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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钱学森、郭永怀、屠守锷、邓稼先等回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附李四光简历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林毅夫叛逃：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因此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社会上一直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在场记者全被夫妇二人逗笑了。林毅夫至今离台33年，台当局不能再向他追究法律责任了。但台湾军方却坚称林毅夫的“投陆行为”仍在持续中，因而没有追溯期的问题，只有林毅夫离开大陆之日起，“投陆行为”才算结束，而且倘若林毅夫回台，必须受审。台军方负责人高华柱日前赌上官位，坚持反对林毅夫返台，并表示当年发给林毅夫家属的抚恤金47万(新台币，下同)都已追回。民进党“立委”薛凌25日指，经查林毅夫家属还有80余万欠款未偿还；她并要求军方追回欠款。
再来人留学： 耶鲁大学留学的詹天佑詹天佑，1861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一户书香人家，因为天资聪颖，被清政府例如美国留学生的名单中。于1872年9月到达美国，先后在康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美国西海文小学、纽海文中学、耶鲁大学学习，留美期间詹天佑目睹铁路的巨大运力，预知此物对于来往运输、振兴中国经济必将起到显著的作用，于是大学时攻读土木工程专业，专习铁路工程。詹天佑的天资、勤奋、理解力和接受力在此时完全显露出来，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两次获得数学奖学金。随后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于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得益于留学美国学到的知识，归国后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京张铁路。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胡适作为庚子赔款留美第二批学员，于1910年8月抵达美国。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于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john dewey(杜威)攻读博士学位。胡适于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通过笔试和答辩，但尚未拿到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27年才正式给胡适颁发博士学位。更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可真是大学霸，他一生总共拿到36个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留学的梅光迪梅光迪，1890年生于安徽宣城，梅光迪1915年暑期自西北大学转来哈佛大学读书，于1920年毕业，并取得文学的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生于上海，在孙中山的推荐下他于1913年从范德比尔特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就读本科三年级，并主修经济学，选修德语、历史、政府学、公共演讲等课程，曾获该校最高荣誉奖。在某些方面来说，在宋子文日后的思想主张、人际交往等方面都能看到这段留美经历的烙印，尤其是从事对美外交工作，是其从政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之一(另一个是财政金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鲁迅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鲁迅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成绩优秀。鲁迅在日留学7年，后来深感医学并不能救国，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蒋介石，国民党，台政府 格局小气量小真乃小人行径，蒋介石挖了毛泽东祖坟，岛内一直黑共反共，将自己失败者的仇恨灌输给下一代，罔顾民族大义，连林毅夫回台奔丧都斤斤计较，反之大陆保护好蒋家祖坟，毛泽东并没有想蒋介石一样报挖坟之仇。格局气量高下立判，果粉还尊蒋光头，哈哈哈哈哈哈哈
金门连长神秘“失踪”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社会上一直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在场记者全被夫妇二人逗笑了。师从大师舒尔茨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之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容闳:近代著名教育家——容闳(1828-1912)珠海南屏村人， 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参加洋务运动，力主教育救国。1872年起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开近代中国留学之先河，影响深远。晚年支持康梁变法及孙中山民主革命。曾在家乡倡办“甄贤学校”，著有《西学东渐记》等，1999年，为表彰容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美国政府在耶鲁大学荣誉堂塑起了容闳的铜像，这是连很多美国总统都无法得到的荣誉。 邓稼先：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1948年10月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6年逝世。 林毅夫：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林毅夫：男，台湾宜兰人，1952年10月15日出生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9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 林毅夫传奇-抱球泅海投奔大陆：现年55岁的林毅夫，30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1979年的5月16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但留在台湾的新婚妻子陈云英心里知道，丈夫是到了大陆。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负笈美国破镜重圆 林毅夫到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6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七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林毅夫的执着和陈云英的痴情，让人肃然起敬。 林毅夫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林毅夫作为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者，与开展特殊教育研究的妻子回到北京。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就职，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陈云英则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从事残疾人智障人士教育等工作。 建树良多引人注目 林毅夫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2006年，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向林毅夫发出邀请，请他在2007至2008年度的讲座上发表演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他的妻子陈云英则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台湾省的代表。 在海峡两岸，林毅夫不仅以其经济学成就享有广泛知名度，而他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也引来各方注目。2002年5月9日，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当时，林毅夫希望能够返台尽孝，而台湾当局则因为他当年“叛逃”大陆的“罪名”没有消除，拒绝放行。林毅夫回乡奔丧的愿望只能由妻子陈云英回台代行，而林毅夫自己则在北京大学的家里自设灵堂拜祭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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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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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论文当中引用的学术内容是作者对文献作者研究成果的肯定和认可，它的写作也是对前人劳动成果道德尊重，参考文献是论文写作的重要部分，它表明了文献和论文之间的继承性。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社会学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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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论文的参考文献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高血压论文的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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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高血压的日常护理
