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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诗词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一、红楼梦诗词界定及分类简引《红楼梦》是“文备众体”的百科全书，汇聚了众多体裁的诗文佳作。人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诗词”已是“红楼梦诗词曲赋”的略称，其中还包括“诗词曲赋”以外的各种韵文体裁，广义上有诗、词、歌、谣、赋、谚、赞、诔以及联额等；狭义上则单纯指的是诗和词。本文论题为讨论方便，锁定为狭义上的诗词。据粗略分类统计，共有诗81首，其中五绝4首，七绝26首，五律9首，七律37首，排律2首，歌行2首，乐府1首；词18首；曲18首；赋1篇。若还包括歌、谣、谚等体裁，共计207篇诗文。这些诗词并非独立存在，蔡义江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梦》的诗词不单单是情节发展的点缀之笔，而是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本身就是表现对象。”[1]周汝昌更在《曹雪芹》一书中提到：“过去小说里的诗词，多属‘附加物’的性质，出自旁人或者说书者的口吻，到了《红楼梦》里，诗才正式成为小说的内容有机组成部分，用诗来帮助刻画人物性格自然是目的之一。”[2]可见诗词是解读《红楼梦》的一重要通道。据周雷先生统计，约有4篇诗词注明撰书来由，陈述立意本旨；约有25篇诗词深化主题思想，表达人物观点；约有130篇诗词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约有29篇诗词描绘典型环境，烘托故事氛围，约有14篇诗词展开故事情节，贯穿艺术结构；约有7篇诗词交待历史背景，反映社会风尚。[3]周雷先生的分类可谓精致，这就充分证明红楼梦诗词具有丰富的建构性功能。为什么诗词在此具有如此特殊而深远的作用，这类“诗家语”本身有着饱满的审美指向，按周振甫语：“诗要求就精练，可以省去的话就不必说，叙述可以有跳动。”“诗家语”的好处在于“含蓄有味”和“突出形象”，先天的优势加上曹雪芹的天才调遣，使红楼梦诗词具备了全方位作用。然而，《红楼梦》诗词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当推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的130首诗词了。其中有十几套广为传诵的组诗，每组诗词分别歌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诸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14首），《红楼梦曲》（14首），《春灯谜》（10首），《咏白海棠》（6首），《菊花诗》（12首），《螃蟹咏》（3首），《牙牌令》（7首），《咏红梅花》（4首），《灯谜诗》（3首），《怀古绝句》（10首），《酒令》（3首），《花名签酒令》（8首），《柳絮词》（5首）等等。本文讨论红楼梦诗词自然围绕这些诗来谈。这些诗词从作者角度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是人物自作诗词；其二是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词。如《图册判词》和《红楼梦曲》都是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分别永别咏叹金陵十二钗和宝玉的。两种诗词或对人物形象诗意化的塑造起着其他艺术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精确地切合不同人物的思想志趣、文化素养、性格特征、社会地位，也巧妙映现了人物的经历、结局。同时部分诗词用瀸语笔法，具有隐喻性，寓言性，宿命性，隐寓人物的悲剧命运，使人物形象具有神秘化的特点。二、映现：诗词与人物的形象塑造综观《红楼梦》，诗词可以说是小说的魂魄，抽掉播撒其中的众多诗词，文章便失去了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指的正是《红楼梦》把诗词的韵文文学与小说的叙事文学融合一致，使诗意与写实充分同一起来。大观园就是一个诗的王国，以宝玉为中心的一群女儿就是一群诗的女儿。宝玉虽为男性，却是女性化的。她们咏诗、作诗、题诗、赛诗……诗成为她们生命的象征。这里的“诗意”从文化上理解是相对于专制伦理之外的一种自由的象征。说宝玉、黛玉的诗意人生就是指他们与专制污浊抵抗，追求个性自由的一生。最后大观园这个诗的王国的衰落，也是自由的衰落，众多儿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悲剧也即“诗意”悲剧。诗词的巧妙运用是人物形象诗意化的一个枢纽。1、客观评论诗映现了人物形象的诗意化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在《红楼梦》中，是很多的，有的侧重于完善故事结构，有的侧重于建构人物性格。就后者来说，如小说第三回评价宝玉的那两首《西江月》是作者亲自站出来为宝玉立论评价，宝玉黛玉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借宝玉之眼观黛玉的赞词都属于这种情况。（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执夸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这段词本身意境并不美，但活脱脱一个“痴痴傻傻”的贵族公子形象跳脱出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他身居于珠围翠绕、艳婢姣童不离左右的安乐环境中，过的是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照常理说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愁恨”的，但贾宝玉偏偏“寻愁觅恨”，由于他蔑视一切功名利禄，“不通世务”，厌恶贾雨村等钻营官场之流，不屑与之为伍，他大骂八股文“不过饵名钓誉之阶”，而谈“仕途经济、应酬庶务”都是“混账话”，这样不入流、不随俗的少年公子，无法承担起封建家庭的重望。这些行为都被那个社会所不容，他感受不到自己理想得以呼吸的空间。他也正是如此般行为得到了其父贾政为代表的阶级的贬斥“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2、人物自作的诗词映现了人物的独特个性如果说作者或他人之眼来评论人物会带有品评主体人物的主观意象，而人物自作的诗词，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最能体现人物不同个性。诗是大观园充满生气的灵丹妙药，他们成立“海棠诗社”，诸芳饮酒作诗，宝黛之间以诗传情，以诗交心，香菱学诗，黛玉教诗……，全文都是围绕诗的制作。要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们赋诗填词，已非易事，再要把个人之作拟写得诗如其人，体现出各人物不同的性格、修养、爱好、志向，那必然是加倍的困难。但在作者笔下，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个性，互不相犯。