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航天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航天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下面我将回顾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成就，展望未来发展，并简要介绍中国在航天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 一、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 经过51年的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已经形成了六个能力——进入空间的能力、卫星研制能力、载人航天能力、深空探测能力、航天基础与保障能力，以及卫星应用能力。 1、进入空间的能力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具备了9.5吨的近地轨道、5.6吨的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能够发射世界上绝大多数商业卫星。1996年10月以来，长征火箭已经连续60次发射成功。 至今，长征火箭进行了102次飞行，将87颗国产卫星和6艘飞船、28颗国外商用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前50次发射用了28年，后50次仅用了9年并且全部发射成功。未来我们将迎来新一轮高密度发射。 2、卫星研制与运行能力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通讯、遥感、资源、导航定位、气象、科学实验、海洋七个卫星系列。在通信卫星方面：1984年，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此后我们先后发射了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中等通信容量的广播卫星。今年，我们用东方红四号(DFH-4)大型静止轨道卫星平台，为尼日利亚成功研制并在发射了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四号平台设计寿命15年，输出功率10.5 KW，适用于大容量通信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等。它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卫星研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遥感卫星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已经形成了气象卫星、资源卫星、海洋卫星等三个遥感卫星系列。 ——气象卫星：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发射了首颗“风云1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90年代发射了“风云二号”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两种气象卫星均实现了稳定的业务化应用，并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业务应用卫星序列。 ——地球资源卫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和巴西合作开发了第一代中巴“资源1号”卫星，之后我们自行研制了第二代中国“资源二号”卫星，获得了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这些卫星均已实现业务化运行，广泛用于经济建设的各领域。 ——海洋卫星：进入21世纪，我们先后发射了海洋-1A和1B两颗海洋探测与监测卫星，用于海洋污染监测，海冰预报，海岸带特征调查、海洋资源探测等。两颗卫星获取的海洋基础信息在发展我国海洋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返回式卫星方面：从1975年至今，我们成功发射和回收了5种类型、21颗返回式卫星。利用返回式卫星，我们开展了资源调查、地图测绘、地质调查等遥感应用，并为国内外用户进行了100多项微重力和空间环境条件下的材料、生命科学实验，以及农作物种子搭载试验等。 在导航卫星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采用双星定位技术和较少的资金投入，自主研制、建设了第一代“北斗”区域导航卫星系统。这一系统已具备了在中国及周边地区范围内的定位、授时功能，可提供区域性全天候导航定位服务。 在科学技术试验卫星方面：40多年来先后发射了10颗科学技术试验类卫星，形成了科学试验卫星系列。这些卫星在空间环境探测、空间科学试验和新技术试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了80多颗人造地球卫星。未来，中国航天器的发射数量将大大增加，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 3、载人航天的能力 1999年月11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艘无人飞船，2003年10月15日，中国神舟5号飞船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次载人飞行，标志着中国独立掌握了载人航天技术。2005年10月12～17日，两名航天员圆满完成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实现了2人5天、航天员直接参与空间科学实验活动的新跨越。 神舟飞船采用了三舱一段结构，两对太阳电池翼构型，升力控制返回和圆顶降落伞回收方案，飞船轨道舱兼具生活舱，可驻留轨道数月开展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从神舟二号到五号，四个轨道舱的上百种仪器进行了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实验。这项工程形成了10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 4、深空探测的能力 实施月球探测工程是中国向深空探测迈出的第一步。这一工程分三个阶段实施。在第一阶段，发射在月球200公里轨道运行的月球卫星——嫦娥1号，它的任务是拍摄月表三维照片，分析月球上多种元素的分布，探测月壤厚度，探测地月空间环境。嫦娥1号已进入发射准备阶段，计划2007年10月发射，在轨运行一年。完成第一阶段工程后，将实施第二、第三阶段工程。 5、航天基础与保障能力 ——经过51年的发展，中国航天已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加工制造能力、完备的测试和试验能力、可靠的发射能力、有效的测控管理能力，形成了较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 ——在发射场方面，建设了酒泉、西昌和太原发三个射场。为配合新一代运载火箭计划，正在论证在海南建设新的发射场。 ——在测控通信领域，建立了覆盖国家本土、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航天测控网，基本满足了航天活动的测控需要。 ——在地面和应用系统方面，建成了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和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等卫星地面和应用系统。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领域，也建成了配套的专业工程体系。 6.空间应用能力 几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形成了广泛的空间应用的能力。例如：通信卫星承担了几十套电视节目、30路对外广播和8000多部卫星电话的传输任务，使电视人口覆盖率由68%增加到90%以上，全国500多个大中城市开通了长途自动拨号电话，基本改变了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及海防海岛收视难、通信难的状况。政府利用“村村通”卫星直播平台，解决了全国10万个行政村的电视覆盖盲点。依靠通信卫星电视广播网播出教育节目，使3千多万人接受了大中专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已达200多万人，现有1600多万人在校学习。