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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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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汇是正规期刊,民族文汇是集情感,智慧,休闲三大内容于一身,使读者能够在书刊当中,丰富自己的情感。民族文汇刊发的种类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理论等,并且这部杂志是由新疆文联主管主办的省级文学双月刊。

《民族文汇》杂志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办刊方向;并且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讲求作品的艺术性、当代性、可读性。民族文汇,他的文献摘抄都是来源于现实题材创作,提倡朴实文风,力求贴近百姓、贴近现实生活。这种方式更加让读者们喜欢。

贴近于生活,追求实时。民族文汇曾经为新冠疫情增设了,为祖国加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歌的专栏。还有民族文汇杂志社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征稿启事。

民族文汇的“汇”字就是融合百家之长。每一位诗人都能说出写出心中所想所思。把自己的情感价值观融入于文字之中。让大众人民看一看了解一些时事变化。不断搜集各种文献摘要,把各种美好形象的事物摘取下来。那大概就是民族文汇所存在的重要意义了吧。

一个处在成长之中的人,最优秀的品格莫过于谦虚好学。好学使人进步,谦虚让人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加之必要的因缘际会,成功的果实也就触手可及了。但这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 《景德传灯录》里说,佛家证道时,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哑谜中人的认知能力发生的变化,却往往忽略了其中微妙的内在纹路。第一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看似不同,实则一也。人生于世间,通过学习理解了什么叫山,在诗学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命名;懂得一些道理之后,对我们的存在本身发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见山不是山”;怀疑让我们的存在无所适从,在寻找中得到了精神寄寓的所在,这就有了“见山还是山”,实际上是“信(仰)——怀疑——信(仰)”的一个过程。 这个看似徒劳的过程,其实包含了一个隐秘的变化:由最初无知的山到后来有知的山——最初的山是被他人命名的,而后来的山是被自我所重构。然而问题的重点仍然不在于认知,是通过后来相对稳固的认知,达到进入存在的真实世界的可能。 艺术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我常听到某某的文章风格是学习某某大家的,写得干净漂亮,受到很多人的称许和好评,这似乎也就不错了,于是这些人就渐渐满足于现状,在原来的领域和文字风格上精益求精。这些当然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设想一种拥有短暂生命的动物,栖居在大地之上,有什么比认识他们自身更重要呢?“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对手都能一下子战胜他,但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卡夫卡《他》)”如果一个决定从事艺术的人,终其一生也不能真切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不能尽量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此生,有什么还会比这更悲哀呢? 当你理解到艺术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认知世界、更重要的是认知你自身,那么你就不会去轻易地去相信一件事物,不会莽撞地去学习一门技艺,也不会草率的认为被世界所认可的价值是值得嘉许的了。在你的身上,怀疑、自嘲和反抗与日俱增,而在这一切之中,你会发现最不可信赖的,是你自己的意识、是你的判断能力。你看到这个扭曲的世界,看到自己陷入自身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你感到自身的可笑徒劳,甚至连可笑本身也变得可笑、连徒劳本身也变得徒劳。 总而言之,你感到认知是不可能的——当然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广大的不可能中,你开始反抗,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这一切都是:寻求欺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或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你去追求善,你的追求往往欺善,这和庄子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在第三种情况下,你开始反抗,远远地避开善,这时你当然离善越来越远了;唯一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既不去主动追求,也不积极反抗,听从你自己的经验的需求和身体的自然力。 这就回到了佛家所说的第三重境界了,那就是顺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艺术和佛家究竟是不同的,在佛家的第三重境界里,作为主体的人,是以一种忘我的静谧进入真实世界的,他们的我已经交给了他们内心的信仰;艺术家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忘我,虽然也听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证明自身的存在总是他们的心头大患,而存在总是迷雾重重,因此他们的反讽始终无法摆脱。当他们懂得一切之后进入世界,虽然面带笑容其实心如刀绞,虽然浪荡不羁实际却比谁都放不开,他们追求安静但是最终会自己放弃,他们热爱幸福但是最终无法摆脱自己……他们一生都无法得到平静和幸福,这几乎是可以断言的,但是也可以说他们在这样悲伤的平衡里,得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平衡和众人生活的平衡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相同吗? 当你真正明白自身尴尬而无法摆脱的处境,当你的生活已经已经逼得你走投无路,那么就可以取舍了。只要保持内心的仁恕和爱,价值的判断就不要在乎对错。在理想中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艺术家,对于短暂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迫切的了,但是在强大的时代和生活压力之下,真正成为的几乎没有一个。我们该说什么吗?我们不该说什么吗? 学习这个词展开来说,就是学而习之的意思。包含了认知和模仿两个过程。所有和艺术和存在有关的知识,当你不能以良好的方式进入存在的世界之前,你的认知既然不可能,那么你对它们的模仿难道值得称赞吗?我经常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都很难真正进入自己的生活。 两年来我经常为自己的状态感到忧虑,也感到自卑。孙文波回答白夜时说:“如果我到现在还不能以一种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写作,那么肯定就是失败的了。”但他果真做到了吗?我想也未必是这样,存在本身是不确定的,自欺欺人是难免的,我们所能做的是自欺欺人的相对性、以及我们面对存在证明自身的决心,当然,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一个艺术家总是处在在路上的状态里。他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放弃。他顺从自己的自然力,但不能过于顺从;他对一切事物抱有反讽,但前提是对他们的热爱;他要抱有九分的怀疑,一分的肯定。九分的怀疑让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一分的肯定至少让他不至于崩溃,得以成为一个人。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 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中信文化”主营业务:投资、制作和发行电影、电视电影、电视剧;投资和经营管理电影院线;投资重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企业;从事报纸、杂志的广告和发行经营性业务;组织国内外大型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等。“中信文化”自成立以来,先后投资控股、参股、合资和合作的主要企业和主要投资项目有:1、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 2、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 3、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所属20家投资控股、参股、签约的影院);4、加拿大《环球华报》有限公司;5、北京地铁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6、广州市新报报刊有限公司;7、北京世纪东都国际影城有限公司;8、北京世纪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北京世纪元素图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北京《新电影》文化交流有限公司;11、北京文汇百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2、北京世纪英雄视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3世纪元素演艺经纪有限公司;14、世纪先锋传媒投资有限公司等20多家企业。先后投资合作经营的报纸有:《中国电影报》(娱乐版);《华夏时报》(经营业务);加拿大《环球华报》(投资持股50%)。先后投资合作经营的杂志有:《新电影》、《时尚财富》、《音乐周刊》、《文汇周刊》、《中国摄影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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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文汇(上旬刊)

