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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北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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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北岛的论文

前言 一直以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专著为数尚不算少,但在相比之下,以西方语言处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作品却并不多见。直至一九七五年,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才推出他那本被称作「第一本以当代西方方法分析中国文学理论的作品」:《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此后当然也曾有过有关中国文论的西方专著,但最具规模地全面探讨传统中国文论的还要算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选读》(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宇文所安可算是一位在西方学术体制中受训的典型美籍汉学家。他以对韩愈及孟郊的专论起家,继而又出版过《初唐诗》(The Poetry of Early T'ang)及《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两册巨集,奠定了其中国诗学专家的位置。他后来相继出版了《传统中国诗及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回忆》(Remembrances)、《迷楼》(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等有关传统中国诗学的作品。{2}对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来说,从专家诗到诗学到文学理论其实可算是一种相当顺理成章的发展。{3}虽然《中国文学思想选读》是以辑译中国文论为主,{4}但在这厚达六百多页的作品中,作者冠上了详细的导论,并对每段选文作出评论及附上术语汇要。我们大可从这些论述瞥见作者对中国文论的一些洞见与不见。导论:从「导论」谈起 《中国文学思想选读》全书共分十一章(包括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文论选译及评论),并辅以导论、术语汇要、详细的中西著作的参考书目及索引。宇文所安在「导论」中点出了三种处理中国文论的方法:一/.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般以一个理论架构将中国文论系统化;二/.如韦思达(John Timothy Wixted)般探索某种诗体的流变;三/.如余宝琳(Pauline Yu)般探讨某个课题在诗学传统的发展。{5}宇文所安认为自己则是尝试按第四种方式去补足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以选读的方式,通过文本去诉说中国文学思想的故事。(页 13){6} 作者显然了解到选读之不足,因此便开宗明义地声明不求全面。虽然如此,作者所选的文论包括了从先秦直至清代的重要著作,俨然是一部历代文论选。其实宇文所安在经过了如《回忆》及《迷楼》般较富创作性的作品之后,在《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中可说重拾《初唐诗》及《盛唐诗》时代的典型汉学研究方式。当然,今次他将论述层次推展至文论,更加巩固他作为研究中国阅读传统的西方专家之特殊身分。宇文所安也曾作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述,但往往只是以英文谈论中国文学,而忽略了一些无可避免的比较问题。{7}他也因此一再受到比较文学家的抨击。也许因此他在书中重申他所预设的读者FC63为「对非西方的文学思想传统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及开始研读传统中国文学的学生」。(页 12)虽然没有标明,但他所说的学生自然是西方学生(或在西方学术体制中的中国学生)。对读者FC63的圈定无疑避免了不少比较文学的问题,但我们无法否认以英文分析中国文论根本必然会带出比较的问题。 再者,宇文所安在「前言」中又承认他可能遗漏了一些别人认为不可或缺的作品。他声称他是希望将此书设计为「开放」的文本,期望日后他自己或其他人能够加以补充。(页 viii)既然作者宣称其选读是开放式的,我们也不必执拗他所选的文论是否合适。我反而希望尝试从「前言」及「导论」中的「女娲」式论点中翻出一些问题。对西方读者那可能是修补无缺的青天,但对中国读者而言,中国文本可能变成了鍊石补青天的材料。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进入宇文所安的文本的隙缝,从而开拓出对中国读者有设身关系的论述课题,并将此书创造性地转化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选读」的问题 毋容置疑,任何选读也难以避免有以管窥天之敝。宇文所安在前言中所提出的「开放式」结构可说是十分合理的对策。然而,他企图将没有收入书中的文本也「隐喻式」的纳入其文本之内,从而呈现出中国批评传统的欲望却叫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论中国或西方读者也不应忽略的。 在「早期文本」的一章,宇文所安只选译了一段《庄子》作为道家文学思想的代表。〈天道〉中轮扁的故事固然能够带出道家文学思想的特点?罗根泽所言之「书文糟粕论」。{8}宇文所安主要是以这故事作为《孟子.万章章句下》中「颂其诗」及「读其书」的对比。他认为儒家经典大致上都强调语言在作为作者表现其内在生命及周遭之社会世界的媒介来说是称职的,而早期的道家文本则往往反证语言是不足的。(页 8-9)道家对语言之不信任自不待言,但儒家也曾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传》)之说。(宇文所安也有选译这段文字,见页 31。)既然圣人也强调「立象以尽意」,儒家文学思想看来并非如宇文所安所言般完全相信言可尽意。将儒道思想在言意问题之上的取向简化为一种对立变相压抑了问题的重要性。比方,道家思想便被单纯地视作儒家思想的反证。当然,道家在很多问题之上也是抗衡儒家的。然而,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作为中国文艺史的重要支柱之道家思想的「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於现实人生之上」。{9}我们在宇文所安的译文及评论中却似乎只能感到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对的其中一面,使道家思想看来只为传统中国文论的个别流派,而忽略了它对整个中国文论传统的深远影响。若然如此,我恐怕我们难以理解宇文所安也有选译的那些深受道家影响之作品(如《文赋》、《二十四诗品》及《沧浪诗话》等)中的言意观。「共鸣」的压抑 正由於上述的原因,宇文所安似乎对某些中国批评术语之翻译(也就是理解)有所偏差。由於篇幅所限,我打算只按上文的脉络详细讨论「意」的问题。宇文所安在导论中已承认翻译中国批评术语十分困难,因为有些技术性词语几乎是不能翻译的。比方,他宁将「气」音译为“ch'i”。可是,他却倾向将「意」翻作 “concept”(大概是「概念」的意思)。