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于1947年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各种看法，各种评论，可说是五花八门。但主要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二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或开掘了研究的深度，或触及了研究的盲点；三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如：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在与《子夜》的比较中，作者发现《围城》对背景的不同处理。陈子谦的《〈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等……从许多《围城》的研究论文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研究者们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或向文化里追根溯源，或从哲学上寻找理论支撑，从而将《围城》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而作为《围城》的忠实读者的我，从第一次看《围城》给我留下巨大的震撼，到多次重读每读一次便感动一次，特别是《围城》中女性的婚恋描写更是令我触动不小，因此，我在论文中就《围城》中与方鸿渐有重要关系的四个女性：鲍小姐 、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婚恋观，与其悲剧的婚姻作探讨，着重从她们的婚恋描写来揭露现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和无奈，以及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如把婚姻当作交易的鲍小姐，她不仅是整部书的开篇，也是男一号方鸿渐爱情生活的开篇。她把婚姻当作人生一次重要的交易。这也注定她的婚姻必然得不到幸福。苏文纨——囚禁在传统婚姻牢笼中的“新女性”。从苏文纨的爱情和婚姻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无奈和悲哀。留学海外、学富五车的才女，本应是女人中的精品，可在白拉日隆子爵号上方鸿渐偏选鲍而弃苏，再到后来又选了唐，这让多数人为她叫不平。而后来她嫁给曹元朗这样一个不仅丑，而且不学无术的假诗人实在让人惋惜，从书中描述中可以看出苏并不喜欢曹，如果是因得不到方鸿渐的爱而嫁，那就更不值了。所以，苏文纨的婚姻也必然是不会幸福的。唐晓芙女性梦幻范本，爱情完美主义者。她对爱情的表现是不成熟的，她心里也喜欢方鸿渐，但被别人说几句，便受到左右和方分手，因此我们只能说她年龄小，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她只能是方鸿渐生命中的“半个女人”，是男性心中的梦幻范本。孙柔嘉——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的小女人。孙柔嘉是小说中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这也就注定她婚姻的失败。总之，幸福的婚姻要靠双方的共同经营，才能结出甜蜜的果实。当然这其中的艰辛和汗水也必然不少，酸甜苦辣都尝尽，人才会渐渐成熟，才能采摘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果。我真诚的希望所以和小说中女性有着共同经历的女性朋友们，能从中得到感悟，领会到“幸福”的含义。
一篇关于钱钟书的《围城》中人物的婚恋观的论文我们可以帮助你加我
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 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 *** 。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 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 *** 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 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 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 ”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 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 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 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 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 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 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 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 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 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 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 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 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 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 《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 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 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 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 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 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 [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 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 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 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 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 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 [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 *** 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 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 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 *** 。 