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参考选题1、文艺学、美学编号 论文题目1-1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1-2马恩论文艺批评“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的统一1-3马克思论希腊艺术1-4恩格斯论现实主义1-5恩格斯论文艺批评1-6论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1-7论文学的社会作用1-8论“文学是人学”1-9论文艺的娱乐作用1-10意境的美学特征1-11神韵说与境界说比较1-12意境与典型比较1-13典型人物的审美特征1-14象征形象的结构特征1-15心态结构与情节结构比较1-16意识流的基本特点及审美特征1-17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1-18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1-19艺术象征的类型与特征1-20现实主义心理描写与意识流方法比较1-21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以《红楼梦》为例）1-22文学语言、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之比较1-23论鲁迅的文学语言观1-24论文1-25通俗文学之我见2、中国古代文学2-1 简论中国古代神话系统2-2 南北神话发展考索2-3 论后羿形象的发展演变《山海经》艺术形象的原型意义先秦史籍中所保留的神话材料研究简论颛顼时代宗教文化的特点《楚辞》与《庄子》神话研究论青鸟意象的文化意义及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诗经》产生时代及其地域考论《诗经·国风》风格的地域特点论郑卫之音的风格形成及其特点论颂诗的史学价值从《诗经》看前人对文学功能的认识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论《诗经》史诗的叙事艺术论《诗经·国风》的借景抒情艺术《诗经》中的叠字及其变式研究论《诗经·国风》中的人物心理描写论《诗经·国风》的含蓄美论《诗经》的自然景物描写论《诗经》中政治试论《诗经》大小论《诗经》语言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先秦史籍引诗研究论《左传》中的女性形象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左传》与《国语》记言差异论《左传》中的细节描写
我现在在写飘中的女性意识，也没找到多少。在浩翰的中国古典作品当中,《左传》以编年记事为体,文学技巧为用,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说明,依照时间的顺序,予以适当的陈述.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和文学的素养,将春秋时代繁杂的人,事,物,清楚地加以整理,使得各种事件,能够穿越时空的藩篱,彼此呼应.因此,《左传》不只是珍贵的史料,更是宝贵的文学作品.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出发,透过《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宣姜与怀嬴两者的比较,重新解读她们的事迹,来揭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并以女性观点解释其现象,增加其深度与广度,赋予新的面貌. 壹,对婚姻无自主主权 这个是中国的，国外的没找到。
文中的女性形象鲜明：有政治家素质和强烈爱国思想的女性，比如僖负羁之妻，是一位能深刻犀利地分析形势和对事态发展高瞻远瞩的贵族女性典型。深名大义、知书识礼的女性形象如赵姬，晋文公之女赵姬，是赵衰之妻，她是代表了。忠心耿耿，具有理性的女性形象，重耳在狄的妻子季隗和在齐国的妻子姜氏均为此类女性形象的代表。敢于追求人格独立、争取自身地位的妇女人物怀嬴是鲜见中的一位了。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黄泉誓母绝彝伦，大隧犹疑隔世人。考叔不行怀肉计，庄公安肯认天亲。”郑庄公元年（公元前743年），武姜请求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邑，郑庄公说：“制地是形势险峻的地方，虢叔曾经死在那里。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命。”武姜于是请求改将京城（今河南荥阳）作为共叔段的封邑[8] ，郑庄公于是同意。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京城大于国都，不能封给庶出的兄弟。”郑庄公说：“这是我母亲武姜的意思，我不敢违背。”共叔段到京城后，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将郑国西部与北部边境地区，作为自己的封邑，并进一步延伸到廪延，从而掌握郑国近半壁江山。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共叔段认为时机成熟，便开始做反叛郑国的最后准备，他下令修理城郭，储备粮草，补充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郑国都城，武姜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郑庄公得知共叔段偷袭郑国的日期后，便派兵攻打共叔段，共叔段接连逃到鄢地、共地。郑庄公就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杨昌济之女，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在毛泽东率领中共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于1930年11月14日被杀害。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特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写于1957年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词中热情怀念的“骄杨”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 也可以说，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名霞,字云锦,汉族,著名学者杨昌济教授独女。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位于现今长沙市芙蓉路浏城桥识字岭处，有其纪念石像），年仅29岁。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913年：随父亲迁往长沙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北京 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开慧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 1930年10月：被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 1930年11月14日：就义于长沙 杨开慧无愧于骄杨之称。 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怀念亡妻之作，几乎为世人周知。