{10} 无可否认,翻译的困难主要来自中国文评传统并不热衷於追求概括性的定义,而对这一点宇文所安也有其见解: 在西方传统中经常存在著追求精确定义和不同文学词语的「共鸣」(即在不同指涉境况中有不同的应用,与精确定义背道而驰)这两种欲望之间的张力,而中国传统则只认为「共鸣」有价值。(页 5)可惜,宇文所安将「意」翻为“concept”的做法却有将「不同指涉境况中的不同应用」同质化之嫌。且让我以陆机《文赋》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意」为例子去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宇文所安也有引述郭绍虞先生对《文赋》的「意」之不同解释,{11}并且同意郭绍虞的说法,指出「意」以下的特点: 我们在某特定作品中所见到的不是普遍的「概念」或「意」,而是作者的「个人风格」所显露的一种特定理解方式。(页 81)可是,他仍然如在其他脉络般将之翻为“conception”。(页 81)郭绍虞也曾指出陆机强调的是「通过构思所形成的意,是意和辞的统一」。{12}宇文所安以构思前的「概念」作为「意」的做法似乎忽略了意辞统一的重要性。 为方便进一步讨论起见,且让我先译出宇文所安在「术语汇要」的部分对「意」的解释: 意:概念、想法、意义。「意」也许是诗学中最难翻译的技术性词语,因为它以难以估计的方式跨越了很不相同的英文概念。「意」有著很广泛的用途,从对某些东西的精辟诠释(如后民艺复兴时期的 concetto)至普遍个案(某些特定观感之立足点或其所引出之推断),甚至「含义」(import)及「意味」(significance)。我们通常将「意」看作是存於思想中,而非现实世界中的。它又是一种将不同感官所获得的资料加以联系的行为。比方,诗人可能看到盛放的花朵及感受到和煦的微风:从这两种感官的事实推展至暮春的花落或同类的事物便是「意」,即是一种感官资料的诠释性联系。「意」可以说是从如暮春般的个别事例推展而成的普遍类别。然而,诗歌可能只会提及花朵及微风,而读者从此便可领会诗人的「意」。「意」有时是「意向」(intention)或「意愿」(will),而在文学用法中它经常带有意向性(intentionalty)的因素。其他时候「意」也可被广泛地用作某人想及事物的方式。与此有关的复合词有「古意」。(页 594)从「术语汇要」中对「意」的解释来看,宇文所安似乎倾向意向性,并企图将「意」归返到「概念」的范畴。其实宇文所安在此提出之意向性是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常用观念。他在上面的引文所用的例子与许施(E. D. Hirsch)讨论意义(meaning)与意味(significance)的分别时所用的也几乎如出一辙。{13}查现代诠释学有著两个几乎完全相对的学派:由许施代表的一派坚持文本中的意义可按作者的意向性决定,并且是不变的;而以葛特玛(Hans-Georg Gadamer)为首的一派「哲学诠释学」则认定由於理解必定带有先见(preunderstanding),因而会因人而异,故意义是不可决定及常变的。许施自己的话正可总结了两者的差异:「我们最大的分歧在於葛特玛论定意义必然有差异性(differentness),而我则坚持意义的同一性(sameness)是可能的。」{14}其实许施的诠释学深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有关人类意识的意向理论影响,坚信意向可以作为决定文本中的不变意义的指标。他所谓「意义」是指「本文字面上的全部意思」,而「意味」则是「本文意义与较大脉络的关系」。{15}虽然他在〈意义与意味再析〉一文中扩阔了意义的范围,将新的范例(即宇文所安上面所说的「诠释性联系」)也视作意义的一部分,但其论点仍无法准确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意」。诚如徐复观所言,钟嵘《诗品》中「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意」「决不是『意义』的意,而只是『意味』的意。」{16} 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中并没有选译钟嵘的《诗品》,但当他翻译可说与「文有尽而意有余」一脉相承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时,他是将「意」翻作“meaning”(意义)的。(页 406)从此可见他仍因为倾向意向性而偏执於意义之范畴,忽略了中国传统是以意味为重的。因此他无法领略《二十四诗品》那种批评与创作,以及表现与再现的统一,而只能相当印象式而有欠公允的将《二十四诗品》称为「真正印象式」的作品。(页 299) 当然我并不是要针对宇文所安翻译的不准确,其实所有翻译都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也许更甚)。我主要是想以这个例子去点出宇文所安在认定中国传统重视共鸣,而又不追求精确定义之时,他本身却倾向可确定的意义。他的做法又会否变相压抑了「意」在不同指涉境况中的共鸣呢?比方,假若我们将严羽的「意」圈死在意义的可决定性之中的话,「言有尽而意无穷」那种无迹可寻的意味便无法活泼的自我衍生。这种对共鸣的压抑其实可以归结到两种批评论述的差异之上。追求精确定义的西方论述难免将追求共鸣的中国论述「定义」,因此翻译便往往会把本来的意味暴力地诠释为某种特定意义。 我已曾另文指出宇文所安亦注意到中西论述之间的不等性,但他却企图将问题「边缘化」(如将之放在注释中)。{17}在正文中不提西方理论决不等如解决了问题。我们可以察觉到在宇文所安的论述中到处也渗透著西方论述的影响(如“meaning”, “concept”, “intention”等字眼在现代诠释学中的意蕴是十分复杂的)。在《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中他却仍然将这个问题压抑下去。汉学家的焦虑? 对於宇文所安之回避中西批评论述之间的问题,我们可诉诸他对北岛的批评来作进一步分析。宇文所安曾批评北岛的诗作,认为他的作品可以轻易地译成英文;那即是说北岛的作品不能再使人感受到作者的民族文化,而是几乎已经完全「国际化」(即英文化及论述上的商品化)。{18}周蕾曾大力批评宇文所安,指斥他对北岛的批评是源於他「对自己作为汉学家的学术位置的焦虑。」{19}换言之,在作为汉学家的宇文所安的心中早就有FBF3对「中国」的特定印象,而那形象有FBF3一种只有专家才能了解的神秘素质。如今北岛的诗几乎可以直译,彷佛打破了从前那个神秘而难以理解的神话。这种「解除神秘」会严重的侵犯宇文所安作为汉学家的身分。{20} 这种「汉学家的焦虑」在《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中昭然可见。否则宇文所安也不会在肯定中国和西方批评传统的差异(共鸣和精确定义)之后,却又在其翻译中暗中将差异压抑下去,并回避中西论述之不等性的问题。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是宇文所安因为占据了汉学家的优越位置,於是便可随意决定在甚麼地方将差异凸显,又在甚麼地方将差异压抑。最讽刺的是这种随意收放又可掉过来巩固他本身的位置。小结 无论如何,如《中国文学思想选读》般针对中国文论传统的西方作品实不多见,作者的野心还是叫人钦佩的。虽然很多比较文学家曾批评宇文所安在比较批评上的不见,但《中国文学思想选读》对中国文论的国际化之贡献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中国文论的英译并非国际化的必然或唯一媒界。我想中国学者对当今批评论述共同关心的课题作出创建性回应,振起中西论述之间的「共鸣」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认清贡献的两方面。正面的贡献可说是将中国文论传统以西方读者所能理解的方式有系统地引介到西方文坛,为中西文论的对话铺路。对中国读者而言,它的贡献则可能更在於「反面」。在今日这个不能再固步自封地作研究的时代,阅读西方作品对我们的传统之分析能助我们从跨文化的更广阔视野去审视自己的传统,也更能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性论述中的形象作出匡谬正俗的工夫。