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而来。若有用，望采纳，谢谢。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小说中，作者着重描写刻画了他这个形象。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典型人物。觉新虽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又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位置，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于是，作者付与他委曲求全的怯懦顺从性格。他在高家的事务上兢兢业业，办得仅仅有条，但在自己的婚姻、愿望上，总给读者一种无奈的感觉。他喜欢远房表妹梅，但又无法违抗老太爷的旨意，来放弃自己的妻子瑞珏，他只有把痛苦留给自己；他既同情支持弟弟们的反封建斗争，但又无法放手掉高家的事业，他只能选择“作揖主义”哲学。全篇小说他给我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简直是一个悲剧形象。在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塑造觉新这个悲剧人物，不但是为了唤起读者对这一时期这类人不幸的同情，而且主要是对这种人的严厉批判。由此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如何了。但我要补充的是高觉新在这个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和转型时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高觉民与高觉慧，他们很幸运，没有他们大哥那样活得那么累，还能在高等学府成就大业。那么作者为何要把他们放在人物塑造的首要地位呢？因为，在当时，他们又是典型的一类人，但他们两兄弟又有着不同。首先来看觉民，虽然他在外和弟弟觉慧大搞一些反封建的活动，来开导当时内地有着迂腐思想的人们，但在自己家里却又无法抗拒来自高老太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他对远房亲戚张太太女儿琴的爱情上表现出一种想爱又不敢爱的情绪，只是再默默地煎熬罢了，最后作为家中反封建的一员，却还是没走出这个家，还是深陷在这个泥潭中；觉慧，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可以说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他是觉新的另一个极端。在小说中，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但他唯一的意愿就是能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满是封建礼教的世界。家中，老太爷是至高无上的，惟有他会在老太爷面前因感到不满而冲撞他，也正是这次他被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坚定了他走出这个家的信念。他爱丫鬟鸣凤，他恨老太爷，与觉民相比他敢爱敢恨，毫不掩饰。最后，他勇敢地走出了高家。 作者塑造这两兄弟，可以看出也花了很多心思。我以为，觉慧的气质、愿望、行为等，几乎都是作者年轻时的真实写照，从觉慧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我猜测，作者是因为自己在反封建运动当中不希望看到一代青年沉沦下去，便在对封建礼教的憎恨中塑造了这几个人物，表现出作者对年青一代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下面让我来说说小说中的几位女性。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觉得珏是一位幸福又可悲的人,她和梅都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形象,虽然最后她和梅的结局都一样(都死了),但我觉得她比较幸福,至少她在死之前还一直被爱着.而梅,我觉得她是曾经拥有,但没有天长地久.说实话,个人认为,作者是用这两个人让作品更有魅力,他主要是要启发人们反抗旧社会,封建思想.而这两个人,让不少青年更深刻认识到封建思想的害处.
分析：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小说中，作者着重描写刻画了他这个形象。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典型人物。觉新虽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又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位置，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于是，作者付与他委曲求全的怯懦顺从性格。他在高家的事务上兢兢业业，办得仅仅有条，但在自己的婚姻、愿望上，总给读者一种无奈的感觉。他喜欢远房表妹梅，但又无法违抗老太爷的旨意，来放弃自己的妻子瑞珏，他只有把痛苦留给自己；他既同情支持弟弟们的反封建斗争，但又无法放手掉高家的事业，他只能选择“作揖主义”哲学。全篇小说他给我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简直是一个悲剧形象。在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塑造觉新这个悲剧人物，不但是为了唤起读者对这一时期这类人不幸的同情，而且主要是对这种人的严厉批判。由此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如何了。但我要补充的是高觉新在这个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和转型时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高觉民与高觉慧，他们很幸运，没有他们大哥那样活得那么累，还能在高等学府成就大业。那么作者为何要把他们放在人物塑造的首要地位呢？因为，在当时，他们又是典型的一类人，但他们两兄弟又有着不同。首先来看觉民，虽然他在外和弟弟觉慧大搞一些反封建的活动，来开导当时内地有着迂腐思想的人们，但在自己家里却又无法抗拒来自高老太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他对远房亲戚张太太女儿琴的爱情上表现出一种想爱又不敢爱的情绪，只是再默默地煎熬罢了，最后作为家中反封建的一员，却还是没走出这个家，还是深陷在这个泥潭中；觉慧，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可以说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他是觉新的另一个极端。在小说中，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但他唯一的意愿就是能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满是封建礼教的世界。家中，老太爷是至高无上的，惟有他会在老太爷面前因感到不满而冲撞他，也正是这次他被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坚定了他走出这个家的信念。