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把握民族发展方向，促进民族发展繁荣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各项措施和规定的总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少数民族政治政策少数民族政治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为实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维护和确保国家的统一、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所在。少数民族政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政策。其内容涉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宪法类规定、法律法规类规定、行政法规、命令、指示等方面。(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平等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其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等政策。(3) 民族社会改革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三不两利”、“和平协商”、“赎买”、“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直接过渡”等政策。(4) 民族识别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辨别民族族类和民族族称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事实和就近认同，是民族识别的实践标准。(5) 民族干部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2．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发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所实行的政策，是指导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其根本目标是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特殊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点低，社会综合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而制定的特殊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税收两大方面的适当照顾和特殊优惠。(2) 产业发展政策。这是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系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工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和民族贸易发展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内容。(3) 扶贫开发政策。这是国家为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资金和物资等方面实行更为宽松的优惠以及扶贫与开发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4) 开放联合政策。这是国家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增强民族经济发展活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横向经济联合、对口支援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政策。3．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保护、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所实行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并为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条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教育政策。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发展权、创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提倡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照顾和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与协作等。(2) 民族文化政策。即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保护和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等。(3)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4) 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5) 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坚持和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4．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指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政策。它集中地表达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民族人口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为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民族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生产于物质生产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为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环境。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区别对待原则。即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必须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分开来，把不同少数民族和不同民族地区区分开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2) 控制人口数量。即提倡晚婚晚育，限制生育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奖惩机制，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3) 提高人口素质。即实行优生、优育、优教，促进民族人口在体能和智能上优秀个体的繁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查询相关资料显示，云南民族村发展现状2022是云南民族村成为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基地，CIOFF中国委员会民间传统文化基地和国家民委全国首批民族工作联系点之一。云南民族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占地面积89公顷，是反映和展示云南二十六个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窗口，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基地，CIOFF中国委员会民间传统文化基地和国家民委全国首批民族工作联系点之一。具体消息可关注官方网站，获得第一手权威信息。