《中国文学思想选读》能够开展出不少中西论述不协调的问题,自我呈现出从西方阅读中国文论的困境。这不单能为中国文论提供更多论述空间,也可作为其他中国文史哲论述的国际化的范例。当然,我们更冀望宇文所安自己能对其选读作出批判性的阅读,推展出一套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学批评理论。注释:{1}Jeanette L. Fauro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转引自 James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的封底。{2}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Han Yu and Meng Chia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3}宇文所安也曾写过有关中国诠释理论的文章:``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历史性〉,收在 Tamkang Review 14 (1983-4): PP.435-466. 他亦曾指导过这方面的博士论文: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A Study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Classic of Odes','' 《诗与个性:〈诗经〉诠释学研究》(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6)后来改写为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诗与个性:传统中国中的阅读、注解与诠释》(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4}其实专门辑译中国文论的作品也不多见,其中较重要的可算黄兆杰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Wong Siu-kit, 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5}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 下文对此书的引述将只标明页数。宇文所安所举的三个范例依次为 James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John Timothy Wixted, 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 (1190-1257)《咏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2);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阅读中国传统中的意象》(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6}我们要明白宇文所安有一个颇为奇怪的论点:他一直认为文本会预设对其本身的诠释,因而文本可自我呈现出它自己那个传统的阅读成规。参见 Owen, ``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7}参见拙文 ``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from the West: Three Exemplary Positions,'' in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XIII(Sept 1993): pp. 308-320. 中文版本〈从西方阅读传统中国诗学〉收在拙著《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板桥:骆驼出版社,1994)。{8}此语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页 61。{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7),页 46。{10}宇文所安在导论中也承认这一点;参见页 17。{11}有关郭绍虞先生对《文赋》的「意」之不同解释,参见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所谓「意」〉,《文学评论》(1964 年 1 月),页 8-14;收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所谓「意」〉,页 9。{13}参见 E. D. Hirsch,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诠释的目的》(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2. 我借用了徐复观先生的字眼来将“meaning”翻作意义,“significance”翻作意味。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奂s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於其《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76),页 91-117。{14}E. D. Hirsch,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Reinterpreted'' 〈意义与意味再析〉,收在 Critical Inquiry 11(Autumn 1984), p.214. 有关葛特玛的诠释学主要可参阅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真理与方法〉(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中文的导论作品可参阅殷鼎:《理解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1988)。{15}Hirsch,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p.2.{16}徐复观:〈释诗的比与��奂s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页 114。{17}参见拙文 ``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from the West: Three Exemplary Positions,'' pp. 308-320.{18}参阅 Stephen Ow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世界性影响的焦虑:何谓世界诗歌?〉in The New Republic(Nov 1990), pp.28-32. 他在文中主要是针对北岛的作品及麦道歌对其作品的英译;见 Bonnie S. McDougall, The August Sleepwalker(London: Anvil Press, 1988).{19}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5.{20}我并不完全同意周氏的论点,因为以下两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同时并存的:汉学家的焦虑与现今的文学创作在论述上的商品化(即迁就主导论述的兴趣)。

