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开通西域，形成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即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2、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搞“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现在国外的“唐人街”就是哪个时代文化交流，中国人定居所遗留的实物见证。3、汉唐文化时期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生活习俗（衣服、茶道）、钱币铸造、文字都对当今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巨大历史贡献。
中华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它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如今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法治思想也是源远流长，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司法制度的构建中，法律始终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使得法律逐渐儒家化，这也是古代法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汉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便是中华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它对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春秋决狱”，也被称为“引经决狱”，它是指汉朝时期儒家学者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结合国家法律，然后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的司法活动。《汉书》中记载：“胶东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由于它体现和维护了“三纲”的要求，也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所以得到统治者的肯定和提倡，这也使得“春秋决狱”得以广泛实施。
01“春秋决狱”产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中原地区基本上以法家治国为主。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汉朝。由于多年战乱，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百姓流离失所。统治者面对这也的严峻形势，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和巩固统治。汉初，秦吏出身的萧何便参照秦朝律法来制定新的法典。并且王朝新立，统治集团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创新。
汉朝的法律基本上继承了秦律，但它们在本质上还是有所差别的，秦律更加注重严刑峻法，而汉朝律法则偏向于温和，这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为了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汉武帝时期直接采纳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自此之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开始实现官学化，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儒家学者们开始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或讨论工作。汉朝时期的儒家学者，很多都是充当“法官”的身份来审理案件。汉初所制定的体现法家精神的汉律，由于他们不能及时修改刑律和曲解刑律，所以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这一行为促进了对国家司法活动的儒家化改造。
02“春秋决狱”的对后世的影响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开始重视儒家学说，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韩愈曾在《复仇状》中提到：“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由此可见，唐朝时期儒家经典已经与国家律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它对社会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春秋决狱”直接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的道路，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的儒家化本质上就是礼法合一，它将道德伦理融入法律领域，使得道德与法律共同作用，直接服务于封建集团的统治。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中都开始倡导“德治天下”，并且为后世王朝奠定了封建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历代王朝都以此为样本，不断将它发展细化。
纵观古代法制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刑法是主要的法律，并且原始的野蛮色彩非常浓厚，统治者往往实行严刑峻法，以残酷而着称，它主要达到震慑臣民的作用。西汉时期，统治者开始注重宽刑减罚，汉文帝和汉景帝着重对国家形制进行了改革，自此轻刑缓罚成为中国法治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旨在根据主观因向来定罪和量刑，它将道德融入到司法理念中，使得恶法转化为良法，从而使得法律适用更加科学化。
中国司法体系的发展并不是一日之功，它是经过数千年的文化沉淀，从而慢慢形成的。不仅如此，它还在不断优化发展，现代法律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也是以古法为基础的。
董仲舒曾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决狱”的主张思想改变了法家主张的以客观方面为依据定罪量刑的标准，并主张“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强调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注重罪犯的主观方面，这改变了当时法家严刑峻法的局面，严酷的司法局面得以缓解和改善。自此之后，古代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开始考虑得更加全面，不仅考察客观事实，也会注重主观意识，这进一步完善了古代犯罪理论的构成。
03小结
中国传统的法律强调情法并立，并且在法与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情让于法”。传统的法治思想的传承，必定是有其科学性的。“春秋决狱”有效地协调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它使得“礼法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真谛。当道德融入到国家司法中，这能够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民众更加愿意去了解和学习法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亲情才是最珍贵的情感。正因为“春秋决狱”主张的实施，才使得中国的法律内核思想更加全面，它所涵盖的面更广，包括人的情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如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提倡“以人为本”。如今我们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礼与刑的高度结合的结果，我国正处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从传统的法律体系中提取精华的部分，来应用于现行的法律中，从而来实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制目标。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坐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这个 可以的吧 不难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是指一批建筑师、设计师和理论家开始探求20世纪的新的审美观的运动。