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应当是它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可混淆的系统。文言起于先秦时代稗官杂记，是流行在街头巷尾说长道短的简短记录，是所谓的随笔文学。通俗白话的小说则是开始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是对说话人口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工、纪录，名清时期，更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巨大的发展。形成了数种流派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浪漫爱情等各方面。它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来说，两种小说不论是文体、渊源、演变等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系统。一、最初的小说观念其实，小说在最初的阶段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早已奠下的基础。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是在庄子的文章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远矣。」《庄子_231;杂篇_231;外物》在这里，庄子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东汉班固《汉书_231;艺文志》子布中就有列出『小说家』这个门类，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其实，、这是相对应于帝王之道、政教得失等高士文人的话题。所谓的小说，只的应当是乡亲父老、食衣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罢了。二、小说的起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到是有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基本上来说，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那是因为上股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聘且一直认为宜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而后人所认为复杂的问题，在上古的人们看来，却都以「万物有灵」的这个说法给解释了。并且以自己和大自然艰苦搏斗的历程给形象化、艺术化了，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在古代神话中则有着两类神话，一是英雄神的，令一则是自然神的。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前者则是如后羿射日、女蜗补天等。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神话被小说所吸收后，并没有保持原貌，这一点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的到验证。《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其壮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约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且在《山海经》里我们无法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到了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为人主。后来到了《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神话被改造的过程中常被后人一点一点的加入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和人情世故，在此时，神话演成了历史，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长失其粗犷原貌，我想原因应是在此吧！三、先秦小说小说做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小说，都是在名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其地位的。《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至于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其内容上看来，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采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的，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订为一书，名曰《山海经》。书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等事迹奇怪的风格，相对的，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相同的，《穆天子传》也是如此。而《山海经》又被后世人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四、汉代小说《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至今尚不确定。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内容、笔法等各方面都有模仿《山海经》的部分，只是作者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叙述他求得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由于《汉武故事》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并且所表现出来的文笔较幽雅，以成了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较为人所知的，应属《燕丹子》了吧！他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正确推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为汉代作品，应是肯定的。书中写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只是由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不少的内容和情节，使剧情愈加生动曲折，但却与史实愈来愈远，这正是基于民间的传说得基础上写的。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所谓的轶事小说又称叫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而轶事小说首推应当是《世说新语》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下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虽然琐碎，带却真实的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很生动的表现出来，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六、魏晋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兴起渊源应起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时代的志怪小说。其中《博物志》即是如此，与《山海经》相同，记载地理博物琐碎杂文的作品。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作品应当是《搜神记》了吧！他和记地理博物的小说不同，他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则『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在写此书时，有滥收他书所造成的错误，亦有他自己的意见进行加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漏缺点，所亦鲁迅成他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仙女下嫁董永」等故事，其中亦有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为剧曲了。七、唐朝五代的小说在唐代，坊间流行的小说有传奇和话本两种。唐代传奇，基本上是源自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但其用来写做的笔法则是用写使的传记方式来写的。在全盛时期则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这些较有名的作品。但反观唐代话本，宋明时期风行的话本小说的前身，它是讲故事的，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唐都城长安佛风盛行，不论在公理或民间都很盛行，而僧人对世间讲法时又有分僧讲和俗讲，僧讲当然是对出家人讲说佛经，而俗讲就是对世间人阐述佛法教义，同时亦兼具有化缘的目的。由于俗讲的对向适一般大众百姓，所以必须吸取民间的说话技巧，并且演化为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一项技艺了。这无疑是对宋元的说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了。唐代小说，真正使传奇开始发光发热的应当是沉既济的《任氏传》。写的也是神话鬼魅因为相爱通过了层层的考验殉人相随的故事。但沉既济较为我们熟知的名篇并不是这一部，而是《枕中记》，歧视会发觉以前的小说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的教化意义的小说，藉以讽谕那些热中富贵、权势的仕人豪强。用旧的题材加上些心的创意，在用上自己的想象力丰富情节，这实在是对后事的表演艺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如汤显祖《邯郸记》即是如此。唐代传奇最伟大的作品，应当举白行简的《李娃传》。