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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他愚昧，贫穷。精神胜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也是阿Q落后不觉悟的重要原因。阿Q不满别人的压迫，想反抗又不得力，便用精神上的胜利掩盖实质上的失败。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虽一时反对，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本能地倾向革命。他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而可笑的，行动是迟钝而软弱的，最后在假洋鬼子的棒喝下革命美梦彻底破灭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Q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典型形象”。 阿Q头上的“光”，照出了中国人心灵上的黑洞。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现实，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鉴赏其人物形象，探讨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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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人物形象：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
阿Q是贫苦农民，受尽剥削压迫。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痛恨它，但当看到统治者在革命面前惊慌失措时，便要求参加革命，最终被杀。
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鲁迅对阿Q形象精妙地塑造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严厉地批判了当时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无知。
人物原型
《阿Q正传》中阿Q这个艺术形象，有两个原始模型：一个叫谢阿桂，他住在绍必新台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还有一个是谢阿桂的弟弟叫阿有。据有关的回忆资料记载，在鲁迅住过的旧台门里，确有阿桂其人，虽说他以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有时靠做掮客或小偷弄点钱，辛亥革命时，阿桂确曾在街上走着嚷着：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
但阿桂并不舂米，专门给人舂米的是他的胞兄阿有，鲁迅曾说阿Q的模特正在给人家捣米，可能就指他。但是，阿Q的很多事情又是从其他人身上取来的，如恋爱事件是从衍太太的侄儿桐少爷那里来的；欺侮小尼姑，则是从一个秀才那里取来改造而成的。
1、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2、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
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3、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4、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
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小说主题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阅读时，我们会进入四四方方的书之世界，以上帝视角看主人公发生的故事。置身于书的世界，我们与书的思想缠绕，直至统一。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阿q正传读后感1000字高中”，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作为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批判性作家，在小说中毫无保留的对阿Q所处的那个“吃人”的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把一切人都描写成可怕的恶魔：赵秀才、假洋鬼子、吴妈，哪个不是在间接或直接地吞噬着阿Q的灵魂？读完以后我所感到的是内心无限的寒冷阴森。而在电影中却还尚存着一丝温情，像那么一缕阳光，透射如黑暗的时代，照耀着一片净土。
人物改变最大的是管土谷祠的老头儿。在小说中，作者一笔带过“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偏偏是这一句话，道出了老头儿对阿Q的不屑与轻蔑。而电影中老头儿一出场便是一个慈祥父亲形象，他留着大白胡子，时常温柔地劝导阿Q。他担心阿Q，在他去押牌室时嘱咐他早点回来；他关心阿Q，在被赵家赶出门后替阿Q还了钱。也只有他一个人真正为阿Q的死难过，结尾处他似乎喝醉了酒，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走上桥。而阿Q也只对他一个人好，他掏心掏肺地讲出自己偷盗的故事。他在梦中革命，令人搬箱子时的那句话：“你年龄大了，歇着。”因为有了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头儿，因为有了这么个爱他的“亲人”，土谷祠似乎真的有家的感觉了。而仅仅多了这么一个形象，我便更加体会到阿Q的可怜可悲，更加“哀其不幸”了。
第二个有改动的人物形象是吴妈。小说中的吴妈就是个爱嚼舌根子，从内心瞧不起阿Q的市井妇女的形象。她因阿Q一句“和你困觉”的大喊感到厌恶得无法忍受，甚至要上吊。结尾处也丝毫不念旧情，看着押送阿Q的士兵，呆呆地，内心毫无波动。电影中吴妈却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妇女形象。她温柔体贴，把阿Q当成朋友一般看待。她帮阿Q做饭，给阿Q打油灯。在阿Q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看清囚犯是谁后的那一脸无奈与悲哀，似乎想责备阿Q的傻，却又悲痛地说不出话，只好默默地转过脸去，似乎是不让阿Q看到她脸上的泪痕。这样一个吴妈，不再令人反感，她成为了少有的真正关心着阿Q的人。这更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仍然有那么一点温情藏在人们心中。
结尾处，电影中的旁白说了这么一段话：“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他的后代至今都没有断绝。”而小说中并没有。我想它是想提醒我们：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Q的子孙——也许在我们身上的某个角落，藏着些许阿Q精神。