对大多数持这一审美观的实践者来说，它不单是风格，而是一种信仰。现代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理性主义，以及从19世纪突然崛起的客观精神。除此之外现代主义另外一个关键的含义是：‘形式服从功能’。这一口号反映了此项运动理性的、有秩序的现代设计方式。进行现代运动的设计师想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最终得出反对装饰风格的纯几何形式。最鲜明的代表就是包豪斯设计学校。他们致力于从事最新观念和最先进的设计，他们强调一种单一的现代运动的设计方法，即利用现代材料和工业生产技术，以原色红、蓝、黄和圆形以及方形为基础形成纯几何形式。在后来的发展中，现代设计也被称为国际风格。这是因为这一新方向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予以的美称。在现代设计运动中有一部分人是服从现代设计的规则的。而在同时期还有部分人并不愿意完全的服从这一当前比较流行的规则。服从规则的突出的代表有荷兰的风格派，俄罗斯构成派，斯堪的那维亚的阿尔多和阿斯普朗德的设计，还有 美国的流线型设计。尽管这些设计和制作展示出了复杂和多变性，但是他们其中始终有着共同的联系。例如，荷兰艺术和设计运动中的风格派，提倡严格的审美观，在创作中使用原色，平面和立体的造型都严格按照几何的式样。此次运动中法国和意大利也有杰出的代表。意大利未来派把自己和左翼法西斯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要利用工业文化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法国勒.柯布西埃的建筑设计艺术也是把纯粹的现代主义精神具体化的杰出代表。其他国家的设计没有完全服从这一规则。例如瑞典和美国，创造了一种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流行的现代风格。斯堪的那维亚和英国更是不大喜欢走极端的方式，在材料的选择上，他们一般更喜欢使用天然的材料而不大喜欢过于几何形的。由于2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萧条，美国出现的一小批工业设计先锋，把机械时代的设计应用到诸如火车、冰箱、真空吸尘器和汽车这样一批的产品上。虽然装饰的概念是现代设计运动极力反对的，但是在这段时期里装饰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流行设计经常使用建筑上的几何形式语言，创造了一种取得高度成功的风格。(如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因为1925年巴黎的一个名字为‘装饰艺术展’的展览，这一风格被命名为装饰艺术。虽然评论家对次褒贬不一，但这并不影响装饰艺术在30年代的风行。但，即使是这样，现代主义者还是把它开除在外，并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称：Moderne 。Moderne指的是介乎艺术装饰风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风格。在这个时期中，现代设计的思想已经成为了设计师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体现在一切的生产和生活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一个事物或一种思想不适合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或是经济环境的时候。那么它就要被时代所遗弃了。所以，到了战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主义和它的价值受到严峻的挑战。现代主义使用的方法太有限了，以至无法设计，它对机械的崇拜压制了人类思想的发明创造力。同时它忽略了给予物体个人的感情和复杂的意义，认为只有一种设计方法是对的和适当的，这种观念无疑是错误的。由于战后经济的停滞和人们需求的变化，在战争的压力下英国出现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设计意味着给每个人相同的选择，按严格控制的定量计划消费。而欧洲其他地方则受到了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提倡的古典风格的影响。纳粹分子把现代运动和同犹太人和公产主义象征联系起来，所以 现代运动在此时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为了恢复经济，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在这些恢复经济的计划中，关键的战略是设计，是它在增加出口、促进贸易和生产中的作用。50年代的设计受到战争的影响，人们还处于物质短缺和定量配给的状态，但此时的设计观念却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人们把变化后的设计称为‘当代风格’，它不仅是一种新设计风格，更代表着未来的图景。战争给人们留下了重建未来的共同目标和事业，所以这种‘当代风格’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设计风格，而是实实在在为人服务的设计。同时这种设计也因为其形式借鉴于美术的发展而被称为‘有机设计’。这样的设计形式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变得灵活多变，由曲线装饰，而且具有表现意味。50年代设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重新出现明亮的色彩和粗犷的构图，这是对战争带来的物质短缺，定量供给以及束缚限制的自然反映。另外，科学的作用以及战后新的审美和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设计师们被科技进步带来的崭新的未来景象所打动，这种对技术新个态度促使了新材料和新技术的采用，也使设计从科学中吸取了营养得到了动力。此时，在20世纪初期支配国际设计局面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到了如今逐渐被意大利、美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代替了。斯堪的那维亚和意大利的设计有飞速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相比之下美国的成就更为突出。在50年代末期的美国一种异样的文化力量开始滋生，波普文化将推翻50年代设计的价值。
艺术设计从一开始出现就和生产密切相关，无论是“设计就是生产力”的提出，还是设计周期的改变与不完美设计的流行，都使全球化时代从事和关注艺术设计的人们切实感受到，艺术设计早已不是先前给产品赋予外形这么简单，还包含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审美趣味的彰显，甚至是个体性格和情感的表达。本报新推出的艺术设计版面，除了关注艺术设计界的产业、学术动态外，还会通过焦点话题讨论的方式，希图在设计与生活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给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增添创意与色彩。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出现于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西方现代社会现象同样在中国当代城市中得到体现，今天的设计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审美观念的阐释，而是在有效解决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对人类情感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预测与控制。一个以时尚文化为代表的新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对此进行有效的研究与把握，应成为中国设计界和设计教育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信息是创意领域的核心，这里面的一个优势是随着我们创造物理的产品，还会需要更多的信息技术的体验；设计和设计思维的集成，使其成
论本土文化与现代设计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回归；承载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把我们的作品作为一个工具或器物来看待，在强调产品实用性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注重产品可承载的情感内容，即希望通过产品获得某种情绪感受，满足特定的感情需要，如友情，亲情，寄托希望，向往；展示情趣，格调，追求自然，回归等。产品被要求蕴涵丰富的情感色彩，以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感情需要。
文化影响现代设计，现代设计传承并表现文化，设计是一个载体，设计体现文化的发展，设计的主观意志应体现在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之上。