此篇应见于《太平广记》中，故事中的三次转折让这故事紧紧的扣住人心，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而李娃这女主角的塑造，亦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且她在看到荥阳公子悲惨际遇的时候，唤起的她的同情心，并且帮助他，而她比霍小玉更显伟大是在于她连八年夫妻都不要，在感情上更显洒脱，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门户之见造成了她们无法和心爱的人相结合，小说戏曲中常见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熟套，就是滥觞于此的。唐代小说还有一部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影响最大的《莺莺传》，后代用它为题材写成的戏曲最多了。作者是元稹，有人说这是元稹自己亲身的遭遇，但众多考证说法不一，所以我就不加以阐述了，《莺莺传》和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不同于以往尽是些妓女、妖精的角色。唐代传奇全盛时期最后一座高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的也是文人名士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停于以往的只是由于霍小欲不甘心，而要求李益要等八年后才能另取名门，没想到李益翻脸无情，导致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并且报复。爱恨分明的写实性个，直接脸出人性的脆弱，成为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唐代后期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了，后期中较好的作品当推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灵应传》。虽然两者都有在手法上创新求变，但在实质的内容上和前期的作品相比，逊色许多了。八、宋元时期的话本由于宋元的小说艺术发展并不在文言的部分，所以文言小说的成就并不如通俗小说。在唐、宋、元三朝丰富的文化洗礼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各种来自民间极富特色的话本形式也就孕育而生了，并且在此时期奠下了坚固的基础。在宋代，有一门艺术叫「说话」。而表演的场地则称为「瓦舍」或「瓦子」，是一种有规模的综合游艺场，其中表演各种戏曲的地方叫做「勾栏」。当然「说话」最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其中众多题材当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应当是历史方面的故事了，其内容讲的多和朝代之间的兴衰、军国大政等有关的事，参考的史书中有《汉书》、《五代史》、《七国春秋》等，而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无疑是《三国志》了。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还有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而宋代亦由于国家政事的关系，百姓们喜欢听「士马金鼓之事」的内容，而其中即刻反映出宋代民族征战、平民起义、抵抗外侮入侵之事，讲的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主要的代表即《杨家将》、《水浒》之类的科目最受欢迎，开创了英雄小说的先河。宋代还有另一类至今仍广受民间欢迎的体裁，那就是公案小说，其中表现出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包青天」至今仍符合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另一类白话短篇小说，即以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作，并无显著的成绩。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小老百姓对爱情的坚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即使变成厉鬼也要表现的对追求自己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叫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其中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由于语词生动说话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广大听众，所以熟悉平民所用的口语，且经由说话人的熟练，表现出了人物、对白的生命力，加入俗语、方言等，想必是此一时期的一大特色吧！九、明代小说明朝是中国小说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明代小说举四本当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四个领域的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和人情小说。附带提到一点清朝人李渔江这四本书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奇书。首先我先从历史演义这个方面开始说明。就其内容而言，历史演义大多是从正史当中取材，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_231;分类说明》中有提到：「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和「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这两点使我们觉得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取材自历史，但内容大多和史实不同，多加以改编，因文生事、虚构创作，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而宋代的说书业无疑是对三国故事的丰富和广泛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国至流传至今版本众多，现在看到的以清人毛宗冈的一百二十回本最为通行。由于成书的时间较其它书为早，所以他用的文体还是简易的文言文，而它的内容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想是因为罗贯中的「拥刘反曹」契合了他们的道的观念，并且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非常容易引起民众的认同。英雄传奇小说当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金圣叹他在《水浒传序》中有提到：「《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水浒传》中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个个颜色鲜明、精雕细琢，是人物塑造上显现笔力的地方。由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草莽英雄的色彩严重，让人觉得富于生活的气息。神魔小说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并且使用的（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期，其实神魔小说也应该要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对神仙鬼怪、灵异传说之事早在商朝即开始有此观念，因此民间神话发展至今，文人雅士也喜欢参与其中。而自卫进以来，志怪的小说就一直很兴旺，且由于中国式一个受宗教影响极深的国度，并且佛教、道教和一些西方文化入侵中国而来的宗教，相互融合、演化而来，在加上唐朝时即有「讲经」一家，所以到了明代中期通俗小说日趋成熟的时期，神魔小说的兴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演绎自《大唐西域记》，数是内容其实我们都很熟知，在此不再多说。其实，在故事中不乏积极劝世的一面，鼓励人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向前，虽然有神力相助，但若没有灵活的头脑又如何能成事呢？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虽然有许多人对它的印象仅止于是香艳色情的小说，但它以高妙的笔法写出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市井风情，真实的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上。文中大量的运用了市井口语、俗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在阅读时格外的具有感情，因为其所应用的言语非常生活，更贴近读者的心灵。但其中间杂对于猥亵淫秽的描写，较为人所诟病，但毕竟这无法掩饰《金瓶梅》是中国通俗小说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光芒，而且它也是小说界四大奇书之一呢！十、清代小说清代小说成就最高的无疑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是部言情的小说，写的当然不只爱情，尚有亲情、人情、厉害之情等，写进了曹雪芹的一生，用曹家的盛衰来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这部小说在清朝干龙年间即广为流传，用的文体是白话的章回小说。清代尚有些不错的讽刺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是以平实的笔触加以课化当时文人士子追逐科场名利的堕落与矫饰。由于作者对八股科举制度极为厌恶，所以用描写世故人情的笔触描写，故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肤泛之语、无淫秽之语。但由于多短篇衔接而成，是结构较松散的一部。《老残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属社会讽刺小说，而其中写的多和清朝官吏罪恶的揭发有关，当中写景的描述尤为独到，善于用具体的事物比喻声音这是他笔力精炼之处。另外提到清朝尚有一部文言短篇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也是神仙志怪，但它虽文笔记小说，但却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系统的整理，编辑成册的。.....................。。。。。。。。。。。。（很多 关于古代四大名著的）要不？给你发过去