目录文献综述 1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 2摘 要： 2关键词 2Abstract 2keywords： 2正 文 ： 2一 、阿务族的简介 2二 、豆温村的现状 3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 4（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 4（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 5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 6（一）早期的交通优势 7（二）集市贸易的兴起 7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 8（一）阿务的生死观 8（二）阿务族的婚俗 10六、结语 11注 释： 11参考文献： 12致谢 12文献综述本论文主要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叙述一个民族村的发展。其基本的行文结构主要是采纳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摩哈苴彝族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朱炳祥先生对 摩哈苴彝村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对彝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做了详细的论述。西南地区的彝族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侧重点都集中在楚雄、大理、凉山地区。而彝族聚居度较小的地区，研究较少，这也是这些年民族研究的一个盲点。在《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刘尧汉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谈话可以了解到彝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问题。其中费先生谈到：凉山是彝族最后的基地彝族文化发展的地区则是贵州的水西、云南的楚雄、大理一带云南靠昆明至大理一带，经济也比较发达，是多民族交汇之区。其他民族进去，汉族也进去，就慢慢融合起来。彝族的分支很多，这对民族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中华民族不是强调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的分开，而是关注民族就间的相互融合。刘尧汉先生在《中华龙虎文化论》中提到的观点是：龙是南方的，虎是北方的。虎也可以算是西方的，羌人是西戎，龙是东夷的，两者结合象征中华民族。但有时也不是分得很清。冯汉骥先生著的《罗罗与东爨》中主要提及的观点是：罗罗文旧称爨文，故罗罗亦称作爨人者。蛮书言“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西南民族中，不乏实例，故爨人中所包含之民族，想至复杂，罗罗不过为其中之一种也。龚荫在《云南明清土司通史》中谈及云南各地主要的土司，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土司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重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治理。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本文中借鉴了上述学者的一些学术观点，并秉承了民族大团结，民族大融合的思想。在和杨青山和杨秉谦两位老人的交谈中也充分的了解了阿务族的生活习惯信仰和豆温村的历史，在此特别的感谢两位老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帮我阐述了民间历史和传说。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杨飞林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07级历史学 ，学号：2007034112摘 要：本论文主要介绍阿务族在豆温村的作用，并从历史，经济，风俗等多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古村豆温的存在发展与阿务族的演变和发展分不开。豆温村的方方面面都印着阿务族浓浓的笔墨。关键词：阿务 ； 豆温 ； 演变 ； 发展 ；Abstract： By A Wu people’s history , economy and custom , this thesis is mainly to indroduce the influence of A Wu in Dou Wen village . The old Dou wen can not develop and change without A Wu people. All aspects of Dow Wen are craved by A Wu people’s culture.keywords：A Wu ; Do Wen ; Change; Development;正 文 ：一 、阿务族的简介阿务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阿武、阿乌泼，他称：拉武，孟武。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的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罗平、师宗、镇沅等县地。而今对于阿务的称呼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如：《师宗风物》中称为“阿务”，易谋远先生著的《彝族史要》中称为“阿武”，而《师宗县志》中称为“阿乌”。对于称呼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本文中主要以2003年版的《师宗风物》称呼为准。彝族中各支系大多有自己的语言，而拥有文字的只有少部分的支系。主要在大小凉山地区居多，在师宗境内彝族各支系中，没有发现彝文书籍或书写有彝文的历史文物。通行应用汉文，在丧事和迷信活动中请“毕摩”①念经亦为彝语汉文，而阿务语是彝语的东部方言区属葛濮土语类方言②。阿务语由于没有文字又加之民族的大融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阿务语的传承就停滞不前，现今会说的也只有少数的老人。对于现在的阿务族与其他的支系最明显的区别和特征主要是从他的服饰和着装，服饰尚青蓝，五十年代以前，男子多用3米左右长的黑布缠头，称为“大套头”，穿对襟衣，衣缀由7—9个对布扣（富家用银扣）缝制而成。而下身则以宽大裤脚的长裤为主。1950年后，男子服饰逐渐与汉族的相同，无太大的差别。（图为阿务族服饰，左图是未婚姑娘服饰、中图‘白色’为中老年妇女、右图为男子对襟衣。）而妇女服装在未婚，已婚和生育孩子后有明显的区别。未婚姑娘喜欢用白，蓝色棉布大襟长衫，襟围和袖衬镶黑布边，肩部绣花，长裤脚边有绣花图案一圈，围腰常用黑色细布，齐胸用银链挎颈上，围腰上绣花，两则钉绣花条带系于腰后。未婚姑娘独发辫下垂，头戴“彩公鸡帽”，帽边钉一排银泡花，两则均绣满各色图案，鲜艳夺目，耳戴银耳环。结婚后的不再戴公鸡帽，发辫收盘于脑后用头部帕包起。二 、豆温村的现状豆温村隶属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位于县城东南四十公里的群山拥围之中，周边群山高耸翠叠，绵延起伏，山山相连，层峦叠嶂，葱茏秀丽，盘旋婆娑，固古有称为“万马归槽”。而村子如鲤鱼坐落在槽中。（豆温全景）豆温村是广西府③通往黔、桂、蜀必经之道。村四周都有道路通往他地，而交通也正是豆温发展的关键因素。豆温村为何叫豆温已无史可考，但原来多叫“洞门香”，其叫洞门香主要是豆温多种油菜，加之豆温海拔在1300—1600米，气候蜀温凉性，平均年日照量在256天，霜期较少，又为槽地，土质深厚多为黄青壤，很适合种植油菜。而豆温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是已有450户左右，人口达2100人左右。这样的村子也有了自己的基础服务，在村的四个道路口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四个营房，主要用来在油菜成熟的时榨菜油，其他的小村子也赶来榨油，在油菜成熟的那段时间，营房几乎是灯火通明的榨油，这样在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闻到香喷喷的菜油。而豆温村的西南路口有一石壁洞而每到这里香味更浓，这就是为什么把洞和香联系在一起而叫洞门香的缘故。（用以榨油的大碾盘，直径约为3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豆温村主要以阿务族和汉族组成，又主要以 杨、李、张、陈、刘、冯六大姓构成。而其中杨姓者都为阿务族，阿务族在豆温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也是阿务在豆温村发展的基奠。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豆温村始建何年，无史可考，《师宗县志》记述“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师宗州设槟榔、英武、六德三个驿站，后英武驿承为虎所伤遂废，皇庆三年（公元1313年）广西府设马站五处，其中师宗州豆温村设马站一个马十匹。”元朝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奠定了祖国的宏伟版图，是唐宋以来号称“羁縻之地④”的广大边疆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封建王朝为直接控制民族众多，情况特殊的边远地区，根据当地土住民族首领势力的大小，委以不同的官职，施行土司制度龚荫著的《明清云南土司通史》所述：实施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治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官，让他从其俗统治本民族。通史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师宗土司珑氏是封建王朝的世袭土官，在师宗世袭数代。《土官底薄•师宗州同知》记载：“阿的、罗罗人，承袭父职，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归附，十六年开设衙门，二十一年赴京朝觐，除本州同知。”