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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英社 中国历史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首先当然是先了解我们的历史了，中学学的历史是很有限的，那么薄的一本书，怎么承载的了五千年文明的厚重呢，而且有很多内容是片面的，建议先读些有趣不枯燥的史书，推荐几本我喜欢的：《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明朝那些事》（1-7）、《东周列国志》、《国史新论》、《中国人史纲》、《青铜时代系列》、《剑桥中国史》
他们都歪曲了历史，看不看都一样，还想打过去啊！
我有日本历史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 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可以写日本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
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 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 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陶瓷历史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京烧： 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有田烧： 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 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乐烧（しがらきやき）： 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郝绘烧： 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美浓烧 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 玻璃器皿： 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 碧多萝器皿： 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 传统的漆器餐具 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 「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 「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 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 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 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来访者在「三和土」 (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 (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 (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 (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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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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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年主持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上西北民族贸易与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批准号：04BMZ006）。（2）主持并完成200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基础课题“历史上西部开发背景与决策研究（批准号：00BJL035）。（3）1998－2000年主持并独立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课题西部民族贸易研究――以互市为中心；（4）2003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史前沿追踪研究”。（5）1992－1994年主持并独立完成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西北茶马互市研究；学术专著著作 :（1）《中国手工业经济史通史》（主编），200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独立完成），41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能2004年版。（3）《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互市为中心》（独立完成），25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4）《隋唐手工业研究》（独立完成），28万字， 甘肃人们出版社1999年版。（5）《中国西部风物志·甘肃河西走廊风物志》（独立完成），20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6）《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合著，第二署名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中国经济发展史》（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8）《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合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9）《兰州经济史》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河西开发研究》（合著），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1）20世纪唐研究（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学术论文隋代手工业经营重心变化及其不同结局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3年总第5卷（三联书店）《探索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轨迹与逻辑演进》，《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2008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唐代吐蕃手工业经济述论》，载《庆祝4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唐初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及政府赈灾决策述论——读《贞观政要》札记《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2期《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茶叶走私及其主要防范措施述论》杜徇诚等主编《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5辑我国审计史研究的可喜成果《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8日《中国前近代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与群体结构》，张正明主编《中国晋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发展演变述论》，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唐代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独立完成，0.8万字），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我国审计史研究的可喜成果》，《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8日第10版“理论综合”《2005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略述唐宋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西北史研究》2005年第3辑《通过城市看中国历史——韩国中国史学会第6届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200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我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文史哲》2004年第6期《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传销背后的财富观反思》，《科技与企业》2004年第9期《隋代手工业经营重心变化及其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3年总第5卷（三联书店）《2002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2001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中美西部开发模式比较刍议》，《西部发展评论》2002年第3期《2001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会》，《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5期《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2000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西部开发的六次高潮》，《经济月刊》2002年第8期《中国地主制经济研究的新动向》，《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19日《隋唐寺院手工业述论》，《’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999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隋唐手工业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北易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1998