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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爱情观的论文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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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爱情观的论文文献综述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 我不仅要爱的肉眼认识我的肉身,我要你的灵眼认识我的灵魂。  ——徐志摩 徐志摩的一生都在追求 爱 美 自由 ,一句我不仅要爱的肉眼认识我的肉身,我要你的灵眼认识我的灵魂。 为经典,大概可以理解为他希望爱人的眼睛看遍并能分清她的身体,更希望爱人富有灵力的眼睛永远记住她的本身。这样的一句话让读者瞬间升华,带你走进另一个层次。在徐志摩生活的那个年代,徐志摩的诗标学习了对婚姻自由、纯洁的爱情的追求。所以往往带有很多美妙的遐思。 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  ——徐志摩 一句话就读出了徐志摩对爱情的纯洁,如果你是爱她的身体而爱的,那么你已经对爱情的纯洁有了亵渎,往往爱一个人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单你把她的身体当做发泄和开心的目的时候,你已经不在干净了,你的灵魂已经污染了。

徐志摩他的婚姻观太卑微了,因为他只考虑让对方幸福,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现实情况。

徐志摩的诗都是写爱情的,他的爱情观是比较好的,而且也是特别值得揣摩的。

徐志摩的诗都是写爱情的吗?如何看待他的爱情观?

徐志摩是民国诗人。他所有的诗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正是因为他的爱情观不同,所以很多人对他有很大的争议。徐志摩的爱情观:爱,在简单的生活中,有真实的生命,像一朵浸过朝露的草花;在奢华的生活中,即使有爱情,也不可能是纯洁的,自然的。就像热房里烤的花,一两天就枯萎了。有时候,生活和爱情就是用来折磨人的。在一起,他们不相爱,但不在一起,他们深爱着对方,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徐志摩和张幼仪结婚了,但其实两人没有感情基础,见识也不一样,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所以两个人的婚姻是没有保障的。徐志摩出国留学的时候,张幼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这个时候,张幼仪和她的爱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人,第一眼就怀念生活,有的人,无论看多少遍,都感动不了;有的人,哪怕只看一眼,也能记一辈子,有的人,哪怕一辈子在一起,也不能感动一次;有些人,即使你为他们努力,他们也未必领情;而有些人,即使你只给他们一点阳光,他们也是灿烂的。

对于你不能爱的人,不要再哭着问对方“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看不到?”,或者“我怎么了?告诉我,我不能改吗?”其实你根本没做错什么,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不被喜欢的人爱,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不是那个对的人!所以,为什么要为根本不属于你的爱情和婚姻而烦恼呢?学会放手,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到那个能和你沟通的人。这是对彼此最好的救赎!

徐志摩学位论文

出自近代诗人徐志摩写给梁启超的《致梁启超》一信中。

原文节选: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他的老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革命家代宗师梁启超先生。关于这位文坛才子和恩师的关系,说起来倒也颇具传奇色彩。

从中学时代起,徐志摩就为学界泰斗梁启超的学识与文采所倾倒。在杭州府中上学期间,徐志摩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从文风到思想,都仿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见他对梁启超的敬仰。

1918年6月,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徐志摩终于如愿易偿,成为梁启超先生的门下弟子。原来,徐志摩的姑夫有一位堂弟,名唤蒋百里,是梁启超的门生。1915年,徐志摩在父母的说和下和浙江都督秘书张嘉熬的妹妹张幼仪成亲。

张家是江苏宝山的名门望族,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恰好也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早有拜梁启超为师的愿望,便请蒋百里和张君劢帮忙引荐。梁启超见徐志摩眉宇清雅,问答之间透露出聪颖之气,十分喜欢,便答应收为门徒。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得知独生儿子拜上梁启超这样知名的学者为师,自然非常高兴,为表心意,“爱子心切”的徐申如不惜破费拿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礼金。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虽然在才学方面,梁任公很赞赏徐志摩,但是在婚姻爱情观念上,梁任公却比爱徒保守许多。这就为他们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1922年3月,远在英国的徐志摩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没有爱情;另一个则是他爱上了同时留学英国的才情并茂的林徽因。许多亲朋好友对此举不理解,梁启超同样如此。

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但是“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诫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其实,梁这样作主要还是害怕爱徒此举会自毁前程,因为在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无爱离婚就和无故休妻一样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

对于老师的劝诫,持有爱情至上观念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是不认同的。他在回复梁启超时,申明自己这样做只为“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至于梁启超对其前途的担忧。