小说和电影出品的年代不同，一个是黑暗笼罩的时代，一个是新中国万象更新的时代，每个时代反映的思想是不同的。我更喜欢电影版《阿Q正传》，因为从中能感受到温情和希望。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经典作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具有无限开放的阅读期待。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些个性化的解读不但给读者自己以审美愉悦，最终也构成一部文学作品丰富的接受史。
《阿Q正传》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从其诞生以来，“阿Q”就成为某一类人的代名词，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话语资源。
阿Q——这是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笔下一个不朽的典型。阿Q这个形象，个性鲜明，独一无二；又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体现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容。它不仅活在书本里，而且走进了生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就象熟悉诸葛亮、贾宝玉、孙悟空和鲁智深等人一样，中国有几个人不知道阿Q呢？而且，这个阿Q，全世界都知晓他，就象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也负有盛名。这个典型的影响，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
阿Q是个什么样子呢？“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
阿Q是很不幸的。他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没有家，多半时间寄住在未庄土谷祠里，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糊口。“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劳苦雇农。阿Q连起码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他本来大约是姓赵，但因为未庄的大财主赵太爷姓赵，便被勒令不准姓赵了，并为此挨了一顿嘴巴，还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象别的人们一样，阿Q也有着七情六欲，也想过女人。可是他的“恋爱悲剧”是这样的可笑而且短促，不过是跪下去对赵太爷家的女佣人说了两句“我和你困觉”，便在一顿毒打和种.种罚处中结束了。
然而，阿Q最大的不幸，是他连灵魂也被一种“鸦片”深深地毒害了，使他不知苦楚地熬过一生，直至糊涂地死去。这就是那使人逃避现实、自我超脱、在心理与精神上转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阿Q就是依仗它来支撑自己活在世上直到离开人间的。你看：
阿Q是那样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一贫如洗，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阿Q头上长着癞疮疤，极力要掩藏，并因此很忌讳别人提到“癞”、“灯”、“烛”等字。但别人揭短时，阿Q却回答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阿Q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碰了响头之后，只要想“儿子打老子”，便也就心满意足，反败为胜了。甚至为了解除内心的“忽忽不乐”与“失败的痛苦”，也可以自己打自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阿Q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他甘受屈辱，自轻自贱。赵太爷不让他姓赵，他不敢抗辩；假洋鬼子打他，他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而在小尼姑那样的更弱者面前，他又放肆欺辱，并且自鸣得意。
阿Q健忘、愚昧、麻木。被别人打过，转瞬就可以忘却干净。对清政府残酷屠杀革命党人，他无动于衷，反觉得“好看好看”。待到自己受冤被抓进衙门，已经在亡命状上画押时，仍无半点醒悟，却生怕圆圈画得不圆被人笑话。及至被押赴刑场，死到临头，虽然急得有些发昏，却也有些泰然，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身受重重压迫，过着非人生活的阿Q，也有改变现状的原始状态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看到举人老爷和赵太爷等人十分害怕慌张，就改变了一向甘受屈辱和痛恶革命的态度，变得“神往”革命，要“革这伙妈妈的的命”，要“投降革命党”了。正象鲁迅后来说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但是，阿Q的革命“理想”是十分模糊和混杂的。它除了合理的内容外，还包含了许多荒.唐和可鄙的东西，比如“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之类。出于报复心理，他的革命对象既有压迫他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之流，也有平素打过架的小D、王胡等等。限于眼界的狭窄，他的经济要求则是抢些东西，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然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阿Q失望之余也就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赵家遭了抢劫。于是，机关枪架在土谷祠前，把阿Q抓了去。糊里糊涂地过了堂，阿Q便被枪毙示众，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大团圆”了。
阿Q，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落后、不觉悟的贫苦农民。鲁迅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深刻解剖了“精神胜利法”，把它的种.种表现集中、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精神胜利法”绝非中国农民阶级本质的写照，更非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而是一种堕落、消极的现象，是失败主义矛盾心理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和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正象鲁迅指出的那样：“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用瞒和，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阿Q，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民族耻辱烙印，令我们深深自省的典型……