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对内封闭：唐代基本国策的另一面》，《科学时报》1999年6月14日《经济目标与民众期望》，《经济与信息》1999年第10期《我国经济重心的南北易位》，《科学时报》1999.5.11《唐代私营作坊手工业之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隋唐军事手工业初探》，《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隋唐手工业与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品评》，《光明日报》1997年3月18日《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学习隋唐史的经历与点滴体会》，《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1955年<皋兰县三年发展计划>和毛泽东的按语》，《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唐代进士与公关》，《虹》1994年第3期《读瞿林东着<中国史学散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无字碑”上何以无字》，《丝绸之路》1994年第4期《蔡伦造纸与丝路考古新发现》，《丝绸之路》1994年第3期《均田制探赜》，《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唐代道举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吹捧式书评三例》，《新闻出版报》1993年2月19日《以全新的角度透视唐代财政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唐代科场作弊及防范措施》，《教育史研究》1992年第4期《儒学为何经久不衰》，《文化艺术周报》1992年3月7日《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张掖互市与隋代民族贸易》，《社科纵横》1991年第2期《曹魏对金城、河西地区经营述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北魏立均田行三长孰先孰后》，《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建中元年（780年）两税税额基数考》，《南都学刊》1991年第2期《近年来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左宗棠重振丝绸之路述略》，《开发研究》1990年第1期《古代兰州地区的畜牧业》，《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古代考试制度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历史与现实》，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略论唐代手工业作坊与行会》，《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北魏孝文帝开发河西的决策》，《开发研究》1988年第5期《清代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历史作用》，《历史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玄武门之变探源》，《西北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唐代<氏族志>与<姓氏录>比较刍议》，《西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浅谈古代考试制度对个性发展的制约》，《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浅析两税法中“量出以制入”的制税原则》，《中学历史》1983年第4期
启动《中华大典· 藏文卷》编纂工作 2013年7月12日下午，《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北京、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约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介绍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启动工作情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发表了讲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向主持大典编纂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以热烈的祝贺。为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0月，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文化保护项目正式立项。2013年1月，《中华大典·藏文卷》筹备小组在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4月，从藏学中心各部门抽调部分人员，正式组建《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根据项目规划，《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将在15年内完成，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从藏文创制之初的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全书体例结构将既具有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特点，又兼备现代学科系统分类的优点。据悉，《中华大典·藏文卷》还将统一使用符合国际编码的藏文软件进行录入、编排，出版同时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藏文文献资源全文数据库”。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李晓苏 靳吉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称西藏经济社会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报告由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完成。参加撰写的专家学者于2008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奔赴西藏进行调研，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报告约23000字，共分为引言、增长与变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困难与挑战、结束语等7个部分。报告指出，发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关心西藏发展的人士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了解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蓝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进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依据；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对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报告介绍，当前西藏经济不仅总量（GDP）突飞猛进，固有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三次产业在结构与比例上的变化说明西藏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呈现出质的提升。报告指出，通过对与西藏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地方经济的高增长，西藏居民，尤其是西藏藏族居民的人口增长、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重要人类发展指数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权益的保障。报告认为，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投入上的努力，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此外，政府在产业发展政策的选择上和对市场的引导方面，将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先考虑。报告介绍，西藏正在经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西藏各地城镇面貌发生的变化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农牧区的发展变化则令人印象深刻。报告同时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之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高、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全区人力资本有待提高等，均是本地区将要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今后西藏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报告认为，虽然西藏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受到了2008年“3·14”事件的影响，但这一事件除对西藏的旅游业造成了暂时困难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有限。今后几年，随着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新消费需求的形成等有利因素的显现，西藏经济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其成立25周年之际正式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年鉴》(2009)分为序言、目录、特稿、研究综述、学术活动、学者介绍、藏学机构、书目索引、论文资料索引、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后记等部分；其中收集了中国藏学工作重要文献、1949年至2008年中国藏学各研究领域成果综述等。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表示，中国藏学源远流长。至少1000年前，藏汉学者就开始记录、研究藏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边疆危机四伏，十九世纪的边政研究和抗战时期西部边疆研究都促进了藏学发展。