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问题研究论文

一、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并不是“双主体”模式税收按其课税对象的不同，一般可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并由此构成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而税制结构模式则是指一个国家的税制以何种税为主，它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一些其他因素来设计建立的。目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以直接税为主体；一种以间接税为主体；另一种以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双主体”。我国自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课税比重超过了税收总额的70%.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很快，从1981年的500万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660亿元，在许多地区个人所得税收入仅次于营业税，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第二大税源。可以预计，个人所得税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及个人收入的不断增加而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税种。然而，我们不能仅凭这种情况就得出判断，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了。从真正意义上讲，我国不仅现在没有建成“双主体”模式，而且距离该模式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其原因在于：1.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诸多因素决定了税制结构模式，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发展规律来看，世界上最先出现的是以原始的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税按外部标志直接课征，简单粗糙，收入少，无弹性，常引起人民的不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税制逐渐取代了简单的直接税。19世纪以来，税制结构模式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由间接税体系改革成为现代的直接税——所得税体系，如美国，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实行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模式。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历史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总的发展水平并不高，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且地区差别较大，总体上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的税制结构模式只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而不是什么“双主体”模式。与直接税相比，间接税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可取之处。首先，它伴随商品的流通行为而及时课征，不易受企业成本变动的影响，又不必象所得税那样有一定的征收期，因此税收收入比较稳定，并能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增长；其次，它更有利于政府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进行广泛而又有针对性的调节，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较强；再次，与所得税相比，它所要求的征管更简便、易操作，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水平较低的现状；最后，它具有隐蔽性，在发展中国家的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相对淡漠的情况下不至引起纳税人更大的反感。可见，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以确保经济的发展。2.所得税的规模与其本身的缺陷决定它目前无力承担“主体”一职我国的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尽管发展较快，然而，就规模而言，还远远达不到“主体”税种的要求，以1998年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为亿元，而企业所得税也不过亿元。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迅速，2000年达到了660亿元，但尽管如此，它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不过占5%，企业所得税的这一比重也不到15%.与之相比，美国在1994年联邦所得税就已达到5430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由此可见，单从规模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所得税距“主体”一职还差之甚远。当然，我们判断主体税种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看它的收入在总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还要看主体税种在一定时期内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如何。而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了其调控作用的发挥。（1）个人所得税的制度缺陷第一，分类课征的模式有失公平，极易诱发偷逃税和避税行为。我国目前采用“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采用源泉一次课征的办法计算征收，年终不再汇算清缴。这种模式的后果是造成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由于其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不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此乃横向不公平；另外，不同类型（项目）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次和年，不能反映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使课税带有随意性，会出现支付能力低者税负高于支付能力高者的不正常现象，此乃纵向不公平。这种制度的设计不仅极易引起人们的不满，产生偷逃个人所得税款的行为，而且也给避税者可乘之机，使其可通过分解收入、转移类型等方法成功避税，使税款大量流失。第二，免征额与费用扣除标准不尽合理，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自从1980年颁布个人所得税法以来，时隔20年，尽管物价已上升了许多倍，人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800元却从未修订过，这个标准，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使许多低收入水平的人加入了纳税的队伍，有失公允。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中也没有考虑纳税人为获得所得所必需支付的教育费、医疗费和住房费，以及纳税人的实际赡养人口、是否下岗失业等家庭综合收入情况，这不仅无法体现公平，也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三，个人所得税由地方征管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个人所得税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税种，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它必将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现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征管会造成相同的个人会因在不同的地区而税负不同，甚至产生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纳税人税负反而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纳税人的不公平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随着纳税人流动性的加大使应税收入来源复杂交错，地方部门受征管水平的限制难以掌握纳税人全部信息，造成征收成本的增加和征管效率的低下，使税款白白流失。（2）企业所得税的制度缺陷第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公平。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而造成的实际税负差异问题已在理论界取得了共识，这种差异不仅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也与WTO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大相径庭，如不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势必带来严重后果。第二，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很好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来说是区域性优惠导向有余，产业性优惠导向不足。我国对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给予了一系列地区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致使外资企业大量集中于这些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由于缺少这些政策而难以形成对外资的吸引，造成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不利于全国各地的均衡发展。与地区性优惠措施相比，产业性优惠措施却廖廖无几，不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企业产品结构的转换。第三，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仍未摆脱行政隶属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仍是按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的；凡中央企业所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归中央财政收入，而地方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划分非常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企业合理的兼并重组所涉及的企业产权划分由于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障碍，阻碍了资产的正常流动，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3.税收征管水平滞后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水平还比较落后，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难以形成对所得税的有效征管，这也进一步制约了我国当前“双主体”模式的真正建立。综上所述，可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得税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及其现有规模的制约，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模式只能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单主体模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模式。二、“双主体”模式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前文述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国民收入的较大增长，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所得税体系的完善（包括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必然会与间接税一起承担起双主体的职能。从世界税制结构改革的趋势也可以得出结论：“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的水平时，税制结构的转变会相对平稳，是一个我们应把握的经验性时机。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得税上升为主体税种时就大致处于这个时期；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在近30年里实现了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和税制结构的转换，其经济基础也大致符合这一标准。因此，我们向“双主体”转换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此外，进一步完善所得税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1.就个人所得税而言，应做到：（1）尽快实现课税模式由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转换，将纳税人不同性质的各项所得加总求和，扣除法定的宽免额和费用后，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课征。以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确保征收的明确简便，降低征收成本。（2）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调整免征额和费用扣除项目。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宜定为1200元，而其他费用扣除项目应考虑纳税人抚养的子女多少、赡养的老人情况，及其和其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并适当考虑纳税人配偶收入情况，以便更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调节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3）个人所得税应适时地划归中央税。为了更好地加大中央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缓解贫富差距，同时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个人所得税应适时调整为中央税，可采用先作为共享税再完全过渡为中央税的办法。2.就企业所得税而言，现阶段应做到：（1）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两税税负从名义上与实际上走向一致，真正做到国民待遇原则，实现两种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2）税收优惠应更能体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向。为实现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驾护航。同时也应在税收优惠上更多地照顾中西部地区，带动整体经济共同发展。（3）解决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归属问题，改变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收收入的局面，使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落到实处，促进企业发展，为企业所得税税源涵养提供制度保证。「参考文献」[1] 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2] 靳东升。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3] 邵培德。中西方个人所得税比较研究[J].涉外税务，1999，（11）：45-47.[4] 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Z].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1999.

