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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2.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2.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2.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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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信息化管理是以基层农村数字化为目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基层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析基层农村水利建设管理 》
摘 要：农村水利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相关项目的开展。但是不可否认，农田水利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部分设施老化失修的现象依然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本文即以昌乐县农村水利为研究对象，对农村水利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农村;水利;改革
中图分类号：S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农村水利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农业增产增收的保证，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须组成部分。党和国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进一步加快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国家从2009年开始，开展了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被列为小农水重点的县(市、区)，将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连续建设3a，每县每年总投资在2000万元左右(包括中央财政投入、地方财政投入、农民投工投劳)，建设内容主要是已纳入县级农村水利综合规划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包括塘坝(容积小于10万m3)、小型灌溉泵站(装机小于75kW)、引水堰闸(流量小于1m3/s)、灌溉机井、 雨水 集蓄利用工程(容积小于500m3)等小型水源工程;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流量小于1m3/s)、小型灌区渠系、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小型排水泵站(装机容量小于75kW)、控制面积2000hm2以下的排水沟道等。但是不可否认，农田水利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部分设施老化失修的现象依然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本文即以昌乐县农村水利为研究对象，对农村水利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的若干建议。
1 昌乐县农村水利建设现状
昌乐县是一个资源型缺水县，多年平均水资源量16185万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68m3，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200m3，昌乐县占全国的1/8，处于极度缺水状态，水资源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609mm，受季风性气候和地形条件的影响，降雨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年降雨量的70%集中在6～9月份，致使汛期局部地区洪水成灾，干旱季度用水又极为紧张。
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解决干旱缺水，克服水资源短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在历届县委到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建起了大中型水库3座，小型水库103座，塘坝407座，扬水站560处，机电井7550眼，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63万hm2，节水灌溉面积2.98万hm2，旱涝保收田达2.6万hm2。近年来，我们按照新时期治水思路，大搞水利工程建设，完成3座大中型、102座小型病险除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是全市3个提前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任务的县(市、区)之一;已建成高崖水库向城区10万t供水工程、马宋水库向城区供水工程，初步解决了城区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实施了村村通自来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集中式供水工程59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8%。进行了高崖水库灌区节水改造与续建配套工程;开展了魏家沟、荆山水库、桂河及火山口等小流域综合治理为重点的水土保持工程。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支撑和防洪安全保障。
2 昌乐县农村水利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村水利设施抗旱能力不足
昌乐县现有的农田水利 措施 虽然已经在近年来得到了大幅建设和整改，但是主体依然是20世纪7、80年代所修建的，工程质量标准不高，老化比较严重，很多地方的水利设施甚至已经坍塌而遭到废弃。由于降雨不均衡，干旱期对昌乐农业发展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011年，昌乐县遭遇90a难得一见的干旱，部分村镇减产严重，甚至村民饮用水也出现了危机，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2.2 农村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昌乐县加大了对农田水利的投入力度，利用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总投资2698万元，在营丘镇建设高效节水管道灌溉工程2000hm2;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总投资2438万元，涉及营丘镇、五图街道95个村;全国新增500亿kg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昌乐县2011年田间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建设稳产粮田2400hm2，涉及营丘镇31个村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总投资2343万元;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包括丹河道治理，总投资2880万元，于河治理总投资480万元;中低产田改造和农田改造工程，总投资3720万元;河道疏浚清障工程，依法清除河道内影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及高秆作物和各类垃圾，堵复河堤缺口，完善河道堤防，恢复和达到河流的设计过流能力;田间排水工程，建成功能完善、排水顺畅的农田排水工程体系等。虽然总投资规模较大，但是分配到个人上则相对不足。
2.3 农村水环境破坏严重
受到部分城镇工业化发展的影响，一些农村水环境受到污染，此外，居民生活垃圾的无序排放等也破坏了一些水资源，再加上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水体的污染情况不容乐观。
3 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的建议
3.1 创新投融资体制
重点拓宽融资 渠道 。金融部门要制定针一对性的贷款政策和管理办法，支持民营水利，为其提供宽松的融资渠道。加大财政投入。除注重城镇防洪等公益性工程建设投入外，政府要重点扶持农村饮水工程、小型蓄水工程和灌区渠系配套、抗旱排涝工程，增强农业生产的抗旱能力。
3.2 推进农村小型水利改革
明晰产权，创新建设体制。小型、微型水利工程可实行农民“自建、自管、自用、自有”，政府适当补助的方式，视作私人财产，发给产权证，受法律保护。鼓励农户间按照互利互惠原则，调剂用水余缺，发挥工程和水资源最佳效益。
3.3 加强农村水环境保护
大力整治农村非点源污染、垃圾围村和生活污水乱流问题，同时对危害城乡水源地的乡镇企业，实行限期关、停、并、转、迁;严格控制养殖业发展规模。同时加大对水环境的监管力度，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保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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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与分析 》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农村水利建设的力度成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农村水利建设工程数量的逐年增多，给施工单位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水利建设的管理就显得日趋紧迫了。本文着重探讨基层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并进行分析。
关键词：基层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编号：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之一。面对水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特别是农耕灌溉要消耗大约70%的淡水资源，这就意味着，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农村的经济状况有限，而水利工程是一项大型的建设工程，不但占地面积大，而且工程复杂，虽然国家对于农村建设加大了力度，但是在具 体操 作上往往会有建设管理问题的出现。这不但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一、基层农村水利工程现状
基层农村所建设的水电站，一般都属于是以农耕用水主的小型水电站。整个农村水利工程的投资，除了国家扶持一部分资金之外，还是以农村自主投资为主，所以农村水电站建设的规模、质量与基层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提倡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建设，提高低碳环保意识，以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由农民出资建设的小型水电站数量越来越多，而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基层农村水利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
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的经济竞争意识也逐渐地增强。使农民对于农业的经济收入越来越敏感，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集体观念逐渐淡薄了。这就容易使农民对于与自己不存在直接关系的事物持以漠不关心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农田灌溉和水利工程的维护两个方面
1.农田灌溉
即便是利用水利工程可以实现节水灌溉，但是在实际操作用，由于管理混乱，导致各种水资源浪费现象层出不穷。有些农民利用水库周边水资源丰富的环境条件而为自己开辟了属于个人的领地，乱耕乱种的现象随处可见，又开辟了很多的鱼塘。而在农田灌溉区，用水没有统一指挥，也不按照有关的规定，随意防水用水。水利工程的作用因此而被大大地削减了。
2.水利工程维护
基层农村的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以农田灌溉利用为主，同时起到了排水和防洪涝的作用。那么，在这些区域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以小型的水库为主，并利用各种的方便条件随处修建，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和部署。这就导致了农村水利工程分布不具有科学性，形成了造成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混乱的主要因素。水利工程建设缺乏统筹性，没有整体性的规划，在水利工程的运行上，也容易形成很多问题，特别是水利工程的维护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一些农村水电站还没有达到使用期限就因质量问题而无法运行，甚至还存在一些水利工程还没有达到使用的寿命，就不得不报废了。
例如在某区域的农村地区，水利建设数量之多，本可以满足地方的农田灌溉需要了。但是，用于农村灌溉的机电提灌设施因为出现故障而无法运营的已经超过了60座之多，而且还有10多座已经报废了。能够正常使用的灌溉设施还不超过30座，并且分布散乱，很难于实现全部农田的均匀灌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没有做好水利设施的维护工作，导致了各种设施出现故障。因此而造成的输水损失已经超过了200万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也因此而减少。
