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研究论文

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书法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阮籍（210-263），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屠杀与迫害，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阮籍的出仕，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 究竟是什么使诗人忧愁伤心，夜不能寐？诗中并没有明说。但是，只要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消灭异己，许多仁人志士受到牵连和迫害，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诗中采用“孤鸿”、“翔鸟”、“夜中”等比兴、寄托、象征手法，使诗中的形象含蓄而隽永；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首诗为什么会以景衬情，感物兴叹，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咏怀诗》在艺术上的魅力正在于此。诗人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象征手法，并加以玄学性的创造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或以求仙访道、香草美人作比喻，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用历史典籍、神话传说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形成了浑朴、洒脱、隐约曲折的风格，而且创造了黑暗政治下文学斗争别具一格的形式。 凶险的世态，使得诗人不得不在外表上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其实诗人的内心仍在强烈地执着于人生。他的诗那么隐而不显，闪烁其词，其中的矛盾和孤苦是欲写又不能写的。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因而赢得了后人如此的评价：“阮旨遥深”（刘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开创了五古咏怀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成组的咏怀之作，都不难看出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