诗词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如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物所写的诗词时，心目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潇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以下以宝钗、黛玉为例试作分析。三、结束语：诗词之于小说的作用根据1982年的统计，《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男495人，女480人，共计975人。[4]其中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至少有四五十个，曹雪芹辅以诗词塑造这些人物，可谓起到了其他叙述语言无法完成的功用。首先，从作者和故事人物来讲，身份都是名门官宦家族子弟，不同于一般市井百姓，文学造诣上颇有高雅的品味，诗词作为贵族文学，也注定了为他所信手拈来作为心声的传达。其次，曹雪芹的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思想在清朝的文化专制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放胆的直接表达，而诗词这种婉约、隐喻正好为曹雪芹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提供了一个隐蔽的表达方式。再次，《红楼梦》的“由来同一梦”这种人生幻灭感，与诗词所能营造出来的空灵缥缈的气氛是相配的。诗词在《红楼梦》中不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小说的精髓，是小说的气韵。没有诗词的元素，大观园女儿们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和各自悲剧的命运便不可能得到诗意表现。曹雪芹运用诗的隐喻性与叙事的纪实性一虚一实的结合，使《红楼梦》成为一部似梦非梦的诗意写实古典佳作。注释：---------------[1] 蔡义江著.《蔡义江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2] 周汝昌著.《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3] 刘耕路著.《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4] 朱一玄著.《红楼梦人物谱》说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是。
理论基础扎实，研究工作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否则没有理论基础，你就很难深入研究下去，很难有真正的创造。上述两项基础性工作，在文献综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献综述是由学生通过系统地查阅与所选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加工，从而撰写出综合性叙述和评价的文章。
在文献综述中要较全面地反映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也要指出该课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价，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本课题选题的意义，还可以为本课题组织材料、形成观点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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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指你所写的论文中用到的理论。也就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具有权威性的理论或观点。比如：题目为 原型视角下李尔王》中的人物与意象的探究，这篇论文的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此外还有形式批评、生平批评、历史观批评、性别观批评、社会性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等理论。这只是针对文学的，其他方向也有相应的理论来支撑你的论文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能支撑起你在论文中的观点，使人信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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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电视批评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自觉四个阶段，伴随着电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推进着电视理论的建设。【关键词】电视批评；四个阶段；电视理论建设几十年来，中国的电视批评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自觉阶段。电视批评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每一个进步都为下一时期的进步留下经验与教训，并推进着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一、电视批评的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萌芽时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时，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为背景，映衬着“北京电视台”台名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新华社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这天晚上播出的节目有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社主任的谈话，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科教片《电视》以及诗朗诵和舞蹈。第一次节目播出后，没有引起人们对节目的更多评论，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悦中。同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电视台每次坚持开播前会和播后会，对播出的节目进行分析、评论。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①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北京电视台的工作，认为“一年来，电视台已摸索到一些电视宣传经验，但节目花色不多，内容单调，编、导、演、摄、播、装饰工作粗糙，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低，经常出错”。②1961年8月3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笑的晚会》，内容全都是相声，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来信，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价，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办。1962年1月20日，举办第二次《笑的晚会》，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1962年国庆节前夕，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晚会改变以往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新立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