(二)基层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滞后
在一些农村地区，水利工程还是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建设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代变迁，无论是水利工程的应用技术还是修建质量，都无法与新型的水利工程相比。特别是防洪抗涝能力大大地减弱了。而农民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节水意识淡薄，为自己开辟了各种便利条件，随意地堵坝、截留、开沟放水，而且还任意地开采地下水。不但将水利工程的供水功能破坏了，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水资源，危机到了本区域的生态环境。比如在某农村地区，出现渗漏现象的渠道已经超过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小部分已经基本报废，而正在运行使用的水利设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病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维护，也要面临着报废的危险。这种状况，对于本地区的建立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从水利工程的生态角度来分析，水利设施出现质量问题，对于其周边的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使得植被越来越少，加之清淤能力甚微，为洪灾埋下了隐患。
(三)农村基层的水利专业技术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伴随着机构改革，一些基层的水利站被撤除，被合并到相关部门，而对于这些基层水利工程采取了间接管理的措施。因为缺少了直接责任人，也就不存在可以承担主要责任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近些年来，随着水利设施建设越来越多，规模逐渐增大，而且工程设计不断复杂化，使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已经无法再适应工作的需要。
二、基层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农村水利工程，是保障农村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其不但可以改善农业的生产，而且还为农民的增收创造了条件。对于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要高度重视，以建设节水型社会为主要指导思想，将水资源建设结合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中，以动态的方式来设计水利工程管理方向，并开辟各种途径来实现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目的。
(一)建立基层农村水利建设的科学化管理模式
按照传统的观念，对于农村水利建设往往是以建设为主，而忽视了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没有从管理中体现出其经济性。为了使农村的水利建设管理到位，就需要根据水利工程的功能性采取切合实际需要的管理措施，使水利工程在科学的管理之下，创造出经济效益。
(二)提高水利工程人员的整体素质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水利工程建设在高端科技的推动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水利工程建设已经不再局限于工程技术本身，而是涉及到水文、气候生态、地质等等方方面面知识。那么，水利工作人员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还要将知识面扩展到更宽阔的领域，以适应要求越来越高的岗位需求。
另外，水管部门也要定期地组织一些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接受培训，以将水利工程中所涉及到的新的技术知识普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水利职工的整体素质应实际的需要而有所提高，同时还要保证每一位工作人员对于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尽心尽责，并能够独当一面。
总结 ：
综上所述，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需要把握住农村发展的命脉。经济发展，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基础。而水利工程，正是农村发展的命脉。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对工程建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管理，以推动水利工程建设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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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农村基层 财务管理 工作 》
摘要：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是整个农村基层工作的重点内容，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农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的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党、干、群关系是否融洽，农村基层组织能否正常运转，与农村基层改革发展稳定息息相关。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公平公开、程序严谨的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制度。
关键词：财务管理 基层组织 经济发展 基层建设
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是巩固和发展农村基层集体经济的基础，但目前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相关制度落实不到位，财务工作不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等，这就严重阻碍了农村基层经济发展。为改善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落实和完善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制度的各项政策，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努力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做贡献。
一、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现状
(一)资金、票据等管理混乱
现金方面，很多地方存在超额储备现金现象，没有严格执行现金管理和结算制度，部分地方甚至以白条抵库挪用现金。如个别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长时间借支大额现金，侵占集体财产。银行方面，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如套取银行信用等。
票据在原始凭证合法性的审核力度不够，大量使用白条入账或者自制凭证，情节严重的甚至利用自制原始凭证来“冒领”，这也是财务管理工作的明显失职之处。
(二)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相对一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财务工作人员都是由村长等干部直接指定，部分地区的财务人员甚至由村干部兼任，往往村委会换届，财务人员也会随着换届，因此无法保证财务人员的稳定性，导致财务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不少财务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无证上岗，而且长期疏于管理，财务制度难以落实。
(三)村级债务
农村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有很多村子都是撤并以后的大村，人口规模很大，财务遗留问题也随之增加，很多村子都成了空壳，再加上近几年为建设新农村如通村水泥路，村民娱乐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实施，更加加负了各村债务，致使财务工作难以运转。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思想认识落后
部分村干部只重视款物发放，不重视监督管理。认为只要自己没有私吞款物，发放给了农民，农民心里明白，就不用做账了，也不管合理不合理，检查不检查，只要发给了老百姓就是完成任务了。还有的村干部只重视事后补救，不会用制度去约束财务人员，只知道不计后果的用钱，只要在应付上级对财务检查审计时才会例行公事般的过问，对财务放任自流。
(二)财务监督形式化
一般农村长期的监督都要靠村民理财小组和群众共同监督，主管部门的设计监督只是阶段性的。然而一般的村民理财小组成员大部分都是村干部，少有的群众代表又因为没有报酬等不同原因形同虚设，根本不了解村上财务的各种情况，对审核单据工作根本不用心也不计后果，没有原则，起不到监督作用。财务管理工作缺乏监督，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财务管理混乱。
(三)财务人员更换过于频繁
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多由村长直接指定，随着村委会换届，财务人员往往也会随之换届。新的财务人员对之前财务上的制度和管理 方法 不熟悉，加之换届以后的村长或许会指定一套新的财务工作制度，前后衔接不紧，财务上的问题愈发明显。
三、加强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的对策
(一)提高对农村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农村基层干部是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奔赴小康，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必须要发挥好自己的基层干部作用，要提高自己对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把自己的认识落实到工作中，对属下各级人员都要进行关于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重要性 教育 指导，教育各级干部认清违法违纪行为并予以处理，整顿财务制度，使农村基层财务制度迈向正轨。
(二)加强资金、票务等管理
财务工作人员需不畏强权，坚持原则，抵制超额储备现金现象，不允许以白条抵库挪用现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票据应由财务工作人员集中和跟踪管理，非财务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每笔收入都必须缴入财政专户，从源头上防止资金流失。
(三)稳定财务工作团队，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各村应对财务人员的任用调换履行考核报批手续，不得私自指定财务人员，坚持任人唯贤，保持财务工作团伍的相对稳定，同时要加强对各村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指导。要防止农村基层职务犯罪的发生，保障农村基层财务没有漏洞，只有提高财务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全面落实财务公开，健全财务制度
设立固定的公告栏，按月或季度及时、明确、清晰、完整的公布村财务信息，包括财务的各项收支、土地补偿、转移支付、代扣代缴等费用明细，使农民群众对各项开支都明白，方便群众对村财务的监督。在农民提出意见时，及时整理，快速反馈。对于专项资金，要做到专人管理，专款专用。这是缓和群众与干部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从而提高村民与村干部的合作，共同建设新农村。
在落实财务公开的基础上，要抓好财政服务机制的创新，健全财务工作的 规章制度 ，坚持财政服务农村，不断发展农村经济。
四、结束语
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目前正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基层财务工作团队稳定性较弱，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强大，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绊脚石。今后各基层干部应着力于完善农村财务工作的相关制度、监督及团队稳定工作，深入发展农村经济，以加大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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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一、“社区”来源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3.社区参与性不强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2.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2.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2.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在知识产权的利用方面,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公共管理论文题目，希望大家喜欢!
