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一)客体要件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本罪的犯罪对象为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和埋藏物。所谓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即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是指通过他人委托或依照契约或有关规定而为他人收藏、管理的财物，所谓他人的遗忘物，是指出于自己的本意，本应带走却因遗忘没有带走的财物，如买东西将物品忘在柜台上，到他人家里玩将东西遗忘在人家家里，乘坐出租车把财物遗忘在车里等。应当提出，遗忘物不等于遗失物。后者是失主丢失的财物，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也不知道丢失的时间和地点，拾捡者一般不知道也难以找到丢失之人。而遗忘物，则是刚刚、暂时遗忘之物，遗忘者对之失去的控制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会很快回想起来遗忘的时间与地点，回来寻找，而拾拣者一般也知道遗忘者是谁。遗忘物也不同于遗弃物，后者则是所有人或保管者不再需要而基于自己的意志加以处分而抛弃的财物。所谓埋藏物，是指为隐藏而埋于地下之物，如埋在自己院子里的钱财、埋在坟墓中的珠宝等。埋藏物不同于地下的文物，后者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一般应属于国家所有。总之，无论是代为保管之物还是遗忘物以及埋藏物都必须是他人的财物。所谓他人，在这里仅指公民个人，不包括国家或单位。国家、单位之物基于委托或其他原因而由他人代管的，行为人如果非法占为己有，则应构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他人遗忘的财物，财物的所有权虽然可能是国家或单位的，但遗忘行为仅是个人行为，其应对遗忘之物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本质上讲，仍属于遗忘者个人之物。至于埋藏物，国家和单位一般不会为了隐藏而埋于地，因此，不会存在本罪意义上的埋藏物。至于这些财物的表现形式，则可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动产，又可以是不动产;既可以是有形物，又可以是无形物;既可以是合法之物，又可以是违禁品、赃物;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为什么要从定罪量刑的角度来分析呢？gai案的关注点也是争议点在于是否构成犯罪？
对于他人的遗忘物、埋葬物等等，如果非法占为己有的，当达到了一定数额之后一般就会被认定构成侵占罪。而这与职务侵占罪不一样，法律中规定只要是一般主体就可以构成侵占罪。而在犯罪对象上来看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哪些呢?下文中小编为你做详细解答。一、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一)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二)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属于他人交与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而仍非法占为己有。过失不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有故意而无非法占有之目的，就不能以本罪论处。(三)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将他人的交由自己代为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二、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哪些侵占罪的对象，根据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包括两类：一类是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另一类是行为人持有的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1、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代为保管”就是“行为人代替他人保管”的意思，但是不能将代为保管仅理解为是行为人未经他人委托而基于某种事实自行代替他人保管，还应理解为是他人主动委托行为人代替他保管。2、遗忘物所有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了控制的财物都是遗忘物，至于失控时间长短、能否回忆起遗置的时间、地点不予考虑。3、埋藏物埋藏物就是指埋藏于地下的财物。在理论界，学者们对刑法中规定的埋藏物是指私人所有的，还是国家所有的，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中的埋藏物是可查明合法所有人的埋藏物，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属国家所有不在此列。第二种观点认为，“一般而言，国家和单位不存在埋藏物”。“他人”是指其他个人，不包括国家和单位。第三种观点认为，刑法中的埋藏物既包括私人所有的埋藏物，也包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埋藏物。即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以及埋葬物。但非法侵占了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不是一定就会认定为侵占罪，此时要看是否达到了规定的立案标准，而这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所在。要是你还有不清楚的话，请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延伸阅读：挪用公款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别是什么？职务侵占罪立案标准是什么?侵占罪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刑法论文选题有很多：1.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罪刑法定原则哲学根据探究，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罪刑法定与扩张解释的关系，罪刑法定视角中的中国司法解释）2.刑法的空间效力探疑（论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普遍原则与打击国际犯罪）3.试论刑法的溯及力4.犯罪本质的学理之争与司法选择5.法益概念在中国刑法中之地位探讨6.不作为犯罪的机理（论不作为犯罪中的作为义务来源，论不纯正不作为犯）7.论刑法中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意义8.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辨析10.变态人格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上的意义11.醉酒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探究12.试论刑法上的身份犯13.评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立法建议14.信赖原则与犯罪过失理论15.试论刑法中的目的犯16.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处断原则探讨（论事实认识错误，论法律认识错误，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中的认识错误）17.试论期待可能性与中国刑法18.试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论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论正当防卫的程度限制要件，论防卫过当的认定与刑事责任）19.紧急避险的理论辨析（论对无责任能力者防卫的刑法定性，论紧急避险主体的排除性规定，论紧急避险的程度限制要件）20.论预备犯在刑法中的地位（论预备犯的处罚根据，论国外刑法上的预备罪对我国的借鉴意义）21.试论共同过失犯罪22.试论教唆犯的构成条件（论教唆自杀的刑事责任，论教唆未遂——兼评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论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23.论牵连犯在刑法中的地位24.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之争25.试论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论刑罚体系的构建原则，论刑罚体系与行政处罚的协调）26.死刑正当性辨析（论死刑的刑罚根据：报应与预防，论死刑的威慑效应，论死刑的立法限制，论死刑的司法限制，废除死刑的中国路径，死刑与民意的关系，死刑存废与文明的冲突，死刑存废的地区性分析：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从区域一体化看死刑废除：以欧盟为例）27.罚金刑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与完善28.社区矫正在中国29.论赦免30.交通肇事罪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与适用，从日本刑法上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看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完善）31.试论中国刑法中关于走私罪的体系建构（论走私罪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32.试评刑法修正案（六）中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兼论洗钱犯罪的完善33.试论中国刑法中金融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论罪中的“财物/欺/陷入错误/处分财产”要件，论金融罪与罪的关系，论贷款罪与贷款纠纷的区别，论机器的刑法适用）34.试论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完善（从TRIPs规定看我国知识产权罪的立法完善/司法适用）35.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安乐死”（论刑法中“生命”的界定，论协助自杀的刑事责任）36.强奸罪的理论与立法比较（论强奸罪的主体，论强奸罪的对象，论强奸罪的行为构成，论强奸罪的“强迫”要件，论强奸罪与猥亵妇女罪的区别，论对儿童性侵害的刑法规制）37.试论转化型抢劫犯38.论侵占罪（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论侵占罪规定中的“遗忘物”，论侵占罪的“拒不退还”要件）39.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立法体系的完善（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认定，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普通犯罪集团的区别）40.论医疗事故的刑事立法41.试论公害犯罪的构成要件42.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完善/司法适用43.关于构建中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制裁体系探析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篇三 《试论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变量因素》 大学生犯罪现象，不论是从犯罪数量上，还是从犯罪性质上，都呈现出一种愈来愈严重的态势。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此问题，学术各界分别从各个方面予以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从已经犯罪的大学生身上寻找相关原因，并不具备代表性且对预防这一类犯罪没有多大裨益;其次深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孤立地从现象本身去分析，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联系;最后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影响也较为局限。 基于这一问题，笔者仔细分析了近些年来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发现这些案件虽然起因各异，行为和犯罪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但掩藏在这些现象深处的是共同的犯罪心理所起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从普通大学生着手调查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关键的犯罪心理存在的现状，分析造成这些心理产生的原因，能进一步研究出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对大学生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更为有益。 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多个地区的普通在校大学生中共采取样卷147份。调查方法采用国际上比较权威的EPQ人格测试法，这种方法能测出相关的不正常性人格，即称为典型性人格。而这种典型性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发可以进一步发展为犯罪人格而倾向于更易犯罪。通过进一步调查比较，发现在人格、环境与犯罪心理形成之间存在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紧密联系，笔者将之命名为“三角形理论”。 一、“三角形理论”之横轴――环境对人格的影响 人格即人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它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社会实践 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实践即指一种社会环境，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经济环境、社会 文化 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微观的社会环境是指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等。其中，影响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微观的社会环境，因而本文着重从微观的社会环境因素来体现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一)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指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整个过程中最为紧密的一种环境。笔者认为，大学生一般已成年，其心理方面已较为成熟，故而早期的社会环境例如家庭环境在其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应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数据发现也确实如此。家庭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残缺家庭 一般来说，理想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双全。