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效应论文题目

波长越短，能量越高，使电子能够跃迁，再次跃迁，放出光子，得到光电方程，但用爱因斯坦解释光子说才能解释。射线方向和强度的分布，根据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考虑到相对论效应，得散射波长为:即Δλ=λ-λ0=(2h/mc)sin^2(θ/2)△λ为入射波长λ0与散射波长λ之差，h为普朗克常数，c为光速m为电子的静止质量，θ为散射角。这一简单的推理对于现代物理学家来说早已成为普通常识，可是，康普顿却是得来不易的。这类现象的研究历经了一、二十年、才在1923年由康普顿得出正确结果，而康普顿自己也走了5年的弯路，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物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不平坦历程。从上式可知，波长的改变决定于θ，与λ0无关，即对于某一角度，波长改变的绝对值是一定的。入射射线的波长越小，波长变化的相对值就越大。所以，康普顿效应对γ射线要比X射线显著。历史正是这样，早在1904年，英国物理学家伊夫()就在研究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性质时，首先发现了康普顿效应的迹象。镭管发出γ射线，经散射物散射后投向静电计。在入射射线或散射射线的途中插一吸收物以检验其穿透力。伊夫发现，散射后的射线往往比入射射线要"软"些。( ，(1904).)后来，γ射线的散射问题经过多人研究，英国的弗罗兰斯()在1910年获得了明确结论，证明散射后的二次射线决定于散射角度，与散射物的材料无关，而且散射角越大，吸收系数也越大。1913年，麦克基尔大学的格雷()又重做γ射线实验，证实了弗罗兰斯的结论并进一步精确测量了射线强度。他发现:"单色的γ射线被散射后，性质会有所变化。散射角越大，散射射线就越软。"(，.，26(1913).)所谓射线变软，实际上就是射线的波长变长，当时尚未判明γ射线的本质，只好根据实验现象来表示。实验事实明确地摆在物理学家面前，可就是找不到正确的解释。1919年康普顿也接触到γ散射问题。他以精确的手段测定了γ射线的波长，确定了散射后波长变长的事实。后来，他又从γ射线散射转移到X射线散射。钼的Kα线经石墨晶体散射后，用游离室进行测量不同方位的散射强度。通过康谱顿发表的部分曲线可以看出，X射线散射曲线明显地有两个峰值，其中一个波长等于原始射线的波长(不变线)，另一个波长变长(变线)，变线对不变线的偏离随散射角变化，散射角越大，偏离也越大。康普顿的学生，从中国赴美留学的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和检验有很大贡献，除了针对杜安的否定作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实验外，还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他测试了多种元素对X射线的散射曲线，结果都满足康普顿的量子散射公式。康普顿和吴有训1924年发表的论文题目是:《被轻元素散射时钼Kα线的波长》。( ，，10(1924).)他们写道:"这张图的重要点在于:从各种材料所得之谱在性质上几乎完全一致。每种情况，不变线P都出现在与荧光MoKa线(钼的Kα谱线)相同之处，而变线的峰值，则在允许的实验误差范围内，出现在上述的波长变化量子公式所预计的位置M上。")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测定了X射线散射中变线、不变线的强度比率R随散射物原子序数变化的曲线，证实并发展了康普顿的量子散射理论。爱因斯坦在肯定康普顿效应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1916年爱因斯坦进一步发展了光量子理论。根据他的建议，玻特和盖革(Geiger)也曾试图用实验检验经典理论和光量子理论谁对谁非，但没有成功。当1923年爱因斯坦获知康普顿实验的结果之后，他热忱地宣传和赞扬康普顿的实验，多次在会议和报刊上谈到它的重要意义。爱因斯坦还提醒物理学者注意:不要仅仅看到光的粒子性，康普顿在实验中正是依靠了X射线的波动性测量其波长。他在1924年4月20日的《柏林日报》副刊上发表题为《康普顿实验》的短文，有这样一句话:"……最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把投射体的性质赋予光的粒子或光量子，究竟还应当走多远。"((ed.)，Scientific Papers of . Compton， Chicago Press，(1973))正是由于爱因斯坦等人的努力，光的波粒二象性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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