1.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2.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3.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4.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5.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6.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7.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8.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9.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10.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11.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12.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13.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14.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15.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16.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17.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18.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19.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20.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21.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22.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23.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24.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25.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26.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27.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28.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29.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30.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31.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32.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33.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34.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35.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36.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37.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38.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39.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40.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41.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42.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43.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44.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45.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46.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47.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48.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49.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50.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51.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52.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53.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54.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55.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56.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57.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58.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
59. 59.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60.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61.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62. 浅谈“政府上网”
63.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
64.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
65.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66.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
67.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
68.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69.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70.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
71.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
72.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73.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
74.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75.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76.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
77.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78.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
79.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80.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
81.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82.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
83.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84.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85.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
86.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
87.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
88.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
89.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90.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
9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
92.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93.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
94.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
95.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96.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
97.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98.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99.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00.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101.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 102.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103.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
104.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
105.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
106.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07.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08.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
109.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110.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111.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112.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3.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114.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15.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116.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
117.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118.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119.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120.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
121.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
122.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
123.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
124.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125.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
126.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127.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
128.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
129. 浅析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130.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绩效考核与管理(丰俊功)
1、政府绩效管理
平衡记分卡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党政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党政管理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2、公务员绩效考核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中国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3、市政学
XX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选取有户籍制度改革有特色的城市) XX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研究
4、电子政务
XX市政府网站绩效考核研究
电子政务在XX市XX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政府采购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究
二、行政与政策(于海艳)
1、危机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预警机制研究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2、户籍制度改革
3、行政垄断
4、行政机构改革
地方政府与市场化改革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研究
5、行政职能转变
中国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型政府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
6、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7、当代中国公民参政研究
互联网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8、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共政策选择
三、政治、制度、社区、非政府(韩丽雯)
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2、 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3、 服务型政府的监督机制问题
4、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5、 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
6、 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
7、 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讨
8、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9、 当代中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问题
10、 当代中国政府的大部体制的问题
11、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2、 政治民主建设问题
13、 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14、 非政府组织的法规建设探讨
15、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探讨
16、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探讨
17、 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
18、 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19、 城市社区管理的理论基础
20、 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探讨
21、 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问题
22、 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问题
23、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组织监督机制(以汶川地震为例)
24、 简析非政府组织(NGO)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
四、社会学、社保、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王静)
1、社会保障类：
理论类---公平还是效率：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选择与思考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农村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的农村养老问题
