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研究论文

背景： 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在争霸中转为守势，来自西欧日本的经济压力，深陷越战泥潭，美国危机重重。 内容：关岛主义，三大标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 实质：收缩争霸战线，稳定与盟友的关系，协调缓和自身矛盾，加强实力，以求适应新的争霸环境。记得采纳啊

美国有个传统，就是媒体会时不时将某个总统提出的重要执政观点界定为以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点，还有人将总统一些国内的执政理念也界定为“某某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往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影响当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整体的或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政策。不久前，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反恐主张，被界定为“布什主义”，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是有关尼克松总统制订的收缩美国全球义务，调整国际关系的外交新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加剧，第二世界力量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崛起，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以及国内多种危机进发，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表达这个主义的萌芽主张。1969年7月25日，他出访亚洲途经关岛，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其要点是：越战结束后，美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格守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集体安全是美支持其盟友对付国内或核大国的威胁所谋求的一个目标。这一亚洲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尼克松在历年的国情咨文中，进而把这一政策延伸为全球政策，以及处理与其盟友全面关系的总方针。1970年他把这个主义归结为美国与其全球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并指出，其中心点是，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1971和1973年，尼克松又宣布，此主义代表美国对全世界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对待其全球主要盟国的方针的中心。狭义上，这个主义只限于美国调整其海外义务，以及与其盟友的关系；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尼克松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指出后两点是对共产党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在以后一些政策声明里，他又把这一“新战略”与“尼克松主义”交替使用。而一些高级官员直接把上述“三大支柱”称为“尼克松主义”。这个主义是尼克松政府多极均势外交的指南，在其任内，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改善了中美关系，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从而调整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它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冷战、遏制政策的结束，成为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我们可以从当时尼克松的主要谋士基辛格说来得知一些，在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先后打了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以战后美国的军事重心实际是放在了亚洲，但是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心却在欧洲，这种军事重心与经济利益重心相分离的局面是个错误，正确的作法是把二者重合起来，因此美国应该结束越战，把军事重心向欧洲转移，以保护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确实至此以后美国进入了新战略阶段.

