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中的德福矛盾，大学生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所谓道德，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的条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这种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能的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引导和规范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 “幸福”则是内心的一种感受，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追求和实现了某种理想而引起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那么，道德是否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看法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观通过对人们现实道德生活的剖析认为，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是一致的。(佛教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恶有报的信念维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而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正说明：道德上的无愧才有正当的幸福，只有正当的幸福才可能有心安理得的享受。亚里斯多德也说过："幸福是合于品德的现实活动。"，幸福的含义应是多样的、广泛的，它不只是内在的快乐、外在的功利，当然最好也不只是精神的福祉。伦理学只关注获得幸福的合理和必然的条件，而无法提供获得幸福的种种手段。即追求品德不以是否幸福为转移。从这些意义上看，德就是福，当然也就意味着德与福是一致的。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德福矛盾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1、制度不完善。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是很完善，同时在制度和法律法规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商场上投机取巧者发财，官场上营私舞弊者升官， 盗版取代正版，贪官排挤清官……没有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有效的约束机制，无德却有“福”，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另外，我们目前的道德建设主要是借助于对道德行为的褒与对不道德行为的贬来进行, 褒与贬是一种精神形式的奖与罚, 而精神形式的奖罚在社会舆论缺乏一致性的情况下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道德行为不仅不会带来物质利益, 相反会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最可宝贵的生命; 而不道德行为不仅不会丧失物质利益, 相反可以保住既得的物质利益, 甚至可以得到新的物质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精神形式的奖罚就很难起大的作用。所以，仅仅靠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舆论褒贬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道德观念在人好利的本性面前是势单力薄的。这时候，还需要外在的力量来制约只求“福”不讲德的行为。2、公民意识有待提高。见难不帮见危不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涉及到自身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关系到自己，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不少人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利益受到侵害后，并没有以道德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利益，而是往往“忍了”，这种缺乏对自身权利的捍卫意识和行为无形中纵容了恶德者得了“福”，这又如何能够使德福一致呢？那么怎样才可以解决德福矛盾的现象，真正实现德福一致呢？1、健全制度，保障机制。加大法制建设的力度，使人们知法守法，建立法治社会。如对于那些诉诸暴力、以及贪污受贿等不道德的手段以谋取自身幸福的人，应当严惩不贷毫不手软，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善行者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和舆论的支持，鼓励人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只有在社会制度能够使讲道德的人得到利益, 使不道德行为丧失利益并受到惩罚的情况下, 道德才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行为习惯。2、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要不断地对公民进行长期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使人们成为促进社会公正的坚强力量。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又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 ？诚信是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基础，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因此我认为，大学生要肩负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自觉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把诚信作为高尚的认识追求，优良的行为品质，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其次，大学生要努力锤炼个人人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通过虚心学习，善于思考，辨别善恶，学善戒恶，以涵养良好的德性。通过反省检验以发现和找出自觉思想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念头，并加以即使抑制和克服。最后，要自觉向道德模范学习。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一个德福兼备的合格大学生。
你以为不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 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 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 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 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 情尽时，自有另一番新境界， 所有的悲哀也不过是历史。
在现实世界，德福有矛盾，有道德的人往往不幸福，而幸福的人却没道德。德福之矛盾人在现实中是无法克服的,人没有能力确保做到有德者必有福(现实是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只有上帝(即无限的善--至善--的能力)才能克服矛盾. 按照康德,有德者是最配享有幸福的.如果有德者实际上无福,他也自有一种人生价值,可称为"自足",这是人能够做到的.