一、要避免饮酒及浓茶，必须戒烟。
二、适当摄入糖，以补充热量，但不宜摄入过多，以免增高血脂，加速动脉硬化。
三、饮食上应限制食盐量，一般肾性高血压患者每日摄入食盐量不应超过5g，若伴严重水肿、心功能不全，严重高血压时，每日食盐量应限制在3g以下。
四、劳逸结合是高血压肾病生活护理的重要内容。适当减轻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采取半休或全休。
五、肾性高血压可能起源于身、心两个方面，所以一旦有高血压症状，心理应正确对待，不能过分紧张，顾虑重重，那样反而会使血压升高，应放松情绪，保持乐观，自我调节到最佳心理状态。
六、睡眠应充足，不能睡得太晚。高血压肾病患者要避免操劳，所以规律的引起也是高血压肾病生活护理必不可少的内容。
七、轻度患者可按时进行体育锻炼。如散步、做体操、打太极拳等，伹必须以不感觉疲劳为原则。因为按时锻炼可带来精神上的良好感觉以及放松情绪，这样均对身体有益。但重症病人，肾功能不全或血压过高的患者，则应限制运动。
八、控制食用动物脂肪，因动物脂肪会加重血管硬化，不利于肾功能的保护，应食植物油，如大豆油、花生油、香油等，因植物油含不饱和脂肪酸多，能降低胆固醇。
投资学专业的论文很多的啊，你参考下这篇深圳是我国外向型常发达的城市,在深圳的人均GDP 进入500 美元的阶段以后,深圳的进口和出口,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具备什么样的特征、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运用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深圳建市以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的联系。认为投资周期理论对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城市也是适应的,实证了深圳GDP 、利用外资、资以及进口、利用外资、出口、对外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判断深圳正处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同时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第三阶段的一般特征,分析了发展深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对策,即主要是提高创造性资产密集度比较高的产品和技术含量、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意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运用到一个城市来分析,这是本文的一个尝试。针对现阶段拉动深圳国民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大要素进行了对策分析。本文无论是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对深圳的外向型经济实践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1] 王迎新; 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J]. 财贸经济 2003年01[2] 龚晓莺;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03[3] 张纪康; 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不完全替代[J]. 国际贸易 1999年05[4] 林媛媛; 增长正相关回归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00年03[5] 黄河; 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比较优势下的融合[J]. 国际经贸探索 2002年02[6] 钱晓英; 赖明勇;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年05[7] 陈飞;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转换[J]. 上海经济研究 1999年06[8] 向铁;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中国情况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年03期[9] 李石凯; 以投资拉动贸易——中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J]. 华南金融研究 1999年01[10] 吴先;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趋势[J]. 经济评论 2000年01
金融创造与金融风险
其实那个你学好了都行，这两种职业的人，普通水平的太笑清散多，缺就缺在高级人才上！建议你学市场营销，学它了你还可以在校考旅游专业的东西，而且和旅游专碰氏业得到的证书一样！我也是学经济的，应该比你大，我是学正指会计电算化的！
中国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厚，具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1 浅议我国旅游管理教育体系创新构想 一、引言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旅游管理学科教育历史相对较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专业在起步较晚的基础上，以“后发优势”的发展理念开始与发达国家旅游管理教育机构进行接轨，借鉴其科学的教育模式和组织方式。其中，旅游管理专业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际交流合作与竞赛日益频繁、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等等，这些因素对当前以及今后的旅游管理教育都将具有深远指导性的影响。 二、我国目前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一直采取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模式，其突出特点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或从积极的角度为满足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在相关系科的基础上新建或组建旅游系(专业)或从消极的角度为某些学科(专业)寻求出路甚至活路而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强行改建旅游系(专业)。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的结果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高等旅游院校的数量多，但因为教育经费的限制和新成立的旅游学科的稚嫩性，致使整个高等旅游教育质量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只能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无暇顾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 当前，在我国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着些许问题。 很多院校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并且存在着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专业划分过细，教学内容过窄，从而导致实践教学的效果不理想。[1]在专业建设的投入上，一般认为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的是服务性管理人才，不需要多少投入，造成我国高等院校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办起了该专业，教学设施、设备条件不足，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缺乏清醒的认识。 旅游高校与旅游行业的联系、合作不紧密，合作缺乏长期性和经常性，造成学不致用的局面。理论和实践脱节，这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增加了难度。“学不致用”成为相当一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面对市场就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2] 学科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与相关专业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就造成我国目前培养的大多数旅游人才出现了知识体系简单，而较单一的局面，综合能力较差。 三、国外高等旅游教育体系的现状 1.几个实例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旅游高等教育的历史较长，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显得较为自由和宽松，基本上能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大学在旅游、游憩、体闲研究方面的专业设置上，种类十分多样化，如表1所示。 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也比较自由，如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和德州大学(U.of Texas)同样是旅游专业，两所学校的课程地各有特色，如表2所示。