他爱丫鬟鸣凤，他恨老太爷，与觉民相比他敢爱敢恨，毫不掩饰。最后，他勇敢地走出了高家。 作者塑造这两兄弟，可以看出也花了很多心思。我以为，觉慧的气质、愿望、行为等，几乎都是作者年轻时的真实写照，从觉慧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我猜测，作者是因为自己在反封建运动当中不希望看到一代青年沉沦下去，便在对封建礼教的憎恨中塑造了这几个人物，表现出作者对年青一代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下面让我来说说小说中的几位女性。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这三位女性在作者笔下竟是如此悲惨，都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实属无奈，但我以为，作者这样塑造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不反抗的结果是悲惨的。这一类人在当时妇女中是占绝大多数的，具有历史意义。而小说中另一位重要女性——琴，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解放、敢于向封建礼教反抗的形象。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妇女对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作者这一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家》这部小说正因为有如此精彩的人物塑造和感人的故事情节，使我感受颇深。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希望有帮助：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穿上了新娘礼服的简·爱和她的新郎并肩站定在教堂的圣坛前。这里是一对心心相印、陶醉在爱河里的新人。故事到此本该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小说总是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收场了。谁知就在这可祝福的时刻，一个“第三者”突然闯到他们中间来了——那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个痛苦的秘密被揭开了，正要在神圣的婚礼中娶简·爱为妻的新郎原来是一个有妇之夫！这晴天霹雳对于可怜的简，打击太沉重了。不过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这个神秘的在关键时刻露脸的疯女人却大大激发了她(他)们研究《简·爱》的热情。她们提出了过去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还没注意过的问题：疯女人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篇经典著作。打开终年被紧闭着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凡事有主见的简·爱，这一论点确实很新鲜；但是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恐怕不大容易为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吧。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而更有启发性的是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她指出，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这个母兽般的疯女人，提出了她们的问题：“疯女人来自哪里？——她来自简·爱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伯莎怎么会变成疯女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作出回答时，发挥想象，填补了作品中并没交代的她生命史中的空白点，雄辩地试图还给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女性的控诉者的形象。当不能开口的疯女人伸出控诉的手，有力地指向了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时，当我们把疯女人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认同于女主人公简·爱时，真是非同小可，强烈的女性意识仿佛把整个作品都照亮了，一个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论中——惨遭覆没了。我国向来有这么个说法：“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也许相对于这种“难得胡涂”的处世艺术，在阅读艺术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读法”吧。当我们并不满足于女作家通过罗切斯特之口对于疯女人所作的一些枝节交代，通过目光如炬的细读法(不是通过过于主观的“寓意读法”)追问隐藏在事实后面的真相时，我们在历来有关《简·爱》的文论长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和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罗切斯特始终是她的最可爱的人)，和一般读者从女作家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罗切斯特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不免会带来几分失望：“多遗憾啊，原来我们的简只是爱上了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男人！”这时候我们又不免从欣赏的情趣出发，感到依附于文本、不多加深思的“模糊读法”有时也有它可取的一面。女权主义批评家以女性的敏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于是破门而入，让透明的光线直射进疯女人的黑房。不过我揣想，她们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的顶楼的暗门，而并不是打开了顶楼上唯一的一扇门。也许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门，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呢。这是说，环绕着这个疯女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她的观测点，提出不同方面的问题来。