农民工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等)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与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政策的反差分析
农民工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可运用社会排斥理论)
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研究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五保”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农村扶贫问题研究
城市类-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研究
当前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
完善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的实证分析
就业失业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促进研究
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的制度选择
非全日制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社会保险政策建议
国外失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社会治理失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失业预警系统与就业对策研究
转型时期结构性失业的救济及职业培训政策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对我国就业形势的影响 其他--银色浪潮的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的制度转制成本及其化解
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架构的思考
我国军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灾害救助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
商业保险消费心理研究
商业保险需求群体的实证分析
2、社会现象类：
基于网络社会下的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研究
探析和谐社会理念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网络民意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3、社区类：
社区矫正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在矫正青少年罪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落实及有关对策
从建设市民社会的载体看社区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中社区的角色地位
4、应用实务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当前大学生网络素养实证研究;
民办高校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实施;
民办高校贫困大学生群体状况调查
民办高校贫困生救助体系状况调查
广告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观的影响;
大学生宿舍文化(或流行文化)现象调查;
人力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
大学生就业中的歧视(性别、地区、学校等)及其应对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养老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我国社会志愿者制度的现状分析
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
试论和谐社区理念下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构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研究
5、社会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分化
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分析
社会舆论与社会风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的影响
传统孝文化与家庭代际和谐
五、(多俊岗)
六、(刘亮、黄春梅、陈国杰、蔡敏)
1、行政伦理
2、行政文化
3、社会信用研究(包括信用理论、信用机制、信用制度、信用评价内容)
七、行政法、公务员(胡海春)
1、 论我国公务员的考试选拔机制
2、 公务员监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 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4、 论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发展的方向
5、 对完善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考
6、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7、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8、 中国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不足和对策
9、 公务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10、 西方文官制度研究
11、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研究
12、 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13、 公务员制度与行政效率
14、 论国家公务员收入的规范化
15、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
16、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
17、 论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18、 论中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
19、 论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20、 完善我国公务员的选任制度
21、 健全国家公务员的监督制度
22、 中西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23、 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24、 公务员管理研究
25、 浅析公务员的高薪养廉问题
26、 行政法制
27、 依法行政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的若干撰写指南
适应对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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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开始的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社会工作，它的发展必然要求重新构造城市管理的微观社会基础，并改革传统的城市行政化管理体制。在历史的教训、现实的压力以及未来的挑战三重撞击下，社区自治的理念及行动方才浮出水面。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发展，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社区建设以及部分城市进行的社区自治的试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有些已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本文试图对以往研究的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介。一 城市社区自治的引擎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断实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一切都是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自上而下推行体制改革的结果。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便成为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这是单位制理论的逻辑结论和核心命题。单位制理论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最早以单位为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是美国学者华尔德。他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单位依附关系理论”国内的学者在分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社区建设的背景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时，将单位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引入到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造就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代表人物有路风、李汉林、李路路、孙立平、李培林、杨晓敏、周翼虎等。单位制的解体为社区自治释放了自主活动的空间，复苏了人性中的个人意识，开启了个人本位的国家社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合而为一的国家吞没了社会或社会淹没于国家之中，堪称社会国家化的典范。社会国家化的实质是群体本位、国家至上。孙立平认为，在社会国家化的中国，国家控制着差不多所有的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并借助于这种垄断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并对之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到 ５０ 年代中后期，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１］。国家对城市社会的管理、控制和整合是通过单位制度完成的。李路路、李汉林认为，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与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各种利益，控制他们的社会行为［２］。在单位制体制下国家通过资源垄断控制单位，单位通过资源垄断控制个人，从而形成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附与庇护关系。单位制造成了整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压抑了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泯灭了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衍生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社分开为社区自治创造了契机和激励。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权力行使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由人格化权威转为制度化权威，政府的权力在缩小，社会的权力在扩大，政府的权力逐渐纳入社会权力的制约之中，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被开辟被拓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甩掉了单位办社会的重负，将繁重的社会职能推向社会，沉入社区。其他如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也大都发生了以上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在城市造就了一个既与国家保持一定联系，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间社会。二 城市社区自治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社区发展的动力既可来自政府，也可来自社会还可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围绕这三种取向，学术界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亦相应形成了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模式。朱健刚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已承担起一级行政政府的职能，却没有相应的行政权力授予，权责不一致限制了街道办事处在地区整合的能力。因此主张政府权力中心下移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大更实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比较直接具体，居委会虽然在法律上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它是被纳入到政府体系中的组织，其独立性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性都受到限制，城市社区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政化的共同体。同时他又认为，强化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正式行政权力网络，并不排斥社会中介组织构成的非正式权力网络，也不等于社区居委会可以取代同一层面的拥有决策权、议事权、监督权的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委员会，相反政府大力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成长，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在中国街区内部，国家与社会自治空间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有可能处于一种共生共长、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态势”［３］。 合作性或混合型的江汉模式。徐勇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实现完全自治是不可能的。一是在社区中，除了成熟的政府组织以及居民委员会外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参与度低。二是政府仍旧掌握着过多的资源，仍是社区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要让政府自己退出，将权力主动向社会分化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能走“政府资源与社区资源整合、行政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政府功能与社区功能互补”之路。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目标，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组织状态。自治型沈阳模式。卢汉龙认为，“当社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为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时，当一个介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时，社区的管理将是一个自理与治理的过程，任何外力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同时他认为由于政府内部实行科层制因而多一级政府，就多一级管理成本，这种成本高于社区治理成本［４］。”在这种模式下，社区自治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群体本位主义即社会国家化，采用的是问题——应对思路，实用色彩浓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考虑，因而难以解决好社区发展的长久动力问题。但该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广为采用。自治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主义即国家社会化，采用的是挑战——终极回应思路，符合历史发展走向，但完全从西方的理论出发，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国情，自治的理想目标在目前依然缺乏推动的主体和资源。实际上自治型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主张政府行政权力退出，在实践中却又将政府作为预设的推动主体。但社区自治仍应成为我们坚持的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是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已经上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党和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政治高度。混合型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和自治型的折衷，在政府推动下培育社会，在社会发展下规范政府，价值取向是自治，政府的介入是必经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强大，政府最终淡出社区被组织让位于自组织。三 社区自治的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自治的载体。在目前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居委会显然是实施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也是社区组织体系建设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其运作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社区居委会的建设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城市居民委员会最初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创造的产物。后经党和政府的推动，成为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一种制度选择。