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著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的伴侣，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 13岁时结识了“板仓杨”宅中的得意门生；17岁时与毛泽东在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漫步；19岁时以不举行婚礼的新方式与毛泽东结合。 以党龄而论，她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被军阀何键杀害时只有29岁。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因父亲杨昌济（后被聘为北大伦理学教授）思想先进，她虽女儿身也能从小有名、有字、有号，7岁即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1913年，父亲从欧洲留学归来后，全家在长沙城内定居。翌年杨开慧便结识了毛泽东。 1930年冬，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不幸被捕，反动军阀何键急于想从杨开慧口中获得毛泽东的消息，便对她严刑逼问。在阴森的牢房里，她回首往事，百感交集。 出身书香门第的杨开慧，从小受父亲、湖南教育界名流杨昌济先生的熏陶，有着中国女子传统的道德规范。崇尚气节，恪守信仰，乐于奉献。在父亲的得意门生中，她爱上了1917年暑假父亲带回家里来的毛泽东。杨开慧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婚姻问题上，她违背父亲的意愿，坚决选择了可能“与坎坷磨难相伴终身”的毛泽东。婚后，她默默作着丈夫的好助手、好妻子 杨开慧，三个儿子的好母亲，历尽艰辛;不慕虚荣。她不仅一人承担了全部繁重的家务，而且坚决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改造中国的主张。她将自己与丈夫的事业融为一体，跟着丈夫东奔西走，帮助丈夫整理文件、办刊物、搞交通、不辞辛苦。 毛泽东要到上海、广州等地去搞革命工作，他因杨开慧带着孩子又有身孕，不想让她同去。写了元缜的诗《菟丝》相赠，杨开慧读了两句：“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立即气恼地将书一扔，说：“噢。我是菟丝．我只能靠着依傍你活着．是吗?你在做事。我做的不是事呀?抄文稿、编杂志、办书社，我不是样样尽力去做吗?还要做主妇、做母亲!到头来成了菟丝啦?”短短几句话，十分生动地表现出杨开慧的性格和追求。 杨开慧在带着三个孩子苦苦地等了丈夫三年，而三年丈夫音讯全无的情况下，被捕入狱，面对死亡．她初衷不改，毅然说出了：“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的豪言壮语。为了信仰，她拒绝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毅然割舍下老母幼儿，在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容走向刑场。 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留学日本、英国，10年后回到长沙任教授，闻名三湘。他那在门上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寓所，总引来大批莘莘学子前来求教，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也于1914年跨入此宅。对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年少的杨开慧当时常听家长称赞润之，但只视他为兄长。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于9月间也到了那里，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据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所述，正是这时“我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 ”。 17岁的杨开慧在京遇同乡知己，两人经常漫步于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翌年，毛泽东返湘时两人相约通信，以“润”、“霞”相称。同年，毛泽东再次来京时，就住到杨家。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 杨开慧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湘福女中。同年末，她与毛泽东结婚，取消了坐轿、婚礼，以示“不作俗人之举”。 1921年，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返湘后，杨开慧便于秋季入了党。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何孟雄之妻）。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自修大学的主办者，杨开慧则担任学联干事，在党内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1923年，毛泽东赴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翌年，杨开慧也到上海，并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组织女工夜校，为此还专门学习用上海话讲课。不久，她随毛泽东返湘，又随同去广州、武汉。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并带孩子，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著作也凝集着杨开慧的心血。 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政府反共，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郊外的老家。她曾写信给堂弟杨开明，嘱咐他在自己遇到不测时照顾孩子和母亲。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牵挂。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派人搜捕到。她带着毛岸英坐牢，坚贞不屈，同年11月14日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粗黑的大字。“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着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打眼一望，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了。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杨开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她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较高的坟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凉。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低着头也看了一眼杨开慧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据一些老前辈回忆，杨开慧从外表看文静、贤惠，却是一位思想非 常解放的女性，在湘福女中，她是唯一剪短发的学生。