徐志摩表态:“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大意是,不用你们担心,后果由我自己负责。

徐志摩离婚了,但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毕竟没有成功。1924年,他遇见了风情万种的一代才女陆小曼,两人一见倾心,很快陷入热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并且她的丈夫王庚还是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的好友。抱着“朋友妻不可戏”的传统观念,梁启超对学生的做法很是不屑。

后来,陆小曼和王庚离婚。1926年,即传出徐陆二人要结婚的消息。这简直把梁启超气得够呛。不仅如此,徐志摩还请胡适作说客,要梁启超去当他们的证婚人。开始梁启超坚决不同意,后来碍不过胡博士等知名人士的面子,便答应了下来。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结婚典礼。因为梁启超的出现,这一婚礼简直成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一次。

梁任公缓缓走上主席台,开口便语出惊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这番劈头盖脸的训斥使这对新人顿时双颊通红。

徐志摩和他的"康桥情结" 梁启超说:“徐志摩一手奠定了中国新诗坛的基矗” 胡适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在那里,他“惊见真善美浩瀚的光华”,“顿觉性灵开放”,他视康桥如“知己”,称她为“精神依恋之乡”。他的文艺情趣和政治理想都是在那里形成的。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徐志摩曾说他有过“单纯的信仰”,说“苦难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这“将来”也就是他心目中伟大的“婴儿”,即英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他的“康桥理想”。

徐志摩人是中国著名新月派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诗社成员,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是我整理的诗人徐志摩个人履历,欢迎参考阅读!

求学历程

1908年在家塾读书,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从而打下了古文根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经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和杭州第四中学前身),与郁达夫、厉麟似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人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1916年秋,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

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校期间,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社会,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1918年,徐志摩离开北大,同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学习银行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而后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以后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

1919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1920年徐志摩已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

1921年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开始创作新诗。

1921年-1922年,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赣第德》。同时,他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最为经典。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新月历程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镌》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镌》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同年与陆小曼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创办《新月》杂志。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处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别康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方玮德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出了四期。

飞机遇难

1931年11月19日早8:00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现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境内),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关于他遇难的原因,除直接原因林徽因外,还与陆小曼迟迟不肯答应北上,以及大雾影响、主机师王贯一前晚准备女儿婚事忙到很晚,飞行时精神太差有关。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逝世后,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在《新月》出版期间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

有关徐志摩论文的参考文献

徐志摩的情感之路

个人简介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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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婚姻感情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后于1922年3月在柏林离婚。与林徽因的感情没有结果,而后遇到了陆小曼。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1926年在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了一场人们议论了很久的婚事。与陆小曼结婚,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为证婚人。与张幼仪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励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端庄善良,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婚后生了两个儿子,能相夫教子。与林徽因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与陆小曼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片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浑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她每天过午才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一个小时,然后吃饭。下午作画、写信、会客。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陆小曼在欢场里的无度的花销。相关评价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连着的。 作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诗人,徐志摩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陆小曼的婚姻又参杂了太多的物质功利,他与林徽因的那淡淡情愫才最令人唏嘘。作品成就诗歌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共四集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共四集小说集:仅《轮盘》戏剧:仅《卞昆冈》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等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求学历程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从而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1]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关于徐志摩的论文题目