这样，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贮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涵义构成的：既有属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如果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疯女人所做出的种种姿态，这里肯定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最使人感兴趣：“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构成的后面，原是有着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意图在引导，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疯女人作为一个窗口，或者一条打开的门缝，借此窥探女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创作心态。不是从疯女人看简·爱，也不是从疯女人看罗切斯特，而是从疯女人看女作家。这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并非无关宏旨，像过分强调接受美学的评论家、或者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读者同情简·爱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辛酸，钦佩她跟生活的搏斗的勇气，为她在凄凉的生涯中终于获得爱情的祝福而高兴，希望她从此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女作家却另有安排。就在幸福来临之际，简·爱又一次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还得再一次接受人生的考验。难道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弄关子，把好事多磨当作吸引读者的写作法门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作者是有深意的。结婚向来被看作女人的天然归宿，对于她，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奥斯丁把这作为妇女的悲惨处境写进在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一八一三)中，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就在于坚持婚姻必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一个女人只能委身于得到她的敬重和爱慕的男子。奥斯丁为她的女读者所描述的理想的婚姻模式似乎是：温柔的爱情+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没有爱情的求婚当然不能考虑，但光是献上一份没有财富作坚实后盾的爱情，对于奥斯丁恐也是难以赞许的吧。当伊丽莎白参观达西的深院大宅，看到那风光如画的园林，那华丽而雅致的室内陈设，处处合她的心意，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的姑娘，这时却暗中想道：“做一个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这就透露了鱼和熊掌二者兼要的心理状态。小家碧玉的伊丽莎白拿不出多少陪嫁(她妹妹的陪嫁就仰赖达西的暗中资助)，自然，比起寄人篱下的穷苦的家庭女教师，不失为小乡绅家的小姐身分。但是不管怎样，简·爱嫁给庄园主罗切斯特固然是青云直上的高攀，伊丽莎白做了财主达西的夫人，同样蒙上一层灰姑娘的奇遇的色彩。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这一对的结合是作为美满的姻缘来歌颂的，那么简·爱嫁给罗切斯特同样值得庆贺，因为同样符合于奥斯丁的那个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黄金模式。然而夏·勃朗特并不是简·奥斯丁(她对于后者的作品曾表示很大的不满)，她笔下的简·爱比起伊丽莎白来，具有更鲜明的女性意识，由于身处逆境而闪射出更感人的人格光彩。女作家不愿意她所喜爱的女主人公成为另一个妻以夫贵的灰姑娘。灰姑娘，这美丽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原型。理查生的《帕米拉》(一七四○)常被看作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那么出现在英国小说界的第一个成熟的女主人公就是“灰姑娘”了。一个年青的女仆面对着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几次三番顶住了他的硬逼软哄，使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受了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这小说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美德有报”。帕米拉大可不必因为她的高攀扰乱了上层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感到内疚；她从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仆一变而为让人伺候的少奶奶，这是老天有眼，为了嘉奖她守身如玉、冷若冰霜的贞洁啊。奥斯丁看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她的婚姻观倾向于门当户对，在《爱玛》中她仿佛给普天下钟情的少男少女这么一个劝告：在你的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吧。不过她太喜欢她笔下的伊丽沙白了，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理智和情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女性的聪明伶俐透露在她的一言一行里，她还很有幽默感呢，因此理该给她找一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好夫家。女作家的细致的描述让读者心悦诚服地看到：伊丽莎白的高攀乃是另一种“美德有报”——她的美德就是才女加淑女的种种女性的美质。好姑娘应该得到好归宿(美德有报)，同样可以让简·爱心安理得地做她的阔太太。偏是夏·勃朗特与众不同，在她看来，王子和灰姑娘一见钟情固然富于诗意，但这是产生在珠光宝气的宫廷舞会上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的爱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对于金钱权势的倾心。如果简·爱果真成了一个灰姑娘，她将怎样自明心迹：她追求的纯粹是灵魂呼应着灵魂的爱情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的格局必须冲破。跟民间传说中作为教母的仙女相对应，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隐藏着一个有夫之妇的疯女人。在舞会之夜仙女翩然降临，成全了灰姑娘的好姻缘；而疯女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亮相，乃是为了不容许简·爱成为幸运的灰姑娘。