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 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 R. 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 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 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 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冢本善隆教授，冢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冢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at 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冢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 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 (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 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ete chinoise du V au X siecle，1956)。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你可以看看余英时的文章，他的应该有英文写的。还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等人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期刊，比如哈佛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研究学刊》（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一般导师都是建议写可引用资料文献很多的那种大众化题目，你开始提的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都没法找切入点这是我同学当时写的题目，给你参考一下，一个写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她是拿《红楼梦》的翻译作为切入点展开论题的，具体好像是分析翻译的几个理论在这部名著翻译是如何应用的，进而把这部名著所表现的古代封建家族的图景诠释性的展示给国外读者，她写的论文论题就直接把“红楼梦”用上去了另一个写的是在礼仪方面“婉转语”的应用，打个比方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不说die说pass away，但她也是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商务礼仪这个方面，好些多了总的来说，就是把范围一缩小再缩小就可以定论文题目了，我当时写的是英美文学，同样是这个道理，我开始是分析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不同阶级，导师说还是不够具体，后来我就直接分析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要论证的论题是从分析小说的不同阶级特点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当然你开始想不出这么详细的可以求助你的导师，她说的有道理，剑走偏锋不一定能得高分，反而给你找合适的资料带来困难像我那位分析红楼梦的同学，把红楼梦的英文名输入学校的文献数据库，结果搜出来的文献有N多篇，她看到快吐血了，不过这是好事，能用的文献越多越好写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在写之前、或者说是查找相关文献之前，你需要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1)研究所属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这个问题已经知道多少;
(2)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
(3)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
(4)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
因此文献综述部分，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
通过对研究课题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了解前人在研究课题方面提出了哪些问题。一般地，对于任何研究主题，都或多或少有前人涉及过，都会提出若干观点，为论文写作或者研究提供启发。
2、明确前人解决了哪些问题
了解前人解决了什么?解决到什么程度?这是文献综述所要解决的第二大议题。
3、那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在进行文献研究时，也可以注意前人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研究前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对研究者产生借鉴启发作用。作为硕士研究者，可以尝试在相同的背景下模仿其研究方法，常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案例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演绎推理等。
4、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部分就可以表现出你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通过文献综述的研究，找出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文献研究时需要得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找到某一研究主题前人尚未研究的方面和内容，作为论文研究的依据。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思路，构思怎样进行研究。
5、探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部分就需要简要说明你接下来的研究工作)
当然，在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你不需要长篇大论，或者把关注的学科写成一篇非常全面的历史纪录。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的研究进行排除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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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不只是一件衣服。华夏复兴，衣礼协行～加油
我不知道你这里的汉服是指汉民族服饰 还是汉朝服饰，也不清楚你这里的唐服是指伪唐装还是唐朝服饰如果是说汉朝服饰和唐朝服饰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基本形制都是交领 右衽 周身无扣或瘾扣，同时唐朝由于和西域交流比较多 出现了圆领袍，以及收窄了袖口如果是说汉民族服饰和伪唐装的话，那就是：汉服是汉民族的民族传统服饰，而伪唐装不过是以满族马褂为原型的现代臆造品，和唐朝完全无关
有什么具体要求呢？可以代劳
自己去汉服吧看看吧
