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为主何家英论文题目

“论界首彩陶的艺术魅力”2006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界首彩陶榜上有名。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历来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人们用灵巧的双手不断创造着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精美的民间艺术。这里的剪纸、年画、陶器等民间技艺，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繁华般点缀着农家小院，尤其是界首彩陶，以其独特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陶器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聪慧的先民以土为材，挖穴为窑，烧制出精美的低温彩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朴实饱满，比例协调，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色彩明丽，集实用、美感于一体。制陶技艺代代相传，犹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至隋代，界首便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至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随之问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了古老的风韵。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器皿造型是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界首彩陶则是摹拟自然形象而又脱胎于自然物象的产物。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他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的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追溯界首彩陶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初始时期，严格地说，这时的陶器不能称为彩陶，而只能叫做素烧陶。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先民们只能用聪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揉泥作料，盘泥造型，用柴草低温烧制出没有釉彩的素烧陶；用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便成为独具美感的装饰纹样。第二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刻花期。此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借用双脚的外力使陶轮匀速转动，置泥于轮上，双手巧妙用力，拉出造型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于胎面，再晾至半干，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再施铅土诸釉，晾干并置于窑内，柴火烧至三四天，即得晶莹三彩彩陶。其刻画内容，多为自然界之花鸟，又因其坛罐颈部或底部均刻有以花为主题的二方连续图案，故称之为刻花陶；陶胎窑烧后呈赭红色，配饰翠绿和土黄釉色，自然形成三彩釉，二者合一即为三彩刻花陶。第三时期，界首彩陶刻画期，从第二时期始经过数百年的实践，陶器艺人们逐渐丰富了彩陶的刻画题材。除花鸟鱼虫外，诸如《破洪州》、《战秦琼》、《铡美案》等等传统戏剧场景也“搬”上了陶坛。在表现技法上，运用了剔、刻、刮等手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刻画主题更加鲜明。界首彩陶造型装饰方面的独特艺术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的。诸如黄金率的无意识应用、空间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等，其多元素的最佳组合，创造出了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界首彩陶决不是脱离生活、远离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提炼和不断创造的结晶；从单纯的摹拟刻画到综合的艺术创造，从偶尔的发现到熟练的掌握，如此反复实践，受到启发，得到规律，才归纳总结出创造美的原理。因此，界首彩陶的对称美、均衡美、装饰美，是源于生活、根植于本土的美的集合。界首彩陶的主要材料取自于颖河两岸的胶泥层，因此，又具备了本土的、民族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界首彩陶”。“浅谈工笔画的笔墨和色彩”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其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绘画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远古的帛画，以线赋彩，成为中国工笔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祖先们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绘画手法，逐渐形成了双勾填彩、双勾细染的画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无论是富丽的色彩或是浓厚的宗教题材，都体现着先贤们娴熟的工笔表现手法。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吴道子、张萱、周昉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其工笔人物画线与墨、线与彩的完美结合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期。工笔画 走向民间当在 元、明、清 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冲击下，虽有仇英、“二袁”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虽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而近20年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辉煌时代。