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特征往往反映着不同地域、民族的思维习惯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1 浅探英汉委婉语对比 摘 要： 本文应用范畴和构造手段对英汉委婉语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 文化 现象。研究英汉委婉语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 关键词： 英汉委婉语 应用范畴 构造手段 一、引言 委婉语euphemism源自希腊语，由词头“eu”(good)和词干“phemism”(speech)构成，意为吉利之语(words of good omen)或优雅的说法(good speech)。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我们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现象。委婉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社会心理和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委婉语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发展、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文化。 二、英汉委婉语应用范畴的对比 1.关于疾病的委婉语 生病是人们忌讳说的，因而东西方人常常用委婉语表达。在现代英语中，多用trouble婉指病，如heart trouble，lung trouble等。cancer的委婉语为“the Big C”或“long illness”，“terminally ill”。性病在英语里被称为“social disease”，“the French disease”，“certain disease”，“communicable disease”。汉语里人们把这种病称为“花柳病”、“富贵病”、“那种病”。汉语中，我们把“生病”称作“身体不好”、“身体欠安”，说“癌症”为“不治之症”。 而在身体缺陷方面，英语中婉称crippled(残疾)为physically handicapped(有生理缺陷的)或者用disabled，the inconvenienced表示crippled(瘸子)，用imperfect hearing(听觉不完美)代替the deaf(聋子)，用visually retarded(视力有障碍的)代替the blind(瞎子、盲人)。在汉语中，四肢残疾称“手脚不灵便、走路不便”，偏瘫称“半身不遂”等，秃顶婉称“谢顶”，耳朵聋称“耳背、耳朵不灵”。其他的还有“挨了一下子”、“划了个口子”等代称“受伤”。 2.关于性的委婉语 从古至今，各民族对性爱及与其相关的一些说法均持谨慎态度。随着人类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开放性的说法，但其主流仍然采用回避、模糊、委婉的说法。英语中谈及性行为的委婉语有make love，to have sex with，to go to bed with etc.汉民族历来对性行为持封闭态度，谈及性行为时总是遮遮掩掩，含混模糊。汉语中表达性爱的委婉语有：同房、夫妻生活、房事、云雨之事、那种事等。在谈到性行为不检点时，英语中有free love，trial marriage，love companion，mixed singles等模糊与中性化的委婉语。汉语中则采用较严厉的贬义词抨击不检点的性行为。如男盗女娼、三者插足、寻花问柳、水性杨花等。对于妓女这一令人鄙弃的角色，西方社会给予了许多雅号，如，street walker，street girl，a woman of the town，pavement princess。谈到怀孕时，英汉两种语言均用委婉语，如英语很少直接说pregnancy(怀孕)，而说be in the family way，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in a delicate condition，knitting little bootees etc.汉语则说，有喜了、要当妈妈了、身怀六甲等。 3.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古今中外，无论东西方，“死亡”都是一个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尽量回避“死亡”二字而尽可能用委婉语代替。虽然英汉语中都有很多表示“死亡”的委婉语，但其中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1)英汉表达死的委婉语在体现社会地位上大相径庭。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西方人笃信__，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英语中有一条古老的格言：Popes，Kings，beggars，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头衔和地位并不能免人一死。在死神面前，卑贱者和高贵者一律平等。 (2)由不同的宗教文化带来的表达差异。英语中die的很多委婉语来自《圣经》，如to go to a better place/world(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世界)，to go to Heaven/Paradise(进入天国)。汉语中，入佛门的则说“迁化、圆寂、舍生”等;对信仰道教的则说“蝉脱、羽化、别驾、遁化”等。 (3)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英汉委婉语也不同。汉语中表“死亡”的委婉语还有褒贬之分，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等。英语国家的民族英雄常常受人敬仰，在英语里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bite the dust/the ground，fire one’s last shot，give one’s life，kiss the dust lay down one’s life。 4.有关“低微职业”的委婉语 在英汉这两种语言里，职业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提高某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使用委婉语加以美化。