TLV镜”，流行于王莽时期，常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图案。17、瓦当：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叫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具有代表性的如汉代的四神纹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18、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特点。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硬而单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19、唐三彩：驰名中外的“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用白色的粘土作胎，用含有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作为着色剂进行上釉，再经过800℃温度的烧制，在器表上形成色彩斑斓的釉色装饰，十分绚丽。唐三彩的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彩色斑斓。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20、夹苎：（苎指苎麻纤维织的布）夹苎是用漆直接造型的的工艺方式，从木胎－脱胎，标志工艺本身的成熟。考古发掘证明发现较早的夹苎漆器是湖南常德战国墓出土的夹胎漆奁。21、金银平脱：用薄金片或银片做成花纹贴在漆器上，加漆两三层，再研磨平整，显出金银花纹由（又称推光）富丽华美.雕漆：以前在木胎上雕刻再上漆，到唐代后，先在漆胎上涂漆数十层，待一定厚度，再进行雕刻（剔红）当时刀法快，古拙，不如后来纤细圆滑。22、戗金银：宋代新创的，用特制的工具在漆面雕刻花纹，在刻纹中上漆后，再填以金粉源于战国的针刻。填金的是戗金，填银的称为戗银。23、中国青铜艺术之后，漆器工艺发展逐渐兴盛，取得伟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夹纻甚为流行；元代是我国雕漆发展的高峰时期，14世纪中叶，浙江嘉兴出现两位著名的巨匠 张成、杨茂；明代还出现我国古代第一部漆艺专著《髹饰录》，是由安徽新安著名的漆艺家黄成写的。清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制漆中心，各具特色。如北京的雕漆、扬州的螺钿、福州的脱胎。24、渎山大玉海：墨玉酒瓮 杂色墨玉 高70厘米，宽135厘米，182厘米，重约3500公斤。可容纳酒30石，造型气势磅礴。内刻乾隆作的三首七言诗及注释.开始造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已经700多年。初置琼华岛广寒殿中，后流落到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内，道人用以菜瓮。乾隆时“合以一千金换取，置承光殿中”（北海团城）浮雕装饰极为生动，设计巧妙，“变瑕为瑜”。25、素纱禅衣：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即长沙国丞相，完整的织物品和服饰达100多件。有两件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最轻薄的丝织品。素纱禅衣，长128cm，袖长190cm，无色纱。这件禅衣是用作罩衫，穿锦衣外面的。古代妇女的衣服轻细，往往外罩一件禅衣，华丽高贵。其仅重49克，不足一两，如果除去领和袖口较厚重的边缘，重量仅半两多一点。26、中国刺绣历史悠久，唐代之前，多为实用以及装饰用，宋代趋向于观赏性，讲究绘画性的传神意境表现。清代形成许多地方刺绣。著名的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名绣。27、年画是民间工艺中的重要门类，明清以来的著名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 。28、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各大窑系在陶瓷品种上各具特色。如定窑的白瓷；哥窑的开片；钧窑的窑变。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质朴豪放；南方的建窑和吉州窑窑主要生产黑釉瓷器。29、明式家具：（1）明式家具是明代到清代早期以花梨木、紫檀、红木、铁力木等高贵材料设计制作的优质家具。（2）明式家具采用榫卯结构，造型简洁，庄重质朴，线条优美；（3）不事雕琢，装饰洗练，注意自然纹理和材质美感；（4）工艺精巧，比例适度，典雅大方。明式家具式我国古典家具的杰出代表，对于现代家具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30、陵阳公样：指唐代时期著名的织锦纹样。由窦师伦设计，因为他被封为陵阳公，故名。纹样章彩奇丽，常以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祥鸟瑞兽、仙花瑞草为题材，图案采取对称形式，取意和睦吉祥，艺术效果很好。31、宝相花：是唐代流行的织锦花卉纹样，在其他工艺美术中也用作装饰。基本构成多是以牡丹、荷花、菊花为主题，再配上规则排列的联珠，造型丰满，层次繁密，以推晕法表现鲜艳的色彩，装饰性强，富丽堂皇，含有宝相，艺术价值高。32、纳失失：指古代加金织物。又称织金锦。一般有片金和捻金两种。约始于战国，元代时期极为盛行，为统治者独享的织物。也叫“纳克实”、“纳石失”、“纳失思”等。缂丝：我国传统工艺之一，新疆楼兰曾出土汉代缂丝，也称刻丝，克丝。现在仅苏州有制造。33、云锦：明清时为官廷织物，用于服饰、赏赐，富贵华丽绚烂如云霞（南京生产）。有妆花，库锦，库缎等。我国陶艺发展到明代进入彩绘的世界。明代以前，陶瓷以青瓷为主；明代以后：白瓷发展快，为陶瓷装饰与审美开拓了新的天地。景德镇成为全国陶瓷中心。江苏宜兴被称为陶都，生产紫砂陶器。明代官窑器开始用年号题款。34、斗彩（逗彩）：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即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上釉烧成青花之后，再在釉上彩绘，填入五色，色彩艳丽，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结合。各种色彩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成为后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成化时期斗彩以酒杯著名。成化鸡缸杯，以装饰鸡纹为最，成化彩绘多为平涂，故称“成窑一件衣”，风格秀丽清雅。35、五彩：是成化斗彩之后的又一新品种，以明代嘉庆、万历时期较突出，清代康熙时也有很大发展。是斗彩的再发展，青花颜色的地位较斗彩弱，或成众色之一。红、黄、绿、褐、紫等为主。36、清代粉彩：创于康熙时，流行于雍正时期。颜料中加玻璃白（砷）使颜色烧成后软化，柔和，淡雅。故又称软彩。格调文雅，深受宫廷喜爱。以绘画题材为装饰，艺术价值很高。37、珐琅彩：即古月轩瓷器，康、雍、乾三代时名贵用器，内廷赏玩，在瓷胎上用进口的珐琅料绘制花纹，入窑烧成，又称为“瓷胎画珐琅”。受明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影响而发展的。创于康熙年间。乾隆时期最流行。做工考究，装饰细致繁缛、华丽。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 1、工艺美术：造型艺术之一，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日用工艺和陈设工艺，从材料上可分为陶瓷、玉石、金属、漆木、牙角、丝毛棉织物等。它具有实用和审美双重属性。是生活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通过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服务于人民，工艺美术直接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 2、按照所服务的对象来分类： ——宫廷工艺美术——文人工艺美术——民间工艺美术等。 按照用途分类： ——生活日用（实用）工艺美术品。如陶瓷、花布、家具、漆器等。 ——装饰欣赏（陈设）工艺美术品。如牙雕、玉器、景泰蓝、缂丝等。 工艺美术的本质特征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手工性等相关特征。 3、彩陶是指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的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故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 彩陶的红色和黑色纹样装饰来自赤铁矿和锰化物颜料。先民用手捏或者泥条盘出造型，用木片、卵石等工具将表面打磨光滑，再画上装饰图案，入窑烧成。彩陶工艺体现出先民的伟大创造力。 4、原始社会的制陶技术是逐步发展的。经历了下列几种方法： 泥条盘筑法 涅制法 轮制法（选土-拌泥-发酵-塑形-装饰-晾干-焙烧） 5、彩陶分类 （1）、仰韶文化半坡型：分布在渭河流域，陕西西安以东，到甘肃天水、平凉地区。卷唇圜底盆最典型，还有小口尖底瓶、船型壶等多种造型。装饰以宽带纹为主，还有折线纹、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瓣形纹等。鱼形纹、人面纹最具代表性。很少用曲线。 （2）、仰韶文化庙底沟型：造型以大口鼓腹小平底钵最典型。壁体较少用白色陶衣。多是直接施黑色彩绘。鸟纹应用更多。直线和曲线结合，纹饰黑白双关。 （3）、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型：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造型以小口的壶、罐居多。