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鲁迅实在是太热门了，专门研究他的专家学者真实多之又多，还是找一点相对没那么有名的作家来吧。像鲁迅，张爱玲之类的最好不要，有些老师挺反感的。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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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农民一般都是受苦受难,命途多舛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的民众麻木不仁,当权者腐败;赵树理大多歌颂农民朴实,善良
参考资料：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 目: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姓 名: ***学 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 业: 社会学班 级: 社会41学 号: 2214104指导教师: 屈 勇 职称: 讲 师2007 年 6 月 30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学生 王佳鹏指导教师 屈 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一直是研究的主流视角，关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研究中，客观社会分层是其主要视角。由于客观社会分层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视角，即阶层的主观认同研究。本文从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阶层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社会分层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migrants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Wang JiapengTutor Qu Yong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s is a main subje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of most research of the rural migrants, but the objective stratification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farmer social strata.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gents, many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is, subjective identity of strata.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the current study of peasant-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of peasant-workers, such as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native (land)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lass identity.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stratification导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被称为市场之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更加明显，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 [2]77-135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种阶层结构的转型研究一直以客观分层为主，尤其是缺乏对于作为底层主要构成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实践与反思”，对于客观分层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达成共识[3]，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突显，同时再加上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对阶级意识尤其是对底层群体的主观认同(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越来越重视[4]9-20，从而促使农民社会认同研究也相应增多。本文正是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社会认同概念界定的研究（一）认同与社会认同认同（identity）是一个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概念，人们主要从认同的机制特征、认同的功能、认同的行为特征、认同的动力机制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大致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其次，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再次,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5]30-31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是个人对自己在适合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是指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没有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存在于某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中，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认为，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构成的连续统。[5]32-33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他根据认同的建构形式和来源将社会认同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的建构分别导致公民社会、共同体和主体的产生。[6]6-11卡斯特的这种划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对不同性质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本文主要综述具体的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并将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二）社会分类与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分类是人们简化生活复杂性，同时也形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思维方式。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给世界分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分类也赋予自己及世界以意义，社会认同便是对社会分类归属的认可。最重要的分类是人我之分，是“我群”与“他群”之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群体的差异，而社会群体认同的建构和维持的最重要机制是排除和容纳，把非我群的人排除出去，把我群的人容纳进来，以此来型构自己的认同世界。这种认同和容纳通常具有很强的价值性和主观性。[7] [8]203-223具体到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市民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容纳，也可以看到农民工自身的排除和容纳，正是这种双重过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的主观认同。（三）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是指一个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出发点不同，社会认同主要是被研究群体对自己社会归属的认定，而社会适应是社会对于被研究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判定；第二、价值不同，社会认同尊重被研究群体的主观认识，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让被研究群体自己“说话”，而社会适应是被研究群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这里同时也可能暗含着对主流社会的赞赏和对被研究群体的贬低，是研究者在“说”被研究群体；第三、研究目的不同，社会认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被研究群体的意义，而社会适应往往把被研究群体当作“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自己所建构的被研究群体的“问题”。二、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分类，在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分类就是社会分层，即根据经济收入、权力、声望等不同或综合标准对人们进行的阶层划分。因此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然后才是农民工自身对社会归属的主观认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每个学者都会提出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分层标准，但是尽管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分层标准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金字塔”结构、“倒丁字型”结构[9] ,还是“断裂”结构，都认为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并且也都认为农民和农民工是该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群体。[10]具体地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韦伯分层的三个标准进行分析：在政治地位(权力)上,由于户籍制度等二元制度的排斥,农民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在经济地位(财富)上,由于存在着截然分开的两种报酬体系,农民工仍然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在社会声望上,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都很低。 [11]4-9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中国人划分为十大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最底层，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八大阶层，其中农民工的数量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阶层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增减。