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居委会在实践中退化为“准政府组织”，成了政府的腿，在单位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处于虚拟化、边缘化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居委会的自治角色得以复归和张扬。在计划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合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是辖区中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全体居民的根本利益，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决定，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并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是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决策、决定，主持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在市场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模式。在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决策组织、执行组织、议事组织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的决策层，即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和维护居民的根本利益，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听取和审议社区居委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下一年的工作计划，推荐产生社区协商议事会人选，对社区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对居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执行层，即社区的办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接受其监督、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落实社区居民议会或社区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决议，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原则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办公经费和成员的工资福利由政府拨付。社区协商议事会是社区的议事层，主要由在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辖区内主要单位领导和知名人士、居民代表组成，工作是志愿性的、无报酬的。其主要职责是在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的协商、议事和民主监督职能。在虚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的决策机构、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和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的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产生，成员没有报酬，属志愿性质，主要职责是定期研究协商居民区的重大事项，在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指导和监督执行机构做好各项工作。社区工作站是社区的执行机构，社工由街道办事处招聘或推荐，工资由街道发放，向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议行分离”体制从社区内部制度保障角度解决了社区自治组织体制建设问题，恢复了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为顺利推进社区自治准备了组织基础。四 社区自治组织与党组织在社区组织网络中，党组织和居委会是最重要的组织。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社区党组织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当代中国政治无可回避的选择。问题不在于党组织是否介入，而在于怎样介入。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社区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在通常情况下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之间主要是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陈伟东认为，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关系既不同于农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更不同于街道党工委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行村民自治后由于受到过去从党支部———大队长——小队长这样垂直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路径影响，两者出现了权力争夺。城市社区没有这种历史传统，相反居民区的管理历来是以居民委员会的管理为主体。在许多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是交叉任职的，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权力矛盾，都是围绕居民区群众性工作而开展合作行为［５］。正如林尚立所言：“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协调关系远比以权力为基础的指令性关系重要，两者只是工作的分工不同，而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之分”［６］。说服与交流、合作与协商是社区党支部与居委会关系准则。 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同属国家领域内部的政府组织，一党一政，组织结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式科层结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同属第三部门的社区组织，社区党支部不是城区党委的派出机构，也不是街道党工委的派出结构，当然其功能和街道党工委有别，它在社区中的领导功能主要是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在参与中从政治上、法律上把握自治的方向。社区居委会不是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是民间群众自治组织，它与社区党支部的关系不可能与街道和办事处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主要是相互支持、协商合作的关系，不应该等同于国家领域中的党政之间那种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五 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组织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目前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自治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政府的强行介入是必需的，但政府的介入超出一定的限度又会破坏社区自治。林尚立认为：“行政权力延伸的程度与居民区自治程度成反比关系。即行政干预越深，居民区的自治水平越低。政权力量的调控对居委会的行政权力干预，前提是居委会本身自治功能不足，但是行政权力干预反而强化了这一状况”［７］。自治功能不足——政府强行介入——更进一步的依赖便成为难以跳出的怪圈。因此确立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便成为社区自治的核心。学者们认为，各地在实践基础上摸索出的“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财力下沉、人员下派”的改革举措存在一个致命的不足，即没有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厘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且这些制度设计随意性强、规范性弱。针对这一问题陈伟东、唐亚林提出了较好的思路。陈伟东认为在社区治理上防止政府越权，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系统内部的功能和边界，明确社区自治权，建立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协商机制。他认为我国政府系统内部在功能上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区外政府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主要功能是建立宪法制度即为各类组织制定集体选择的游戏规则。二是社区外政府指导机构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其主要功能是应用宪法制度制定地方性、行业性的集体选择规则，并指导社区利益相关者建立民主协商制度。三是社区内政府服务机构（直接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其主要功能是直接在社区开展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居民一道共同建立集体操作规则，合作治理社区事务，共同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社区自治权包括社区工作者人事任免权、财产财务自治权、教育自治权、社区管理自治权、服务自治权、协管自治权等。唐亚林认为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是防止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社区自治组织既不错位又不失位的制度保证。其一加快修订《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在法律上对城市社区的性质、地位、任务、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等进行重新定位，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协助完成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各项工作这一问题上作出具体规定，即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委托城市社区完成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两者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其二合理界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把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还给社区，不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不得向社区延伸，可以采用列表的方式把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列举出来。其三实行准入制度，即对确实因工作需要而进入社区的部门、单位、工作任务实行审批制度，并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支付报酬。六 社区自治的内涵和定位什么是社区自治，社区能不能自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关于什么是社区自治，学术界有三种看法。一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管理之外的社会自治，由桑玉成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事务”［８］。此观点强调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反对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理论上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社区自治组织主体之间如何协调权力关系以防止冲突，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自组织协调还是被组织协调。实际上不要政府管理的自治在弱社会小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二是社区自治就是地方自治，由丁超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地方自治就是地方政府，社区自治就是社区政府。他们主张在街道或坊这样的法定社区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社区政府和社区议会。这种观点符合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方向，但在目前尚缺乏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三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由陈伟东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简单割裂或冲突，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管理，而应该作如下界定：所谓城市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９］。此观点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又不违背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关于社区定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徐晓军在城市社区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新兴的住宅小区上。新兴住宅小区已经阶层化或正在走向阶层化，同质性强，用费孝通的话讲是熟悉社会，容易培养认同感、归属感。阶层型社区具备社区自治的基础［１０］。陈伟东等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居委会辖区的规模上，在这一范围内便于资源整合。朱健刚、丁超等认为应将社区自治定位在街道办事处层面上，空间太小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基础设施，不利于人们的交往，无法形成社区认同感。七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存在的问题从研究视角上看，目前社区自治研究文献大都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也即是说，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组织理论、转型理论，政治学的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分析审视发生在我国城市社区这一代表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符合人性需求的政治现象。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系统阐释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最终走向社区自治的动力、社区自治的机理机制及实践模式的文献则显得不够。以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我国较为重视农村发展，做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有助于我国更好的提高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1：《如何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管理》 1.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现在情况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相对落后，广大的农民一直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生老病死大多数都是由个人和家庭负责，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利于国家深化对农村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城乡的协调发展。 1.1农村的社会养老 措施 不理想 从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来看，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所占比例只是十分之一，而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却有十分之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的扩大，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农民的养老问题不够重视，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民政部自1986年起就开始对农村的养老 保险 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解决。在各个地区的试点活动逐步开展，虽然表面上看农村养老保险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是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的方面开展的并不理想，参加保险的人数并不够多，推行的也不够全面，经过了好多年的开展和运行，仍然只有12%的农民参加到了农村养老保险的活动中，仍有88%的农民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 1.2农村医疗保险系统不完善覆盖率低 虽然很多地区努力恢复合作医疗，但是由于缺少国家给予的经济支持和有效的制度规范，所以恢复的情况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十分低，即使是在新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高峰期，合作医疗人口的数量也十分低、覆盖率也不够广泛。另外，根据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显示，有86%的农民还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医疗保障，仍然在看病的时候是自费。 从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农民仍然是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的。 2.