这种现象在现代英语中俯拾皆是：把maid(女仆)或housekeeper(女管家)称为domestic help(家务助手)、day-help(白天帮工)或live-in help(住家帮手);一般服务员也升级为service manager(服务管理人员);butcher(屠夫)也改称为meat technologist(肉类技术专家);garbage collector(垃圾收集工)也称sanitation engineer(环境卫生工程师)。 现代汉语也有类似的职业委婉语，“理发师“成了“发型设计师”，理发店也随之改成了发型设计中心，“佣人”成了“家政人员”，“厨子”婉称为“大厨”、“大师傅”，用“服务员”代替“跟班、听差、跑堂”，“司机”代替“车夫”等。这些职业委婉语的使用一方面反映出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追求高雅的心理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的尊重意识和平等观念。 5.关于年龄上的委婉语 英语中有关老的委婉语很多，这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美国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讲究独立与隐私，子女成人后即与父母分居，老人生活孤单寂寞，于是老成了生活中的一大忌。因此，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老的委婉语。如：senior citizen，advantage in the age，the mature，seasoned man等。 同时人们把晚年称为golden years(黄金年华)，养老院并非理想去处，也被婉称为a home for adults(成人之家)、a rest home(休养所)等。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中国，“老”字带敬意，是资历和地位的象征。人们有时还倚老卖老，以老为荣。 如什么“老板、老大、老总、老师、老师傅”等。汉语中类似“年老”的委婉语也很多，如：古稀之年、高龄、高寿、桑榆、夕阳红等。同时，中国人还常把老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或者后面，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以表尊重，如：老赵、王老。这体现了中国重视老人的价值观，而这些在英美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 三、英汉委婉语构造手段的对比 由于英汉民族的语言不同，两种语言在文化、语言形式和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汉委婉语的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语言的语言特点差异所造成的，主要体现在英汉委婉语各自的词汇形态特点、语义特点和语法特点等方面。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通过语音及语法手段构成委婉语，或拼写形式的变异，达到委婉的目的，汉语却侧重于词汇手段。 英语委婉语的构成方式： (1)缩略(Abbreviation)：ladies代替ladies’ room，婉指女厕所。 (2)尾脱落(Apocopation)：lav代替lavatory(厕所)。 (3)首字母缩略(Initiating)：B.O.代替body odor(狐臭)。 (4)逆生(Backforming)：ecnop 代替ponce，婉指“拉皮条的人”。 (5)音节或字母重复(Reduplication)pee-pee=piss(小便)。 (6)音节扭曲(Phonetic Distortion)Cripes=Christ(基督)、God(上帝)。 (7)混合词(Blend word)：gezunda=This object“goes under”the bed.(那东西放在床底下，即“夜壶”)。 (8)小词(Diminutive)：heinie=hind end(后端，即“臀部”)。 汉语委婉语独特的构成方式： (1)拆字法。如：张俊氏道：“胡子老官，这事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谢”拆开后即“言”、“身”、“寸”)。(《儒林外史》第32回) (2) 歇后语 法。人们在做一些消极评论时，常会借助一些歇后语来缓冲过于直白的语气，以达到委婉的目的。比如骂人时说：茶壶里的水(滚开)。 (3)换字法。例如，北方话口语中常说“扯蛋”，书面语转写时，换成“扯淡”。 (4)符号替换法。例如：“×你妈!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吗?” (5)反义法。所谓反义就是指与禁忌语的意义相反。如广州人把“气死我”说成“激生我”;把“笑死我”说成“笑生我”。显然，生与死是 反义词 ，这里用“生”避开了“死”。 三、结语 笔者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语从应用范畴与构造手段两方面进行了比较，试图找到两种语言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委婉语不仅仅是修辞现象、语言学现象，更蕴含浓厚文化内涵、民族特征。在各个国家的日常交往及工作中，委婉语的运用极为广泛，它可以润滑和协调人际关系，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充分认识其构造手段、形式特点、发展规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志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束定芳，徐金元.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J].外国语，1995(5).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刘瑞琴.英汉委婉语对比与翻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2 浅谈英汉词缀对比研究 【摘 要】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在构词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分析了这两种语言的词缀，通过前缀和后缀的词缀对比，会给英语教学以及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词缀;前缀;后缀;对比 1 词缀的定义 词缀法是把词缀附加在词根上构造新词的 方法 (陈，1991)，也叫做派生法。总的来说，前缀起着语义功能，而后缀有语法功能。在英语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在新的 英语单词 中占17.5%。