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和永不沉没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民族文化最优秀的文化积淀：既反映各个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特征，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链条；充分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民族文化具有凝聚力的根本所在；民族传统文化最广泛的集群性特点体现出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强烈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的大课堂，形成了“锣鼓一响人满场”的生动画面。 2.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形式多样，现在已成了我国众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外来文化具有重个人轻社会、重人的自然属性轻人伦关系、重 法器轻德教、重利轻义等特质。还有，强调人的个性发展，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以利为核心，有利于刺激经 济的发展；强调人性，有利于尊重人和对人的人文关怀。重视法、器的精神，有利于建立法制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例，圣诞平安夜的人气正直追丢失了爆竹声的除夕。2003年，尽管有非典、世界战火，但毫不影响横行无忌的舶来品在华靠岸。哈利·波特、《猫》、《大河之舞》、《兄弟连》、嘉年华，他们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更留下了可回味的思考。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纵情恶欲的人生观；冷漠的人伦关系；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例如，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所谓先进文化或时尚流行文化来实现对我们的“和平演变”，这听起来有点“左”但确实存在。西方的所谓“性开放”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并演变得有中国特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压抑了多年的中国人性泛滥的程度令其创始者也望尘莫及。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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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学校教育 体育教学 论文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引入学校体育教育中,是民间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弘扬东方体育文化,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引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的总称。随着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物质文化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会不断被强化,而民族体育文化中那种特有的深层价值观念和信仰,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现状 在学校教育的工作计划中,学校体育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校对体育教育方式不重视,上体育课时受场地器材的限制,人数多,场地器材使用拥挤,从而导致整个学校体育的颓废。只抓竞技体育及考试项目,忽视普及体育教材内容呆板、枯燥、乏味,没有吸引力。 基于种种现状,体育的教育教学相对其他学科来说具有更大的难度。所以对于民族体育教育来说,我们要在现有师资、场地等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将民族体育教育的内容加入到现代体育课程中来。同时也可以利用喜庆、节日等传统方式进行民族体育的宣传,提升学生对民族体育的认知度和兴趣,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为民族体育的教育创造条件。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潜力 据调查显示,民族传统体育现在依然有很好群众基础,虽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略有体现,但是学生参与的项目很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很多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几乎失传了。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但参与人数很少,可参与的项目类别也很少。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今学校体育教学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高校教师对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持积极态度,并充分肯定了传统体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作用不逊于其他体育项目。但是学校的传统体育师资队伍、场地器材和教学资源远远不能适应体育教学的需求。 二、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这必然要寻求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地位,要想在国际纷繁多样的文化领域中异军突起,占有一席之地,重视和加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是最佳途径。而学生时代是一个人思维方式、思想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对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发现,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体育教学内容中尚能发现我国民间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存在的身影,然而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传统体育文化教学基本上已经消失。我国现行高校体育教学中,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体育项目数量寥寥可数,其地位岌岌可危,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一般只作为现代体育项目内容教学的补充。因此,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三、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入学校,将极大的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它对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和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身心健康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使青少年一代有强健的体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不仅需要现代化的体育事业,也要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是国家教育改革需要,是发展传统体育的需要,是体育文化多样化的需要,是丰富体育教学资源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的需要。因此,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四、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将学校作为进入异国的突破口,是西方体育在短时间内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西方体育文化以学校教育为输入口,将其在中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中的主体地位延续至今。在学校开展传统体育教育,不仅能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而且有利于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并培养积极的终身体育意识,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和传承以及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 (一)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各民族自己的习惯和风俗。