[12]169-184（二）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分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主要以静态的结构分析为主，而忽视了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形成过程,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第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主观认识，而忽视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是一种“他者话语”；第三、遵循科学主义范式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主观认识和实践体验;第四、以专业知识来“检验”农民工的生活,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意义理解,即没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从而有学者从主观方面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甚至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 周晓虹曾较早地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现代性获得过程,却没有详细论述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13]4-9王春光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制度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14]李春玲的分析表明，各阶层的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出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认同较高,而中间阶层相对较低。 [15]而李友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探讨，提出构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以治理社会认同失序问题。 [16] [17]四、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认同时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不同学者主要研究了其中的某个或谋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本文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身份认同: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城市人?身份认同指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不仅仅是户籍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权利上的不同,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是与产业工人相对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的社会身份。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陈映芳认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是近20年来我国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最终使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却无法获得城市中的“城市居民”身份。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一方面为各种制度及其所规定的“城市居民”所具有的身份优势提供了合法性或正当性;另一方面, 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认同这一并不公平的“农民工身份”。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权益和权利保障问题,更是市民权问题。[18]唐斌则具体研究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相反相异的向外推力下,农民工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双重边缘人”,农村对农民外出务工给予积极的赞赏性评价,而城市却是通过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性的否定评价,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工自我人格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 [19]这里的“双重边缘人”实际上是对“农民工”这个比较正式称谓的形象表述。但是也有人认为农民工主要认同农民身份,还有部分认同模糊,很少有农民工认同为城市人,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工社会认同起着又大到小的作用，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认同影响不具有解释力。[20]（二）职业认同: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吗?职业认同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程度，由于职业种类较多，多数人都没有细分，而笼统地使用产业工人的概念。方英认为一方面因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引发农民工的不公平感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工的职业走向是产业工人，甚至已经有人提出将农民工视为产业工人，因此应该淡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建构合理的职业认同,具体方式有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通过媒体等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等。[21]而对于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要从农民工的从业特征和收入上认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另一种观点从户籍制度壁垒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阶级属性、利益冲突、政治表达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做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的论断还为时尚早。[22]（三）乡土（土地）认同:农民工留恋乡村(土地)吗?乡土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多数人认为,年龄是决定农民工乡土（土地）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不同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程度要高,对于土地依然有较大的依赖性,而青年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则相对较低。[23]王春光的研究则具体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上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的是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弱。[24]（四）制度认同:农民工赞同国家针对他们的各项制度吗?户籍制度认同：户籍制度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通过资源的强制分配实现秩序的建构,而强加给农民种种不公平待遇。目前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认同正在逐渐减弱。 [25]就业制度认同：就业制度包括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数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并且许多农民工是非正式就业。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比较缺乏，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更低。[25]城市管理制度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执法制度的认同。城市管理主要是一种防范式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再加上个别管理者或者管理部门的私利而加大了农民工的成本。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认同。 [25]（五）阶层认同：农民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吗?阶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认可和评价。对于农民社会认同,各研究者都主要注重某一类或几类的研究,整体地论述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较少。在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阶层认同看作是以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制度认同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认同。总体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地位要低，但是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则高些。但同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根据社会共识的群体的评价,社会认同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农民工由于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主要以消极社会认同为主,在应对策略上表现为:对自身劣势地位合法性的默认;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民工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乡农民为参照群体,而不是城市居民等。[26]农民工存在的消极性认同或认同危机可能源于相对剥夺感和“过客心理”。另外,还有性别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认同类别，但因为相关研究较少，也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详述。上述各种社会认同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进行了归类。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复杂性、关系性以及模糊性，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无须也不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分类,他们只是受到城市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而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利益同时又起到自我保护的社会认同。[27]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怎么样或者是怎么生活的,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农民、工人、制度内人、现代人等)。总 结本文首先对目前有关社会认同含义的梳理，简单地阐述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分类基础上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的区别，然后简单回顾了农民工社会分层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总体位置，最后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参考文献：[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4]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Jan E S, Peter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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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旧社会的封建社会所迫害的受害者，由淳朴善良至尖酸刻薄，他们的一生本应是幸福美满，但在旧社会的污浊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开始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与人生，就像鲁迅与闰土，本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十几年不见罢，也陌生了，一声老爷硬生生地刺伤了鲁迅的心，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哀。