一、析鲁迅《孔乙己》的现实性与象征性（节选）（王润华） 咸亨酒店：旧中国社会的象征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鲁镇里的咸亨酒店。《呐喊》里的《明天》也发生在鲁镇，小说中的人物（群众）常去喝酒的地方也叫咸亨酒店。酒客中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包括掌柜的都是些无赖之流，不是想调戏妇女，就是钱混饭。另外《风波》也有鲁镇和咸亨酒店，不过这次鲁镇是个水乡，而酒店却在城里，收集在《彷徨》里的《祝福》背景也叫鲁镇。孔乙己漫画作品(20张) 鲁镇在鲁迅小说中，就像以其他地名出现的背景如《故乡》中的故乡、《阿Q正传》的未庄、《长明灯》的吉光屯、《在酒楼上》的S城，不但地方原型都是绍兴（包括他母亲故乡安桥头），这些地方都是象征旧中国社会，从前我用《故乡》中的故乡作为例子分析过这个象征结构之内涵。鲁镇也好，故乡也好，只是一个大背景，鲁迅喜欢把旧中国的社会及其群众浓缩成一间酒店，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中这意象叫作咸亨，在《长明灯》和《药》里只称作茶馆，没有明确的招牌。 在鲁迅故家对面，同时又是由周家的亲戚经营的酒店，一旦写进小说后，就变成旧中国的一个缩影，怪不得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这个酒店的酒客，很清楚有两个不同的等级：出卖劳力为生的短衣帮和以地主、读书人、有钱人为主的长衫客两种。短衣帮只能站立在柜台外喝酒，长衫客则可走进屋里的雅座，叫酒叫菜，慢慢吃喝。在这小小的酒店里，除了顾客与顾客之间的阶级差别，酒店职员也有极大的等级差别。掌柜的严厉冷酷，对小伙计常摆出一副凶脸孔，嫌他“太傻”，不准他侍候长衫客，“幸亏荐头的情面大”，才没有被辞退。小伙计连言笑都要看掌柜的脸色。顾客与掌柜、小伙计之间也不信任，因为掌柜唯利是图，卖酒要羼水以牟取利润。孔乙己固然穷困潦倒，地位低微，掌柜、长衫客把他践踏，但其他同样被侮辱、被损害者，如短衣帮，也同样对孔乙己冷酷无情，加以讥笑。连可怜的、地位低微的小伙计对恳切教他写字的孔乙己也反感，认为他是“讨饭的人”，不配考他。 咸亨酒店咸亨酒店(15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冷酷无情，孔乙己双层性的悲剧：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悲剧，这些不正是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吗？就因为鲁迅把旧中国缩小成一个鲁镇，又把焦点放在咸亨酒店，旧社会的各种症结都立体的通过酒店这个象征表现出来。 鲁迅的象征现实主义是使他的写实小说比其他同代人的要复杂和具有深度的一大原因。可惜目前一般人只注意《狂人日记》和《药》，而这篇小说是“气急虺”的作品，不算是最好的作品。鲁迅的另一篇象征现实主义代表作是《故乡》，其中故乡这一象征也是强有力的代表旧中国之一个象征。这两个象征成为互相配合的一对。故乡以故家为缩影，人物事件发生在房屋内，而鲁镇以大门敞开的酒店为焦点，悲剧在街边的柜台旁产生。 鲁迅为孔乙己塑造的四座铜像 鲁迅在他的生活经验中，在众多相关的人物身上，整理出一些跟孔乙己这个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有关的特点，然后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形象、场景和对话，就因为通过这个结构，这篇只有二千多字的小说才能产生强大的爆炸力。 我读《孔乙己》，首先是感触到它的视觉形象特别强烈。鲁迅把孔乙己复杂的一生，把原来应该运用的叙述文字，节缩、提炼成一座座雕塑。孔乙己在小说中只出现四次，每次鲁迅都用一座塑像代替了许许多多的叙述文字。第一次，孔乙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咸亨酒店的：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第一个句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是这尊雕像的主要相貌。它是孔乙己一生的写照，包括他的身份、身世、性格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他身材高大，受人注目，因为他原是读过书的人，只是在连半个秀才捞不到后，才沦落潦倒，以致偷东西被人打断腿。最后出现，断了腿，爬着走路，柜台里的人都看不见他，那是象征他已被践踏、潦倒卑下了。他的破烂长衫是他忘记不了读书人、君子高尚身份的内在意识的标志。他有高大身材（有力气）可以劳动，中了旧思想的毒素，使他被上下阶层的人所践踏。 孔乙己“脸上皱纹间时常夹着些伤痕”，这些新旧的疤痕又包涵着多少社会的残酷，及他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孔乙己的悲剧是双重性的，他一方面是旧读书人的悲剧，也是底层社会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悲剧。 孔乙己第二次出现在小说里，是以这尊雕像出现的，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小伙计： 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当孔乙己在第三次出现时，更被一群孩子包围住，“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这座雕像刻上他和孩子们。这表示在他迂腐的思想之内，还有一颗善良和恳切的心。他在咸亨酒店，品行比别人都好，老实，从不拖欠。他的叹息，除了因为了解到自己的卑下，成为众人轻视、嘲笑、欺凌、侮辱的对象，也悲叹年青一代居然也参加进入以他人的耻辱和痛苦为快乐的群众队伍。他原来觉得成人社会的冷酷与无情，才转向小孩求取安慰，而他们也很现实（“眼睛都望着碟子”）、绝望（不敢企望能成为掌柜，因此不需学写字）和冷酷无情（“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时，鲁迅把原来高大的孔乙己，突然缩小成被打断腿，用手走路的乞丐：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原来高大的孔乙己现在站不起来了。因为偷了一些书纸笔砚，先后被吊起来打，最后腿也被打断了。鲁迅便以这尊雕像来代表孔乙己永恒的、最后的悲剧。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10，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98.5，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10，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太不厚道了!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第一讲 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应当是它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可混淆的系统。文言起于先秦时代稗官杂记，是流行在街头巷尾说长道短的简短记录，是所谓的随笔文学。通俗白话的小说则是开始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是对说话人口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工、纪录，名清时期，更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巨大的发展。形成了数种流派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浪漫爱情等各方面。它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来说，两种小说不论是文体、渊源、演变等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系统。一、最初的小说观念其实，小说在最初的阶段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早已奠下的基础。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是在庄子的文章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远矣。」《庄子_231;杂篇_231;外物》在这里，庄子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东汉班固《汉书_231;艺文志》子布中就有列出『小说家』这个门类，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其实，、这是相对应于帝王之道、政教得失等高士文人的话题。所谓的小说，只的应当是乡亲父老、食衣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罢了。二、小说的起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到是有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基本上来说，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那是因为上股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聘且一直认为宜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而后人所认为复杂的问题，在上古的人们看来，却都以「万物有灵」的这个说法给解释了。并且以自己和大自然艰苦搏斗的历程给形象化、艺术化了，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在古代神话中则有着两类神话，一是英雄神的，令一则是自然神的。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前者则是如后羿射日、女蜗补天等。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神话被小说所吸收后，并没有保持原貌，这一点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的到验证。《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其壮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约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且在《山海经》里我们无法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到了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为人主。