一、本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而艺术与科技，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而本土文化本身即是本国人民历代在实践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结、归纳。具有不可逆的传承性。曾经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设计师都企图摆脱传统文化的阴影，但本土文化还是如影随形。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都对现代设计产生连带的巨大作用。
在人类社会，各国的本土文化都在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在此我们仅以中国为例，以点窥面，从中发现其规律性。在当今世界里，像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也只有中华文化，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人对本土文化情有独钟。我们谈中国本土文化，大体离不开易学文化，离不开儒道，释文化，即儒学、道学、佛学。在东方，或者说主要在中国，各种文化相互通融，数千年相安无事，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文化巨大的兼容性，也正是这种兼容性才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文化再传承，中国的设计也在延伸。
本土文化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器物和习惯，就像一个家庭的传家宝和日常行为，站在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即是物质与精神的沉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物质得到改进和创新，使人类有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表述情感的工具，物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在精神系统养成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设计，作为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一些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方面，都可以称之为设计，微观方面，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都包含其中。
设计是"以人为本"，其中的人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主观形态的人[设计师]和客观形态的人[大众群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设计引导人"与"人引导社会"这本身就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法国印象派兴起的时候，连街头擦鞋的姑娘也会谈论莫奈的油画，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宋朝宋徽宗崇尚道教，导致了街上买烧饼的也回说道，这不也就说明了我们的设计在引导人的时候也在引导自己的方向，反过来，人引导设计的时候也在引导自己，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影响意识，意识也影响物质。当人们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向前发展了，这时候用什么作为语言呢？无疑，最好还是本土文化。毕竟本土文化离我们较近，就好像中国人用筷子用惯了叫他用刀叉反倒还不习惯。这就是人的一种情怀，设计师如果把握好了这种情怀，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陈汉民老师在设计王府井饭店的标志时，把传统的中国结与建筑墙壁上的装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看到这个标志时，既有中国情结，又具备现代设计的特点。
靳棣强老师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贝津铭先生更是世界公认的建筑大师，在做中国香山饭店运用江南水乡的青砖灰瓦白墙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文化情怀，形成一种共鸣。
他们这些大师自身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种韵致。
现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个人的`问题，寻找相同切如点，那么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二、本土文化是现代设计的基石
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进行试析，其目的也就在于体现本土文化在现代设计所特有的分量，曾经全球十大营销公司世界伙伴公司的执行长说："本土文化的广告要比国际化的广告效果至少强百分之三十"。因此，他们从来都和当地的营销公司平均持股，使命是增加本地代理商的力量，使之与全球传播集团的代理商抗衡。屡获广告大奖的NIKE广告创意掌门人说："不管他们给不给你奖都别在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广告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惟有从自己的文化和角度出发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什么是你所认为的广告。
以上两个观点告诉我们，使用本土话语言进行创作与设计，向世界呈现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其所具有的广告效应，商业价值是国际化的设计所不能抗衡的。现今社会都笼罩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可当文化也到了一体化的哪天，其实也就是文化的终结点，而设计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将遭遇其同等命运。可这一切的操纵者、传承者、发展者皆为人，以人为核心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 人类最初的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产品本土化设计符合不同民族需要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的亲情感要求，是民族表现欲不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识别的要求表现为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不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祀、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民族认同表现为同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强烈而集中的体现在共同的风俗习惯、情感需求。
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副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石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词，洛可可风格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本土化的问题，设计必须融如当地本土文化中去才能得到持续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本土化并不是对本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融如进去，香港设计师靳棣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淫五千年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如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性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把人们上升到了对人的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如文化，增强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是设计师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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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汉代旷世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汉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这段历史被记录于《董仲舒传》中，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推崇儒家治国之道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之后儒家思想才与皇权统治彻底分割。