而居住在 豆温村的阿匡（阿务族首领）就是师宗城郊恩荣里土官武德将军普恩（阿务族）的支亲。又与世袭土官珑氏为姻亲。所以阿匡土司的势力范围也很大，以豆温为中心，居住在村的东南边，后称为“土官城”，统治着附近的村寨，主要是现今的九个村：阿月、阿涉、上池布格、小平田、小豆温、小兴厂、老厂、畜牧场、马背冲等。而在阿匡统治的这个区域里已可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在畜牧场由于地广人稀、树少草密、适合放牧，主要以蓄养羊和马为主，养马为土司提供了战时的战马和平时的交通工具。羊肉是阿务日常的肉食，特别是每年的“火把节”。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制作各种饲料时也冲分利用粮食酿造白酒，现今的畜牧场白酒也是很有名胜。而小兴厂和老厂有吗，少量的铁矿石，所以在这两地主要是冶炼铁矿，制造农用工具和兵器。阿务也自称阿武，其天性尚武，酷爱刀枪。所以男子多喜佩刀。同时也会把兵器用以与其他土司交换所需的物品。马背冲的森林茂盛树质好，拥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丝榔，在土司建土官城时提供大量的优质木材，现今在土官城的遗址中也时有挖出一些木材，其质尚未腐朽。而豆温和小豆温主要以种植为主，为土司提供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使得阿匡家族快速发展，从这以后就不断的加大了军事的投入。在村的西南方建了一个训练场，后称“跑马路”，主要是训练土司的骑兵。军事的不断发展后，就开始攻打周围的小土司，不断的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在元朝大德初年（公元1300年）其势力已占据了三个乡，已能和珑氏土司媲美。由于土司制度发展的滞后性，使得朝廷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无疑是很大程度的压制了土司的利益。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四月，罗雄州（今罗平县）土酋，军火主阿邦龙少联合师宗州豆温村的阿匡，贵州普定路普安的阿只，阿为起义，反对蒙古族的统治。元朝廷派右丞相汪惟能率兵进讨，阿邦龙少、阿只、阿为率兵退至越州（进曲靖越州镇）据守。汪惟能令其缴械投降，阿邦龙少等众土官士兵不从，进行抵抗，朝廷遂遣平章，也速带尔率兵万人至曲靖与汪惟能会合，派遣土王昔宝赤，吉里赤等为先锋征剿，当场斩杀阿邦龙少，其余土官兵逃散。阿匡逃回豆温村据守，养精蓄锐，补充兵员，训练士兵，构筑工事，在正乙山顶挖筑战壕，用石块支砌掩体。在村西南一小山顶建盖营盘，当地群众称之为“老营盘”。在村西边山顶建登高架，作战岗、放哨、报警之用。在村的四个入口都建了栅门，每夜安排青壮年轮流驻守执勤。这次起义主要是由阿邦龙少组织的，当元军斩杀了阿邦龙少后就采取了安抚政策，这也使得阿匡逃过一劫。（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反元并建立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沿用了元朝的“羁縻之策”，只是更进一步的完善了土司制度，规定土司可以世袭，建立武装，维持地方志安，但受流官的监督。豆温村土司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在漫长的修养生息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传至珑阿本时，已具有相当的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在原来营盘的对面山上又建立了一个营盘（后称新营盘），两营盘对峙成为一线，中间为广西府通黔桂的必经之道。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师宗州土官开设衙署，传至珑耿时，《广西府志• 建置（附官署）》中记载：“土知州珑耿暴虐，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春欲纠夷众窃印据城，目把杨自辅力止，事乃寖，耿遂天绝。”后遣管事李璜赴京请袭知州，璜到京后奏土官暴虐，恳求“改土归流”，朝廷应允设流官。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春，豆温土司珑阿本不满流官统治，起义反明、直捣州城、拆毁城墙。明王朝政府派巡抚，都御史吴文度调兵镇压，吴亲自督兵分三路近剿，一路从师宗，一路从罗雄，一路从弥勒，另遣一军埋伏南盘江沿岸。命武定军民府土官凤英为征剿统帅，珑阿本率本土将领民众，分兵三路凭借已构筑的工事据守，与明对抗，明军将广士众，火力十足，珑阿本撤兵退至正乙山，凭山高峻险悬崖峭壁的天险坚守近两个月。终因寡不敌众，被明军击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官城被毁，豆温村 的阿务族被大量的屠杀。曾经的辉煌变得凋敝林立。从此后有了大量的充军户和流民户进入豆温定居，这样在政治上监督着残余的阿务族，在经济上压榨着阿务族（左图为土司珑阿本家族的坟墓、右图是‘桅杆’是土司家族墓地的镇邪物）在这段时间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与民族间的纠纷十分的频繁，尤中先生著的《云南民族史》中讲述：“武寻之变”——是各民族反抗大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譬如；木邦、孟养和陇川等边境土司纷争。“水乌之叛”是永宁、镇雄、乌撒、乌蒙、沾益的“罗罗”各土司叛乱，他们的宗旨和原则是“家派一源，境土相连，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相援。”在先后八年之内，战争连绵不断的进行着，战争区域横亘云南通向内地的交通线，阻断云南与内地的交通，致使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频临危机。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师宗州志》中所述：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统一币制，使用人民币占领市场，县成立了禁银委员会并发布布告，召开各种人员座谈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拒用银元半开，使用人民币:在城区、圭车、者黑、豆温、长街、鸭子塘、龙庆、瓦葵、布租等集市开展禁银。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豆温集市经济在全县中的地位，豆温集市经济的发展与土司的治理和地处交通要塞有着密切的关系，豆温集市发展最繁荣时正是在土司珑阿本统治时期。（一）早期的交通优势豆温集市的由来要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说起，当时豆温地要塞，是滇东至桂黔的必经之路，然次已住居民即阿务 ，使用在这里设了一个驿站，驿站归州署统辖，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书信件，接送调往官、军。驿站设驿长一人，设身体强壮善于奔跑的驿夫二人。一般根据驿站规模的大小，确定接换马匹和人员的数额。在没有现代通讯的条件下，驿站是人工传输信息不可或缺的设施。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2年），为保驿站畅通，豆温村民捐银重修悬崖绝壁中的石口子段险道。完工后在石口子洞口竖碑记载其修路之艰辛和捐资者姓名留存后世。后兴修师宗至畜牧场公路时被毁。随着道路的畅通，从滇中的商品要销往内地和内地商品销往滇地，大多都经过这条路，特别是从内地的商品到了豆温都需要转托。这样豆温集市诞生了，集市诞生之初，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少部分使用海贝、金银购物市场物资与当地民族生活习惯贴迈，深受当地民族欢迎。（二）集市贸易的兴起明清时政府鼓励商业发展，不断的激发了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来往贸易，豆温村经常来往的商贾有：四川的小百货店，广西南宁的丝绸商，百色的药材商，宜良的盐商，弥勒的糖业商以及湖北、江西、汉口、贵阳、昆明、陆良、泸西、罗平等地的商贾。街期商贾云集，来我马匹达三百余匹。当隐隐约约的马铃声临迈时，村内的几十家马店、饭馆也随着忙碌起来，马店老板手里托着水烟筒，出出进进地交待伙计备草料、饮马、满面喜气笑迎宾客。当时把豆温称为“小云坛”，起意为他的富裕和繁荣可以和昆明媲美。在村的南边有一坡，现多称为乱坟坡，主要是在哪许多的商贾马夫定居在豆温村，死后就统一葬在这个坡。从前古村名千里，羊肠小道便通畅。上至春城昆明市，下至百色渔米乡。客商小贩到此地，半数人家歇满堂。街头街尾摆摊子，真是繁华一市场。古村成为中间站，街头街尾闹嚷嚷。四道村门立四方，一更十分门关上。五更鸡鸣天快亮，生意货郎赶路忙。几经兴衰几经度，锤炼人民志如钢。（杨青山⑤老人为豆温村过去集市所写的打油诗 。虽然其诗简洁朴实，但能够充分的叙述当时的现状。）豆温村的街道以村落为依托，以村内的一华里的街心为集市，《师宗县志》所载：街面开设有银器店4个、米粮店4个、日用品杂货店12个、盐店5个、木制农具商店15个、马店42个、饭店10个、烟馆10个、赌场5个、行商20户。街天上市人数达6000余人，骡马500匹，交易商品有：丝绸、布匹、枪支弹药、大烟、盐巴、红糖、药材、小百货；香菇、木耳、大麻、花生、生姜、火腿等成千上万个品种。市面所有商品应有尽有，贸易往来纷繁如织、彼此相需、市场活跃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南来北往的人们集聚一起，人宣马嘶、不绝于耳、响彻村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故而称为“小云坛”。