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
民大的孩纸你伤不起啊~~~~~~如果都抄网上的老师肯定能看出来………蛋疼加纠结……
唉，蛋疼啊，这老师，好精明的，上次迟到2分钟都说我旷课！TMD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施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成了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被列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首位，由此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成了学术界高度关注和聚焦的重大时代课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经济社会单元，具有比较特殊的民族元素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备受国家的重视和支持。2009 年以来，国家民委和财政部就开始部署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2017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指导意见》，将特色产业纳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五位一体”保护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其重要发展目标之一。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共有97个村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①，“十三五”期间广西拟重点培育105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如何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构建产业发展共生体，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但是增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内生动力、韧劲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与全区经济发展联动、共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导向。一、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和特点2009 年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为依托，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优势资源，突出民族特色，以文化旅游业、特色种植业、民族传统手工业等为重点，创新产业选择、产业形态、产业模式、产业生态等相互兼顾，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激发了地方发展的内生潜力，切实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治贫、防贫能力，使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模式，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是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普遍做法，其主要体现在文化与旅游业、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两个方面。通过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出了诸如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新型产业形态。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实践中探索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产业合作模式，有效地增强了产业发展的活力、提高了产业经济效益。一是“政府（村）+企业”模式。如来宾市金秀县与广西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建世界瑶都康养特色小镇，打造以瑶医、瑶药起源为产业核心，集中草药种植和深加工、休闲旅游、民族文化、商业开发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综合体项目。二是“农户+公司”模式。如崇左市大新县桃城镇万礼村浓沙屯以大新县盛都工贸有限公司为主体，成立了崇左市首家乡村旅游发展公司，免息垫付300多万元用于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引导浓沙屯群众以资金、土地入股，包括贫困户7户26人均是公司股东，盈利后按股份分得红利收益。部分贫困户还积极参与“农家乐”经营，真正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三是“党建+产业”模式。如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定典屯依托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的优势资源，通过党组织发动、能人带动、企业推动等方式，大力推进土地流转，采取“党支部+协会（香蕉协会）+农户”的模式，着力发展特色香蕉产业，成为全区著名的香蕉生产基地，被誉为“广西香蕉第一村”。四是“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凭祥市夏石镇板小屯从 2014 年年始，通过引进资金、技术，成立生态农业合作社，加大开发力度，拓展旅游业深度，以旅游为主线，结合生态养生、休闲度假等主题，建成集亲水乐园、户外体验、农家食宿、休闲体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二、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主要困境（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不足2016 年国家民委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纳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不再设立专项资金，而且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只能分配到县区，由县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项目，因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专项资金被迫取消。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中央和自治区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主要用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中央和自治区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分别从2013年、2016年开始，根据因素法测算，将资金切块分配到县，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实行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制度，具体项目实施由当地人民政府决定。由于广西脱贫攻坚任务重，目前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投入脱贫攻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用于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资金十分有限。特别是不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因为不是贫困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无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落地，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更加突出。（二） 民族特色支柱产业不强产业发展特色不明显、产业扶贫同质化现象突出、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化发展乏力是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对于产业发展缺乏科学定位，处于被动和“从众”的状态，发展思路不清晰，特别是没有结合民族特色、立足民族优势资源进行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导致产业发展缺乏特色和长远规划，难以形成特色农产品品牌和产业规模效应。（三） 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不够，发展后劲乏力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主要是以地方居民或者其他投资者投资为主，属于自发性产业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虽然也在政策和技术上给予一定支持，但由于资金、精力、资源有限，支持力度受限。同时，由于自发性的产业发展没有建立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发展路子不宽、市场空间不大、转型升级难度大。（四） 产业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够整体上看，广西大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宣传、产品销售、产品品牌塑造等仍然是沿用原有传统的线下模式，没有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构建电商平台，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力度不够，没有进行线上宣传、开发、推广和销售，限制了市场发展的空间。（五） 产业发展的互动性和协作性不强由于资金不足、长期行政区域化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之间、同一村寨的不同农户之间并没有形成联动协作共享机制，形成了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各自为政的色彩比较重，分割式管理问题突出，产业发展涉及的交通、物流、信息、人才、资本、技术等没有形成较为有效的流动、整合和共享，不管是同区域的不同村寨之间，还是不同区域的村寨之间都缺乏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没有形成协同联动与合作共赢理念，弱化了资源的效用，不利于培育和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三、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一） 创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1.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引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聚集一是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引导和鼓励不同类型的银行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公共服务、文化挖掘与保护、企业投资特色村寨项目等提供针对性强的和种类丰富的金融服务。