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1、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2、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3、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4、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5、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扩展资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命运。
战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造成了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中断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而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加积贫积弱，从那时起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感天动地的奋斗，才取得民族独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之命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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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甲午战争——日本“百年国运”之豪赌G1001 张诗锦甲午战争，一个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词。1894年爆发，伴之以令国人不堪回首的耻辱，再一次用鲜血染红了中国近代史。泱泱大国的中国惨败于东方小邦日本，腐朽的清政府在又一次重击下摇摇欲坠，而日本则在战争赔款下青云直上，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朝贡体系被打破，日强中弱改变了千年以来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日本赌赢了，它改变了东亚的面貌，甚至世界的面貌，直至当代„„ 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的原因 日本人不仅想称霸世界，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战略方针。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公元1865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短缺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需要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当时处于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军事落后，经济分散。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犯只有招架之力。面对日本步步紧逼，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备战，把大量资源用于兴建颐和园和操办慈喜的生日庆典，其实中日两国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极度恶化，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90-1899年间强占了大清的附属国——琉球王国。对中国来讲，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出现一个敌对势力。而对日本来讲，朝鲜就像一把匕首插向它的腹部。因此朝鲜一有风吹草动，中日两国全都紧张起来。而在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列强的态度：面对中日战争，西方国家肯定不会漠不关心，俄罗斯本来把东北和朝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允许日本插足这一地区事务，但是由于欧洲的形势更为严重，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巴尔干半岛，它无暇东顾。对日本的行动只能睁一眼，闭只眼。英国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只能寻求日本的帮助来平衡俄罗斯。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支持。美国、德国、法国都有某种投机心理，希望在中日战争中有所收获，因此也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儿肖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三.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蔑视中国”的心理,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此次战争从清朝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6亿两，折合日币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3.4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6.4倍。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亿1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清朝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赔款中80%投入了工业建设和购置军备，特别是重工业，三菱集团等均曾受益，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列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进的货。其他的即全都应用在扩军侵华的准备上；一方面从娃娃抓起，培养了三十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用于制造杀人武器的物质基础，使得日本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 四.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中日双方签订了《日中媾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它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领土方面，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是继沙俄之后在中国割占领土最多的国家，迫使台湾和祖国隔离，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在赔款方面，巨额的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主权作抵押大借外债，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再次在设厂方面，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满足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在中国“合法”地经营许多轻工业，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增强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在开放口岸方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总之，《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但同时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五.中日甲午战争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但是，科技实力不济同样不可忽视。联系当前中国的许多先进设备仍然需要进口，我们应当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但真正有多少东西的核心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国内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但是，更多的是喊口号，热血沸腾，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GDP的3％，中国尚且不到1％。除此以外，在投入程度并不充足，科技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的道德建设同样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名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宗罪，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渐开始全面化，刚开始是经济，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始，而其中加入WTO，参与到整个世界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另一位专家也对本报记者指出，中国应该从1894年被日本击败的现实中吸取教训，身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而目前官员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政治体制上如何更好地使国家得到发展，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必须不断探讨的命题。他认为“当时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些原因近年来甚至也有一些苗头，当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尽管今非昔比，但是以史为鉴能够让中国发展得更好。众所周知，修建颐和园的款项很多都是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的。据统计，这些钱足够再组建10个北洋海军。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撞沉“致远舰”的日舰“吉野号”原来就是中国在诺丁汉船厂定购的，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才被日本所购买。联系到前段事件的审计风暴，大量的款项被各级政府机关挪用或者截留。当时，北洋海军陷入浴血奋战之际，南洋海军却在一旁看热闹。“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宏观调控不力，地方割据，各自为战。而中国今年以来在经济过热上的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间也出现了像铁本事件这样的不和谐音符，其他诸如三农问题，拆迁问题仍有不少得不到解决，这其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从甲午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虽然甲午战争中我们惨败于日本，但日本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一切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成败并非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它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时刻警惕以及一只常备不懈的军队。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来源于国家长期的战略筹划和全国若干代人的辛勤努力。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影响：