残缺家庭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家庭，父母双全但长期未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等等，残缺的家庭结构会使得亲子关系遭到破坏，子女从小易受到心灵的创伤，爱与被爱的需要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容易导致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人格的形成，反映在犯罪上便是一种倾向于犯罪的类型。据调查，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典型样表的12.3%，但据一项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24.1%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由此可见，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形成不良人格，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造成的双亲不全，比因自然死亡造成的双亲不全， 对子 女的消极影响更大。因为孩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有缺陷的家庭，还可能面临的是相互矛盾的教育，和被父母一方抛弃的感受，因而其心理创伤往往更为严重。 2. 情感缺失 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不仅仅只是提供物质条件而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情感的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交流，子女较易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进而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待整个社会，这对形成一种较为健康的人格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子女冷漠、孤僻等不良人格的出现。当前社会，父母与子女情感的缺失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经调查，只有6.8%的大学生会与父母进行情感上的沟通，12%的人认为父母最关心的自己的情感，53%的人则认为父母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这些数据能很好地反映父母情感交流的欠缺，而这些数据又是从一些典型性样表中采集而来，由此可见情感缺失对子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3. 性教育的缺失 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性禁锢、性封闭的性观念，把性当成一种丑恶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受此思想的影响，父母一般都是谈性色变。他们不仅自己不谈性问题，也不允许子女谈论。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青少年普遍对性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而这时的父母如果不注重对子女的性教育，甚至抑制或禁锢其思想，往往会强化青少年对性问题的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 在这样一种性好奇心理的支配下，在充斥着不健康性刺激信息的社会环境中，对性知识的渴求成了无选择、无引导的猎奇行为，甚至会诱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经调查，只有2%的大学生的性教育是从父母处获得，1.2%的人从学校教学中获得，还有剩余那么庞大比例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就很引人深思了! 4. 粗暴的教育方式 对一个小孩的心灵最普遍的影响，乃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滥教所导致的压抑感觉。子女如果长期受到家长的粗暴教育，首先是自尊心的严重受挫，易形成自卑、冷漠、孤僻的人格;同时易对父母产生仇恨心理，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应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未能实现;最后，父母的粗暴教育方式容易被正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所模仿，容易产生残忍好斗的人格，更甚者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调查，有9.6%的大学生表示父母长期对其实行打骂式教育，并对此表示“逆来顺受，习以为常”。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引人关注，但子女对父母教育潜在的不满让人后怕，很难想象，长期接受这种负面心理影响的大学生在面对看似“安全”的大学校园时将以何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 (二)校园环境 这里的校园环境仅指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大学校园环境，“随着孩子对学校依恋的程度的增加，孩子违法犯罪的倾向在降低。”因而良好的校园环境对正确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基于其教学模式与范围的独特性，其在对人格的形成上也有其独特影响，因而并不能将其与其他校园环境等量齐观。经调查发现，大学校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宿舍环境的独特重要性 大学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集中教育，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强，因而大学的宿舍环境便有着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独特性，同时，大学生在学习之余，呆在宿舍的时间较多，宿舍的环境直接对其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有人将大学校园的宿舍环境称为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这里的宿舍环境既包括具体的卫生等硬环境，也包括与宿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软环境。基于大学校园如此的重要性，本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对宿舍环境的满意度，结果发现有54.8%的大学生对宿舍环境存在不满，并表示“难以忍受”。 2. 学校相关部门的不力 这里的学校相关部门主要是指学校的保卫部门和心理咨询部门。学校的保卫部门作为学校的安全保卫部门，对外，其肩负着保护学校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职责;对内则关系着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学校的凝聚力，因而其在学校整体的校园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个办事不力的保卫部门也必定会对学生的人格产生负面的影响。经调查，39.5%的大学生当遭遇盗窃案件或其他突发性案件时，会倾向于向学校保卫处求救，这一数据表明学生对保卫部门存在着信任，但是只有18.4%的事件得到有效的处理，这种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的失落使得60.5%的学生更倾向于自力救济。 同时，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心理咨询室能够缓解和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并进一步消除学生的心理疾病，可谓在学生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但是因为首先学生自身对心理咨询室存在普遍误解，认为只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才会前往，而导致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几乎闲置，同时学校对心理咨询室的不重视也更加重心理咨询室闲置这一严重后果。据调查，在问及在学校遭遇挫折、情绪低落、烦闷时的解决途径时，没有同学会选择去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这确实引人深思。 二、“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一――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自从刑事实证学派(又称近代学派或新派)创立以来，犯罪人的人格问题一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人格是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故人格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而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所体现，故研究人格的心理特征很重要。人格的心理特征包含有一个人的智力、性格、需要、个性倾向、气质等方面，其在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性格 性格表现为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的稳定态度极其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性格一般是通过与社会环境和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与表现出来的。一般来说，对性格的评价有优劣之分，好的性格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坏的性格则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因此人们在选择应当如何表现自己的性格时，一般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看重世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而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性格，这样对犯罪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形则是不顾世人的评价而展现出一种不良的性格，这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主观心理条件。 (二)需要 需要是犯罪心理形成的基础。行为人进行犯罪活动，作用于一定的客体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诱使下才产生一股内心的冲动，进而发展成犯罪心理，最终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在产生犯意前，首先应当基于一定程度的犯罪需要，这种需要一旦被人意识到，就会激发人满足需要的欲望，而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要去认识满足需要的对象、手段和各种主客观条件。这样，需要就成为激发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和自我的心理活动基础。比如说，盗窃犯首先有对财物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迫使人思考获取财物的方式，当现实情况无法满足一些正当方式的形成时，这种强烈的需求或许会产生一种通过盗窃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犯罪心理。其他的如强奸心理是基于性满足的需要等等都表现了需要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三、“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二――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从各个方面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人格又以其自身的特征来形成某些犯罪心理，此时的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因上，然则，环境对犯罪心理影响的另一方面一般易让人忽视，这便是环境的诱因作用。那究竟什么是诱因，诱因又有哪些呢? 人格在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概念，那便是犯罪人格。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与犯罪心理有密切的联系，犯罪人格在一定诱因条件下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心理的产生。 经调查，普通大学生中有57%的人具有典型性人格，虽然典型性人格并非等同于犯罪人格，但却可以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犯罪人格这一现象，这种潜在的犯罪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使下很容易直接导致犯罪心理的产生，这种对犯罪心理形成起着直接诱使作用的条件便是诱因。诱因主要是指相关环境。结合最近今年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笔者发现导致犯罪心理形成的诱因虽然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这几种： (一)不良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社会风气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效应。社会风气虽然是一种大环境，但在有些犯罪心理的形成中，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却是起着直接的诱使作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很多，比如说物质至上、情感淡漠、伦理失常、道德错位等等，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大学生犯罪案件有很多，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药家鑫案。药家鑫其实在交通肇事后并无杀人犯意，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让他转念间滑下了罪恶的深渊。他曾说撞伤人后的赔偿是一个无底洞，而撞死人却只需一次性赔偿，更何况农民工很“难缠”，因而相比较而言撞死人比撞伤人更为“简便”!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恰恰却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比较盛行的“真理”。姑且不论药家鑫的法律观念有多么淡薄，这样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其直接犯罪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想必也不容置疑了。 (二)错误的法律意识 一般而言，大学生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都应当具备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也对哪些事件构成犯罪有着基本的了解。