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 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 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 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 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 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 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 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 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 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 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 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 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 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 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 [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 [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 [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 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 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 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 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 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 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 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 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 “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 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 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 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 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 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 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 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 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 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 《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 *** 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 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 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 *** 。 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 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 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 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 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 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 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 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 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 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 《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 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 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 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 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 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 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 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 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 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 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 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 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 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 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 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 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 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 *** 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 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 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 [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 [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①论文快读法:琢磨标题,读序论,读每段开头句,结尾句,读结尾段;②书籍快读法:读提要,读目录,读序言,后记,翻阅全书,读索引;③精读,(研读)充分理解和阅读研读分选读,通读,研读一般要客观,不存偏见.选题,搜集资料,研究资料阅读,摘记,明确论点选择材料,拟订提纲,执笔写作,修改定稿,加注其中,搜集资料,占有资料是计划中的重点
一篇好的论文，有好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反复仔细阅读的。首先，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说，整体把握论文的结构框架，在从每个标题中寻找中心内容。
研读一篇论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对此论文所涉及的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先仔细研读论文的摘要，在读论文的时候对重点部分特别是结尾要深刻理解。
姓名：李泽 学号：20021110073 学院：电子工程学院 原文链接： 【嵌牛导读】： 通过学习吴恩达教授的课程，本文总结出以下三方面内容：一，读一系列文献以增长某一领域知识的系统方法；二，如何正确阅读一篇研究论文；三，获得有助于搜索论文和关键信息的在线资源 【嵌牛鼻子】： 系统方法 研究论文 关键信息 【嵌牛提问】： 如何收集针对主题的资源集？如何深入挖掘自己认为与主题相关的资源? 【嵌牛内容】 “智慧不是学而可取，而是毕生追求所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一个人总会自然而然地去学习周围人所展示的技能和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博士生都能获得有效领悟研究论文内容的技能。但是，大多数人不是博士生，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获得方方面面阅读研究论文和理解内容的能力呢？ 阅读研究论文 如果一些从业人员在机器学习领域的专业化方面很有天赋，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例如，具备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通才知识是值得赞赏的，但具备关键技术（如姿态估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将更能吸引在该领域寻找从业人员的公司和组织。 下面以姿态估计主题为例，指导如何阅读与主题相关的研究论文。 1 、 收集针对主题的资源集。资源形式可包括：研究论文、Medium文章、博文、视频、GitHub库等。 谷歌搜索“姿态估计”，将显示包含主题相关信息的一流资源。第一步的目标是整理所有相关资源，如YouTube视频、实施文档以及研究论文。在这一阶段，收集自己认为重要的资源，没有数量限制，但是请确保为有用的论文、视频和文章创建一个“候选名单”。 2 、 深入挖掘自己认为与主题相关的资源。记录对于每个候选资源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吴恩达建议根据自己对资源的理解程度绘制一个表格，如下所示。 添加到列表中的每篇文章至少要浏览10-20%内容，以确保在已标识的资源中了解到足够多的介绍性内容，并能准确地评估其相关性。 对于已标识更具相关性的论文/资源，建议更深一步理解。最后得到一些自己完全理解的合适资源。 你可能会问自己：“阅读多少论文/资源才够？笔者也不知道答案，但是吴恩达知道。据吴恩达说，理解5-20篇论文即可展现出对主题的基本理解，也许足以推动技术的实施。阅读50-100篇论文可以很好的理解该领域。在浏览资源并提取重要信息后，表格可能变成这样：3 、 这是笔者观察到的一个快速技巧，在理解研究论文时很有用。该步骤是进行结构性注释，用自己的话总结论文中的关键发现、结果和技术。 下列步骤将集中于如何阅读一篇研究论文。 阅读一篇研究论文只通读一遍论文内容不能实现理解的目的。吴恩达认为，一次性从头到尾逐字阅读一篇论文并非形成理解的最佳方式。要想很好的理解内容，至少要将论文通读三遍。 4 、 第一遍，阅读文中以下部分：题目、摘要和图片。 5 、 第二遍，先阅读以下部分：引言、结论、图片（再次阅览），然后浏览论文剩余部分。 论文的引言和结论部分包含了对文章总体内容清晰简明的介绍和对发现的总结。这几节通常只提供包括关键信息，而无补充信息。作为读者，这是有益的，因为能抓到阅读论文其他部分所需的关键信息。 6 、 第三遍，阅读全文，但是跳过所有陌生复杂的数学计算或技术公式。还可跳过不理解或不熟悉的术语和技术。 7 、 对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可以多阅读几遍。这些额外遍数将主要专注在对文中数学、技术以及陌生术语的理解。 对于那些通常出于信息和工程目的阅读研究论文的人，深入研究可能是非常耗时的，特别是在还有20篇论文要阅读的时候。 笔者通过介绍LeNet卷积神经网络的原始论文来展开本文的介绍过程，并总结了笔记中的关键内容，然后将其转换为一系列Medium文章。 结论 “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 ——吴恩达 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笔者仍然是个新手，有很多未涉足的知识（保守陈述）。但是笔者相信，不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持之以恒地探索知识，就能获得超越常人的理解能力和专业技能。 从吴恩达介绍的技巧来看，笔者一个月至少要阅读4篇论文并理解。老实说，笔者全身心投入1周半时间才完成LeNet论文的阅读。但是阅读次数越多，就能越快越好地阅读并理解研究论文。 吴恩达表示，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批研究论文以便阅读。吴恩达是机器学习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笔者相信，效仿他的习惯和学习技巧会对学习之旅非常有益。 附上B站吴恩达公开课视频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1]
《围城》国外研究现状如下，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英语阅读的认知观论文
摘要： 英语阅读过程中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对意义理解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指出，知识是构成英语阅读能力的认知元素，是学习者解读意义的媒介、技能和策略。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是学习者运用知识准确理解语言、文化和情感意义的能动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 知识；意义；英语阅读；理解
引言
哲学家赖尔（Ryle G.）于1949年将知识区分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1]。后来认知心理学家加涅（Gagne RM.）和安德森（Anderson JR.）等把它们应用于人类的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研究。我国学者皮连生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广义知识理论。[2]他认为，知识分狭义知识和广义知识。狭义知识仅指陈述性知识；而广义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是技能，是人们运用规则对外办事的程序性知识，（即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动作技能，motor skills）以及运用规则对内调控的程序性知识（即策略性知识strategic knowledge），是有关“如何做”的知识。
阅读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人们为研究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阅读理论与模式：自下而上模式（the bottom-up model）、自上而下模式（the top-down model）、互动模式（interactive model）和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3]本文运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广义知识理论，从英语阅读过程分析与讨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对学习者理解语言意义、文化意义以及情感意义的认知作用。
1 陈述性知识
阅读是通过视觉感知语言符号后大脑处理、加工与理解信息意义的心理过程。[4]阅读材料一般承载着三方面的信息：语言信息（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文化信息（历史、政治等）和情感信息（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因此，成功的阅读意味着学习者能正确解读阅读材料中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和情感意义。那么，在英语阅读认知活动中，陈述性知识对语言、文化和情感信息的编码和译码究竟起到了怎样作用？
陈述性知识是人有意识掌握的、以命题（proposition）方式储存在大脑中的事实、概念、或观念构成的信息，是有关世界“是什么”的知识。而命题是人们从事物的知觉信息中抽取出主要意义而忽略其细节特征的一种表征方式[5]。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学习者所获取有关英语的陈述性知识反映出他们对英语语言及其文化规律性的认知结果。在英语阅读认知活动中，学习者要理解阅读材料的语言意义，必须提取头脑中储存的英语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陈述性知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理解某一词语时，学习者会自动检索自己陈述性记忆中的“心理词典”（ mental dictionary ），即首先激活陈述性记忆中的有关该词的知觉以及该词的所有含义，然后根据上下文做出选择。比如：要准确理解“He lost the match and also lost the chance to play in the finals.”句中 “finals”的词义时，学习者会自动激活该词的所有含义：“最后的”、“决赛”、“期末考试”和“报纸每日发行的最后一版”，并能根据语境迅速确定“final”是“决赛”，而不是其他含义。可见，理解词义首先需要具备词汇知识。学习者的心理词典内容越丰富，其提取词义的速度就越快。同理，分析句子结构、理顺词句间复杂的`语法和逻辑关系离不开语法知识。要准确理解“He has built a mansion overlooking Lake Washington that he’s packed with high-tech gadgetry and TV monitors” （徐小贞，《新世纪职高高专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这个句子，必须对这个结构较复杂的句子进行语法分析，理顺“overlooking Lake Washington”和 “that he’s packed with high-tech gadgetry and TV monitors”与“mansion”之间的语法关系，即现在分词短语和定语从句分别作名词“mansion”的定语。