【美国的外交困境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措施 】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南越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总统约翰逊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是不现实的。尽管在越南美军已超过50万人，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要求政府再增派20万美军，这对约翰逊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3月31日，迫于各方压力，约翰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同时声明他本人不再参加1968年的总统大选。越战给1969年初上台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⑦ 除越南问题外，尼克松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与不稳定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在很多方面苏联的力量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与美国达到基本平衡。从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美国和西欧盟国对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的温和反应，表明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是稳固的。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及其盟国在东欧使用武力保护社会主义的现实。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可以说，苏联已经将其势力延伸到中东欧之外。⑧ 第二，中国也令美国十分头痛。约翰逊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⑨。一方面，美国很担心“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大大减少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⑩。尽管1969年初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支持北越，并谴责美国对南越的援助。 第三，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欧日盟国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持久的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有明确表态。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是北约正式会员国）后，法国的影响已大大削弱；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更使美国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这使得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几乎成为不可能。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经济的统治地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此外，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令美国人担忧。1967年的中东战争之后，阿以矛盾并没有解决。非洲的非殖民化带来的是内战，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渗透到非洲。在拉丁美洲，60年代的进步同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没有为美国培植可靠的盟友，反而使反美思潮上升。在南亚，1965年的印巴战争加剧了印巴之间的历史仇恨和对抗。(11) 尼克松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的世界，尼克松上任伊始，美国外交政策内外交困。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的军事力量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充分的人力优势。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如何解放自己并重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信誉？尼克松政府如何以国内外敌友都能接受和尊敬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呢？这意味着尼克松政府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寻求一个新的全球力量平衡，而不损害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优势。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确立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使美国从最危险的海外军事冲突中脱身，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务之急是要从越南撤出，找到与过去的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国打交道的新办法。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这是美国自冷战以来力量相对下降的重要表现。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经过一段对抗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谈判时期。”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很快提出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尼克松希望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和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对苏缓和与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是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12)在一定意义上，尼克松主义是“越南化”政策的延伸，与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成为尼克松政府最初两年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1969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之间的秘密渠道、对柬埔寨轰炸以迫使北越就范以及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尼克松政府安全战略思想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国要在欧洲和亚洲对付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党国家同时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并应付其他地区，如中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其实美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进行“两个半战争”。到了6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国的彻底决裂，中苏两国同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尼克松在1969年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半战争”战略。“一个半战争”战略的主要出发点是削减兵员和军费，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要求更大规模削减军事力量的国内压力。 在军事上，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方面，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在经济方面，美国地位明显下降，1944年确定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内部出现了严重而又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面对世界政治变化和美国地位下降的事实，“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包括：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其他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是在不放弃美国“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作为“尼克松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体现，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始贯彻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争取最终撤出越南。为了打开越南战争的僵局，并在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以后能够牵制苏联，尼克松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并最终打开中美缓和的大门关系之门。 缓和对苏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谓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是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LTI)。此外在中东地区，加强推动中东和平的力度，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在欧洲则采取行动，明确支持欧洲统一的进程；在亚洲向日本归还冲绳岛，并促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 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将肯尼迪政府开始执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概念，改为一个半战争。由于美国作战实力衰弱，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确定中苏不会联合起来共同对美作战。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进一步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可借助的力量，因此美国可以放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战略。 ——以核均势论代替核优势理论。60年代，苏联加快了核扩军步伐，美国对苏联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种变化，也是基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现实，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过去谋求核力量相对优势的战略主张，提出要与苏联保持“基本相当”的核均势，即用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质量与技术上的优势，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以维持有效报复能力为限，不拘泥于导弹数量的对比。 ——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减少海外驻军。尼克松政府强调，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不具备同时保卫世界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物力，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因此必须收缩海外驻军，以保证欧洲、朝鲜半岛等至关重要并已经承担的义务上。 ——与盟国进行战略分工，强调共同承担战争负担，提出“自由世界防务分级责任制”。美国不能再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宁愿多花美元也不应损失美国人的生命。如在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美国应和西欧盟国共同负责。如果爆发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分担人力负担，美国将给予必要的援助。这种战略方针改变了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排除了美国部队介入地方性战争的可能，并保证在大规模战争中，其他盟国也能分担防务责任和负担。 总之，在“现实威慑战略”中，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盾牌下，以常规力量为主，同苏联进行争夺；在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西欧和东北亚的重点部署，盟国和受援国分摊军事负担，美国退居二线。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与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常规部队，提高同苏联战略武器抗衡的能力，并力争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 从1969年至1972年，美国驻外兵力从133万余人减到了60余万人，其中驻亚太地区的美军从88万人减至24万人，驻欧美军则维持在31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兵力的。 为了改进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尼克松政府修建了大型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系统，以保护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射场。同时大力发展多弹头导弹，以抵销苏联导弹数量的优势。为提高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质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增加军费12亿美元，用以研制三叉钱核潜艇和B—1轰炸机。 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推行“战争南越化”政策，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运送坦克、飞机等许多新式武器，将南越本国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l00万，帮助南越政府加速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甚至促进南越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傀儡政权能加速对南越农村的控制。 为迫使北越在巴黎和谈中屈服，美军于1970年5月入侵柬埔寨，企图破坏北越的给养基地。1971年1月中旬，美国发动侵略老挝的“蓝山619战役”，企图切断胡志明小道，结果以惨败告终。1972年5月8日，美国采取战争升级行动，宣布在海防港布雷，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并进行持续轰炸。 这期间，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 1973年1月27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军队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全部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国战俘；越南问题由越南劳动党、中立力量和阮文绍政府三方组成的全国和解与协商委员会作出安排，并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和执行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分界线等。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达l2年之久的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 其次是在外交方面，尼克松政府做出了与中国和解的重大决定。 6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提出了“遏制”与“诱导”相结合，最终说服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了与戴高乐。他在会谈时说：“在美苏进行对话的同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以前增多。”“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继续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1971年2月25日的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尼克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70年代的任务。”尼克松认为，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稳定局势，防止外来势力渗入亚太地区。同时，可解除美国面对两个对手的状态，可以借助中国力量来维持美苏均衡外交。 尼克松在1969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希望同中国直接对话。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项公报，批准在海外的美国旅游者和居民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允许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6类人员，在有关外事部门直接申请办理去中国的旅游护照，无须上报国务院批准。1969年11月美国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1970年1月20日和5月20日与中国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晤。美国第一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表示希望总统特使去北京，商谈高层领导会晤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表示后，1970年尼克松在会见《时代》杂志社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5月17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建议由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1971年7月8日，从南越途经巴基斯坦的基辛格于第二天凌晨直飞北京，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携夫人以及大批随从人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及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 在同苏联阵营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以实力求谈判的政策。从6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接触，利用交流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尼克松说，美国在东欧实现和平变革的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因素，即寻求缓和美苏关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的往来。 以实力求谈判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政治攻势的一种手段，这种谈判既包括对争霸对手——苏联的军事限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意图。为了打开苏联的大门，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美苏首脑举行过4次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