《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这个名字早已刻骨铭心了。
我很喜欢鲁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读社会，读人生，读我们自己的灵魂。他的作品都是文学中经典。
《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经历了残忍、坎坷，甚至被一个“吃人”的社会吞灭。阿Q在未庄仅充当一个打打流浪汉，做做零工的角色，他是一个弱小者，孤孤单单的生活着，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人来帮助他，也没有一个人将心比心的替他着想。人家只是在需要他的时候用他，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别人高兴时就拿他搞搞恶作剧，不高兴的时候就对他凌辱、暴打。但他总能乐观地去面对一切，不停地为别人的残忍找理由，使自己不堕落。他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兄弟朋友的情谊这东西，只知道天地间有一种赵太爷之流的上人，最强者，有像小尼姑这样最弱者。他理所当然的受强者这支配，但也给弱者一点苦头吃吃，因为未庄向来就是这样。其实，未庄的人拥有一双双无聊的眼睛的背后，是一颗颗僵死的心，是令人窒息的恐怖。在这恐怖背后，是一具具麻木的灵魂，把这奋发向上的社会装饰成黑洞洞的地狱。
阿Q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身上装满了未庄的文化，但他却做了赵太爷的牺牲品。在那个时代，只有像赵太爷这样的上层社会的强者才能呼吸。阿Q在未庄几乎没有了尊严，有几次根本就呆不下去了，没钱的窘迫使他更加的麻木，面对求生的欲望，他离开未庄，做上了小偷。即使是同行也看他不起。后来，引来了革命的消息，他参加了革命，要过好日子，要让虐待他的人一个个倒下。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成功，而被推上了断头台。因为这个社会，不允许他爬起，他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鲁迅把当时社会的残忍展现的淋漓尽致，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社会的可怕。其实，鲁迅活的很沉重，很痛苦，因为他太了解这个世界了，他的痛苦来源于生活。鲁迅，在那样的社会，他不是建设者，而是毁灭者。只有毁灭，才能看到真相，没有毁灭，我们永远不会安逸，只会麻木不仁。而《阿Q正传》这篇文章，正是毁灭了阿Q，也可以说，一个阿Q倒下了，我们看到了真相。
如今的社会，早已脱离了当时的阴气，变得活力四射，每个人都在积极向上，都有了自己的地位，有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所以，只要我们勇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不会成为阿Q， 阿Q也不会白白地倒下，我们要做社会的主人，踏平‘吃人’的社会。
《阿Q正传》再读 浙江绍兴市一中 董秋成2003-08-18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阿Q：一个精神典型阿Q：一个精神典型文／段崇轩 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人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 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这一系列论述中，其主题词是：启蒙主义，揭出病苦；第一要著，改变精神；依靠觉察，画出灵魂。他并没有谈到人物的性格刻画问题。鲁迅发表过很多谈论创作的文章，也多次论述了人物的塑造，但他往往强调的是刻画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写。当然，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并没有轻视性格描写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性格描写是为展现灵魂和精神服务的，灵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审美思想，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都具有极大的社会、人生涵盖性，往往成为某种人物的代表和象征。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异化的没落文人，闰土代表了动荡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悲苦人生，狂人成为封建“铁屋子”里先觉者的象征形象……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特征，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甚至颇为复杂，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有机地融化进了灵魂和精神中去。阿Q无疑是鲁迅小说中最丰满、最深刻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比鲁迅的其他人物要更丰富、更鲜明一些。譬如他的质朴和狡黠、自尊和自贱、欺软和怕硬、敏感和麻木等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点。但鲁迅刻画他的个性特征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些个性特征是直达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鲁迅的最终目的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来，阿Q因此成为一个杰出的“精神典型”。 阿Q是江南乡村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流浪雇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他就是一个“农民典型”。作为“精神典型”，他是不受阶级、阶层甚至民族的限制的，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各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人类的一个典型形象。但鲁迅为什么要选一个农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呢？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鲁迅本人对农民较为熟悉，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很古老的镇子里，外祖母家就在乡下，他从小就是在乡村和农民的氛围中长大的，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理解。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写的他熟悉的农村和农民。