装饰内容丰富。以同心圆为中心组成图案，曲线和直线结合。技法熟练，装饰丰满，流畅，内彩，点和螺旋纹大量运用。 （4）、马家窑文化半山型：装饰有两种，（1）用漩涡纹组成装饰；（2）用葫芦形做面的分割，使装饰面分数各单位。曲线为主，锯齿纹流行，彩绘黑红相间，节奏感强。一改以前黑色为主的局面，大量运用红色彩绘。风格富丽、精巧。 （5）、马家窑文化马厂型：装饰有直线、折线纹、回纹、网纹。人形纹（或称蛙纹）最具特色。 6、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黑陶文化，因为1928年最先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故称“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Black pottery)。黑陶采取轮制法。器型浑圆工整、厚薄均匀。封窑技术使窑温增强，提高了器物的硬度，并产生灰色和黑色陶器。黑陶具有下列特点： 黑：乌黑的色彩； 薄：薄如蛋壳；最薄处不足1毫米。又称“蛋壳陶” 光：器表光亮； 纽：具有器耳或者盖纽。 7、原始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也是工艺造物的萌芽时期。工艺美术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具有如下特点：1、就地取材；2、工具的创造日趋美观、实用；3、装饰纹仰具有浓郁的宗教意义、几何化、图腾化、抽象化；4、装饰趋向于形式美感；5、技术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主导因素。 8、“青铜”是指自然铜（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颜色灰青，故名青铜。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前2000年前左右开始，典型特征是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各种器物，时间长达1500余年。商晚期与西周早期最为高峰，春秋晚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逐步衰退。 9、失蜡法，用蜡作原料制模。外包泥浆、用火烤干即可。此种方法能生产和设计复杂的容器。 10、司母戊大鼎，高133cm，长110cm，宽78cm，重875公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造型雄浑大气、厚重、庄严，四柱足粗壮有力，长方形鼎腹周正雄伟、两耳挺拔，显得十分威严。司母戊大鼎以夔纹和饕餮纹为主，腹外为装饰带，铸造时需要一百人操作，用七八十个坩埚（炼铜器，12.5公斤） 11、春秋晚期鲁国的工匠总结当时的手工艺技术，写成《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朴素的工艺观。 12、三代时期的青铜酒器五爵指的是：爵、斝、角、觚、觯 13、金银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工艺方法是在青铜器的表面依照图案纹样凿刻出浅槽，然后再嵌入金垠丝，经过锤打后磨平，这种装饰方法使青铜器呈现出华贵绚丽的效果，宗教气息较少，世俗气息更加浓郁。 14、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装饰以饕餮、夔纹为主，具有狞厉之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我国古代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15、汉代灯具特点： （1）功能合理（尺度适宜、消烟除尘、挡风调光） （2）结构科学 （3）造型生动、灵巧生动，优美活泼 （4）装饰华丽、纹样丰富，色彩灿烂。 例子：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与朱雀灯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长信宫灯通高48cm，宫女形象为基本造型。跪于地，头梳发髻，上戴头巾，上身下直，左手持灯座的柄，右臂高举，袖口形成向下的灯罩，像喇叭一样，体内是空心，起消烟作用，灯盘内有槽，槽内有屏板形成灯罩，可以转动，开合调节照射的方向与亮度，还可以挡风。科学性、艺术性完美统一。 16、铜镜使人们关注自身的美。山字纹是战国时期铜镜的代表性装饰。规矩镜也称为“ TLV镜”，流行于王莽时期，常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图案。 17、瓦当：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叫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具有代表性的如汉代的四神纹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8、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特点。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硬而单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19、唐三彩：驰名中外的“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用白色的粘土作胎，用含有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作为着色剂进行上釉，再经过800℃温度的烧制，在器表上形成色彩斑斓的釉色装饰，十分绚丽。唐三彩的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彩色斑斓。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 20、夹苎：（苎指苎麻纤维织的布）夹苎是用漆直接造型的的工艺方式，从木胎－脱胎，标志工艺本身的成熟。考古发掘证明发现较早的夹苎漆器是湖南常德战国墓出土的夹胎漆奁。 21、金银平脱：用薄金片或银片做成花纹贴在漆器上，加漆两三层，再研磨平整，显出金银花纹由（又称推光）富丽华美. 雕漆：以前在木胎上雕刻再上漆，到唐代后，先在漆胎上涂漆数十层，待一定厚度，再进行雕刻（剔红）当时刀法快，古拙，不如后来纤细圆滑。 22、戗金银：宋代新创的，用特制的工具在漆面雕刻花纹，在刻纹中上漆后，再填以金粉源于战国的针刻。填金的是戗金，填银的称为戗银。 23、中国青铜艺术之后，漆器工艺发展逐渐兴盛，取得伟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夹纻甚为流行；元代是我国雕漆发展的高峰时期，14世纪中叶，浙江嘉兴出现两位著名的巨匠 张成、杨茂；明代还出现我国古代第一部漆艺专著《髹饰录》，是由安徽新安著名的漆艺家黄成写的。清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制漆中心，各具特色。如北京的雕漆、扬州的螺钿、福州的脱胎。 24、渎山大玉海：墨玉酒瓮 杂色墨玉 高70厘米，宽135厘米，182厘米，重约3500公斤。可容纳酒30石，造型气势磅礴。内刻乾隆作的三首七言诗及注释.开始造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已经700多年。初置琼华岛广寒殿中，后流落到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内，道人用以菜瓮。乾隆时“合以一千金换取，置承光殿中”（北海团城）浮雕装饰极为生动，设计巧妙，“变瑕为瑜”。 25、素纱禅衣：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即长沙国丞相，完整的织物品和服饰达100多件。有两件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最轻薄的丝织品。素纱禅衣，长128cm，袖长190cm，无色纱。这件禅衣是用作罩衫，穿锦衣外面的。古代妇女的衣服轻细，往往外罩一件禅衣，华丽高贵。其仅重49克，不足一两，如果除去领和袖口较厚重的边缘，重量仅半两多一点。 26、中国刺绣历史悠久，唐代之前，多为实用以及装饰用，宋代趋向于观赏性，讲究绘画性的传神意境表现。清代形成许多地方刺绣。著名的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名绣。 27、年画是民间工艺中的重要门类，明清以来的著名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 。 28、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各大窑系在陶瓷品种上各具特色。如定窑的白瓷；哥窑的开片；钧窑的窑变。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质朴豪放；南方的建窑和吉州窑窑主要生产黑釉瓷器。 29、明式家具：（1）明式家具是明代到清代早期以花梨木、紫檀、红木、铁力木等高贵材料设计制作的优质家具。（2）明式家具采用榫卯结构，造型简洁，庄重质朴，线条优美；（3）不事雕琢，装饰洗练，注意自然纹理和材质美感；（4）工艺精巧，比例适度，典雅大方。明式家具式我国古典家具的杰出代表，对于现代家具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 30、陵阳公样：指唐代时期著名的织锦纹样。由窦师伦设计，因为他被封为陵阳公，故名。纹样章彩奇丽，常以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祥鸟瑞兽、仙花瑞草为题材，图案采取对称形式，取意和睦吉祥，艺术效果很好。 31、宝相花：是唐代流行的织锦花卉纹样，在其他工艺美术中也用作装饰。基本构成多是以牡丹、荷花、菊花为主题，再配上规则排列的联珠，造型丰满，层次繁密，以推晕法表现鲜艳的色彩，装饰性强，富丽堂皇，含有宝相，艺术价值高。 32、纳失失：指古代加金织物。又称织金锦。