卫星遥感已在我国气象、地矿、测绘、农林、水利、海洋、环保、区域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利用卫星遥感对洪水、干旱、台风、地震、森林火灾、病虫害等进行预报和评估，每年减少数百亿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中国进行了300多种农作物种子卫星搭载试验，完成了50多个品系大面积种植推广，经过太空育种的种子，可比原有品种增产10%-20%。利用空间微重力的特殊环境，获得了高质量的蛋白质晶体，掌握了有应用前景的空间生物制药技术和方法。 二、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 去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了《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描述了未来五年及较长一个时期，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重点实施下面五项重大工程。 一是继续实施载人航天工程。重点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等重大关键技术，为建立具有一定应用规模的有人照料、长期在轨飞行的空间实验室奠定基础。2008年我们将发射神舟七号飞船，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 二是实施月球探测工程。发射“嫦娥1号”后，将实施探月工程第二、第三阶段计划，2013年左右，完成月面软着陆探测；在2020年前，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采集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启动并实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将在天基、近空间、空基不同层次进行大气、陆地、海洋的综合观测，形成全天候、全天时、稳定运行的对地观测能力，并可根据需要对特定地区进行高精度观测，满足立体观测和高分辨率观测的需要。 四是完善“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系统。自主研制并建成12颗卫星组成的区域导航定位系统，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由30多颗不同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获得高精度授时和用户位置报告能力。 五是研制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和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使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5吨提高到25吨，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5.6吨提高到14吨。新型火箭预计在2013年左右投入使用。 三、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力做贡献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造福全人类，是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宗旨。坚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共同发展”是我们开展航天合作的原则。目前，我国与俄罗斯、欧洲空间局等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的航天合作关系，先后与60多个国家和组织开展了双边、区域、多边以及商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广泛空间合作。例如，我国已为国外客户成功发射28颗卫星；我国与巴西成功研制了中巴资源卫星；我国参加了欧洲伽俐略导航卫星项目，并与欧洲成功实施了双星探测项目。今年中国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签署了中俄火星探测合作协议。我们还为尼日利亚研制和发射了大容量通信卫星。作为重要的航天国家，中国加入了多个国际航天组织，并在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外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语 过去五十年，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十五年，中国航天事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充满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航天将进入更快发展的新时期。太空属于人类，航天需要合作。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力量！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天，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的导弹腾空而起。从此中国人在世人面前腰杆挺的更直了。然而，你知道中国的“导弹之父”是谁吗？是钱学森。钱学森聪明过人又勤奋异常，深得老师的喜爱。他的老师卡门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航空大师。卡门教授曾夸赞钱学森是一位天才的学者。当卡门教授组织美国最早的火箭研究机构时，钱学森是骨干力量，成了卡门教授的得意助手。新中国一成立，爱国的钱学森热血沸腾，想立即回到祖国的怀抱，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可是，美国政府认为钱学森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一旦“放虎归山”，新中国的航天科学就会如虎添翼。美国的海军部长曾说：“无论到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美国人万般阻挠钱学森回国。整整六年之后，归心似箭的钱学森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钱学森回国之后，立即投身于我国的航天事业。不久后，我国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
[1]靳军号,. 把握历史发展机遇 推进通用航空改革发展[J]. 中国民用航空,2009,(6). [2]芮清凯,. 中国航空百年历史的缩影[J]. 中国图书评论,2007,(12). [3]大伟,. 回顾百年历史 展示飞翔文明——记航空百年回顾展开幕[J]. 航空知识,2003,(10). [4]吴大观. 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J]. 航空发动机,2001,(1). [5]张祖善. 我国航空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的历史变迁[J]. 航空史研究,1998,(2). [6]侯志宏,周府伯,. 航空航天医学历史回顾[J]. 吉林医学,2009,(5). [7]朱静渊,. 第一代航天人揭秘两弹发射历史细节[J]. 神州,2008,(10). [8]张冉燃. 中国航天的历史跨越[J]. 瞭望,2005,(10). [9]卢颖. 人类航天历史上的灾难[J]. 中国青年科技,2003,(10). [10]梁圆. 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J]. 国防科技工业,2003,(11). [11]北晨. 人类历史的航天灾难一览[J]. 安全与健康,2003,(21). [12]李志黎,陈炳文,刘文科.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发展中国航天事业[J]. 中国软科学,1997,(6). [13]王金华. 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历史和现状[J]. 国际太空,1996,(4). [14]李洪兴,陆方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历史与现状[J]. 江南论坛,1994,(S1).