在汉语中，由词缀法构成的词非常少，然而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吴，2001)。 2 英汉前缀对比 英汉前缀的不同反映在英语比汉语有更多的前缀。英语前缀是构词主要的成分，仅次于词根。整体来说，英语派生过程比汉语更复杂、更多样化。 2.1 英语前缀的分类 英语前缀大多只是改变词义而不改变词性，所以英语单词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分类的，英语前缀可以分为九类，列举如下： 2.2 汉语前缀的分类 汉语的前缀表示语法意义，其首要功能是改变词性，这种功能相当于英语的后缀，这是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汉语的前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为了构词，如“老”，老婆、老大、老虎;“阿”，阿爹、阿婆。另外一类不全是语法的性质，可能会改变词性，汉语前缀根据意义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汉语前缀和其相对应的英语形式： 1)否定前缀 不人道 inhuman 非正式 informal 不科学 unscientific 非导体 nonconductor 无形 invisible 无条件 unconditional 2)态度前缀 反建议 counterproposal 亲美 pro-American 反常 abnormal 伪政府 pseudo-government 反社会 anti-social 3)程度或大小前缀 超自然 supernatural 泛非 pan-African 超音速 hypersonic 次大陆 subcontinent 准学者 quasi-scholar 4)数字前缀 半封建 semi-feudal 单边 unilateral 半人半神 demigod 单晶体 monocrystal 双音节 disyllabic 多中心 polycentric 双语 bilingual 多级 multipolar 2.3 英汉前缀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出两种语言的大多数前缀都有对应关系。总体来说，英语前缀在不改变词性的基础上，对词根起着语义功能，而汉语前缀具有语法的功能，更倾向于语义分类。 然而，在两种语言中，由相对应的前缀构成的派生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中的派生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相同意义也可能不是派生词。例如，“不毛”在汉语中是个派生词，由前缀“不”和名次“毛”组成。在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barren”，是个单词素的词。同样，英语中派生名词“non-smoker”是由一个前缀“non-”和一个名词“smoker”组合起来的，在汉语中是个名词词组“不吸烟的人”。 许多前缀具有多种意义，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即一种语言的前缀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几种意义，反之亦然。英语前缀“a-”有三种意思：a. 强调原来的意思，如await; b. 改变词性和意思，如awash; c. 非、不， atypical。在汉语中，前缀“不”可以用英语中不同的前缀来表示，如un-， il-， ir-， a-等。 3 英汉后缀对比 与英语相比，汉语中表示人的后缀比指示状态和动作等的后缀多。两种语言的后缀都是加在词根之后。 3.1 英语后缀的四种范畴 英语后缀是对原来的词的一种修饰，它改变了词原有的词性。英语后缀有四种类型：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副词后缀和动词后缀。当词根加上这些后缀后，分别形成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 3.2 汉语后缀的分类 与英语后缀不同，汉语后缀主要构成名词。加上后缀的词根几乎限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尤其是名词。下文选择了若干汉语后缀和所对应的英语后缀。 1)名词后缀 ①表示代理人和职业的后缀 专家 specialist 教员 teacher 银行家 banker 打字员 typist 发明家 inventor 技术员 technician 读者 reader 讲师 lecturer 逃亡者 escapee 工程师 engineer 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 魔术 师 magician 助手 assistant 积极分子 activist ②表示属性、状态和学说意义的后缀 灵活性 flexibility 创造性 creativity 正确性 correctness 湿度 humidity 长度 length 唯心论 idealism 相对论 relativity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电子学 electronics ③表示亲昵或轻蔑意味的后缀 胖子 fatty 酒鬼 drunkard 赌棍 gamester 电影迷 filmnik 2)动词后缀 人格化 personify 简化 simplify 深化 deepen 现代化 modernize 革命化 revolutionize 3)形容词后缀 男孩子气 manly 孩子气 childish 阔气 luxurious 傲气 cocky 井然 orderly 默然 speechless 4)副词后缀 油然 spontaneously 惨然 miserably 特地 specially 继而 afterwards 率尔 rashly 3.3 英汉后缀对比分析 如上所述，汉语在构成名词方面有丰富的后缀，尤其是指示人的名词。据估计汉语表示人的后缀在词缀中达到32%，在英语中只有13%。两种语言的后缀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汉语后缀大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尤其是轻蔑意义;而英语后缀很少带有这种贬义的感情色彩。 汉语中一定量的后缀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后缀，因此，在英语中由自由词来表达这些后缀的意思，例如桌子(desk)、杯子(cup)、石头(stone)、尾巴(tail)、泥巴(mud)。同样，当表示女性的后缀附加于对应的动词之上，整个词就代表了女性。