《科教文汇(上旬刊)》(旬刊)创刊于2004年,是由科教文汇杂志社、安徽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科教刊物。遵循"严谨、唯实、公开、优质"的方针,力求体现"现代"、"实用"、"综合"三大特色。 《科教文汇(上旬刊)》...

东周刊杂志

据说是因为当年黑社会的老大想让她拍摄一些大尺度的影片,她不同意,最后就派人把她绑架了,不过好在最后还是救了出来。

有没想到十二年后,2002年10月,香港《东周刊》在封面上曝光一位女性受虐的半裸照片,而这名女性就是刘嘉玲。《东周刊》表示这组照片是有人匿名投稿,该期杂志随后被抢购一空,重新印刷贩卖。

1990年4月24日凌晨,刘嘉玲受邀到曾志伟家打麻将,后来她发现被跟踪,给车加速时直接撞到了隔离带,跟踪她的人赶紧下车将她掳走。

曾志伟家的佣人听到家附近的动静赶紧通知曾志伟,曾志伟报警的同时通知了张学友。张学友联系了梁朝伟,但是他在拍戏接不了电话,于是张学友去片场找了梁朝伟,两人开车在曾志伟家附近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人。

过了三个小时,刘嘉玲衣衫褴褛的回来了,看到梁朝伟只是淡淡地说对方是求财,为了降低影响,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去警察局销案。

当时很多人猜测是刘嘉玲不肯跟社团大哥拍电影,于是要手下的小弟整一下刘嘉玲。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时间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12年。2002年,一本名叫《东周刊》的杂志突然公布了刘嘉玲遭遇到绑架时的细节照片。

2002年《东周刊》杂志把刘嘉玲被绑架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上,各种不雅照充斥其间,随后网络上流传一段8分钟的视频,很多人对号入座认为那就是刘嘉玲正在遭遇侵犯。虽然刘嘉玲解释自己并没有遭到侵犯,但是很多人依然不相信,刘嘉玲一连13天将自己关在家里,甚至想过自杀。