如何给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命名？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给这个学派命名前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如何从他诗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麦克卢汉遭遇到一切“先知”共同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几乎整个北美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为他服务。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时，其名声也是毁誉参半的。北美学界和新闻界撕裂为两半，赞誉者把他捧上天，封他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毁之者把他打入地狱，贬他为“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学界对他的两极评价很快就集结为两本文集：《麦克卢汉：冷与热》（1967）和《麦克卢汉：毁誉参半》（1968）。学界的困扰还来自该学派内部。以保罗·莱文森为例，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77年到1980年，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止一次从纽约北上到多伦多上去“朝觐”麦克卢汉，但围绕麦克卢汉思想的实质，两人的意见却迥然不同。莱文森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1979）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读到这样的评价之后，麦克卢汉立即打电话予以反驳。10年后，莱文森修正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他的话为证：“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30年后，美国学者林文刚采用了非常冷静的考察和自省，他认为技术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论命题的连续体来表现，执其两端的是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执其中端的是技术/文化共生论，麦克卢汉偏向硬决定论，莱文偏向森软决定论，林文刚本人主张技术/文化共生论。围绕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中国学者对的评价也经历长期的争论和思考，如今的趋势是能够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了。1998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正式定名为media ecology。从诞生到举旗，这个学派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中国学者给这个学派定名也经过了十来年的反复琢磨。由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媒介生态学的英文同名，均为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近三年，笔者和林文刚教授、陈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几位同事反复琢磨，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林文刚对此做了一些说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此定名的原因：“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的讲话里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005年以后，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到深圳大学任职，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来校讲学，我们几人认真切磋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此前，我们都把它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李明伟博士还为该学派独创了一个名字“媒介形态理论”。经过几年的切磋，我们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笔者对这个定名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最后崛起的学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麦克卢汉研究、英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对这些个别学者的研究……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里的所谓“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考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译名问题……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派最全面、客观、冷静、公允的成果是李明伟先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据我所知，他正在根据近三年研究的心得修订论文，准备出版。我在此对这篇博士论文做一些介绍，借以反映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研究比较有份量的水平。《媒介形态理论研究》分“导论”、“媒介形态理论”、“理论与时俱进”、“媒介形态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形态理论”、“问题与批评”、“媒介形态与社会化”、“研究结论”等八部分。