现行的农村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狭窄、覆盖面小 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够合理，没有体现全社会的责任，在保险金的基础上，坚持以个人的纳税为主，集体的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的扶持原则。这样的规定下，使国家所体现的责任过小，对农村建设的投入过少，这样使农民和贫困地区没有经济能力能够承担社会的保障资金。社会保障资金获得的 渠道 也狭窄，与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差距过大，而且，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合作医疗、低保、特困户基本生活补助等社会救济。 2.2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不够科学 现行的农村保障项目管理十分混乱，规模不够科学规范，存在管理体制不合理、保障资金成本高和基金运营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社会的保障水平低还集中体现在对保险基金的管理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多是从地方征缴、管理和使用的，缺乏有效地监控和管理，导致我国农村基金的使用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2.3农村社会保障缺乏法制的保障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情况来看，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虽然在过去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和条文规定，但是大多是单项的、功能单一的、存在漏洞的，没有形成有机合理的法律体系。我国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是可以在相关的法律中找到一些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条款，没有完整、可造作性强的程序。 3. 3.1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平面展开 社会保障的管理要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始，创造保障条件，逐步分层次开展。在 经济相对落后的贫穷地区，要有机地把 社会 保险与救济 工作相统一，扶持贫困特困户参加到社会保险中，提高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党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农村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逐步完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坚持以农民自愿为主，以大病统筹为主，辅助兼顾小病，农民承担一部分，剩下的由国家或地区进行补贴，由此建立起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以按比例报销医药费。自200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后，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医疗保障。几年来的试点工作已经初步看到了成效，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看病难负担重的问题。 3.2建立起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为保证农民贫困人口收入难以维持在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传统的救济 方法 的实施范围面窄，覆盖率低，而且标准偏低，难以保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大，缺少科学性和贯彻性;救济的方式多是临时救助较多。目前，我国农村贫困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城乡差距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大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科学的保障标准，确保标准的实效性、要合情合理，能够正在的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3.3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受我国传统 文化 的影响，农村的养老保障多是由家庭完成的。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1.34亿，超过我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1.1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5%。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一问题以及迫在眉睫，在 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建立在自然经济上的家庭保障功能已经降低，特别是 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虐待老人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因此，在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政府还要积极的引导农民开展养老保障活动。 3.4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有权威的社会保障机构 我国的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在同一个地区的村庄之间的收入都相差很大，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单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很难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我国应该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乡村保障和家庭储蓄保障为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成立有 财政、民政、劳动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机构，来负责农村的社会保障。根本上还是要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还要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要从 心理上、价值取向上改变，摒弃以前旧的思想。 4.结论 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问题，这几年来，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民的生活情况、社会保障问题，并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宗旨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革，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实惠，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农民，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所以，不断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势在必行。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2：《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摘要：本文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农村 管理 体制创新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 1、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社会发展和管理转变的长远趋势来看，社会自主性在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就需要继续创新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系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所有的个体都需要依托社会才能存在，这需要政府职能从政治统治职能的角色转向全面社会管理角色当中来。 二、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相对较少 当前农村的社会组织方面，大多数农村都有社会基层管理组织，比如医疗卫生机构、红白理事会、妇女组织等相关组织，但是文化娱乐组织、治安巡逻队等相关非正式组织却比较少。 2、社会事务单方面处理 农村社会事务处理上，虽然村民和村干部能正确反映出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等较为和谐，但出现问题之后，多数人一般是采用非正式方式进行解决，有的甚至出现没有解决的途径;另外，农村 教育 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当前文体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少，还存在村民自发组织状态。 3、干部未认清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当前农村将经济发展当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认为农村管理体制是表面上的东西，不如直接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出村干部的政绩。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被搁置在了一边。 三、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1、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转变村级党组织的基本功能 将党支部直接管理生产与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逐渐转变成社会关怀与各方利益协调者的轨道上来，淡化行政色彩，真正将社会、行政、经济、政党等归之于其各自的任务中来。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真正去认真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将农民自治的管理权，交给交予地方人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有效扩大了当地人大的民意基础，加强了权力机关的权威，进一步理顺好了权力系统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通过人大对政府所实行的有效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本身的指导行为，确保了农村治理模式能够不断走向完善。 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 要将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引导并规范好农村当中的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就是在制度方面要进行创新，为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积极鼓励多种方式的农民组织的发展，并且妥善处理好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认清加强对农村当中的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应该提倡并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与扶持经济合作型组织时，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余非正式组织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对其社会功能与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做到整合农村社会秩序，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4、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和完善农村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农村，努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5、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素质 大力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一是提升基层农村干部抓重点，破解农村难题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这主要是将发展作为一切中心，将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点，不断破解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紧密围绕这一点来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与本领;二是不断提升因地制宜与分类指导本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三是不断提升依托群众与服务群众的本领，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充分确立并且进一步强化依靠并且服务群众的大局意识，真正深入农村基层，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解决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6、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按照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大力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升农民整体素质。一是强化形势政策教育，让农民群众正确的认识自我，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农民大局意识;二是强化思想道德教育，要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广泛开展文明新风教育活动，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三是强化农村科技教育，紧密围绕着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针对实用技术大力开展培训与应用工作，提升农民知识技能。与此同时，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3：《中国农村社会管理》 [摘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现状进行 反思 ，中国传统农村属于礼法社会，现代社会需要农村转型为法治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研究精彻，本文主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重点理论从农村中独特的乡土经济、乡土政治两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乡土 传统礼法 社会管理 农村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 素描 ，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本书中，“乡土中国”和“中国乡村”这两个词中间可以加上约等于号。“乡土中国”或可称之为“乡土的中国”或“中国的乡土”。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 历史上，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及其承载农业的农村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广阔坚实的经济、政治支柱。尤其在封建社会，国家主要依赖于农业，农业在经济上为国家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统治方式上，通过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国家的稳定。在军事上，农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天灾人祸，帝国最庞大的群体――农民阶级，失去了继续存活的基础――土地。不仅在古代，即使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有限，工业尚未发展到能够独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时，农业责无旁贷地艰难维持着经济的正常运转。 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业及早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组合体之一。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绝对倾向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为了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业及农民的利益，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到了现代社会，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过渡到 “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中央及地方提出一系列政策，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农村社区”等，可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农业发展并不像工业投入资金、技术即可发展那样简单。被称之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及农村、农民以一种“实质上不可或缺，但表面上已被所谓的现代社会排斥”的状态游走于现代社会边缘。 二、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状 难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国农村的整体状态是裹足不前，原地踏步吗?显然不是。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农村的经济状况。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形呢?这就是研究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现实意义所在。 