1、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2、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3、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4、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5、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扩展资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命运。
战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造成了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中断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而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加积贫积弱，从那时起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感天动地的奋斗，才取得民族独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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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就太长了 。 我大概给你个思路吧。中国改变了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得思想 因为 你枪炮都是外国的了，军舰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七海军强国了。 连日本都没打过，能不反思么。日本获得了相当于4年日本财政总和的收入，大搞教育和经济建设。 日本天皇拿到这笔钱后 说了一句话。 我们要让北海道的山里，最穷的小佃农的小女儿念得起书。 （换成中国话是，我们要让 最穷的省里面最穷的最穷的老弄的最小的女儿念得起书。 日本比中国重男轻女要严重得多） 这次战争，让日本的文化教育一下撵上了欧洲。奠定了二战时期日本的亚洲第一强国地位。中国的新思维化 ，大臣们要搞 内阁制。 要从农业国往工业国转变 。 外来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创造了建立民-主-自-由-国-家的基础。 促成了民国的建立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七十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七十年了，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见七十年前的炮声，还能听见抗日先烈气壮山河的呐喊，还能听见八百里太行烈马追踪的嘶鸣。我曾经偶然看到过一些惨绝人寰的图片。其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幅是一个革命老汉的头颅被架在一段破烂的木桩上，木桩上蚂蚁成群。那位老汉的脸上仿佛挂着轻蔑的笑容，嘴里还叼着一截烟屁股，那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如菊花般地在他瘦削的脸上绽放出最伟大的光彩，那一缕英魂永垂不朽……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壮烈浩气长存，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女神高悬天际，如今，她扇动翅间清风，吹散迷雾，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中华英烈们以公道，令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万古流芳；令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中国人的心扉上熠熠生辉。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我以我最深最真的笔触，走过时间的沧桑，空间的辽阔。我想令人们回忆起70多年前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我想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本应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70个春夏秋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70周年了，由此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涌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前，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之动力，热忱报国之行动。就让我们飞扬的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在为祖国强盛而奋斗的过程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吧！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的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你是不是成工院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200字够了么？不够的话给我说
抗日战争的简介：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 。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时间争议：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9月2日。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抗战之说。
但期间6年，中日双方出于各自原因，始终控制战争规模没有扩大到国战。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华民国政府才公开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战，因为依据当时中国落后的重工业水平和国际地位，提前公开宣战，只能面对国际武器禁运，无法弥补战争损失。
如果这样，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共同抗日，而中国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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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次我给大家整理了中国抗日战争 优秀 作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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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就听说过王二小的 故事 ，“在茂密的草丛中，一头牛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草，然而，那放牛的小孩王二小却被日本鬼子抓了去带路，二小却把他们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让敌人给用尖枪给刺死了，从此，他的故事将永远流在我们的心中。”
抗日战争中的小英雄们还有雨来、刘胡兰、小兵张嘎……还有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
黄继光日中为祖国光荣牺牲的，黄继光也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祖国光荣牺牲的英雄。
黄继光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军人，终于，他完成了自己的愿望。就在他们在支缓朝鲜战争时他拉开了他一生最感人的一幕：黄继光所在的团已经占领了许多高地，就在他们要占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高地时，天已经快亮了。可是，这里太难攻了，战士们屡次攻击，都被打了下来。这时，黄继光挺身而出，要求自己带几个战士去打仗。很快，他得到了同意。黄继光带了两个战士，弓着腰，向高地走去。敌人发现他们了，顿时，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向他们袭来，他们快速的卧倒，可是一位战士已经被打死了。黄继光和另一位战士只好含着泪向前爬去，子弹越来越密，在他们头上扫来扫去，他们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另一位战士服了重伤，再也前进不了了，这个重任全压在了黄继光的身上。此时此刻，黄继光也多处负伤，但他毫不畏惧，坚强的向前爬。他已经不行了，晕倒了，可他又醒了，顽强的向前爬呀爬，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忽然，他站了起来，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了起来!他扑向枪眼，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枪眼。战士们愤怒了，他们像海涛一样涌了上去，占领了高地，黄继光最终倒在了血泊中。
自从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外国历史文学家都声明，抗日战争只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本能的抵抗日本，经过《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终于将日本徒匪赶出了中国!