一般有片金和捻金两种。约始于战国，元代时期极为盛行，为统治者独享的织物。也叫“纳克实”、“纳石失”、“纳失思”等。 缂丝：我国传统工艺之一，新疆楼兰曾出土汉代缂丝，也称刻丝，克丝。现在仅苏州有制造。 33、云锦：明清时为官廷织物，用于服饰、赏赐，富贵华丽绚烂如云霞（南京生产）。有妆花，库锦，库缎等。 我国陶艺发展到明代进入彩绘的世界。明代以前，陶瓷以青瓷为主；明代以后：白瓷发展快，为陶瓷装饰与审美开拓了新的天地。景德镇成为全国陶瓷中心。江苏宜兴被称为陶都，生产紫砂陶器。明代官窑器开始用年号题款。 34、斗彩（逗彩）：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即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上釉烧成青花之后，再在釉上彩绘，填入五色，色彩艳丽，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结合。各种色彩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成为后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成化时期斗彩以酒杯著名。成化鸡缸杯，以装饰鸡纹为最，成化彩绘多为平涂，故称“成窑一件衣”，风格秀丽清雅。 35、五彩：是成化斗彩之后的又一新品种，以明代嘉庆、万历时期较突出，清代康熙时也有很大发展。是斗彩的再发展，青花颜色的地位较斗彩弱，或成众色之一。红、黄、绿、褐、紫等为主。 36、清代粉彩：创于康熙时，流行于雍正时期。颜料中加玻璃白（砷）使颜色烧成后软化，柔和，淡雅。故又称软彩。格调文雅，深受宫廷喜爱。以绘画题材为装饰，艺术价值很高。
以中国古代某一器物的设计为例，论述其工业设计理念与工业分析。 1500字论文 。 急需。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 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 北方仰韶文化彩陶发达，南方河姆渡文化雕塑出色。以后，东部地区龙山文化黑陶则以造型取胜。 装饰的萌芽:图腾 石器工艺: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是指用打制的方法制成的比较粗糙的石器，人类使用旧石器的时间相当长，约数十万年。新石器是指在打制的基础上还经过磨制的石器。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叫做“中石器时代”。 陶器工艺:陶器工艺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陶器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仅丰富了生活用具，而且也加强了定居的稳定性。 其它工艺（牙骨雕、染织、编织等）略 商代的工艺美术: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青瓷。商代青铜工艺进入鼎盛，分为礼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杂器、乐器、兵器、工具等类别商代青铜器在艺术风格上，型制凝重、多直线造型、中轴对称。以饕餮纹、夔纹为典型纹饰，风格沉稳雄浑。 陶瓷工艺:青铜工艺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代替各种生活用品。而青铜器的成本高，只能为奴隶主所占有和享用。广大奴隶的各种生活器皿，仍然采用陶器。因此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较普遍的发展。商代的陶瓷工艺分灰陶、白陶（高岭土制成，商代白陶的装饰沿用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技巧，饕餮纹、夔纹）、釉陶和原始瓷器等多种。 雕刻工艺（石雕、玉雕、牙骨雕） 其它工艺（染织、漆器） 周代的工艺美术:周代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思想和哲学观念上均有很大不同，具体表现“礼治”、“仁治” 代替了“武治”和“慑服”，即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礼的特点通过等级和秩序体现，在工艺上看，就是形成了浓郁的秩序之美和韵律之美。 青铜工艺:西周青铜工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大体上是继承商代的艺术风格。在后期，即在成康以后，才开始形成周代的自己的特点。 陶瓷工艺:周代原始瓷器，系用高岭土烧成，敷有黄绿色或青绿色薄釉，烧成温度达1200°C左右，并具有不吸水有金属脆音等特点的早期青瓷。主要造型有罐、碗、盂等，另外，豆、盘、尊等也较常见。周代的陶器以红色的粗泥赤陶为主，装饰有绳纹、会纹、S纹、弦纹等纹样，朴素而大方，同时也十分实用。 玉雕工艺:周代的玉器，由于与伦理道德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得到社会的特别重视。玉雕工艺在周代十分发达，并以玉器为礼器，用途十分广泛。染织工艺:第五节 染织工艺据《诗经》、《礼记》和《考工记》记载，周代已有十分发达的养蚕、缫丝、织帛、种麻、采葛、织绸、染色等染织工艺，分工明细、技艺成熟。特别是在《书经》中有对“十二章”的描写，所谓“十二章”是一种具有宗教涵义的十二种图案，自西周起，成为中国古代帝王服饰纹样的典型图案。 春秋战国的工艺美术: 春秋时代：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已经调动不了各诸侯国，他们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内部开始四分五裂，列国战争频繁，形成了一个大动乱、大转变的时代，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 战国时代：经过春秋时代长期激烈的兼并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灭亡，最后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强国，兼并战争仍在不断进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奴隶制逐步衰落、瓦解，封建制逐步建立、发展的时代。此时发明了冶铁。学术领域，百家争鸣。 秦汉的工艺美术: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强大而文化昌盛的时期。在工艺美术领域，这一阶段具有统一性和巨大性的风格特色。典型的秦青铜器有：秦鼎、蒜头瓶、青铜鍪。秦鼎的装饰和造型特点：浅腹、矮腿、蹄足、弦纹、朴实无华。 汉代的工艺美术: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强盛、扩张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汉武帝时达到了全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上升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整个工艺美术的过渡期） 汉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把这一时期简称为六朝。这一时期是一个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出现了两大特点，即北方黄河流域佛教艺术盛行，开窟造像，宗教气氛浓郁。工艺美术上，铜器、石雕、织绣、漆器工艺均与佛教相关，莲花、忍冬纹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内容；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在玄学影响之下，在装饰题材上，打破了汉代云气神兽的传统内容，出现了反映当时宇宙观的新题材，可以以竹林七贤砖画为代表，具有空灵，清秀的艺术特点。 隋唐的工艺美术唐代工艺美术的艺术风格，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可以用“满”字形容。由于它富于情趣化，所以也可以用“情”字来形容。唐代统一我国广大疆域，团结边疆诸兄弟民族，沟通中外文化、促进交流，形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它熔铸南北，渗用古今，糅合中外，创造了灿烂的盛唐工艺文化，不仅对国内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世界工艺文化史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宋代的工艺美术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 元明清工艺美术封建的、君主制的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古典工艺美术发展史的最后阶段。从元代工艺美术的豪放、刚劲、雄浑和明代的典雅、洗练、含蓄到清代的繁缛、精美、华丽，中国古典工艺美术在艺术风格上终于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和装饰趣味。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留有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灿烂篇章. 这是我整理的一些，你应该可以用到的.....