《乡土中国》成书于1947年，时至今日，已有60多年历史，令人汗颜的是，我们发现60多年前的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仍然适用。农村的变动发展，不能仅仅浅薄地从经济上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思想观念的变动。农村中没有变动的，恰恰是思想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先对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做出评价，引用了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团结理论，即社会形态可以分为两种：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分别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②即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是没有一定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社会，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③传统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细密的技术分工，农业本身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保守性。久而久之，形式上的保守转化为深刻的观念上的保守。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与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承认中国是典型的礼法社会，梁漱溟先生所谓的“伦理本位”是礼法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古代历来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以儒家的“孝悌忠信”来引导民众的思想，希望以思想上的教化实现社会安定，对于越轨者则采用残酷的法家手段予以打击，儒家的思想教化往往失效，最终能够真正达到震慑邪恶，维持社会秩序的反而是理论上起辅助作用的法家手段。相对来说，农村对法家的刑罚手段做了“因地制宜”的改动，变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统治”，公法在乡村蜕变成私法。这种现象在现今乡村仍然可见，如两家人发生纠纷，小到偷鸡摸狗，大则甚至于人命纠纷，村民采取的不是诉诸法律，而是私了。 如果说固定的土地在经济上将农村与外界社会割裂，那么，“长老统治”则割裂了农村与外界在政治上的联系。两方面作用下，中国乡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运行方式。若无强力的政策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暴力”的手段，外界是很难改变农村整体形态的。比如中国农村历史上的两次变革，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和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前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相对来说较为“暴风骤雨”似的手段进行，而后者则是通过强力的政策支持最终达到目的。否则，外力最终往往会被乡村中固有的统治方式无声的拒斥，即使接受，也会被扭曲。 三、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思考 现今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传统社会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以进入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农村。历史 经验 告诉我们，温情脉脉的教化式改革往往多以失败告终。从当前国家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可以看出，国家正在极力避免这一现象，借助国家权力和行政力量直接作用于农村，这种势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普法下乡”活动。国家上层希望用现代社会的法律击溃礼法社会农村中的陈旧统治方式，进一步取而代之，使农民能从心里接受现代社会的标志――法律。与法律相比，礼法毕竟具有几千年历史，并且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乡民眼中，法律无异于一纸空谈，是空洞的，不如乡间礼法现实直观。 表面上看，这是传统礼法与现代法治的较量，实际上，更深层的是中国 传统文化 与由西方传入的法制文化的激烈交锋。法制在中国作为尚不完善的新兴事物，即使它是先进的，可是想要在急切间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礼法，亦非一蹴而就之事。在中国人尤其是乡民眼中，法律可能有作用，可是法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起作用，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另外一个农村不能直接接受法律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观念的影响，乡民认为，衙门多是藏污纳垢的所在，打官司耗费不起。 然而，礼法社会毕竟是要转入法治社会的。所以，现在出现了诸如“并村”等现象，国家和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新农村建设”等办法，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 以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使乡民认识到最基本的身份就是法律统治下的公民，而不是乡民。同时，经济手段同样起着弱化、消解乡间礼法统治的作用。通过提高传统耕作中的科技含量和产值，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特色名词――农民工。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有学者将之划分为一个阶层。 关于转型期的农村经济将何去何从，费孝通先生主张在农村中发展手工业，即“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不主张农民进城。通过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逐步过渡到正规工业。这与中国当前的农民工进城，以推动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思路是迥然相异的。青年农民离开了乡村，相对落后的农村因为这些相对高素质年轻人口的不断外流而更加落后。事实证明，费孝通先生的设想更具有现实性，以城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弊端已经逐渐暴露。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页. ②同上，第9页. ③同上，第48页. 猜你喜欢： 1. 浅谈农村发展的论文 2. 浅谈农业农村发展形势论文 3. 浅谈农村文化建设论文 4.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论文 5. 农村基层管理论文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上我们党的议事日程。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开幕式上，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主要任务，以及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的重大课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全面，高屋建瓴，求真务实，理论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科学拓展，是积极应对国内改革发展繁重任务和国际复杂局势的战略举措，是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力推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积极推动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理论创新勇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什么是和谐社会？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表述，就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这个定义，政治学家从政治学的角度说：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始于初级阶段，又高于初级阶段，是结构合理、行为规范、运筹得当的社会，是改革配套、发展协调、稳定持续的社会；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系统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处于相互促进、良性运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状态；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中各个部分，各种要素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多学科的解读，一是说明了我们学术环境的宽松，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兴旺，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的和谐。再就是可以使我们从更高的视野和更广大的角度，从理论上去丰富我们对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的理解。集大家的智慧，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种结构合理、各尽其能、行为规范、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横向看，不仅是社会，而且与政治、经济、文化都密不可分；从纵向看，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在我国，无论农村的微观社会还是城市的微观社会，都是由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组成的，它们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它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落脚点，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根据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心在基层，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整体合力。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要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关键，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和曾庆红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说明中央领导对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点出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入点，指明了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目标和前进方向。中央领导这样从全局的高度来关注和谐社区建设，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社区这些年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口。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的派出机关，但它与政府的关系是血肉相连、鱼水不可分的。从1954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组织条例》起，政府就是通过居民委员会这个管道把国家的公权力传达给居民群众的，政府支持和指导居民委员会工作，保障居民委员会依法实行自治，而居民委员会则协助政府把国家的政策法规落实到群众中，双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还是把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渠道，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石，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直坚持把居民委员会放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第五节。现在，基层的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这是社会有活力的表现。但是，居民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取代不了的，国家离不开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离不开国家。社区已形成城市基层的社会共同体。在计划体制下的居民委员会，没有什么活力和凝聚力。工作对象除了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外，就是没有单位的居民，功能非常单薄。而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后的现代社区则不同了，除了原有的工作对象外，单位人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人、社区人，流动人口已开始进入社区，总量大大增加。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再加上大量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的功能从政府和单位中不断剥离出来，让社区来承接，这就有力地提升了社区的功能，丰富了它的内容，拓宽了它的工作面，使它从微观的层面担当起了造就大社会的重任，成了能协调和凝聚方方面面的中心，成了功能比较齐全的“小社会”。社区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我国现在既是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凸显期。社会转型必然要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的下降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收入的悬殊会使人们暴露出不满的情绪，工作的紧张会增加人们精神的压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会给人们带来许多的不适应，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会使城市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上消极的东西会给人造成负面的影响，再加上突发的天灾人祸，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虽然都反映在社会，但却都发生在社区，所以社区处在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社区只有防范好了，提前做好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种问题消化在基层，才能够防患于未然。社区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演兵场。居民自治，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最好形式。社区居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参与对社区事务的直接管理，这是国家法律赋予居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也是社区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参与是社区建设的第一原则，也是它的生命线。参与标志着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关爱，参与标志着居民既可以对社区内的利益分享，又能对社区内的责任承担。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有效率的社区，都是居民参与率相对比较高的社区。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参与是居民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参与。居民能够主动参与社区的事务，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这是社区建设的活力，社区建设的基础，社区建设的源泉。这些年，通过社区建设工作的推进，社区也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一个坚实的平台，社区也成为居民从参与管理社区事务走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起点。总之，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社区，既是对社区工作这些年在城市基层所发挥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是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的重大举措。社区工作的前景是无限的，社区工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为所有关心、支持和从事社区工作的人们来说，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来认识和把握社区工作的机遇，自觉地担当起构建和谐社区这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从社区建设开展十多年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基层建立和谐社区的条件也是完全具备的。首先，社区地位提升了，社区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次，社区的对象增多了，功能扩展了，组织加强了，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在基层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单位和居民对社区事务越来越关心了，在群众中有了认同感和凝聚力；第四，社区内外关系在不断理顺，社区的制度建设在不断健全，社区工作出现了良性运行的好势头；第五，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结构有了很大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方面发展；第六，社区的硬件设施不断达标，软件也在不断提升，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能为老百姓做的事也越来越多；第七，加强了党对社区工作的核心领导，巩固了党在城市的这个执政基础；第八，特别是党和国家对社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社区事业插上了腾飞的双翅。