《彝族史要》记载：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局限彝族中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水平比较缓慢，加之长期形成的小自耕农自给经济习惯，所谓:“养牛为了种田，养猪为了过年，养鸡为了生蛋换盐”。对于这种观点是从大局而论的，而阿务族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没有受到太多正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抑制。对于商贸有浓厚的兴趣，在豆温的集市中，阿务以“本家”的身份，有家有室、有田有地、建了许多的商铺或出租或自己经营。在其中的15家木制农具商店中就有10家是阿务族经营，一些日用品更是不胜枚举。阿务族自制的棉布或麻布在市场上也是横手欢迎。因为管辖豆温村的土司是阿务族，许多外商大贾都会买上阿务族织的布巾披在肩上，这样可以融入到阿务的生活中，博得土司的认同和支持。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地域的因素，其间也会有大同小异的地方。（一）阿务的生死观在豆温村中阿务现在的比例只占到三分之一，但其观念对全村的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的村里都惯行着阿务的生死观。阿务的生死观是积极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从态度上总感觉有一丝丝的消极之味，而对于阿务而言，他们没有一种成文的生死观的记述，但从他们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和行为中，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观念。在孩子呱呱坠地时，主人家就会准备许多的红鸡蛋（用品红染的）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是代表着“落红有喜”之意。收到红蛋的家庭会在孩子产下七天后集伴而到产妇家，看望产妇和孩子。去时会带一坛子米、鸡蛋、红糖和襁褓的衣服或纪念品。而当人去世时或断气时，家人要放鞭炮，这是为了向天地神灵、家族亲人和邻居乡亲们告知老人已断气。这样家族的人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到死者家悼念和帮忙。在当地总有一句纯朴的话：“帮忙就是帮自己”，靠这样的民风，家族有再大的事也能淌过。然后请毕摩到家做法事和建纸房，后是择日、选地。一般在家中会停放一周左右让后亲来钉棺。建纸房很有讲究，用竹子、桔杆、彩纸扎制而成，一般几个人要花两三天才能完成，送终的前一天亲朋好友会前来送行，这时毕摩会用一根白线从棺材头拉到“献白”⑥场地，其意为带着亡灵上天。太阳快落山时本村的阿务族会在族长的带领下从村口“跳把式”、“跳狮子”、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死者家。而此时死者后亲会从他村带一支民间歌舞团来表演，其意为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和对死者的悼念。跳把式是一种武术表演，这套表演技巧是阿务族在过去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演变加工而成的。起初表演是为了给土司观赏的，发展至今跳把式的意义已变，成为了为亡者开路送行的仪式。跳把式是有一式两双构成，也就是同一种道具两个人合跳，在最前面的是“火流星”跟其后的是“春秋刀”，其形与关羽的大刀相似，后面是“三金叉”、双刀、箍杆、剑镖、双节棍，再后是“唐僧师徒戏狮子”，最后是锣鼓钹号。（这六幅图是‘把式’，从左上至右下依次是：春秋刀、戟、箍杆、双刀、双节棍，）对于跳把式中的道具的猜想和说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大力发展南中地区，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把诸葛亮拜之为神。而南中地区对蜀汉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把式里的“春秋刀”、“双刀”、“戟”与三国中蜀的三兄弟“刘备、张飞、关羽”的兵器相似，而后期加入了“唐僧师徒”四人的面具，着很大程度是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的模仿。从这可以看出阿务族善于借鉴和学习。对于阿务的生死观，最主要体现的一点是：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快乐的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与汉族的三年守孝的不同，三年守孝中子女多为虔诚和悲伤。孝与不孝父母生前已知晓，人固有一死，活着就应该快乐充实的活着，亡者已去，家人不应过分的沉寂在悲伤之中要快乐的活着，这也是亡者想看到的。阿务大多信仰鬼神，生病时会“竖筷子”、“展香”给毕摩看算。看是哪个鬼魂附在病人的身上，然后通过毕摩转达鬼魂的需求，他有什么需求就尽量的满足，这样就可以魔除病好。在阿务与汉的交融之中，在观念和生活习惯中的相互融合和发展，也使得豆温的风俗和观念有着其特色之处。（二）阿务族的婚俗在阿务族集聚的村寨里，一般都建有“公房”，既是公务活动的场所，也是彝族青年男女幽会的地方。公房中间用篱笆隔开，男女各在一边，青年男女集聚公房里或织麻捏绳或吹箫弹弦，这时是联络感情寻找对象的最好时机。如果有其他村的小伙子来寻找对象，小伙子会叫人把一枝栗树丢到女青年围坐的火塘边后就跑开，姑娘们得到这个信号后就叫自己的玩伴到外面找男青年，而小伙子为了试探姑娘的诚心，决不会让姑娘们找到。过一会又仍第二支，到了三四次后，姑娘很容易就找到小伙子。这时姑娘会把它他邀请到公房的一侧，本村小伙子知道了来意后便会自动的走开。而姑娘们会煮白酒招待客人，并找来烟和烟筒准备装烟，装好后从篱笆缝中递过去，说“索果依着”（老表咋烟），小伙子接过便吸，吸完后又重新装好递过去，点上火反邀姑娘咋烟。这样一来二去后便开始唱歌。彝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讲话就会唱歌。”如果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男方便会托媒人前去提亲，而女方父母即便对男方满意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答应，而要经过媒人三番五次地上门说合才会订下吃“火龙酒”（订亲酒）。讨亲这天新郎要等舅舅挂完红后才去娶亲，后亲在婚丧嫁娶中是最尊贵的亲属，后亲的舅舅权利最大，舅舅挂红时会说一些奉赠的话挂红，挂红，喜气洋洋。一挂天长地久，二挂地久天长。三挂荣华富贵，四挂财帛兴旺。五挂五子登科，六挂福禄进堂。七挂全家齐集，八挂八方为王。九挂日久人长寿，十挂幸福万年长。去时要带上大量的烟、酒、肉、布等礼品献于女方这称之为“献大酒”，女方的客人会故意刁难和戏弄讨亲让你，她们会用锅烟子涂抹讨亲人的脸，称为“染花脸”，把他们染得满脸乌黑引来哄堂大笑。起程时，讨亲人要祭拜女方家祖先，然后请新娘及送亲人上路，此时新娘会表现出对娘家的留恋和依依不舍之情，不住的哭泣，要等讨亲人请过三次之后才离家上路。到男方家后开始“闹房”，闹房是亲朋好友在新房里与新婚夫妇嬉闹取乐。它既是亲朋好友向新人表示祝贺的方式，也是驱除邪淫、趋吉避凶、祝福吉祥必不可少的仪式。过了这夜后男女就是正式的夫妻关系。阿务族的婚俗中体现着恋爱自由的思想，父母对儿女的婚姻不做过多的干涉。而男女青年多为了爱情而结合在一起，这样以后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的和谐和幸福的。但也有一些弊端，如早婚现象严重，基本上十七、八岁是为女子都已结婚。在民族集聚的地区，计划生育实施难度大，超生、多生现象突出，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生一个男孩，花多大的代价都可以。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子女多后生活水平和教育供给就跟不上。子女多为文盲、半文盲，再后又步入早婚。这样的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要脱贫致富就困难了。六、结语豆温的阿务在几度沧桑、几度变迁中坚强的发展着，曾经豆温的土司、驿站和市场凝结着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凝结着阿务与汉的沧桑与辉煌，然而随着交通优势的丧失、商业贸易的衰落，使曾经的“小云坛”变得暗淡，许多的民族文化与古迹难以寻觅，土官城、营盘、烽火台早已飘逝，只留下地名延至今日。但是在阿务与汉族的同心协力和党的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一个特色的民族村正在崛起。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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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新亮.保护视野下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
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云南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的一个特征的话是根据他们是一个山水文化为主的。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不能荡秋千，不能跳跳板的训练写作文，250字