1.关键词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2.选择关键词的方法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论文正文要点⑴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看来这个不能用啊，我就说嘛。怎么会和考试要求一样的呢，搞到最后是校友啊
记忆中的”吵架“ 我有写过哦，优秀作文，放一百个心
你太懒了吧。。。。是要写作文吗？？自己写吧。。。。
那一次我错了。这个怎么样
主线---社会治安混乱+工作超负荷+亲爱的祖国，只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同胞们受到滴合法权力的侵害（也就是劳务法在广东就是一张废纸）----最后，要是真想拿个3A级别的论文，还是写点，现实滴吧！！富士康滴事，也该引起那些，整天在KTV 夜总会、整天为了让自已的银行卡上加上一个O的所谓的，国家官员们的重视了。最后说一句，是哪个生儿子没屁眼的导师让学生拿同胞的生死做文章呢？
题 目 : [矛盾论] 读矛盾论 目 录 : 1.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实践。2.辩证法的宇宙观古已有之。如赫拉克立特的"一切皆流，一切皆变"，老子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都是讲的事物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矛盾而互相转化。3.事物的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4.同时，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也是唯物论的一个表现。5.矛盾双方又同一又斗争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 原 文 :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写的。该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全面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且在许多方面发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的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的复杂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实践。他永恒的生命力所在，是它系统的论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正确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写作矛盾论时，是为了使党和人民从思想上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实践中认识到辩证法在认识世界中的巨大威力。其中，重点论述了以下几方面：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其核心思想为：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矛盾双方又同意又斗争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关键词 : 矛盾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请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2]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3]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14]，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15]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6]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井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他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17]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18]），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19]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20]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联合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种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己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
希望你能从这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富士康：不问苍生问鬼神文章来源：在频繁的内部员工自杀之后，企业未能深刻检讨自身的问题，而是信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荒唐逻辑和极权管理哲学，这一与企业公民行为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仅荒唐可笑，更是一种对社会企业家理想的粗暴践踏和公然挑衅。5月6日和5月11日，富士康一名卢姓员工和祝姓女工相继跳楼自杀，再次将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推上了舆论的最高点。23年前，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从一个普通采购员起家，将之建造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代工企业，承接的订单全部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这样的一线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利润却是来自于对处于全球产业供应链条中最底层的人力成本的控制。据媒体报道，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始，富士康非正常死亡的员工达到了13例，仅2010年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位员工选择了以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告别这个曾经让他们满怀希望的地方。5月6日，一名卢姓男员工跳楼自杀后，被富士康邀请去“会诊”员工自杀问题的某国内心理学家称，对富士康这样一家在深圳有近42万员工的超级企业来说，富士康十万分之二的自杀率，远低于国内十万分之十二的平均自杀率，并不足为怪。如果这样的说法难免有勉强和冷血之嫌，那么富士康对于员工自杀问题的应对方式绝对称得上是令人震惊了。5月6日的员工自杀被媒体曝光后，为遮人耳目，富士康一反以前大事化小、全部将员工自杀归咎为“个人问题”的做法，索性反弹琵琶，一位发言人公开称，员工自杀是“社会问题”，试图大而化之。高层在几番论证后，在企业最高领导人郭台铭的授意下，进而立马邀请五台山的三名高僧5月11日深夜赶赴深圳，以“做法事”的方式“超度亡灵”云云。岂料旧魂未安，新冤又现。11日晚，一名祝姓女工从出租屋顶的纵身一跃，再次撕开了血淋真相。佛法的本义是自度，自度之上，才能度人，即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非掩人耳目，甚至一边为恶，一边贴金。如果说将一名员工的自杀简单归责于一家企业，并未见得公平，但在如此频繁的内部员工自杀之后，企业未能深刻检讨自身的问题，而是一门心思寻思如何转嫁责任于外，甚至想象以求助于怪力乱神的方式解决自身的内部危机，这不仅与德鲁克当年梦寐以求的“工人们需要与同事建立良好而紧密的群体联系，与主管建立良好的关系，进一步的，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人，获得认同、社会威望和满足感、建立社会地位和职能”的新社会企业梦想远隔霄壤，作为社会肌体的最重要组织器官，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者，依旧信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荒唐逻辑和极权管理哲学，不能不让人感慨，这种光怪离奇的行为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与企业公民行为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仅荒唐可笑，更是一种对社会企业家理想的粗暴践踏和公然挑衅。