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反思和批判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一、利用好学校提供的写作课程一般学校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免费课程。当然也有写作课程，比如planning your dissertation,和feferencing for the assignments等。如果有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日常关注学校官网信息，时常查收院校邮件。总之，在上正课的时候老师是不会特意教你如何去写论文的，所以如果写作功力不够，那么在空余时间去听一些写作课程就很有必要了。二、论文题目的理解和拆分在你拿到老师给的论文题目，或选定你的写作课题以及确定了论文的大方向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思考全文的框架、结构、主旨和论点，了解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以及写作结构。先审好题目，确定好大致的写作方向，立好大纲，再着手写作。三、培养批判式分析写英语论文的关键一点就是要进行批判式分析。能够站在不同立场，对论据进行有效分析。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包括以往的专家学者对该主题或论点的评论和看法。四、文章的开头介绍学术论文的开头非常重要，要能够清楚得让读者明白全文重点、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可以遵循选题背景+选题内容+全文框架+主要论点+研究方法。这些要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重和顺序，有些同学在写作一开始还不是很清楚这些要素，或在写作的时候改变主意。因此可以先预留这部分，放在写作的最后，或先写好一个临时框架，并做好标注，在写完论文主体之后再回头修改。五、善用学习软件技能不够，工具来凑。现在各种各样的论文写作辅助工具也是越来越齐全了，无论是语法修改，语句替换，查词，还是降重、查重，格式排版，都有对应的工具可以使用。六、文法校对和写作指导学术论文对文法和拼写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点，你可以借助一些语法拼写软件来帮助自己提高写作质量。除此之外，一般学校也会有写作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学生可以通过预约等方式，将写好的文章，或写作的框架提供给写作中心，以得到一些写作指导。七、从导师的反馈中学习反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要及时和导师沟通交流，并仔细阅读导师给出的论文反馈。他们通常是最了解学术写作要求的人，也是批改作业的人，因此他们给出的建议一般会一针见血的指出写作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八、学术写作词汇积累学术写作有学术写作的技巧和套路，平时多看看一些优秀文章，积累些用得地道、准确、生动的词汇，逐渐整理出自己的行业词库，就能避免写作时有好思路却无法下笔的窘境。