本来，即使出现了“第三者”，这一对爱得那么深的恋人还是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着那婚变掀起的精神危机。简·爱心里很明白，只消她悄悄地走近他，说一声“我将一辈子爱你，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死！”就凭豁出这一句话，可以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她自己也将获得天堂一般的幸福。然而任凭对方怎样苦苦哀求也留不住她。她还是快刀斩乱麻，狠起心肠，告别了她那么留恋的桑菲尔德庄园，告别了她的爱情、希望、幸福，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黎明来临之前，走向茫茫的黑暗的荒野……可怜的简虽然出走了，却怎么也窒灭不了燃烧在胸中的爱情的火焰；最后她产生了幻觉，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情人在一声声呼唤她，她迫不及待地又赶回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切斯特成了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残废人，宅院被烧毁了，家产没落了，而简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然而在少女的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罗切斯特仍然是她最亲爱的人，她情愿伺候他一辈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尾就是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顶楼上隐藏着一个疯女人？把这个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的疯女人引进象《简·爱》这样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小说中来，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出没在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被一种神秘的气氛包围着，造成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调味品。疯女人的不受理智控制的举动加速了情节的开展。她在半夜放的第一把火，使主人罗切斯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他的家庭女教师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福星；突然降临的危险给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机会，在万分紧急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果断、镇静、勇敢的一面。这样，疯女人就成为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不过使《简·爱》远远地超出于那些情节小说的是，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一夜之间烧为灰烬。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她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现在再没什么可以压制简的苦恋了，她已不用担心会成为一个让人羡慕或者让人妒忌的灰姑娘了。于是她的耳边忽然传来了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声：爱情的呼唤声。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是动人的。当简·爱重又投入情人的怀抱，接受他的爱抚时，再没有“第三者”潜伏在他们中间了。更好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她情人背后那个庞大的庄园主的阴影威胁了。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人们宣告：虽然我身材矮小，我的家庭地位却站得跟我那魁梧的亲爱的丈夫一样地高。一个家庭女教师得到一个庄园主的爱情是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但是只有不把自己的人格价值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所能给予的爱情才是最纯洁、最深沉、最美丽的。这样，疯女人可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纵火的疯女人把简·爱从桑菲尔德庄园的废墟焦土上高高地托举起来，使这个恋爱中的平民妇女所涌起的女性的自豪感，是当时英国妇女文学中最受宠爱的女主人公也难以和她相比。当然，有失才有得，有得也必有失，这是事物的常理。简·爱失去了庄园女主人的身分，却赢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女作家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先进的恋爱观，于是把幽灵似的疯女人从顶楼上释放出来，由她去闹个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作品的思想境界确然提高了，遗憾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却不免为之而付出了代价。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简的自我放逐，她的内心挣扎，柔肠寸断，书中写来淋漓尽致，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你可以说，女主人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这只是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的最重要的美德，这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她没有勇气从那个母兽般的疯女人的掌握里把自己心爱的人夺过来，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在简的眼里，疯女人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和法律的威严，虽然她疯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女作家在这里又显现了她的局限性的一面。