耐久跑无痛苦练习课堂中运用的初探 摘要 中学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是中学体育锻炼中不可少的一个主要项目，耐久跑练习对增强学生体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因为它是长时间单循环运动，比较枯燥乏味，大多学生都有畏惧的心理，缺少兴趣。怎样把枯燥的耐久跑教学成为没有痛苦的教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就无痛苦练习法在课堂 教学中的运用展开探讨。 关键词 耐久跑，无痛苦练习体育课堂教学 1、前言 中长跑教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是既枯燥又无趣且痛苦，不如打球，跳操来得痛快。因此大多数的学生对耐久跑是望而生畏，产生惧怕心理。 在长跑教学中，传统的观点认为“极点”的出现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只有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克服“极点”的痛苦，才能达到耐力的提高。但是我们是否忽略了另外一些人的特质，他们对痛苦的忍受力的确底，心理上的疲劳来的更早一些。应该说具备这一特征的学生在教学团体中不在少数，他们的精神状态常常可以影响整个班级情绪。再加上现在大多数的学生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对大多数的学生来说长跑是一种痛苦。新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主张以全面育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面向终身教育，以情感教学入手，强调乐学、好学、育体与育心相结合，使学生能在一个师生间、学生间亲密无间、和睦融洽的环境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陶冶情操，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教学的观念上，强调学校体育必须是全员的体育、成功的体育、终身的体育，体育课必须情感交融和身体发展并举，体育教学结构应是融认知、情感和身体发展为一体的三维立体结构。“无痛苦练习法”的提出是希望在改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发展耐力的同时，又能保持愉快心境，减少学生的恐惧感，体会运动的快乐。 2、关于无痛苦练习法 从早上晨跑的中老年中发现，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除了他们的目的明确、意志坚强外，看上去也没有痛苦，很多人还有一种运动后的快乐，比较放松。那么，他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呢？经过观察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1、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跑伴。2、速度自然放松。3、基本上没有极点。而且效果显著。 由此，我们可以把长跑无痛苦练习法概括为目标明确，有两个或以上的跑伴，以放松自然的速度跑，从中找到舒适的感觉，从而克服或是避免极点带给我们的痛苦的练习方法。 3、耐久跑教学中的三要素 （1）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考虑到耐久跑教学的实际情况，加上耐久跑的自身特点。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对耐久跑知识的传授、灌输讲解上，而且还表现为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的认识和挖掘调动上。本身学校体育“要对学生进行终身体育思想的教育，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和习惯”以达到全面健身目的。 其次，要结合学生具体情况和个体差异, 耐久跑要运用多种方法、手段、精讲多练，使学生能体会到其中的健与美。把耐久跑和游戏等相结合进行练习。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 （2）注意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是否融洽，关系到整个教学过程的成效。因此，教师在耐久跑教学过程中所持的基本原则应是“引导、启发、教育、鼓励”，将“言、行、意、情”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平时多关心学生，洞察学生的心理。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学生心情不好时教师及时疏导其不稳定情绪。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以是一种教学反馈，可以及时的调整学生的学习效果。 （3）以健身为目的，课内外一体化 在耐久跑教学中让学生明确耐久跑是一项极好的锻炼身体项目，同时也是终身体育中简单又实用的锻炼手段。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健身，因此跑在学校教育中占有有很大是比例，所以耐久跑教学要运用各种群体活动相结合，达到教学的一体化。 4、 结合无痛苦练习法与耐久跑的三要素主要措施为： （ 1）、明确锻炼的意义和作用，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长跑的意义与价值，让学生了解耐久跑生理特点，增强学生自信心，特别是与其他相比较长跑的生理价值更具有独特性。让他们坚信只要通过不泄努力锻炼，将会得到身体机能的提高，并从中感受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教学中运用一系列的具体事例或用录象等直观的方式来传达快乐动机。 （ 2）、从方法上帮助学生找准自己的节奏，减少身体上的痛苦。 在耐久跑教学中，有些学生由于耐力素质差，会出现一些生理不适现象，如“运动极点”现象。所以在练习之前，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理论教学内容，使学生懂得“运动极点”是跑途中因内脏器官机能的惰性产生的一种暂时不适应现象，并向学生介绍防止，克服“运动极点”的方法。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基本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后，在实践上加强指导，让学生对自己的身体节奏有所了解，掌握了解自己的节奏的方法，从而在教师的指导下找准自己的运动的节奏，减少身体上的痛苦。 （3）加强指导，让学生跑好第一次。 第一次练习是打好后面基础的关键，减少学生的恐惧心理，让学生体会初次成功的乐趣，从而树立学生的练习信心。教师的指导主要是控制跑速、督促学生尽量放慢速度，而不是监督学生的速度。没有练习经验的学生不知道自己怎样的速度才能跑完全程。刚开始练习速度的把握是关键，过快则可能造成腹痛、胸闷，抽筋等不适症状，有的人已成为条件反射，习惯性发作。所以第一次练习以舒适为标准。身体适应后速度自然会提高。 （4）选择好自己的跑伴，自发组成学习小组。 虽然每个人的长跑节奏不同，但由于耐久跑本身的特点，路程长、时间长。一个人太孤独，而人太多则又达不到效果。因此选择同伴非常重要。让学生自己选择跑伴，自发组织成一个学习小组。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多个。但对同伴的要求是耐力水平、跑步节奏相近的，在跑步的过程中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又不干扰对方。这样不但能提高学生的跑步水平，达到预期的目标，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5 具体做法是： 对初二的学生共117人，（男的50，女的67人），在每周体育课中分6次完成。自己选择跑伴，尽可能以放松的速度跑，。第一周跑1000米，第二周增加300米，以后每周增加300米。 结果： 感觉轻松、舒畅 92% 出现极点的，程度较重的 2% 出现极点的，程度较轻的 3% 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认为自己的耐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耐久跑不再有恐惧感，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耐久跑，体会到了以前长跑时从没有过的乐趣。