这些都是我们落实中央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有力条件。什么是和谐社区？对这个问题表述有多种版本，经过比较，我认为较好的是三种：一是福州的“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发展社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促进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和谐，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统一的社区”；二是青岛的“以人为本，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全体社区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区各要素健康发展、充满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社区”；三是无锡的“组织和谐、文化和谐、利益和谐、人际和谐、环境和谐的新型社区”。三种表述，各有千秋，基本都把握住了和谐社区的内涵，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但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定义，除了把握住总的精神外，还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把宏观的变成微观的，把理论的变成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根据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对和谐社区的定义是，“一个健康的、成熟的和谐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生态、社区与群众处于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区”。这当然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但我们认为对和谐社区这样解读是可以的：一、突出了“社区”这个主体；二、以社区为圆点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社区是以政府、企业、社会、生态、群众存在为前提的，没有这互为依存的前提，也就没有了社区，所以社区与它们的关系至关重要；三、这既涉及到社会结构的三大板块——政府、社会与企业，又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界定还是基本可行的。和谐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为依据，认真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自治程度较高、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保障充分、生活环境舒适、公共服务完善、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现代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 ，为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地包含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因此，我们的和谐社区建设也不是三年两载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和构建和谐社会一样，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和谐社区建设是今后社区建设的中心和主题”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在制定目标时，既要立足目前，又要着眼长远。近期可从社区环境入手，从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从困难群体需要提供帮助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长效管理，消化社会矛盾，创建一个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生活便利的生活环境，促进人居环境和谐，让有困难的人得到帮助，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和认同感，这需要三五年的时间；第二阶段的目标。通过和谐社区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机制和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使大部分社区建成服务完善、文化繁荣、公平有序、安全稳定、和谐融洽的现代新型的和谐社区，这也需要有三五年的时间；第三阶段的目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公共利益为纽带，以各种社会组织为载体，以资源整合为保障，构建起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通体合作的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以促进政府、社区、居民、社会、企业、生态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从而营造良好的社区自治环境，提升社区民主自治能力，激发基层社会活力，进而提高构建整体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时间跨度讲，这个目标将贯彻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全过程。和谐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原则。社区的所有工作都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居民的参与为动力，为社区居民的满意程度为准则，为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得到实惠，在参与和谐社区的建设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二、围绕大局，着眼发展的原则。和谐社区建设要有利于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社区管理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基层社会的创造活力，为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有序改革，逐步推进的原则。和谐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目标坚实，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一步一个脚印，打牢基础，巩固成果，然后再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四、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调动社区内机关、学校、部队、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有和共享，努力营造出共驻社区、共建社区的良好氛围；五、注重公平，相互兼顾的原则。只有公平，社会才能和谐，这说明差距、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不能拉得过大，超过了警戒线就可能使社会走向失衡。但是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适当有些差距，这是社会有活力、有创造力、有效率的表现。所以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差距，正确看待公平，学会互助互爱，学会同舟共济；六、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原则。民主的第一个目标是要获得权力，第二个目标是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中国的民主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下和法制的范围逐步向前推进，任何把民主同政府、同法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对于和谐社区建设的内容，从全国层面看，也有几种模式：一是大连市西岗区模式，他们今年1月就把和谐社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就以曾庆红同志在视察江苏和天津社区工作时的讲话为依据，把“坚持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作为建设和谐社区的主要内容。这以后，北京市的宣武区、石景山区、朝阳区和河南省安阳市的殷都区也大体都是按这个思路推行的。但也不尽相同，不少地方都根据自己的特色，提出了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本地实际的和谐社区建设内容。有代表性的，一是青岛市文明办，他们把社区建设的六个方面，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具体内容，这就是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风尚、社区管理，而且还拟定了量化了的、具有操作性的“和谐社区示范点标准”；西安市碑林区把“基础设备完备，居住环境优美，民主法制健全，治安状况良好，社区服务一流，社区管理规范，文体生活丰富，居民行为文明，人际关系融洽，广大群众满意”10个方面作为和谐社区建设内容；成都市成华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内容是：“建设自治型社区、促进自我管理的和谐，建设服务型社区、促进居民各类需求的和谐，建设学习型社区、促进创新发展的和谐，建设生态型社区、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建设平安型社区、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建设充分就业型社区、促进就业结构的和谐，建设共同富裕型的社区、促进社会群体关系的和谐，建设文明型社区、促进居民素质与时代要求的和谐，建设诚信型社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建设先锋型社区、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要求非常详尽，措施也很严密；中共沈阳市委张行湘书记提出的和谐社区建设标准是：“安宁稳定、环境优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管理有序”；特别要指出的是，南京市玄武区的城区和街道，为了构建和谐社区，还和南京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的同志们一起，用行业的专门术语和专门标准，编写了专供和谐社区建设使用的《质量手册》。在这个手册里，他们把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和谐社区特征的表述，作为了和谐社区建设的内容，为了便于操作，还详细进行了分解，字数有好几万，相当于写了一本书，这完全算得上是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一种创新。上述这些模式各有各的特色，在构建初期，大家快速响应，百花齐放，这是值得赞扬的；而且直到现在因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和谐社区的思路有何不可；更何况这些模式特色鲜明，符合大方向，因而总的看都应该说是不错的，这种开拓创新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在全国面上推开和谐社区建设这项伟大工程，就必须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作为大家共同的依据，有了统一标准，各地再根据实际情况发挥是可以的，但主要的是内容不能变，主要的标准不能变。否则就难于进行操作和测评。全国性标准应一要有共性；二要有权威性；三要便于操作；四要能够测评。根据这样一个精神，我们认为大连市西岗区，北京市宣武区、石景山区、朝阳区，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确定的建设和谐社区的内容是比较准确的，但大连市西岗区的内容过于简单，而北京市宣武区的内容又过于繁细，现在我们取众家之所长综合了一个全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标准，这就是：一、社区服务。街道有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有社区服务设施，能基本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便民服务热线实现了街道、居委会联网，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70%以上，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做到了应保尽保，残疾人保障覆盖率大于90%，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80%以上，制定有地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案，无违法生育现象，无违法建设和私搭乱建，社区有清扫保洁队伍，门前“三包”签约率达90%以上，垃圾分类收集达到50%，小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0%，95%以上的居民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二、社区文化。有社区图书室，藏书量达到1000册以上，有固定的青少年活动站和社区体育活动场所，社区参加全民健身运动的人口达到50%以上，参加市民文明学校、各类教育培训活动的人数达到本居住区居民的10%以上，“文明楼院”、“文明家庭”、“卫生之家”分别占辖区总户数的40%、50%和60%。三、社区稳定。社区有警务室，治保组织健全，社区内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社区矫正人员档案，对刑释和解教人员的帮教率达90%，社区内无“黄、赌、毒”现象，无邪教组织，建立健全了公共安全应急预案，无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机制，社区无重、特大火灾，无重大交通安全责任事故，家庭和睦，没有虐待和不赡养老人的行为，无家庭暴力。四、居民自治。居民委员会组织健全，能主动接受社区党委领导，及时受理居民的意见和要求，有《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程》，居民对居委会组织的活动参与率在60%以上，社区有志愿者组织、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率在8%以上。建立了社区事务听证会制度和社区事务通报制度，坚持居务公开并有公开栏，与辖区80%以上单位签有共建协议、并建立了共建机制，社区内单位公益性设备、场地向社区开放率达50%以上，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不得少于60平方米，并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电话等办公设施，居民委员会办公经费有保障。五、党的领导。社区党的领导班子健全，有楼栋党组织并能认真开展活动，建立健全了党对社区工作的协调委员会，社区内离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党组织达到70%以上，有社区流动党员管理制度、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和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好，能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为居民群众作表率。建设和谐社区的保障措施。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和谐社区建设是城市基层一项关系到全局性的重要工作任务，要按照中央关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要求，认认真真抓好落实。各级党委要把和谐社区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切实发挥领导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民政部门是各级政府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具体规划、部署和落实好这项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自己的工作纳入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社区这个大局，立足自己实际，找准进入这项工作的切入点。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基层的各种社会组织，要同社区广大群众一起，当好和谐社区建设的组织者与执行者，当好和谐社区建设的排头兵，站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前列，为和谐社区建设乃至和谐社会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二、要抓好规划。制定好和谐社区建设的发展规划，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对此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要服从全党的大局，按照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和在明年通过的“十一?五”计划纲要的要求，结合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认真制定好本地区和谐社区建设的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只有这样，和谐社区建设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三、要抓好分类指导。对不同情况的社区，要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具体的、明确而且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工作目标，扎实有序地推动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经常抓典型，通过典型以点带面。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发挥现有优势，努力在和谐社区建设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取得突破，创造和总结具有方向性、指导性的经验。西部地区的社区，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从基础工作做起，从群众急需要办的事情做起，一件一件地把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落到实处，一步一步地实现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东部地区的社区，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起点一定要高，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全国的和谐社区建设当典型、作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