据当年到过毛泽东家的一些老前辈回忆，杨开慧从外表看是位很文静、贤惠的女子，见到外人言语也不多。但从她留下的信稿和表现看，其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意志也异常坚强。 在20世纪20年代，杨开慧堪称社会上少有的蔑视封建习俗的思想解放的女性。这不仅体现为自由恋爱、不举行婚礼便组成家庭，更重要的在于她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在共产党正式建立的几个月后便加入。她不惜牺牲，也不仅是忠于爱情，更主要体现为信仰坚定。在社会传统观念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大户人家不让女孩抛头露面的环境中，杨开慧所走的道路，与其家庭和外来新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她父亲杨昌济在国外留学时，就来信嘱咐一定要送开慧上学，使她成为“新政”后长沙创办的初级小学中的第一批女生。 杨开慧到北京时，又遇到“五四”运动的开展，父亲的教诲和环境影响，使杨开慧有了许多新思想。她到长沙上教会办的湘福女中时，是全校唯一剪短发的学生，校方认为这是“过激派”的象征，限令其三月内蓄起发来，杨开慧则坚持剪发是自己的自由。 思想如此解放的女子，同毛泽东交往才有许多共同语言。从政治角度上讲，这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女性，确实无愧于“骄杨”之称！
你好。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杨昌济之女，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在毛泽东率领中共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于1930年11月14日被杀害。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特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写于1957年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词中热情怀念的“骄杨”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 也可以说，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名霞,字云锦,汉族,著名学者杨昌济教授独女。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位于现今长沙市芙蓉路浏城桥识字岭处，有其纪念石像），年仅29岁。希望帮到你
深圳女工开公益门店 无偿为女工提供服务(图)肖红霞，湖南邵阳洞口县人，初中学历。1995年，17岁的肖红霞到广东潮州打工，一年后到深圳，是深圳一家电子厂的车间主管。2009年12月，《时代》周刊评选中国工人作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该杂志认为中国工人拯救了世界金融危机，并刊发了7位深圳工人的照片，其中有5位女工，肖红霞等在列。南方日报讯(记者/马芳)曾代表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深圳工人肖红霞、丘小院、黄冬艳、李春英、邓涛共同创办的时代女工服务部，昨天在深圳正式揭牌（见图，鲁力摄）。时代女工服务部理事会理事长肖红霞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时代女工服务部为女工在性别歧视、职业安全、卫生健康、权益维护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完全免费的公益性服务。“有人能帮帮她们会好很多”时代女工服务部位于深圳宝安区大浪街道三合新二村。丘小院和邓涛担任副理事长，理事成员黄冬艳、李春英负责外联、志愿者管理等。其中，理事会成员中全职工作的只有肖红霞一人，另外4人依然在原有公司正常上班，将利用周末时间参与服务部的工作。33岁的肖红霞为什么放弃工作成立该服务部？肖红霞告诉记者，她从1995年开始到广东打工，在多年的打工生活中，她发现已婚女工在处理家庭关系、子女教育方面都可能会面临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未婚年轻女工在卫生健康如妇科疾病等方面缺乏知识和经验往往会处理不好严重的会给身体带来危害。“现在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女孩子谈恋爱、换男朋友都很正常，遇到意外怀孕、妇科疾病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不知所措，或偷偷去小诊所买药治疗，结果越治越糟糕，这时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能够帮帮她们会好很多。”肖红霞说。工人志愿者为公益发起人去年5月，肖红霞因怀孕主动从工厂辞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开始琢磨着成立一个关爱女工的慈善机构，让在外打工的女性都能有安全的“避风港”。肖红霞坦言，成立时代女工服务部与她的丈夫张治儒有一定关系。张治儒是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是专为劳务工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的社会公益机构，因为肖红霞的关系，她的工友如丘小院、黄冬艳等都在服务部多次做过志愿者，因此大家对劳务工群体的常见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在成立时代女工服务部的想法上一拍即合。经过几位工友的多次谈论交流和数月的筹备，时代女工服务部正式在3月6日揭牌成立并开始运作。
根据我们的相关资料，1939年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上的女性人物变化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变，政治环境和新出现的文化运动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有一定的影响。
钱钟书的《围城》吗？ 我个人感觉那片子的精粹，不是太年轻的人能够理解的。在者，作者写的更多是围城里的男人，女性仿佛更像是封建社会下束缚生活的制度。
《围城》中女性角色性格塑造非常有特色。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这几个人物可以看成是同一个女人不同成长阶段的、始终变化着的性格的丰富复杂性。可研究的题目譬如：1、苏文纨的性格特征分析2、苏文纨的爱情观研究3、唐晓芙的爱情选择的是与非4、论孙柔嘉婚前与婚后的两面性格5、孙柔嘉性格形成的家庭背景研究6、从《围城》看女性的婚恋观7、女人是天使还是老虎？——《围城》女性研究。。。。。。