论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学校教育 体育教学 论文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引入学校体育教育中,是民间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弘扬东方体育文化,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引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的总称。随着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物质文化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会不断被强化,而民族体育文化中那种特有的深层价值观念和信仰,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现状 在学校教育的工作计划中,学校体育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校对体育教育方式不重视,上体育课时受场地器材的限制,人数多,场地器材使用拥挤,从而导致整个学校体育的颓废。只抓竞技体育及考试项目,忽视普及体育教材内容呆板、枯燥、乏味,没有吸引力。 基于种种现状,体育的教育教学相对其他学科来说具有更大的难度。所以对于民族体育教育来说,我们要在现有师资、场地等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将民族体育教育的内容加入到现代体育课程中来。同时也可以利用喜庆、节日等传统方式进行民族体育的宣传,提升学生对民族体育的认知度和兴趣,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为民族体育的教育创造条件。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潜力 据调查显示,民族传统体育现在依然有很好群众基础,虽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略有体现,但是学生参与的项目很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很多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几乎失传了。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但参与人数很少,可参与的项目类别也很少。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今学校体育教学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高校教师对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持积极态度,并充分肯定了传统体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作用不逊于其他体育项目。但是学校的传统体育师资队伍、场地器材和教学资源远远不能适应体育教学的需求。 二、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这必然要寻求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地位,要想在国际纷繁多样的文化领域中异军突起,占有一席之地,重视和加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是最佳途径。而学生时代是一个人思维方式、思想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对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发现,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体育教学内容中尚能发现我国民间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存在的身影,然而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传统体育文化教学基本上已经消失。我国现行高校体育教学中,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体育项目数量寥寥可数,其地位岌岌可危,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一般只作为现代体育项目内容教学的补充。因此,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三、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入学校,将极大的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它对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和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身心健康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使青少年一代有强健的体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不仅需要现代化的体育事业,也要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是国家教育改革需要,是发展传统体育的需要,是体育文化多样化的需要,是丰富体育教学资源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的需要。因此,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四、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将学校作为进入异国的突破口,是西方体育在短时间内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西方体育文化以学校教育为输入口,将其在中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中的主体地位延续至今。在学校开展传统体育教育,不仅能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而且有利于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并培养积极的终身体育意识,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和传承以及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 (一)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各民族自己的习惯和风俗。但由于现在常与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被外来民族文化同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逐渐消失,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观念有所改变。 造就一批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这将有利于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而且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浓郁,容易使学生萌发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促进民族团结。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我国学校体育教育长期以来教学形式重技术,轻健身,教学内容重竞技,轻适应力,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学改革的方向是改变现今以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以现代竞技体育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存的教学模式。 由于现今体育教学内容单调重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学生失去参加体育教育的热情。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加体育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并且民族传统体育以个人修身养性为主,重在强化和优化个体的生命功能,适应提高我国全民的身体机能,能最好地达到健身的目的。民族传统体育技术简单易学,它让学生在欢快愉悦的情景中体验运动,享受快乐,能使所有参加者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自然而然地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 (三)促进终身体育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体育教育的目标是要实现终身体育锻炼,提高全民的身体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能力是学校体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传统体育恰好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方面有极大的优势。 (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施素质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把各方面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中。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民族特色。有许多项目都具有丰富的思想教育内涵,活动形式基本都具有群体性和自然性,通过教学可培养学生乐观、团体协作的品质,从而达到提高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五、结论 时至今日,民族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在学校中开展民族体育活动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大众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丰富学校文化生活。 