二是在农民身上，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就是最广大的农民。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整合，演变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民间灌输和渗透，成为支配农民思想行为的一种精神文化。即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农民心理中的文化积淀却往往根深蒂固、难以动摇。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使国家走向动荡和贫穷。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统治阶级显出一副懦弱、虚伪、奴颜婢膝的模样，而广大农民依然过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思想变得更加麻木、愚昧、保守。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表现对象，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转折时期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灵魂的微妙变动。阿Q是一个最卑贱的贫民，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足够的传统道德文化，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他的灵魂和精神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竟驱使他要去“投奔革命”，最终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用这样一个角色，去表现辛亥革命，去展示“国人的魂灵”，不是一个最恰当、最艺术的选择吗？从操作的角度讲，鲁迅选择阿Q作为传主，他可以更少顾虑，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了阿Q的“躯壳”，来塑造他的“国民魂灵的典型”的。 传统的现实主义着力展示的是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侧面，意识流小说侧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动。那么，鲁迅是怎样雕塑他的“精神典型”的呢？概括来讲，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陌生化”。鲁迅很佩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创造性地发挥了果戈理的这一表现方法，在《阿Q正传》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进行定格、放大、强化，就使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变得强烈而陌生，从而折射出人物行动、性格背后的精神内涵，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譬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无聊而细小的事件，经鲁迅的精雕细刻，就变得陌生神奇起来，把阿Q那种“美不过他们，同他们比丑”的变态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二是大量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凸现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譬如阿Q对小尼姑，他在骨子里是轻蔑的，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但自从摩挲了小尼姑的头皮之后，他却突然觉得手指间有一种“滑腻”感，弄得心旌摇荡起来，直到犯下“调戏吴妈”的错误。把阿Q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用的幽默、讽刺手法。再如描写县衙捉阿Q，官兵的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阿Q在临刑前的画圆圈，全力去画，没有画好，从“羞愧”变得“释然”。夸张手法的运用把阿Q的可怜、麻木、愚昧展示得触目惊心。 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观议论，深化人物形象。按照传记体的通例，对于所传的人物，作者是可以议论和评价的，鲁迅很好地利用了文体的便利，随时夹进一些精辟的议论，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如关于“胜利者哲学”的议论，说阿Q的得意“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一下把阿Q这一形象推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如阿Q遭遇了困惑难解的女人问题的时候，作者有一段“关于女人”的议论，正话反说，亦庄亦谐，深刻解剖了阿Q内心的矛盾现象，尖锐抨击了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观”。又如阿Q在临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不远不近地跟他走”“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麻木如一段木头的阿Q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幻觉的，这是把作者的联想赋予了阿Q，但就在这一瞬间把阿Q的死深化了、升华了。他的死，是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但阿Q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魂”，是永远不朽的。实在说，阿Q不过是一个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本来负载不了那么多社会的、人生的、民族的、文化的内涵，是鲁迅创造了他——一个奇迹般的“精神典型”。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许多人大概没有注意到：即便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和阿Q本人扯上一点边，但不人少会用“精神胜利法”安抚自己，使自己解脱，摆脱困境。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种种类似阿Q遇到的穷困潦倒，人世冷落，几经抗争却任归于落魄，即使是我们的真实境地比阿Q的好的多，也因我们期望过高而造成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也会让我们感到不如阿Q，生不如死，造成的郁闷焦躁，甚至自杀。这时候我们想想阿Q，学学他的精神胜利法，一切便会释然了。