从此，祖国恢复了和平，我们中国的儿女才有了今天的生活，我们将永远记住抗日的英雄儿女。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2
华夏儿女的历史上，有一段血与泪的岁月，也是一段抹之不去的屈辱历程。纵然有再多的屈辱，流再多的血和泪，我们也坚强地面对。因为，那依旧是我们中华儿女历史上最为骄傲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将中日战争拉开了帷幕。日本侵略者全力进攻中国，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在卢沟桥上无数座雄狮的怒视下，迈开步子，冲向北京城。华北人民奋力抗击，我们没有战败，因为我们没有畏惧。日军对中国的发动了第一次侵略后，人们发出了“为保卫国土流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侵略者的肆虐，彻底点燃了华夏儿女的愤怒。但战争总是残酷的，多少母亲每日都在期盼儿子的回归，多少妻子昼夜在想着丈夫的到来。却始终无法盼到他们的归来……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在战争中分散，有多少文明在战争中悄无声息的消逝。
为了保卫家园不受侵害;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土，人们不惜代价，誓死抵抗侵略者。终于，经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站了起来，将无情的侵略者赶 出国 土，结束了残酷血腥的战争。__年的战争中，无数的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荣耀与辉煌。因此，我们更因该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珍惜先烈为我们创造的条件，做好一个学生的本分，学习先烈们大无畏的品质，克服一切困难，迈向成功。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3
今年是抗日战争__周年，虽然是个值得庆祝的一年，但我们仍不能忘了抗日时期的战士们。
想当年，日本燃起的侵略战火几乎把中国人民没有被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打败，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了自己最后一口气也要保卫我们祖国，通过各位战士们的热血奋战，抗日终于成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也成为中国人几十年来的骄傲。
只要你听过《松花江上》这首歌，就不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日8夜10时20分，日本河本末手中尉率领日本士兵来袭击中国。由于中国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又得不到增援，所以连连败阵。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从此，东北的土地完全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掌握之中。东北同胞不想做亡国奴，就向关外逃难。没有想到，日军竟在路上拦截、屠杀逃亡的中国难民。
大家知道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吗?那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日本鬼子对我们实行了烧杀淫掠等极其残忍的手段。他们不仅把我们残杀了，而且还把坦克行驶到我们的尸体之上，另外还把尸体抛入长江，不到几天，长江上的尸体堆积如山，腐臭味充满着南京城。残暴的日军还举行了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有的还因为不清楚谁赢了，还要再杀人。再这段时间中，南京城成了间地狱。
现在我们生活富裕了，丰衣足食，都是先辈们的功劳，我们不该忘记抗日的历史，忘记历史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是一个叛徒。前辈们把历史铭记在心，我们也应永世不忘。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4
翻开中华民族抗日的英雄相册，一位位爱国英雄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的名字裹挟这抗日烽火，就如金子一般闪耀，杨靖宇就是这些名字中的一个。
杨靖宇本名叫马尚德，出生在河南一户贫困农民家庭，幼年时期的他从身边的父老乡亲们与父母亲的经历得知了那时日本侵略者的许多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的气愤，便在他那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长大后一定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从此，他便一直向着这个梦想努力着。
看到这里，我深有感触。爱国应该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品质，可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时，到处都是投降于国外的汉_，像杨靖宇这样有着很大理想的人已经十分稀少，更不要说去努力奋斗了。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有坚定的信念，这便是我对杨靖宇佩服的第一个原因。
杨靖宇就如中国革命一颗闪耀的红星。他带领东北地区人民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担任了总指挥。在那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不顾生命，不顾安危，长期率领在冰天雪地中转战东南海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在东南满地区秋季反“讨伐”作战中，他带领部分警卫，最后只身与敌人周旋5昼夜，渴了，抓一把雪吃，饿了，吞一口树皮或棉絮。他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于1940年2月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残忍的日军将杨靖宇将军割头剖腹后，发现他胃里除了枯草、树皮，竟无一粒粮食。这个消息不仅震惊了当时在场的日本士兵们，更是令所有的中国人民所敬佩。
杨靖宇爱国、爱党、爱老百姓，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想象一下，在充满风雪的战场上，什么都不吃，就只用枯草、树皮充饥，这可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他的这种坚持这份毅力，更是我们应该拥有的。
转眼间，__年过去了，那段铁血燃烧的岁月也变成了过去。但像杨靖宇这样的英雄人物却永远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虽说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但当祖国需要我们时，我们就应尽到自己的力量，不管何时何地，无论富裕贫困，永远拥有一份爱国之心，担当起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英雄已经远去，不朽 事迹 永留于世。英雄的热血换来了我们日新月异的祖国，英雄的精神鼓舞着每个新一代少年。和平年代，幸福生活，我们每日尽情享受着。勤奋学习，报效祖国，我们时刻追求着。
英雄依然还在，光辉身影历历在目。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大自然的无情让人间更有情，大灾难的力量终究屈服于一个个英雄的灵魂。从那一刻起，每个中国孩子，每颗幼小的心灵，不约而同都种下了英雄的名字。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5
说起抗日英雄，怎能不想起我们身边的抗日英雄——郭猛。郭猛家境贫寒，生活艰苦。为了养家糊口，才满14岁的郭猛便到一家运输船上当帮工。他闯荡码头，见多识广，看到土豪劣绅不劳动却住着高屋深院，穿着绫罗绸缎，而穷苦农民一年四季辛苦到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这一切都在郭猛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渴望有一种方式能够改变贫苦百姓的生活。
终于，16岁的郭猛受郭真等人的引导，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革命过程中，郭猛热血拼搏，英勇抗战，曾多次受伤，右臂中关节以下，肌肉神经全部萎缩，身体也日渐消瘦。同志们为了照顾他身体，把打土豪得来的食物，给他多留了点，可他从来不接受。
1941年12月29日，盘踞在盐城县的一股日伪军出城抢粮，郭猛带领队伍直袭敌阵。十里战场枪声大作，尘烟弥漫，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歼灭了伪军警卫营，活捉50余人。部分残敌仓惶逃窜，郭猛率队伍乘胜追击至唐刘河畔地区，与龙冈增援之敌展开战斗。战斗中郭猛不顾个人安危，到前沿阵地查看敌情，不幸中弹受伤，因伤势过重，郭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8岁。
郭猛牺牲后，四团指战员噙着热泪，将他埋在一片梨树林里。盐城县委将郭猛牺牲的护东乡改为郭猛乡。至今，郭猛仍然安详的躺在那片梨花林里，他的英魂仍守卫着这一方水土!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郭猛!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6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__周年，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年。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历史。它带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夹杂着悲伤和愤怒，带着血腥和杀气的风掠过了原本寂静的中国。