正在撰写《中国鲁迅学通史》。写到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时，又对李长之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的根由进行了反思。同时重读了王富仁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的有关分析和王彬彬先生由此而发的《何谓“思想家”》（2000年5月31日《中华读书报?家园》），这两位先生都认为李长之产生误察的根由，是“以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判断中国是否有思想家的首要标准”，以这样偏颇的西方的思想家标准衡量鲁迅，自然会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我对两位王先生的精辟阐释极为钦佩，完全赞同，但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根由，不禁也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1986年1月15日，即胡风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的第二天，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胡风分子”们来到胡风家中，共享梅志为他们准备的午餐。面对供奉着淡雅花束的胡风遗像，他们进行了极为可贵的反思。其中曾卓所作的鲁迅与胡风之间的比较，对于理解李长之误察的精神根由也很有益： 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样，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 人与人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李长之绝非胡风，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30年代，胡风是左翼作家，李长之不过是个自由批评家；后来胡风是精神文化界一派之首，李长之不过是独来独往的学者、教授。然而，他们俩人又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同点，这就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但是都“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鲁迅晚年慨叹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书信?360405致王冶秋》）因此他强调要注意“知人论世”，纠正中国读书人“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偏颇。爱护性地指出过“胡风鲠直，易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觉得李长之“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书信?350619致孟十还》）。可见无论是胡风，还是李长之，当时都还未有“看得懂”鲁迅文章的“阅历”，没有上好“知人论世”这堂课，仍然“陋于知人心”，因而不可能真正认识鲁迅的深刻性，他们与鲁迅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膜”。胡风虽然早就指出鲁迅是思想家，却远远没有理解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的深刻性究竟在哪里；李长之则干脆不承认鲁迅是思想家，对鲁迅的认识仅停留在人生感受和文学艺术的层面上，以西方的抽象理念代替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德国思想家的标准硬性地苛求鲁迅。因此他们都对鲁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察，而他们自己也不约而同地跌入中国某些政治权术者设好的陷阱，铸成人生的大悲剧。但这又绝对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天真、主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大悲剧。这种悲剧之所以造成，主观原因之一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具有这样的精神特征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国情面前怎能不命运蹉跎呢？而这也正是李长之产生“鲁迅不是思想家”这一误察的主观方面的精神性根由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认识主体与鲁迅这个客体之间，是存在着漫长而曲折的距离的，无愧为中国知识精英的胡风、李长之尚且难免“隔膜”，就不要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难怪郁达夫要大为慨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从中也恰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的一种异常重要却又尚未进行深刻反思的精神文化现象…… 由此倒反衬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永远无法否认的巨大存在。鲁迅之所以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就在于他比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多少代的后来者都深刻得多、清醒得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他以他无可比拟的极其犀利、极其深邃的杂文和小说，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促使中华民族从“瞒和”与“不悟自己之为奴”的大梦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提高悟性，拔除奴隶之根性，实现精神上的自觉和独立，开辟崭新的精神文化之路。他的文章看来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综合起来却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的确实际催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并推动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乃是中国精神文化新旧转型时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是所有想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分子必须阅读的百科全书。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就足可称为中国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了。他不是西方那样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中国式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其实，不仅鲁迅的全部著作与实践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中国多少年才可能出现的伟大思想家，就是一部《阿Q正传》也已经可以成为明证了，如不是思想家，仅是一位诗人和战士的话，怎么可能塑造出阿Q这样一个包含极为深厚的思想底蕴、永远解读不尽的世界级艺术典型呢？ 当然，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李长之当时否认鲁迅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一种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 作者：.* 2006-5-26 17:06 回复此发言 -------------------------------------------------------------------------------- 2 也谈何谓“思想家” 明白他产生如此误察的根由之后，倒觉得他很可爱。他当时还不到25岁啊！鲁迅后期探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最高成就――《且介亭杂文》及其续编、末编尚未出版，《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鞭辟入里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者大行文字狱以及剥皮等酷刑的杂文，李长之也未读到，能要求一个阅历尚浅、又未能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年轻人完全了解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吗？何况他的《鲁迅批判》就全书来说，是充满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有很多极为可贵的凭藉天才直觉而得的艺术发现，不愧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部有分量、成系统的鲁迅研究专著。特别是他的为此遭了一辈子罪的“批判”态度，正表现了一种值得珍惜的学理精神，具有比著作本身更为宝贵的学术史价值。后来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冷酷的现实逐步促使李长之认识到鲁迅是思想家，1947年他就在《鲁迅在文艺工作上的启示》一文中明确宣布鲁迅是一个思想家，这是当时专制政权暗无天日、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的黑暗现实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进一步细读鲁迅著作的收获。之后，他以罕见的才华、充溢的精力，奋发写作，日益走向大境，在46岁之前就出版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近30种著作和译著。但是，他耿直、天真的性格是难以更改的，10年之后就因直言而遭灭顶之灾。恐怕是他在一再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迫打扫厕所时，才真正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极度深刻性，倘若再次执笔，一定会写出令人颤栗的深刻之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会形成难以估量的大气象。但是天不假年，未能使这位天才的批评家如愿以偿！永远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 张梦阳 作者：.* 2006-5-26 17:06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也谈何谓“思想家” 李长之，真是太可 惜了。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被封杀，他的书我现在在书店没看到过。少年时期看过一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从中感觉李长之是一个大家。可惜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读到他的书了。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 〔内容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主义 反思性批判一、 导 言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二、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1） 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2） 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3） 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 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5） 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6） 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7） 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 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三、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 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2、 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核心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3、 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 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 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4、 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四、 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 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 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委托－代理人理论(Principal Agent 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 Neoclassical 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 "：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 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 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 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 and Goerl, 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 Vs 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 Vision Vs Citizen 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 Vs 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 Vs Stewardship of Public 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代理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 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 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对于公私部门竞争而言，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公部门产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 to 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 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 1989, )。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 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 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 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 and Gaebler, 1992: 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 Federickson, 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五、 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 ,J 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 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 the 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的。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之理论重建在未来二十一世纪，需要关注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2、 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3、 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4、 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5、 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6、 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7、 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8、 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 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主要参考文献：Allison,., 1980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 : Are They Fundamentally Alike in All Unimportant Respects? OMP Document 127-52-1, ,1992, 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 : A New Vision For Managing in Governm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llone,. and Goerl, 1992, Reconciling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Democracy,PAR, and Straussman ,1990, publ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Jossey-BassCaiden,G E. 1992 , Administrative Reform Comes of Age ,Walter de GruyterDenhardt,, Theor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Brooks/ ,D and Horton, 1996,Managing the New Public Service ,MacmillanFlynn,N.,1997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Jossey-BassGoodsell,, Reinvent Government or Rediscover It? PAR,Vol ., 1993, Beyond the New Right ,RoutledgeHenry,N,1999,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prentice-HallHood ,C.,1991,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69,,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s PressIngraham, Paradigms for Government, Jossey-BassJun,Jong,1994 ,Philosophy of Administration, Daeyoung Moonhwa InternationOECD,1990,1991,Public management Developments, Paris: OECDOsborne, David and Gaebler, Ted,1992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Reading,MA: Addison-WesleyOtt, J. Steven, Hyde, Albert C. and Shafritz, Jay , Public Management :The Essential Readings, Chicago:Lyceum Books/Nelson HallPeters,G.,1996, The future of Governing ,university of kansasPollitt, 1990, Managerialism and the Public Services, Basil Black-wellRainey,Hal and Managing Public Organisations ,Jossey-BassRanson,S. And Stewart,1994 Management For Public Domain ,'s PressRosenbloom,D,1998, Public Administration ,McGraw-HillTerry,L.,1998,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Neo-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PAR,,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Wamsley,,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Sage