刘兰芝 刘兰芝（东汉末年），安徽庐江郡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官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和北朝的木兰诗合成为乐府双壁。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刘兰芝是汉代末年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十七岁的那年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焦仲卿为妻。焦家人口简单，丈夫之外只有守寡多年的老母和一位小姑子，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刘兰芝嫁到焦家以后，起早睡晚，辛勤操持家务：提水、烧饭、洗衣、织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把一个四口之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焦仲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工作余暇便暗在妻子身边，喁喁低语，情话绵绵，偶尔也弹筝奏乐，轻声合唱一曲，伉俪情深，其乐融融，邻里之间对这对郎才女貌的小夫妻，莫不十分羡慕，然而焦母心中却非常不是滋味。焦母始则蛮不讲理地加重媳妇的工作量，继而百般挑剔媳妇的不是，终于完全丧失理性，认为媳妇简直就是破坏焦家和谐气氛的狐狸精，强迫儿子非把刘兰芝休回娘家不可。焦母当时要休去刘兰芝的理由就是认为媳妇没有礼节，凡事爱自做主张，使我老人家心里不快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会是天大的笑话，然而这在古代却是重要的理由，古代有所谓“七出”之余，符合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休妻。《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失去了心理平衡，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认为媳妇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为何得不到母亲的爱护呢？他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母亲面前发誓：“倘若遣去媳妇，此生誓不再娶！”但是焦母却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在最后关头焦仲卿还是败下阵来，屈从了母亲的意思。 当天夜里，夫妻两人泪眼到天明，焦仲卿一再解释他的尴尬处境，并保证假以时日，情况必然会获得改善，劝慰其妻务必要暂时忍耐，过些日子再来相迎；然而刘兰芝不敢作此奢望，完全是一别成永诀的态势，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犹自叮咛丈夫把留下来的绣襦、罗裙、斗帐、香囊、镜匣、丝绳等女用物品，得便全部赠送别人好了，不必留置，以免睹物伤情，徒增苦恼。 泪还没有干，天就快亮了，含着悲愤的心情刘兰芝起床收拾打扮，她在穿衣着袜的时候，每一件小事都重复四五遍，每一遍都牵动着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她款款地走出房门，向焦母辞行。她是严肃的，穿着典雅的服装，这是一种对焦母的抗议。然而这一圣洁的表情轮到向小姑子辞行的时候，化作珠泪涟涟。她的满腹辛酸在同是女性，又与自己同龄的小姑子面前再也忍不住了。她必须离开而又不忍离开这个家啊！ 该走了。一辆马车载着刘兰芝离开焦家，焦仲卿骑着一匹白马随车相送，行行重行行，车轮的每一转动，似乎在辗碎两颗已经支离破碎的心，忍不住难舍难分的痛楚，焦仲卿下马钻进车里，两人再度相拥而泣，指天发誓，决不相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意即海枯石烂，两情相悦，永不变心。到家了，该分手了，“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刘兰芝回到家中，善良的母亲望着回家的，“进退无颜仪”的女儿，大为悲摧。然而刘兰芝还有一位性情暴躁的兄长，对她这位兄长，刘兰芝是早有心理准备，在回家的路上她就知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遂以煎我怀。” 果然，刘兰芝回家后，首先是县令遣媒为他刚满十八岁的第三个儿子求亲，做母亲的理解女儿的心情，在女儿的求恳下代为谢绝了。不久，太守造县丞为他的五少爷求婚。当母亲再次准备为女儿谢绝时，她的兄长出面干涉了，在旧社会长兄代父啊，而家庭又是认男子为主的，于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纳采行聘，选定了良辰吉日，准备迎亲过门。刘兰芝默不作声，只有用手巾掩口啼泣，眼泪哗哗地直流，所谓“腌腌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快马加鞭赶到了刘家，已经是薄暮时分，那声声马嘶，也就是他心中的悲呜。眼见门前已经搭好了“青庐”，那是以大幅布幔搭成的帐幕，是新娘出阁前的一晚用来过夜的。见到刘兰芝，焦仲卿气急败坏地说：“我如磐石，千年不转移，而你蒲苇的韧性呢？何以在一天一夜之间一切就变了样子呢？我们的海誓山盟呢！我只有祝贺你攀上高枝，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刘兰芝肝肠寸断，呜咽讲道：“人生不如意，一言难尽，你又何必那样讲呢！我和你同样是受逼迫，只有一死来表明我的志向了。”刘兰芝哭着跑回青庐，焦仲卿也拨转马头，万念俱灰地踏上归途，世上万般辛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 那天已是冷冬的时节，寒风摧凌着树木，树叶飘零。渐渐地庵庵黄昏，寂寂人定，斜月清冷，严霜满地，偶尔地自空中传来一、两声孤鸟的悲鸣。刘兰芝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青庐，趁人不备，跃身投入村外的池塘之中，用她的生命来诠释情爱的坚贞。 那边焦仲卿回到家里以后，登堂拜母，说了一些“不能承欢膝下，万望善自珍重”的诀别话。他那糊涂而专横的母亲还在安慰他：“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无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廓，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不管母亲如何劝勉，此时焦促卿已经决心赴死，那里听得进去。当天夜里徘徊庭院之中，三更过后，乌鸦成群飞过，焦中卿心知有异，以为爱妻已经殉情，正在黄泉路上等他结伴同行呢！于是解下腰带，绑在庭树枝上自缢而死。 刘兰芝放着“金车玉作轮，青骢马，金镂鞍”的富贵之家不去，甘愿为情而死，令人赞叹。