但由于现在常与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被外来民族文化同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逐渐消失,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观念有所改变。 造就一批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这将有利于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而且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浓郁,容易使学生萌发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促进民族团结。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我国学校体育教育长期以来教学形式重技术,轻健身,教学内容重竞技,轻适应力,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学改革的方向是改变现今以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以现代竞技体育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存的教学模式。 由于现今体育教学内容单调重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学生失去参加体育教育的热情。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加体育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并且民族传统体育以个人修身养性为主,重在强化和优化个体的生命功能,适应提高我国全民的身体机能,能最好地达到健身的目的。民族传统体育技术简单易学,它让学生在欢快愉悦的情景中体验运动,享受快乐,能使所有参加者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自然而然地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 (三)促进终身体育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体育教育的目标是要实现终身体育锻炼,提高全民的身体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能力是学校体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传统体育恰好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方面有极大的优势。 (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施素质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把各方面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中。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民族特色。有许多项目都具有丰富的思想教育内涵,活动形式基本都具有群体性和自然性,通过教学可培养学生乐观、团体协作的品质,从而达到提高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五、结论 时至今日,民族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在学校中开展民族体育活动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大众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丰富学校文化生活。 虽然目前我国的传统体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形势并不很乐观。对此,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责任,体育教师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感,针对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现状,作出相应的努力,并切实采取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措施,以确保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也使得我们的体育教育焕发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付宏山.民间体育项目进入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分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2. [2]王南童. 体育课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3]赵继勇.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材化[J]. 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 [4]李诚喜.对学校体育工作中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的新思考[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5]余贞凯.利用民族、民间体育课程资源进行体育教学的思考[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2.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浅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初探》
摘 要：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是从人生起点开始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要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还要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关键词：乡土教育;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294-02
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身边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之爱的延伸，也是社会、国家、世界和人类之爱的基础。从人生起点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融入乡土文化知识，融入乡土之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它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一、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
1、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
当代中国的人口特色是独子化、少子化、大流动迁徙。中西部青壮年大量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教育公平化制度大力推行，学前教育不受户籍制度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据2010年人口普查，在浙江省温州市912万人常住人口中，来自市外的流入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外流入272万人，以江西、贵州、安徽、湖北、四川为多。省外户籍的学前儿童占全市学前儿童的四分之一。全市少数民族种类51个、人数3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19万人，土家族、苗族取代畲族、回族，成为全市两大少数民族。
2、崇洋媚外思潮冲击着本土文化
全球化和开放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国际文化的学习交流正在加速前进。一方面是人们感叹小孩子都不会说方言了，另一方面是英语教育如火如荼，以国际品牌加盟的英语早教班每小时收费150-300元，洋节、洋快餐遍地开花，与孩子们频频亲密接触，这些导致了部分家长不知不觉地将乡土文化丢弃了。
3、农业及农耕文明的衰落
传统乡土文化基于对土地的热爱，人们讴歌着“大地是哺育人类成长的母亲”。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种地不挣钱，种地脏、累、穷，社会缺乏对农民这个传统职业的尊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仅是儿童的问题，很多家长、教师也是如此。生态恶化趋势加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现代城市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家长忙于工作、事业，栖息大自然的诗意浪漫的文化生活氛围不浓，城市一些居住小区缺乏地域环境特色，缺乏社区群体生活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凝聚力。