参考文献不仅在科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如下：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新编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叶澜主编：《新编教育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劳凯声主编：《教育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陈桂生著：《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叶澜著：《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成有信主编：《教育学原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1、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孙喜亭著：《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胡德海著：《教育学原理》，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郑金洲著：《教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石中英著：《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6、项贤明著：《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7、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8、吴康宁著：《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金一鸣主编：《教育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0、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李岚清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3、朱永新著：《朱永新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王炳照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5、吴式颖等主编：《外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7、张斌贤、褚洪启等编著：《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8、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

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赵中建编译：《教育的使命——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2、[英]约翰.怀特著：《再论教育目的》，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3、[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

34、[捷克]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5、[英]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6、[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7、[美]杜威著，王承绪译：《民本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版

38、[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尔》，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9、[德]福禄培尔著，孙祖复译：《人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0、[苏]苏霍姆林斯基，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1、[苏]赞可夫著，杜殿坤译：《和教师的谈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2、陈永明主编：《现代教师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3、教育部师范司编：《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4、叶澜等著：《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5、刘捷著：《专业化：挑战21世纪的教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石中英著：《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8、施良方著：《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9、[美]小威廉姆? 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0、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1、钟启泉、崔允漷主编：《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2、钟启泉等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张华著：《课程与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4、从立新著：《课程论问题》，科学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5、王斌华著：《校本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6、郭元祥著：《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与实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7、[美]泰勒著，施良方译：《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8、陆有铨著：《骚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9、顾明远、孟繁华主编：《国际教育新理念》，河南出版社，2001年版

60、施良方、崔允漷主编：《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王策三著：《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2、黄甫全、王本陆主编：《现代教学论学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3、田慧生、李如密著：《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4、李秉德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5、盛群力等编译：《现代教学设计应用模式》，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6、吴立岗主编：《教学的原理、模式和活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7、傅道春著：《教师技术行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68、熊川武著：《反思性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9、[日]左藤正夫著，钟启泉译：《教学论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0、胡守棻主编：《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1、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72、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现代德育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3、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4、檀传宝著：《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5、钟启泉编著：《班级管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6、曹长德著：《当代班级管理引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77、魏书生著：《班主任工作漫谈》，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78、林崇德著：《教育的智慧》，开明出版社，1999年版

79、张玉田等编著：《学校教育评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80、王汉澜主编：《教育评价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1、[美]布卢姆等著，邱渊等译：《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2、[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83、陈玉琨著：《教育评价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4、陈桂生主编：《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教育行动研究”的尝试(修订版)》，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3年版

85、裴娣娜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86、袁振国主编：《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7、陈向明著：《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8、郑金洲著：《教师如何做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9、陶行知著：《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