解读语言意义需要语言知识；理解文化意义必须依赖文化背景知识。陈述性知识作为世界知识，它涉及英语语言知识和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图式（schema）是陈述性知识的综合表征形式，是对范畴（category）中的规律性进行编码的一种形式（nderson R.C. & D. P. Pearson，1984）[6] 。图式既是一种知识表征形式，又是相互关联的知识构成的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是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有层次的动态结构。比如，“打电话”的行为图式包括摘机、拨号、问好、交谈、告别和挂机一系列的动作程序。即便电话内容有所不同，但打电话的动作程序是大致相同的。图式的这种结构性与程式性为读者加工新信息提供了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和理解框架。安德森（Anderson，A.）和利恩奇（Lynch，T.）的听力理解研究表明，听者的意义建构是通过更广泛的信息资源所获得的，这种信息资源既包括图式（schematic）知识又包括情境（contextual）知识[7]。这表明我们并不仅仅依赖于传入耳中的语音性质来获得意义，还必须运用大脑中储存的图式知识对输入信息进行加工和意义建构。此外，图式还可以解释话语中词汇的多义（polysemy）现象（Lehnert W.G.）。读者读到 “ The royal proclamation was finished. The king sent for his seal.” 这个句子时，之所以不会将句中的“seal ”（印章）误解为 “海豹 ”；是因为句中的“seal ”、“the royal proclamation”和“king ”属于同一图式。可见，图式能帮助读者消除歧义（ambiguity）、准确地提取词义。就文体图式而言，论说文有论说文的文体图式；记叙文有记叙文的文体图式，等等。英语新闻的编辑图式（who、when、where、 what、why、how）无疑有助于学习者更迅速、准确地理解新闻的内容。安德森（Anderson .R. C.）认为，在阅读理解中，图式具有为同化新信息提供信息框架的作用。[8]让我们看一段文字材料：
The procedure is quite simple. First，you arrange things into different groups. Of course，one pile may be sufficient depending on how much there is to do. If you have to go somewhere else due to lack of facilities that is the next step，otherwise youare pretty well se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overdo things. That is，it is better to do too few things at once than too many. In the short run this may not seem important but complications can easily arise. A mistake can be expensive as well. At first，the whole procedure will seem complicated. Soon，however，it will become just another facet of life. It is difficult to foresee any end to the necessity for this task in the immediate future，but then one can never tell. After the procedure is completed one arranges the materials into groups again. Then they can be put into their appropriate places. Eventually they will be used once more and the whole cycle will have to be completed. However，this is part of life.[9]
一般读者看完后会觉得这段文字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读者没有将新信息与自己头脑中的图式知识建立起有机联系。如果将这段文字加上标题“Washing Clothes”， 这时读者有关“洗衣服”的图式就被激活，理解起来也就更容易、更准确。
另一方面，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准确把握阅读材料的文化意义。不同的阅读材料涉及不同的内容，如政治、哲学、历史、地理、教育、体育，民俗，等等。因此，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对哲学知之甚微的读者能看懂有关哲学的文章或书籍。从认知意义上说，学习者获取的陈述性知识越丰富，在认知英语的过程中形成的英语语言与文化图式就越多，其理解事物的能力就越强。语言学家努南（Nunan D.的研究也发现，在阅读理解中，背景知识比语法知识起的作用更大。[10]
在解读文本情感意义的过程中，陈述性知识以语言形式所承载的概念、命题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分析、概括、综合和推理的文字依据。学习者通过运用这些概念和命题来分析与理解作者的观点或态度。比如，阅读 “Two Kinds of Football”（李观仪.《新编英语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这篇文章后，要求学生分析作者对足球运动的态度，并作出正确评价。要理解作者的态度，学生必须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找出作者对足球运动态度方面的信息，如“American football … is the American national sport”，“It excites tremendous enthusiasm”，“American football has a reputation of being a brutal and dangerous game. This reputation is not really deserved”，“Soccer games can now draw crowds of over 70 thousand in cities where baseball attracts a mere 20 thousand spectators”，“Soccer is being brilliantly promoted，like any other promising American product”；然后进行分析、整合、概括和推断；最终对作者的态度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作者对足球运动持“赞成”态度。
综上所述，在阅读理解中，陈述性知识对学习者理解阅读材料中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和情感意义都起着重要的媒介或“桥梁”作用。然而，在意义理解的过程中，学习者仅有陈述性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运用必要的阅读技能与策略。
2 程序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对学习者阅读技能与策略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程序性知识是运用规则做事的技能。就英语阅读而言，这些“规则”主要指阅读技能和阅读策略（策略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的产生式“条件---行为”规则告诉我们，“规则支配行为”。只有满足用规则做事的条件，才能实施与之相符合的行为。这说明在阅读理解过程中，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要充分理解文本意义，学习者必须掌握有关英语阅读技能与策略方面的陈述性知识，并能根据词、句、篇不同层面的信息加工的需要灵活选择与运用与之相符合的词义提取技能、语句理解技能、篇章理解技能。如理解段落大意通常使用“主题句”（topic sentence）阅读技能。就英语阅读词义理解技能来说，有构词法、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上下文、定义、解释、重述、识别指代关系等。英语教学实践证明，经过大量实际练习，这些技能不仅会日趋熟练，而且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对词义的理解。