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疾病的起因学说，严重的精神忧虑、忧郁症大多不是由于无数次巨大的精神打击造成，而是由于长期的失望－期望－再失望－再期望－再失望造成的精神挫伤积累而成的。所以，对这一次次的精神挫折的个人，自动心理缓解和医治就成为不变为精神分裂症的关键。这儿有一个“事后阿Q”的医治抑郁症的方法。比如两个渔民同时出海打鱼，都计划打100条鱼，结果：一个打了80条，一个打了90条，但打80条的人情绪比打90条的人高。打90条的人说真倒霉，没有完成计划。80条的人对自己说，80条也不错，本来我盘算能打到75条就不错了。第二天因为有了前一天的经验且情绪未受影响，打到了90条。而原来打90条的人因情绪受到打击，80条都得不到。这样循环下去，一个月后开始打80条的打到200多条，情绪越来越高，而那个开始打90条的最后连打一条的心情都没有了，不但没有收成而且还郁闷成疾。在我们生活种这样的例子可不少。 “阿Q精神”救了无数人，他仍将救助更多的人。我敢说皇明是太阳能界的阿Q，没有阿Q就没有皇明的成功。皇明用“优势心理打造优势团队”，这种文化氛围与“精神胜利法”是有很大的相识之处，皇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我成为唯一应邀走到联合国讲坛的中国企业家，介绍中国“皇明太阳能模式”凭的就是这种“优势心理”。 ,阿Q精神就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精神,说的难听点就是自我安慰,好听点就是知足长乐,阿Q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典型的社会文化的符号了,不同的人对阿Q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相对于那些无端的怨恨与后悔,还是比较积极的.可以忘却一些不愉快的余毒,使人能够轻松上阵,健忘有时候就是医治病痛心病最好的药. 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年代的人都很容易郁闷啊，火死了的。阿Q精神可以使我们消气去火，让我们败不馁，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很有帮助滴 。 鲁迅先生以独到的锋笔，点出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整个社会被鲁迅先生的英名所影响，一味指责阿Q的不争。阿Q其实是有争的，争得很多，输得搭上了性命，他的骨头开始很硬，但多次吃亏后就变得软多了。我们今天就是要取其硬的这点，要大力推广，发扬，创新。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见识局限于所见所遇的一切，就算是所有不切实际的所思，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他对祖宗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感情，尽管他是非观不强，好坏兼收，但心中几码懂得对比，洋人有的东西，我们也有过，不过其中的区别，他是无法用新的语言表达的，但他绝没有完全投降，是在不断的挫折中迷茫糊涂，急病乱投医。阿Q没有学识，但他懂得老祖宗的重要，古董中有的是东西。不似当今的很多人，数典忘祖，国家的文明史可以全部否定，要求全盘西化。可以给战犯、卖国贼、国家超级大蛀虫统统全部翻案。阿Q精神还让我们深思：让我们审视我们民族为何失缺那么多的东西？他是极端愚莽，懒惰，但个人的悲剧不过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落后，教育不彰，导致闭塞奴性。他是可怜又可憎的。但那些全盘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文化渊源，主张全盘西化的，就那么可爱吗？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之一，也是五四文化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那是个激情似火的年代，重读《阿Q正传》好象也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阿Q的形象也深刻印记在我的脑海中。今日我就为大家整理了关于阿q正传读后感的作文，供大家参考学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阿q正传读后感：篇一
这个夏天真是出奇的热，没事干便倒在床上，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看――《阿Q正传》――不久从弟弟家借来的。于是随便翻开一页瞧瞧，不久，就被阿Q调戏小尼姑的情节吸引住了，逗得我哈哈大笑……于是我翻到了第一页……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完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又觉得可笑，又认为可悲。同时又佩服鲁迅先生的才华。《阿Q正传》它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毒害的不觉悟的农民形象。暴露出国民的弱点，写出国人的灵魂。从作品的宇里行间中，我能体会到作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作者也集中描写和痛彻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通过在辛亥革命中阿Q的表现和悲剧命运，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作品在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广的背景和人物的命运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等糅合在一起，组合得十分成功。
阿Q这一当时国民性格的典型，他临死前，两件最遗憾的事情是：画押的圆圈画得不够圆，二是游街时，没有唱出几句戏来。这是多么的可笑，更是多么的可悲呀!这决不是临危不惧，而是愚昧至极，他毫无真正的精神世界，连动物都会同情他这一套的精神胜利法，阿Q没有灵魂，就是死了也上不了天，只有一幅欺软怕硬的躯壳，他的存在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最多会成为人们无聊时的谈资。
阿Q死后，人们的态度各不一样，有的说：“阿Q是坏人，被枪毙就是证据。”有的说：“枪毙没有杀头好看。”还有的却说：“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唱一句戏，白跟了一趟。”这些麻木的语言就是对自认比阿Q高一等的人们对阿Q最后的“祝福”，令人可悲!《阿Q正传》就像是一个凹透镜，当时的人们就像是一束光，这束光穿过凹透镜集聚成了明亮的一点，这一点就是阿Q，他的身上汇聚了所有当时的中国人的东西……希望阿Q会在现在的社会里消失，成为一个真正幽默的笑话。
阿q正传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阿Q正传》，从鲁迅带有批判性的文章中感受到了鲁迅通过阿Q神往革命，又被窃取了革命权力的反革命势力所杀害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严重的危害性，启发人们振奋起来，砸碎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从而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作了艺术的总结。