二是探索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项目的运营机制和管理办法。通过鼓励和吸引公共基金、保险资金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突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瓶颈。三是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完善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互联网金融模式，拓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渠道。四是建立企业、居民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项目的利益分享机制。2.探索以奖代补的投资模式由政府设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或者统筹分配政府募集、整合的各部门、各行业的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予以支持。由各级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规划和项目安排，确定重点培育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和重点产业项目，由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在的地方政府垫资承包相关项目建设，或者是以招标的方式引导相关单位或企业、社会组织竞争承包相关项目建设工作，项目完成并经过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后，根据项目的进度或者效果由政府予以一定奖励，赋予项目建设效果显著的承包方后续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或者其他项目竞标的优惠政策权利，引导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的内生供给力不管是自治区层面，还是乡镇村层面，仅仅依靠政府来筹资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寻求其他资金的支持，而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所获得的收益是解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资金困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建议各级政府部门鼓励和大力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并将集体经济所获得的收入按照一定比例用于培育和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重点产业发展，以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结构、促进居民就业并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二） 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还成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潜能，是乡村振兴支农惠农强农的重要力量。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就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和相关平台、机制不健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产业选择、产业发展、产业营销、产品推广等与市场需求难以实现无缝衔接，降低了产业选择与市场需求匹配的精准度，限制了产品营销渠道和发展的空间，增加了产业发展的总体成本。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应以“数字乡村”战略为抓手，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融入广西“数字乡村”总体发展规划，以互联网为依托，培育和发展“互联网+”产业形态，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强包括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内的广大农村互联网基础建设，建设农村科技服务云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大数据建设，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电子商务平台布局，培育“互联网+物流”“互联网+资金”“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产业”等多种产业形态，发挥互联网优势构建新型的农村与城市、城镇融合发展模式，逐步缩小原来农村与城市、城镇之间由于地理因素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和数字鸿沟。二是完善引导市场主体投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电子商务平台的激励机制。电子商务平台是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条件。要通过税收、工商、土地等多方面政策，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主体投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电子商务平台，由此形成覆盖范围广、形态多样、运行高效的电子商务网络体系。三是积极探索“互联网+”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特色、基础条件等差异决定了农业发展模式各有不同，要瞄准市场需求、结合品牌特色和资源优势，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有效融合，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业态，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空间和优势，培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增强市场发展新潜能，扩大产业发展增量增值空间。（三） 整合资源，跨界融合，培育新动能，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融合联动发展模式1.打破地域限制，增强不同区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融合性、联动性各市、县、乡镇、村寨要逐级整合自然资源、民族资源、文化资源、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等，建立要素资源的整合、反馈、流通机制和各要素资源自由流通、效用发挥机制，做到各取所长、相互补充，实现资源整合和利用最大化，在以“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建设为基点，打造个性精品品牌，克服村寨建设“千村一面”和同质化、低质化现象的基础上，利用不同村寨、相邻市县资源互补性、产业发展互补性等优势，构建和完善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链、产业链和生态链，打造区域性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族文化圈、产业发展圈和生态保护圈，通过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和资源聚集与互补，创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管理模式、发展模式，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新动能，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新空间。2.突破行业局限，推进多产业跨界融合立足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特征、山水资源、地形地貌、历史文化、民族特色、产业优势、生态资源等要素，树立多产业融合发展理念，探索“旅游+”“文化+”“互联网+”“生态+”等新发展模式，打好产业发展组合拳，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促进文化、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特色手工业、服务业等一体化发展，通过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提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四） 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帮扶机制和专业化指导机制1.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帮扶机制这里的帮扶主要是指由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产业发展基础好、产业发展机制健全、产业化发展程度高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他区域，或者在某方面具有相关优势的部门、单位等为基础薄弱、资金缺乏、技术不足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这种帮扶包括强制和自愿两个方面。强制性帮扶主要是指由自治区、市级通过统筹安排，责成有关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单位为有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成效纳入责任部门、单位的具体考核指标。自愿性帮扶主要是指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通过实行帮扶机制，可以减轻地方政府部门的压力，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与区内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2.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的专业化指导机制这里的专业化指导主要是指通过强化产业扶贫的政府责任担当，由政府部门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派驻产业发展专业指导员或者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或部分提供）聘请专业人员指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设立专项基金定期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培训，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人才。