后来到了《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神话被改造的过程中常被后人一点一点的加入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和人情世故，在此时，神话演成了历史，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长失其粗犷原貌，我想原因应是在此吧！三、先秦小说小说做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小说，都是在名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其地位的。《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至于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其内容上看来，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采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的，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订为一书，名曰《山海经》。书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等事迹奇怪的风格，相对的，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相同的，《穆天子传》也是如此。而《山海经》又被后世人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四、汉代小说《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至今尚不确定。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内容、笔法等各方面都有模仿《山海经》的部分，只是作者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叙述他求得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由于《汉武故事》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并且所表现出来的文笔较幽雅，以成了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较为人所知的，应属《燕丹子》了吧！他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正确推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为汉代作品，应是肯定的。书中写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只是由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不少的内容和情节，使剧情愈加生动曲折，但却与史实愈来愈远，这正是基于民间的传说得基础上写的。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所谓的轶事小说又称叫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而轶事小说首推应当是《世说新语》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下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虽然琐碎，带却真实的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很生动的表现出来，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六、魏晋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兴起渊源应起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时代的志怪小说。其中《博物志》即是如此，与《山海经》相同，记载地理博物琐碎杂文的作品。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作品应当是《搜神记》了吧！他和记地理博物的小说不同，他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则『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在写此书时，有滥收他书所造成的错误，亦有他自己的意见进行加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漏缺点，所亦鲁迅成他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仙女下嫁董永」等故事，其中亦有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为剧曲了。七、唐朝五代的小说在唐代，坊间流行的小说有传奇和话本两种。唐代传奇，基本上是源自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但其用来写做的笔法则是用写使的传记方式来写的。在全盛时期则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这些较有名的作品。但反观唐代话本，宋明时期风行的话本小说的前身，它是讲故事的，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唐都城长安佛风盛行，不论在公理或民间都很盛行，而僧人对世间讲法时又有分僧讲和俗讲，僧讲当然是对出家人讲说佛经，而俗讲就是对世间人阐述佛法教义，同时亦兼具有化缘的目的。由于俗讲的对向适一般大众百姓，所以必须吸取民间的说话技巧，并且演化为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一项技艺了。这无疑是对宋元的说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了。唐代小说，真正使传奇开始发光发热的应当是沉既济的《任氏传》。写的也是神话鬼魅因为相爱通过了层层的考验殉人相随的故事。但沉既济较为我们熟知的名篇并不是这一部，而是《枕中记》，歧视会发觉以前的小说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的教化意义的小说，藉以讽谕那些热中富贵、权势的仕人豪强。用旧的题材加上些心的创意，在用上自己的想象力丰富情节，这实在是对后事的表演艺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如汤显祖《邯郸记》即是如此。唐代传奇最伟大的作品，应当举白行简的《李娃传》。此篇应见于《太平广记》中，故事中的三次转折让这故事紧紧的扣住人心，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而李娃这女主角的塑造，亦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且她在看到荥阳公子悲惨际遇的时候，唤起的她的同情心，并且帮助他，而她比霍小玉更显伟大是在于她连八年夫妻都不要，在感情上更显洒脱，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门户之见造成了她们无法和心爱的人相结合，小说戏曲中常见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熟套，就是滥觞于此的。唐代小说还有一部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影响最大的《莺莺传》，后代用它为题材写成的戏曲最多了。作者是元稹，有人说这是元稹自己亲身的遭遇，但众多考证说法不一，所以我就不加以阐述了，《莺莺传》和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不同于以往尽是些妓女、妖精的角色。唐代传奇全盛时期最后一座高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的也是文人名士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停于以往的只是由于霍小欲不甘心，而要求李益要等八年后才能另取名门，没想到李益翻脸无情，导致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并且报复。爱恨分明的写实性个，直接脸出人性的脆弱，成为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唐代后期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了，后期中较好的作品当推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灵应传》。虽然两者都有在手法上创新求变，但在实质的内容上和前期的作品相比，逊色许多了。八、宋元时期的话本由于宋元的小说艺术发展并不在文言的部分，所以文言小说的成就并不如通俗小说。在唐、宋、元三朝丰富的文化洗礼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各种来自民间极富特色的话本形式也就孕育而生了，并且在此时期奠下了坚固的基础。在宋代，有一门艺术叫「说话」。而表演的场地则称为「瓦舍」或「瓦子」，是一种有规模的综合游艺场，其中表演各种戏曲的地方叫做「勾栏」。当然「说话」最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其中众多题材当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应当是历史方面的故事了，其内容讲的多和朝代之间的兴衰、军国大政等有关的事，参考的史书中有《汉书》、《五代史》、《七国春秋》等，而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无疑是《三国志》了。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还有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而宋代亦由于国家政事的关系，百姓们喜欢听「士马金鼓之事」的内容，而其中即刻反映出宋代民族征战、平民起义、抵抗外侮入侵之事，讲的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主要的代表即《杨家将》、《水浒》之类的科目最受欢迎，开创了英雄小说的先河。宋代还有另一类至今仍广受民间欢迎的体裁，那就是公案小说，其中表现出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包青天」至今仍符合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另一类白话短篇小说，即以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作，并无显著的成绩。