二、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诸多教育学家都提倡乡土教育。乡土教育最初源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费希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与倡导。早期乡土教育受自然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儿童生活的直观对象——家乡故土为空间认识出发点，引导儿童了解生存的周边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20世纪以来，随着乡土意义的深化与扩展，乡土教育延为民族整体性文化教育。美国教育家村威认为，要建立儿童在学习知识上的兴趣，必须消除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课程之间的脱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有吸引力的心灵》一书写道，人类在出生后，有人类特有的“精神胚胎”期。“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非常喜爱，不管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也会感觉到从其他地方无法找到快乐。”“心理的这种吸引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它促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并且让他适应了当地社会秩序、气候等条件。”“今天，我们必须把儿童看作联系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明水平的纽带。婴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如果我们想引入新的思想，改善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在自然特征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以儿童作为工具，成年人则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我们真的想广泛传播文明的火炬，就必须借助儿童来完成这一使命。”
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费孝通、徐特立等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和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程”、“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陈鹤琴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都是乡土教育思想的光辉展现。潘光旦先生看来，造成国人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根”的教育缺失。爱国之道，始于一乡;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天下。正视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辨析乡土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继往开来、传承发扬前辈教育学家的理论思想，积极探索实践“土得掉渣”的新课程。
三、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实践
乡土教育从娃娃抓起，必须是一种包含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育模式，除了培养乡土意识之外，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以下整理几点笔者在幼儿园一线教学中的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1、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
幼儿园可以按照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的时序，结合地方传统美食、节日活动，构建有韵律节奏的乡土文化教育。温州童谣《十二月令》(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春季开园时，家长与幼儿一起动手设计制作元宵花灯，装饰教学楼。清明节时，让孩子们捣绵菜，动手做清明饼。端午节，学唱《龙舟竞渡》的歌曲，学习敲鼓打锣等民间乐器，用五色线编织彩蛋袋子、粽子状的香囊。除了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故事，还可以教一些应时的古代诗词或者方言童谣、民歌，如乐清民歌《对鸟》、温州童谣《叮叮当》。
2、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常的教学设计要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实际上，乡土教育资源和素材是随手拈来的。比如幼儿园内种植的洋紫荆(又名羊蹄甲)叶形如心、花色鲜艳，可以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写生画画。三月底四月初，收拾樟树的叶子，让孩子们观察落叶、新叶、老叶的丰富多样的颜色，樟树的花及树枝纹路，师法樟树叶子，画水彩画、手指画，用樟树枝叶制作时钟表盘。给孩子们讲解瓯越古村落建筑、家具、瓷器、瓯绣、染布，以及蓝色百缬布中出现的传统戏剧纹饰，让孩子们再开展艺术创作。可以收集整理制作以江心屿、瓯江、东海海鲜、蒲扇等主题的图片展、文化知识卡片等教具。可以用香螺壳、辣螺壳、花蛤壳、钉螺壳等食材做计数、串线教具。让孩子们观察发现周围环境中美的事物、询问地名来历及变迁，分享叙述回老家、爷爷家、外婆家等的所见所闻、各地的风情习俗。
3、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
设计最忌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因此，在建筑外观、室内装饰、家具、用具(竹编篮子等)、绿化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营造地方特色、乡土风味的幼儿园环境。幼儿园不一定要设立乡土民俗馆，摆放已经很不实用的民俗物件：石磨、捣臼、扇稻谷的风车、纺织布机、斗笠、蓑衣等等，但可以编辑整理乡土教材资源书刊，老师们人手一册，粘贴悬挂本地剪纸、绣花、风景摄影、诗歌书画，摆放一些民间乐器、工艺美术品。每年植树节前后，安排亲子活动，种植乡土树种参与幼儿园改造。安排春播、夏播、秋播，种植本地主要农作物。如农谚“谷雨前后，种瓜点豆”，4月中下旬播种蒲瓜、豇豆、茄子，同时做好植物观察记录。由各幼儿园提出申请、落实种植地及日常保护责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乡土濒危珍稀保护植物及栽培指导。
4、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是势不可挡的主流，孩子们需要广博且包含整个世界的教学题材。文化的多样性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富有创造力的原动力，它影响着他们所铸造的关系、所做的关于职业和个人的判断，以及所处理的社会事务，因而对文化的差异感到舒畅。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新颖之处在于承认对于人们尊重的承诺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乡土教育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不能一味排外，更不能表现为一种地方观念、狭隘和内向性，甚至大民族主义占优势的倾向。班级中有父母在法国、西班牙的孩子，可以请家长协助，择时来园介绍欧洲文明，跳一跳西班牙舞蹈。同理如贵州、云南等地少数民族文化，可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利用特有的家长资源。不能让留守子女、异乡子女对于他们接触到另一种乡土文化产生陌生恐惧、或鄙视、或自卑的心理。可以结合六一节汇演、每月一次的世界之旅等载体开展学习交流。乡土文化教育要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只有在和谐共生、比较竞争中，才会更好地发现乡土文化的魅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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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裴娣娜. 教育创新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思考 中国教育学刊,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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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实施民俗文化大课堂的教育价值与路径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幼儿园实施民俗文化大课堂的教育价值与路径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幼儿园应秉持大教育的理念，以大课堂的形式拓展教育内容并创新课程实践模式。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即是一种基于民俗文化教育价值与实践方式而构建的新型教育组织形式，可以为幼儿提供一个更为开放、多元和真实的学习环境，同时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这种大课堂应依据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实际情况选择课程内容，并注重幼儿在认知、情感、审美、身体、动作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幼儿园既可以在社会民俗文化活动中嵌入此种大课堂，也可以在园内组织专门的民俗文化活动，还可以联合社区和家庭共建民俗文化活动平台，以生活化的方式促进幼儿对民俗文化活动的认识和参与。