与其他国家的绘画风格不同，中国工笔画有其独特的艺术绘制程式。中国工笔画讲究用笔用墨，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更是中国画气韵、精神的载体，笔墨功夫是许多画家一生的追求。和写意水墨画相比，工笔画同样要求以笔入画，求笔法，讲笔趣。唐代陆希声五字执笔法，要求做到“五指齐力”、“指实掌虚”，运笔则灵活自如。张彦远的“生死刚正谓之骨”，正是用笔力度的体现。元代王蒙笔力扛鼎，后人称之为“金刚杵”。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笔》中说“用笔以中锋沉著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生怕涩，熟怕局；慢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由此可见，用笔是工笔绘画中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则是中国画的血肉。中国工笔画所追求的艺术理念也是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以此展示“气韵生动”的艺术魅力。纵观古今，中国文人画一直提倡“水墨为上，墨分五色”。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清代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里说：“笔与墨会，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草圣林散之在《笔谈书法》中更是强调“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能从笔墨上有心得，则书画思过半矣。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笔墨是中国画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中国工笔画着力于追求“意”的神会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类赋彩”则是中国工笔画的要素之一。在历代众多工笔画名家中，善于使用色彩的当数南宋和元代交替时期的浅绛山水大家钱选，他的作品洋溢着文人气息，在水墨浅绛的基础上，罩染石青石绿，皴染加墨点，清丽典雅,郁郁葱葱,处处呈现生机,对后世浅绛小青绿山水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历代名家对色彩的运用极为重视，对色彩与色调的主次、墨气与色气的效果十分讲究。如五代南唐工笔大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要刻画南唐中书郎韩熙载夜间举办盛宴的隆重场面。此作是五代时期工笔重彩的鼎力之作，其中锋用笔，线条流畅圆劲，设色富贵浓丽；其间对女乐人物的描绘更是生动传神：华丽的衣着，浓艳的装饰，丰富而和谐的色彩，工细极致的晕染与身着白色晚装、袒露赭色胸腹、端坐黑色椅子的韩熙载形成强烈的对比，主宾关系明确，而人物神态和场景融为一体，形成对立统一而又协调有节的盛宴氛围。又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周昉的《仕女图》等工笔巨作，其笔墨色彩的合理运用使所要表达的主体更加突出，物象更加鲜明，格调更加高雅。当代工笔画的繁荣和发展，丰富了工笔画笔墨色彩的内涵，延伸了工笔画的艺术程式。在不久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主办的“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展”上，众多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工笔画能实能幻、能繁能简、能宏能巧的表现形式，笔与线、线与墨、墨与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灵活的运用。不少优秀作品使用了制作技法，使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当代工笔画名家何家英先生就工笔画的制作技法坦言：工笔画的绘制方法，70%是制作。绘画就是很精细地描绘，这也是一种品质。著名工笔画大家、中国工笔画学会创建人林凡先生说：“现代工笔画家为什么不能制作呢？制作不是要不得，而是要大力提倡，把制作水平提得高高的，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现代工笔画的创作素材来自于生活，取自于客观世界，而创作理念却是源自于画家本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悟，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和情思；创作过程则是画家对于色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的考验。实践证明，笔法、墨色、色彩和制作技法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抒情写意的意笔画一样，中国工笔画也是一种表意的艺术，两者只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已。工笔画所要达到的艺术意境不是画家对自然景物的简单复制和摹写，也非生搬硬套的制作效果，而是经过主观取舍、融主观审美情趣和客观精神于一体的心物之间产生共鸣的艺术语境。优秀的工笔作品是画家心灵中的情景或物象的再现，是笔墨和色彩最佳配合所生成的“象外之象”，更是一种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完美融合的人格文化。“根植传统 创新发展”——段云峰谈现代工笔花鸟画创作2010年04月07日 11时02分 来源:美术报大千世界，鸟语花香，春来冬去，周而复始。大自然中的花鸟不仅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以其优美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愉悦。千百年来，亘古如一。远古时代，当人类尝试用艺术表现自身力量的同时，已开始描摹那些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花草虫鱼和飞禽翔鸟。这些充溢着主观色彩和被艺术化了的花鸟图式，不但较之自然中的花鸟更具有典型性，而且点缀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花鸟画，涉猎的题材相当广泛，表现形式和手法各有千秋。历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从繁花盛草到禽鸟虫鱼，从客观自然的摹写到主观思想的张扬，众多花鸟画家取得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成绩。