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政治研究论文

1.狄青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汉族，北宋汾州西河（即今山西汾阳 ）人。面有刺字，善骑射。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狄青卒于嘉祐二年（1057年），嘉祐四年(1059年)归葬于北宋西河县（今山西省汾阳市）刘村。嘉祐七年，追赠为狄武襄公。狄青墓现位于山西省汾阳市城北十里的峪道河镇刘村村东，墓地坐北朝南，原占地79920平方米，建有祭祠性建筑显庆寺(宋代)、狄公祠等，均毁于晚清至抗战期间。建国后，陵园已不存，“文革”中，墓丘被摊平，翁仲、石兽被就地埋掉。御赐神道碑清宣统年间移至汾阳市，后移置汾阳市杏花村镇的太符观中保存。今墓地尚立清宣统元年“宋狄武襄公之墓”碑一通，由宋仁宗亲书篆额，碑身高达米，是山西省第二高碑，碑文约3000字，简叙狄青生平。 出生情况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山西文水）人，北宋大将。 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战绩累累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 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受命剿匪 狄青皇祐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一战而胜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 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 狄青半身像[2] 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 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高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 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场，没有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勇将面涅将军 狄青字汉臣，山西汾阳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北宋名将，演义里经常出现，就是《杨家将》《呼家将》里的平西王。 狄青16岁代兄受过而充军，开始行伍生涯。仁宗在位时，李元昊西北称帝，建立西夏。狄青被派去援边，成为一个下层军官，狄青的辉煌便从这里开始。打仗时狄青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强悍，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上战场他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具，一马当先的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想想这样的场景，确实够令人神往。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仍旧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后来狄青受到范仲淹赏识，逐渐高升。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 狄青发奋读书，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后来仁宗劝他洗去充军时脸上刺的字，但是狄青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因此被称为“面涅将军”。 广西侬智高反宋，连败宋朝多次征讨，当时已经是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仁宗金銮殿亲自为他饯行。狄青到了广西整治军纪，鼓舞军心大胜侬智高，班师后官至枢密使，相当于全国总司令。 宋朝是文人治国，包括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书生。从普通士卒到枢密使狄青是第一人，完全靠的是狄青的勇武。狄青不仅战功累累，长于用兵，并且为人谨慎，人品也是非常好的，武将里很难得。最终还是受满朝猜忌最后被贬郁闷而终，可惜！这里说下欧阳修，简直是莫名其妙，找不到狄青的罪名，居然把发大水归到狄青武夫做官。

《中国史纲要》（元明清部分）和《明清史论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中国史纲要》（元明清部分）是许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基础课时的一个讲稿，此后他又精益求精，做了多次修改，其中许多观点和资料不断为学者们引用和发挥。《明清史论集》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的是许先生于解放前写的《清代捐纳制度》；下编收录的是许先生于解放后所写的有关明史的研究论文、文章和书评等，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颇为引人瞩目。《清代捐纳制度》一书长达10万言，是许先生于194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学位论文，正如明史专家王天有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该书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学性、创见性及材料详实深受学术界好评，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在北京出版，以后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既是许先生的成名之作，也为他日后在清史界的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捐纳是指地主、富民向朝廷输纳钱、财、物，然后由官府授其本人官职以作报偿，这一做法几乎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但其演变成为一整套制度并长期予以执行，却是在清代。许先生在本文中，经过广泛搜集和考辨大量史料，对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组织和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讨。他在该文沿革篇中，把清代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分为开创、因袭和变更三个时期，揭示了清代捐纳制度的真相；在组织篇中，对该制的弊端，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影响篇中，分为康熙开捐之反应、捐纳之弊和停捐策略三章，叙述了清代有识文人学士和人民对捐纳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抨击，分析了捐纳施行尤多不善的原因；在结语中，对由捐纳的实施而导致吏治之坏直馅于不可收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清代捐纳制度》将捐纳一代之制，粲然必备，的确是填补清代历史研究空白之作，且至今无人超越。许先生在《明清史论集》下编中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分析和描述了明代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几个重要问题，从侧面揭示了明代社会生活。《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对著名历史学家尚钺先生所提出的明代中国社会某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已采取了资本主义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把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中国理解为某些地方已达到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阶段，或某些地方的农业已基本上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则不免估计过高。《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一文，全面而又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洪武时期北京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北京的建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北京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明末北京地区城乡经济的凋敝状况。他在文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有价值。许先生有关明末东林党的研究论文，对活跃在明代政坛的豪绅地主集团和中小地主阶层，进行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认为东林党代表了明代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也兼营工商业，与新兴市民阶层，即城市的下层比较接近，对市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所以在反对矿税监和反阉党的斗争中，客观上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许先生还在有关文章中对明朝史的诸多分期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将明朝历史分为开创、腐化、整顿和衰敝四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许先生还将明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分为身份性的大地主，（包括皇家大地主集团和豪绅大地主集团）、非身份性的大地主（田赢七顷以上的粮长、义民和富民）、中小地主阶层三部分，并指出，他们虽然都是明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农民革命斗争的不断冲击下日趋没落，但绝不是一团黑暗：皇室大地主和官绅大地主在明后期已成为最腐朽反动的阶层，而中小地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由于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从经济上到政治上都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是实事求实的。许先生在他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之所以能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其治学方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我一贯主张写文章要有‘五新'：选题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观点新。否则人云亦云，没有什么意思。这一言简意赅的话语，既是一个大学问家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对后辈学者的一个教诲，并且在科学研究中颇具指导意义。许先生治明清史的方法，对后辈学者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他用史料先取正史，同时及于方志、文集、奏疏、碑传，以及为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的杂史、野史、笔记、戏曲、小说。尤其是利用明清小说和戏曲研究明清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许先生不仅是一位蜚声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明清史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众口皆碑的教育家。他在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十分认真负责，无论对于中国通史中的明清部分（基础课），还是明清史研究（专题课），他都讲过许多遍了，许多史料、理论，倒背如流，可是他每次上课，都要重新备课，重新写讲稿，讲稿都用正楷抄写，字字工整。在讲课时，更是字斟句酌，不肯稍有疏忽。课下还认真为学生（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答疑解难，鼓励后进生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还热诚地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可是说，许先生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一直都在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甘为人梯、自觉地做脚踏板的誓言，堪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