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酒店餐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Hotel & Restaurant Management)久负盛名。该校每年向全球招收(主要为欧洲)酒店管理的研究生。核心要求有两条，一是须有5年以上的酒店工作经验，二是现在必须在大型酒店中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学生不脱产，一年两次往返英伦该校集中学习。学习期间，不是满堂灌的上课，而是重点放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和学员间的讨论交流，由于学员来自世界各地，交流中相互大开眼界，触类旁通，取长补短，极富成效。在教学中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死扣现成的专业教材。二是案例教学。三是毕业论文。 2.国际上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 一是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CBE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二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国家框架体系以下产业为推动力量的，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灵活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性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 四是以能力为基础的CBET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关键是组织专家确定能力标准，成立国家资格委员会，建立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四、旅游发展新趋势与形势分析 1.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从欧美等旅游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分析，可以大体上预测我国未来几十年的旅游发展趋势。专业教育是为明天的旅游管理培养人才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必须具有超前性。旅游管理当前总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首先，发展旅游的指导思想逐渐转向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旅游管理的知识体系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再次，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化、多元化。此外，策略和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2.相关形势分析 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是改革我国旅游管理及其教育体系的重要动力和依据，真正影响旅游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特别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必将同时带来旅游行业的深刻变革。 “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生学习”“学习化社会”“全球化”“创新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为旅游管理教育改革的思路拓展了很好的素材。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的职能将发生很大的改变，学校传授的知识从数量和时效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职业的需要。如今，高等教育在西方被称为职业“初始教育”(Initial Education)的开始，也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内涵。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传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应偏向于对学生的指导，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加强技能和素质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 五、新形势下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创新点 1.尽快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处理好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旅游管理学科历史较短，又是依托于多学科发展起来的，加之知识构成日益综合化、多元化，使得其学科特点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明晰其庞大知识群的硬核所在，只有抓住这一本源的东西，以此为基础，营建特色鲜明的学科理论体系，提高其科学性，确定其独立的职业地位和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维护和提高其专业竞争力，巩固其专业地位，使核心的课程加以确认，这样，专业的设置就可以围绕它，根据社会变化及时、稳妥地做出调整，毕业生也就有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就业市场，从长远看，专业才会更具后续竞争力。 2.积极调整专业教育结构，使其从宏观到微观更趋于合理 层次结构上，大力发展研究生和职业技术教育;地区结构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与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合理调配，进一步完善从专业重点大学到地方院校的区域合理布局，针对当前形势，应重点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专业教育;形式结构上，进一步强化非学历教育、职业再教育、决策层的培训以及普及型教育等。 3.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与国际旅游业发展相接轨 目前，国际旅游的重心开始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产生世界旅游的“亚太世纪”，这一总体变化，形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机。与此同时，在国内，旅游业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带动局部区域和城市起飞，影响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联产业，“其地位日渐显著”。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双重背景与机遇下，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必然对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树立大旅游人才培养观念。旅游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旅游人才的规划、培养、使用与管理各个方面。它不仅需要造就一大批知识面广、勇于进取、开拓的高水平经营管理人员，还需要一大批训练有素、服务意识很强的服务人员，并且还应有良好的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使旅游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次，我国旅游人才培养必须学习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旅游业是一个国际性产业，要达到国际水准，必须建立一支熟练掌握现代管理技巧和操作技能，适合国际化大生产，政治业务素质高的队伍，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旅游业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必须超前，要广泛借鉴别国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第三，旅游人才培养要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现代旅游业是1978年后开始的，至今只有二十几年历史，对这点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在广泛学习别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道路[4]。 4.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毕业生与职业需求之间的接轨 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多元化”。要走多渠道培养人才的道路。我国旅游管理人才由于整体素质不高，需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才能使其逐步提高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注重整体文化素质，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旅游教育与培训除重视正规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外，也要重视大量成人教育、职业再教育等业余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应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 参考文献： [1] 刘继红.