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物的论文2000字

评价拿破仑，我们需要新的眼光！ 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留给后世的诸多名言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大概算得上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自从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为了鼓励竞争，这句话更是为众人竞相引用。 这句话被父母用来指责子女：人家能考100分，你凭什么只考90分？言下之意，不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 这句话被妻子用来指责丈夫：钱赚得那么少，没出息！你看别家男人一个个都发了财，你为什么还这么穷？至于什么叫穷？没有定义。反正眼下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我就说你穷。言下之意，不想发财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记者把话筒凑到刚获了铜牌的运动员跟前，问道：你没有获金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言下之意，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 从小学起老师就给学生灌输竞争意识，教得年轻人个个都想当老板，不想屈居人下，尤其不愿意做基层工作。总之，社会到处都在鼓励人们往上爬。其依据正是这条"拿破仑定律"。 可是"拿破仑定律"竟然也有撞墙的时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甚至说，为拿诺贝尔奖金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如此看来，"不想拿大奖的科学家就不是好的科学家"，这个说法就不对了！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最近也说，他不想自己开公司。如此看来，“不想当老板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员工”，这个说法也不对了！其实，幸好拿破仑麾下的士兵真相信这句话的还不多，要是百分之三十的士兵都想爬上来当将军，他那支大军也会乱了套。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冲锋陷阵，是否任何追求安定的想法都属于没有出息的表现？特别是说，人生是不是应该为了赚钱而竭尽心力。赚钱固然是一种利益，但安定的生活也是一种利益。球迷看比赛，角逐双方的拼杀越激烈越好看。但是一旦自己置身于社会竞争，却不能不考虑避免过于残酷的淘汰。所以，成功的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准自己合适的社会定位。不能说赚钱多的就一定比赚钱少的更为成功，官做大的就一定比官做小的和不做官的更为成功，或者开私家车的就一定比乘公交车的更为成功。这不是说不要竞争意识，而是说要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竞争层次和竞争强度。拿破仑是一个惟有从无休止的征战中才能汲取快感的人，他压根儿是不求安定的。要是他当年不在莫斯科、莱比锡和滑铁卢遭遇惨败，他的兵马还会继续一路冲杀，直到在另一处战场上全军覆没。所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其实是属于这么一位对人生绝无安定欲望的人物的信条。我无意于彻底颠覆“拿破仑定律”，我只是以为，社会的需要是多元的，社会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能够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的士兵，也不见得就委屈了这一生。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中也有好士兵。

中国近代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论文，这个可是有 好的

我们都终将成为历史，却不一定会成为历史人物。历史人物首先要是个“人物”，是可能流传千古，其名其行被后人记住的人，即使不在正式的史书典藉之中，也会在士大夫的笔端，乡野的闲谈中世代相传。历史人物少有不少求身后虚名的，甚至于为此颠倒黑白，但后世如何评价总是不能掌握。我喜欢的历史人物不多，算起来真心实意地喜欢的只有两个。因为我的标准不但严格而且细致，少一点都会打了折扣，全部符合的人堪称完人，可是这完人在世人眼里却远称不上完美甚至远称不上伟人，由此可知我的标准多少有点不可理喻 写自己是自讨苦吃，写自己真心喜爱的人却是乐事，神驰千载，想象他们在遥远的年代中的做为，为世上曾有这样的人而心存感激，这是一种奇异的精神享受。喜欢历史人有三个好处，其一是已成定局，没有悬念没有改变，再不可能让你失望。现实中的人要耗费你的一生去看他的一生，不免累人；其二是轻松，再难过的事情写在史书里也只是薄薄两页，发生在现实中却惊天动地，不一定承担得起了。其三是不存拥有的奢望和痛苦，只是全心地欣赏，就象欣赏任何从古流传下来的无瑕珍品去欣赏这人世间曾经有过的精彩人生。所以这标准也只适合于古人，不能用来衡量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称不上完美，即使他是的，也须由后人来评价，因为是古人，你才可以极尽挑剔之能事，而对于现实的人，这样的标准无疑是太过苛刻近于疯狂了。 三国两晋之时是中国最风流瑰丽的年代，特立独行的人比比皆是，何以独喜口碑并不甚佳的周瑜？（其实这些不甚佳口碑全部都是由于罗贯中对孔明的偏爱而扭曲了周郎所有的优点与智慧的结果）要说的明白还得把我的标准一一列出来，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了周瑜才立了这些标准还是因为他丝丝入扣地符合了我的标准才喜欢他。这些标准中有俗而又俗的，也有无章可循的，想清楚列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是由人而言之吧。 周瑜的生平可由三国中诸葛亮那篇假惺惺的祭文得知，祭文哀情虽假，内容倒是真的：“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剧江南。吊君壮力，远镇巴丘；景升怀虑，讨逆无忧。