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学术小论文

红楼之真——偶然中的必然labournk我的讨论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红楼梦》是一部很真实的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红楼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我的个人体验，不论是阅读时感同身受，还是与朋友交流时大放厥词，“很真实”这一个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矛盾的用法却非常贴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观印象。本来“小说”这个概念就声明着内容的虚构，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首先不妨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真”？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则“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只猫”具有“猫”这一抽象概念的一般属性）。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可以理解成红楼的“文本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similar face，因为照搬现象只会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种宏观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内在交通，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神似”。对“相似”这个概念的追问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于红楼梦来说，有一些传统的评论词语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描述并拓展“相似”的内涵。比如“故事情节生动细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细节描写贴近生活”，这种教科书式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经典话语熏陶之后，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实”在故事、人物、细节三方面的表现等同于真实本身。问题在于：这是合理的么？也就是说，故事、人物和细节对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实感”的原因所在么？比如：红楼里的桌子从外形颜色到雕镂装饰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样；林妹妹的性格像极了董小宛；宝玉为人行事宛然纳兰容若（姑妄言之）……因为这些人事物对应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于是我们在审美过程中放心的欣喜于“似曾相识”，也因而获得了“真实”的阅读感受，是这样子的么？这个疑问我想不待反驳就会有读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大多数红迷都是在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接触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与董小宛有无共通对于初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实生活的段落，我们也绝不会有脂砚斋“作者犹记当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语见甲戌本第八回之侧批）这样历经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动与震撼--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红楼带给读者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性”的强大体验。由此可见，“事物之真”带来真实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追寻。——笔者按：以事物之真为红楼之真，看似无稽，却影响着很多人的阅读心理。尝有人云“红楼不过一俗艳女子”，即指其专注雕饰而忽略精神内核，没有内在的感发力量。这种观点可谓舍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却鲜有人能给出有力的反驳。由此亦可见红楼研究中普遍缺乏严肃的哲学思考和认真的文艺批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人文科学界的整体现状。如果抛开所有预设的观念直接回想初读红楼的感受，那么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形容的比较恰当，就是：“她（他）做了该做的事。”展开来讲可以说成：人物行为遵循一贯以之的性格脉络；事件发生符合利益与情理的自然规律。这句话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答我的疑问的最关键的突破点。从句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逻辑结构中，“她”和“事”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全部信息都隐藏在那一个“该”字之下。也就是说，孤立的“人”和”事”并不能抽象出红楼之真，把二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个“应当”（should）作为人与事的“关系”，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担当者。网友逍遥的游客把这种关系归纳为“最合适的事件里出现最合适的人”，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所谓的“应当”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才是“最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但需要将思维深入文字结构中，更应该经由文字而追问先生的创作理念，戚蓼生为石头记作序，称之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这样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底蕴，是很难想象的。首先我们看到，汉语“应当”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期待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时空中占有着人物事件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故事的未来做一个合乎逻辑与情理的预判，这就好像看连载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联系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时候评论甚至可以影响作者的创作，其中的心理过程倒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主题），通常我们把这种可期待性作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判据。这种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预料之中的事件会发生，还包括已发生的事件在与历史事件的对照中有明显的相关规律，使得期待成为可能。这有点像统计上对数值的真伪取舍：真值作为理想模型不具实际意义，通过实测值规定分布的最可几区间，然后依靠此区间范围去伪存真。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表现在内容的方方面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即诗词之于人物如量体裁衣分毫不乱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潇湘知灵秀，枕霞惟妙趣，蘅芜论浑厚--人物的言行印证、构成并延伸了其已经且正在形成的个性，宛如一幅拼图，每加上一块新的“事件”，都必须遵循原先的框架；而与此同时画面不断的得以补充完整，人与事的轮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构连纵横也越来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后可以看清楚那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形象。