李明伟博士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首先分析了他们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共性，并从科学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其次，注重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每个学者的个人情况，解读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纵线。然后，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和评价。”论文主张对麦克卢汉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有人说，麦克卢汉是电子媒介的狂热宣教者。但是，从他提出的这个媒介定律来看，麦克卢汉在对新媒介的态度上表现出罕有的冷静、务实和周全。实际上，麦克卢汉自始至终都抱有这种认真的态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哗然或愕然。”论文认为：“给媒介形态理论冠以“技术决定论”的称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媒介形态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论文的结论之一是：“英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梅罗维兹、莱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我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论文的结论部分列举媒介环境学派的“六个规定性特点”：（1）立论的中心和原点是媒介；（2）侧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传播的具体内容；（3）区别对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对泛论媒介；（4）注重考察媒介形态变化的动态历史；（5）研究的旨归是从媒介形态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解读社会历史变迁。（6）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响发生在长远的时期和广大的范围。这是他三年前对媒介环境学派进行的评价和诠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学者的共识。如今，国内至少有十来位学者注意对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重估，随着该学派自觉反省的深入，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将步步深入。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文学者、科技专家和普通的中国读者面向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718动画学基础公共部分参考书目：①《动画概论》 ②《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③《亚太动画》④《中国美术史教程》⑤《西方美术史教程》贾否、路盛章张慧临约翰·A·兰特薄松年李春北京广播学院陕西人民美术中国传媒大学陕西人民美术陕西人民美术 01动画创作研究 ①《动画创作基础》②《原动画基础教程》 贾否（美）理查德.威廉姆斯 清华大学中国青年 02动画艺术理论研究 ①《电影美学分析原理》②《蒙太奇论》③《电影作为艺术》④《电影语言》⑤《电影语言的语法》 王志敏（俄）埃森斯坦（德）爱因汉姆(法)马塞尔.马尔丹（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中国电影 03动画产业研究 ①《创意产业经济学》②《创意产业读本》③《营 销管理》 凯夫斯哈特利菲利普.柯特勒 新华出版社清华大学上海人民复试959动画创意与命题论文 ①《动画概论》 贾否、路盛章 北京广播学院 ②《中外美术史》 任选 任选 ③《动画创作基础》 贾否 清华大学 ④《世界电影史》 任选 任选 ⑤《中国动画年鉴》2006、2007、2008 廖祥忠主编 我是在盛世清北官网上查到，你还有不明白的话可以去那上边看看，挺多考研经验和材料的。我朋友去年考的 嘿嘿 低分录取 运气不错 他是跨校跨专业考的 还是有点难度的~
俗话说：“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要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功。”大家也对水滴石穿这个成语不陌生吧！今天，我预习了《水滴石穿》这个具有大道理的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故事使我受益匪浅。 宋朝时，张乖崖在崇阳当县令，为官清廉正直。一天，有个管理仓库的小吏从仓库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枚铜钱，顺手将铜钱放进了口袋，县令张乖崖见了，立刻派人去询问，小吏很不服气，他不屈不挠地说：“一枚铜钱有什么大不了的？”张乖崖听了，非常生气，犯了错误的人也不知道改正，就毫不犹豫地提笔写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一天拿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拿一千枚铜钱，就像绳子锯木头一样，日久天长，木头也会被锯断，石头也会被水滴穿。 这个故事就像我写博客一样，刚开始，我总是敷衍了事，支差应付，不想写，慢慢地，我努力进取，坚持不懈，每天都坚持读书、写博，最终成为了阅读之星，有付出就会有收获，这真是：只要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功！ 读了这个成语故事，我想到了：缺点、错误虽小，但积累起来，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小毛病不改，也会酿成大错，导致人滑向万丈深渊。学习或者做事只要化缺点为优点，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一丝不苟，就能够战胜困难，赢得成功。
小学德育教育论文范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小学德育教育论文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题目： 小学德育教育有效途径浅析
摘要： 一堂成功的品德课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要从小学生的实际出发。另外，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独立思考。
关键词： 小学、德育、教学
一、小学德育实施的途径
（一）思想品德课程