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有效性探析论文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在人们交流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要的科技文献、学术报告都是以英文形式刊印的，无论哪个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都要应用英语完成论文撰写。初中阶段是一个学生英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小学阶段学生只对英语作粗浅了解，只有初中打好英语基础，才能在高中取得好成绩，考上理想大学。教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新课改要求教师解放思想、积极创新，提高初中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英语的学习水平，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作出贡献。在新课改要求下，学生不只是要学习更多英语知识，还要提高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运用英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课改要求下，学生的主体教学地位要突出，要改变传统以教师讲解学生单纯听讲的教学模式，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对学生的即时评价要积极具体，学生对英语的兴趣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提高。英语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教师要在教学中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提高英语素质，不能像传统教学那样，只学习一些单词和语法，哑巴英语和中式英语不能在以后的教学中出现，教师要树立全新的教学观、知识观。
1关于初中英语有效教学的理解
学生在初中阶段，在老师的引导和教育下对英语进行有效的学习和认知，通过一定的教学过程和时间积累，对英语达到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得到了进步和提高。新的课程改革要求初中英语教学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有一定帮助，教师在教学中要逐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不是一味地灌输，要增加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教师要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教师要想办法提高课堂的教学有效性，不能只教会学生单词和语法句法，还要教会学生如何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生以后的学习非常重要。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学方式多为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是教师设计好教学的整个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以最快的速度记忆教学内容，为的是在高考中取得好的分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会步入大学，到了大学后，学生没有了教师的.监督和手把手的指导，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到了大学一切都要自己主动学习，很多学生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如果老师能够在初中阶段就锻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学生就会逐步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单纯地提高考试分数，而以提高能力和水平素质为教学宗旨。研究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影响当前初中英语有效教学的因素
2.1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初中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目标不明确就不能进行好教学的内容设定，教学目标是一个教师的教学设定方向，是教师教学活动的直接目地，不能模糊不清，这一点对于一名初中生的英语教学非常重要。一般而言，初中英语教学目标有多项，但主要教学目标是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还有学习方法。在一些学校中，教师只重视学生的语言知识，没有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因为学校只考核学生的语言知识，至于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则不作考核，这就促使了教师只教学习的知识点，只为拿高分，至于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提高则不被重视，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应该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教学目标。
2.2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不高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最强动力，有了学习兴趣学生就能更用心、更专注，学生也能把更多业余时间放在学习英语上，要求教师要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上多想办法，进行科学引导，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教师要创新思想，运用分组学习、小竞赛、英语朗读表演、英语单词记忆比赛、课堂上进行分角色朗读课文、对学生的进步即时评价等教学方式和方法调动学生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的进步和表现进行积极的评价，在评价中教师的语言要具体生动，要对学生的进步进行鼓励，不能只用对和好来反馈，教师对学生进行即时评价时，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最好时机，教师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这对日后教学活动的进行非常有利。
2.3教师水平有待提高
科学在发展，新技术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新形势下，教学改革也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在前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这种授课方式死板生硬，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觉得枯燥无味，新形式下这种一味的灌输式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教学了，教师要开拓思维、努力创新，用新思维新思想进行课程设置，创设出全新的教学模式，把那种以教师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方式转变成以学生为教学主体。新教学模式的变化对于一些习惯运用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有些不太适应，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新的教学方式会增加教师的劳动量，教师还要在教学中进行尝试，没有传统的方式运用起来顺手;另一方面教师怕新的教学模式影响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出现学生成绩下滑的现象。
3新课改下如何提高初中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3.1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一个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师要按照这一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置，没有这一目标就是一种没有目地的教学，教学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教学目标也是良好教学效果的保证和教学基础，教师的教学目标要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教学目标中要明确学生的教学地位，要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学生教学主体地位确定了，教师教学目地也就明确了，教学以学生能力的提高为宗旨，不只是学习单词和句法。英语教学的目标不只是一个，还有教学知识目标、教学方式目标、教学情感目标，这些教学目标要有合理的结构，有侧重点地进行学习和培养，新形势下要以提高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主要教学目标，不单纯追求分数的高低。