关键词：
民俗文化；民俗活动；园本课程；
引言：
学前儿童的学习具有启蒙性，对他们的教育离不开幼儿所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于学前儿童来说，一切关于自然、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内容都可成为学习的对象，一切可供自身探究和活动的场所都可成为学习的课堂。[1][2][3][4]幼儿园教育应该秉持大教育的理念，应该通过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教育活动来为幼儿构建全方位的学习环境，并要将课堂从园舍之内扩展到幼儿园之外，以大课堂的形式来拓展幼儿园教育的内容范畴和创新幼儿园教育的课程实践模式。
[5]幼儿学习的生活性和经验性决定了幼儿园教育内容的选择与设置必须具有本土性，幼儿园教师应该将那些具有教育价值的地方资源开发成课程。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且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不仅承载和传递了特定的文化内容，还反映了特定区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6][7][8]把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引入幼儿园课堂将极大地丰富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拓展幼儿园课程的实践方式，有利于为幼儿创设更为适宜的学习与成长环境。
一、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内涵及其教育价值
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是一种基于民俗文化教育价值和实践方式而构建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包含幼儿园既有的班级教学和区域活动，但又超越了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的时空限制，从而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内容更丰富、空间更广阔、形式更多样、过程更灵活的学习环境。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在教育内容上追求对本土民俗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试图通过民俗文化来发展幼儿的知识、经验、思维和行为，让幼儿在民俗文化的浸润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观念和本土文化情感的文化个体。在教育形式和教育空间上则打破了幼儿园既定教育组织形式的禁锢，将学习的场所拓展到一切民俗文化存在且幼儿可以参与的地方，可以最大程度地契合幼儿学习的特点和满足幼儿的学习需要。
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因其组织形式的变化而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具有真实性。因为民俗文化大课堂将教育活动放在了真实的民俗文化活动现场，幼儿看到的是真实的活动情景，感受的是真实的活动过程，这种真实的民俗文化活动体验可以让幼儿更直观地观察和了解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
第二，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具有实践性。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是借助于真实的民俗文化活动来开展，它在活动过程中要求幼儿真实地参与民俗文化活动，而不是将幼儿设定为旁观者或者欣赏者。
第三，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实践过程具有灵活性。民俗文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幼儿园可以根据不同民俗文化的特征以及教育目标灵活地开展民俗文化教育活动，而这种灵活性又表现在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场所、活动时间、活动形式等诸多方面。
第四，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具有多目标性。民俗文化往往是一种综合的文化表现形态，它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与经验，还在审美、情感等方面对幼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五，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具有趣味性。民俗文化发源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它在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也具有相应的休闲和娱乐功能。[9]民俗文化的休闲与娱乐功能就让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幼儿对民俗文化活动的参与能够使他们感受到民俗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妙趣横生。[10]
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作为一种重要的园本课程组织形式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首先，它可以丰富和完善幼儿园的课程体系。[11]民俗文化大课堂在本质上是一种园本课程，但这种课程组织形式突破了传统课程的内容范畴和实践场域，它将幼儿园课程延伸至幼儿园之外，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与形式。其次，它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意识。民俗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它与幼儿的生活息息相关，将其开发成幼儿园课程可以从小培养幼儿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可以让幼儿在充分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和形成良好的家国情怀。再次，可以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12]民俗文化大课堂可以进一步完善幼儿园教师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让教师在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课程开发能力与教学能力。最后，可以促进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需要依托社区内组织的各项民俗文化活动或者民俗文化资源，当幼儿园将课堂搬到社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时，其与社区、家庭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便变得更为频繁，这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幼儿的发展水平。
二、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内容来源以及目标的确立
区别于幼儿园的一般课程，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是一种“被动”的课程组织与实践方式，即它是先有民俗文化，后有基于民俗文化的相关课程实践活动。这种民俗文化教育活动是真实的，幼儿是民俗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它不是幼儿园为了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而在园内专门构建的一门民俗文化课程，这也就决定了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内容选择在目标设定之前。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教育作用发生的过程一方面在于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可以促进幼儿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它可以在幼儿园内生成新的活动，从而让幼儿的经验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因此，如何选择和确定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内容来源就十分重要。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是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想情感与信仰等而产生并通过长期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带有一定地域特点、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的地方文化，[13]它是与人们的行为习惯及准则、地域风俗、民族情感、社会价值观念等密切融合的社会存在。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存在，既有科学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不科学和不合理的成分，当将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和教育资源时，就需要去粗取精，要通过充分的甄别来选择那些积极、健康和具有正向教育价值和教育意义的民俗文化。[14]民俗文化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涉及节庆祭祀、民间艺术、饮食穿戴等诸多领域，且民俗文化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形态的文化，也可以表现为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应该依据地方的民俗文化资源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内容来源，并根据地方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规律来设置民俗文化大课堂并开展相应的教育及社会实践活动。