1.舒适实用：客厅家具的设计应注重“以人为本”的功能需求，有80%的群 体认为家具应注重舒适实用。 2.搬运方便：把客厅家具作为摆设，放置后“巍然不动”甚至于“传宗接代”已不能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了。希望客厅家具方便搬动的占44%，而持“无所谓”态度的占10%。 3.客厅家具色彩：客厅家具的色调与现代居室环境相协调，同时又能体现出主人的性情和爱好，将是未来客厅家具流行色调的个性化主题。有36%的人群希望客厅家具“与居室装修协调”。 4.价格：现在客厅家具市场上的“价格战”越演越烈，但是，调查显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对价格势不是唯一的选择目标（当然，这与消费层次有所关联）。将近52%的人群希望价格“再低一点”，48%的调查人群对价格“无所谓”。 5.环保：在被调查的人群中有60%的人群要求所购买的客厅家具“无毒无害”，只有4%的人群对家具环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6.客厅家具用材：用“木材”制作家具是人们心目中永恒的追求，关键是怎样把木材的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另外，“玻璃”、“织物”和“皮革”等材料能体现家具产品的质感和亲和力，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调查显示，希望家具用“木材”的占居了42%；用“玻璃、皮革、织物”38%；“其他”占20%。 7.客厅家具的使用年限：家具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要“传综接代”了。有36%的被调查者要求家具能使用“10-15年”，而只有6%的被调查要求使用“30年以上”。 8.客厅家具设计：客厅家具的“时装化”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而不赶时髦，追求个性是现代客厅的概念，是从“跟从型”消费转向“理智型”消费的具体表现。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以前的优秀作品，是生活与艺术的追求，体现优质的生活品味（如右图的组合沙发，色彩鲜艳、线条柔和、结构精致——基本和人们对女性本身的概括一致）。家具设计个性化已日益凸现，有48%的被调查希望能亲自参与设计，有30%的被调查对家具设计特一般的态度，只有6%的被调查者对家具设计“无所谓”。 6、知名厂家的家具分析 1、EDRA家具 edra家具的设计一直代表着前卫设计的力量，它几乎每件产品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很快地融入到室内空间中，它的产品特色主要是一用材料来表现一种机理美，让机理质感来提取材质更多的内在美，如下图的一张用碎木板粘的坐椅，它除了保留木本身自然质感外，它更多的是把表现一种解构主义设计理念的自由与张扬。但是我们不能说它的产品只受到什么设计理念的影响，因为它的每件产品都不只是为了某种理念而产生，他在生理学意义、语义学意义和工业意义上都表现得很理性，这是我很值得学习的一个家具公司。 2、LAGO客厅家具 LAGO是一家意大利家族家具公司，改革是他天然本能的一部分，他认为，“规则在他那里就是没有规则”。客厅家具能具有更多的逻辑功能，具有更理性的灵活性，他们做到了真正在设计一种生活。 右图是LAGO的电视组合柜，把大的整体单元化，是他客厅家具的特点，表现了生活的灵活性，或许还可以分出个酒柜来，企求满足更多的消费者的需要。 保护环境，善待地球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国际上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需要文化的交流，而家具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互相了解，包容是很重要的。了解区域性民族文化，这是Lago设计开发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他们大多产品总能带些民族文化和趣味性。左图的七巧板组合架是根据中国古代的一种活动设计的，它也具有空间的灵活性，多用于客厅装饰架，也可用与卧室，书房。 7、市场调查小结 现代的客厅家具让人们欣喜地发现了让家具适应人的生活而不是人适应家具的好处。沙发，放弃了所有花俏的细节，方方正正，纯色，柔软，棉布，深藏青或者铁锈红，或者干脆米白，配上银色脚。即使是真皮沙发，或者再欧陆一点，扶手也简化成了弧线，雕花，不见了。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家具设计毕业论文` 前言 中国现代紧凑的空间、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通过设计追求独特的生活理念，要求设计师具有更严密的设计思维。在过去，或许某些设计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和经济效益，而在今天却造成了严重危害。(如泡沫快餐盒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却造成了今天严重的白色污染，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在用。)设计存在误区,主要的原因是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不够严密，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够强。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各种问题困扰着人们，环保意识也有所提高，人们重视的主题是文化、环境、生态和个性。于是，人们重新冷静地去思考一种产品存在的意义，判断一种产品存在的意义，应该是生物学意义和语义学意义而不是工业学意义，设计师的责任就是使得人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为人们设计更美好，更合理生活。因此，产品设计开发在考虑工业意义的同时，应该多一点从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多一点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去思考，这样也为产品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这便是我客厅家具设计前做市场调查的目的。 一、2004年家具市场概况 人们越来越不习惯让屋子被家具塞得满满当当，也越来越不习惯，让家具的繁缛花饰来打扰心灵的安静。所以，客厅家具越来越简约清瘦，正成为流行的一种理由。 1、家具市场价格动态 今年客厅家具市场的价格走向，仍呈现出了不同层次，名牌产品因含金量高和浓郁的文化艺术品味，将保持其质优价优，物有所值的水平（如左图这套休闲椅，优美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曲线及其工艺的精细，市场上可卖到1500元）对消费者来说，不仅是买一种使用功能，更是买一种文化，这也体现了生理学意义和语义学意义给家具所带来的附加值；中低档客厅家具的价格稳中略有下降；某些经营者价格水分过多，或者“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现象虽明显减少，但仍时有发生，这一现象将随着市场的逐步规范而销声匿迹。入关初始，进口客厅家具市场的反响并不强烈，价格浮动非常小，但随着关税的逐渐下调，进口客厅家具的价格有了一些动作，比如某些国际大品牌的进口客厅家具的价格下调了２０％～３０％，基于进口家具高昂的设计费和运费，它们的价格仍然是普通消费者望尘莫及的。不过，随着关税的进一步下调，进口家具的价格将有所降低。 一个物品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消费者对它的评价来决定的,而与它的成本关系不大。这个价格叫做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当需求者急需得到某种物品的时候,该物品对需求者而言效用就高,因而也就愿意花较高的价格来购买它;反之,需求者愿意出的价格就低。所以，面对国外高水平的设计，我们只能提高自己的设计品位，这才能开拓我们的市场。 2、家具新消费 光顾家具市场的群体及其所期望的家具性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某高校对经常光顾家具市场的消费群体在年龄、学历、收入，住房面积四个方面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数据显示：1.年轻一代是家具消费的主流，经常光顾家具市场的人群中20-30岁的消费者占42%，31-40岁占22%，41－50岁占16%，50－60岁占10%。 2.消费群体知识结构与生活态度在发生变化，经常光顾家具市场的人群中有78%的学历均在大专学历以上。这一群体已不仅仅满足家具的功能需求，而且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期与他们的文化层次与个人品位相吻合。（如右图的组合柜，既有满足功能需求，又有购买灵活性和空间灵活性，还可以体现一种随意的个性。）而一般文化程度人群去光顾家具市场的则寥寥无几。 3.收入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消费者购买家具的欲望和能力。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人群了光顾家具市场人群的74%，家庭月收入在1000-3000元的占26%。 4.经常光顾家具市场的人群中有38%的住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有30%的住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有30%的住房面积在60-80平方米，有20%的住房面积在80－100平方米。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为家具配套提供一个发展空间。 3、家具设计“国际化” 家具的设计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企业采用各种设计合作形式进行产品创新，有的引进设计“外援”，有的则与大专院校的设计专业挂钩，产品在设计含量上得到提升。“联邦椅”的出现，成为中国现代家具的优秀作品，近20年对中国当代客厅家具设计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如左图）。但是家具设计目前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仿冒设计”，尽管设计越来越接近“国际化”，但与国外家具款式的惊人相似导致了设计含量的降低，这也许是家具生产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必然”，消费者仍然渴望看到我们自己的设计师设计出的经典家具。 4、未来客厅家具变化的流行热潮 一些客厅家具材质纸板化目前国外兴起了用纸板制作客厅家具的热潮。这种新产品的设计，巧妙地利用力学原理，使做成的家具有足够的强度，同时在家具表面涂上保护漆，经过特殊处理，解决了不堪重负和怕水忌潮的两大弱点，使纸制的家具具有一定的防潮、防水、防霉、防虫蛀等功能。更令顾客倾心的是它可以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如有图，普通的纸板，主要结构好，就能达到很大的支撑力。） 5、消费者对客厅家具的要求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