然而却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意识发生偏差：他们虽然知道哪些事件构成犯罪，却对具体的构成情形不甚了解。比如说，一般大学生都知道强奸幼女是犯罪行为，但对何谓幼女认识不清，对与自愿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犯罪认识错误。经调查，有16.4% 的大学生并不认为与13周岁的自愿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错误的。 当然这一点只是法律意识错误的一个方面，但却能见微知著地可以看到法律意识错误的普遍性。当大学生对法律意识有错误的认识时，很容易致使其因不知道是犯罪而作为。比如几乎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盗窃是违法的，或许更有人知道达到一定的数额就构成犯罪，但是对具体什么数额和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情形不太了解，因而具体到实际中便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盗窃不到一定数额就不会构成犯罪而经常性的作案，最终身陷囹圄。 另一种是法律认识错误：这种情形是指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此种情形危害极大，直接会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因为当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时，那么他就无所顾忌了。具体的案例有清华大学的刘海洋虐待狗熊案。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除却对此行为道德上的评判，我们更应该看到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在其犯罪心理形成中所起的直接诱使作用。 (三)失范的社会网络环境 这里的社会网络既包括计算机网络这一类当前社会典型的社会网络，也包括舆论媒体等其他社会网络。“失范”是社会学上的概念，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社会网络失范是指由社会网络导致的上述社会情境的出现。而这一种社会网络的失范在犯罪心理形成中有很重要的诱导作用。 这种诱导作用首先体现在网络对作案的方式、手段以及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容易导致犯意的坚定;其次，媒体对犯罪事实过度的关注或讨论会迅速形成舆论氛围，舆论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对于缺乏正确评价的犯罪新闻所形成的舆论，则会进一步强化犯罪手段。 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其人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在给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某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滋生犯罪心理的温床。在对大学生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时，虽然有78.13% 的学生会质疑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但在这些质疑的学生中只有36%的学生会通过相关途径予以查证，这样一种毫无作为的质疑其实也演化成另一种“信任”，这种对媒体报道的盲目信任会在出现一些不当报道时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些媒体过分渲染道德而忽视法律的报道会使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错误，或者当媒体对犯罪手段、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模仿的行为和犯意的坚定。 而计算机网络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自不待言。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计算机网络的过度依赖，而使用网络学习的人占极少数，经调查只有14%。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而这些垃圾信息极易对对于网络不加辩驳的大学生造成影响，在犯罪心理的形成上影响尤为突出。 比如说，网络上一些黄色信息对正处于性好奇阶段的大学生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长期受这种刺激的影响容易诱发偷窥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就易导致强奸等犯罪的产生。另外，网络提供的一种强大的搜索功能能使大学生发现一种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将之付诸于实践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广西某艺校的亚硝酸钠中毒案便是利用网络查询到作案工具的典型代表。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现如今大学生心理似乎大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而这种情形在相关因素的诱使下极易导致犯罪的形成，即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而“三角形理论”便是对这一相关因素较为全面的分析。要想从根本上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有所建树，首先应当从分析原因开始，因此“三角形理论”的发现有其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对现象本身的原因有所分析，具体的措施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猜你喜欢： 1. 有关大学生犯罪心理的参考论文 2. 有关犯罪心理论文 3.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浅探论文 4. 犯罪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研究论文
在新《刑法》第271条明确规定了职务侵占罪这一罪名，并在原刑法的基础上对贪污罪作了新的、具体的规定，从而使我国不同所有性质的保护有了法律保障和依据，标志着我国在惩罚侵犯财产犯罪方面的立法完善。 1997年3月我国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新《刑法》第271 条明确规定了职务侵占罪这一罪名，并在原刑法的基础上对贪污罪作了新的、具体的规定，从而使我国不同所有性质的保护有了法律保障和依据，标志着我国在惩罚侵犯财产犯罪方面的立法完善。 何谓贪污罪，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何谓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2条、第38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上述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有关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职务侵占罪的设立使贪污罪的构成范围大为缩小，同时也使这两罪互相交织、互相渗透。它们同属于财产类型的犯罪，都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特点，犯罪手段都是采用侵吞、窃取、取等方式，但它们在具体的犯罪构成方面却有明显的不同。 (一)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根据刑法第93条、第271条与第382条的规定，贪污罪的主体从身份特征来看，具体包括三类人员: 第一类是当然主体，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谓从事公务，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组织、决策、指挥、监督、执行等性质的事务或被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组织、决策、指挥、监督、执行等性质的事务或依照法律从事组织、决策、指挥、监督、执行等性质的事务 [ 1]。而国家机关是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和人民军队等。因此在上述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均可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如:某年某县发生自然灾害，部分群众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该县某镇党委书记、镇长伙同会计私分救济款2 万元，此三人均构成贪污罪。 第二类是准主体，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依我国公司法设立的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则是指全部财产归国家所的生产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是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从事文教科卫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单位。人民团体是指根据一定的章程设立的具有一定组织机构的非政府性组织。上述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均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如某县邮电局收款员张某，利用收取用户电话初装费之便，多收款少报帐，从中将一万元占为已有，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的主体是国有单位，被委派者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即委派主体和委派对象都要具有国家性。委派主体和委派对象之间存在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即包括委派对象是委派主体的下属单位的一名成员，有一种上对下的不平等位置关系。所以委派对象尽管被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但由于有些非国有单位受政府的领导，或由国有公司、企业所设立，或财产中有国有公司、企业的份额等，被委派的人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如:某中外合资企业，由中方派到该公司的会计王某，利用到外地为本公司收货款之机，收到货款三万元占为已有，其行为就是贪污。 3.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指上述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依照法律规定被选举、任命从事某项公共事务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如果依法被选举、任命，则法律赋予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如:某村委会主任陈某，多次收缴本村计划生育罚款不上交，累计五千余元，其行为则构成贪污罪。因为陈某虽是农民，但他是村民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直接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的，他收缴计划生育罚款，可视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故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4.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委托即托付，委托主体是国有单位，委托对象可以是本单位或下属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成员，即委托对象不要求具有国家性，委托主体和委托对象不存在上对下的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是平等位置的关系。而且委托管理、经营的财产是国有财产。 第三类主体是例外主体，即与上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人员，以共犯论处。 (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根据《刑法》第271条规定，已明确指出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包括:非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在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劳务工作的一般利用工作之便侵占本单位财产的(但有人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只限于单位中有职务的人员，在单位中无职务的其他工作人员不构成本罪 [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这就意味着有三个范围要加以确定: 1.公司与公司人员的范围。这里的公司是指除国有公司以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董事、监事及公司职工。 2.企业与企业人员的范围。本法所指企业是除国有企业以外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企业中的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均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如:某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制药厂，售货员王某先后三次将自己柜台上的贵重药品盗回家中，赃物折合人民币五千余元，其行为则构成职务侵占罪。 3.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其他单位人员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即包括未经正式录用程序、不在册的、短期的或者临时雇佣的人员，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上或工作上的便利非法占有该单位财物的，数额较大的，均应按职务侵占罪论处。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界限是很分明的，即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就是“贪污罪”，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的就是“职务侵占罪”，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要区分犯罪行为应按何种罪刑处罚时，只须查明犯罪主体的身份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为贪污罪的主体，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但特殊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主体的身份竞合问题，即在有些情况下，公司、企业中的人员同时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如:公司中的董事、监事可能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则根据《刑法》第271条规定按贪污罪论处。 