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小老百姓对爱情的坚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即使变成厉鬼也要表现的对追求自己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叫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其中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由于语词生动说话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广大听众，所以熟悉平民所用的口语，且经由说话人的熟练，表现出了人物、对白的生命力，加入俗语、方言等，想必是此一时期的一大特色吧！九、明代小说明朝是中国小说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明代小说举四本当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四个领域的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和人情小说。附带提到一点清朝人李渔江这四本书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奇书。首先我先从历史演义这个方面开始说明。就其内容而言，历史演义大多是从正史当中取材，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_231;分类说明》中有提到：「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和「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这两点使我们觉得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取材自历史，但内容大多和史实不同，多加以改编，因文生事、虚构创作，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而宋代的说书业无疑是对三国故事的丰富和广泛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国至流传至今版本众多，现在看到的以清人毛宗冈的一百二十回本最为通行。由于成书的时间较其它书为早，所以他用的文体还是简易的文言文，而它的内容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想是因为罗贯中的「拥刘反曹」契合了他们的道的观念，并且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非常容易引起民众的认同。英雄传奇小说当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金圣叹他在《水浒传序》中有提到：「《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水浒传》中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个个颜色鲜明、精雕细琢，是人物塑造上显现笔力的地方。由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草莽英雄的色彩严重，让人觉得富于生活的气息。神魔小说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并且使用的（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期，其实神魔小说也应该要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对神仙鬼怪、灵异传说之事早在商朝即开始有此观念，因此民间神话发展至今，文人雅士也喜欢参与其中。而自卫进以来，志怪的小说就一直很兴旺，且由于中国式一个受宗教影响极深的国度，并且佛教、道教和一些西方文化入侵中国而来的宗教，相互融合、演化而来，在加上唐朝时即有「讲经」一家，所以到了明代中期通俗小说日趋成熟的时期，神魔小说的兴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演绎自《大唐西域记》，数是内容其实我们都很熟知，在此不再多说。其实，在故事中不乏积极劝世的一面，鼓励人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向前，虽然有神力相助，但若没有灵活的头脑又如何能成事呢？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虽然有许多人对它的印象仅止于是香艳色情的小说，但它以高妙的笔法写出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市井风情，真实的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上。文中大量的运用了市井口语、俗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在阅读时格外的具有感情，因为其所应用的言语非常生活，更贴近读者的心灵。但其中间杂对于猥亵淫秽的描写，较为人所诟病，但毕竟这无法掩饰《金瓶梅》是中国通俗小说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光芒，而且它也是小说界四大奇书之一呢！十、清代小说清代小说成就最高的无疑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是部言情的小说，写的当然不只爱情，尚有亲情、人情、厉害之情等，写进了曹雪芹的一生，用曹家的盛衰来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这部小说在清朝干龙年间即广为流传，用的文体是白话的章回小说。清代尚有些不错的讽刺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是以平实的笔触加以课化当时文人士子追逐科场名利的堕落与矫饰。由于作者对八股科举制度极为厌恶，所以用描写世故人情的笔触描写，故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肤泛之语、无淫秽之语。但由于多短篇衔接而成，是结构较松散的一部。《老残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属社会讽刺小说，而其中写的多和清朝官吏罪恶的揭发有关，当中写景的描述尤为独到，善于用具体的事物比喻声音这是他笔力精炼之处。另外提到清朝尚有一部文言短篇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也是神仙志怪，但它虽文笔记小说，但却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系统的整理，编辑成册的。.....................。。。。。。。。。。。。（很多 关于古代四大名著的）要不？给你发过去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10，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98.5，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10，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后感书名】就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它由【作者人名】撰写，是时候通过写一篇读后感来把作品中的内涵精髓表达出来了。您从【读后感书名】中有哪些领悟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儒林外史阅读感受实用范文（合集6篇）”相信您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内容。
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一部很有教益的的书，作者吴敬梓。吴敬梓以其幽默辛辣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书中的第一回，写的就是王冕，浙江诸暨人，七岁失去了父亲，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挣点小钱和自己为邻居秦老汉放牛维持生计。一个从小酷爱读书的他，终因家里贫穷，而不能上学，于是，王冕一边放牛一边想方设法偷偷地跑去学堂站在窗外听课，还用自己放牛积攒的一点小钱买来书本。一次，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河里鲜艳的荷花正盛开着，好学的王冕心里有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如果我能把荷花用笔画出来，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剩下的一点小钱，不买书了，只买一些铅粉之类的物品，开始学画荷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子长了，他把荷花画了千百遍，他不仅画得像了，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特有的高贵品质画了出来，人们见他画得好，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地到他那里买画，连知县都欣赏他画的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家境也渐渐地不愁吃、不愁穿了……
长大后，朝廷让王冕当官，王冕执意不去，躲在了深山。我觉得王冕清高孤傲，不同留和污。有的古代人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考到白发：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白胡子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五十岁才中状元的范进由于高兴过度发了疯……而王冕他不求名利，不为财富所动，这是一般人无法控制的。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再次的告诉我长大后不能被金钱、名利所动，要为社会作出贡献。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对《儒林外史》感兴趣是从课文《范进中举》开始的。落魄时哈腰点头，中举后疯癫失魄，为昏庸无能。范进其人。
八股取士造成知识分子思想死板腐化，不懂变通，曲解古经，为官后不恤民情，底层生活困顿贫乏。《儒林外史》真是描写了好一幅明清风俗图!