郑堆说，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有志于编撰出版《中国藏学年鉴》，但藏学学科综合性、与专门学科的交叉性等特点及多文种的藏学成果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2010年初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该中心承担起编写这部年鉴的工作，“旨在为全国藏学界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忠实记录下新中国藏学繁荣发展的历程”。当天，中国藏学界人士汇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祝贺该中心成立25周年。25年来，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集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图书资料、书刊出版、信息交流、文化展示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并在中国现有50多个藏学机构中承担起“牵头协调”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当天庆祝活动讲话中介绍该中心各机构的工作。包括，汉、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构成的学者团队，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方向上展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45种、共计177万册，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学》杂志作为国家级藏学专业学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140多期。拉巴平措介绍，该中心已制定“2011-2015年发展规划”，将突出藏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推动藏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与北京藏学机构负责人、藏学专家学者共同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魏武） 2010年3月28日，时值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1周年纪念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暨“雪域宝鉴——见证西藏历史、弘扬藏族文化”大型主题展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表示祝贺并参观展览。在开展仪式上，杜青林宣布展览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向捐赠藏品和书画的代表颁发捐赠证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分别致辞。朱维群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人民，不断完善和丰富党的西藏工作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不断增强西藏经济实力，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相信，通过西藏文化博物馆和此次展览，我们将更加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加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决心和信心。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开展仪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首都有关科研、文化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西藏文化博物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是对外展示西藏历史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 《苯教史名著〈嘉言库〉》，《青海教育》1982.6，西宁。二、 《论藏族现代文学的发展》，青海《民族语文工作》1984.1，西宁。三、 《论〈旋努达美〉中的佛家出离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2，西宁。四、 《〈诺桑王子〉研究》，《青海教育》1985.6，西宁。五、 《论梵语文学对藏族古典小说的影响》，《藏学论文选编》（硕士论文选）第二辑。1991.2，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六、 《论七赤天王时期佛教始传吐蕃》，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第二辑。七、 《论藏语普通话》,1992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届国际藏语文学术讨论会时的会议论文，先收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后在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的《藏语文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9）转载。八、 《甘孜州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十一座寺院历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印出，1999。北京。一、 《〈智美更登〉初探》，《西藏研究》1988.3，拉萨。二、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中国藏学》1995.1，北京。三、 《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996.1，北京。四、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及藏传佛教》，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宗教研究》 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8，北京。五、《西藏历史文化词典》有关苯教辞条，王尧和陈庆英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6。六、《宗教大辞典》苯教辞条，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8。七、《苯教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召开》，《中国藏学》1999.4，北京。被译成藏文发表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99.4，北京。八、《雍仲苯教的文献》，论文，《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第108-20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北京。九、《苯教塞康文化再探》，《中国藏学》2001.3，北京。十、《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琐议》，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50页。北京。十一、《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西藏研究》2005.2。十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课题获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特等奖，本人承担其中甘青部分十三、《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1一、 《古老的象雄文明》，《西藏研究》藏文版1985.3，拉萨；《西藏研究》汉文版1985.2，拉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西藏研究》英文版(《Tibetan Studies》),1989.1，拉萨。二、《藏文起源新探》， 《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1；《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1，北京。三、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3；《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3，北京。四、 《苯教文献及其集成》，《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4，拉萨；《中国藏学》汉文版1990.2，北京。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Thesis on Tibetology in China》），1996，北京。一、 Dralag Monastery and its Tribes （《扎拉寺及其部落》）。论文，第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第二辑。奥斯陆，挪威。二、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 （《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论文，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1999，印第安那，美国。三、“Lama”of Bonpo Tradition in Amdo and Khams （《安多和康区苯教传统中的“喇嘛”》），论文，1999年日本大阪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提论文。载该会议论文集《New Horisons in BonStudies》大阪，日本。2000。四、《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参加第八届国际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论文五、《A New Bonpo Center---Shar-rdza Hermitage》（《一个新的苯教中心---夏尔扎修炼地》），论文，为第九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0，莱顿，荷兰。发表在该会议论文集，劳然司·艾坡斯坦编《康巴史》（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2.六、《Monastic Education of Bon in sNang zhig》（朗依寺的苯教寺院教育），为第十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3年，英国，牛津。七、《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神殿研究），合著，大阪，日本，2003。八、《A Catalogue of the Bon Kanjur》（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专著（合著），大阪，日本，2003。一、 《La Religione Bon e I suoi Rapporti con il Buddhismo in Tibet》（《苯教及其 与藏传佛教的关系》），1992年“基督教与 藏传佛教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关藏族佛僧的对话》（Monachesimo tibetano in dialogo），1995，罗马，意大利。