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应该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活动的开展依托于外在的民俗文化资源，幼儿园对民俗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选择都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其目标的设置应该基于对民俗文化教育价值的充分挖掘以及民俗文化与幼儿发展之间的内在连接。[15]因为民俗文化种类繁多且形态各异，基于民俗文化的幼儿园大课堂的目标也是多重和多领域的。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目标不仅着眼于幼儿认知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还注重幼儿在身体、情绪、人格、社会性、文化经验等方面的发展。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目标首先应该着眼于幼儿的文化启蒙，帮助幼儿充分感知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文化要义与文化精神，要让幼儿通过体验和参与民俗文化活动来发展良好的文化意识和个性人格，通过民俗文化活动来夯实幼儿的文化根基，从而帮助幼儿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深刻文化认同感和厚重历史文化根基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应该着眼于幼儿在认知、身体、动作、情感、审美、行为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某一种民俗文化对幼儿的发展作用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民俗文化大课堂教育活动时应该注重目标的多维性和联系性。
三、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实施路径
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具有区别于传统课程的典型特征，它在内容来源上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在实施过程中也将课堂从园所之内搬到了幼儿园之外，且它以园外开展的民俗文化活动为先导。这种扎根于社会的大课堂可以增进幼儿对民俗文化的体验与感知，让幼儿能够在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活动中去切身理解自身所生存的环境。由于幼儿园之外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以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为依据，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民俗文化大课堂活动时需要充分了解本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以及民俗文化活动开展的时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幼儿园的教学安排合理地选择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实施路径。
首先，在社会民俗文化活动中嵌入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幼儿园可以把社会上举办的各种民俗活动和各种自然发生和开展于民间的民俗文化活动视为一种大活动、大课堂，并在这种大活动中嵌入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社会民俗文化活动是真实存在的，但不一定是真实的现场，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的民俗文化活动也属于社会民俗文化大活动的范畴。在社会民俗文化活动当中，教师一是可以让幼儿参与民俗文化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如参与环境布置、参演节目、展示作品等；二是可以争取在民俗文化活动中为幼儿开设特别专场或者分场，让幼儿能够深度参与民俗文化活动的过程；三是可以将社会民俗文化活动延伸至幼儿园，在幼儿园内生成相应的民俗文化活动主题，进一步强化幼儿的民俗文化体验。基于社会民俗文化大活动的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可以尽可能地给予幼儿真实的文化体验，让幼儿在与民俗文化的切身互动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文化认知。与此同时，社会民俗文化活动还为幼儿提供了一个自主参与和自主探究的学习环境，这就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学习的自主性和发展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
其次，开展常态化的幼儿园民俗文化活动。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活动向幼儿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和全面的文化样态，也为幼儿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活动平台。但社会化的民俗文化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限制民俗文化大课堂的实践水平。为了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幼儿园可以在社会化民俗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开展一些常态化的民俗文化活动。幼儿园在挖掘和整理本地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诸如组建幼儿民俗艺术团、开设民俗工艺创作坊、举办民俗文化陈列展和民俗文化艺术节、编辑印制民俗文化儿童读本和建立民俗文化社团等方面来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俗文化环境，让民俗文化渗透于幼儿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之中。
再次，联合社区和家庭共建民俗文化活动平台。幼儿园可以将民俗文化大课堂融入社区活动，通过社区内的老人或者公益组织来组织开展民俗文化活动。在重要的传统节日或者民俗文化节点，幼儿园可以联合社区和家庭开展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幼儿在一种充满亲情或者熟悉的氛围中深度参与各项民俗文化活动。这种民俗文化活动形式在附带鲜明的教育目标的同时也可以规避集体教学中教师说教所产生的弊端，它能够以生活化、操作化的方式让幼儿去认识民俗文化的要义与内涵。联合社区和家庭共建民俗文化平台可以增强幼儿园民俗文化大课堂的目的性、计划性和可控性，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和家庭资源来服务于幼儿对民俗文化的认识与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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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施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成了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被列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首位，由此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成了学术界高度关注和聚焦的重大时代课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经济社会单元，具有比较特殊的民族元素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备受国家的重视和支持。2009 年以来，国家民委和财政部就开始部署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2017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指导意见》，将特色产业纳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五位一体”保护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其重要发展目标之一。