张慧婷林黛玉人物形象浅析【摘要】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者对她的评价可以说是有褒有贬，各执一词，本文从林黛玉的内在气质秉性和高尚的精神品格等方面来探究分析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挖掘造成她悲剧的原因，以期更深层的了解林黛玉这个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象。【关键词】气质个性；精神品格；叛逆性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史湘云、林黛玉可以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三位女主角，但作者曹雪芹似乎对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情有独钟，“潇湘妃子”无疑是曹雪芹对她的一种近乎神仙般的仰慕，而潇湘馆的竹子更是作者对林黛玉人格的一种赞扬，作者虽倾情如此，最后却给了她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使得更多读者对黛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众多读者为黛玉而狂，甚至为她而死。由此可见，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有着巨大的魅力。那么，她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儿，而她因何能在大观园的女性中脱颖而出，又是因何而感动读者，成为古典文学长廊中青春永驻的人物形象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对林黛玉进行全面研究，以求得更为准确的结论。一、林黛玉独特的气质个性（一）绝美容颜林黛玉容颜娇美，且天生一股神韵。“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我们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是她刚刚来到贾府。作者通过凤姐的赞扬和宝玉眼中所见，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深深打动着他的心。因此，林黛玉绝美的容颜也引起了后人的无限遐思。（二）聪慧心智林黛玉秀外慧中，兰心慧质，是不可多得的聪慧女子，《红楼梦》中描写她说“心较比干多一窍”，将她与拥有“七窍玲珑心”的比干相比，以此来突出她的冰雪聪明。她的蒙师贾雨村说，他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因其母名贾敏，“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她到贾府时，尚在孩提，却牢记母亲生前的嘱咐：“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她总是眼看心想，暗暗审视；然其言行举止，却又那样彬彬有礼，适份合度。由于黛玉心智聪慧，又加之她寄人篱下的生活处境，就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周瑞家的送宫花，最后送到她那里，她便疑心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她；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己，竞气得昏厥过去。别人开一句玩笑，她认为是对自己的轻侮。她确是个“小性儿”，甚至有些“病态”。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她的身世处境，想到她极强的自尊心，就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三）率真胸怀薛宝钗有些世故，城府甚深，能多方面地取悦于人，而林黛玉对人坦率纯真，见之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她对待紫鹃，亲如姐妹，情同骨肉，诚挚的友情感人至深。香菱学诗，宝钗讥她“得陇望蜀”，极为厌烦；香菱向黛玉请教，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给香菱讲解诗的做法和要求，还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阅读篇目，批改她的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她待人很宽厚，与人不存芥蒂。史湘云因把她比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忿，可一会儿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回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出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薛宝钗对她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向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自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竞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待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从中可见，黛玉非常单纯可爱，而其中也流露出对朋友的坦诚，即使对自己的情敌也一样。林黛玉不只为人坦率，而且也很谦和。她从来不会对人恶言相向，即使对“下人”也从来没有耍过威风。她与紫娟情同姐妹的感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紫娟虽然是丫环，但是黛玉却从来不摆小姐架子，两人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关爱，谈心聊天。另外，每次赛诗，她总是推崇别人写的好，不计较高低。如与湘云凹晶馆联句，每当湘云说出佳句，她总是“起身叫妙”，甚至说：“我竟要搁笔了！”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林黛玉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儿”等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林黛玉实则冰心玉壶，晶莹剔透，纯如赤子。（四）诗人气质林黛玉的美，还表现在她浓郁的诗人气质方面。例如《葬花吟》、《桃花诗》等等。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等人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比如，她代题“杏帘在望”为宝玉解围的细节，很易使人联想到李清照与赵明诚比作《醉花阴》的轶事；“堪怜咏絮才”、“冷月葬诗魂”，则是将林黛玉比作晋代的谢道韫和明代的叶琼章。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即曹雪芹赋予她的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而这种个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她诗人的气质和诗作表现出来的。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出于诸群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推崇，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要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例如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熬煎。