二、客体不同 (一)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是一种具有渎职性质的侵犯财产的犯罪，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财产犯罪的特征之一，故刑法将其从中分离独立为一罪。其侵犯的对象是公共财产，其中个别情况下只能是国有财物。所谓“公共财产”，刑法第91 条规定为:“1国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这表明刑法中的公共财产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它由两大类组成:一类为当然的公共财产，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另一类是以公共财产论的私人财产。这类财产本不属于公共财产，只是由于在公有制单位使用、管理、运输中，才以公共财产论。公共财产之所以有两大类组成，是由财产所有权的特点决定的。所谓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法对其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权利只能由所有人即权利主体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来行使，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任意干涉和侵犯。但财产所有人可以将所有权的四种权能分离开来，将其中一种或数种权能委托给他人行使，从而决定了公共财产的不同形式，产生了当然的公共财产和以公共财产论的财产。当然的公共财产属于四项权益完全归公有制单位的财产，而以公共财产论的私人财产(如私人储蓄于国家银行的款项)已将其所有权中的某项权能(如占有或使用权)转移给公有制单位，尽管个人，仍保留处分权，但是，已经不是完整的所有权了。所以贪污罪所侵犯的财产所有权就是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合法占有基础上，对处分权的侵犯。如:某铁路局货物押运员王某，将货主李某托运的一台进口彩电盗回家中，王某的行为即构成贪污罪。李某的彩电虽然是私人财物，但在运输中，铁路部门不但负有运输义务，而且负有保管的责任，李某的损失亦应由铁路部门(国有企业)承担。 (二)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仅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的所有权，对国家和社会并未造成直接的侵犯，因此不象贪污罪那样具有渎职性质。其侵犯的所有权形式既可能是集体享有的所有权，也可能是中外合资(合作)或私营等形式的法人享有的所有权。侵犯的对象包括所有权归属本单位的财物，也包括以单位名义接受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公共财物、私人财物，但不包括国有财产。它不同于贪污罪的侵犯对象，其侵犯的公私财物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将自己本来合法持有但无权所有的公司、企业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或第三人所有，而不局限于公共财物。 三、客观方面相类似 (一)贪污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侵吞、窃取、取公共财物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即利用自己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上的便利，而不是与职务无关的条件。如:某国有企业的财务科出纳员丁某，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将其保管的公款六千元盗走，则应定为贪污罪。因为出纳员利用的是其职务上保管现金的便利，若其仅是利用对本单位情况熟悉的条件，盗窃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保管的公共财物则不能定贪污罪，而只能定盗窃罪。 贪污罪的具体手段多种多样，刑法将其概括为侵吞、窃取、取以及其他手段。所谓“侵吞”是指行为人将自己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如:某司法机关干部万某，将办案中收缴的摩托车占为已有，其行为就是贪污。“窃取”是指行为人利用保管公共财物的便利，秘密地将公共财物据为已有，即“监守自盗”。如:某国有企业的仓库保管员，将存放在仓库中价值一万四千余元的原材料盗出后卖掉，获得赃款一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取”是指行为人用虚拟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如:某国有公司的经理，到上海联系业务，以招待对方为由，开具三张假餐费发票，数额六千余元，在单位报了帐，其行为即构成贪污罪。“其他手段”是指上述三种手段以外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某村公所六名领导，以村民修水库、公路为名，私分公款二万余元，其行为也是贪污。 此外，新刑法第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或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的，依照贪污罪定罪处罚。 (二)职务侵占罪在客观方面也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但这里的“职务”含义其范围要比贪污罪的宽，它不仅指有职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占行为，还包括那些在公司、企业中没职务的但可利用工作之便的非法占有行为。对于“非法占有”的占有，刑法没有具体列举，实践中仍然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占是指行为人侵吞、盗窃、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因此有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从行为特征来说，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贪污罪更为确切，因为本罪与贪污罪相比，行为特征完全相同，只是主体存在区别。” [ 3]如:被告人王某以代领职工的工资为名，从该厂财务处冒领他人工资共计人民币2.5万余元， 并在工资表的领取人处签了自己的姓名。当晚王某与其女友乘火车到外地将赃款挥霍而尽，后被抓获。对此种行为则应当认定为侵占罪，理由是王某是单位的职工，根据该厂财务制度，其有领取、代为领取本班组或其他班组职工工资的权力，其正是利用了自己这种工作上的便利，使财务主管人员轻信其只是代领，领取后必然会发给其他职工，因此王某的行为侵犯的是企业的财产权利，其以代领的名义直接从该厂财物人员手中取的财物是企业的财物，所有权并未完成由企业财产到职工个人财产的转移，所以对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四.主观方面的相同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主观方面都只能是故意，其故意的内容都必须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如果是由于其主观上的过失或工作上的失误造成了占有国家财物或侵占本公司财物的结果，或者是由于他人利用自己主观上的过失或工作上的失误而实施了占有财物的行为，没有事先通谋或事后分赃的，不应构成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如:某国有企业的业务员朱某与王某分别到北京、天津为本单位接货款，朱某接到货款3万元，回家后用于装修自己的新房;王某接到货款5 万元，却将3万占为已有，谎称只收回货款2万元，并出具有关假证明，当单位要朱某交货款时，朱某如实反映，3万元挪作装修，并表示抓紧时间归还。在该案中，王某具有非法占有3万元的目的，而朱某则无此目的，所以王某应以贪污罪论处，而朱某只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四、 处罚的轻重不同 (一)贪污罪的处罚根据新刑法第383条规定，将其按个人贪污数额分为4个档次，轻者可免予刑事处分，重者可判处死刑。在构成犯罪时没有数额的要求，因为刑法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应有任何数额的贪污行为，尽管一般以五千元作为定罪量刑起点，但也不是绝对的。这表现在: 1.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 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于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二)职务侵占罪的处罚，新刑法第271条只是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表明职务侵占罪的处罚标准明确分为两个档次，其法定最高刑是15 年有期徒刑，在数额上要求“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但什么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却未作明确规定，这就有待于最高司法机关作出权威性的解释。不过我们可以参照贪污罪的量刑标准从理论上作个假设，即可以把5千元作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但也有学者主张以5千元到1万元为数额较大 [ 4])，以5 万元作为数额巨大的起点，对多次进行侵占行为的，累计其侵占的数额，构成犯罪的定职务侵占罪。如果 每次侵占的数额都不构成犯罪。但其累计额构成犯罪的，仍定该罪。但如果已被司法机关处理过的侵占行为，则不宜再累计进去，以免造成重复处罚。 通过从处罚方面来比较，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都是贪利性经济犯罪，动机目的均是非法谋取经济利益，危害后果都会对国家、公司、企业、职工等方面造成经济损失和后果，所以两罪的犯罪数额，情节认定，裁定量刑就应趋向一致，只是考虑到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犯的公共财产犯罪，比一般公民实施的财产犯罪更隐避，危害性也更大，又使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一般情况下贪污罪的处罚要比职务侵占罪的处罚严重，从而体现了国家对公务人员犯罪从严从重惩处的方针。
一、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 从语言学上的角度来看，职务是指“工作中所担任的事情”，1或“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21979 年刑法没有职务侵占罪的罪名，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虽然扩大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但仍然不涉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一般人员利用工作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刑罚处罚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侵占犯罪都是由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利用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实施的，将职务等同于公务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在1997 年刑法修订之后，由于增加了职务侵占罪3，再将职务等同于公务就不恰当了。因为现行刑法规定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也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利用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实施犯罪，也可以利用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实施犯罪，将两者区分开来定罪没有必要。由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和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 要判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究竟是仅指利用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还是也包括利用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必须根据刑法对该罪的主体身份的规定来进行。从刑法上看，凡是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无不同时对其主体予以明确规定，这就为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如贪污罪、受贿罪的主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说明这些犯罪的实施均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刑法第271 条第1 款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显然不仅包括其公司、企业或单位的董事、经理、领导，而且包括其他管理人员和劳务人员，而劳务人员利用劳务之便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不可能归入侵占罪或者其他罪名进行评价，所以，我们不仅在语言学角度可以、而且在解释意义上应当将该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为包括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和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二、职务侵占罪中“非法占为己有”的理解 与贪污罪法条中明确规定“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不同，刑法第271 条第1款对职务侵占罪的手段只是规定“非法占为己有”。由此在解释论上便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职务侵占罪中的“非法占为己有”是否应与贪污罪中的“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作一致理解？多数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的手段除侵吞外，还同时包括盗窃、等其他非法手段。4 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前即已经持有他人的财物，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刑法理论公认的侵占犯罪的定型性。也即不管行为人采用何种手段，只要其将已经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都是侵占犯罪的行为。对于职务侵占来说，即使是采用秘密的“窃取”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的“取”手段，也都是将原为自己持有的本单位财物转变为自己非法占有，因而都属于侵占行为的范畴，而与将自己原本并不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有的盗窃、行为有异。当然，对于职务侵占罪中将原本不为行为人持有的单位财物利用职务上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实行取的行为来说，似乎与侵占犯罪的定型性不符。但是，这种取与一般的取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即实施这种取行为的人始终拥有着经手单位财物的职务上的职权，这种职权较之于拥有像存单这些载有财产权利的凭证中对财物的持有，应当说并无质的不同。这样看来，这种取行为与侵占犯罪的定型性，应当说是一致的。 