1）分类原则（固体）按照景观生态学原则，依温度、水分条件将全省划分为两个气候带、6个气候型。依照绝对标高和地貌形态将全省划分为山地（亚高山、中山、低中山、低山）、丘陵（高丘陵、低丘陵）、台地（高台地、低台地、台周坡地、山麓坡地）、平原（岗地与倾斜平原、平缓平原、洪涝平原）、黄土覆盖低山丘陵、黄土台塬等Ⅰ、Ⅱ、Ⅲ级地貌类型（表12.5.1）。依照成土母岩性质将全省划分为25个岩土类型。依照成因类型划分为地带性与非地带性景观，依照人类干扰强度划分为半自然与人文景观，综合参照以上因素，并依地表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或土地利用类型将全省划分为53种景观生态型、69种景观生态亚型（表12.5.3）。（2）命名原则景观生态类型的名称，依照气候加地貌及优势植被类型或土地利用类型命名。如“暖温带温暖亚温润中低山落叶阔叶林景观型”、“凉亚热带温热湿润低山丘陵暖性常绿针叶林景观型”等。具体景观的名称，可依代表地名加具影像特征的岩土类型及地貌类型加模地模被主要建群种命名，如“灵宝黄土台塬混农苹果林景观”（属温暖亚湿润黄土台塬混农果林景观型）、“桐柏北部变火山岩低山丘陵马尾松林景观”（属温热湿润低山丘陵暖性常绿针叶林景观型）。在“河南省景观生态类型图”中，各图斑实际给出了地貌类型、坡度、岩土类型、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程度5种信息，以便生态保护区划与其他专业规划应用。2.河南省景观生态区划景观生态区划的目的（表12.5.2，表12.5.4），是对所划分区域进行针对性生态保护与建设，使该区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因此，除建景观序列外，还必须考虑人类技术—经济—文化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改造、重建，考虑在自然一人文因素影响下景观的演化与衰落方式。表12.5.3列出我省景观分区方案，全省共划分为两个自然区，三个自然亚区，15个景观域，67个景观组。各景观组附注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曾凡忠摘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中国乡村版图的部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关系着战略的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文化建设的基础，其保护与开发需要放在整个乡村衰落与振兴的大背景下寻求出路。关键词：乡村振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一、乡村振兴为村寨保护与开发提供机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少数民族村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时空聚落，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地，具有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它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是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来自国家民委的最新统计表明，截至目前，全国共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2000多个，国家民委命名挂牌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57个，直接受益人口近百万人，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大多数民族地区。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建设面临的困难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些村寨多位于边远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突出；受自身条件限制，传统经济转型困难；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遭受巨大冲击；受多种因素影响，许多传统民居被造价低廉的简易建筑所取代，村寨的民族特色和乡村特色急速消失，许多被水泥板、空心砖搭建表面贴上瓷砖的单调建筑所取代，结果大江南北一个模式，失去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一些地方不顾条件、不管市场，都去发展乡村旅游，却游客无几。一些地方盲目跟风打造所谓“新民居”，破坏了少数民族村镇的原有风貌。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只挂了一块牌，无资金投入、无项目实施、无优势产业。（一）生态环境在消失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长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忽视，加上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农村出现空心化，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文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诸多乡土文化也因缺乏年轻人传承而陷于逐渐消失的境地。目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措施主要集中于建筑、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民间传统手工艺、民俗习惯等传统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不够重视，非遗等古老文化遭遇“现代化陷阱”，受市场经济冲击，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人文精神，非遗的“原生态性”正在受到破坏。一些传统工艺、传统民俗传承情况堪忧，和诸多非遗项目一样，苗族婚嫁歌、傩戏也面临着不少困境。如传统村落的民歌、戏曲、石雕、木雕、手工编织等传统民俗和技艺已处在消失的边缘。（二）保护意识的落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人群依附性，而乡村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欠发达地区，人们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同样也落后于发达地区，造成人们没有或者意识不到本身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即便少数人认识到，也因能力限制、形不成共识等难以达到实现有效保护的目的，意识上的落后是当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保护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三） 历史建筑维护工作有待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年代久远，房屋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并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其本身抵抗自然环境侵蚀的能力相当脆弱，再加上开发旅游后大量游客的涌入更是加速了它的损耗和破坏。许多历史建筑并未派有专人负责跟进，导致许多历史建筑出现不可逆转的破损现象，等待进一步的修复、维护和管理。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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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底蕴，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概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不以时代划分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范畴。少数民族文化在我国是指除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划分为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其中包括饮食、服饰、生活用具等等。第二，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包括婚姻、家庭、宗教、丧葬等。第三，民间传承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第四，科技知识工艺文化，包括生产技术、天文历法、民间医药、工艺制作等。第五，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宗教、崇拜、祭祀、巫术、禁忌等。第六，节日文化，包括年节各民族特有的宗教、农事、纪念、庆典等。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区别于另一个民族，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灵魂。少数民族传统那个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形成的，其特点是由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同时也受到相邻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受到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本民族内部政治发展、阶级结构的影响。因此，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不同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内部政治状况，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说，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具有宗教性特色的文化。在一些少数民族社会中，宗教浸入了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民族群体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宗教与社会紧密结合，导致宗教社会化、宗教政治化和传统文化宗教化，是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第二种是具有神灵宗法性特色的文化。第三种是以传统礼俗为主要特色的文化。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从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类型入手，可以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4个方面来探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1）物质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一提到“物质文化”，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想到表现在器物中的人类的创造和文化信息。在这些器物中反映出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意识和心理信息，因此它们虽然是物质、是器物，但又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反映了少数民族的文化。（2）精神文化，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如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以及表现意识形态的各种文学艺术、绘画创作等等。不论在哪种经济类型的少数民族中，精神文化总体上是相似的。就世界观来说，一般表现为万物有灵、尊天崇神、祖先崇拜；就道德观念说，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好友重义、崇拜血缘；就价值观人生观来说，重诚崇信、重义轻利、乐天知足、重传统轻变革，重集体轻个人等。