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她的诗作《葬花吟》则是林黛玉进入贾府以后的生活感受，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和悲剧命运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墨，如泣如诉，抒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现了她的高洁的情志和坚贞不阿的精神。至于“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并通过鹦鹉也会吟哦的描写，可知作者是大有深意的：花的命运也即黛玉的命运。这是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心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凸现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葬花吟》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正在这里。诗表现了她独立不阿的人格，诗表现了她美丽圣洁的灵魂，诗使她具有一种迷人的艺术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诗，也就没有了林黛玉。二、林黛玉高尚的精神品格（一）执著的爱情林黛玉的悲剧是爱情悲剧，爱情悲剧则源于她对爱情的执著，这种精神层次的、高品质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基础之上的，表现得非常纯真、深挚、坚贞。林黛玉本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然而，他们的爱情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因此，爱情势必伴随着痛苦，又兼之她诗人多愁善感个性，就注定了黛玉悲剧的命运。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泻。总而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撼人心灵，而这也正是她精神之美的闪光点。这种美超越时代，超越生死，是她人生中的辉煌所在，也是她在读者心中引起震撼的原因所在。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发出了微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的遗恨！她与贾宝玉生死与共的爱情，他们所实践过的爱情原则，将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将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以生活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二）叛逆的精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林黛玉不仅才情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脚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的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在酒筵上，她熟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一些片段，甚至还将其引为酒令，如此置家长们的教导于不顾，这不能不说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不仅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而且还和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__________臣逆子贾宝玉互为知音，结为同心。她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体现了思想上的叛逆性和进步性。爱情，在当时她所处的时代，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在择偶时考虑的是家私、门第及父母的意愿，正如小说中王熙凤所说：“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儿，还亏欠你么？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玷污你？”虽是玩笑话，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尤其是贾家这样大家庭的婚姻标准，黛玉既无家产，又无父母兄弟，孤身一人，寄人篱下，又有一身的病，种种条件权衡起来，她都不是宝钗的对手，她的爱情悲剧已经由此定局了。封建社会，如果男女之间私下产生爱意，便被视为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容，然而黛玉却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她也正是因为这种叛逆精神而成为时代的悲剧，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林黛玉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也是其叛逆性的表现之一。在小说第三十二回中，湘云劝说宝玉多会会达官贵人，不要成天混在女孩子队里，宝玉当即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接下来又称赞黛玉说：“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可见，黛玉从不说这些“混账话”，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反对“仕途经济”，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否定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一点恰恰与宝玉不谋而合。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对封建礼教和法制的全部背叛。