东西方设计绘画美学异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绘画审美基点在于“意味”，西方绘画的基点在于“再现”中国绘画最求形象之外的意，线条与超然的色彩更能充分表达主管情感，成为东方美术造型的主要手法。西方人致力于物象属性的研究，造型艺术便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借助明暗规律光与色的关系，空间，体积，结构，运动的表现成为主要造型的依据。东方审美的本质在于尚意，领悟，对真实的理解是物体对应情思后“升华了的真实”，西方审美本质是尚形的，他们认为认为造型艺术的认识必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审美必须有客观依据，有准确的概念，推斥了东方的“领悟性”重视自然给人的美感及生活体验的功用。东方：逻辑体系严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足不求颜色似”如山水画讲究意境，讲究“澄怀味道”，“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灵气往来，无画处皆成妙境”。画面上用大面积的空白，大块的墨线与墨块，多视域的构图处理，成为东方人理解到有相辅相成的艺术创造中的宇宙和谐实体。西方人认为：“之所以世界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有各自都具有不同的数量关系。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美在于‘数的和谐与比例'。一切造型艺术要依靠对数据恰如其分的把握”。如此自然最完美的比例节奏构成了重要依据.完美的古希腊雕塑来自理想中比列的和谐与完美,神庙建筑来自几何图形的和谐统一,艺术史成了这种和谐与人感知的理想契合.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论文 室内设计创新之路室内设计如何创新，是一个长期的热门话题，它主要针对当前建筑室内设计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忽视室内环境特点和要求，忽视建筑形式与内部空间的整体性，盲目照抄照搬、盲目追赶潮流、盲目进行材料堆砌、盲目听命于甲方老板、盲目追求效益的倾向而提出来的。 一切艺术创作的创新问题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因为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所谓标新立异、推陈出新，都是指在继承过去设计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开拓新思路、发掘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寻找新题材。在建筑创作范畴，还要探索新结构、新技术领域、开拓新的材料来源。我国现阶段的室内设计，由于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的制约，还没有形成既结合国情，又具有鲜明时代感的设计风格趋向，普遍出现照抄照搬西洋或中国古代建筑样式或装饰部件的情况，这就是社会上公认的以拼凑代替设计的现象。说明我们缺乏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建筑文化素养。 其具体原因是： 1） 对建筑室内环境的意义缺乏理解，缺乏正确的建筑环境意识和念。2） 社会整体建筑文化发展的落后（或称繁荣中的危机）。 3） 建筑设计、施工管理机制不完善。从社会观察中发现一些问题十多年来，我国室内设计从无到有，出现空前活跃之发展势头，对于开创广大人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设计创作中也出现不少好作用。但由于室内设计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和专业，刚刚建立，人才培养还没有跟上形势，行业的兴起更是基础薄弱。出现上述情况是基于根本的设计观念模糊： 1. 对环境认识的模糊认为室内设计是在已有建筑空间中进行表面装修和布置家具、悬挂装饰灯具和布置其他装饰品。把室内设计看成单纯的视觉条件的改善。即是从简单的装饰要领出发去认识室内设计，把建筑室内空间内涵与建筑设计割裂开来。实际上，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一种延续，它们都是属于建筑设计范畴的。 室内环境的设计究竟包含哪些东西，这是值得进一步弄清的问题。室内设计主要指在现代建筑条件下，创造合理完善的建筑室内环境，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当今室内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是由于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和充分反映时代的需要。 室内设计是现代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综合产物，对于室内设计的研究，受到若干新兴科学发展的影响，如行为科学、环境心理学、环境物理学、环境艺术和现代室内设计工程管理等。这门学科最广泛地包罗人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活动内容，反映了人们相互交往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室内设计应充分体现人的价值特征，必须以人为主体确立设计依据，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寻找和它们相适应的环境形态结构。研究室内环境问题，要研究人的多种生活体验，研究人的感觉、知觉、习惯、智能和各种生活活动规律以及人对于室内环境的各种反映等。 室内设计又是一种文化活动过程，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建筑室内空间往往以自身形象（包括空间形式、节奏和秩序）和相关的装饰手段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特征，不同的室内空间表现不同的环境气氛和具有不同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弱觉等来完成） 如果不从以上室内环境意识的观念出发，社会造成设计思想的混乱。 2． 在社会文化变革，建筑文化变革中出现的模糊观念。改革开放，使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 种冲击表现为大量西方科技、文化被引进，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典雅的、通俗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潮在无选择的传播。总的说来，对于我们拓展视野、更新文化观念、繁荣艺术创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建筑（包括室内设计）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载体）在外来建筑思潮影响下，使我们在追求时尚的社会心理之下，普遍表现为求新、求异，或追求多样化。这种倾和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后现代主义恰好不谋而合。我们讲的拼凑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倾向的有意无意的表现。这是当前典型的室内设计的社会模式。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建筑思潮，由于其形式和内涵的多样性和通俗性，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时尚建筑形式。后现代主要针对现代建筑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的另一种颇具哲理性的创作方法，它对于当代建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社会上对多种建筑形式的生搬硬套，或者照抄一些后现代建筑师作品的某些细部，实际上它的建筑内涵十分浅薄，有的甚至与后现代的基本思想的混乱表现之一种，其直接原因是建筑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脱节。 3． 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某些社会扭曲现象，严重影响了设计创作的正常发展。