1、徐志摩爱情诗解读2、论徐志摩的爱情及爱情诗3、直白的爱情--论徐志摩的爱情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才子,被茅盾称作“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徐志摩,年仅三十五岁就遭遇空难去世。其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1931),却一直是现代文坛一个众说纷纭的热点,作为其代表作的爱情诗也备受争议,褒贬不一。徐志摩的爱情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从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来说都有独特的魅力。 一、徐志摩的爱情诗是其爱情生活的真实体现,是人之天性自然真率的流露从思想内涵上说,自《诗经》开始,一方面单纯的为情而情,另一方面将爱情作为标榜之物。到了徐志摩,爱情诗被赋予其应有的内涵,达到灵与肉的完满结合。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爱情诗歌的特点是对真挚情感的自然抒发。徐志摩的爱情生活跌荡起伏、荡气回肠。诗人用诗歌的形式真实记录了自己的爱情生活,并进行了思考。 诗人的爱情生活开始于张幼仪。1915年10月29号,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这桩婚姻是在其父徐申如的威逼和祖母的亲情攻势之下如期而成的。徐志摩对这段婚姻由反抗到妥协有两个原因。一是徐志摩是重情之人,经不起柔情软语和眼泪的冲刷;二是徐志摩还未接受西方文明的撞击,其性格之中的叛逆性还未充分展露,他的理想还未真正形成。因而还不能像后来与陆小曼恋情之中的惊天动地的反抗。同时也正是这场婚姻使徐志摩深刻领教了中国传统婚姻模式的腐朽和“吃人”的本质,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反抗,使他更向往爱的自由,书写恋爱婚姻的自由。这也成了徐志摩爱情诗歌中的一大主题,如《笑解烦恼结》、《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等诗作。 1920年3月,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相识相恋。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诗人说“夜莺,从低音唱到高音,从黄昏唱到黑夜。它一声连一声地呼唤着爱情”。诗人对爱情充满了期待。这一时期的爱情诗歌主要是描写爱情的美好,如《康桥再会吧》就是这一类作品。 1922年,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爱人林徽因与严师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订婚。徐志摩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自此以后,直到1924年与陆小曼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爱情,徐志摩才又一次尝到了爱的甜蜜,但是婚后的生活使诗人的爱情理想又一次的破灭了,诗人陷入了迷茫。这一期间的爱情诗歌涉及了爱情的方方面面:失恋的痛苦《落叶小唱》、爱的倾慕《我也有一个恋爱》、爱的执著《雪花的快乐》、相爱之人的分离《翡冷翠的一夜》、爱的迷惑《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因此,可以说徐志摩的爱情诗是诗人爱情生活的真实表现,也是人之天性自然真率的流露。 三、徐志摩的爱情诗所体现出来的爱情观的独特性 1、爱情与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相联系: 徐志摩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使徐志摩内在贮积的叛逆的力量迅速成长,从而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这种追求也反映在诗人对爱情的追求,从而表现在诗歌中。诗人认为自由是可贵的,内心的意志抉择是不可屈服的。他在给张幼仪的信中写到“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自由不仅是抒写的主潮,也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中看出来。 同自由相联系的是个性解放。徐志摩一如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作家一样高扬个性自由,抒写自我。他的个性解放注重自我的精神和内心世界,自己的人生感悟。爱情诗歌亦如此。诗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希望女性成为“有血有气有肌肉有生命性的!还有完全要紧——一个人!”他希望女性拥有精神的自由和爱的自由、爱的权力。 2、爱是灵性的交流和理想信仰的映照: 徐志摩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是因为诗人将爱作为合理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爱情要求是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他一厢情愿全身心投入爱情,试图改造爱情对象,期待以自己的纯真与美好去净化理想对象,他期待的是“两个灵魂在上帝眼前资源结合”,希望在对象中找到“自我”。他不单纯为情而情,爱情是他单纯信仰的组成部分,是人性美的体现。可以这样说理想化的爱情注定了诗人的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诗人误以为与陆小曼的婚姻实现了诗人爱的理想。徐志摩向往天国的神圣,而陆小曼终日忙于世俗的享受。诗人想改变陆小曼的生活习惯,提高她为人的格调,发挥她的才能。谁知自己的生活反被牵制,婚后生活成了精神负担。理想主义的悲剧就在与设想一个虚无的或者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来欺自己,承受幻变的痛苦。其实,诗人爱的不是某一个女子,而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正如梁实秋所言“一生追逐着理想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自己心中的理想。” 3、对爱的执著与天真: 执著与天真也是徐志摩爱情观的重要内容。诗人很清楚的知道爱的可遇不可求,但他不能不去追求“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的执著是唐吉诃德式的,有着孩子气的天真,有着拜伦式的热情和爆炸性的性格。他会像孩子一样在大自然的怀里撒娇,胡闹,像孩子一样大胆的宣泄自己的快乐与不满。 