然而，在汉语中单个词就代表了相同的意义，比如女演员(actor-actress) and母老虎 (tiger-tigress)。 后缀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加上后缀的英语派生词与加上前缀的汉语派生词相对应，比如，“lawless” 和 “fearless”分别译成“非法”和“无畏”。英语中带有指小意义名词后缀在汉语中经常译成前面加“小”的名词，如小鸭(duckling)、小猫(kitten)。有时，同时使用前缀“小”和后缀“儿”，如小罐儿(cannikin)。 4 结语 总之，科技全球化给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比较。英汉词缀既有相似处也有不同点，将两者相比不仅有益于 英语学习 者深刻认识两种语言，而且有益于他们丰富英汉词汇。 【参考文献】 [1]陈治安.英汉词缀法构词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1). [2]韩汉雄.英汉词缀比较及 其它 [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7).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吴东英. 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J].当代语言学，2001 (3). [5]萧立明.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10. [6]张晗.英汉构词法对比[J].厦门大学外文学院，2010(3).
可以，不算抄袭
文学类论文范文 拿走不谢杜甫草堂诗中的“淡”及形成原因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逸。诗风转向抒情与闲适类型居多，多为记录诗人当时闲淡朴实的生活以及恬淡旷达的心情，将生活哲理及内心感悟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平静超脱，朴素幽雅，处处体现着淡的思想。关键词：杜甫；草唐诗；淡；原因 杜甫一生坎坷，早期的诗风充满着豪情壮志与浪漫情怀，自安史之乱始，杜甫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灰暗，并将这种国家衰微、民生疾苦、自身失意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也是抱着这种对政治的失望，杜甫入蜀定居。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自然生态与闲适田园生活为题，创作风格也焕然一新，由批判现实诗风转变为恬淡萧散的风格，诗作中处处体现淡的思想。一、杜甫草堂诗中体现的淡的思想（一）恬退归隐之淡上元元年，杜甫卜成都浣花溪以居。《卜居》是他初到浣花溪所作。“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从这些直抒胸臆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潇洒乘兴、淡然随心的生活态度，轻快流畅中流露着诗人欢喜雀跃的心情，简单质朴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恬淡自得。整首诗都蕴含着杜甫淡然的思想，这里的淡是潇洒自适的疏淡，是安宁幽雅的清淡，是包容一切万物的自然之淡。诸如此类表达恬退归隐之淡的诗歌在杜甫的草唐诗中尤为常见，如《堂成》、《解嘲》、《为农》等。这是诗人在经历了前期官场浮沉的执着和漂泊流离的疲倦之后心境变化的影响，决意要远离政治斗争，过卜居为农的生活。此时的诗人志在隐逸，对生活的淡泊也渗透到审美追求上，于是诗风也变得平淡洒脱、恬淡萧散。（二）生活情怀之淡杜甫的《遣意二首》分别描绘了草堂的春日之景和春夜之景，写得轻巧明丽。其中“幽居不用名”表达了诗人身居世外、淡泊名利的情怀。《寒食》一诗描叙了诗人与邻里农家的醇厚友谊。“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写出农家关系的融洽，因江村地偏人稀，所以相邻的人家都很熟识。诗人将江村的明丽景致、邻里的醇厚情意与自己的恬淡心境交织在一起，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1]如此浑朴醇厚的民俗与清新雅致的景色，自然熏染出了诗人淡泊宁静的情怀，淡然物外的心境。（三）疏懒闲散之淡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由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变得疏懒闲散起来。《西郊》描写杜甫幽栖草堂的闲适生活，末句“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写出诗人因幽居独处无人往来，致使疏懒成性。又如《漫成二首》中，“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只有新近结实的东山隐者才了解我疏狂懒散、不与俗交是心性纯真的表现啊。诸如此类的诗作在草堂诗中还有很多，诗人一再敷陈阐述自己的疏懒，而实际上这种疏懒与闲散便是淡泊的最好表达。不再追逐仕途，而是隐居江村淡泊明志，全然一副恬淡自得的生活情怀。二、杜甫淡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杜甫淡思想的形成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之一，要求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只有质朴无为、心底超然才能平淡。这里的淡并不是指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说：“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可见杜甫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诗风的锐、肆、严、淡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也就是经过了前期的尝试与沉淀之后，渐渐体悟到生活最纯真自然的乐趣，在回归乡野之后找到了最淡泊宁静的自我，也就是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二）道家对杜甫淡思想的影响 杜甫前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道家思想的亲和，当时诗人历尽坎坷、仕途无望，面对国运衰微、民生疾苦，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更加强了他的道家思想及归隐恬退之念。