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带 来的不公平竞争，使室内设计创作面临许多新问题，其中主要是设计成果的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冲突。有的人为了单纯追求效益而盲目顺应甲骨文方要求。某些暴发的老板没有文化素养，在他的设计下出现华而不实，谈不上什么文化品味的东西，一些奇而不美的低劣设计普遍出现，严重损害了建筑的功能和价值。严格说，这是丧失设计者的社会责任，甚至是出卖职业道德，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4． 室内设计材料使用的模糊观念在不少室内设计工程项目中出现盲目使用高档材料的倾向。有的人自 知设计没有什么内容，便用大量高级材料去掩盖设计上的缺陷，这也是当前设计创作中有代表性的倾向。 建筑空间是由一定实质材料的界面所组成，选用不同材料的结构和围护构件，按照材料，基本性能和力学规律围合成的室内空间，具有满足使用功能和人的审美要求双重特征。运用不同材料，在室内出现不同形式的空间界面（如蓬波杜中心的金属结构天棚、居室中的木屋架等）在室内产生各种形式的线、面、体等空间构成要素，这是材料与结构对室内环境产生的综合影响。某些新材料构件的应用，如大型玻璃隔断，使室内空间出现通透感，大大丰富了室内空间层次变化，这些都改变了传统建筑形式和它的设计方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室内空间的整体形象是材料，结构和空间共同体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象。 另一方面，材料因为体现了本性才获得价值，材料的质地和肌理可以加强空间环境效果，并使它的基本形象更具有意义，所以任何材料的运用都应体现其本质，如建筑材料中的木材料的运用都应体现其本质，如建筑材料中的木材被认为是最具有人性特征的材料，人们都愿意接近并喜爱它生动的纹理和天然光泽，在使用时有意去表现它。砖是一种普通材料，但在当代建筑师心目中仍然把它看做一种富于自然品格和表现力很强的材料，国外不少低层住宅、办公室和一些文化类建筑室内，普遍采用清水砖墙，在现代环境中不断更新其材质和表现特性，砌筑方法，开发其新的肌理，使它发挥更大潜力。 对于室内装饰材料的研究，除了掌握其功能特点外，主要应研究材料本身的素质和艺术表现力，以及人的视觉、心理反应等。 室内设计的各种意图，必须通过材料的合理运用来完成，可以用在室内环境中的材料很多，但要达到合理运用则比较困难，我们应当学会主动驾驭材料，最大限度发挥材料各自的优势，而不能盲目乱用，甚至无原则的高级材料堆砌。对于高级装饰、装修材料的使用，应重点突出，体现高材精用的原则。目前，很多工程中，不分重点地将一类高级材料，如花岗石、不锈钢、高级硬木、镭射玻璃等到处乱用，以为这才能体现他的所谓装修档次，这实际上是把使用高贵材料和提高环境质量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混为一谈。 这种指导思想，离开室内设计基本方向和原则，不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使室内环境给人一种不伦不类暴发户的印象，或者说是把室内设计简单化、庸俗化。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对秦国时期兵器标准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粘过来你参考一下：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地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 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铍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 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湖北鄂洲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八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十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两千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些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准也是不可能的。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透过这些冰冷的青铜铭文，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个遥远年代中一些普通人的命运。这个叫Zhe的人做了好多年兵工厂的厂长，ZHE每天都要检查兵器生产，他得向丞相吕不韦负责。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为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他必须尽职尽责。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工匠。专家在铭文中一共发现了16个工匠的名字。在秦国的手工工场，工人一般都是终身制。无论如何，这个叫DIAO的工匠一生都得在工场度过了。16年的劳作，“窵”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就是这些像“窵”一样的普通人，制造出了留到今天的这些精良兵器，从一丝不苟的加工痕迹上，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他们粗糙的双手和专注的目光。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不知道你这个是毕业论文还是用于评定职称的，不过你可以到一些期刊网去查询一下，应该可以查询的到你所需要的论文内容的，比如说燕子期刊网。
数字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创造的，而是发源于古印度。数字后来被阿拉伯人用于经商而掌握，经改进，并传到了西方。西方人由于首先接触到阿拉伯人使用过这些数据，便误以为是他们发明的，所以便将这些title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造成了这一历史的误会。后来，随着在世界各地的普遍传播，大家都都认同了"阿拉伯数字"这个说法，使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误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数字，实际上是阿拉伯人最早开始广泛使用数字。传到欧洲后，欧洲人非常喜爱这套方便适用的记数符号，尽管后来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习惯了，就一直没有改正过来。数字是古代印度人在生产和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在古代印度，进行城市建设时需要设计和规划，进行祭祀时需要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于是，数学计算就产生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印度河流域居民的数字就比较先进，而且采用了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到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出现了整套的数字，但在各地区的写法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婆罗门式:这一组数字在当时是比较常用的。它的特点是从"1"到"9"每个数都有专字。现代数字就是由这一组数字演化而来。在这一组数字中，还没有出现"0"(零)的符号。"0"这个数字是到了笈多王朝(公元320-550年)时期才出现的。公元四世纪完成的数学著作《太阳手册》中，已使用"0"的符号，当时只是实心小圆点"·"。后来，小圆点演化成为小圆圈"0"。这样，一套从"1"到"0"的数字就趋于完善了。这是古代印度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古印度发明的数字首先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印度的近邻国家。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1.1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y�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P.Gabriel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1.2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1.3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1.4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1.5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1)△2+ n(n�1)(n�2)△3 + n(n�1)(n�2)(n�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1.6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c+h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1654年。