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现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现代文学论文题目

1. 分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2. 试论祥子与虎妞的形象

3. 评《骆驼祥子》中虎妞的形象

4. 评《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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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抗战时夏衍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和创作

10. 、莎菲女士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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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莫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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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思考

17. 论《凯旋在子夜》

18. 论琼瑶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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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论《鸡洼窝人家》

21. 论《棋王》

22. 论老舍的戏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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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论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25. 贺敬之与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

26. 舒婷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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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谈莎红的抒情诗

29. 秦似的杂文创作

30. 杨朔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特色

31. 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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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论《北方的河》

37. 论王安忆的小说

38. 论高行健的探索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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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港台文学研究

44. 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45. 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46. 论柯岩的创作

47. 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48. 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49. 论刘绍棠的小说

50. 论刘索拉的小说

51. 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52. 周梅森小说论

53. 方方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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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格非小说论

57. 新生代诗歌研究

58. 金庸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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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新生代女性散文研究

68. 余秋雨的散文

69. 毕飞宇小说研究

70. 池莉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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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新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

78. 论样板戏

79. 十七年“重放的鲜花”小说论

80.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

81. 老舍的戏剧

82. 新时期戏剧

83. 通俗小说论

84. 台湾现代派诗歌

85. 白先勇的小说

86. 陈映真的小说

87. 李昂的小说

88. 台湾乡愁诗

89. 台湾乡土小说

北岛的今天杂志

1、北岛(1949年8月2日—),原名赵振开,“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取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湖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人、作家,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

代表作:《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

2、舒婷,女,1952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

代表作:《双桅船》。

3、顾城(1956—1993),男,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

代表作:《一代人》、《弧线》。

4、江河,原名于友泽,1949年生,北京人,1968年高中毕业,是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代表作:《从这里开始》、《太阳和它的反光》。

5、杨炼,当代著名诗人。1955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6岁时回到北京,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昌平县插队,之后开始写诗,并成为《今天》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

代表作:《诺日朗》。

链接:

作品相关介绍:

20年前的今天,诗人顾城辞世。他当年的诗“请摘下一叶征帆来覆盖我创痕累累的长眠”依然让人有锥心的疼痛。直到今天,世界依然没有忘记这位早逝的诗人。

由顾城生前密友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推出“纪念刊”,邀请舒婷、王安忆等九位朋友写下九篇纪念文字。

此外,有关顾城的首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暂定名)也将由凤凰网文化频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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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缺乏的研究论文