这种儒家思想和学说之所以能够被汉武帝采纳，除了与统治阶层的想法不谋而合之外，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加强了封建统治王朝中央集权制。这与汉武帝的治国思想和个人性格都有非常大的关联，同时也非常符合汉武帝时期的统治特点。
实际上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础，又开拓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等做法。
简单说就是除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之外，还兼容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这种做法让以儒学为中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立体化和更具实用性。无论任何学说或者思想能够被统治者所采纳，其实在具有本身特色的前提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统治者的治国思路相契合。否则无论再好的思想或者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也不可能被采纳或推行。
一、儒家思想对汉朝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说，但此时的儒家学说或者思想，已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差异。因为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披上了王朝统治的外衣，所以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思想那么简单了。
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开始，一直到“文景之治”时期其实所采用的治国思想，其实主要以“黄老学说”所倡导的“无为而治”为主。这种治国思想非常符合汉朝初年的统治和发展，因为汉朝初年大汉王朝刚从战乱中夺取江山不久，在这个阶段通过“无为而治”，不仅可以与民休养生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政权，并且促进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发展。
但是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有所提升，并且汉朝在国际社会上的威望也不断升高。再加上汉武帝本人有“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所以从汉初开始实行的“黄老”学说，不仅无法满足当时的国家发展和政治统治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汉武帝的个人性格出现了冲突。
在这种前提之下董仲舒根据多方考虑，并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建议，与汉武帝当时的治国理念一拍即合，从此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治国思想被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源其实就是“尊孔敬儒”，因为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智、信”，以及儒学创始人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治国政策，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以及加强中央集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西汉的时候儒家思想，才会在“百家争艳”的时代脱颖而出。
二、儒术对汉朝治国理念的影响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元元年辛丑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贤明仁君，招四方贤士，征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儒学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这次君臣问策其实已经开始初步奠定了汉朝“独尊儒术”的基础。至于“罢黜百家”其实是董仲舒为官之后，在与汉武帝频繁接触并不断灌输儒家思想之后的产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所涉猎的内容其实非常广泛。但归纳起来其实主要就是个人修养与治国理念两个大方向。公元前西汉武帝开始全面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以儒家两大圣人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正式确立为汉朝的正统思想。汉武帝运用儒家思想统治汉朝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国之强大，不仅对两汉时期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思想，也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论语》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儒家思想中的“仁”，其实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仁政基础，而仁政的基础是“民本思想”。这非常符合汉武帝治国理念，同时这种以“仁”治国的理念，其实也与西汉初年与民休养生息有很大关系。
行仁政可以立国本，反之则可覆国，这种思想和理念其实正击中了汉武帝内心的痛点。他需要通过一种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来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发展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汉朝与匈奴之间，彻底改变“我弱敌强”的不利局面。
三、儒术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因为这种思想不解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同时我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大一统思想”。
当时的汉武帝由于想要和匈奴开展交流，所以需要这种思想做舆论宣传。同时在专制制度之下“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不仅对汉朝有所影响，其实对汉朝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有一定影响。这对西汉时期的王朝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也成为了中国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之一。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不仅适合当时的统治需要，同时对于国家稳定以及对于统一思想和舆论，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而且至此之后儒术成为了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统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看历史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辩证法，也就是说儒术或者儒家思想非常有利于统治国家和人民的思想，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更新速度更慢，也很容易出现一些弊端或错误。比如，儒家思想对统一思想非常有作用，但是在统一思想之后又很容易禁锢大家的想法。但无论怎么说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独尊儒术”确实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决定了此后中国千年的文化基础，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只能算是主流思想中的一种。大家还能包容其他的礼法，但汉武帝继位后，决定推行独尊儒术，这让儒家成了唯一的礼法文化。那儒家到底对西汉，或者说对汉武帝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竟然能让汉武帝如此崇拜儒家。