我自己的观点捏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贾宝玉也提了下 为了分析林MM贾宝玉：是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 爱沾花惹草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 但却是个实诚的人 对女孩子的理解和那个时代的男人有很大的不同 和女孩子在一起的理由亦不同 他去理解女孩子的处境为她们担忧为她们伤神 他爱轻灵纯洁的东西 厌恶流俗的世界 不求上进 不愿意考取功名 只愿意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活在一个避世的世界里 在那样的社会里 他就是个异类 痴傻癫狂的怪胎 但真正懂他的人 会格外的珍惜他哪与众不同的怪异 人是好滴 但我一样不DJ他 太过脂粉气 太过敏感的心灵 偏于女性化儒弱的性格 导致他没有男孩子的担当和责任心 反而害了身边他想保护的女孩子。。。 不过以他的环境和社会地位 能这样就不错哩 2 林黛玉 ：和贾宝玉是一类人 性格不同 但本质和世界观超级神似 对于她的美丽善良才气纯真高傲飘逸的叙述 是个中国人都是晓得滴 我就不再重复 只谈谈我个人对她的理解 她虽有颗赤子一般的纯净的心灵 但是这颗心灵关注的东西过于狭隘 导致她的心灵虽然纯净 但是却是残缺的 病态的 她和宝玉最大的区别就是她更关注自我 自己的感情世界 别的东西 可以说 都是灰尘 只有能联系到自己的东西 才有思考的意义和价值 晴雯的死她相到自己 宴会散了她想到自己的聚散 花残了落了也相到了自己 所以要葬花 更别说才她哪寄托生命的爱情了。。。 这种人出现在小说中就是仙子 引起人的感慨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审美是有精神洁癖的 林黛玉的出现 最大程度上的迎合了中国最经典的病态审美 所以她是不朽的 3 薛宝钗 ：红楼梦里我最最喜欢人物就是薛宝钗 我个人认为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征服环境适应环境 让环境对你树起大拇指 而不是目下无尘的鄙视你的生存环境 再被它打败毁灭或者是永久的逃避它 MAYBE 林黛玉是仙子 宝玉是护花使者 他俩的所做所为就是生下来鄙视自己的环境不能同流合污 也不能改变 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 但是宝钗就是俗人 大俗之人 所以她留到了最后 无论世界怎样暴风雨式的改变 她都能清醒明理的知道该怎么做 宝钗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太理性太圆滑 所以她不擅长改变 有些过于保守 但我不认为宝钗是封建卫道士 她的很多想法都是源于自己 对自己 对他人的保护 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性 是儒家所讲的仁 自然而然的帮助身边的人 所有的做法都合乎礼教和修养 浑然天成的端庄和母性气质 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与魄力 黛玉是隐士 宝钗是高士 黛玉忠于自我 而宝钗更愿意关注大局的平衡 黛玉更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而宝钗更接近俗世道德中的完美 但如果只是这样 宝钗的性格和形象就不够丰富和有争议 薛宝钗其实是个自我性很强的人 甚至超过林黛玉 因为 虽然她人一直混迹于俗世中得到俗世的一致好评 一致称道 心性境界却与俗世相差甚远 那句“好风频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一语惊醒我 好一个深藏不露的姑娘 你明白她想的是什么么 你明白她追求什么么 她很有想法 她不说 若无青梯难入云霄
以某个人的形象来代表自己心目中现代女性形象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1.1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1.2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1.3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1.4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1997.09―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1988.08―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希望有帮助：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穿上了新娘礼服的简·爱和她的新郎并肩站定在教堂的圣坛前。这里是一对心心相印、陶醉在爱河里的新人。故事到此本该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小说总是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收场了。谁知就在这可祝福的时刻，一个“第三者”突然闯到他们中间来了——那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个痛苦的秘密被揭开了，正要在神圣的婚礼中娶简·爱为妻的新郎原来是一个有妇之夫！这晴天霹雳对于可怜的简，打击太沉重了。不过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这个神秘的在关键时刻露脸的疯女人却大大激发了她(他)们研究《简·爱》的热情。她们提出了过去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还没注意过的问题：疯女人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篇经典著作。打开终年被紧闭着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凡事有主见的简·爱，这一论点确实很新鲜；但是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恐怕不大容易为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吧。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而更有启发性的是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她指出，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这个母兽般的疯女人，提出了她们的问题：“疯女人来自哪里？——她来自简·爱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伯莎怎么会变成疯女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作出回答时，发挥想象，填补了作品中并没交代的她生命史中的空白点，雄辩地试图还给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女性的控诉者的形象。当不能开口的疯女人伸出控诉的手，有力地指向了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时，当我们把疯女人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认同于女主人公简·爱时，真是非同小可，强烈的女性意识仿佛把整个作品都照亮了，一个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论中——惨遭覆没了。我国向来有这么个说法：“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也许相对于这种“难得胡涂”的处世艺术，在阅读艺术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读法”吧。当我们并不满足于女作家通过罗切斯特之口对于疯女人所作的一些枝节交代，通过目光如炬的细读法(不是通过过于主观的“寓意读法”)追问隐藏在事实后面的真相时，我们在历来有关《简·爱》的文论长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和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罗切斯特始终是她的最可爱的人)，和一般读者从女作家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罗切斯特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不免会带来几分失望：“多遗憾啊，原来我们的简只是爱上了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男人！”