此外，还有形式繁多、内容丰富而且有很强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的说、唱、演、舞的表演和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3）制度文化，社会秩序的反映。在制度文化方面，不管哪种经济类型的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家庭、亲属、法律等制度。这种制度多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以习惯的势力和群体舆论为保障，并且通过老年人及各种说唱等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以社会制度来说，渔猎、畜牧型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氏族、部落制度，而农耕型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则多以村寨、庄园制度为主。（4）行为文化，体现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群体行为之中，这种行为不仅是群体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如语言、文字、婚丧嫁娶、节庆民俗、宗教等等。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和应对政策1、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趋势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与新的经济制度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建立必然引起原有文化形态的改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上的交流也越来越活跃，东部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这种族际间、区域间的宽领域深入文化交流与融合是民族间在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从而更好的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农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逐步展开并会加快进程，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北京有全国56 个民族的成员工作、生活，武汉、厦门、深圳、广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近年来民族成分增多，一些城市的民族成分达到三、四十个。随着少数民族成分的增多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扩充，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被引进到城市生活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产生活变化给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快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这些要求表明，不仅要提高物质文明水平，也要提高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水平；不仅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而且要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2、应对政策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开放中发展的，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吸收长处而前进的，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历史发展到当今信息时代，民族传统文化怎样适应新时代的生存环境，如何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向前发展需要认真研究。要充分利用集市和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大力开展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各族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状况。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的文化、体育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培养和壮大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繁荣民族文艺创作。要把发展民族文化与振兴民族经济结合起来使文化与经济互促互进。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把保护民族文化放在重要位置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合理利用民族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切实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扶持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及其资料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和体制创新，传播先进文化探索并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文化发展运行机制、经营机制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繁荣。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其现实意义1、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当今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为了能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和保护，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首先要做好分类工作，抓紧制定整体规划。即一是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相关单位部门和人员，深入开展民族地区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对各类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详细地调查摸底、登记、建档。二是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确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挖掘、保护、利用的短、中、长期发展目标，根据轻重缓急确定保护发展的重点，制定保护发展的方案。民族文化体系繁杂，有些适合通过博物馆的形式保护，有些适合通过产业化的形式保护，这需要准确的分类。我们不能一刀切的全部产业化，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具有及其重要性。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这种社会事实，它涉及到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当地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产业化之后，还要涉及文化资源所有者与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正常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2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少数民族文化拓展和引发大众的意识潮流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得东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逐步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并部分地被接受和认同，求异求新是人类发展的本性。少数民族音乐所具有的纯真质朴的风格很符合现代城市听众的口味，那么同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带给他们无尽的遐想，使其失落的心灵得到慰籍，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及少数民族演员的表演己得到了城市听众的接受与认可，在现代文化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自身拓展了发展空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促进了新文化的创造。作为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它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基因库，为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服装设计师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图样和款式，设计出最时髦的时装，艺术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歌民谣，创作出最富现代气息的音乐歌曲。传统文化对于新文化的创造有着重要的意义，没了它，新文化的产生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结束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时代精神，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环境之中，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情感和精神，这是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中必须充分利用的宝贵人文资源。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是少数民族在新世纪的一种新的发展实践，民族传统文化无可置疑地成为各个少数民族实现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必然立足的现实土壤。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应当看到其作为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社会历史基础和价值所在。只有大力保护与弘扬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才会得以维系，各民族智慧创造的源泉才会永不枯竭。我们要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使其顺应着社会发展得以传承下去。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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