体内糖平衡主要由胰岛素(INS)控制,胰岛β细胞可释放INS调节餐后的血糖,也可通过β细胞的增长适应长期的INS需求,如果其中任一环节发生障碍,引起绝对或相对INS缺乏,则可引发糖尿病。有关INS的生物合成和释放调节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于β细胞再生研究直到近年方引起重视。非INS依赖型糖尿病(NIDDM)发病机理并不十分清楚。但有证据表明:对葡萄糖的刺激反应INS分泌减少和β细胞增长不足易患此病〔1〕,而老年人存在胰岛再生能力低下,可能与糖尿病患病率高有关。Ⅰ型糖尿病是自身免疫引起β细胞损伤,致失代偿,此病初发时常有INS的短期恢复,说明缺损的胰岛细胞竭力满足体内INS的需求。研究β细胞增长的调节将有助于了解糖尿病发病机理,对糖尿病的治疗也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β细胞增长的难度,如何增长,调节因素等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综述。1 β细胞生长能力与糖尿病目前常用C57BL/6J小鼠作为研究NIDDM的遗传性糖尿病动物模型,该种系1988年由美国Duke大学培育成功,为单糖尿病遗传基因病鼠。此鼠在正常饲料喂养下不发病,在高脂肪(33%),高单糖(38%),低纤维素(<3%)饲料诱导下,经过4 w(由4周龄开始至8周龄)发病。它与C57BL/KSJ鼠种的胰岛再生能力不同,即用葡萄糖刺激C57BL/6J小鼠胰岛,可增殖的细胞比率较C57BL/KSJ的多一倍。当发病时,C57BL/6J小鼠出现中度糖尿病、INS抵抗、肥胖和胰岛过度增生,C57BL/KSJ的早期症状与前者相似,但随后出现重度糖尿病,体重下降,β细胞破坏及死亡,这些观察表明胰岛素细胞再生能力决定了糖尿病的表现形式,支持人类Ⅱ型糖尿病是多因素致病的遗传观点。另有证据表明,NIDDM患者的β细胞总量比相应对照组(体重匹配)少〔1〕。有人提出一种假设,认为肥胖者由于外周INS抵抗,β细胞总量应适应性地增加,假如β细胞没有增长,INS产生将不足,便会引发糖尿病。由于胰岛有生产INS的较大贮备,β细胞的适度减少不会引发糖尿病,然而长期持续增加功能负载,致β细胞总量减少,INS释放会逐渐减少。另外,胰岛也存在质的异常,如NIDDM患者血中INS原/INS比值增高,是否通过β细胞的增殖可遮掩质的异常也是今后寄望的研究课题。由此可见,除了INS分泌、抵抗外,还应研究β细胞的生长能力。β细胞增长能力与Ⅰ型糖尿病的发病关系不大,它主要因自身免疫损伤胰岛,发病初期经历了INS的合成由增多到减少的变化过程,表明胰岛为满足机体对INS的需求进行了再生的努力,因不能充分代偿,必然引发糖尿病。如及时用免疫抑制剂中止β细胞损害,可不致于发生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由于β细胞可再生的部分有限,此种治疗需在自身免疫损伤β细胞的初期进行。2 胰岛β细胞的生长人到成年以后,有些细胞仍然进行着细胞分型,如表皮细胞、血细胞,有的不再进行分裂增殖,如神经细胞,即损伤后不能通过增殖来修复;有些细胞正常时并不进行分裂增殖,但当损伤后,细胞可旺盛地进行分裂,达到修复目的,如肝细胞。胰岛细胞平时也是处于相对静止期,并不分裂,但当损伤后需修复时只有很少一部分细胞可以进行分裂,且随年龄增长,可增殖细胞的部分也逐步减少。β细胞增殖周期分裂过程同其它细胞相似,由G1期、S期、G2期和M期组成,整个细胞周期时间为14.9 h,平时处于相对稳定的G0期。分析葡萄糖对β细胞增殖的作用,见细胞周期各时期变化与葡萄糖无关,说明葡萄糖是调节部分细胞进入“可增殖部分proliferative compart,PC)”,使之进入细胞循环进行增殖。这与一般的调节机制相同,即进入细胞周期后是由与启始刺激因子不同的一系列调节物调节。用不同刺激条件观察细胞周期,可估计最大PC,即能够再生的部分细胞,胎鼠的胰岛约为10%,到成年时减到不足3%,而剩余大部分胰岛处于不可逆的G0期,不能进行细胞增殖〔5〕。以上研究说明胰岛再生能力受能够再生细胞的存有量和刺激因子的双方约束。3 β细胞的增长方式〔2,3〕β细胞的增长包括三方面:由β细胞前体衍变,即增生或化生;β细胞体积增大——肥大,β细胞数目增多——再生。给正常成年大鼠注射链脲佐菌素(STZ)破坏胰岛,可造成永久性糖尿病模型,而给刚出生的大鼠注射STZ14 d后血糖恢复正常,此时可见管状上皮存在,含有INS的细胞,另外胰岛随胰管的生长而增长,表明胰岛细胞可增生。虽然缺乏β细胞前体的形态标志物,不能直接测定前体,但间接证据表明存在在此过程。关于β细胞肥大的研究较少,它主要由营养素刺激,适应INS增加的需求,致β细胞体积增大,INS产生增多,但在β细胞生长方面此种方式有限,只是部分质(INS分泌增多)上的修复。4 β细胞生长的调节因子4.1 营养素调节 胎儿和新生儿胰岛发育变化较大,尤其是出生后受营养素的刺激,在妊娠20 d前的胎鼠胰岛主要由混合必需氨基酸刺激再生,葡萄糖不起作用,而妊娠末期为对葡萄糖敏感,氨基酸降到次要地位。此种转变似乎是为出生后作准备,何种因子调节此变化尚不清楚。氨基酸的促进作用,可持续到成年,但不再起主导作用〔4〕。D-葡萄糖、D-甘露糖或混合必需氨基酸由β细胞代谢刺激再生,用甘露庚酮糖抑制葡萄糖代谢,刺激作用消失。不能代谢的糖类,如L-葡萄糖、3-0-甲基葡萄糖或果糖不能促进再生。这些研究表明,β细胞再生与INS合成和释放一样,与刺激物的代谢相关。也有报道游离脂肪酸可促进再生。4.2 生长因子的调节 现已知体内含有一组多肽生长因子,其结构与激素相似,通过特异性膜受体传递生物学信息,称之为生长因子。根据生长因子产生细胞和支配细胞间的关系,主要有下列三种模式:(1)内分泌型:产生生长因子的细胞分泌出来的生长因子,通过血液携带作用于远处的细胞;(2)旁分泌型:产生生长因子的细胞分泌出来的生长因子作用于邻近的细胞;(3)自分泌型:产生生长因子的细胞所分泌的生长因子作用于细胞本身,其本身有相应的受体〔6〕。生长调节素或INS样生长因子(IGFs)由生长激素刺激生产和释放,它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机制促进局部细胞增殖。鼠胰岛可释放IGFⅠ和IGFⅡ,外源性IGFⅠ和IGFⅡ的加入促进胰岛细胞再生,另外用IGFⅠ抗体可抵消部分生长激素(GH),促进增殖作用。这些研究表明,IGFs中介了GH促生长作用,INS可与Ⅰ型IGF受体作用促进胰岛再生。血小板衍生长因子(PDGF)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对某些细胞的作用,可称为“支配”因子,因它们本身并不进入细胞循环,而是通过其后的“执行”因子,如INS、IGFs或表皮生长因子(EGF)使细胞再生。4.3 激素的调节 已知生长素(GH)对β细胞再生和INS的合成有促进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的催乳素和胎盘催乳素也促进再生,鼠β细胞有催乳素受体,在许多组织GH是通过刺激IGFs的产生和释放而起到促进细胞增殖效应的〔7〕。