当时身为男友的梁朝伟准备带刘嘉玲去国外居住,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可是刘嘉玲最后选择直面这件事。当时作为香港演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带头,500名艺人走上街头抗议。最后所有杂志下架,《东周刊》的编辑和写稿人也被抓了进去。

当年身为《东周刊》老板的杨受成在事后也表示非常抱歉,但是如今50多岁的刘嘉玲跟杨受成等人的关系依旧很好,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对错只有利益关系而已。

“绑架我的那些人,我没有怪,我甚至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侵犯我”,刘嘉玲曾在采访中这样说。多年后再次谈起这场无妄之灾,刘嘉玲只霸气说了六个字:我全部都原谅。

东周刊说了什么?答案如下:东周刊说了生活不需要跟别人比,我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一路上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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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红周刊》是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主办,创刊于1992年3月,是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惟一周刊,为证券界最权威的刊物;其发行量曾为每周80万份,居全国周刊类之首(国家统计局1998、1999、2000年全国媒体调查结果)。目前在同类证券周刊中拥有超过60%的市场占有率。《证券市场红周刊》在全国拥有百万读者,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证券周刊,在全国23个中心城市同步印刷,400余城市同步发行,在国内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财经类媒体发行量排名第一。《证券市场红周刊》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无论是股改、IPO和投资者关系维护方面都不乏经典案例。受众群体包括基金、券商、银行、保险、QFII、财务公司、股份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机构投资者以及职业投资人,具有其他同类媒体不可比拟的媒介优势,影响到证券市场中的新股上市、上市公司市场表现等诸多方面。《证券市场红周刊》秉承“实用高于一切”的理念,奉行“影响机构投资者,服务职业投资人”路线。每期头条文章和各栏目深入报道性文章,多次引发传媒界思考,深受投资人好评。国内各大门户网站、财经网站争相转载。

学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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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刊杂志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周刊》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国内目前唯一一份经济周刊杂志,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份经济周刊。前身是《中国经济快讯》周刊;1992作为经济内参创办;1999年公开发行;2002年首次改版;2003年正式更名。《中国经济周刊》定位于“领导者决策的经济参考”,以政经为主的综合经济类期刊,为中央、地方及企业的领导层提供最有决策借鉴价值的资讯,做中国经济转型的真实记录者,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理性观察者,中国经济复兴的历史见证者。《中国经济周刊》的内容是以体制经济为核心的宏观经济、以城市经济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以企业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经济、以金融为核心的财经领域。[1]2获奖情况荣获首届“中国金融新闻远见奖”、入选“2007-2008年度中国品牌媒体100强”之“最具品牌价值期刊杂志十强”、上榜“中国传媒百强”,荣获“2007-2008年度中国媒体创新贡献奖3版权信息刊名: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周刊》封面China Economic Weekly主办:人民日报社周期:周刊编辑:从文网出版地:北京市语种:中文;开本:大16开ISSN:1672-7150CN:11-5196/F邮发代号:2-977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经济周刊曾用刊名:中国经济快讯创刊时间:20044周刊定位“领导决策的经济参考。”以政经为主的综合经济类期刊。为中央、地方及企业的领导层提供最有决策借鉴价值的资讯。5周刊使命中国经济转型的真实记录者,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理性观察者,中国经济复兴的历史见证者。6周刊地位国务院新闻主管部门指定的中央级重点新闻单位,中国官方主流财经媒体,位居中国财经媒体前10强。人民日报报系中的第一品牌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周刊;是中国惟一的经济周刊;中国最好的经济周刊。7周刊理念为国尽言、为民立言、为我发言。关注国计民生、追求公信济世。8内容风格内容是:以体制经济为核心的宏观经济、以城市经济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以企业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经济、以金融为核心的财经领域。风格是:重理性和建设性,但不平淡中庸;重效果和影响力,但不偏激炒作。语体是:简洁明快,厚重大方,重吸引力和感染力。9目标群体核心目标读者群为城市和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层。泛读者群为年龄在25岁-55岁之间,大学以上学历的副处级或副经理级以上的干部。他们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购买力的人群;他们是中国典型的“四高”(高职位、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人群;他们是中国拥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人群;他们是掌握中国经济现实并关涉中国经济命运最重要的人群。10刊社地址地址: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9号楼邮政编码:1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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