中国高铁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开始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目睹中国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感受到了高铁带来的明显优势：高速、安全、舒适。如诗：“两条铁路贯九州，谈笑之间万里游。未来交通开先河，独一无二惊全球”。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是中国境内的一种交通运输形式，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中国铁路始建于清朝末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截止2020年8月，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达3.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全国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60%和70%，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如下：
20世纪80年代，广九铁路广深段启动电气化改造工程，计划引进摆式动车组列车，提速至160千米/小时，成为中国发展准高速铁路的择优试验线路。
1990年至1991年期间，中国开始高铁技术攻关和试验实践规划，以广深铁路为准高速化改造试点线路，并优先选择在京沪线京津段和沪宁段设计高速铁路。深铁路启动准高速化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准高速铁路工程。
1996年，中国与韩国共同研制高速列车，并在广深铁路上进行试验。
1998年8月28日，广深铁路营运列车最高行驶速度200千米/小时，成为中国第一条达到高速指标的铁路。12月，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出现“传统轮轨技术”“磁悬浮轨道技术”两种互斥争议方案，导致该项目长期搁置，同时也一度左右着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方向。
1999年8月16日，秦沈客运专线开工建设，作为中国第一条轮轨高速动车组的试验线路。
2002年12月31日，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建成，设计速度430千米/小时，为中国首条高速轨道系统。
2003年10月11日，秦沈客运专线全段建成通车，设计速度250千米/小时，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国铁线路。
2005年6月11日，石太高速铁路开工建设，中国正式进入标准化建设高速客运专线铁路阶段。
2007年1月5日，台湾高速铁路通车试营运，成为中国第一条投用的设计速度300千米/小时级别高速铁路。4月18日，中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启动，部分路段列车最高运营速度250千米/小时，中国铁路开始迈入高速时代。
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条设计速度350千米/小时级别高速铁路。
2009年12月26日，京广高速铁路武广段开通运营，列车最高运营速度350千米/小时，首次打破中国铁路春运瓶颈，高铁运输在干线铁路上占据重要地位，为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标志。
2017年12月28日，石济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至此，中国铁路“四横四纵”快速通道全部建成通车。
2010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已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城市群建成高密度高铁路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区域之间完成高铁互联互通。
2021年6月17日，据科技日报报道，截至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1、预备阶段
1998年5月，广深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完成，设计最高时速为200公里，为了研究通过摆式列车在中国铁路既有线实现提速至高速铁路的可行性，同年8月广深铁路率先使用向瑞典租赁的X2000摆式高速动车组。
由于全线采用了众多达到19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设备，因此当时广深铁路被视为中国由既有线改造踏入快速铁路和高速铁路的开端。
1998年6月，韶山8型电力机车于京广铁路的区段试验中达到了时速240公里的速度，创下了当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是为中国第一种预备型高速铁路机车。
2、过渡阶段
中国铁路高速化的过渡始于1999年兴建的秦沈客运专线，全长404公里，本线于2003年开通运营。
秦沈客运专线是中国铁路第一条客运专线，全长404公里，是中国铁路步入高速化的起点、中国铁路的里程碑式的建设线路，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1] 2002年，自主研制的“中华之星”电动车组在秦沈客运专线创造了当时“中国铁路第一速”321.5公里/小时。
3、快速铁路
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大气魄绘就了超过1.2万公里“四纵四横”快速客运专线网。
同年，中国在广深铁路首次开行时速达160公里的国产快速旅客列车。
广深铁路被誉为中国快速铁路成长、成熟的“试验田”。
2004年至2005年——中国北车长春客车股份、唐山客车公司、南车青岛四方，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
2007年4月18日——实施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和新的列车运行图，快速铁路达6003公里，采用CRH动车组。
繁忙干线提速区段达到时速200至250公里。
这是世界铁路既有线提速最高值。
2004年第四次中国铁路大提速起的快速铁路建设引进加创新，攻克了九大核心技术，探索了高铁条件。
扩展资料：
中国高铁不断立下新的科技创新里程碑。
中国正在研发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可在世界各地不同轨距和基础设施标准轨制的轨道上运行，满足跨国运输需求，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联互通水平。
此外，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将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速货运列车也计划于今年底下线。
在高铁建设上，国家保持大规模资金投入，各省市积极进行区域性高铁规划。
高铁科技创新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十三五”期间，国家启动了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将使中国高铁的科技创新能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高铁是最新行业技术、基础工业技术和新兴技术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国家科技能力、工业能力和服务能力的综合展示平台。