3.2增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直观的教具、故事、音像教学片、游戏及挂图等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气氛，同时还可以以学生熟悉并感兴趣的生活题材作为教学内容创设利于课堂教学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充分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4结语
提高初中英语的教学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及英语水平，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要开拓创新，运用全新的教学模式进行课程设置，运用互动教学法、激励教学法、即时评价等方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教学宗旨，运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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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论文
英语已成为当今国际上通用的语言之一，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如何搞好初中英语教学，帮助初学英语的孩子们学好英语，乃是现在英语教师必须面对和做好的首要工作。下面结合自身的一些教学经历谈几点看法，相互交流学习。
一、词汇教学
一个人的英语水平可直接体现在一个人所掌握的词汇量的多少上，同时词汇也是学习语言及应用语言的基础和根基。目前词汇教学时间投入多，效率低，学习起来比较枯燥，所以搞好词汇教学，既可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欲望，也是学生学好英语语言的前提。攻克词汇关，使学习之路平坦一些，学习者易于去走，才会乐于去走。
1、词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结合一定的读音规律学会单词的正确发音和拼写。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先通过学习一些简单的单词，渐渐了解48个国际音标，日复一日，进而掌握并熟知单词与读音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实现能自己读单词并拼写单词。实际教学中遇到较长较难的单词，更要注重读的环节，学生平时不重视读单词，发半截音，发音不完整，导致以后的考试中只会写出单词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却写不上来，或者听力部分听不懂等情况，这正是忽视读单词的重要性所带来的后果。
2、注重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构词法和构词规律，让单词和单词构成有机的单词群，以点及面，以一带三。例如luck——lucky——luckily——unluckily,类似的例子很多，让学生记住一个单词，就等于记住了有一定关联的若干个单词，不但大大地减轻了学生背记单词的负担，而且也节省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一举两得。
3、词汇学习还需坚持反复循环。英语是一门语言学科，需要记的东西多，有记忆的过程就有忘记的过程，词汇学习需要平时反复记忆，反复应用，加以巩固。课堂教学中可通过多种形式来巩固词汇。比如制作单词卡片，简便快捷，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学习记忆单词；再比如教师可以定期组织词汇竞赛，强化单词的拼写及应用。反复不是机械的重复，每反复循环一次，要对其掌握得更牢固，应用得更准确。
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就英语学科而论，它是一门语言学科，需要记忆的东西多、碎、繁，所以学好英语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兴趣会让学生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花费时间少，效率高。
1、采用多媒体教学。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计算机多媒体不断更新换代。
在现在的英语教学课堂上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辅助教学，首先可以扩大单位时间内展示知识的容量和密度，进而可节省一些宝贵的课堂时间；其次用声音、画面等直观地呈现教学信息，特技效果、艺术手法以及交互性较好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感知，让一些抽象、枯燥无味的东西变得直观、形象、生动、有趣。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再加上新颖的学习形式，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还能增加感知深度，提高学习效率。
2、创设优化的课堂环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课堂是英语学习的主阵地，我们应该创设优化的课堂环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心理学研究表明，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能使学生以愉悦的心境学习、思考并获得知识，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堂教学中，课前可用英语讲故事、做值日报告、唱英文歌曲等；课堂上可利用卡通片学习英语相关的内容，以及表演对话和情景剧、听录音、做游戏、进行有趣的竞赛等；教师还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对英语文化的渗透。新事物、未知的事物定能起到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学习氛围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双重效果，让孩子们有感觉地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3、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人们常说“教无定法”。教学方法具有综合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任务，不同的学生，可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中要因人施教、因材施教，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探究、讲练结合、先学后教、活动交流等，而不是自始至终一味地使用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既有课堂实效性，又可以调动起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欲望。
三、朗读和背诵
英语本身枯燥乏味，只有记住了它，才能去思维应用它。记忆要从读背开始，因为语言大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朗读和背诵还可影响到其它的方方面面：
1、英语学习过程中，读得多了，背得多了，就自然形成了英语语感。一旦语感形成，在以后的学习、交流或考试中，即便不知道这个句子的具体意思，你却能知道该填什么或该怎么说，这就是你的语感帮助了你。
2、英语学习过程中，朗读和背诵同时可直接刺激你的听觉。学生在实际生活和学习中，进行听的练习非常有限，所以平时的读背要非常重视，因为读背了N遍，也就意味着给了你N遍听的机会，长此以往，朗读和背诵会影响到学生听力技能的培养。
3、坚持不懈的朗读和背诵，其内容无论是英语课本上的还是课外读物上的，都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大量的词汇、短语、句子、习惯用语等。实践中的朗读和背诵，会使自己的英语不再是“哑巴英语”，自己可以信心十足地大胆地说出来，和别人进行交流互动，这就是学以致用。所以说朗读和背诵是提高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必经之路。
总之，英语教学的方法和策略的有效性及高效性值得我们教师不断去探索、去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搞好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英语成绩和英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