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写诗人造访朱山人水亭，与之宴游的情景。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谓“前半写地，后半写人，想见幽居素心之乐，字字有余味。”[3]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恬淡虚静。早在老子时期便有了关于道和淡最早的记录“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4]庄子也赋予了道以淡的品质，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5]由此可见，在道家思想中道与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淡就是指自然无为，同样，也只有淡泊名利、淡然无极才能够得道。因此杜甫的道家思想也是影响其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多恬淡萧散的原因之一。草堂时期杜甫的生活归于安逸，远离政治斗争，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诗风偏于优雅淡然。全文意在分析杜甫草堂诗中所蕴含的“淡”思想及其成因，进而展现出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操及生活态度，在摒弃一切外在政治因素，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平淡成了诗人最高的审美追求，相信恬淡萧散、清新淡雅的草堂诗在杜甫诗歌研究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3]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根据期刊级别来分，分为省级期刊论文、国家级期刊论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论文，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文中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并附以任职期间的具体实例处理分析，对本专业有指导意义或有实用价值的。职称论文，就是指在一定职业范围内，用于评定一定职业职称的论文形式。一般职称论文在不同职业领域内所分等级不同，如工程师领域，可分为初级工程师论文、中级工程师论文和高级工程师论文等。
语文教学论文，是以语文教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论文。就语体学的分类而言，语文教学论文属于科学研究论文的范畴。
关于英语语言学的论文，论文题目和主要内容已列出，供参考。链接附后1.题目：语言学英文版论文。主要内容：该论文主要讲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习得在语言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 Wilkins (1972) 说过：“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这就说明了词汇在学习中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二语词汇习得策略并应用于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正确的习得方法和策略学习词汇，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习得效果。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XkEsiMcpfqhM3IdT5ZZ97aNTmwfO_74dvJoNSWoCp2FIyudzpd1uBSgh2ccFJS6RN7xNBPb9WFk_matYEwCRT0EMxynK7D_vYN7D59Og5G2.题目：.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语言学)——谈判英语文化差异。主要内容：该论文主要讲国际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就是汉语习惯思维和西方语言文化之间表达的准确性对商务谈判带来的影响。http://wenku.baidu.com/view/ef2d20e09b89680203d825be.html4.题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商务英语信函的词汇特点研究，主要内容：商务英语信函词汇的选择和应用多呈现如下7种特点：1)简单词汇的选择。2)具体词汇多于笼统词汇。3)褒义词多于贬义词。4)缩写词的选择。5)确切词汇多于模糊词汇。6)礼貌、客气的词汇多于不礼貌的词汇。7)商业术语的选择。产生的原因多取决于商务活动的和商业伙伴的合作关系。商务活动的双方均为达至双赢的进行合作。这是本文所分析的词汇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
形态学是用来特指一门专门研究生物形式的本质的学科。这门形态学同那种把有机体的生物分解成各个单元的解剖学不同，不是只注重部分的微观分析而忽略了总体上的联系，相反它要求把生命形式当作有机的系统看待形态学的方法，一方面是对接受研究中的历史学方法的补充，另方面是对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的继续关注。作为生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其目的是描述生物的形态和研究其规律性，且往往是与以机能为研究对象的生理学相对应。广义地来说，它包括研究细胞阶段形态的细胞学的大部分，以及探讨个体发生过程的发生学。狭义的形态学主要是研究生物的成年个体的外形和器官构造（解剖学、组织学和器官学）。从方法论上来讲，它分为重视器官和机能关系的生理形态学，以及重点放在比较研究上的比较形态学以至系统形态学和实验形态学或因果形态学（Causal morphology）。形态学方法被正式命名为“形态文艺学”（morphologisch Literaturwissenschaft ），这是关于文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中心观点，认为诗的“构形”（Gestalt）是有机组成的大自然的“现象”（Erscheinung）；诗是“构形的整体”（Gestaltganzes），也即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通过和自然同等的创造力这样一个构形性的中介组成整体。总体构形中的每一个别要素与层次，组成诗的艺术品，则被视为这一整体构形的“变型”（Metamorphose）。形态学是研究动植物形态（form）的科学。它在生物学的理论框架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一直有争议，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将来也会如此。值得十分注意的是，从18世纪晚期开始经常有人试图建立一种多少与生物学脱离的“纯粹形态学”（puremorphology），也就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和艺术家都同样爱好的一门科学。只有了解了形态学这个词常被人们用来表示一些互相无关甚至十分不同的事态发展后才有可能理解形态学的复杂历史。