实际上带来的改变大概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这次就为大家做个总结，感兴趣的朋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礼仪之邦”享誉于世，正所谓“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代的“焚书坑儒”，再到汉初“无为而治”，封建统治者们一直在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封建统治的礼法文化。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此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汉武帝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官方思想，而孔子也被尊称为“至圣先师”，而被后世所景仰。 礼、法融合是中国传统统治思想的重要特征，而西汉时期作为中国儒家礼法融合文化的初始阶段，又有在哪些方面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礼法融合，法律制度的变更 秦朝统一天下后，受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以法家理论治理天下，尚刑重法，使得“礼”的概念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变更中被忽略，打破了周礼主张的礼法并存的思想。而汉初的统治者们，看到秦二世而亡的例子，在推行法律的过程中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单纯依靠“法”的制约是否能够上达天子，下及草民，维护其统治地位，显然不能的。是以，汉律上承以前各代立法之精华，下开儒家礼法融合之先河，“以礼行法”，减少法律推行的阻力;“以发明礼”，增强道德的制约力。礼法融合实质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融合，“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而入刑，相为表里也。” 当儒家礼法融入法律之后，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也带有儒家的礼法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这一原则是根据儒家的“孝”和“仁”的思想，在法律面前可以近亲是可以互相隐瞒罪的，是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这一思想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深刻体现出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特征。其二便是贵族特权——“上请”制度，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公侯及其子嗣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有“上请”的特权，一般来说，凡经上请，经皇帝认证，一般都可减免获免刑。 此一点就是调强调儒家宗法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其三在诉讼审判制度上，西汉依照“引经决狱”，“春秋决狱”，仅凭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非法律条文来断案，成为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过分强调“缘心定罪”，这种审判方法的变化，注重于人的责任，使得礼治的伦理原则得以法律的强制力加以推行，同时还加强了对礼治原则的宣传和弘扬，为儒家思想影响封建法律乃至最终实现礼法融合找到了一条捷径。 二、礼法融合，社会风气的改变 汉代以前，民间的信仰比较开化，有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古代神话人物的崇拜，还有对于先秦时期有功于社稷的古贤圣人的崇拜。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皆不是代表儒家正统思想的事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节”、“义”推崇至极。 受西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举孝廉”的影响，一些以孝廉之德的儒者成为人们传颂的对象。统治者以仁孝治天下。由此在社会形成一种“忠孝”观念的风气，忠可以体现为对朝廷的中心，也可以体现为对于家庭的衷心，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便是儒家礼法要求的代表。 西汉中期开始，汉武帝一反秦制，废除了议论战国百家言论的博士，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古代史实，以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为教材。而且，至此以后，儒家经典不仅在官学上占统治地位，民间教授的私学也很兴盛。 选官制度、教育制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使得儒家礼法在民间信仰方面，独占优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士大夫阶层，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将儒家思想作为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要求自己，整体社会观念在儒家礼法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礼法融合，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 在家庭伦理关系上，儒家一直主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在西汉以前，受先秦遗风影响，妇女相对比较自由，为了加强丈夫在家庭的统治地位，礼法首先确立了夫妻关系见不对等，随着父权的上升，妇女的地位不断下降。 就家庭地位而言，妻子要无原则服从丈夫，正所谓“妇，服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妻子死了，丈夫可以再娶。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可以丈夫可以大量蓄妾，而妻子只能安分守己。此外，“七弃“之条还规定了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妻的权利。但一般情况，妻子不能主动离开丈夫。“夫有恶行，妻不得去。” 就社会地位而言，妻子的人格荣辱与丈夫紧密相连，她可以享受丈夫或儿子为她带来的爵位，“女子比夫爵”，如果丈夫犯罪，自然要株连到妻子，“罪人完城旦春，鬼薪以上，.......皆收其妻、子、财、田宅。”汉武帝之后，通过推行儒家家庭伦理关系，使得“男尊女卑“的概念深入人心，加之西汉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对于”贞妇“、”顺女“的表彰与优待政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妇女道德典范，并对后世中国妇女地位产生深切的影响。 儒家礼法文化对西汉社会产生的巨大了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朝廷立法，社会观念，甚至到家庭关系。至此，儒家礼法文化开启了2000多年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使命，汉代对对于礼法的融合，使得儒家礼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石，贯穿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第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人喜好第四，受中国文化影响，如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项目第五，政策法规的要求，如来中国留学深造人，中文必须通过类似于雅思，托福的中文考试。第六，国家的政策宣传，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支教项目。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future.Taking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wo,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name.2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to.The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spread.5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From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name.In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论文不好写啊。