在这“期待”与“被期待”共同出场的过程中，预设的人物性格、利益关系和情感网罗是引导晶体生长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发生者会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不但要关注由“事件之流”所规定的必然性，还必须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完整的“命运无常”。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处可见到波澜上下乃至旦夕祸福，这也就决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头记四十四回回目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上下各四字的对仗正是这种偶然性事件的最佳注解。严格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发状况”都可以在文中寻到前因后果，所谓“草蛇灰线”是也。比如贾琏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读者早已亲见；平儿理妆，更是宝玉“情不情”“专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这样的天降奇事，云雾散去竟落在“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前缘之上。可以说，“变生不测”与“喜出望外”所包含着的因果缘法，属于更深层的可期待的必然结局，是对“命运”这个主题的推波助澜。而我们在玩味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随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笔挥：一时云生从龙，将满 结 嵘遮住不见，忽然间峰峦叠出，飞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读者定下神来，他却又抚茶弄酒吟诗作画，岔到了别处；于是你歇下心来只管玩味闺中情趣，不料诗文曲赋，一语成谶，又让人悚然心惊。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线炸成焦雷--这般“精致的淘气”哪个读者能不愕然？细细想来，如此技法也正是红楼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这里不赖于现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关系的勾勒，甚至无需理会偶然必然性的荒谬与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观结构”这个气象万千的殿堂之上。这种结构可以归纳为“因果必然的统治性分布与偶然突变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这也是真实感的落脚之处），那就是：在有序的时空环境中感受到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稳定”“未知”是如何在这种技法中被表达的，读者在穿越红楼梦这“几世几劫”的历程时，也像是在体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观的祸福因缘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洞察到这宇宙里无处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这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假设）；局部的偶然变故则千回百转，不但与“不稳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着存在本身潜在的危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站在当下而面对着未来的无穷混沌的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们说人生自有前缘注定，那么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命运似已将那“注定”的真实送入我怀中，为什么倏忽间又化作梦幻泡影，逝去无踪？红楼一梦，无始无终，与这诸般摇曳多姿的心灵感受一同化作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的镌刻在“我”与“石头”所共同拥有共同存在的时空片断里。在某种意义上，石头记本身的真与美也是这心灵中的问号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现。问号不但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疑惑与思索，更意味着面向自然的无边界的豁达和开放。这与传统的“句号结论”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别于文史经典的疑问格式。因为红楼梦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气”的末尾提出疑问，而是根本不用句号与括号来对人生体验妄下结论：问号无处不在，它自己就是一个宏大的疑问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性特征是红楼梦“真”与“美”的根本来源。对这个问题求诸于价值理念，我们就应该抛开文字幻象的纠缠而直问心灵最深处的体验。在红楼的疑问之场中，那一种来自命运的磅礴之下，个人生命的局促与痛苦，毫无疑问是最让人心神摇荡的悲剧源泉。力量上一边倒的态势规定了时空变化的绝对规则，同时也暗示“个性”在“绽开着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谬——而大观园儿女偏偏是臻于极至的“有性格”：宝黛钗湘凤自不必说，迎春对矛盾的完全规避、惜春一切虚无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纯与痴、尤三姐的刚和烈，哪个不是水击滟滪一般与命运作硬碰硬的冲撞？我在前文对“真”的可期待性的论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体验，特指生活的均质单调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头记的崔嵬，便是要在规范中特意失范，在连贯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张显偶然！这种人在命运中的“对抗性破碎”爆发出的内在张力，鲜明的向时间宣读了个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联系到雪芹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张力代表了作者对历史惯性的反思、对制度牢笼的挣扎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核心是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我们也许可以不用这么西化的语言来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场，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红楼所传递的这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着的继承与重建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石头记最大的“看点”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沦”时的万千姿态：我们对“红楼之真”的全部体验，也不过是在观看这出皮影戏时的对号入座、手舞足蹈。我们的讨论从“红楼之真”开始，从“应当”这一意蕴深沉的词汇指向了红楼文本与我的个人体验接榫之处，即“命中注定“与“命运无常”的有机混合。然而正如红楼本身的开放模式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最终落在一个无所定指的问号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庚辰双行夹批云：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面对石头记，这部我们注定要用毕生来阅读的伟大诗篇，也许“囫囵不解”最能得鱼忘筌。树立在灵魂视野中的巨大问号，在建立的同时也在自我消解。尽管我们无法停止对世界的终极思考，生命之句号的逐渐迫近却森严而清晰的提醒着“我思”的终结。灵魂向红楼的投入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爱？……答案无关紧要，问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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