首先既然上升到“道”的高度，就不是民间日常的泡茶了，需要用同一个层面的“道”去对比。最怕的是用高端日本茶道对比我们的日常喝茶，就相当于用别人的金砖来对比我们的红砖。茶道本身包含的东西就比较多，从环境、流程、着装、礼仪到茶器、茶叶、水，等方方面面，融合了文化、美学、价值观等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我们看到的日本的茶道，大部分都是纪录片里的，在日本来说也是只有少部分人才接触得到的高端茶道，而中国的茶，则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不管寻常百姓家，或者街边路旁的茶楼，这些和日本的茶道从层面上来说，是不应该放在一起对比的，中国同样有高端的茶道，只是我们日常见不到。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和煎茶道，日本抹茶道传承自宋代点茶，“煎茶道”传承自明清煮茶，而真正的唐朝煎茶道日本没有传承，只有中国的研究者在做。相同的是，因为文化的相似及茶道传承关系，所以在茶器、礼仪等方面还是很很多共同点的，不同的是日本所谓的茶道，更多是少部分人的自我标榜价值，并不像中国，家家户户都会备些茶，茶在中国更深入民间，而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茶叶出产，也有很多地区保留有独有的喝茶方式！
论文还是lz自己写了 只是头绪上可以给lz一些个人建议 这个还是比较好写的 其实并不难 您大可放心1、同根同宗 茶叶并非是日本的本土植物 唐朝时期由日本遣唐僧 荣西禅师将茶籽带入日本 开始了寺院种植 所以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日本茶叶 均以绿茶为主 2、最以体现日本茶文化的茶道 实质上就是中国宋朝时期 最为兴盛的“点茶”法 不论是胜负的标准 还是使用器具 冲泡方法 都完完全全的保留下来了 3、日本茶道的“清净寂寥”和中国所谓的“清净寂和”在喝茶意境上基本也是一样 将吃茶和禅学融入在一起 也是中日茶文化的共同点之一 4、就大的趋势上来看 中日茶文化都从小众化向大众化迈进 但也从灵活、多变的文化思想向死板、单一的茶艺转变 （以上是大同 以下是小异）1、茶文化追求的境界不一样 中国茶文化以“众和”既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热闹为主 和气为贵 日本茶文化则以“寥省（xing）”为主导 既几个人 一般两个三个甚至一个人喝茶 品茶品人生 达到吾日三省乎吾身的效果 （当然日本也有大型的茶会 不过不是主流）2、茶文化载体的数量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又是茶的渊源国度 因此茶叶制作工艺也很多 绿红黄白青黑色 不酵半酵全酵茶 地域海拔等等因素 使得中国人饮茶根据四时 身体寒热 选择面甚广 然而日本茶叶 由于自身地理因素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茶叶选择面比较少 抹茶 绿茶 煎茶 基本上就这三种为主导 因此在茶叶品种上 两国茶文化所依靠的媒介（茶叶品种）有很大差异3、茶文化的精髓不一样 中国“活” 日本“死” 中国的茶文化的精髓是“随性”不拘泥某一种方式、用具和茶叶 而日本的茶文化的精髓则是“专注”并近乎于完美的学习、使用一种方式、用具和茶叶（日本茶道仅指“三千家”的抹茶道）以上一点愚见 希望对lz有用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drinking of tea, place much significance on the act of "savoring." "Savoring tea" is not only a way to discern good tea from mediocre tea, but also how people take delight in their reverie and in tea-drinking itself. Snatching a bit of leisure from a busy schedule, making a kettle of strong tea, securing a serene space, and serving and drinking tea by yourself can help banish fatigue and frustration, improve your thinking ability and inspire you with enthusiasm. You may also imbibe it slowly in small sips to appreciate the subtle allure of tea-drinking, until your spirits soar up and up into a sublime aesthetic realm. Buildings, gardens, ornaments and tea sets are the elements that form the ambience for savoring tea. A tranquil, refreshing, comfortable and neat locale is certainly desirable for drinking tea. Chinese gardens are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and beautiful Chinese landscapes are too numerous to count. Teahouses tucked away in gardens and nestled beside the natural beauty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enchanting places of repose for people to rest and recreate themselves.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time-honored civilization and a land of ceremony and decorum. Whenever guests visi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d serve tea to them. Before serving tea, you may ask them for their preferences as to what kind of tea they fancy and serve them the tea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teacups. In the course of serving tea, the host should take careful note of how much water is remaining in the cups and in the kettle. Usually, if the tea is made in a teacup, boiling water should be added after half of the cup has been consumed; and thus the cup is kept filled so that the tea retains the same bouquet and remains pleasantly warm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rse of tea-drinking. Snacks, sweets and other dishes may be served at tea time to complement the fragrance of the tea and to allay one's hunger.
讲到茶道，一般人便想到日本，很少有人提到中国的茶道。事实上，中国不仅有而且很早就有茶道。不过，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有着显的差异，比较而言，两者之间有如下几点主要差别。 （一）茶道的源流之别 中国茶道是母体，是源。自唐代陆羽开创之后，经千百年的发展，融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炉，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流派众多。日本茶道是分支，是流。它是自宋代始，在学习了中国的茶艺、茶道的基础上，以禅宗茶文化为基础所创立的茶文化流派。后又经不断吸收中国茶文化的精华，结合当地文化，日本茶道不断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茶道的内涵不同 中国的茶道兼释的静悟、道的驰纵、儒的雅逸，是儒、释、道三者的融合体，是深植于实际生活而又远远高于这一生活的综合性文化形式。中国茶道是由茗饮引发，并以茗饮为中心的品鉴、际味、悦志、清心、陶情、内省、洗炼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活动。作为物质活动，它是茶艺和品茶的过程；作为精神活动，它是情感的陶冶、性理的探索、意境的追求。假物以明道，更有意义的还在于道，最终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而不偏重拘泥于繁琐的修饰形式。 日本茶道则突出了中国禅宗的“苦寂”，至于吸收儒家的“和敬”，是有限度的。日本茶道由于其厚重的贵族气派与禅悟精神而显得过于繁缛沉重，它着重追求严格的程仪和悟省功夫。这与日本的岛国意识有关。地处孤岛，物质贫乏，人口增加，生存不易，故其崇尚武士道精神，要在苦寂中顽强跋涉。日本也强调“忍”，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古典茶道室入口很低，体现了隐忍精神；而以树干为柱，竹木、茅草为顶，也随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苦难，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三）茶道的美学意境有别 中国茶道以道家的阴阳五行与儒家的中庸原则为前提，重视和谐、宁静、平衡与雅致。日本茶道的审美情趣则要求不对称，以不平衡为前提。如日本茶室，故意开一些不对称的窗，着各样的色彩。在室内要求绝对地平和，在室外的生活则是紧张的奋争。茶道中要求简村，平时则可以豪华。这种鲜明的对比，极林的反差，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体会到现实生活的不平衡。 （四）茶道的影响层面有异 中国茶道的影响层面宽广。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广博，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选择的余地，各层面、各地区的人可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净和受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并不断加以发挥创造。中国茶文化已成为全族的好尚。日本茶道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日本茶道内容比较单一，程式要求又十分繁复，故一般人不易学，主要流行于部分人群之中。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