有言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抵是“寒窗十年苦”苦惨了，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商贾中更是形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之风。深刻人心的士农工商概念渐渐动摇。
吴敬梓对于这些人大抵都还是不喜的，评道：“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功名金银终归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缥缈虚无转瞬即逝。可笑可叹，竟有无数儒生于此泥足深陷不可自拔。
文人经商求利本无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牟利也要有底线，有道义，如孟子言“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市侩之气泛滥成灾便是万万不可。
奢靡放纵的宋为富，贿赂权贵，欺压百姓的方乡绅，不学无术、装模作样的景兰江、支剑锋，吝啬至极，毫无半点文人之气的胡二爷便是万万不可有的儒林败笔。
吴敬梓笔力深厚，一杆笔好比金错刀，字字珠玑句句见骨，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把唯利是图披着君子外衣的“小人”刻画的惟妙惟肖。但愿如今无人如此，知晓那水中月捞不着，镜中花摘不得的道理。
如手如足同根生如影如镜渊中天
兄弟同根，有花却是独自开。遗传与家境一致，阅历和教育不同，使得同出一门的兄弟在性情上有同有异，有时互为影子，形影相随，举止似如出一辙;有时则互为镜子，相互鉴照，习性有天渊之别。在《儒林外史》中就有诸多的兄弟，如严氏兄弟、娄氏兄弟、陆氏兄弟、佘氏兄弟等十余对，他们或出入同行，或分居异爨。儒林是短篇相缀连，人物交更替，作者只截取了人物生活的断层，着力刻画的是他们最鲜明的特性，但是仍能将兄弟间的同与异于显著与微妙中表现得入情入理，真切生动。下面笔者颇离就和你聊一聊，这《儒林外史》中如手如足，如影如镜的兄弟们。
壹
严氏兄弟
上篇严监生
严家兄弟，就是种国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土豪劣绅严贡生严大位和最出名的吝啬鬼严监生严大育。在为人处世上，这一对兄弟最明显的异同都表现在对金钱的态度上。首先，就是哥俩都吝啬成性，哥哥吝啬到浑不知耻日，弟弟吝啬到自残自贱。且不说家喻户晓的云片糕与二灯芯的情节，咱们来看两人在婚姻这件人生大事上的表现，便一目了然。
这书中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中写道：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的重起来总不见效。话说严监生的原配王氏沉疴难愈，眼见着日薄西山。生了儿子的小妾赵氏又是抱着儿子在她床脚哭诉，又是侍奉汤药，又是祈福祝祷，好一番卖可怜，献殷勤。一日晚间，赵氏又去哭诉，王氏心软了，就说道：何不向你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小说原文写道：
【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
这个忙字用得极妙，此时这赵氏大愿得偿，哪还顾得上哭，赶紧冲出门叫严监生。这严监生更是夸张，听不得这一声，没等小妾把话说完就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要张罗找两个妻兄敲定这事。这一出妾唱夫随，显然是两人早就商量好了，只等王氏点头。接下来，严监生用二百两银子搞定了大义凛然的两个大舅子王仁、王德两兄弟。只三天，就遍请诸亲六眷，一身喜红，拜天地祖宗，行立正室之礼。礼毕，家内外二十多桌酒席，人声鼎沸，闹到三更，王氏却在这热闹之中冷冷清清地死去了。
离解儒林
严监生将赵氏扶正有必要这么磨折吗?
读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要问：严监生堂堂一家之主，把赵氏扶正又要得王氏的首肯，又要妻兄的支持，又要大宴宗族有必要这么折腾吗?等王氏一死，一切不都顺理成章吗?
当然有必要!而且妾扶为妻，远比我们当代人想象得困难的多。
且说妻妾之序自古就被列入律法，虽然各朝各代条令不同，但是几乎都是不可逾越的。在明代，《大明律》中有规定：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是准许正妻亡故或被休，将妾扶正的。可是严监生依然等不到王氏咽气了，那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扶正这事，在明朝虽然于法可行，于礼却难容。自古妻妾讲究个礼无二嫡，而明代程朱之训又根深蒂固，扶正绝对是要被鄙视和被非议的，尤其要被正妻娘家狠狠地戳脊梁骨。严监生的学位虽然是捐的，好歹也是儒林中人，要讲个名节。而那两个大舅子，又是当地铮铮有名的学府禀膳生员和县乐禀膳生员，他们的口舌足以杀严监生于无形。所以，严监生要得到王氏生前的许可，是谓合情;要得到王氏兄弟的支持，是谓合理。而为了维护礼法的正统严肃，扶正一事必须得到宗族认同，这又是谓合法。
以上种种分析，足见扶正之难，扶正之费。可是这严监生猪肉舍不得买一斤，灯芯舍不得用两条，怎么如此会如此费银钱，费周章把个妾扶正，续弦不就结了么?这就要说回到严监生的吝啬上了。取妻按照礼法，是要明媒正娶，雇媒婆要花钱，下聘礼要花钱，迎娶要花钱，酒宴要花钱相比起来，这扶正就简单利索得多，省下得可不是个小数目。
可叹在这一番盘算之中，王氏早就被当成了一个死人，严监生的凉薄的，也着实令人瞠目。但是，从前后文中的诸多细节当中，我们却又能看出严监生似乎对王氏用情至深。王氏病危时，他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王氏病故后，他触景生情，每每哽咽落泪，直哭得精神颠倒，恍惚不宁，以至成疾，一命呜呼。
离解儒林
严监生的哭可真?对王氏的情可深?