人有变化，物有变化，家乡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我二三岁时，家乡的房屋是那样的残残旧旧，又低又矮，房顶是用泥糊成的，一下雨，那瓦又不结实，水就从瓦里往下滴，令人恶心。我们睡觉的地方是干干的茅草上，没有蚊帐，晚上蚊叮虫咬，害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门前是一堆堆的牛粪，又臭又脏，一脚踩下去，脚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泥泞的路到处是水潭子，如果不小心踩到水潭子，整个脚就陷下去，好不容易把脚抽出来，可鞋子却留在泥潭里……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我八岁上2年级，这房子也发生了变化，低矮潮湿的泥房被拆除了，盖上了一间间平房。那平房不像从前那样只用夹着稻草糊成的，破破旧旧，现在已经改用钢、水泥、瓷片……转眼我已经四年级了，暑假时我再次来到了家乡，啊！真美！难道这是我的眼睛花了？我揉了揉眼睛，没有呀？本来以前那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小路，现在已变成一条平平坦坦的柏油路，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蜜蜂在唱歌，蝴蝶在跳舞，当年的平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又是一栋栋小别墅……我爱我的家乡。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从而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群众夺取胜利。《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不朽著作就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不懈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它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它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己私利。 2.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生产力的主力军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在旧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中国其他任何阶级都要沉重，并且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将自己的解放同其他劳动群众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把解放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作为解放自己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和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也理所当然地要把实现和维护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这是由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党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可能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任务，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表现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个别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 学习本节应该了解存在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观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具体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掌握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提起“农民”这个话题，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幅画，这是一幅名叫罗中立画家画的油画，画的名字叫《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农村老汉，老汉的表情淳朴憨厚，黑红的脸膛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开裂的厚嘴唇，眼睛饱经沧桑，头上裹着灰白的毛巾，双手捧着一个粗劣的碗，唯一能说明这是一个七十年代末期农民形象的特点是在他的耳朵上夹着一个竹套筒的圆珠笔。据说这支圆珠笔是后加上的，因为原画中的父亲形象有人质疑：“新中国的农民形象太具有悲剧性。”不得已，作者画上一只圆珠笔以表示这是位有文化的农民。就是这幅具有悲剧震撼力的油画，在1980年“中国青年美展”中获得了一等奖，得到了人们的好评。从人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当时中国农村现状的认同，改革开放前的农民生活只能用“贫穷”来形容，有许多地方温饱都解决不了。据说有的老帅当年回到延安，看到老百姓仍然生活清苦，不由掉下了眼泪，见过三十年，不光有自然灾害，经济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还有政策上的失误，十年浩劫，更是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农家极劳苦，岁岂恒稔熟，能知稼穑艰，天下字蒙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提到了首要位置，从土地承包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2004年，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更加关注三农政策，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具体部署“三农”工作，以加强农村工作，发展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增产，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多种土地经营，发展小城镇发展，方方面面，是农村工作有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无论从新闻报道、电视栏目，还是亲眼目睹，都真实的体会到：农村变样了，农民富了，农业发展了。近几年来，我们监狱局中心医院多次组织离退休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参观旅游，平谷、大兴、怀柔、昌平、顺义、密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密云水库湖畔，农家院里，我们品尝了鲜美的水库鱼；在怀柔神堂峪山谷，我们游览山中奇石美景，看娓娓虹鳟鱼，摇曳摆尾，在平谷挂甲峪村，导游介绍挂甲峪村脱贫致富，艰苦创业的历程，在村民们漂亮的别墅前，我们留影、徜徉、感叹；在昌平果园，我们采摘硕大的红苹果；在大兴采瓜；在平谷摘桃；参观汇源果汁厂，现代化的厂房，先进的工艺，农村姑娘、小伙儿洁白的工作服，甜美的笑容，喝一口纯粹果汁，从舌尖甜到心里。现在再提起“农民”这个话题，我们眼前会展现一幅新的画面，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画中，有城市化的栋栋高楼、别墅，有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有现代化的农机设备，更有农村人那充满幸福的笑脸。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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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题名:将就类语气副词研究1.选题原因 语气副词的语义和语用功能比较复杂，特别是语气副词大多表示某种语气，主观性强，学生很难掌握。尽管教师在讲解时
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没有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不象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参考资料: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释：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④见《老张的哲学》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⑥同上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1、祁瑞宣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他的自由。他崇尚科学，他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他的个性，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他又不像父亲，他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
作为一家中挑重担的老大，他从没有怨言，对上孝，对下慈，对妻子爱，对弱小的人同情，对敌人仇恨，整部《四世同堂》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在这个历程里，他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从默然忍受到挺身反抗。他的犹豫和徘徊是哈姆雷特式的，因为他不盲目，他是理性的、冷静的，他是一个对很多人负责任的男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他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哥和长辈。
2、韵梅
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她是物质上的。她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她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是她的天，家是她的世界。她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她没什么文化，但她有爱憎！
3、冠晓荷
50多岁，无职业，没有是非原则只崇向有势的人，后被日本人活埋。
4、大赤包
冠晓荷的夫人，爱打牌，大赤包或许早年出身于旗下，姑奶奶的作风十足，她势利眼、恶毒，但她不失光棍气，有敢作敢当的精神，单这一点，也远远压过所有群雄，一雌独秀。她了不起，可以胜任繁重的工作，日本人交给她什么差事，都能有声有色。她贪婪，但不抠门，她豪爽，是女中丈夫。
5、祁老爷
穷苦人家出身，做过生意，当过苦工，他身上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勤俭节约，洁身自好，祁家的院子，每块砖都是用他的血汗钱买下来的。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信奉那些儒家的信条，比读过书的人们还坚定。他行端坐正，慈有余而威不足。
他健康、热情，身上一点没有大城市的滑头和势利眼，他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当然，他也有糊涂和蒙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