胃肠(GI)肽类激素除调节消化器官本身的活动外,还具有促激素和促生长等生理机能。GI肽类中的胃泌素、缩胆囊素、促胰液素和抑胃肽均刺激INS释放。有报道促胰液素和缩胆囊素可促进胰岛素细胞再生,但此方面的研究较少,需进一步证实。类固醇激素对胰岛作用的研究,体内与体外的实验结果不一致。体内给予糖皮质激素促进β细胞肥大、增殖、血中INS浓度升高;而体外实验为糖皮质激素抑制INS释放和细胞再生,也有报道不抑制,但未证实其促进作用。4.4 基因的调控 为提高胰岛细胞再生能力,许多学者从基因调控方面进行了探索。大鼠经90%去胰岛术在数周内发生糖尿病,再用DNA修复酶多聚(ADP-核糖)合成酶抑制剂尼克酰胺治疗可诱导胰岛细胞再生,减低糖尿病的发病率。已鉴定其作用是由一种仅在增生的胰岛表达,而正常胰岛不表达的特异再生基因(regenerating gene,Reg gene)所致〔8,9〕,由此生产的Reg蛋白参与β细胞的再生增殖〔10〕。人类Reg基因也已鉴定,其结构同大鼠的相似。另外正常的胰腺泡细胞也可产生Reg蛋白,以前由人体胰石和胰液分离的胰石蛋白(Pancreatic stone protein,PSP)以及由人胰腺分离出的胰线蛋白(Pancreatic thread protein,PTP)均为由Reg基因产生的同一种蛋白〔11,12〕。Reg蛋白的作用可以看作为胰岛β细胞的自分泌型生长因子,最近有人观察到用不同营养因素和激素作用培养的大鼠胰岛细胞,可见β细胞的增殖与Reg基因的表达有相关性〔13〕。用Reg蛋白治疗90%去胰岛大鼠,β细胞增加,血糖显著降低〔14〕。另外Reg蛋白促进离体β细胞核中3H-TdR的掺入增多。这些结果表明,Reg蛋白有望开辟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新途径。另外许多其它因子,如cAMP、胰岛素原、糊精、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均有报道与胰岛的修复相关〔3〕。作者简介:张世联,男,43岁,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胰岛素抵抗作者单位:张世联 王 薇 (河北省医学科学院,石家庄 050021)参考文献1 Kloppel G,Lohr M,Hablich K et al.Islet path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ype Ⅰand typeⅡ diabetes revisited.Sury Synth Path Res,1985;4:102 Swenne I.Pancreatic beta-cell growth and diabetes mellitus.Diab-etologia,1992;35:1933 河津 捷二,石井 主税,大野 富雄 et al.胰ヲンダルハンス岛β细胞再生.综合临床,1994;43(2):2554 Swenne I.Glucose-stimulated DNA replication of the islets during develpment of rat fetus.Effects growth hormone and triiodothyronine.Diabetes,1985;34:8035 Pardee AB.G1 events and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Science,1989;246:6036 陈诗书.医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医学.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5:313~3307 Nielsen JH.Effects of growth hormone,prolactin and placental on insulin content and release and deoxyribonucleic acid synthesis in cultureed pancreatic islets.Endocrinology,1982;110:6008 Terazono K,Yamamoto H,Takasawa S et al.A novel gene activated in regenerating islets.J Biol Chem,1988;263:2 1119 Eizirik DL,Sadler S,Palmer JP.Repair of pancreatic β cells.A relevant phenomenon in early IDDM?Diabetes,1993;42:1 38310 Ishii C,Kawazu S,Tomono S et al.Appearance of a regenerating(reg) gene protein in pancreatic islets of remissinon BB/Wor/Tky rats.Endocrine J,1993;40:26911 Gross J,Carlson RI,Brauer AW et al.Isolation,characte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n unusual pancreatic human secretory protein.J Clin Invest,1985;76:211512 De Caro A,Boncel J,Rouimi P et al.Complet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an immuoreative form of human pancreatic stone protein isolated from pancreatic juice.FEBS,1987;188:20113 Francis PJ,Southgate JL,Wilkin TJ et al.Expression of an islet regenerating(reg) gene in isolated rat islets:effects of nutrient and non-nutrient growth factors.Diabetologia,1992;35:23814 Watanabe T,Yonemura Y,Yonekura H et al.Pancreatic beta cell replication and amelioration of surgical diabetes by Reg protein.Proc Natl Acad sic USA,1994;91:3 589