本文运用白描的手法，把事物描写的生动形象，例如赵太爷不让阿Q姓赵，形象的把赵太爷霸道野蛮的地主形象描写了出来。
我觉得阿Q还有些乐观吧，在“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你还不配……“”在现实生活中，当有人嘲笑某个男生时，那个男生不仅会大打出手，男生们应该向阿Q学习，宽容大度一些，乐观一些 。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与此同时，
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
阿q正传读后感：篇三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在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而又自我解嘲，自我陶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是阿Q这样的下层农民所特有的，也反映出某些国民性。
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丧权辱国的形式，仍然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的安慰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再放眼今朝，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可是仍然有许多的“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的堕落成为社会负担，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
“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鲁讯用《狂人日记》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赵太爷父子是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善性，而是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懦。他们剥夺了阿Q的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自己可以妻妾成群，却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吾妈求爱的阿Q，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他们卑谦地称阿Q为“老Q”，当看到革命风暴势不可挡时，他们又投机钻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力量。
在塑造阿Q这个典型形象时，鲁迅先生非常讲究情节的张弛、明暗的详略：对主人公阿Q的活动是露，对其他陪衬人物则是藏，对阿Q在未庄的活动描写得繁，在城里的活动则轻描淡写。此外，鲁迅先生还特别工于讽刺手法和幽默语言。
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可作如下陈述：着眼于启蒙，写出旧中国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愤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那沉睡的民众。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
《阿Q正传》读后感看了鲁迅先生所写的《阿Q正传》，发现他笔下所写的阿Q是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论。“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就跑。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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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阿胶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阿胶的补血效果也很不错，对人的身体也有好处。
一个是在古文典籍里，包括我国历史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阿胶本经上品，弘景曰：“出东阿，故名阿胶。”此外我国著名的国医大师张灿岬先生说过：阿胶，久服轻身益气，这就是它被列为“上品”的原因。二个就是在现代科学系的论证下找到答案，例如在河南大学医学院刘庆芳的论文《阿胶药理研究进展》中，详细的论述了滋补的科学原因，当然这种论文自然是数不胜数啦
东阿阿胶有补血的作用这句话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之前知网上就曾经有很多关于东阿阿胶具有补血功能的论文著作，同时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学术专家，比如张小平和董小光等学术论文中也多次说明阿胶的补血的药理和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这些文章很具有说服力。以下是关于东阿阿胶的具体介绍。
一、东阿阿胶对身体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曾经在网络少女感有很多关于东阿阿胶的负面新闻，实际上东阿阿胶还是有很好的效果，毕竟这种物质是中医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方子，并且好多关于阿胶的药理实验都有证明阿胶对人体的功效非常显著，比如有很多消费者就有真实的体验，服用阿胶之前身体素质明显没有服用阿胶之后好。
二、东阿阿胶的具体补血作用。
每个人服用阿胶之后可能都有不同的感觉，其实很多论著中都有提到，阿胶的补血作用主要是针对于有大量流血而产生贫血的人；另一方面阿胶还可以资料多种贫血症，比如病理性贫血以及镰刀型贫血等，患者在服用阿胶之后其作用显著。
三、服用东阿阿胶的注意事项。
虽然东阿阿胶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还是尽量少用。同时对于身体患有疾病的人来说，在服用东阿阿胶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生，尽量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之下用药，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东阿阿胶的作用，否则严重的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应症出现。
综上所述，以上就是关于阿胶的一些作用和注意事项，总之东阿阿胶确实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并且这是我国传承好几千年的一种中药制品，所以它的作用不容置疑。不知道你对东阿阿胶有怎样的评价？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