小学品德课程是向学生直接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门学科，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它为学生全面发展和良好品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思想品德课程内容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和良好品质的培养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二）其他学科领域教学
思想品德课只是学校教学中的一部分，单靠品德课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其他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在小学阶段，很多学科内容都具有教育意义，学生学习每一个学科都是为更好地系统学习服务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三）集体活动
通过集体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发挥学生自我教育和集体教育的作用，使学生在各方面都受到启发和教育。在实施德育教育的时候，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使学生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能选择正确的方法积极改正。
二、小学德育教育实施的措施
（一）做好说服工作
说服教育是教师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的最基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学生容易接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能够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在谈话和讲解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放下架子，和学生处于平等的位置，耐心和宽容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语言要生动、具有启发性，态度要和蔼、亲切，使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心，在交流沟通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和学生沟通交流是说服教育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谈话是双向互动的，教师可以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也可以回答教师的问题，体现了民主和开放，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谈话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要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真正走进学生心中。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谈话，因材施教，做好工作后及时向学生提出要求，使每一次谈话都有实质性的进展。做好谈话要渗透到日常工作中，不能只是在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找学生谈话。谈话的时候，教师要明确谈话的内容；采用恰当的谈话方式，要让学生愿意和教师沟通，愿意和教师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否则教师做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的。
（二）潜移默化，陶冶情感
情感陶冶是通过一定的情境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熏陶，这和说服教育相比，是一种暗示的德育教育方式。情感陶冶可以通过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信任等，也可以通过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成为学生的榜样，进而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另外，教师还要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使环境成为一种具有亲和力的道德影响源。这样，通过多种情感陶冶，使学生在生动、有趣的环境中，产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
（三）树立榜样
教师可利用别人的好思想和好品德的榜样示范作用，影响学生和教育学生。榜样示范相对于教材中的知识更吸引学生，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比较受学生的欢迎，学生更容易接受和模仿。尤其是小学生，他们希望找到心中的偶像和榜样，进而去模仿和学习，因此榜样示范的教育作用更大。教师运用榜样示范教育学生，要选好教育的内容，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符合学生的实际。一般比较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1、通过学生了解革命英雄人物事迹，引导学生学习和发扬他们的崇高思想道德品质，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
2、身边的好人好事，可以是学校的、班级中的，也可以是学生的朋友。这些人物和事件所表现的好品德、好行为，学生都不陌生，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和模仿。这些更具有说服力，具有更高的德育教育意义。
（四）表扬和批评
表扬和批评是对小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这是对学生品德行为的一种评价，从而使学生判断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表扬是对品德好的学生的一种肯定，能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增强自信。这种方式可以用于个人，也可以用于集体，对个人的表扬，可以使学生受到鼓舞；对集体的行为进行表扬，可以使学生树立集体观念。批评是对学生不良品质的一种否定，批评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找到努力的正确方向。
三、结语
总而言之，德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教师要积极开展贴近学生实际的德育教育活动，通过多种德育教育方式的有机结合、灵活运用，不断增强德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浅议对幼儿的批评与惩罚教育的适宜性》