这时候我们又不免从欣赏的情趣出发，感到依附于文本、不多加深思的“模糊读法”有时也有它可取的一面。女权主义批评家以女性的敏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于是破门而入，让透明的光线直射进疯女人的黑房。不过我揣想，她们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的顶楼的暗门，而并不是打开了顶楼上唯一的一扇门。也许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门，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呢。这是说，环绕着这个疯女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她的观测点，提出不同方面的问题来。这样，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贮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涵义构成的：既有属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如果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疯女人所做出的种种姿态，这里肯定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最使人感兴趣：“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构成的后面，原是有着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意图在引导，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疯女人作为一个窗口，或者一条打开的门缝，借此窥探女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创作心态。不是从疯女人看简·爱，也不是从疯女人看罗切斯特，而是从疯女人看女作家。这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并非无关宏旨，像过分强调接受美学的评论家、或者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读者同情简·爱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辛酸，钦佩她跟生活的搏斗的勇气，为她在凄凉的生涯中终于获得爱情的祝福而高兴，希望她从此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女作家却另有安排。就在幸福来临之际，简·爱又一次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还得再一次接受人生的考验。难道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弄关子，把好事多磨当作吸引读者的写作法门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作者是有深意的。结婚向来被看作女人的天然归宿，对于她，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奥斯丁把这作为妇女的悲惨处境写进在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一八一三)中，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就在于坚持婚姻必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一个女人只能委身于得到她的敬重和爱慕的男子。奥斯丁为她的女读者所描述的理想的婚姻模式似乎是：温柔的爱情+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没有爱情的求婚当然不能考虑，但光是献上一份没有财富作坚实后盾的爱情，对于奥斯丁恐也是难以赞许的吧。当伊丽莎白参观达西的深院大宅，看到那风光如画的园林，那华丽而雅致的室内陈设，处处合她的心意，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的姑娘，这时却暗中想道：“做一个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这就透露了鱼和熊掌二者兼要的心理状态。小家碧玉的伊丽莎白拿不出多少陪嫁(她妹妹的陪嫁就仰赖达西的暗中资助)，自然，比起寄人篱下的穷苦的家庭女教师，不失为小乡绅家的小姐身分。但是不管怎样，简·爱嫁给庄园主罗切斯特固然是青云直上的高攀，伊丽莎白做了财主达西的夫人，同样蒙上一层灰姑娘的奇遇的色彩。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这一对的结合是作为美满的姻缘来歌颂的，那么简·爱嫁给罗切斯特同样值得庆贺，因为同样符合于奥斯丁的那个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黄金模式。然而夏·勃朗特并不是简·奥斯丁(她对于后者的作品曾表示很大的不满)，她笔下的简·爱比起伊丽莎白来，具有更鲜明的女性意识，由于身处逆境而闪射出更感人的人格光彩。女作家不愿意她所喜爱的女主人公成为另一个妻以夫贵的灰姑娘。灰姑娘，这美丽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原型。理查生的《帕米拉》(一七四○)常被看作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那么出现在英国小说界的第一个成熟的女主人公就是“灰姑娘”了。一个年青的女仆面对着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几次三番顶住了他的硬逼软哄，使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受了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这小说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美德有报”。帕米拉大可不必因为她的高攀扰乱了上层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感到内疚；她从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仆一变而为让人伺候的少奶奶，这是老天有眼，为了嘉奖她守身如玉、冷若冰霜的贞洁啊。奥斯丁看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她的婚姻观倾向于门当户对，在《爱玛》中她仿佛给普天下钟情的少男少女这么一个劝告：在你的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吧。不过她太喜欢她笔下的伊丽沙白了，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理智和情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女性的聪明伶俐透露在她的一言一行里，她还很有幽默感呢，因此理该给她找一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好夫家。女作家的细致的描述让读者心悦诚服地看到：伊丽莎白的高攀乃是另一种“美德有报”——她的美德就是才女加淑女的种种女性的美质。好姑娘应该得到好归宿(美德有报)，同样可以让简·爱心安理得地做她的阔太太。