拥有5000灿烂历史的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日本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垂涎欲滴。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响起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第一声炮声。然后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夺。残忍地实行“三光”政策。
1937年12月，这是个灰色与血红色交杂的月份，因为在这个月中，在南京日军的刀枪下，原本繁华的南京只剩下漫山遍野的血红，灰蒙蒙的天空还有候鸟在空中绝望的低吟。他们视中国人为玩物，肆意宰杀、取乐。居然还有日本军官在这里展开“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获胜。南京城顷刻间横尸遍地。
但是，终究我们还是胜利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正式向中国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胜利是由无数战士的生命换来的。来得曲折坎坷，来得刻骨铭心。
__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成青葱的参天大树，__年也可以让一个朝气勃发的少年变成一个已年过花甲的老人。__年前经历炮火洗礼的土地，今天灿烂的阳光下闪动着光彩。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向往和平，呼吁美好。让和平鸽衔着橄榄枝飞翔在天空下成为永远。愿和平永驻人间。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7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__年前那场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伟大胜利，永远铭记在所有 爱好 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心中。举行抗战胜利纪念日首都阅兵，隆重纪念那场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骄傲，也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自豪。
__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警示仍在，日本右翼势力却屡次公然践踏国际秩序，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从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防卫权;从抛出“侵略未定论”，到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进行所谓背景调查;从渲染中国威胁，到妄图拿走我钓鱼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__年12月13日，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__、__在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凝聚中国力量，为了共同梦想努力奋斗。抗日战争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正是有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汇集起夺取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我们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心，捍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崭新的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8
在那个年代，虽然我们的国家很穷，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团结，军民一心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等战术，把我们的弱势变成了优势，打的敌人晕头转向，血肉横飞，不得不缴械投降。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在战场上，抗日战士不怕敌人的众炮齐轰，杀声震天，他们不顾个人生死，英勇地与敌人进行搏斗，消灭敌人无数。在后方，根据地的人民巧妙的与汉奸周旋，瓦解了他们的一次又一次阴谋，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伟大的牺牲精神。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勇敢的。
与当年的小兵张嘎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专心致志的学习，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科学知识，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更加强大更富有，如果有人敢侵犯，我们一定把他打的落花流水。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9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__年前的今天，我们抗日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国人都会把今天这个日子铭记于心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何取得胜利?直到今天，国际军事历史界仍有兴趣地问：为什么二战前的阿尔巴尼亚亡国了?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在那么多的国际援助下失败了?而中国的抗日长达__年，长期处于孤军奋战，鲜有外援，最终却赢得了胜利!真实令人不可思议!
大而弱的中国却打败了小而强的日本，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要知道，在抗日战争以前，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抗日的话，将会同阿尔巴尼亚一样地灭亡，这种亡国论的观点在后来被击得粉碎。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抗战。
实行人民抗战，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途径，这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抗日战争，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有敌后各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因此它具有深远的计划性、广泛性和持久性，在整个敌后战场，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许多国家的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强裂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
从1937年到1944年，美、苏、英、法等四国向中国贷款约为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由此可见，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亚洲的事，世界的事。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的同情与援助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力量间的相互协作，体现出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抗战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优秀作文10
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__年前的那段耻辱!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__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__年前，一名中国记者登陆刚刚投降的日本进行采访，把他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告诫中国人：所谓的投降在日本人看来只不过是临时休战而已。警钟长鸣，__年后的今天重读旧文，相信读者心有戚焉……
从1937年到1945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中国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__周年，铭记烈士的鲜血， 反思 国家民族的未来。通过纪念，增强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再受外敌欺辱，我们做得到!
今天，我们缅怀历史，听抗战老兵讲述抗战的故事，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奋勇前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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