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的等值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完整的研究报告应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语境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不能跟上发展的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其中，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达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这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翻译质量的»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该条文的可能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因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J.C.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学前教育毕业设计论文
学前教育方面的研究对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指导作用。下面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学前教育毕业设计论文，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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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前教育；教学；问题；对策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节奏，在社会中对人才的需要上看，教育要从根本入手，在我国的教育理念中，幼儿的早期教育已经成为了我国教育的重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才的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人才的教育要从幼儿时期着手，重视幼儿综合能力的教育，当前，国际教育教学部门对幼儿的早期教育方式都在积极的探索和发现，因此，在我国国内，幼儿学前教育也逐步走向正规化，作为我国首要教育重点将全面进行改革。在幼儿教育中，教育学者应当首先了解幼儿面对学前教育的心理和态度，并且根据幼儿的自身特点因材施教。幼儿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能力也较成年人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能力，并且幼儿在性格上有较为明显的可塑性，所以，具备良好的幼儿学前教育，对我国幼儿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我国现阶段幼儿学前教育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
当前，我国教育已经与国际接轨，在西方的各大国家普遍开始关注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教学的改革中，教育特别提到了幼儿学前教育教学是一切发展方向的根本，国家未来的繁荣昌盛全部掌握在幼儿未来的发展前途中。在我国，幼儿学前教育的正式施行是在20世纪末，但是，在当时我国的教育体系发展的不够完善，从而导致在幼儿学前教育的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1．1当前的教育相关学者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被深入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精神享受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而相对应的，对于子女的在接受教育上的问题上逐渐开始重视，这也就涉及到了幼儿教育的根本和关键所在。这种重视的形成，对于我国开展幼儿学前教育具有极大的帮助。由于社会上的教育形式繁多，鱼龙混杂，从而导致了部分家长在对子女学前教育的意识上出现了偏差，一味的注重课堂教学将学习成绩看的很重要，重视孩子的理论学习能力同时，被家长忽略的不仅是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幼儿早成长过程中的素质教育，早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充满好奇的心理，在幼儿进入这个可塑性极强的成长阶段，教师和家长要进行及时沟通，对孩子的行为品格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才能够在孩子未来的生活中引导其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1．2在我国，幼儿的学前教育缺少系统的管理体系和教学保障：政府精简政策的出台，部分区域的教育相关部门对幼儿学前的教育教学的重要意识还没有被深入的渗透。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中，幼儿学前教育不能被相关部门所重视，从而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发展，更甚者，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开展幼儿学前教育工作，由于教育工作上的忽视，造成幼儿学前教育地区化，或是空白化，在当代发展形势下，幼儿教育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提高，将对当地幼儿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2在幼儿学前教育发展上出现问题的解决对策