吊君丰度，佳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吊君气概，谏阻纳质；始不垂翅，终能奋翼。吊君鄱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吊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强敌，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这样的人宁不让我为之泪涟而心折。 首先自然是“吊君丰度”，一个相貌猥锁之人再有惊世之才也不在我喜爱之列，比如庞统。周瑜在三国里出场尚且年青，已是“容颜秀丽、姿质风流”，世人多称周郎，小乔是当世美人，却与周郎堪称佳配，可见其相貌已非不俗可喻了。但两晋美男子会聚，从夏候玄、嵇康后可列出一长列名单，可知仅有好相貌也不能让人倾心，象武则天的男宠张宗昌、张易之之流，即使“六郎面如桃花”也不过让人作呕而已；慷慨悲歌之士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死后让三军怆然的有李广，让主为哀泣的有霍去病，让友为泪涟的更是不计其数，三者共有的虽然较少也绝非绝无仅有，对于其他人我也感佩但不会心仪更不会喜爱至此，所以人格的因素不是主要的，周瑜的确受部众爱戴，受孙权倚重，在他死后数十年孙权仍将公谨作为第一人推崇，他临终之前推荐鲁肃的拳拳之心读之让人心碎，然而我想周瑜此人即使刻毒阴险，也不会在我心中损其分毫；火烧赤壁的丰功伟业是必须的但不是全部，凡是青史有名者，谁无过人之处？凡是君王霸主之类的大功业让我望而生畏，那样的人只是让你崇拜评说而不是让人去喜欢的。大器晚成是让我叹气的一种，对于郦食其、范曾、商山四皓一类的老朽我缺乏兴趣，好在少年得志的古人更多。 只是有学问失之柔弱，即使是仗剑而行的李白也不过还是一介书生，我对诗人的喜爱只限于诗词本身，与其本人不甚相干，我很爱《红楼梦》，却并不喜欢曹雪芹，太悲剧和寒酸的角色让我难有热情。对于谋士一群我更是不知所谓地讨厌，象是巨堤下的虫蚁，除了阴谋没有阳性；战场上的武将我反而更为偏好，韩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气魄让我倾倒，李广“飞将军”的神采让我赞叹，一个男子的真性情只有在古战场上才能真正淋漓尽致地挥洒和释放，我迷信这种阳刚，然而粗鲁无华仍然是不够的，所以《水浒》中没有一个让我舒服的人，林冲稍稍好一点，但也称不上文武双才。 我喜爱的是“文武筹略”的人物，文得武得，并非是文会识字，武能耍剑就可以，两者并重且都有名证才可以，这样一要求，范围就小了，辛弃疾、岳飞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但一偏于文而一偏于武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的王阳明无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学问出奇的好，仗也打得出色，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可我半点不喜欢。他们都太正统了，想起来都有黑白电影的感觉，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绮丽温情的背景作为陪衬，长长的一篇功劳簿看了让人生厌。唐朝的李靖在文武全才之上又比他们多了一分长处，就是有巨眼识英雄的红拂女相伴，让人有美丽的遐想的余地，可是他建功立业的时间贯穿一生，又寿终正寝没有让人扼腕痛惜的情由，何况死去时已垂垂老矣，与俊朗的标准已相差甚远 因而只有周瑜，才是世间少有的奇男子，才是我心头至爱。他“青年有俊声”，少 年得志统领三军，南平长江，西治巴蜀；治军有度才服程普，力辩群臣宁战不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决胜千里的帅才；羽扇纶巾，轻袍缓带是儒士风范；狂吟舞剑，听弦歌而知雅意是名士风雅；时人无不知“曲有误，周郎顾”，一曲《长河吟》与《广陵散》一般成为世间绝响。这样的人生还嫌不够精彩，又与小乔配为佳偶，琴瑟相合羡煞世人。历史上多少夫妻是见于传说的，杨玉环与唐明皇相爱而不相配，朱淑珍珠玉之姿配了莽夫，周瑜与小乔却是珠连璧合的一双人，一个男子有再大的作为没有似水柔情也是枉然，时人皆将小乔之配周瑜传为佳话，可以想见他们的幸福，诸葛亮特地以“铜雀春深锁二乔”来激起周瑜的怒气也可想而知小乔之于他的珍贵。 他拥有举世皆知的美妻，他是国之栋梁，军之明帅，可惜正当英年却寿终于三十六岁，去翻《三国志》，查证他的死因，果不其然，诸葛亮三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孙权的三哭却是真的：闻道周瑜死讯，孙权放声大哭；见了周郎绝笔，再哭不止；接了灵柩又哭祭于前，三军举孝，举国哀悼。这样的人也许真的是天妒英才，他的绝笔中写出“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躯已殒，遗恨何极！”的叹息，我又何尝不为之叹不为之伤，正当击退强敌踌躇满志之时却一病而亡，高潮时骤然落幕，花盛时突遭霜毁，他死前该是何等无奈，何等悲凉，孙策死时国中因有周瑜而不至慌乱，而周瑜早亡却使孙权方寸大乱，直到看到他遗书中妥当安排才稍许安慰。 小乔呢？花容月貌适为谁妍，寂寞空房又何等凄凉？可她仍是值得羡慕的，她毕竟有回忆，有他抚过的瑶琴，舞过的长剑，翻过的书卷，有整个国家陪同她一起悲哀一并怀想这也许是幸事，至少我是因此而深陷于对他的喜爱，作为一世之人，他没有李靖活的完满，他抛下功名与娇妻走的不甘，然而作为万世流传的人物，他却比李靖更加完美，他因此而永远不会再平庸，永远不会再失败，不会象李靖一样老去，不会象孔明一样兵败歧山，他的早逝成就了一段无比辉煌的人生，令人神往也令人感伤。罗贯中对他的诋毁，把属于他的羽扇纶巾作为了诸葛亮的标志，甚至他是否量小是否死于诸葛亮的激将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这样精彩的人，是造物的宠爱将为人的最佳特质都给了他，又将惋惜与悲哀都留给了与他同时和他身后的世人。（事实上，周瑜是因病而死，并不是因气而死，有三国志及各类史料为鉴。） 我的标准就是完美，而我的完美却是不满之月，一现之花，唯有周瑜，只可惜一点，他与小乔的夫妻情深只能由别人的诗词中去体会，三国的史书中对此当然不会置一词，让人想象的空间虽然天马行空却了无线索。