当前建立中国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摘要：中国税收信用缺失是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优化经济环境，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保护守法纳税人的权益。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税收诚信立法缺位与不足，权利义务观念错位，税收执法诚信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税收信用的建设和发展。据此，应从立法、执法等各环节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关键词：税收；信用体系；纳税人税收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用的缺失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也打乱了税收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在新的形势下，人们呼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共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税收信用体系。虽然中国的税收信用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构建科学的税收信用体系，这是中国税制健全及税收法制化的需要，是中国发展诚信经济、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一、中国税收信用现状分析近几年，税务部门普遍开展了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活动，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民主评税、税务公开、执法责任制等，大大提升了税务队伍的信用形象。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整个税收领域信用缺失依然较为严重，可以说，不论是征税人、纳税人，还是用税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诚信。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税收诚信立法缺位或不足虽然中国税收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不够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问题有：一是缺少专门有关诚信方面的法律，造成对守信者保护不够，对失信者惩处不力，也使得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受到很大制约；二是税收立法时对有关信用方面的规定明显缺位，在立法过程中对税收诚信内容考虑不够甚至没有考虑，不利于和谐税收环境的营造；三是现行税收法律以及其他有关税收的法律对涉税案件的处罚规定弹性过大，容易造成税收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滥用，造成税收执法、司法不公，破坏了征纳之间诚信的法律基础。（二）权利义务观念错位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相互的，比如纳税人既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但长期以来，中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舆论宣传上，都片面地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使得纳税人滋生逆反心理，甚至不惜违约失信进而偷逃税行为。对征税人和用税人而言，则过于强调其拥有的权利，而忽视了其应尽的义务，这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政府在税收与其关系问题上的视线，导致在纳税人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征税和用税中的行为扭曲现象频繁发生，使纳税人的契约观念和诚信意识日趋淡化。（三）税务机关执法诚信不足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些有违信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税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甚至内外勾结，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二是对纳税人重复检查现象较为严重，如国税部门查完了地税部门又查，甚至税务稽查人员调账检查时，一查就是几个月，检查缺乏效率，给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影响；三是有些税务干部素质不高，执法随意性大，在税收执法程序、执法尺度、适用法律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四是由于目前评税标准、“双定户”的定额核定标准均掌握在少数税务干部手中，一些税务人员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捞取个人好处，人为地造成企业之间税负不公，直接恶化了税收信用环境。二、建立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一）优化经济环境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诚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税收信用，一方面要求税务机关依法治税，严格执法，营造诚信纳税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努力增强税收法制观念和依法纳税意识，自觉做到诚信纳税。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税务机关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需要税收信用体系既包括纳税信用，又包括征税信用。从纳税信用看，纳税信用制度将纳税人按信用度分为不同的等级，实施不同的征管方式。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给予较高的自由度，取消或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管理程序。把精力集中在纳税信用度不高的纳税人身上，强化征管力度，从而节约了征管成本，提高了征管效率。从征税信用看，要求税务机关规范纳税服务，文明执法，诚信地履行对纳税人的承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创造条件。同时还要公平执法，使诚信纳税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这些都有利于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提高。（三）纳税人提高和维护自身信用的需要诚信意识就是财富意识，社会经济信用具有效益信用的一面。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可以使经济交换参与者方便、快捷地获取对方真实的信息资料，减少信用调查核实方面的费用、开支，防止因对交易者资信怀疑而减少的社会经济交往。守信者也会因良好的信用而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制的组成部分也具有这种职能。三、建立和完善税收信用的政策建议（一）建立征税信用的政策建议严执法、讲信用、践承诺、优服务是对税务部门的基本要求，征税信用主要体现在严格执法和优化服务上。严格执法是税收工作取信于纳税人的关键所在，在严执法的同时做好服务纳税人的各项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约束和管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要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实行奖惩有别和严格的责任制，建立失信于纳税人的惩罚约束机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充分体现奖优、罚懒、惩贪、治庸的管理机制。工作人员具体到每个人应定岗定责、职责分明、权责清晰，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2.优化税务服务，抓好办税服务的软硬件建设。在软件建设方面，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人员教育、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和综合素质。在硬件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网络服务，统筹建设专业性税务网站并纳入电子政务系统；二是积极推广电话服务。3.完善税收征管机制。要注重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征管手段基础上嫁接现代化、信息化的最新科技成果，逐步建立健全税源监控管理的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赋予税收征管新的时代内涵和特色。特别是要加强税源监管和税务稽查两个环节的工作，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二）加强税款使用信用的政策建议加强税款使用信用，主要是转化政府职能，使政府由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转化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进而弥补市场失灵。1.调整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要争取与市场机制建设协调进行，市场能做到的事放手让市场做，其中首要任务是加快财政资金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将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将其角色真正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2.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主要表现在将支出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尤其是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在结构上压缩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科文卫、社会保障以及支援农业和农村的支出。3.细化预算，加强对预算安排和支出全过程的监督。编制预算时，在大的分类下尽可能分设若干款、项、目级科目，将支出项目细化，增加预算的透明性和监督性。（三）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针对失信纳税人追逐眼前经济利益，不惜损失信用的短期行为，应提高失信成本，增加诚信收益，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税者诚信纳税。这主要通过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一是对企业或个人在税收信用上有了不良记录时，在税收征管系统（CTAIS） 中自动划转为“纳税信不过企业”，重点稽查和监督；二是对待上述“纳税信不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划转为正常有信用的企业，在此期间再次违反税收法律规定的行为时，要从重处罚；三是建立对纳税信息不实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公告的制度；四是建立与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税收信用信息共享。（四）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所花费的各种资源的价值，主要包括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所花费的时间价值、非劳动成本和支付给税务顾问的费用。税收遵从成本越高，纳税人负担越重，也就越可能相应地选择应对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因此，征税人在依法办税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使纳税人遵从成本最小化，简化办税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纳税人承担的额外费用，给予纳税人申报和缴纳税款等方面的指导，并提供纳税援助等。（五）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2003年7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出台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规定了评定内容、评定标准、激励与监控措施、评定组织和程序等内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是对不同级别纳税人在税收管理上给予不同待遇，实行差别管理；二是关注个体经营者、小型企业，尽快落实信用等级管理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三是国税、地税应尽快将信用等级评定信息实现共享，做到统一标准，给纳税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定。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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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作者简介范文(一)