随着近年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高铁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带来许多惊喜。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二、 勉强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下没有稳固的统治基础，也就失去了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但它毕竟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这是一个高层机构。这个政权机构及行政人员上上下下的运动情况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最上层的中央机构本身就是各类势力和派系的大杂烩。“清党”之后，南京政权排斥了一大批国民党二届中央的合法委员，南京政权内合法的二届中央委员只有张静江等5人。相当一部分人则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这一特点导致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派系纷争一直与南京政权相始终。 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先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变节”，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7】 南京政权还通过训练中下层干部的办法，来达到推行政务的目的。结果这些人毕业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什么成绩来，还自设各县的“同学分会，与党部人员时有派系之争。” 或许有人说，如果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有一批忠实自己的各级干部的话，那么政令推行和建设国家的步伐就顺利得多了，绝非如此！这又牵扯到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问题。【8】 6 抗战时期，蒋介石痛斥高级军官的“骄奢淫逸，甚至利用经济封锁来走私”，提醒他们“处于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坠落的。”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来自传统风气的影响，但腐败贪污现象的空前严重性，却与近代以来变化了的环境有关；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输入，更加刺激了官吏贪赃枉法的胃口。 三、其崩溃的速度因外敌入侵和共产党竞争而加快 上述现象表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产生本身就严重的先天不足，这架政权机器异常勉强地运转着。社会的稳定，需要其内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系统间的高度协调。南京政权统治下，这三个系统各自本身就不完善，更谈不到其间的协调吻合了。政治方面的情况前已尽述，而经济发展的结果谁都知道是少数人暴富而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 南京政权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更加明显：对共产党的“清除”，对工农大众的背弃和镇压，已使得它愧对于三民主义和故去的孙中山先生。面对20世纪以来广泛传入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后封建文化市场的急剧缩小，蒋介石只能发出“人欲横流”的感叹。除强力压制以外，谈调和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起过，但都未收到过实效，都因过于形式化而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南京政权都不可能巩固其统治。 7 上述各种情况，任何一点都足以致南京政权于死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得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正如病入膏肓的人又遭到沉重的一击，这个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在抗战这个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国民党政权仍谈不到利用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而只能依靠军队和政府本身。【9】这是因为大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他们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了。 国民党政权在通往崩溃的道路上越滑越快。40年代后期，上述诸多矛盾交错、汇集起来，总体爆发，加上来自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终于被迫在1949年“国府迁台”而孤悬于东海，没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可以扭转这一趋势，而为失败的根源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的存在相始终。 事实上，蒋介石早在1933年就公开承认“几年以来的革命又失败了。”“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的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10】 蒋介石等人在20年代排斥共产党之后，不但不能单独地承担起领导中国前进的重任，反而使得自身一直沿着失败的轨迹运行，排斥共产党的结果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南京国民党政权所缺乏的或无法做到的，正是共产党人所擅长或拥有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吸引了绝大多数8 的中国人口；统一战线的成功使得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及统治上的代表都站在自己的大旗下；同重庆、国统区的腐败相比，延安及解放区成了国人希望的象征；而中共内部组织的严密性，更是令蒋介石心驰神往而不可得的东西„„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南京国民党政权除了“跳出圈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四、南京政权的过渡性质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由乱到治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旧的秩序在挣扎，新的秩序在催生，纷乱的意识形态要定于一，统治者的各类经验要积累，权威人物要产生„„，而这种承前启后的任务又异常艰巨，所以过渡时期的政府总是短命的：秦朝和隋朝是明显的例子。南京政权亦然，而且这个政权的负担尤其严重：它一方面要完成由乱到治转变的一般使命，又要时刻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这显然是其无法胜任的。当这两种压力俱来时，南京政权崩溃的日子也就更近了。 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来说，上世纪20年代曾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但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它，应该走一条两党联合的道路。这是连蒋介石本人都公开承认的。