答案如下 还望采纳绝对的经典回答！！【子夜人物时代与环境分析】吴荪甫是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中，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这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要联合工农对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农觉悟起来的时候，他们以要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反动。吴荪甫就是这种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运动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愿望的一面，具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 吴荪甫性格的二重性有他进步的一面也他反动的一面。 就其进步方面讲，首先表现在他敢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敢于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相对垒。他在唐云山的支持下，联合太平洋公司经理孙吉人和大兴煤矿公司经理王和甫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决心与赵伯韬抗衡。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他发起过进攻，迎接过挑战，遭受过挫折，进行过挣扎，最后倾家荡产，背水一战。吴荪甫的这些行动，说明了他同帝国主义、金融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直接的矛盾的，对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的野心是有反抗精神的，他不仅“仇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时吴荪甫与反动政府之间的统治也是有矛盾的，他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这就透露他对当时的连年军阀混战、政府黑暗的不满情绪。其次，吴荪甫是要竭尽全力发展和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他不仅在农村兴办了企业，还在上海开办了裕华丝厂，成立益中信托公司，随着资本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除了丝织工业外，他还有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鞋等。他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当时的中国特殊的中情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再次，吴荪甫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较少，希望自己能建立起一个美妙的资产阶级王国。他是一个游历过欧美，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他在家乡双桥镇农村开设了电厂、米厂、油坊、钱庄、当铺，这种举动，在客观上来说，是对当时农村封建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吴荪甫性格的反动性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地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他在企业经营上所受到的损失，在公债投机中所遭的失败，都要从工人农民身上寻求补偿。当他拼命延长工时、压缩工人、削减工资，引起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于是，他大骂工人，凶恶地声言要给“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张要吃饱的嘴”的工人们一点颜色看。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而且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他还亲自出马，坐镇指挥。当他乘坐的汽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时，他“铁青着脸”，竟然置周围女工的生命于不顾，凶相毕露地命令司机：“开车，开足了马力冲！”当双桥镇农民起来暴动，割断了他伸向农村的吸血管时，他一面恶毒诬蔑暴动农民是“农匪”，起义农民攻占双桥镇是“匪祸”；一面打电报请求省政府火速调动保安队去镇压。当双桥镇的国民党守军被农民革命军击败时，他怨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人民镇压不力，便破口大骂：“我恨极了，那班混蛋东西！他们干什么了？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不开杀戒吗？”直到彻底破产后，吴荪甫的反动性也丝毫未改变。当他听说自己要去避暑的地方有共产党在那时活动时，竟咬牙切齿说：“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的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这些都揭示了吴荪甫作为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敌视工农革命的反动本性。其次，吴荪甫还具有投机取巧、损人得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他出于“个人利害的筹虑”，不仅吃掉了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还乘人之危，运用阴谋诡计，一口气吞了八个日用品中小工厂。他的所谓发展民族工业，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反对金融投机，决心与买办势力较量一番，然而，为了谋取暴利，却又与赵伯韬勾结，钻进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在公债市场上，他虽然手段多端，但终究不是由美国财团势力支持的赵伯韬的对手，很快便惨败在赵伯韬的手下，最后以破产告终。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 赵伯韬是一个骄横奸诈、凶狠残酷、荒淫腐朽的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凭借美国金融资本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力量，操纵了交易市场。