根据时代的需要，教育对学生的教学要求也在日益严格，由此，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逐渐进行改变。在新时代开启的同时，教育相关学者意识到，教育要从根本着手，在教育的整体理念中，教育不仅要对幼儿在知识和实践技能上进行相关的培养，并且，还要对幼儿的创新思维进行积极有效的开发，使幼儿在接受创新教育的过程中，鼓励幼儿对事物进行大胆的想象，大胆的创造。这样以来，幼儿在面对未来学习生活所出出现的困难时，能够独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使幼儿在教育中塑造完美的言行举止。
2．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适时将开发智力的教学模式运用到实际中：学前教育教学的开展能够有效的丰富幼儿的生活和思想，这种教学经验的诞生，有益于幼儿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在培养幼儿的语言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孩子接受正面教学，比如，“我爱祖国，我爱学习”等等，以贴近幼儿生活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幼儿在对语言的学习中感悟情感。
2．2在幼儿的成长阶段培养良好的'品行素质：在教育教学的方法上，教师能够有效的将正确的道德品质灌输于学生的思想中，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心理年龄的需要来进行教学设计，在幼儿的学前教学中不需要死板的课本和枯燥乏味的课堂，相反，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却能够有效的打开幼儿的心扉，幼儿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将寓言故事的情节作为教学的载体，对幼儿进行素质教育。在《守株待兔》的故事中，教师为幼儿讲述以为农夫在田中干活，偶然间发现一只兔子撞死在了大树上，于是，农夫美美的大餐了一顿，从此，农夫日夜守在树旁希望能在等到兔子撞上大树，从此荒废了农耕。在教师绘声绘色的对故事讲解的过程中，教师要让幼儿深切的明白，在生活或学习中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由此，在日常的生活中，教师可以根据这个道理对幼儿的生活习惯进行规范。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幼儿学前教育的教学质量主要表现在，幼儿学前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水平两大方面，所以，在幼儿早期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当适时的把握好在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细节以及辅助指导的环节，在学前教学中，较比更高等教育的方式，更要将教学做到细致化，只有充分的将幼儿的实际情况与优质的教学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在实际教学中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幼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将智慧与多变两种具有矛盾性质的教学方式进行融合，才能对幼儿教学模式的优化起到良好的作用。在学前教育教学质量上，需要教师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以及创新的思想，综合创造出生动有趣的教学课堂，从而使幼儿在学前课堂教学中更好的接受知识的传授。总而言之，在幼儿学前教育教学的苦心研究中，所有教育工作者在不断的为之而不断的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创造出美好的明天。
幼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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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幼儿是国家的花朵，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储备型人才。幼儿园作为幼儿学习的地方，在幼儿能力教育中承载着十分重大的任务，当前合作能力是幼儿能力培养的重点。因此，文章从游戏、美术、表演三个方面对培养幼儿合作能力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幼儿;合作能力;培养方法;游戏法
合作能力是新时期下对一个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合作能力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必备的基本技能，在家里要和父母亲戚合作，在学校要与教师、同学之间进行合作，工作之后要与同事合作。可见，合作能力的使用贯穿于人的一生，它是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培养合作能力应该从幼儿抓起。
一、游戏培养法
1.有效指导。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教学模式之一，也是深受幼儿喜爱的教学方式之一，教师要充分利用游戏优势，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在游戏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与幼儿一起进行游戏，利用自身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对幼儿的行为进行指导，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易受幼儿接受的、自然的指导方法。例如，建构区中幼儿打算搭建一个弓形门，但材料都是幼儿园的大型玩具，仅凭幼儿是无法完成的。这时需要教师走过去，参与到搭建游戏中，组织更多幼儿参与到弓形门的搭建中，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搭建兴趣，还可以让幼儿体会到人多力量大，加强合作意识。同时，在一起完成建构中，提高幼儿的合作能力。