那么，这哭可真?这情可深?我认为是的，且真且深。来看原文这一节：
【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了一块，上面掉下一个大竹篓子来;靠近看，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蔑篓横放著。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积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
王氏死前并没有叮嘱存有这份钱，若没这猫捣蛋，几时发现就是个未知。严贡生数着钱，足有五百两。他却没有丝毫怀疑与责怪，只叹是为自己备不时之需。王氏生前私房钱的用度，他的确也从不过问。料想这应是两人共度过苦日子，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才会彼此信任。一句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也颇有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的悲悼。
而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一句，也透露出这对坐拥十万两银子家财的夫妇时刻都处于危机感之中。他们不同于《世说新语》中大晚上以数钱为乐的王戎夫妇，财富的集聚，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幸福感，甚至都没有扭转夫妇俩那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悲观。所以时时要克俭克勤，处处要精打细算。所以严监生自然而然地就算计到了这扶正一事上。只是习惯早已使然，吝啬已是成性，严监生再次狂热而焦灼地投入到了省钱的谋算与布置之中。任何人的生老病死在这一刻都无足轻重，唯有钱才是唯一，才是永恒。此时气息奄奄的王氏，甚至有那么一刻，就像是严监生临死前用手指着的那根灯芯，她光明而又温暖，却因多耗了一半的灯油，必须被掐灭。
诚如阳明先生所说：人人皆有良知，或许是不舍，或许是愧疚，料理王氏的丧事他用了足足四五千两，一个破天荒的天文数字。令人唏嘘的是，这王氏生前却从未享受过这般的豪奢。
情啊，是真情，花钱啊，也是真疼。人呐，是多么的复杂!
离解儒林
严监生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后来就渐渐饮食少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著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在王氏病危时还是有人参附子调养的，轮到严监生，他自己却不肯，重病之中还惦记着收早稻。他对正妻凉薄，对自己就更是刻薄。一生辛劳，一世节俭，金山银山仍是换成了一抔黄土!
这个寒假，我读了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我深深地被书里面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其中，第三回令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
这一回主要讲了：贫寒的范进去和一直瞧不起他的胡屠户借盘缠，胡屠户拒绝了，于是，他就瞒着老丈人去参加乡试。结果，范进考进了中举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得到人们赞赏的故事。
范进在中举前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是不能相比较的。起初，范进向老丈人借盘缠去乡试时，被老丈人谩骂和讥讽。可当范进中举的消息得知以后，这对待范进的态度由一只凶猛的老虎一下子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一样，不仅送给范进银子，还在中举之后大为夸奖。邻居也纷纷送给他东西，这些都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们阿谀奉承，将学问看得比钱都重要。再如，范进听见自己中举，发了疯了，大叫，满脸污泥，一身的水，想起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忽然觉得他有点可怜，家境贫寒，苦读了几十年，只为中举，现在中了举之后，难免高兴得不得了!这都怨那罪恶的封建制度，深深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如果我是那时的君王，一定会制定出适宜人民安居乐业的法规。想想自己，现在环境优越，却不安于自己的职责，想着玩游戏，不努力学习还让父母担心。
为了不再复古，也为了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命，让我们行动起来，使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只可惜，读书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荷花的名笔。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英国伟大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牛顿先生就非常热爱读书。小时候因家庭变故曾被迫休学经商。离开心爱的校园对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为此牛顿特别伤心。为了读书，他在半路的一个篱笆下坚持顽强自学，虽然艰苦，但知识的力量却让他感到其乐无穷。最后终在舅舅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复学了，成为了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自由的蓝天，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浩瀚的宇宙，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梦想当一名天文学家。
《小黑鱼》这本书是李欧·李奥尼写的。李欧.李奥尼是一个荷兰人，他在19xx年5月5日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生。他获得过4次美国凯迪克大奖。是一个了不起的儿童文学作家，画家。我想: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定能写出一个不错的绘本。可我又想:小黑鱼一只普通的小黑鱼，能写出怎样的故事呢？怀着好奇心，我翻开了这本书的第一页。
通过不断的读书累积知识，相信大家在写 读后感 时一定有所提高吧！那么都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022，仅供参考，欢迎大家参阅。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022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介绍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助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马上和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儒林外史》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奇女子沈琼枝，她被宋盐商去当妾，自己用了妙计出逃了。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女子始终与“弱”子联系在一起，但沈琼枝却恰恰相反，她不畏权贵，出逃后，她凭自己的满腹才情，写诗文出售，最终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和宋家解除了婚约。
《儒林外史》中描写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知道了什么是近墨者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022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他的一生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生活一直备受煎熬，但也因此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的生活距离。吴敬梓把他体验的世情，经历的冷暖，看到的嘴脸，统统倾注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它代表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书的开头写了两个历尽心酸的老童生，头撞贡院号板的周进和中举发疯的范进，令人读后捧腹大笑，骨子里却隐藏着悲剧内容。作者身为士人，洞察其中奥秘，暴露其丑态格外深刻，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儒林外史》中对于讽刺艺术的应用，表现地可谓是炉火纯青。或用强烈的对比展示人物行为前后的矛盾，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的市侩嘴脸；或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的细节，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世界，像严监生悭吝成性，临死前伸着手指不断气；或借人物言行，皮里阳秋，以喜剧手法揭示人物的矛盾性，从而达到嘲讽的效果，像严监生自称“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别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却被小厮当场戳穿等等。作者嬉笑怒骂，极尽讽刺之能事。吴敬梓是以客观的态度来进行讽刺的，殊少个人恩怨式的谩骂，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因此讽刺才显得尤为真实、深刻。《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深入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022