我们从与生俱来的独特个性气质及高尚的精神品格两方面简单分析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纵观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大家族里生活的她，个性张扬，率真坦荡，执著追求高品质爱情，有异于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是大观园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前卫的、进步的民主思想，而这种进步在当时社会却被认为是叛逆的，是被礼教所不容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叛逆及对心灵相通的爱情的执著追求才引起封建家长们的不满，作为一个异类，她的失败及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个悲剧形象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和叛逆性格，不屈服于强权的顽强精神，会随着这个典型艺术形象而始终存在着，并且对《红楼梦》的读者产生一种激励、启迪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分析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曹雪芹.红楼梦[M].作家出版社,2006.[2]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G].中华书局,2005.[3]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出版社，2004.[4]江西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诗词译释[M].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5]曾扬华.红楼梦引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6]张庆善.红楼梦中人[M].中华书局,2008.[7]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M].作家出版社,2006.78__
弱不禁风，敏感，浅殇式微笑2010回答
聊斋中的女子大多是有情有义，或是痴情的女子。为一个情字，不惜所有，像辛十四娘。试想，一个在封建社会的女子能做到这些，怎不叫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汗颜呢。聊斋的女子，虽是鬼魅妖物却有一颗人的心。正应了老舍先生的评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那些被压迫的女子，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地位的女子，都是聊斋女子的原型。蒲松龄将这些女子“妖”话，也是为那些女子感叹。借妖来表现女子的情义与心境。而这些在那个封建的时代是为常人所看不到的，也是被人所忽视的。当然，蒲松龄也并不完全是替当时的女性喊冤，因为，在聊斋里，那些高人一等的女子，不是出身青楼就是狐妖，在这一层面上，他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同时也反映在那个时代里的女子备受压迫的现实
我可以写的，没事。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霍小玉传女主人公的悲剧色彩是该小说的核心特色之一，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内涵。本次论文答辩选题的创新点在于，对于霍小玉传中女主人公悲剧色彩的分析和探讨，揭示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女性话语权争夺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可以从小说结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角度进行剖析和比较，探究该小说的文学特色和艺术价值。不足之处可能在于数据和案例的支撑不足，需要注重实证和论证，确保论点和观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此文本不能少于50字，并且不能超过120字的限制。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这是我们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对宋江的第二个角度的理解： 第二，宋江到底是仗义的英雄？还是国家的忠臣？我们可以从他上梁山之前和上梁山之后的几件事来分析一下。上梁山之前，他为了自己的心腹兄弟，私放晁盖。并且为了怕事情暴露，杀死阎婆惜。从这些事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仗义的英雄。那么上梁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义军的首领，他领导梁山兄弟的几次战役，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和组织才能。而在受招安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忠臣。他把梁山的堂名由原来的“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忠臣才有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我们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选题依据：《霍小玉传》是著名作家阿城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叙述女主人公霍小玉的生平经历，揭示出社会的种种不公和压迫，强烈地表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因此，选题为《霍小玉传女主人公的悲剧色彩分析》，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创新性：1. 分析女主人公霍小玉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深刻地挖掘出其悲剧色彩的根源。2. 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准确地把握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道德困境。3. 运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探讨《霍小玉传》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不足：1. 研究角度可能过于狭窄，忽略了其他角色的重要性，没有充分挖掘作品的多元性。2. 文献调查比较单一，需要更多的阅读材料来支持分析和论证。3. 对于部分细节和情节的解读和分析可能存在主观性，需要更多的客观证据来支持。建议：1. 扩大研究视野，关注其他角色的重要性，充分挖掘作品的多元性。2. 增加文献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收集更多的阅读材料来支持分析和论证。3. 采用更为客观严谨的方法，提高对细节和情节的解读和分析的客观性。综上，本论文选题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研究角度独特，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有了理想执着努力，但却认不清现实 近乎执迷且鲁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