他施展种种狡诈、毒辣的手段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斥、打击和控制，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变为殖民地经济。他仗势后台强硬，表现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气势。富有胆略和财力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谈笑都就可以打垮的对手。为了实现金融资本支配民族工业的阴谋，他处处给吴荪甫过不去，常常施展小计，使吴荪甫陷入困境后将其打败。他在金融界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在生活上也极端荒淫腐朽。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能“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不论是聪明无知、年仅十七的冯眉卿，也不论是风骚能干的年轻寡刘玉英，还是轻佻放荡的交际花徐曼丽，都是他的玩物，都是他空虚的精神生活的寄托。他道德上的堕落和性格上的骄横奸险构成了统一体，充分暴露了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经济上的掠夺性和道德上的腐朽性。 屠维岳是吴荪甫在工厂里的得力走狗。他精明能干，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吴荪甫面前他侃侃而谈，毫无畏葸的态度。他很惯于使用软的手段收买工人。他在工人群众的罢工怒潮面前，用尽花言巧语，妄图蒙蔽工人群众，取信任。倔强、阴沉、胆子忒大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但在强大的工人力量面前，他是不能不慑惮、畏惧。他采用开除走狗姚金凤、提升薛宝珠为稽查的卑劣伎俩，来迷惑工人群众的视线，抵制工人运动。当他的“平乱”愿望未达到的时候，他的凶恶的面貌暴露无遗。在屠维岳的身上，有着吴荪甫的影子，可以说屠维岳的形象，无论是他的刚强、机智、胆量这一方面，还是他的阴险、毒辣这一方面，都是对吴荪甫形象起到一种补充和衬托作用。 吴荪甫与工农的矛盾，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吴很有对付工人的手腕，这显示了他的狡猾、阴险、凶残。当工人挑起罢工高潮时，他施以种种诱、镇压工人的卑劣手段；但当他的汽车被工人包围时，他却吓得“卜卜地心跳”，回到家后，他那颗心还“兀自摇摆不定”。这说明他的凶残、阴险又常常和怯懦、恐惧结合在一起的。 吴荪甫与一般的民族资本家的矛盾，突出表现了他刚愎自信，富有魄力，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但因吴后面有赵伯韬的钳制，所以他再大的才能也无法施展出来。 为了丰富吴荪甫的性格，作者还通过他与周围人物和种种关系，采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 比如。吴荪甫同朱吟秋等，是同行关系。作者通过吴的种种要挟手段的描写，提示了他贪婪、心狠。 他与吴老太爷是父子关系。他俩的思想性格十分不同，但吴荪甫对农民暴动咬牙切齿的仇恨，在家庭生活中报表现的专制、暴虐，说明他与封建势力有着血缘关系和天然的联系。 他和杜竹斋是“至亲”关系。吴把杜看作可信赖的“知己”，对其推心置腹轻信不疑，但是杜却多疑贪利，狡猾心毒。在吴碰到困难时，不惜落井下石。无疑，杜的行动对遭到彻底覆灭起了很重要的衬托作用。 他和屠维岳等是“附庸”关系。屠维岳是一只阴险、狡猾的鹰犬，惯于使用软手段，收买工人。屠既是性格鲜明的资本家走狗形象，又起着对吴形象的补充和丰富作用。吴很重用屠，说明吴一伙在镇压工人运动，剥削工人阶级上的本性是一致的，从而表现吴的反动性。 另外，作者还通过吴荪甫在家庭内部的诸关系中，比如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提示了他的专制、冷酷和无情等性格特征。 吴荪甫不光是一个普通的“在商言商”的民族资本家，他经常是用了“一只眼望着政治的”民族资本家。这不仅他性格中混合着某些反动政客的奸诈，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总的来说，吴荪甫是一个既有自己的复杂性格，同时又概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并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它形象化地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下，独立自主振兴民族工业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字形象地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武则天~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的次女，唐大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曌”（zhào） 字为武则天特别欣赏，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名字专用，任何人不得使用这字。从字形上看，“曌”象征着日月当空，象征着女皇君临天下的气势。“曌”字拆开来看，又成“明空”。或“空明”，颇含几分佛理禅机，切合武则天向佛的心意）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贞观十一年（637年）， 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唐高宗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徐世 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显庆五年（66O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 ，反使武后更为警觉。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 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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