虽然目前我国的传统体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形势并不很乐观。对此,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责任,体育教师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感,针对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现状,作出相应的努力,并切实采取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措施,以确保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也使得我们的体育教育焕发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付宏山.民间体育项目进入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分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2. [2]王南童. 体育课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3]赵继勇.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材化[J]. 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 [4]李诚喜.对学校体育工作中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的新思考[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5]余贞凯.利用民族、民间体育课程资源进行体育教学的思考[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2.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学术堂最新整理了二十个民族传统体育毕业论文题目:1、"健康中国2030"契机下对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传播路径探究2、文化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高校体育的融合研究3、基于"两创"原则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4、论校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以吉林化工学院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为例5、谈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采茶舞的可行性6、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刍议--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7、"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交流的策略研究8、西方媒体传播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研究9、"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探析10、体育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分析11、文化自信主题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12、"体育+旅游"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品牌赛事产业化研究13、民族传统体育与公共文化服务互动研究14、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本质、路径与建构研究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热点转换与成因16、"一带一路"背景下VR技术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17、民俗特色文化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影响的研究18、"互联网+"时代社区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研究19、民族传统体育术语的产生方法及特色20、社会学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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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骨，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十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建设和弘扬中华精神，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 中华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 中华精神融会古今，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整合。如上所述，一部中华民族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史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自强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势张力的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观测宇宙的变动不居，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自强，包含民族的自强和个人的自强两个层面。不畏艰难困苦，不屈服于任何压迫者，是中华民族的本色精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与生存环境抗争，与内外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自强不息，不仅是指在常境和顺境中的奋斗，更是指在困境和逆境中的奋斗。历代俊彦豪杰追寻"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怀激情，力行"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坚忍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的范例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仍发愤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其精神皆垂范后世。 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仁爱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重君子之德，即是强调一种"仁"的精神。《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也体现了仁爱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与人友好相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诸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则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推崇一种"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境界，此即"强不执弱，众不却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是对仁爱精神更具深义的阐发。概而言之，仁爱精神涵盖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十个方面。这样的仁爱精神熏陶、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勤奋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创造财富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奋，是我们民族历来推重的美德之一。我们民族的传统认为，勤奋包括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和勤于劳作。手不释卷，孜孜不倦，谓之勤学；霄衣旰食，励精图治，谓之勤政；胼手胝足，持业不辍，谓之勤劳。