如《“起造一座墙”》就是诗人当时追求坚贞爱情的自白,也是自由人生的颂歌!毫无疑问,诗中的“你”正是诗人当时爱得如醉如痴的陆小曼。“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起始这两句诗便点出了诗人之爱,诗人之爱热烈而圣洁。对天起誓,这让我们看到了热恋中的男女那一番纯情与挚着,投入与天真。诗人之爱,不仅与平常人之爱一样热烈、坚贞,而且多了一份美丽和想象力。爱情被认为是天赋人权之一种,具有神圣性和正义性。正因为有这种崭新的理性认识,诗人对属于自己权利的自由爱情的追求才更加热烈、勇敢,义无反顾;感性中渗透着理性,理性更激励着感性。爱情是生命之花,美丽神奇,象月似水,如清风似美酒,柔媚无比,芬芳醉人。诗人当然渴望这样的爱情:“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哪!诗人用了两个限定词,“最柔软的”和“永远”,写尽了他对自己爱情的忠贞与渴望。爱情,对诗人来说,不是人生的奢侈品,而是生命的必需品。于是诗人这样要求自己的爱人,“爱有纯钢似的强”,所谓强,就是对自己的爱人要坚定,只有坚定了才可以抵御各种社会的压力。爱情的力量来源于爱情的忠贞;只要忠贞,那种爱情才可以经风经雨,经久弥坚。诗人追求爱情,不单单是为了享受爱情之幸福、美满,也是确证自己的人生权利和自由选择。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说:“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既体现了诗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诗人对自由人生的信仰。 四、徐志摩的爱情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徐志摩把美好纯洁的爱情作为生活和生命的现实内容和理想追求,坦诚直率书写爱的赤诚和坚贞。这种对爱的自由、爱的权力的珍惜和抗争,甚至甘以生命殉爱,是诗人处身黑暗污浊环境洁身自好挣扎向善的一个证明,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向来极力回避爱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大胆叛逆,具有人性的光芒。《新月诗魂——名人笔下的徐志摩》(东方出版中心)一书中有一篇胡适之先生的《追悼志摩》,这样写道:“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对于爱情,徐志摩说过:“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足见其态度是坚决的。爱情,是最具个人化的感情,是人的一生中最耐咀嚼品味的情感之一。描写爱情,既可以直抒胸臆,抒发炽烈的感情,也可以表现得蕴藉含蓄,艺术手法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唯其表现得真诚深切,方能打动他人之心;唯其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视镜和表现角度,方能显出诗的新意和诗人的创造。爱情是生命之花,神奇美丽象月似水,《起造一座墙》就是诗人当时追求坚贞爱情的自白,也是自由人生的颂歌。“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柔情哪!可是诗人之爱也是艰难的,持久的拥有着她不容易,诗人写道:“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在这流动生里起造一座墙。”这是一首从西方引进的十四行诗形式,每句字数相近,而且相关的两句诗押相近的韵:字/誓、情/心、强/墙、宙/由,这样使全诗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错落而有规律的节奏,增强了乐感;从而有助于轻灵而热烈的爱情主题的表现。 在徐志摩的大多诗作中,爱与死经常联系在一块。从情感的角度看,死是爱的最高形式,从哲学的角度看,死是生存的唯一实在:“我不说死吗?更不畏惧/再没有忧虑,再不吝惜/这躯体如同一个俘虏”《爱的灵感——幸运之一》这首诗是徐志摩最长的一首诗,也是其最好的情诗之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徐志摩自己一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另外一种表现。浪漫的人生激情既以退去不占主导地位,现实的泥土还没深陷进去,有的只是从从容容,毫不畏惧地对待生与死的情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大胆抛弃了古典诗歌言辞过分典雅、韵式过于精致的清规戒律,将生动活泼的口语方言引入新诗,灵活多变,并大胆尝试将中西诗体诗风融汇合一,从而建构起颇具创意的独特诗艺,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我来到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就是一首有特色而又写得真切的爱情诗篇。它的特色不仅在其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上,还在其新颖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技巧。在这首诗里,诗人选取了一个客体——“莲蓬”,作为诗人这个主体倾诉心曲的“楔子”,因莲蓬而生情,借莲蓬而把思绪渐渐铺展开花来,把情感层层深入下去,这是此诗的一个特色。诗的第一节写诗人在扬子江边买了一把莲蓬,“手剥一层层莲衣,/看江鸽在眼前飞,/忍含着一眼悲泪——/”虽然悲叹有情人不能在一起,但感情节制。诗的第二节写诗人品尝莲瓤,它的清甜象曾经的温存,似乎又听到了情人那甜蜜而又坚贞的盟言。“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诗的第二节写诗人品尝莲心,莲心是苦的,他的心比莲心还苦,“我长夜里怔忡,/挣不开的恶梦,/谁知我的苦痛?”有情人寿保险难成眷属,但诗人又说,“但我不能责你负,我不忍猜你变,”诗人心中有的只是一片柔情,一种对爱情不渝的忠贞,“除非是天翻——但谁能想象那一天?”诗人相信,只要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只要是心心相印的爱情,又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相爱的人在一起呢?诗人的思绪似断实联又是起伏变化,外在的“剥莲壳——尝莲瓤——尝莲心“的动作与内在的诗人流动的思绪,和谐地统一在诗的结构中。 在语言上,诗人常常用用一种平白的、近乎喃喃自语的口语来写。口语表达不仅亲切真实如在目前,它比书面语更适宜表现“独语”;当一个人独自抒遣情怀、倾诉情感时,用口语表达方式(说话间的重复、停顿、省略、感叹等等)更适宜表现内心情感的变化和自由变幻的心理活动。口语表达自然、生动、贴切、灵活多变,是徐志摩爱情诗的艺术美的一个重要体现。