个人简介xxxx，男，汉族，现年47岁，1985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大学本科，现任内蒙古财经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1999年7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证及硕士学位证，2007至今武汉理工大学产业经济在读博士。主讲《财政学》、《中国税制》、《税收理论与实务》。1999年以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教材2部，撰写出版专著1部，主要参与完成教育厅课题2项，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完成院级课题2项，主持完成完成教育厅课题1项，主持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项;2000年获内蒙古第五届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2000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奖一项;2001年第六届内蒙古青年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中，获内蒙古青年创新杰出奖;2003年内蒙古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2005年获内蒙古财经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同时获内蒙古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政府奖二等奖一项，2006年获全区首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项，2006年获内蒙古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一项;2008年获内蒙古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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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1981-)，女，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教育系助教，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09级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学论。

毕业论文作者简介范文(三)

张三(1981-)，女，内蒙古通辽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学论。

毕业论文作者简介范文(四)

xxxx，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07-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福特基金访问学者，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2004、2005、2006年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1、2004年香港金融研究中心所客座研究员;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宏观经济顾问;1987-1998年任山东大学讲师和副教授。先后获得山东师范大学数学学士、武汉大学统计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私营经济、汇率和资本市场。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论文。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有：《资本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开放与宏观稳定》、《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PRC》，《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Revalu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Lessons from Japan》等。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课题十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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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1953年出生于日本，先后任职于日本财政部、外交部和通商产业省，现任日本财政部政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他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雅中国语文研习所。1990-1993年代表日本政府出任亚洲开发银行(菲律宾马尼拉)轮班主任;2000-2003年任香港科技大学客座研究员;2003-2006年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日本东京)总务部长。他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经济和国际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文章。合作出版专著包括《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PRC》，《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Revalu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Lessons from Japan》。《China’s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 after the WTO 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