“空心人”： 碎片化和边缘化的“原子状态”上世纪初，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曾经梦想，对于工业时代的最大愿景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流水线工人自我管理多方面事务，并且因此获取大大超出薪酬的回报的“工厂社会”。按照他的美好勾画，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工作应当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如机会、社交、认同以及个人满足，而非仅仅反映成本、效率一类的商业价值。”斯人已逝。目睹资本的贪婪嗜血本质，德鲁克曾经在晚年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工厂社会”梦想，毕竟大多数像富士康这样的跨国公司，都会满足于维持最基本的员工福利底线（或者是一个动态的、不设固定底线的底线），而不愿再做任何更多的改进。晚年的德鲁克甚至发现，在美国或其它地方寻找一个有劳动保障的工厂社会的范本已经越来越困难，他把目光开始转向了非盈利组织，试图从它们中见寻找到一个“像社会一样能够给人目标和方向”的范本。也许德鲁克放弃“工厂社会”梦想的做法是对的，如果假以天年，他活在21世纪的今天，目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做法，又不知会作何想？2006年英国《星期日邮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国内外媒体相继报道富士康的员工生存状态之后，“富士康到底是不是一家血汗工厂”就成为了一个媒体及网络上的热烈辩论话题。按照富士康发布的2009年财报，当年富士康员工总数为118702名，2008年同期为108237名；2009年产生的员工成本总额达4.85亿美元，2008年同期为6.72亿美元。考虑到富士康庞大复杂的科层级别设置和数额悬殊的薪酬体系（如台干和大陆本土员工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富士康不得不一直在压缩其人力成本支出（2008年年人均成本为6200美元；2009年为4100美元），这一标准对中国南方内地城市生存的农民工来说，已经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更何况富士康还是国际知名企业，工作正规，提供食宿, 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已经是少有的万人争抢、梦寐以求的“金牌企业”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的门口，每天都集结了大量的求职者，他们的脸上有着或满意或失意的各种表情。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迫于国际外在压力的调整，近年来像富士康这样依赖吃内地人口红利建立竞争优势的企业也越来越感受到了经营压力，以2009年为例，受金融危机的订单影响，富士康的利润大幅减少了67%，营收了减少了22%，在压力传导下，许多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压低人力成本。事实上，农民工没有保障的边缘化社会地位更加剧了他们劳动力价值被廉价剥夺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而另一当面，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对于富士康这样原本依赖廉价人力成本优势的代工企业来说，国际订单减少和其国际客户越来越严苛的成本战略，就成了一颗悬在头顶的定时炸弹，成本倒逼的危机传导随时可能爆发。事实上，近年来，富士康的人力成本持续下降，而“低底薪+加班费”的薪酬政策设计，使得流水线上的底层一线员工完全成为了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下的机器工人，除了超时加班外，有时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如果说流水线上的机器异化和维持温饱的收入，只是一种“当代农民包身工”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一直奉行郭台铭式的“韧性精神”与效率文化的富士康管理方式，虽然执行起来简单有效，但就连其当事的管理者看来，也已经日显出一种不合事宜的迂腐和落后气来。富士康今年接二连三的员工自杀案曝出之后，公司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坦承，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的只能一个个都处在冷漠和隔膜的离散的“原子”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会。代工企业金字塔式复杂庞大的科层设置，缺乏一个真正的为老公利益代言的工会组织，以及只有执行、不用思考的机械工作方式，使这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个零散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体，只能像碎片一样生存，除了挣得微薄的薪水，寻找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变得如登天之难，而生存压力无法舒解和意义缺乏的焦虑累积，将这些曾经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只能推向绝望之路。在工友之间，这些年轻的打工者甚至只能粗俗地以“屌毛”这样称呼对方和自己，没有人关心他们工作之余的状态，他们只能成为汉迪所说的“空心人”，生存意义亦如“一片鸿毛”一样无足轻重。新一代农民工：“无望的一代”回望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对于人口红利的依赖，而富士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得益者。中国南方城市大量廉价和过剩的农民工劳动力，为跨国公司的工厂转移提供了低廉的生产成本，而代工企业是最典型的依赖成本优势模式的类型公司。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进这样诚实地解释过公司的发家秘密：富士康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成本模式连同国家命运一起，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德鲁克一直提醒人们注意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带来的重要影响。随着80后群体的主流化和90后年轻人进入社会，中国经济长久依赖的人口红利模式将走到尽头。人口老龄化、社会严重分层对更年轻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挤压，甚至考虑物价上涨,新一代的打工者同样的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薪酬,可能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新因素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些尽管被富士康企业管理者所忽视或者意识到，但许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拿出相应解决办法来。以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为例，正如一些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上一辈的勤奋坚韧和忍辱负重，但却有着更大更多的欲望和追求，至少在一个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裹挟的时代里，他们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一代”，而日益边缘的社会地位更加大了他们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成为了“无望的一代”。这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只是“生产成本”，或者“待开发的人力资源”，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社会开放和企业成长的真正受益者和价值分享者，那么从一开始，他们都是失败者。这时，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所崇尚的任何“军事化”的严苛竣法，在管理者看来是简单有效的刚性法则，可对这些年轻的打工群体来说，有时一种体罚，一声责骂，或者一种对于人格的羞辱，都可能成为他们从高楼纵身一跃的冲动来源。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背后，总是充满了无数底层承受者的巨大成本和牺牲。