1979 年刑法中只规定了贪污罪，而未规定其他侵占犯罪，且贪污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原本较少发生侵占财物数额不大的（像非法占有集体组织中的财产等）侵占行为逐渐增多，且危害性越来越大。由于1979 年刑法对其他侵占犯罪的规定尚付阙如，因而刑法对这些行为显得手足无措。基于保护集体财产和惩治侵占财产行为的客观要求，立法者采取了扩大贪污罪主体范围的权宜之计，即1988 年1 月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由原为“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但是这种做法的一个不利后果是，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解释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性质相同的人员，既显得牵强，也淡化了我国政府一贯提倡并贯彻执行的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的影响，同时对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仍然无法有效而合理地处置，从而不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于是才有1995 年2 月28 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设立了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等人员的职务侵占行为从贪污罪中分化出来，由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予以包容。现行刑法又将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修改为职务侵占罪，进一步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等人员的贪污行为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而为职务侵占罪所包容。至此，贪污罪中只剩下了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家财产的人员的贪污行为。从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这一立法演进过程来看，在刑法中，立法者已将相当一部分原为贪污罪的行为划归职务侵占罪的范围之内，并且对这些行为的方式未加任何限制，因此，应当认为其行为方式仍包括盗窃、侵吞、取等非法手段。 如果认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除了侵吞外，不包括盗窃、等非法手段，那么对采用盗窃、取等非法手段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势必以盗窃罪、罪等犯罪定罪处罚。但是，由于刑法第271 条第2 款规定了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其他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应以贪污罪定罪，这就意味着，同是采用侵吞、盗窃、取等非法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对上述人员定贪污罪，而对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却分别定职务侵占罪、盗窃罪、罪等，显然不符合定罪的科学要求。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盗窃、等行为以盗窃、等罪定罪，也不利于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手段上的协调。不仅职务侵占罪中存在着采用盗窃、取等手段非法占有财物的问题，就是在侵占罪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同样是将已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手段也完全相同，却作不同的定性，显然有违定罪的科学原则。 诚然，从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等罪的法定刑比较来看，前者的法定刑确实轻于后者，但这并不能说明就应该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盗窃、等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作为盗窃、等罪处理。我们认为，这正是刑法对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因为，虽然一般来说，侵占罪的危害社会严重程度明显轻于盗窃、等罪，但由于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相比，还存在着行为人渎职的一面，因而其危害社会程度要重于侵占罪，而与盗窃、等罪的危害社会程度几于接近。那么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立法者就应该使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与盗窃、等罪的法定刑相协调。但是刑法第271 条第1 款对职务侵占罪规定的法定刑远轻于盗窃、等罪。那么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仅因两者的法定刑轻重相差较大，即将利用职务便利盗窃、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作为盗窃、等罪处理的话，结果势必使侵占犯罪变持有为非法占有的定型性受到损害，因而使侵占犯罪与盗窃、等罪的界限变得含糊不清，不仅易引起刑法理论上的混乱，也势必严重影响司法实践中对这些犯罪的科学定性和量刑。 “非法占为己有”是否应从字面意义上进行文义解释？有人认为，只有行为人将财物转移归行为人本人所有，才能成立职务侵占罪；如果把财物转移给本人以外的他人所有的，则无法成立该两罪。因为刑法已经明确地规定了“非法占为己有”而不是“非法占有”。依照这种观点，对于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转移给朋友，或者代替自己或亲属占有股份的公司偿还债务的，就不能成立犯罪。实践中这样的案件的确也曾被认定为无罪，而被纯粹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我们认为，作这样的解释形式上似乎存在刑法依据，因为刑法对有些取得型财产犯罪规定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比如合同罪，而不像职务侵占罪条文中那样。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结论是违背罪刑法定的，没有合理性。理由是：和盗窃罪、各种罪一样，职务侵占罪的主观上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不法所有）的目的，客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刑法规定“非法占为己有”，不是为了区分被侵占的财物究竟是给了行为人本人还是他人，而是为了区分罪与非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比如，将本单位的资金转移给本人或他人使用，不具有永久占有的意图，显然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而属于挪用资金罪；将单位的财物单纯地破坏，没有转移给本人或他人，属于故意破坏财物罪，也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但是，只要行为人具有永久性的剥夺单位财产的性质，就具备职务侵占罪的本质特征。本人占有是这样，将财产转移给他人所有也是这样，财产转移给他人时，单位的财产也被剥夺了。从主观故意上看，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单位财产所有权即可，至于最后由谁非法取得，不影响罪过。所以，对“非法占为己有”必须进行合乎目的的扩大解释，解释为行为人实际上以财产所有人自居而“非法处分”财产，否则将可能导致刑法惩治犯罪功能的萎缩。三、关于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共同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为：其一，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外人员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的财物；其二，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外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其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对于这些形式的共同犯罪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界争议很大，最高人民法院2000 年6 月30 日《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2 条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第3 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笔者认为，根据有关刑法理论及刑法规定，解决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侵占本单位财物中的共同犯罪问题，必须坚持以下两项原则： 第一，根据共同犯罪案件的整体性质定罪。根据刑法第25 条第1 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正是由于各共同犯罪人之间主观上犯罪故意的联络、沟通，客观上犯罪行为的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使共同犯罪形成了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对这种犯罪理应根据其案件的整体性质定罪。而如果根据各共同犯罪人之间主客观上的内在联系，则使共同犯罪的理论失去了意义。 第二，根据刑法对身份犯的特殊要求定罪。刑法规定的只能由某种特定身份之人才可单独实施的犯罪，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只要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就可单独实施某种犯罪。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虽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但如果不具有某种法定的条件，仍不能单独实施某种犯罪。如受贿罪，行为人即使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是如果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不可能单独实施受贿罪。 在处理涉及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时，应区别以下情况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与该单位之外的其他人利用前者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应定为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该单位的之外的人员利用前者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应认定为贪污罪；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如果犯罪的实施是利用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如果犯罪的实施是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应认定为贪污罪。当然，有些共同犯罪的实施既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也利用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对此如何处理，区别对待说没有说明。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主张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我们认为，为了维护法治的统一，对于这一司法解释，应当执行。但是，主犯决定说的问题是：第一，违背了“定罪先于量刑”的原则。众所周知，刑法对主犯从犯的规定，是建立在共同犯罪性质业已确定的基础上，主犯和从犯的区分意义在于量刑、分别给予不同作用和地位的共犯恰当的刑事责任。而主犯决定说在法理上本末倒置，在逻辑上以共犯的作用和地位作为定罪的判断标准。第二，当共同犯罪中的数个主犯具有不同身份时，主犯决定说不可能适用。因此，从理论上讲，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对于上述情况，根据刑法第271 条第2 款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同时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在与国家工作人员同为主犯的，处以较国家工作人员轻的刑罚，在国家工作人员为主犯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从犯的情况下，处以更轻一些的刑罚。因为，从整个共同犯罪来看，其中既包含着贪污罪的性质，也包含着职务侵占罪的性质，将其认定为贪污罪，既不能说违反了整个共同犯罪的性质，同时也体现了严惩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立法意旨，否则对这种共同犯罪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话，由于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过低，尚不足以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惩那些罪行严重的国家工作人员。
法学本科，对吧
哇，留个方式呗，这个简直不要太强项