勤奋，包含勤勉与奋发有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有志于奋发有为方能勤勉，非勤勉不能有所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俓，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许多广为流传的古训俗谚，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和立业者恒河沙数。悬梁刺股，苇编三绝，愚公移山，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佳话传说。正是这样的勤奋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不息。探索精神是中华文明发展昌盛的强力推进器。中国历代的哲人智士都把探索未知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这一探索指向宇宙法则和价值标准两个方面，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以追求真理和追寻价值。格物致知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而，这样的探索被赋予崇高的意义。故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不畏"路漫漫"，而"上下求索"，虽九死不悔。此外，这样的探索，不仅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包含了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包罗宏富，邃密精深，流派纷呈，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在世界上引领风骚数千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累累硕果，更是风采卓异，璀灿多姿，是世界文明中的瑰宝。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富于智能和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与五千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或发明创造相伴随。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所着《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发明和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来源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他列举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的核心设计，几乎都源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举世公认。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势衰弱，这样的创新精神受到束缚和压抑。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天地，但是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的巨大潜力。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是中国人民得以充份发挥智能和创造力的美好春天。二十二年来中国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创新发展如同熔岩喷发，不可遏止，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力。 气节精神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者，乃正气、骨气；节者，为节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爱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坎坷多艰，在不断融会众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重于一切，爱国就是要卫国和兴国。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嘉行懿德广为人民所传颂。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以炽热的爱国激情"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邓公年七十四，壮心不已，掀动矌古未有的改革大潮，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正是因为他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外抗强暴，内拒奸恶的利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寻光明和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次次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做出调整政策的让步或是导致改朝换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为着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促进国家的强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殚精竭虑，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力促变法改革者。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力倡变革思想。他认为"世异必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西汉时有晁错之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张居正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知。他们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废止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强中央集权；或是改革税制以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或是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改革，更是一场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除旧布新的伟大创举。仅仅二十余年，中国面貌一新，走上富强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聚落地理学，研究聚落形成、发展和分布规律的学科，又称居民点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地区聚落的起源和发展；聚落所在地的地理条件；聚落的分布，揭示聚落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的特征并分析其产生的自然、历史、社会和经济原因；聚落的形态，这是聚落地理学中研究较多的方面，涉及的内容有聚落组成要素，聚落个体的平面形态，聚落的分布形态，聚落形态的演变，自然地理因素（主要是地形和气候）以及人文因素（包括历史、民族、人口、交通、产业）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聚落(settlement)，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所。不仅在聚落内部有各种企业商店进行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而且聚落内部也进行着农副业生产以及文化娱乐活动。聚落是人们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心。在地图上常被称为居民点。聚落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它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聚落作为人类活动的场所和聚集中心，具有多种功能。首先是居住功能；其次是经济功能；第三，社会功能。聚落地理学(Settlement Geography)又称居民点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聚落形成发展、组合分布以及发展演化规律的学科。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聚落本身，按聚落规模和性质大小，又可以分为乡村聚落地理学(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和城市地理学(Urban Geography)两大分支学科。乡村聚落地理学又称农村聚落地理学，也有人称为村落地理学(Village Geography)，是研究乡村地域人类聚居地的形成、分布与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着重研究乡村聚落的形成、功能、组合分布、类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