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共有97个村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①，“十三五”期间广西拟重点培育105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如何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构建产业发展共生体，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但是增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内生动力、韧劲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与全区经济发展联动、共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导向。一、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和特点2009 年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为依托，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优势资源，突出民族特色，以文化旅游业、特色种植业、民族传统手工业等为重点，创新产业选择、产业形态、产业模式、产业生态等相互兼顾，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激发了地方发展的内生潜力，切实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治贫、防贫能力，使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模式，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是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普遍做法，其主要体现在文化与旅游业、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两个方面。通过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出了诸如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新型产业形态。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实践中探索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产业合作模式，有效地增强了产业发展的活力、提高了产业经济效益。一是“政府（村）+企业”模式。如来宾市金秀县与广西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建世界瑶都康养特色小镇，打造以瑶医、瑶药起源为产业核心，集中草药种植和深加工、休闲旅游、民族文化、商业开发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综合体项目。二是“农户+公司”模式。如崇左市大新县桃城镇万礼村浓沙屯以大新县盛都工贸有限公司为主体，成立了崇左市首家乡村旅游发展公司，免息垫付300多万元用于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引导浓沙屯群众以资金、土地入股，包括贫困户7户26人均是公司股东，盈利后按股份分得红利收益。部分贫困户还积极参与“农家乐”经营，真正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三是“党建+产业”模式。如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定典屯依托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的优势资源，通过党组织发动、能人带动、企业推动等方式，大力推进土地流转，采取“党支部+协会（香蕉协会）+农户”的模式，着力发展特色香蕉产业，成为全区著名的香蕉生产基地，被誉为“广西香蕉第一村”。四是“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凭祥市夏石镇板小屯从 2014 年年始，通过引进资金、技术，成立生态农业合作社，加大开发力度，拓展旅游业深度，以旅游为主线，结合生态养生、休闲度假等主题，建成集亲水乐园、户外体验、农家食宿、休闲体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二、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主要困境（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不足2016 年国家民委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纳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不再设立专项资金，而且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只能分配到县区，由县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项目，因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专项资金被迫取消。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中央和自治区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主要用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中央和自治区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分别从2013年、2016年开始，根据因素法测算，将资金切块分配到县，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实行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制度，具体项目实施由当地人民政府决定。由于广西脱贫攻坚任务重，目前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投入脱贫攻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用于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资金十分有限。特别是不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因为不是贫困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无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落地，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更加突出。（二） 民族特色支柱产业不强产业发展特色不明显、产业扶贫同质化现象突出、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化发展乏力是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对于产业发展缺乏科学定位，处于被动和“从众”的状态，发展思路不清晰，特别是没有结合民族特色、立足民族优势资源进行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导致产业发展缺乏特色和长远规划，难以形成特色农产品品牌和产业规模效应。（三） 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不够，发展后劲乏力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主要是以地方居民或者其他投资者投资为主，属于自发性产业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虽然也在政策和技术上给予一定支持，但由于资金、精力、资源有限，支持力度受限。同时，由于自发性的产业发展没有建立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发展路子不宽、市场空间不大、转型升级难度大。（四） 产业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够整体上看，广西大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宣传、产品销售、产品品牌塑造等仍然是沿用原有传统的线下模式，没有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构建电商平台，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力度不够，没有进行线上宣传、开发、推广和销售，限制了市场发展的空间。（五） 产业发展的互动性和协作性不强由于资金不足、长期行政区域化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之间、同一村寨的不同农户之间并没有形成联动协作共享机制，形成了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各自为政的色彩比较重，分割式管理问题突出，产业发展涉及的交通、物流、信息、人才、资本、技术等没有形成较为有效的流动、整合和共享，不管是同区域的不同村寨之间，还是不同区域的村寨之间都缺乏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没有形成协同联动与合作共赢理念，弱化了资源的效用，不利于培育和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三、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一） 创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1.