职务侵占犯罪中非单位在编人员的主体认定探析职务侵占罪是违反公司法犯罪中一种多发性犯罪，它是由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扩展延伸而来，将职务侵占犯罪纳入刑法典。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7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条文将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范围，从立法的本质来理解，作为一种与职务相关的犯罪，规定其主体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从刑法理论划分，其属于特殊主体。但是自法律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对哪些人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侵占罪与刑法第271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对犯罪主体的范畴从条文上看似不一样，其主体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公司、企业人员外增加了其他单位的人员。但从1996年1月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规定来看，侵占罪的主体范围与职务侵占罪规定是一样的，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构成至今也没有另出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职务侵占犯罪主体规定的范畴就一直沿用至今。经过几年来学术界、司法界的不断研判和司法实践，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基本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这些董事、监事必须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二是上述人员除公司的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同理也必须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三是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四是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因为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上述四种范畴看似明确完备，可还是不能包括职务侵占行为人身份全部。 由于我国企业的新旧体制转换，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以及部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用工制度的不规范，对职工范围国家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了从业人员称谓复杂、身份多样，有正式工、长期工、固定工、合同工、派遣工、季节工、临时工等之称，这些从业主体中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签订了用人合同，确立了劳动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形成了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固然具备了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的资格，也就是上述概括的四类人员之一。 任何法律都存在局限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所有问题，职务侵占罪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也同样，不可能对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得十分完备。除了上面所述的四种不同身份的人以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还存在大量的临时工、派遣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他们不是单位正式在编人员，他们与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没有明文规定。这部分人员是否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就成了争议的焦点，一些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签订了用人合同，确立了劳动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不但要以书面形式订立，而且要具备法定的必备条款，否则就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有些观点认为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就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笔者想就这部分人员的犯罪主体构成问题，分别作一下分析探讨。 一、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临时工主体资格问题。顾名思义他们是公司、企业、单位雇用的非正式职工，这些人员是单位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临时从社会上招聘的，由于用人单位或从业者本人的原因，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之间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合同，他们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似乎一纸书面的劳动合同成了判断身份的唯一依据，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和甄别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时，是否必须以有没有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为标准，以此来判断是否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呢？这种以合同定身份的争议，随着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切实执行将会越来越少了。该法规定的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些法律条款明确规定单位用工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即为“事实劳动关系”，也就成为有学者所说的 “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如果从业人员实施了“将本单位的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我们不必再将是否有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必要条件，而是要研究它行为的客观方面，如果客观要件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条件，就完全可依照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兼职人员的主体资格问题。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一个人在一个或多个单位兼职获得报酬，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这就给我们界定是否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带来难度。那么兼职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某一工作是不是具备该单位的人员资格呢？我们要从事物的本质来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区别情况而定，同样是兼职人员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同一单位不同部门的人员，比如行政科的人员兼职本单位的产品销售工作（系销售科的业务）；有单位外的人员从事该单位的业务工作，比如甲单位的人员为乙单位推销产品或招揽业务；有社会人员为单位推销产品或招揽业务，他们的主体性质应该怎样界定呢？ 1、同单位人员兼职本单位业务的，笔者认为本单位人员兼职本单位业务的，其所从事的职责必定是其单位指派或者单位的规章所规定，这种受单位委托或授权，完成单位规定的工作，兼职人员与本单位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仍没有变，兼职人员的身份依然是本单位人员，虽然该工作不属自己本身岗位的职责范围，还可能是临时性和特定性的，因为受于单位的委托或授权，所以导致了行为人取得特定职务的结果，行为人利用了这种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财物，可以认定其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 2、单位以外人员兼职的主体资格，有观点认为，他们与单位是纯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民事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是以劳动取得报酬为结果，不存在行政上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职权，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所产生的法律纠纷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规范，因此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单位以外人员兼职的，从形式层面看无疑不属于单位人员，笔者认为评判事物性质必须研究它的实质，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单位人员”，实质性的依据不是他表面身份，而是他是否单位职责或者业务活动的承担者。单位存在的主要目的或意义，并不在赋予公民各自的社会角色或身份，而在于组织、分配一定的社会职责或业务活动。从立法原意来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本质是因“职”而“占”，只有与一定的工作职责相联系的身份事实，才有作为犯罪构成之主体来考虑的价值，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单位人员，不只是看其身份是兼职的还是专职的，还要分析其侵占行为是否有利用“职务”之便。所谓“职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它包括担当单位的管理职责和从事具体的业务活动，有学者阐述职务侵占罪的“职务”，它有“相对稳定性”和“关联性”二个特征，如果行为人受单位委托或授权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履行着单位的职责，即使他们不是单位的在编人员，也同时取得了带有一定管理性质的身份，即主管、管理、经营 、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责，这种职务的关联性引起了身份质的变化，与单位产生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与其从事的工作产生了特定的职责。 具体到兼职人员认定，我们可以从获得职务授权，获取报酬的方式等来分析其符不符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主体资格。如兼职人员从单位获得委托书、工作(业务)协议，或是根据单位制订的有关职责规定，代表单位对外行使权利，使用的是单位的合同和公章，有的还持有单位的工作证、介绍信、名片，在较长时间里为单位从事某些业务，以业务的分成作为报酬。甚至他们在行使职务中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相对业务单位的损失，其法律后果也不再由他们个人承担，而是其兼职的单位承担，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从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转换为单位人员，与单位形成了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事实上接受单位的管理和监督，他们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是由单位赋予了他们的职责而产生的，与其他正式职工已没有本质区别，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 那些偶尔给单位办理一二次业务非法占有了单位的财物，或者是以超出单位产品定价赚取差价的行为，他们与单位没有形成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可以看作是一般劳务关系或业务关系，认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条件不够，还是不宜定职务侵占罪为妥。 三，派遣工、实习生的主体资格问题。派遣工、实习生都不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式在编人员，派遣工是其派遣公司的人员，实习生是学校或其所属单位的人员，从职务侵占犯罪主体资格分析，他们的身份性质相似，他们的主体资格认定目前来说是个难题。以派遣工为例：派遣工就是劳务派遣工人，劳务派遣又称劳动派遣、劳动力租赁或员工租赁，劳务派遣单位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劳动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租赁）协议，派遣公司与被聘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是劳务合同关系，派遣公司与被聘用的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被聘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则仅是有偿使用劳动力（劳务给付）的关系。 由于劳动法律规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不构成隶属的职务关系，形成了用人与用工的分离局面，劳务派遣工不是用工单位的职工，用工单位又不是劳务派遣工的用人单位，派遣工却又实际从与事用工单位的正式职工相同的工作任务，他们利用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非法占有用工单位的财物，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就不能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因为他们不是用工单位的人员，而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员。从犯罪客体分析，派遣工侵犯的客体也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他们所侵占的财物不是本单位的财物，而是工作单位的财物。这就产生了在同一公司内工作一个是职工，一个是劳务派遣工，发生了同样的侵占单位财物的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却要分别定性处理，而且结果有天壤之别，公司职工构成职务侵占罪，应受到刑罚处罚，而派遣工构成民事上的不当得利，由民事法律调整，这有违在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如果派遣工以盗窃罪处理，也似乎不妥，其是利用从事劳务活动时合法持有单位财产的便利，而非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方便条件非法占有用工单位的财物的，忽略了其客观行为的特殊性。但《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了派遣工与用工单位只是劳务关系，派遣工就不符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主体条件和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条件，不能以职务侵占罪追究。按照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再适用类推。笔者认为这种由于不同身份所出现的同一行为应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不同的尴尬局面应尽快改变，不能仅依据《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规定来划分刑事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范畴，可以根据职务侵占罪的立法原意，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主体作扩大解释，派遣工的身份实质已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要求，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 实习生如果是学校或单位派遣的应与派遣工主体性质同样适用，与实习单位签订了实习合同(协议)的，可视为合同工，没有签订合同的在相对长的时期在单位工作的，可视为应签未签人员，也都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
