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和年轻人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百度一下就有了

纪年被遗忘的学人——读书——凤凰网看大师：影响后人的文化脊梁大师，不仅是自己专长上给世人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他们屹立在那里，激励后人。巴金，陈寅恪，却在自己的年岁的终点处，仍有着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大师的魅力在于不断反省：巴金——中国二十世纪的良心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遂而成为青年的偶像。“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大师的魅力在于学无止境：钱钟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昆仑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他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他曾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大师的魅力在于无媚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大师的魅力在于一针见血：熊十力：“中国文化亡了！”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品学术：懂书斋里的人间情怀也许，有类人躲在书斋为人所不知；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更不清楚，他们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着石头上山，而每次又从山顶滑下来。可当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人们又会想起什么呢？学术生活中的良苦寄托——费孝通：学术虔诚者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因此，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他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学术生活里的皇皇巨著，书斋里的低调人生——罗念生：为学术献身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专注地坐在那里。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领域里的先驱者。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慕人格：看大师那块硬骨头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顾准：黑夜里的持灯人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总述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我们是否需要大师》（《中华读书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大师”与“大猪”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判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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