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引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聚集一是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引导和鼓励不同类型的银行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公共服务、文化挖掘与保护、企业投资特色村寨项目等提供针对性强的和种类丰富的金融服务。二是探索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项目的运营机制和管理办法。通过鼓励和吸引公共基金、保险资金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突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瓶颈。三是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完善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互联网金融模式，拓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渠道。四是建立企业、居民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项目的利益分享机制。2.探索以奖代补的投资模式由政府设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或者统筹分配政府募集、整合的各部门、各行业的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予以支持。由各级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规划和项目安排，确定重点培育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和重点产业项目，由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在的地方政府垫资承包相关项目建设，或者是以招标的方式引导相关单位或企业、社会组织竞争承包相关项目建设工作，项目完成并经过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后，根据项目的进度或者效果由政府予以一定奖励，赋予项目建设效果显著的承包方后续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或者其他项目竞标的优惠政策权利，引导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的内生供给力不管是自治区层面，还是乡镇村层面，仅仅依靠政府来筹资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寻求其他资金的支持，而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所获得的收益是解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困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建议各级政府部门鼓励和大力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并将集体经济所获得的收入按照一定比例用于培育和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重点产业发展，以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结构、促进居民就业并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二） 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还成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潜能，是乡村振兴支农惠农强农的重要力量。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就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和相关平台、机制不健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产业选择、产业发展、产业营销、产品推广等与市场需求难以实现无缝衔接，降低了产业选择与市场需求匹配的精准度，限制了产品营销渠道和发展的空间，增加了产业发展的总体成本。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应以“数字乡村”战略为抓手，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融入广西“数字乡村”总体发展规划，以互联网为依托，培育和发展“互联网+”产业形态，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强包括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内的广大农村互联网基础建设，建设农村科技服务云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大数据建设，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电子商务平台布局，培育“互联网+物流”“互联网+资金”“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产业”等多种产业形态，发挥互联网优势构建新型的农村与城市、城镇融合发展模式，逐步缩小原来农村与城市、城镇之间由于地理因素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和数字鸿沟。二是完善引导市场主体投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电子商务平台的激励机制。电子商务平台是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条件。要通过税收、工商、土地等多方面政策，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主体投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电子商务平台，由此形成覆盖范围广、形态多样、运行高效的电子商务网络体系。三是积极探索“互联网+”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特色、基础条件等差异决定了农业发展模式各有不同，要瞄准市场需求、结合品牌特色和资源优势，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有效融合，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业态，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空间和优势，培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增强市场发展新潜能，扩大产业发展增量增值空间。（三） 整合资源，跨界融合，培育新动能，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联动发展模式1.打破地域限制，增强不同区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融合性、联动性各市、县、乡镇、村寨要逐级整合自然资源、民族资源、文化资源、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等，建立要素资源的整合、反馈、流通机制和各要素资源自由流通、效用发挥机制，做到各取所长、相互补充，实现资源整合和利用最大化，在以“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建设为基点，打造个性精品品牌，克服村寨建设“千村一面”和同质化、低质化现象的基础上，利用不同村寨、相邻市县资源互补性、产业发展互补性等优势，构建和完善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链、产业链和生态链，打造区域性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族文化圈、产业发展圈和生态保护圈，通过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和资源聚集与互补，创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管理模式、发展模式，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新动能，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新空间。2.突破行业局限，推进多产业跨界融合立足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特征、山水资源、地形地貌、历史文化、民族特色、产业优势、生态资源等要素，树立多产业融合发展理念，探索“旅游+”“文化+”“互联网+”“生态+”等新发展模式，打好产业发展组合拳，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促进文化、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特色手工业、服务业等一体化发展，通过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提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四） 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帮扶机制和专业化指导机制1.