确定题目时应注意用词恰当,使用正确的专业术语,并尽可能流畅易懂,避免使用空泛和华丽的词藻,避免错别字、俚语和已淘汰的术语。下面是我带来的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2. 再论牵连犯 3.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4.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5.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6.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7.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8.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9.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0.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2.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3.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4.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5. 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6. 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7.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8.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9. 论计算机网络犯罪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二) 1. 关于刑法修正案的思考 2. 侵占不法原因受托之物的行为定性 3. 支付11万,劝退竞标者 五人围标串标获刑 4.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5. 解构与续造: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罪的区分研究 6. 也玩大数据 你遭遇信息了吗 7. 从一起案例看职务侵占罪的构成 8. 简议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9.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10. 刑法报应主义之正当性研究 11.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2.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3.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4. 试论网络共同犯罪 15. 关于网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6.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7.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8.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9.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2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兽药违法行为判定条件及处罚规定 21. “埋”不住的罪行上海食品犯罪走向“链式作业”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三) 1. 中立的帮助行为 2. 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 3. 关注海南首例污染环境罪 4.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影响、政治空间与防范 5. 破坏性不当注册行为及其刑法应对--以互联网信息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为例 6. 合肥求职女连喝四场酒身亡 老板被批捕 7. 无力支付只要逃匿便可成罪 8. 广州设立食品相关犯罪侦查支队 9. 被索财未获不正当利益的定性 10. 网销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的形态认定 11.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窃电的行为定性 12. 私分国有资产并侵吞其收益的行为定性 13. 合同与合同纠纷刑民界分的规范性思考 猜你喜欢： 1.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2.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刑法 4. 刑法热门毕业论文 5. 刑法本科毕业论文
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篇三 《试论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变量因素》 大学生犯罪现象，不论是从犯罪数量上，还是从犯罪性质上，都呈现出一种愈来愈严重的态势。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此问题，学术各界分别从各个方面予以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从已经犯罪的大学生身上寻找相关原因，并不具备代表性且对预防这一类犯罪没有多大裨益;其次深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孤立地从现象本身去分析，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联系;最后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影响也较为局限。 基于这一问题，笔者仔细分析了近些年来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发现这些案件虽然起因各异，行为和犯罪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但掩藏在这些现象深处的是共同的犯罪心理所起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从普通大学生着手调查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关键的犯罪心理存在的现状，分析造成这些心理产生的原因，能进一步研究出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对大学生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更为有益。 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多个地区的普通在校大学生中共采取样卷147份。调查方法采用国际上比较权威的EPQ人格测试法，这种方法能测出相关的不正常性人格，即称为典型性人格。而这种典型性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发可以进一步发展为犯罪人格而倾向于更易犯罪。通过进一步调查比较，发现在人格、环境与犯罪心理形成之间存在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紧密联系，笔者将之命名为“三角形理论”。 一、“三角形理论”之横轴――环境对人格的影响 人格即人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它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社会实践 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实践即指一种社会环境，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经济环境、社会 文化 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微观的社会环境是指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等。其中，影响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微观的社会环境，因而本文着重从微观的社会环境因素来体现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一)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指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整个过程中最为紧密的一种环境。笔者认为，大学生一般已成年，其心理方面已较为成熟，故而早期的社会环境例如家庭环境在其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应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数据发现也确实如此。家庭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残缺家庭 一般来说，理想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双全。残缺家庭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家庭，父母双全但长期未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等等，残缺的家庭结构会使得亲子关系遭到破坏，子女从小易受到心灵的创伤，爱与被爱的需要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容易导致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人格的形成，反映在犯罪上便是一种倾向于犯罪的类型。据调查，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典型样表的12.3%，但据一项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24.1%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由此可见，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形成不良人格，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造成的双亲不全，比因自然死亡造成的双亲不全， 对子 女的消极影响更大。因为孩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有缺陷的家庭，还可能面临的是相互矛盾的教育，和被父母一方抛弃的感受，因而其心理创伤往往更为严重。 2. 情感缺失 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不仅仅只是提供物质条件而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情感的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交流，子女较易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进而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待整个社会，这对形成一种较为健康的人格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子女冷漠、孤僻等不良人格的出现。当前社会，父母与子女情感的缺失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经调查，只有6.8%的大学生会与父母进行情感上的沟通，12%的人认为父母最关心的自己的情感，53%的人则认为父母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这些数据能很好地反映父母情感交流的欠缺，而这些数据又是从一些典型性样表中采集而来，由此可见情感缺失对子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3. 性教育的缺失 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性禁锢、性封闭的性观念，把性当成一种丑恶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受此思想的影响，父母一般都是谈性色变。他们不仅自己不谈性问题，也不允许子女谈论。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青少年普遍对性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而这时的父母如果不注重对子女的性教育，甚至抑制或禁锢其思想，往往会强化青少年对性问题的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 在这样一种性好奇心理的支配下，在充斥着不健康性刺激信息的社会环境中，对性知识的渴求成了无选择、无引导的猎奇行为，甚至会诱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经调查，只有2%的大学生的性教育是从父母处获得，1.2%的人从学校教学中获得，还有剩余那么庞大比例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就很引人深思了! 4. 粗暴的教育方式 对一个小孩的心灵最普遍的影响，乃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滥教所导致的压抑感觉。子女如果长期受到家长的粗暴教育，首先是自尊心的严重受挫，易形成自卑、冷漠、孤僻的人格;同时易对父母产生仇恨心理，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应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未能实现;最后，父母的粗暴教育方式容易被正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所模仿，容易产生残忍好斗的人格，更甚者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调查，有9.6%的大学生表示父母长期对其实行打骂式教育，并对此表示“逆来顺受，习以为常”。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引人关注，但子女对父母教育潜在的不满让人后怕，很难想象，长期接受这种负面心理影响的大学生在面对看似“安全”的大学校园时将以何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 (二)校园环境 这里的校园环境仅指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大学校园环境，“随着孩子对学校依恋的程度的增加，孩子违法犯罪的倾向在降低。”因而良好的校园环境对正确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基于其教学模式与范围的独特性，其在对人格的形成上也有其独特影响，因而并不能将其与其他校园环境等量齐观。经调查发现，大学校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宿舍环境的独特重要性 大学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集中教育，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强，因而大学的宿舍环境便有着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独特性，同时，大学生在学习之余，呆在宿舍的时间较多，宿舍的环境直接对其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有人将大学校园的宿舍环境称为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这里的宿舍环境既包括具体的卫生等硬环境，也包括与宿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软环境。