一如当年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代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的自觉牺牲成就了国企改革的成本，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依旧离不开这数千万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往往来自一个偏僻的乡村，怀抱青春理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5月6日这位名叫卢新的自杀者曾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 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平心而论，“富士康现象”背后的自杀员工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就像媒体在描写每天富士康龙岗基地门口人头攒动的一幅景象：“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可是，当人的价值让位于一只时尚的iPhone，当我们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只是剩下了冷血的“效率文化”，当每一个年轻员工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都可能被轻轻地拭去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开始病了，商品、汗水、青春和生命,哪一个不可以成为资本压榨机器中的养料？
矛盾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聃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正如老子所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统一又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位天文学家在黑夜的旷野上观察星空，边走边看，不料一脚踩空，掉进一口枯井里。于是大声呼救，一个农民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问他：“你是怎么掉下去的?”他说：“我因只顾看天，没有注意脚下。”农夫说：“唉！地都没看清，怎么看起天来了！”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例子，然而他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理：事物存在和发展是矛盾，倘若果真像材料中农夫所说的那样。看天之前必须先看地，试问如此广阔的土地何时才能看得完？那么何时才能去看天呢？而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不看天却做着地质勘探工作，瞧瞧这里有没有个坑。看看那里有没有个洞。这岂不是本末倒置，而舍本求末吗？都说存亡由天定，其实不然，历代历朝不是在矛盾中兴盛、衰亡。再拿隋朝来说吧！在世人眼中隋朝无疑是个腐朽的政权，然而隋文帝在位期间却也出现了“开皇之治” 的盛世。而且隋炀帝为下江南而修的北达涿郡，南至余杭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可见京杭运河为沟通南北贡献颇大。因此唐人们“尽道隋亡为次河，至今千里赖通波”也不无道理。繁华的背后是无尽的灾难“飞蝗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因此，在农民讨伐隋炀帝的文告上就有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看来，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出“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无独有偶，唐朝侍人五籍的《入若耶溪》中的“蝉躁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成为千古绝唱，就绝在五式看到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从动衬静，达到最纯朴的和谐。而王安石在《钟山绝句》中写到“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在王安石眼中，绝对的静才是真正的宁静，而世上并无绝对的静，所以说亡王安石建立了一个脱离实际的理论。这里不妨化用清代的文字狱中的诗词“介甫不识理，何必乱改诗。”那么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个世界是矛盾的世界。我们要懂得应用辩论的思想，科学地认识事物，正确的解决问题，处理好事物之间矛盾的关系。
要学会处理矛盾生活中处处充满矛盾，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处理。贝壳学会处理了接受痛苦还是安逸地生活的矛盾，才得以酿成圆润珍珠；宝剑学会处理了经历磨炼还是平静做平庸的铁的矛盾。才得以寒光四射；毛毛虫学会处理了接受茧缚还是安于现状的矛盾，才得以变成美丽的蝴蝶。面对生活的种种矛盾，需要我们学会用乐观、自信、坚强去处理，这样，我们才能活出七彩人生。人生如路，行走其中难免遇到与自己内心相悖的事，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用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处理。苏轼的人生是波澜壮阔的。因乌台诗案，他遭到一贬再贬，从黄州到密州到杭州，再到惠州，最后竟到了荒凉的海南。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是接受还是每天悲叹“人生如梦，命途多舛”？最后，苏轼选择了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豁达心态去处理。于是，他战胜了心中怨天尤人的矛盾，终于在杭州出现了苏堤，在惠州有苏公祠。学会用乐观豁达处理生活中的矛盾，我们才能活得开心！人生如河，流淌中遇到阻碍，矛盾就会出现；是前行还是停滞不前？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用自信去处理矛盾。贝多芬双耳失聪，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就像河水流淌中遇到了前面的大山巨石的阻碍，但是贝多芬却学会了用自信去处理，他没有选择停住脚步去享受余生，去捕捉人生最后的欢乐，而是用自信去塑造自己。他自信，他相信自己一定行，于是他用双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终于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学会用自信去处理矛盾。我们的伟大梦想自由才能飞翔。人生如山，我们攀登时，可能会被山边的花草迷惑而希望停留欣赏，但又想登上山顶去享受那“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这时，我们要学会用坚强去学会处理矛盾。伟大史学家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曾被这打击迷惑得以几乎停下来而不前进，但他学会了用坚强去处理，他选择了“登上山顶”而不是停滞不前。于是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后人所景仰。这就告诉我们，学会用坚强去处理矛盾，我们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看来这个不能用啊，我就说嘛。怎么会和考试要求一样的呢，搞到最后是校友啊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无语了，我也安师院的，我们老师也是白树震，都是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门有车回家有网，一切都变得十分方便。那么在这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大家生活质量相较之前也大大提高，那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时代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从党十九大报告中可知，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就是说处于怎样的一种发展阶段就会面临怎样的矛盾，而要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发展质量衙效益，从而满足市民们对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十分迅速，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了优质的生活，比如国民收入、社会生产力等都有显著提高，摆脱了曾经贫穷落后的尴尬局面。只是现如今，在这个新时代里也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需要全民共同努力，一起出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门有车回家有网,一切都变得十分方便
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