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帮扶机制这里的帮扶主要是指由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产业发展基础好、产业发展机制健全、产业化发展程度高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他区域，或者在某方面具有相关优势的部门、单位等为基础薄弱、资金缺乏、技术不足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这种帮扶包括强制和自愿两个方面。强制性帮扶主要是指由自治区、市级通过统筹安排，责成有关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单位为有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成效纳入责任部门、单位的具体考核指标。自愿性帮扶主要是指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通过实行帮扶机制，可以减轻地方政府部门的压力，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与区内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2.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专业化指导机制这里的专业化指导主要是指通过强化产业扶贫的政府责任担当，由政府部门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派驻产业发展专业指导员或者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或部分提供）聘请专业人员指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设立专项基金定期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培训，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人才。
1）分类原则（固体）按照景观生态学原则，依温度、水分条件将全省划分为两个气候带、6个气候型。依照绝对标高和地貌形态将全省划分为山地（亚高山、中山、低中山、低山）、丘陵（高丘陵、低丘陵）、台地（高台地、低台地、台周坡地、山麓坡地）、平原（岗地与倾斜平原、平缓平原、洪涝平原）、黄土覆盖低山丘陵、黄土台塬等Ⅰ、Ⅱ、Ⅲ级地貌类型（表12.5.1）。依照成土母岩性质将全省划分为25个岩土类型。依照成因类型划分为地带性与非地带性景观，依照人类干扰强度划分为半自然与人文景观，综合参照以上因素，并依地表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或土地利用类型将全省划分为53种景观生态型、69种景观生态亚型（表12.5.3）。（2）命名原则景观生态类型的名称，依照气候加地貌及优势植被类型或土地利用类型命名。如“暖温带温暖亚温润中低山落叶阔叶林景观型”、“凉亚热带温热湿润低山丘陵暖性常绿针叶林景观型”等。具体景观的名称，可依代表地名加具影像特征的岩土类型及地貌类型加模地模被主要建群种命名，如“灵宝黄土台塬混农苹果林景观”（属温暖亚湿润黄土台塬混农果林景观型）、“桐柏北部变火山岩低山丘陵马尾松林景观”（属温热湿润低山丘陵暖性常绿针叶林景观型）。在“河南省景观生态类型图”中，各图斑实际给出了地貌类型、坡度、岩土类型、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程度5种信息，以便生态保护区划与其他专业规划应用。2.河南省景观生态区划景观生态区划的目的（表12.5.2，表12.5.4），是对所划分区域进行针对性生态保护与建设，使该区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因此，除建景观序列外，还必须考虑人类技术—经济—文化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改造、重建，考虑在自然一人文因素影响下景观的演化与衰落方式。表12.5.3列出我省景观分区方案，全省共划分为两个自然区，三个自然亚区，15个景观域，67个景观组。各景观组附注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曾凡忠摘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中国乡村版图的部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关系着战略的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文化建设的基础，其保护与开发需要放在整个乡村衰落与振兴的大背景下寻求出路。关键词：乡村振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一、乡村振兴为村寨保护与开发提供机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少数民族村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时空聚落，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地，具有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它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是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来自国家民委的最新统计表明，截至目前，全国共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2000多个，国家民委命名挂牌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57个，直接受益人口近百万人，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大多数民族地区。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建设面临的困难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些村寨多位于边远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突出；受自身条件限制，传统经济转型困难；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遭受巨大冲击；受多种因素影响，许多传统民居被造价低廉的简易建筑所取代，村寨的民族特色和乡村特色急速消失，许多被水泥板、空心砖搭建表面贴上瓷砖的单调建筑所取代，结果大江南北一个模式，失去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一些地方不顾条件、不管市场，都去发展乡村旅游，却游客无几。一些地方盲目跟风打造所谓“新民居”，破坏了少数民族村镇的原有风貌。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只挂了一块牌，无资金投入、无项目实施、无优势产业。（一）生态环境在消失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长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忽视，加上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农村出现空心化，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文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诸多乡土文化也因缺乏年轻人传承而陷于逐渐消失的境地。目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措施主要集中于建筑、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民间传统手工艺、民俗习惯等传统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不够重视，非遗等古老文化遭遇“现代化陷阱”，受市场经济冲击，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人文精神，非遗的“原生态性”正在受到破坏。一些传统工艺、传统民俗传承情况堪忧，和诸多非遗项目一样，苗族婚嫁歌、傩戏也面临着不少困境。如传统村落的民歌、戏曲、石雕、木雕、手工编织等传统民俗和技艺已处在消失的边缘。（二）保护意识的落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人群依附性，而乡村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欠发达地区，人们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同样也落后于发达地区，造成人们没有或者意识不到本身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即便少数人认识到，也因能力限制、形不成共识等难以达到实现有效保护的目的，意识上的落后是当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保护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三） 历史建筑维护工作有待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年代久远，房屋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并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其本身抵抗自然环境侵蚀的能力相当脆弱，再加上开发旅游后大量游客的涌入更是加速了它的损耗和破坏。许多历史建筑并未派有专人负责跟进，导致许多历史建筑出现不可逆转的破损现象，等待进一步的修复、维护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