摘要：没有批评和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批评可以让幼儿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惩罚，能让幼儿形成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的意识。本文认为，适时、适度、与环境相宜的批评和处罚对幼儿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能创造教育契机，培养幼儿抗挫折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帮助幼儿建立自信心，从而保证幼儿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批评与惩罚;适时;适度;适宜
幼儿的是非正误认知及其心理品质、行为习惯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的导向和激励。然而，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幼儿出现责任心不强、不能接受批评，甚至有些幼儿在听到批评后，会出现极端行为。因此，如何对幼儿进行适宜的批评和惩罚，成为十分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批评和惩罚教育的适宜性界定
(一)批评和惩罚。所谓批评，就是指出缺点和错误;对缺点和错识提出意见。所谓惩罚，就是处罚;〔1〕心理学家雷德尔认为，惩罚是通过使人经受不愉快的体验，以影响其行为或发展的一种有计划的意图。当代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曾如此诠释过惩罚：“孩子，我打你，是让你认识到你必须为错误付出代价。”〔2〕当然，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我是坚决反对用武力来征服来惩罚幼儿。
(二)批评与惩罚教育的适宜性内涵
1.批评惩罚和表扬鼓励并重互为调节。立足于深层次的爱，从事实出发，是非分明地给予适当的表扬鼓励和批评惩罚，使二者互为调节，互促互动，这才是科学的方法。
2.批评惩罚要因人因事而异。幼儿有近似的共性特点，也有和不相同的个性特点，对他们运用批评和惩罚是既要注意某些共性特点，也不可忽视个性特点，因人因事不同，就应进行不同的批评和惩罚，在运用时，仔细斟酌，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3.批评和惩罚要选择相宜的环境。如有的宜在集体面前进行，有的宜在个别谈话中体现，有的可在游戏、劳动、参观等活动中渗透，有意识地启发，使教育者的批评惩罚隐含其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适时运用批评和惩罚，创造教育时机
所谓适时，就是要抓住理想的教育时机，及时地给予批评惩罚，力求达到良好的效果。古人做事讲究“天时”，对幼儿进行批评惩罚同样要抓住时机，否则，“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3〕时机把握得准是批评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一)善于发现和选择时机。对于平时就多动调皮的幼儿，就要在日常行为表现中发现他的闪光点，先扬后抑地给予批评和惩罚，这样幼儿就会欣然接受。
(二)善于创造教育契机。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有针对性地启发幼儿扬长避短，有意为某些发展水平较快的幼儿创造行动体验的机会，在提供成功体验的同时给予适度的批评和惩罚，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三、适度运用批评和惩罚，培养幼儿抗挫折的能力
“凡事有个度”。但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却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度”的意识。有些家长和老师，幼儿表现不好就给予“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与惩罚。这样的批评和惩罚就适得其反了。因此，我们应该强化批评和惩罚这个“度”的意识。
(一)一切从幼儿的客观实际出发。批评和惩罚，也是善意的，对幼儿言过其实的批评和惩罚，会使幼儿形成不切实际的自我认识，形成自卑、自暴自弃的心理，一旦这种认识与现实生活中他人恰当的评价发生冲突，幼儿的心理就会失去平衡。
(二)批评和惩罚，应恰到好处。批评与惩罚的频度太低，或程度太轻，或许会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但过于频繁或过于强烈，也有可能产生副作用。
(三)饱含爱的批评和惩罚。批评的语言要富于亲切感，具有激励性、启发性，让幼儿明白为什么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惩罚绝不是体罚，应以纠正幼儿的不良行为为目的。
四、批评和惩罚应保护幼儿的自尊心
在对幼儿进行批评和惩罚时候，要强调方法在具体情况中要力求做到用之有方，行之有效，以最终达到增强幼儿自信心为目的。
(一)批评惩罚时要保护幼儿的自尊心。批评惩罚是为了幼儿更好地健康地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在批评惩罚过程中对幼儿自尊心的保护，那么，幼儿失去自尊心后，他就会变得不知羞耻，这对其是有害的。因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正面指出幼儿的错误行为。针对幼儿所犯的错误行为，家长应正面指出。
2.批评惩罚幼儿时要注意场合。尤其是较为严厉的批评，应选择在没有第三者的场时进行。
3.要就事论事批评幼儿。批评幼儿应该就事论事，不要以偏概全。
4.批评和惩罚幼儿时，成人应保持平和而理性的心态。
(二)帮助幼儿理解批评与惩罚。我国的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惩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教育人。
1.让幼儿明白所犯的过失与后果间的联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幼儿清楚地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而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教师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避免笼统模糊。笼统模糊的表达方式常常会引起理解上的不一致。因为你真正不满的是他的某个行为，而不是他这个人。
3.避免破坏性的批评，教给幼儿正确的方法。责罚只是一种教育手段，而不是教育目的。在对幼儿进行责罚时，必须教给幼儿做事的正确方法。最好是给幼儿做些暗示，让幼儿自己去思考并作出判断。
聪明的老师会避免破坏性的批评并善于聪明的惩罚，因此我们在惩罚中一定要讲求艺术，注意及时性，强度适当，最好奖惩并用及指出避免惩罚的途径。
同时，幼儿教师对幼儿的批评与惩罚要努力争取家长的配合。我们必须通过平时的家园联系等渠道，努力提高家长的家教水平，只有使家园教育共同配合，才会有理想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7.
[2] 毕淑敏.幼儿，我为什么打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可以从心理学方面入手，看下心理学进展这类的资料吧，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