面对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北京高等教育，1999(2). [2] 马勇，唐娟.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旅游人才与教育教学特刊，2003. [3] 罗明春，钟永德，袁建琼.论特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求索，2004(12). [4] 田里.论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J].云南高教研究，1997(2).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2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社区生态旅游也正逐步发展起来，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采取科学的管理模式这三个方面对本课题进行阐述。希望给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社区参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它把生态保护与发展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有机地统一起来。但是在社区发展生态旅游或多或少会损失社区居民使用当地资源的权利，如果处理不合理则有可能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因此，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既要关注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社区的和谐发展。探析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 所谓社区生态旅游，就是指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生态旅游。它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高级模式，也是一种更加人文化的生态旅游。是以充分展现当地的人文、自然特色为目的，在重视对自然环境和当地风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并且要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旅游。它所强调的是社区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生态旅游活动中，社区和居民是开发的主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收益者。因此，对于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非常重要，它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新的形势下，缺乏人文精神 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缺乏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游客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很多地方在未开发社区旅游之前，居民的生活往往是以传统的经济、社区活动为主，而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后，居民由于利益的吸引纷纷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却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般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旅游景区而言，人文往往是社区旅游的重要标志，因此人文精神的缺乏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 就目前而言，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是以政府管理或者旅游企业管理为主，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往往没有多少决策权，可见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同时，这极易引起与社区居民的矛盾，不利于其稳定的发展。因此未来的发展中，如何让社区居民也参与到生态旅游管理中，是亟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三)存在诸多运作的弊端 旅游业本就是一个投资大、回收期较长的产业，要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效益综合起来考量[1]。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一些企业或着个人受短期利益的驱使，往往违背了社区生态旅游本身的理念，只关注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社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就时下而言，很多地方宰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笔者相信，这样下去是会影响景区的长期发展的。 三、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认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包括：①自然资源的利用(土地、水、能源);②保护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③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固体、液体废弃物和大气排放);④重视当地文化的完整，要避免给当地文化带来负面影响;⑤保护自然、人文遗产;⑥使用当地的技术和产品;⑦处理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⑧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 四、科学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方法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是社区生态旅游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建立完善、科学以及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比如，把门票以及其他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反馈给当地居民，政府作出努力保障居民的利益等。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好的经济收益。笔者就曾去过这样的景区，景区内部随处可见居民在社区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通常价格合理公道，既体现了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当地的特色，这样的景区人们愿意前往。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与企业联手，给居民提供一些贷款来开发旅游项目，当然项目的开发要运用当地的产品和技术。 (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是绝对有权利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的。笔者为了切实保障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方向、方式上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听他们对于开发旅游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把他们的要求都综合考虑起来;其次为了保证居民的知情权，可在社区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来通知一 些重大事宜或者相关制度等等。最后，对于在景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居民与游客的矛盾，居民与企业的矛盾，要建立完善的协调机构，定期与居民进行沟通，虚心听取居民合理的诉求，并及时解决。 (三)加强社区居民的旅游知识 一般开发社区生态旅游的地方，都是老人孩子多，青壮年劳动力很多都在外面 工作，而这些居民由于自身 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旅游知识比较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定期对居民进行旅游知识的培训，使居民对旅游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对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导游服务等技能进行培训，当游客进入到某栋老宅子后，居民能详细为游客讲解房子的历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旅游 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这对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会影响很多地方的 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相关问题刻不容缓。我们要加强对社区生态旅游的探索，切实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等于为一些旅游城市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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