暑期，我有幸读到了一本好书——《儒林外史》，这本书与我以前读过的小说不同，其他的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一般全书只有一个大故事为框架，而《儒林外史》不同，它全文由许多个小故事组成，而中心则是为了揭露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
我在细细体会这本书后，发现其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王冕弃官，另一个是范进中举。
王冕自幼出身贫寒，儿时替人放牛，仅凭他自学成才。但他画画却画的十分灵动，然后渐渐有了名气。他的脾性安然被安阳的韩性听说，觉得他与众不同，将他收作学生，王冕于是成为了博学多能的儒生。但没有想到的是屡次应试不第，于是将举业文章再不上心。后有人邀请他做官，却被推辞。不过他一生同情人民、谴责权贵、轻视功名。与《儒林外史》后文的不少人形成鲜明对比。
而另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虽然这是大家初中就学过的的故事。但再次读时仍给人留下无限感慨。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最后岳父胡屠夫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
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就立刻发生了变化。而其中范进岳父胡屠户的转变，更让人看到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在当时对平民百姓的影响之大，毒害之深。
王冕和范进对科举的不同态度相对比，无不写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性。就像《儒林外史》开头说的所说的一样：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情绪，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儒林外史》中涵盖了得意或者失意的科场举子;清廉或者贪腐的官场老手;逃婚的才女，纳妾的盐商;冒牌侠客，水货隐士;找不到心上人的世家子弟，寻不着老父亲的孝顺儿郎;吃喝的书生，坑蒙拐的江湖游士等，作者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
有人评价说道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然后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好书使人明理，作为当今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为国家有着公平的高考制度而自豪
身为一名高中生，相信你一定读过《儒林外史》，那么读完后，你的 读后感 都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参阅。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1
在暑假里，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小说的作者运用了周进和范进等生动的艺术形象，还运用了多种排比，比喻等的修辞手法，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群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我读了这本书，我体会到：我们长大后，不能想书里的这些贪官一样，收取钱财，帮人做事，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要努力工作。我们要想飞将萧云仙一样，为国家奋斗，要与时俱进，科教兴国！自己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以身作则。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出力！
我还通过作者的修辞手法和好词好句中体会到：文学可以让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且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且滋润我们的心灵。文学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量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文学可以丰富我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文学功底，锻炼文字驾驭能力，使我们更聪明。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下面是一篇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
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
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3
吴敬梓是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文学素质十分丰富。他学习认真、刻苦，头脑聪颖，不读死书，但却屡次科举不中。出身于清朝的他，潜移默化地对那个时代的亲身感悟，这也是他能成名的原因之一。
提起《儒林外史》，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被扣上“吝啬”这个别名的严监生。
两年前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手捧着课本，边来回踱步边瞄着课本，照着一行一行字念着。教室里，我们听着老师讲解的吴敬梓描写的严监生，时而交头接耳谈论，时而捧腹大笑。依稀记得老师在点评严监生的片段时提到过，本文字里行间，每句话，每个神态描写、动作描写都能体会出严监生吝啬的性格，但全文都没有出现过“吝啬”二字。
这几天又去回味一遍《儒林外史》，我便对它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再去品味严监生的片段，也不难想象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番场景了。
严监生在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断气，不为钱，不为地，就只是为了那区区两茎灯草!恐浪费了油。直至赵氏挑掉了一根，他才肯放心，咽了气。这一个行为实在是让读者哭笑不得。文中交代，他家中的谷物多到吃不完，烂在仓库里了。这种行为往好的方面说可以是节约，但更好的表达方式应为“吝啬”，似乎更合理。
吴敬梓靠一行行生动的文字构造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画面，为了一盏灯茎，他居然始终不忍这么咽气，让读者瞪大了双眼。
中国的科举制发源于隋朝，流传了好些年。不知多少人，因为一次中榜，顿时将自己封闭了多年的如山般的压力一股脑全倾倒了出来，为了能选上官而盲目跟随大众的脚步必然是错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又有谁能做到真真正正的清心寡欲呢?人人都在奔着名利而生活着。有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身上寻到严监生的影子。我一直朝着自己所渴望的目标奔跑，即使目标达成，会不会抱怨，会不会变得贪婪了呢?
书中也有这样一位人物，开篇的王冕，他也天资聪颖，不愿交朋友，当然也反对世俗，最后逃往山中，隐姓埋名，认为那儿才是所属他的人生观点，与严监生大相径庭，自然也走了不同的道路。
看一本书，回想其细节，悟出些许道理，继续为人生的路添块小石子。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周进的外貌：“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周进看号的时候悲伤而"疯"：龙门下行主人指导：“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来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范进的外貌：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周进赞叹范进的文章: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是周进阅卷发现的，当时周进阅卷前看到范进潦倒不堪，印象很深，阅卷时特别关注了他的文章，可是初看感觉很差，但周进反复阅读之下，发现范进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亲点了范进，应该说周进慧眼识范进，作他的恩师毫不为过，甚至是再生父母 周是悲而疯，范是喜而疯 希望对你有帮助
KKK KKKK KKK KK 联系求求一零一六四四二七九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