胰岛素不足会带来内分泌失调,引起三多一少,引起糖尿病。

胰岛素缺乏是引起血糖利用减少,胰岛素的主要作用就是将血糖转换成糖元肝糖元合成加强,血糖浓度升高,原因就是上面所说胰岛素的原因,转换血糖为糖元

兰为民讲解胰岛细胞功能

夺岛作战研究论文

钓鱼岛乃我中华领土 谁来夺 先拿命来 哇呀呀(后面有581个呀 不赘述)

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白皮书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白皮书全文约7000字,分为7部分,全面阐释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窃取钓鱼岛、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非法无效、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毫无依据、中国为维护钓鱼岛主权进行坚决斗争等内容。[1] 2012年9月28日《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中、英、日文版正式发行,其中,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英、日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日本在1895年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是非法无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钓鱼岛回归中国。无论日本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长期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时制造事端。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 中国坚决反对和遏制日本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分布在东经123°20′-124°40′,北纬25°40′-26°00′之间的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等岛 礁组成,总面积约5.69平方千米。钓鱼岛位于该海域的最西端,面积约3.91平方千米,是该海域面积最大的岛屿,主峰海拔362米。黄尾屿位于钓鱼岛东北约27千米,面积约0.91平方千米,是该海域的第二大岛,最高海拔117米。赤尾屿位于钓鱼岛东北约110千米,是该海域最东端的岛屿,面积约0.065平方千米,最高海拔75米。 (一)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 中国古代先民在经营海洋和从事海上渔业的实践中,最早发现钓鱼岛并予以命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屿、钓鱼台。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岛、赤尾屿等地名的史籍,是成书于1403年(明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这表明,早在十四、十五世纪中国就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 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国王向明朝朝贡,明太祖遣使前往琉球。至1866年(清同治五年)近500年间,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派遣使臣前往琉球王国册封,钓鱼岛是册封使前往琉球的途经之地,有关钓鱼岛的记载大量出现在中国使臣撰写的报告中。如,明朝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1534年)明确记载“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所著《使琉球录》(1562年)记载,“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1719年)明确记载,从福建到琉球,经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 1650年,琉球国相向象贤监修的琉球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记载,古米山(亦称姑米山,今久米岛)是琉球的领土,而赤屿(今赤尾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1708年,琉球学者、紫金大夫程顺则所著《指南广义》记载,姑米山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 以上史料清楚记载着钓鱼岛、赤尾屿属于中国,久米岛属于琉球,分界线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的黑水沟(今冲绳海槽)。明朝册封副使谢杰所著《琉球录撮要补遗》(1579年)记载,“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明朝册封使夏子阳所著《使琉球录》(1606年)记载,“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清朝册封使汪辑所著《使琉球杂录》(1683年)记载,赤屿之外的“黑水沟”即是“中外之界”。清朝册封副使周煌所著《琉球国志略》(1756年)记载,琉球“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 钓鱼岛海域是中国的传统渔场,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在该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钓鱼岛作为航海标志,在历史上被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广泛利用。 (二)中国对钓鱼岛实行了长期管辖 早在明朝初期,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中国就将钓鱼岛列入防区。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主持、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1621年(明天启元年)茅元仪绘制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中国海疆之内。 清朝不仅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而且明确将其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1871年(清同治十年)刊印的陈寿祺等编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将钓鱼岛列入海防冲要,隶属台湾府噶玛兰厅(今台湾省宜兰县)管辖。 (三)中外地图标绘钓鱼岛属于中国 1579年(明万历七年)明朝册封使萧崇业所著《使琉球录》中的“琉球过海图”、1629年(明崇祯二年)茅瑞徵撰写的《皇明象胥录》、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绘制的《坤舆全图》、1863年(清同治二年)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都将钓鱼岛列入中国版图。 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文献为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该图将钓鱼岛列在琉球三十六岛之外,并与中国大陆绘成同色,意指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809年法国地理学家皮耶·拉比等绘《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颜色。1811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1859年美国出版的《柯顿的中国》、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等地图,都将钓鱼岛列入中国版图。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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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青岛旅游业繁荣值初