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1] 汉语由口语与书面语两个部分组成，如同其他绝大多数的语言一样。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将口语与书面语这两个部分同时学好，而绝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论他（她）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即使他（她）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极好，但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却学得极差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么，就绝不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试想，一个读写能力极低或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汉语学习者，几乎就等于是一个“半文盲”或“文盲”，怎么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像这种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人，特别是那些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的外国人，却比比皆是。一位国外的汉语教学专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指出过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根据我们在西方国家教汉语的经验，虽然去中国专门进修一、两年汉语的学生在回国后，口语既流利又得体，但是，他们无论是在阅读报纸、文学作品和其他书面材料，或者是自己写信、写报告和文章时，仍旧还有不少困难。这些问题一直到高年级，甚至到毕业时还继续存在。”[2]“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一般没有能力单独进行日常的书面交际，如通信和处理各种业务文件。”[3]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呢？其原因就在于：汉语的口语使用的是一种由有限的语音元素（一共有57个语音元素，其中声母21个，韵母36个）经由简单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语音系统（一共有400多个无声调的音节和1 000多个有声调的音节）。而汉语的书面语所使用的却是一种由几千个书面符号即汉字（常用汉字为3 000多个）经由复杂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汉字系统。并且汉语口语的语音系统与汉语书面语的汉字系统，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必然的或规律性的联系。仅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以至于那些“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那么，对于长久以来在汉语书面语学习方面一直在困扰着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这一难题，其破解之道究竟何在？特别是，面对全球日益高涨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人何时才能拿出一套可以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像学习汉语口语那样容易地学习汉语书面语的切实行之有效的并且成本极低而效率又极高的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法或学习方案呢？如果不能破解这一难题，或不能很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或方案，那么，很显然，汉语国际推广计划就只能仍然以高成本在慢速中前行，而汉语也很难像英语那样作为一种产业而被迅速地做大做强。实际上，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4]与电脑网络的紧密结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纸笔书写系统的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而有效地使用这种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不仅可以使我们以每分钟100～200字的速度99％以上的准确率进行中文速记即听打，而且可以使外国人在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面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保持紧密的同步，使外国人可以最低的成本，即以最低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在短时间内同时学好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即不仅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好获得成功，并且同时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也同样学得好并获得成功。概而言之，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以同步高效完成听说教学与书写教学任务的具体实施步骤，可描述如下：1．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汉语拼音的声母与韵母之后，即开始借助普通电脑键盘，根据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对声母和韵母的定义，使用不同语速的声母和韵母的录音文件，训练学生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直至学生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双手的十指之上，如同他（她）前此已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的发音器官上一样。2．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单词和基本词组之后（请务必注意，此处所说的是单词和基本词组，而非汉字！），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3．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句子之后，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句子，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句子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4．对其后第二课、第三课等的单词和基本词组及句子，重复实施上述的第2步和第3步。如同上述那样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引进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并将该技术作为整个汉语教学过程中一项不可须臾离之的重要的教学工具加以使用，则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就将成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攀登汉语顶峰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终南捷径”。而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之所以可以成为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则是因为：1．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进行汉语书写的原理，与人使用其发音器官口说汉语的原理，二者是一样的，并且前者是在仿生学的意义上对后者所做的一种人工模拟。因此，汉语书面语的学习就变得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一样的比较容易。2．跳过了繁难、枯燥、耗时并需要重复练习同时又不得不一笔一划进行书写的汉字练写过程。3．通过使用键盘，与（汉语）思维或口语同步地进行书写。衷心希望海外三千万正在学习汉语的和更多的即将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借由此一“终南捷径”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学好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