辛弃疾爱情词的论文的文献综述

辛弃疾词中大量用典是为了:1.好任意驱遣古人,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辛弃疾往往喜欢借用古代人物的形象来自况。他要古人出来代他说话,他让历史来为他作证,他对这些古人或爱或憎,或鄙视或仰慕,他把这样强烈的情感倾注于早已僵死的古人身上,重新赋予他们以生命,从而使他们个个具有了鲜活的启发、教育、鞭策和感染的力量。2.好连用数典,曲折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辛词数典连用,实在显出辛弃疾的功力不凡,无论怎样毫不相干的典故,一经他连缀成串,便具有了新的活力,不复是一个个孤立的典故,而成了一条龙,鳞爪飞扬,活泼跃踊动,令人叹为观止。3.好反用典故,更上层楼。套用典、反用典,则是更上层楼,令人耳目一新。总之,他把用典的艺术手法引进词的创作之中,从经史百家、汉唐故事、诗书楚辞之中广泛采撷典故,完全打破了诗、词分野的藩篱,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力。

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决定于辛弃疾战斗的经历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词里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战斗的雄 姿,以及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他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而不喜欢那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长松,堂堂直节的劲竹,而不喜欢那瑟缩在寒风里的秋瓜与冻芋。生动而夸张的描绘与想象,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特征。比之苏轼,辛词是更生动,更突兀,有时笔酣墨饱,气势飞舞,那是苏词里所没有的意境。而由于他一直处在南北分 裂时期,又经常受到妥协投 降 派的排挤和打击,辛词里也不可能有苏轼那种空旷、洒脱的表现。 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的手法上。由于辛弃疾是从北方“归 正”来的军人(注:南宋王朝歧视那些从北方归来的人物,称他们为“归正人”。),他的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既和偷安江南的小朝 廷不相容,他政 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身世又警 戒他不能肆 意逞辞;这就使他有时不能不采取幽隐曲折的比兴手法,表现他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这部分词有时托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在芬芳悱恻之中,露磊落不平之气。它象伏流千里遇隙激射的清泉,又象密云不雨时闪现的电光,透露了这倾斜欲倒的百年大厦将要在暴风雨里崩坍的消息。下面这首他从湖北转官湖南时写的〈摸鱼儿〉词,是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上述两方面的艺术成就,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政治理想与丑恶现实的尖锐矛盾,同时形成了辛词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一、简述:

辛弃疾词作中大量用典是其作品一大特色。用典可以增加作品的含蓄性,拓展作品的表现力,增加作品的深度,使作品更加凝练丰厚。但是有时候辛词也不免用典过多、不够自然之弊。

二、拓展:

1、用典的原因:

大量用典是辛词的一大特色,他钟爱用典有很多历史原因。作为“归正人”他始终得不到南宋朝廷的完全信任和重用,一代将才无用武之地,牢骚必然是有的,但是直接抒发似乎太不明智。用典就为他提供了书愤的策略,所以辛词用典是为了使自己的苦闷显得含蓄一些。

2、取得的成就:

前人用典多化用诗句,譬如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通篇化用前人多篇诗句。而辛弃疾不仅武略突出,文才也堪称盖世,写词时经史诗赋信手拈来,让人拍案叫绝。譬如《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难怪刘辰翁评价他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

3、存在的不足:

不过,稼轩词有时也有用典过多,晦涩难解或不够自然之憾。但稼轩的尝试,开辟了词的新境界,成就是主要的。

用典的关键是有没有斧痕匠气,词人基于大量文史阅读积累,信手拈来的典故,和后世有人为了“句句用典”拼出来的东西在气质和语感上都不一样。辛弃疾用典全是因事取意,自立一方天地。以前人的论断说是“驱使庄骚经史”、“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一经运用,便得风流”。这种特色一方面是因为辛词发前人所未发,自然要用前人所未用,不如此就不能表达胸中气象,这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不是有意要为生僻语;另一方面,稼轩本人才大气雄,词势有若三峡水泻、词境犹如山阴道中,有如此广阔的气象,自然要开辟新的材料源。所以辛词下笔驱使庄骚经史为之奔走,也是因为其个人腹中山川广大,自有磊落英雄气,必然要形之于外造成熔铸百家、笔力峭健的面貌。所以辛词用典是表象而非实质,它的实质应当是是以气驭词,自然造成的不同气象,辛弃疾被称作“词中之龙”,说的就是辛词的格局了。后来学辛者多学其表而没有辛弃疾的英雄气,写出来的东西既没有传统词作“本色”又没有辛词的气度,只能说是邯郸学步、贻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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