我有成品论文,但是没有这个题目的,至于怎么写,你看完一篇论文后就知道了

网上并没有青岛旅游饭店集团化的专题分析,最接近的就是我这篇山东的(其中包含青岛的部分内容),仅供参考:■题记 饭店业是国内开放最早的行业之一。但山东省内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化的全国性饭店集团。已形成的饭店集团无论在规模、品牌认知度还是市场竞争力等方面,与国内外知名饭店集团比均有较大差距。山东省旅游局指出,饭店集团化大势所趋,时不我待。 □娄和军 于鹏 “对组建大型饭店集团,管理饭店数量达到20家,房间总数达到5000间,一次性给予重奖!” “下一步重点培育4个饭店、餐饮企业集团,其中饭店集团重点培育山东省商业集团、山东蓝海酒店集团……” 2008年6月6日,全省星级饭店、星级餐馆工作会议上,山东省旅游局对酒店集团化发展发出总动员。 饭店集团化,箭已离弦,别无退路。 有喜有忧忧在何处 一组数据,让人欢喜让人忧。 2007年,山东省星级饭店新增110家,创历年新高,全省星级饭店达727家。然而,与广东1181家、浙江1114家和江苏858家的星级饭店量相比,山东饭店数量还较少。 全省饭店布局也有问题。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城市,旅游旺季,一房难求,这严重制约游客接待量的增长;而泰安、曲阜作为著名旅游城市,长期缺少高档饭店;全省至今没有一家符合国际滨海度假标准的酒店。 而饭店业发展,集团化是大势所趋。 “集团化水平是反映一个产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山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介绍。资料显示,美国的饭店业集团程度达到90%左右,国内这一比率不足15%。近些年,山东的旅游饭店集团化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各地出现了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本土饭店集团,有山东省商业集团、东营蓝海酒店集团、青岛海天大酒店管理公司等为代表的共18家。 但山东的旅游饭店集团化水平还较低,省内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化的全国性饭店集团,众多的饭店仍处在单店经营、相对封闭、自我满足阶段。业已形成的饭店集团无论从规模上、品牌上还是盈利能力上,都与国内乃至国际饭店集团有相当差距,而且产业融资渠道单一,至今没有一家上市经营的饭店企业。 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王晨光教授介绍,他刚参加了第五届中国饭店业集团化发展论坛,这次论坛中,国内民族品牌30强管理公司,山东仅占3个。省内最大的饭店集团仅有客房2000多间,不仅与全球排名前十的饭店集团平均14万间的客房量无法相比,就是与江苏金陵饭店集团1.03万间的客房量相比也差距明显。而与首旅建国饭店、锦江饭店集团等相比,山东饭店集团经营还集中在省内,跨省域运作较少,企业影响小,竞争力弱。 王晨光教授认为,从全省层面而言,饭店集团化是建设旅游强省、实现旅游战略的需要;从行业角度而言,集团化发展有利于建立健康的行业秩序、规范行业行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益和服务水平;就饭店本身而言,通过对网络资源、品牌资源以及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的共享及大规模的采购等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饭店集团化利于企业增强抵抗风险能力。 企业向前路往何处 当前,国内外知名饭店品牌来得急。 由于本土化的“弱”,省内的知名品牌基本靠“引进”。屈指一数,香格里拉、索菲特、皇冠假日、最佳西方、华美达、国敦、建国、锦江、速八、宜必思、锦江之星、如家快捷等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饭店品牌先后落户山东。洲际、凯宾斯基、喜来登、万豪、四季等一批高端饭店品牌,也即将落户省内。这些品牌在占领一线城市后,向二线城市延伸。一些国际国内知名饭店品牌,特别是经济型饭店品牌甚至延伸到二、三线城市。这些知名饭店品牌有着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服务模式,对全面提升山东旅游饭店业整体服务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让本土化的饭店品牌感到了压力,激发了其动力。 饭店集团化,企业是主体。 由一个区政府招待所,发展成为在全省内拥有1家五星级、6家四星级、3家三星级酒店并在全国排名第28位的山东蓝海酒店集团,其成长经验值得借鉴。集团董事长、总裁张春良认为,蓝海酒店集团企业发展经验有三点:一是创新发展,以质取胜。企业每年投入数百万元,从管理、产品、服务上激励创新;总部设立十个职能中心,建立了独具“蓝海”特色的职能化管理模式。二是注重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刚柔并济。三是建立培训基地,保障人才供应。而今,企业正争取2009年年底上市。 应该说,山东本土的饭店在集团化、品牌化上已迈出可喜的一步,但由于历史的包袱,投资主体的复杂,融资方式的单一,人才机制的僵化等多方面原因,步子不够快,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如同水桶的每个木板都不能短,饭店集团化,要注重综合能力的提升,人才、管理、制度、观念等要素都很重要。”王晨光认为,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实现行政化管理向市场化运作的真正转型,其体制创新、机制创活尤为重要;对民营企业而言,人才要素、融资渠道可能是其发展中应注重解决的问题。而饭店集团化发展也是品牌化发展,企业必须树立品牌意识,通过品牌定位、品牌扩散,培育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而山东蓝海的张春良总裁则认为,饭店集团化发展中,企业应重视人才问题。“现在酒店人才流动性很高,一线服务人员流动率达35%以上,这直接影响企业服务质量和管理人才储备。”基于此,蓝海酒店集团成立职业学校,并与山东大学等5所重点高校合办“蓝海班”,保障人才供应。 政府助推着力何处 饭店集团化,政府当有为。 山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指出,下一步将按照“三个一批”要求,不遗余力地推进饭店集团化、品牌化发展。一是抓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机遇,转型一批,加快培育本土饭店品牌;二是以企业改革为契机,重组一批,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在改制改组中参与旅游饭店业、餐饮业发展;三是主动走出去,引进一批,吸引更多国际、国内品牌落户山东。 同时,山东省旅游局拟向省政府建议,借鉴上海组建锦江饭店集团、北京组建首旅建国饭店集团的经验,对省国资委下属国有饭店通过资产重组、整体划拨等形式,组建大型旅游饭店集团,作为山东饭店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大力培植。此外,对集团化发展和引进国际品牌饭店实行奖励政策。 由于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的不同,我国饭店集团化发展,主要有行政主导的饭店集团化、市场主导的酒店集团化、行政和市场共同推动的集团化等几种方式。 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山东曾经针对数量庞大的政府招待所,开过高规格的会议来推动市场化,但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招待所还没有走向市场,这些招待所一般都是亏损的,因为它们是一些政府和团体的接待中心或者小金库,甚至不愿意对外,很难谈什么品牌化发展。 “而鉴于山东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等现实因素,要推进饭店集团化发展,政府应有为。”王晨光教授认为,推动饭店集团化,仅旅游部门一家之力还远远不够。旅游部门对饭店业更多是行业监督、管理,而饭店实际掌握在各地政府手中。 “全省对饭店集团化发展应该有战略性布局,助推饭店集团化,各地政府和各部门需要大合唱。”王晨光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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