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6�。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一种长方锥体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3�。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浅谈中国古代数学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的祖先有很多优秀的，好的东西留给了我们同时也留给了世界，四大发明，影响着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另外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数学，中国古人对数学的研究以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在中国明代中叶以前我国的数学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我们的骄傲，我国古代的许多数学家曾经写下了不少著名的数学著作。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古算书而得以流传下来。这些中国古代数学名著是了解古代数学成就的丰富宝库。比如，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它们都是公元纪元前后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能够使两千年前的数学书籍流传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最早由于没有印刷术的出现，我们的古人都是用手抄写的方式，把这些数学知识传给下一代的，古代的数学家给已有的算数作出自己的注解，同时提出自己的心得 观点和看法。 大家最熟悉的数学著作就是《九章算术》了，《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还远及国外。在欧洲中世纪，《九章算术》中的某些算法，例如分数和比例，就有可能先传入印度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再如“盈不足” （也可以算是一种一次内插法），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的数学著作中，就被称作“中国算法”。现在，作为一部世界科学名著，《九章算术》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然而，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这本著作的具体作者是谁，只知道西汉早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前201—前152）、耿寿昌等人都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九章算术》的书名，但是有许商、杜忠二人所著的《算术》，因此有人推断其中或者也含有许、杜二人的工作。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古墓出土《算数书》书简，67 推算成书当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上，内容和《九章算术》极相类似，有些算题和《九章算术》算题文句也基本相同，可见两书有某些继承关系。可以说《九章算术》是在长时期里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的某些算法可能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有了。正如书名所反映的，全书共分九章，一共搜集了二百四十六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九大类，每类算是一章。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出任何推导和证明。直到我国古代的数学家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刘徽可是咱们山东邹平人哟，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海岛算经》，就是刘徽所著，这部书中讲述的都是利用标杆进行两次、三次、最复杂的是四次测量来解决各种测量数学的问题。这些测量数学，正是中国古代非常先进的地图学的数学基础。此外，刘徽对《九章算术》所作的注释工作也是很有名的。一般地说，可以把这些注释看成是《九章算术》中若干算法的数学证明。刘徽注中的“割圆术”开创了中国古代圆周率计算方面的重要方法，他还首次把极限概念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中国古代数学，经过从汉到唐一千多年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更加完备的体系。在这基础上，到了宋元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宋元数学，从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数学著作出现之多和取得成就之高来看，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特别是公元十三世纪下半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秦九韶（1202—1261）、李冶（1192—1279）、杨辉、朱世杰四位著名的数学家。所谓宋元算书就指的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这四大家的数学著作，包括： 秦九韶著的《数书九章》（公元1247年）； 李冶的《测圆海镜》（公元1248年）和《益古演段》（公元1259年）； 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公元1261年）、《日用算法》（公元1262年）、《杨辉算法》（公元1274—1275年）； 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公元1299年）和《四元玉鉴》（公元1303年）。另外，大家都知道《算经十书》，它是指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曾经是隋唐时候国子监算学科（国家所设学校的数学科）的教科书。十部算书的名字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 这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周髀算经》不仅是数学著作，更确切地说，它是讲述当时的一派天文学学说——“盖天说”的天文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当然不能说这两项算法都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为人们所掌握，它仅仅说明在现在已经知道的资料中，《周髀算经》是比较早的记载。另外，还有就是在出现计算器前，我们使用的算盘，对，就是珠算。说道珠算，我们还有必要提一下筹算。筹算在我国古代用了大约两千年，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至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在室外拿着一大把算筹进行计算就很不方便；其次，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的面积越大，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此外，当计算速度加快的时候，很容易由于算筹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筹算需要改革，这是势在必行的。这个改革从中唐以后的商业实用算术开始，经宋元出现大量的计算歌诀，到元末明初珠算的普遍应用，历时七百多年。《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记载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著作。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民间数学十分轻视，以致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从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筹算的改革是从筹算的简化开始而不是从工具改革开始的，这个改革最后导致珠算的出现。珠算是由筹算演变而来的，这是十分清楚的。筹算数字中，上面一根筹当五，下面一根筹当一，珠算盘中的上一珠也是当五，下一珠也是当一；由于筹算在乘、除法中出现某位数字等于十或多于十的情形（例如26532÷8，第一步就是“八二下加四”，就变成），所以珠算盘采用上二珠下五珠的形式。其次，我们可以证明，从杨辉、朱世杰开始到元末丁巨、何平子、贾亨止起除“起一”法外的全部现今通用的珠算歌诀，是为筹算而设的。 杨辉的《乘除通变本末》（公元1274年）和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公元1299年）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歌诀，但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说：“下算不出‘横’‘直’”，其中“横”“直”显然是指算筹的纵横排列，朱世杰在《算学启蒙》中提到“知算纵横数目真”，也是这个意思。