2.观察发现。幼儿在很多方面的能力发展都不完善，在游戏中需要合作的环节往往意识不到需要寻找其他伙伴帮助完成。这时，教师就需要具有一双观察与发现的眼睛，对幼儿游戏中的合作环节进行介入，指导学生进行合作，让幼儿意识到与同伴合作的重要性。让幼儿在与其他伙伴合作的条件下，解决遇到的问题，使游戏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例如，幼儿在进行剪纸活动时，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完成剪纸后就会收拾纸屑、放剪刀、拿笔、染色等过程中出现一些小问题：收拾好纸屑后找不到剪刀、染色是把整个纸都渗透了、拿剪刀时笔滚到桌子下面、放剪刀把染料打翻了等问题。这时就到了教师发挥作用的时候，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幼儿的剪纸活动中。如委婉地提出帮助一个刚剪完纸的幼儿染色的请求，这样分工合作就会避免幼儿手忙脚乱，同时激发了幼儿对剪纸的兴趣，教师和幼儿一起完成剪纸解决了幼儿遇到的实际问题，其他的幼儿也纷纷学习，与其他幼儿一起合作完成剪纸游戏。有的专门剪裁，有的专门染色，这样的游戏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幼儿的合作能力。
3.总结评价。游戏结束后，教师的总结评价也对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如结束时开展分享活动，让幼儿分享自己游戏中获得的成果，并对那些在游戏中积极与其他伙伴合作的幼儿进行表扬，通过对幼儿合作行为的正强化，激发幼儿与同伴合作的积极性，提高幼儿合作的意识，培养合作能力。
二、美术培养法
每个人都具有自己擅长的方面，一个班中的幼儿，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但在美术上擅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的幼儿擅长临摹，对于临摹方面的学习，能够又快又好地掌握方法。有的幼儿具有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能够在日常美术创作中画出让人惊艳的作品，还有的幼儿擅长涂色，能够将色彩搭配得让人赏心悦目，但幼儿却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优势，通过结合其他同伴的优势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这时就需要教师在平时的美术活动中，提倡幼儿之间互相合作，将每个幼儿的特长都发挥到点子上，共同学习和配合，实现幼儿的共同进步。例如，在用树叶组合画金鱼的活动中，要经历收集树叶、挑选树叶、粘贴树叶、涂色并在原基础上进行加工画等步骤，需要用到树叶、剪刀、卡片、胶水和画笔等材料和工具，这样庞大的工程单靠一个幼儿是很难完成的，这就需要班里幼儿协助共同完成。教师要帮助幼儿进行活动前的分工：布置一些孩子收集树叶，一些孩子去寻找胶水等工具，一些孩子描摹金鱼的形状……分工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合作制作了，一起分工收集材料，合作完成美术创作，不仅能够提高美术活动的效率，使幼儿能够按时完成粘贴画，还能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
美术活动中，小组合作是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之一，将几个幼儿分成一组，通过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协作来共同完成美术作品制作。例如，大班举行“面具制作”活动，这是将剪、撕、折、画等多种动手方式融合的活动。如果整个活动从头到位让幼儿一个人完成是不现实的。如果幼儿分组合作完成，将会提高制作的效率，使得面具制作能够按时完成。教师可以将幼儿分组，每组四人，一个负责剪，一个负责撕，一个拆，一个画，这样分工完成，每个幼儿的工作尽量就会减少，完成的效率就会提高，这样的制作模式能将幼儿的动手热情激发出来，都想将自己负责的部分做到最好。这样小组合作的方式，既节省了制作的时间，也使得每个环节都能展现出幼儿的特色，增强幼儿的自信心。通过合作完成的方法，让幼儿体会到合作在美术活动中的重要性，增强幼儿的合作意识，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
三、表演培养法
表演活动是一项深受幼儿喜爱、需要多人参与的活动，在表演中幼儿间能够进行有效地互动，体会到与同伴交往合作的快乐，同时表演也是培养幼儿合作能力较好的一种方法。例如，在《狼和小羊》的故事中，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讨论，狼和羊的故事中，还可以加入哪些动物，这些动物会对羊说些什么话，他们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帮助小羊对付大灰狼，将幼儿讨论出来的结果编成剧本，经过讨论后得出的剧本使整个故事的情节更加丰满，故事角色也得以增多。然后分角色让幼儿将整个故事进行演绎，幼儿在表演中加强与同伴之间的互动交流，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同时，通过其他动物与小羊一起合作对付大灰狼的环节的演绎，能够起到增强幼儿的合作意识、培养幼儿合作能力的作用。
在幼儿园教育中，培养幼儿合作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教学工作。本文探索了培养幼儿合作能力的几种方法，其他方法不计其数，比如说通过合作游戏、合作创作、和表演活动等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这些方法，给孩子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让幼儿的合作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参考文献：
[1]张志宏。充分的游戏时间是幼儿游戏品质提高的保证[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幼教研究)，2012,(1)。
[2]李秀英。培养有效的美术常规，让美术活动活而有序[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5)。
[3]孙霞。浅谈教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开展美术活动[J].教师，2013,(34)。
[4]郑卫东。幼儿合作行为发展特点及合作能力培养的研究述评[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