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论文范文

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失败原因主观方面，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客观方面，太平天国运动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借师助剿”。2、历史教训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一、贪求荣华富贵，滥封乱赏；冗官冗员满布，机构臃肿1853年3月，太平军攻破南京，建为国都，改名天京。洪秀全以明太祖后嗣自居，率众首谒太祖陵并举行祀典。其祝词声称"一遵洪武(明太祖年号)元年祖制"，于是颁登极诏书，大封将士：王分4等，侯为5等；设天、地、春、夏、秋、冬6官丞相为6等；以下7至16等依次为36殿前检点、72殿前指挥、100正副将军、95总制、100正副监军、95军帅、445师帅、2375旅帅、11875卒长、47500两司马；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自6丞相至47500两司马总计62699人，占当时太平军总数60余万人的十分之一；如再加上各级"职同X X"一类"干事"官，则其大官小官至少也有13万人左右。总制至两司马为"军中"官，此外还有"名月繁多、日新月异"的"朝内"官，还有成套成堆、多如牛毛的"守土"官，还有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直到女管长(女两司马)诸女官6584人：(亦有各级"职同"官)，"总计男女官30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级各类官职"尚不在此数也"。官僚群如此庞大，其等级又如此森严，均可谓史无前例，旷古未闻。群官之上是群王。早在1851年，太平军刚刚攻下武宣县城，洪秀全就迫不及待地自立为太平王，后占永安州城又自升天王，并封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东、南、西、北、翼王。当初明大祖朱元璋攻下南京等名都重镇，军势甚盛，却能毫不迟疑地听从教书先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意见，终于覆元建明，创立三百年基业；而以明太祖后代自居的洪秀全却在稍有小胜之时便"急称王"，其识见、器具之短浅确实无法与"乃祖"太祖皇帝同日而语。这还不算，他后来索性恣意滥封乱赏，封王数以千计，"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这更是旷古未闻之奇闻。为什么硬要这样胡乱干呢?原因极简单：为了满足自己和弟兄们贪求荣华富贵的私欲。王侯将相，不能白当，按级别掌握权力，按级别享受待遇。例如：天王轿子规定为64人抬特轿，东王轿子为48人抬大轿，依次递减，但就连第16等的小官两司马的轿子也是4人抬"小轿"!天国官轿轿夫当以百万计，如果所有官轿同时在国都出动，那么即使填塞所有大街小路也根本容纳不下，至少要三个天京才能勉强移动。贪求荣华富贵，大过官瘾王瘾，本身就是腐败思想和腐败行为；而滥封乱赏，势必造成冗官冗员满布朝野，又为腐败的恶性发展创造了巨型温床，其直接后果便是机构臃肿，指挥调动不灵，互相掣肘，乃至于群官"各持一军，势不相下"，"战局遂至日危，以底于亡"。二、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骄奢淫逸，贪赃不顾死活太平天国头号领袖洪秀全，生于村农之家，自幼读书9年，后务农2年，18岁当村塾教师。自16岁以后四考秀才未中，加深了他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于是接受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1月正式发动金田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起义准备阶段，洪秀全精心写出了(原道救世歌)等3篇声讨封建专制、宣传公道平等的重要文献，作为广泛动员群众挺身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其中严厉痛斥了清朝腐败统治造成社会上淫乱、凶杀、赌博、吸毒、迷信、官吏贪暴、贫富相差悬殊乃至民不聊生、妖魔横行等罪恶；公开主张要实现人人平等、男女平权；大力号召天下受苦人起来"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砸烂"陵夺斗杀"1日世界，开辟"公平正直"新天地。