基于大学校园如此的重要性，本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对宿舍环境的满意度，结果发现有54.8%的大学生对宿舍环境存在不满，并表示“难以忍受”。 2. 学校相关部门的不力 这里的学校相关部门主要是指学校的保卫部门和心理咨询部门。学校的保卫部门作为学校的安全保卫部门，对外，其肩负着保护学校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职责;对内则关系着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学校的凝聚力，因而其在学校整体的校园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个办事不力的保卫部门也必定会对学生的人格产生负面的影响。经调查，39.5%的大学生当遭遇盗窃案件或其他突发性案件时，会倾向于向学校保卫处求救，这一数据表明学生对保卫部门存在着信任，但是只有18.4%的事件得到有效的处理，这种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的失落使得60.5%的学生更倾向于自力救济。 同时，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心理咨询室能够缓解和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并进一步消除学生的心理疾病，可谓在学生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但是因为首先学生自身对心理咨询室存在普遍误解，认为只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才会前往，而导致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几乎闲置，同时学校对心理咨询室的不重视也更加重心理咨询室闲置这一严重后果。据调查，在问及在学校遭遇挫折、情绪低落、烦闷时的解决途径时，没有同学会选择去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这确实引人深思。 二、“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一――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自从刑事实证学派(又称近代学派或新派)创立以来，犯罪人的人格问题一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人格是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故人格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而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所体现，故研究人格的心理特征很重要。人格的心理特征包含有一个人的智力、性格、需要、个性倾向、气质等方面，其在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性格 性格表现为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的稳定态度极其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性格一般是通过与社会环境和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与表现出来的。一般来说，对性格的评价有优劣之分，好的性格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坏的性格则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因此人们在选择应当如何表现自己的性格时，一般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看重世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而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性格，这样对犯罪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形则是不顾世人的评价而展现出一种不良的性格，这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主观心理条件。 (二)需要 需要是犯罪心理形成的基础。行为人进行犯罪活动，作用于一定的客体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诱使下才产生一股内心的冲动，进而发展成犯罪心理，最终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在产生犯意前，首先应当基于一定程度的犯罪需要，这种需要一旦被人意识到，就会激发人满足需要的欲望，而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要去认识满足需要的对象、手段和各种主客观条件。这样，需要就成为激发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和自我的心理活动基础。比如说，盗窃犯首先有对财物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迫使人思考获取财物的方式，当现实情况无法满足一些正当方式的形成时，这种强烈的需求或许会产生一种通过盗窃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犯罪心理。其他的如强奸心理是基于性满足的需要等等都表现了需要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三、“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二――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从各个方面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人格又以其自身的特征来形成某些犯罪心理，此时的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因上，然则，环境对犯罪心理影响的另一方面一般易让人忽视，这便是环境的诱因作用。那究竟什么是诱因，诱因又有哪些呢? 人格在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概念，那便是犯罪人格。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与犯罪心理有密切的联系，犯罪人格在一定诱因条件下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心理的产生。 经调查，普通大学生中有57%的人具有典型性人格，虽然典型性人格并非等同于犯罪人格，但却可以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犯罪人格这一现象，这种潜在的犯罪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使下很容易直接导致犯罪心理的产生，这种对犯罪心理形成起着直接诱使作用的条件便是诱因。诱因主要是指相关环境。结合最近今年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笔者发现导致犯罪心理形成的诱因虽然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这几种： (一)不良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社会风气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效应。社会风气虽然是一种大环境，但在有些犯罪心理的形成中，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却是起着直接的诱使作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很多，比如说物质至上、情感淡漠、伦理失常、道德错位等等，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大学生犯罪案件有很多，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药家鑫案。药家鑫其实在交通肇事后并无杀人犯意，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让他转念间滑下了罪恶的深渊。他曾说撞伤人后的赔偿是一个无底洞，而撞死人却只需一次性赔偿，更何况农民工很“难缠”，因而相比较而言撞死人比撞伤人更为“简便”!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恰恰却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比较盛行的“真理”。姑且不论药家鑫的法律观念有多么淡薄，这样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其直接犯罪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想必也不容置疑了。 (二)错误的法律意识 一般而言，大学生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都应当具备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也对哪些事件构成犯罪有着基本的了解。然而却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意识发生偏差：他们虽然知道哪些事件构成犯罪，却对具体的构成情形不甚了解。比如说，一般大学生都知道强奸幼女是犯罪行为，但对何谓幼女认识不清，对与自愿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犯罪认识错误。经调查，有16.4% 的大学生并不认为与13周岁的自愿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错误的。 当然这一点只是法律意识错误的一个方面，但却能见微知著地可以看到法律意识错误的普遍性。当大学生对法律意识有错误的认识时，很容易致使其因不知道是犯罪而作为。比如几乎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盗窃是违法的，或许更有人知道达到一定的数额就构成犯罪，但是对具体什么数额和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情形不太了解，因而具体到实际中便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盗窃不到一定数额就不会构成犯罪而经常性的作案，最终身陷囹圄。 另一种是法律认识错误：这种情形是指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此种情形危害极大，直接会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因为当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时，那么他就无所顾忌了。具体的案例有清华大学的刘海洋虐待狗熊案。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除却对此行为道德上的评判，我们更应该看到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在其犯罪心理形成中所起的直接诱使作用。 (三)失范的社会网络环境 这里的社会网络既包括计算机网络这一类当前社会典型的社会网络，也包括舆论媒体等其他社会网络。“失范”是社会学上的概念，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社会网络失范是指由社会网络导致的上述社会情境的出现。而这一种社会网络的失范在犯罪心理形成中有很重要的诱导作用。 这种诱导作用首先体现在网络对作案的方式、手段以及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容易导致犯意的坚定;其次，媒体对犯罪事实过度的关注或讨论会迅速形成舆论氛围，舆论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对于缺乏正确评价的犯罪新闻所形成的舆论，则会进一步强化犯罪手段。 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其人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在给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某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滋生犯罪心理的温床。在对大学生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时，虽然有78.13% 的学生会质疑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但在这些质疑的学生中只有36%的学生会通过相关途径予以查证，这样一种毫无作为的质疑其实也演化成另一种“信任”，这种对媒体报道的盲目信任会在出现一些不当报道时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些媒体过分渲染道德而忽视法律的报道会使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错误，或者当媒体对犯罪手段、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模仿的行为和犯意的坚定。 而计算机网络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自不待言。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计算机网络的过度依赖，而使用网络学习的人占极少数，经调查只有14%。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而这些垃圾信息极易对对于网络不加辩驳的大学生造成影响，在犯罪心理的形成上影响尤为突出。 比如说，网络上一些黄色信息对正处于性好奇阶段的大学生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长期受这种刺激的影响容易诱发偷窥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就易导致强奸等犯罪的产生。另外，网络提供的一种强大的搜索功能能使大学生发现一种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将之付诸于实践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广西某艺校的亚硝酸钠中毒案便是利用网络查询到作案工具的典型代表。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现如今大学生心理似乎大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而这种情形在相关因素的诱使下极易导致犯罪的形成，即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而“三角形理论”便是对这一相关因素较为全面的分析。要想从根本上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有所建树，首先应当从分析原因开始，因此“三角形理论”的发现有其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对现象本身的原因有所分析，具体的措施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猜你喜欢： 1. 有关大学生犯罪心理的参考论文 2. 有关犯罪心理论文 3.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浅探论文 4. 犯罪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研究论文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