偏是夏·勃朗特与众不同，在她看来，王子和灰姑娘一见钟情固然富于诗意，但这是产生在珠光宝气的宫廷舞会上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的爱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对于金钱权势的倾心。如果简·爱果真成了一个灰姑娘，她将怎样自明心迹：她追求的纯粹是灵魂呼应着灵魂的爱情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的格局必须冲破。跟民间传说中作为教母的仙女相对应，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隐藏着一个有夫之妇的疯女人。在舞会之夜仙女翩然降临，成全了灰姑娘的好姻缘；而疯女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亮相，乃是为了不容许简·爱成为幸运的灰姑娘。本来，即使出现了“第三者”，这一对爱得那么深的恋人还是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着那婚变掀起的精神危机。简·爱心里很明白，只消她悄悄地走近他，说一声“我将一辈子爱你，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死！”就凭豁出这一句话，可以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她自己也将获得天堂一般的幸福。然而任凭对方怎样苦苦哀求也留不住她。她还是快刀斩乱麻，狠起心肠，告别了她那么留恋的桑菲尔德庄园，告别了她的爱情、希望、幸福，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黎明来临之前，走向茫茫的黑暗的荒野……可怜的简虽然出走了，却怎么也窒灭不了燃烧在胸中的爱情的火焰；最后她产生了幻觉，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情人在一声声呼唤她，她迫不及待地又赶回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切斯特成了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残废人，宅院被烧毁了，家产没落了，而简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然而在少女的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罗切斯特仍然是她最亲爱的人，她情愿伺候他一辈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尾就是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顶楼上隐藏着一个疯女人？把这个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的疯女人引进象《简·爱》这样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小说中来，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出没在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被一种神秘的气氛包围着，造成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调味品。疯女人的不受理智控制的举动加速了情节的开展。她在半夜放的第一把火，使主人罗切斯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他的家庭女教师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福星；突然降临的危险给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机会，在万分紧急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果断、镇静、勇敢的一面。这样，疯女人就成为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不过使《简·爱》远远地超出于那些情节小说的是，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一夜之间烧为灰烬。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她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现在再没什么可以压制简的苦恋了，她已不用担心会成为一个让人羡慕或者让人妒忌的灰姑娘了。于是她的耳边忽然传来了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声：爱情的呼唤声。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是动人的。当简·爱重又投入情人的怀抱，接受他的爱抚时，再没有“第三者”潜伏在他们中间了。更好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她情人背后那个庞大的庄园主的阴影威胁了。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人们宣告：虽然我身材矮小，我的家庭地位却站得跟我那魁梧的亲爱的丈夫一样地高。一个家庭女教师得到一个庄园主的爱情是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但是只有不把自己的人格价值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所能给予的爱情才是最纯洁、最深沉、最美丽的。这样，疯女人可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纵火的疯女人把简·爱从桑菲尔德庄园的废墟焦土上高高地托举起来，使这个恋爱中的平民妇女所涌起的女性的自豪感，是当时英国妇女文学中最受宠爱的女主人公也难以和她相比。当然，有失才有得，有得也必有失，这是事物的常理。简·爱失去了庄园女主人的身分，却赢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女作家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先进的恋爱观，于是把幽灵似的疯女人从顶楼上释放出来，由她去闹个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作品的思想境界确然提高了，遗憾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却不免为之而付出了代价。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简的自我放逐，她的内心挣扎，柔肠寸断，书中写来淋漓尽致，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你可以说，女主人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这只是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的最重要的美德，这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她没有勇气从那个母兽般的疯女人的掌握里把自己心爱的人夺过来，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在简的眼里，疯女人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和法律的威严，虽然她疯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女作家在这里又显现了她的局限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