既是如此，他却走上了一条排斥共产党，进而导致其政权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9 但南京政权毕竟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过这一过渡，中国人于40年代末寻找回晚清以来丧失了的政府权威，诞生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全新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现代化运动便告开始。 参考资料：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1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1.2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1.3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3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1.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2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我是老谭 老谭酸菜面就是这个味！谭谭谭，谭走鱼头纹
中国航天事业是在50年代中期开始的，1956年，中国制定了12年科 学发展远景规划，把火箭和喷气技术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同年建立了第 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1958年把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科学规 划，组建机构开展空间物理学研究和探空火箭研制工作，并开展星际航 行的学术活动和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中国航天事业在创业之初经历了 经济上、技术上的种种困难，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1960年2月发射成 功第一枚探空试验火箭，同年11月又发射成功第一枚自制的运载火箭， 在60年代后期又研制成功中程和中远程运载火箭，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于60年代中期制定了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空 间计划。1968年组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 、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卫星的国家。1971年 3月3日发射成功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 ，正常工作了多年。1975年11月26日首次发射成功返回型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成了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1980 年5月，向南太平洋发射大型运载火箭取得成功，1981年9月20日首次用 一枚大型运载火箭把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地球轨道，1982年10月 从水下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1984年4月，发射一颗对地静止轨道试 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4月16日卫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 至1985年10月，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共发射了17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 卫星。这些卫星为地质、测绘、地震、海洋、农林、环境保护等国民经 济部门和空间科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 已用于国内通信广播和电视节目传输，对改善边远地区的通信和广播状 况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航天活动中国已建立了各类人造卫星、 运载火箭、发射设备和测量控制系统的研究、设计、试验和生产的基地 ，建成了能发射近地卫星和对地静止轨道卫星，拥有光测、遥测和雷达 等多种跟踪测量手段的酒泉和西昌航天器发射场；组成了由控制中心地 面台站和测量船构成的卫星测控网，造就了一支富有经验的航天科学技 术队伍，从而有能力不断开拓航天活动。 10月15日到16日神州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是中国高科技领域继 “两弹一星”之后又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 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1]靳军号,. 把握历史发展机遇 推进通用航空改革发展[J]. 中国民用航空,2009,(6). [2]芮清凯,. 中国航空百年历史的缩影[J]. 中国图书评论,2007,(12). [3]大伟,. 回顾百年历史 展示飞翔文明——记航空百年回顾展开幕[J]. 航空知识,2003,(10). [4]吴大观. 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J]. 航空发动机,2001,(1). [5]张祖善. 我国航空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的历史变迁[J]. 航空史研究,1998,(2). [6]侯志宏,周府伯,. 航空航天医学历史回顾[J]. 吉林医学,2009,(5). [7]朱静渊,. 第一代航天人揭秘两弹发射历史细节[J]. 神州,2008,(10). [8]张冉燃. 中国航天的历史跨越[J]. 瞭望,2005,(10). [9]卢颖. 人类航天历史上的灾难[J]. 中国青年科技,2003,(10). [10]梁圆. 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J]. 国防科技工业,2003,(11). [11]北晨. 人类历史的航天灾难一览[J]. 安全与健康,2003,(21). [12]李志黎,陈炳文,刘文科.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发展中国航天事业[J]. 中国软科学,1997,(6). [13]王金华. 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历史和现状[J]. 国际太空,1996,(4). [14]李洪兴,陆方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历史与现状[J]. 江南论坛,1994,(S1).
广航每学期都有这些人才
写作思路：根据为军事主题，以为国防基调来展开描写，紧扣叙述与描写的内容，力求做到不突兀、不生硬，不长篇大论或肆意抒情，有情真意切之感。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
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
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
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
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自己写和抄的老师会一眼看出来的。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特点与区别
当然咯，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