正因为如此，洪秀全振臂一呼，四方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势不可挡，迅速发展，节节胜利。然而，一旦建国建政，洪秀全便很快丢掉了劳动人民的美德，褪尽了劳动阶级的本色。首先是大兴土木，精心营造安乐窝--拆毁南京大片民房，建造起方圆十余，里、城高数丈、豪华堂皇的天王府，内外两重，"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多以金为之"，连王冠都是用了8斤黄金铸就。"役夫万余，穷极奢丽"。造金屋是为藏娇，•所以他接着干的。"当务之急"便是派人搜罗民间美女填充后宫，嫔妃近百，宫女无数，莺歌燕舞，昼夜不息。洪秀全一头扎进安乐窝，从此深居简出，沉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直到清军围死天京，李秀成苦劝赶快撤出，他也根本不听，服毒自杀，到死也不肯离开安乐窝半步。清军将领曾国藩最怕洪离开南京，未想到洪竟不离，闻讯乐得手舞足蹈。上梁不正下梁歪。天王带头腐败，群王纷纷变坏，大小官吏"胃口大开"，贪贿枉法逐渐使人"见怪不怪"。东王府周围数里，墙高数仞，土木冠绝天京；东王出行，礼炮轰鸣，鼓乐喧天，路人回避或长跪街头，仪仗队多达数千人，绵延数里。安王洪仁发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福王洪仁达贪污蠹法，暴虐恣横；……这些腐败分子的贪赃手脚达到了无孔不入、寸利必夺的惊人地步，例如：1860年，根据李秀成等人建议，令大小官僚各量力出资广购米粮以实公仓，一旦敌军围城粮缺即可平价售与百姓，此乃"思患预防"之军国大计。洪仁发等贪官立即看出"此亦一权利也"，是大发其财的天赐良机，遂愚弄天王，让他施行"盐引、牙帖之法?，他们则从中上下其手，勒索宫民，所得"大半皆入私橐"，结果不仅没搞到一粒救命粮，"米粮反绝"，而且弄得官民关系、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全面紧张，"秀成愤然而去"!后来南京被困，粮食乏绝，洪秀全只得带头喝天上"甘露"，吃地上"仙草"，直到吞金食毒，"命归天堂"；而广大军民亦"饿毙无数"。骄奢淫逸，贪婪无度，竟然到了"要钱不要命"的地步。三、任人唯亲，争权夺势分裂；迷信天命，终以悲剧收场任人唯亲是腐败中最厉害的一种，愚昧迷信也为害甚剧。洪秀全视"天国"为自家物， 当然要将显官高爵赏给自家人、心腹人、身边人，而不管其贤愚忠奸正邪。他把顽劣龌龊的两兄洪仁发、仁达都封为王，委以重任；长子名为洪天贵福，10岁即以幼主名义发布诏书；其他三亲六故，统统为官为宦；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洪氏亲族不仅仗势欺众，而且贪贿枉行，忌贤妒能，如"仁达、仁发忌(李)秀成功，嗾秀全下严诏"，直接破坏李秀成军事战略，等等。秀全天王及其幼主皆称万岁，女称天命；东王秀清称九千岁，世子千岁，女称东金；等等。名利、享乐、任人唯亲等腐败必然导致争权夺势乃至互相残杀，内讧分裂，"天京变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果是北王、东王二人及其全家全死；翼王全家被害；天王府被围，天王险遭毒手；数万"天兵"死于非命，血染天京城内；……最后是翼王被迫出走，胁众二十余万。至此，天国元气大伤，颓局已定。而一向自视为"真龙天子"的洪秀全，仍未从血的教训中汲取什么东西，"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甚至在天京被围、危在旦夕之时，仍对进言良策的李秀成大骂："尔怕死! 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顾虑也!"对洪家兄弟的胡作非为、贪赃枉法则听任放纵，直到把天国后期的擎天大柱气出天京。天国末年，群王"各争雄长，败不相救，识者知其亡无日矣"。天王当初的种种美妙说辞，与他后来，的种种胡作非为，是极为矛盾的。他必然在腐败中自取灭亡。关于太平天国灭亡的历史教训，实在很多。我们应在金田起义15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以史为鉴， 以警今人。

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二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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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