另一方面，作为阅读策略，程序性知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学习者有效地设定阅读目标、选择阅读技能等，以调节与监控他们分析、综合、判断、概括思维活动，提高意义理解的速度与质量。学习者知道英语阅读技能方面的陈述性知识，但如果不能根据阅读材料的性质和阅读目标的需要灵活选择合适的阅读技能，这无疑会影响其阅读理解。假如学习者的阅读目标只是了解文章大意，那么应选择略读（skimming）策略，然后对自己的略读过程进行监控，即有意识地按照略读的三个步骤进行阅读——首先通读文章的起始段和结尾段；然后细读其他段落的主题句；最后浏览与主题句相关的信息词。[11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语阅读能力是由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构成的（这里的‘能力’指学习者通过获取和运用知识所形成的能力，不包括能力的先天因素）。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在阅读认知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它们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共同促进学习者对语言、文化和情感意义的理解。
3 结语
本文运用广义知识理论阐明了英语阅读的认知观：英语阅读能力是由陈述性、程序性和策略性知识构成的。意义理解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词义的理解离不开句子；语篇理解又以词句的理解为支撑。意义理解的过程既有自下而上（bottom-up）的信息加工，又有自上而下（top-down）的信息加工。在英语阅读认知活动中，知识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学习者解读文本意义起到了媒介、技能与策略的作用。广义知识理论认为，英语阅读理解不仅是学习者接受信息的过程，而且是他们运用知识主动加工信息、准确解读文本的语言、文化和情感意义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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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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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unan，D. 2001.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1] 程晓堂等.英语学习策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要加强学生的阅读实践，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确，通过大量阅读，学生能感知丰厚的感情语言材料，增加语言沉淀，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从整体上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日常小学语文教学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入手，主动养成七种良好的阅读习惯，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认真细致的阅读习惯认真的阅读习惯首先表现在阅读的时候能够专心致志，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阅读的对象上。简而言之，就是要用心读书，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抵制干扰的能力，形成认真读书的习惯。其次要在激发兴趣上下工夫，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阅读兴趣不是天生的，主要在于老师如何引导学生，充分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达到认真阅读的习惯。二、列出清单的阅读习惯虽然读书多多益善，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加上近年来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目可谓浩如烟海。在大量书籍中，老师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课标的要求，针对不同年段列出要阅读的书目清单，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阅读效果。为此，针对每年段的课标要求，我都会列出思想健康，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阅读清单，这样学生就不会毫无计划和目标地去阅读。三、晨起早读的阅读习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学生在早晨精力充沛、思想集中，充分利用早晨的时间，让学生多读书大有益处。在晨读中，学生品味着文章的语言，感悟着语言文字的美，更深刻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更快乐地理解文章、读懂文章，这不仅训练了学生的朗读技巧，而且又提高了学生鉴赏语言文字的能力。所以，充分利用好晨读尤为重要，老师切忌在晨读时间内处理班务。在晨读时，老师或与学生一起读，或辅导朗读能力差的学生，或组织学生进行晨读比赛，或让学生跟着录音读，学生在快乐的晨读氛围中度过，他们会自不而然地喜欢上晨读，期待每天的晨读。四、定时定量的'阅读习惯除了每天的晨读外，老师还要每天布置学生在校外的读书时间和内容，要求学生要在大致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量的阅读内容。低年段学生可布置每天20分钟的阅读时间，中年段学生可布置每天30分钟以上的阅读时间，高年段学生可布置每天1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老师可根据当天教学的内容布置相关内容的阅读，如，学习了《圆明园的毁灭》就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一书，学习了《冬阳·童年·骆驼队》就读《城南旧事》一书，也可根据列出的清单布置作业。五、有的放矢的阅读习惯指导学生有目的地读书，主要靠老师有意识地把方法渗透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在教学新课时，第一次读是解决生字词，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第二次读要求理解一些词语在句子中的含义，第三次读则是让学生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第四次读就是理解课文主旨。以上"四步曲"就是在阅读时做到了有的放矢。教师在让学生反复读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归纳方法，如如何读懂含义深刻的句子，引导学生将理解的词语说出一句话，课文主要写了什么，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等，并鼓励学生把读书"四步曲"及方法不断地运用于阅读实践中，日积月累就能形成有目的的读书习惯。六、写读书卡的阅读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一篇文章读完了，总会有感悟，总会有触动心灵的地方，如果把这些点滴体会用读书卡的方式记录下来，不仅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又提高了学生的习作水平和能力，真可谓"一箭双雕。"读书卡中可设置书名、作者、增识的字、好词好句、主要内容、我的感悟等。学生记录那些美好情愫的文字，陶冶了孩子们的情操，那些精彩的描写、精辟的议论、优美的抒情、名人名言、凡人妙语，可以帮助孩子们分清真善美、假恶丑。七、圈点批注的阅读习惯圈点批注的阅读方法，就是要求学生一边读、一边勾画、一边品味，用一些自己喜欢的符号，标出重要的字、词、句，划出层次，归纳要点，概括中心，这种方法就是让学生读透文章，让学生真正走进作品，真正有自己的见解，达到既忘我又有我的境界。圈点勾画可要求低年段的学生，作批注则是要求中高年段的学生，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阅读能力及写作能力是极好的。"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勤于要求，积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人，才会因为会阅读而更加地爱语文！参考文献：张培秀。浅谈小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中国校外教育，2012（01）。浅谈低年级学生课外阅读习惯的培养初中生文学阅读习惯培养策略研究浅谈学生课外阅读习惯的培养浅谈如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