《丁巨算法》（公元1355年）、何平子的《详明算法》（公元1373年）、贾亨的《算法全能》（约公元1373年）也有相当完备的归除歌诀，但是都没有提到珠算，而《详明算法》还有许多筹算算草。歌诀出现后，筹算原来存在的缺点就更突出了，歌诀的快捷和摆弄算筹的迟缓存在矛盾。为了得心应手，劳动人民便创造出更加先进的计算工具——珠算盘。 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珠算盘的是明初的《对相四言》。明代中期公元十五世纪中叶《鲁班木经》中有制造珠算盘的规格：“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线上二子，一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把上二子和下五子隔开的不是木制的横梁，而是一条线。比较详细地说明珠算用法的现存著作有徐心鲁的《盘珠算法》（公元1573年）、柯尚_迁的《数学通轨》（公元1578年）、朱载堉（1536—1611）的《算学新说》（公元1584年）、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公元1592年）等，以程大位的著作流传最广。 值得指出的是，在元代中叶和元末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有提到珠算的。例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刘因在他的《静修先生文集》中有一首关于算盘的五言绝诗；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中把婢仆贬作算盘珠，要拨才动；《元曲选》“庞居上误放来生债”提到“去那算盘里拨了我的岁数”，等等。文学、戏剧中用算盘珠作比喻，说明珠算盘已经比较流行，也说明它是比较时新的东西。因此可以认为，珠算出现在元代中叶，元末明初已经普遍应用了。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珠算出现在汉代，他们的根据是汉徐岳著、北周甄蛮注的《数术记遗》已经明确提到珠算。我国数学家、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曾经考证过，《数术记遗》是甄鸾依托伪造而自己注释的书。在北周时，乘、除运算都在上、中、下三层进行，又没有简化乘、除法的歌诀，因此甄鸾注释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作加减法的简单算盘，和后来出现的珠算是完全不同的。 珠算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对这些国家的计算技术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日本人在十七世纪中叶，在中国算盘的基础上，改成梁上一珠、珠作棱形的日本算盘有次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不仅在数学领域对世界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把算盘这种便于计算的工具推向了世界。希望我们现在的一代还可以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在世界的数学之林再次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
宋元数学总结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甚至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1）高次方程数值解法；（2）天元术与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的立法与解法，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3）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现在称为中国剩余定理；（4）招差术和垛积术，即高次内插法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百度文库里有的下载，建议多找几种版本，拼拼凑凑，一篇论文再加点润色，可以很棒的。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古人写字是纵向的，阅读的人看起文章来，自上而下，感谢一直在点头表示同意！现代人写字时横向的，阅读时看起来一直在摇头表示不同意！古人聪明！
【散文美学】 散文学和艺术美学的重要分支，属文艺（文学）美学的范畴。是建立在散文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散文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古代散文，指的是用文言写的散体文章，与骈文相对，内容极其广泛。散文一词，始于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六朝时盛行骈骊文，气格卑靡，韩、柳反对六朝的骈骊文风，提倡先秦、两汉古朴的散体文章，以后，古文就成了古代散文的代称。在西方，古希腊的神话和英雄传说，当属最早的文学性散文。在中外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作者的著作中，都包含有丰富的散文美学思想，但显得零碎、分散，未能上升到美学的理论高度，有待我们去挖掘和整理。散文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我国迟至80年代才有人专门研究。散文美学以研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去从事散文创作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具体内容是：散文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散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及其形象描绘过程：散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形式结构特征；散文的发展历程和散文的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散文的创作规律和应具有的美学品格；散文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鉴赏散文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方法等。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先秦时期1. 第一部散文集《尚书》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2. 历史散文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3. 诸子散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二）两汉两汉时代，散文进一步发展。1. 政论文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2. 史传文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1）《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贡献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开创了“纪传体”体例。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②《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③ 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④《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2）《汉书》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①《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②《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③ 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3. 赋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赋以铺叙事物见长，继承了《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称为“大赋”。大赋是对东汉以后抒情为主的“小赋”而言。大赋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其他代表作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小赋是汉代后期继大赋后出现的新体赋，至六朝而盛行。多为抒情作品，篇幅较小，少用典故。至唐宋，进士考试科目中的律赋亦称小赋。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三）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马并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赋家是庾信，代表作《哀江南赋》。（四）唐宋时期。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五）元明清时期。本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