因此，花鸟画和山水画、人物画鼎足而立，在传统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在世界艺坛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花鸟禽鱼，属自然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家们更是如此。印象派画家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那焕发着耀眼光芒的作品，你只要看过，就会留下对于生命灿烂辉煌的强烈感受。然而它并非花鸟画。西方美术史上，只有静物画而无花鸟画。花鸟画当属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之魂宝。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花鸟虫鱼的自然之美，把它们作为美的符号，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材料，赋予不同的艺术语言装扮生活。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画科——花鸟画。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先民们刻绘在器皿上的花鸟图式到唐宋时期独立成科的工笔花鸟画，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令后人叹服。工笔花鸟画的表现程式和艺术语境，尤其是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写意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自1985年以来，有关中国画前途的论争不绝于耳，从“中国画笔墨还能不能反映当代生活”到“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从“笔墨等于零”到“笔墨就是一切”的对辩。可以说，在各种新观念、新理论的后面都云集着一大批敢于探索、勇于牺牲的实践者，其活跃程度几乎如诸子百家争鸣，让人激动又让人忧虑。在艺术潮流演进的过程中，艺术家——这个艺术实践的主体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用他们的艺术品在各个推进的段落里，留下足迹，让后人研究时有最基本的材料。而工笔花鸟画在这个大的艺术潮流中，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所经历和所应承担的都同样是异常沉重的使命。工笔花鸟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它在当下的精神是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风格重塑，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是传承的结果，要进行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重塑，必须要梳理前人的风格，对他们的艺术格式进行分析。从现有的资料看，五代以前的工笔画中，人物、山水居多，难觅独立成图的花鸟作品。从北齐佚名的《校书图》、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到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韩干的《骏马图》、孙位的《高逸图》等，都充分地展示了工笔画中山水、人物的艺术高度，除了韩干、韩滉的马、牛等动物塑造以及作品中配饰的花草、鸟禽外，几乎未见成熟而独立的工笔花鸟画。直至五代的徐熙、黄筌、滕昌佑的作品，才使花鸟画具备了独立画科的元素。至宋代，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大，画家对自然界体物传情的深入，工笔花鸟画才渐入佳境而渐成高峰，出现了大批技艺、形式成熟的工笔花鸟作品。当然，在这个高峰之前，工笔花鸟画作品应有一个从初始到成熟的过程，只是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我们见不到那些承前启后的作品了，尽管如此，正是这一断层期的诸多画家，为宋人工笔花鸟画的辉煌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他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历史上的辉煌期。北宋宫廷花鸟画家黄筌当属写实工笔花鸟画的宗师。他以宫廷园囿中的珍禽异鸟、奇花怪石为题材，以工整细腻的表现手法所作花鸟画被世人称为“黄家宝贝”。从其淡色晕染的特点，我们可以感叹画家的扎实功底和对客观事物独到的理解，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仅只一件《写生珍禽图》。工笔画走向民间当在元、明、清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的冲击下，虽有仇英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花鸟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尽管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而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崭新时代。时至当代，工笔花鸟画的阵营日重。二十多年来艺术院校的教育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工笔花鸟画发展的进程。但当我们站在巍峨的传统艺术之巅上来观照工笔花鸟画的发展现状，展望它的前景时，我们必须把握的契机是在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去“重塑风格”，不仅要让工笔花鸟画家的作品具备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质，还要按照在工笔花鸟画艺术实践中的规律去显现当下各个艺术家或者艺术画派的才情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当代艺术家必须要明了历史，具有前瞻性，以史为鉴，确定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要根植传统创新发展。其次，要深刻认识到：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天性、悟性和灵性，更是对客观自然的提炼和升华，诚如董逌所言：一百牛形，形不重，非形生有异，所以使形者异也。画者于此，殆劳于知矣。托物言志是艺术家的终极价值取向。只有根植传统，师法自然，开启智慧的天窗，才能锁定属于自己的艺术程式，才能使工笔花鸟画家不囿于陈旧，不限于桎梏，其作品才能永远散发时代的气息。

何家英，出生于天津，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天津美术学院何家英工笔画研究所所长、天津画院名誉院长、天津美术馆名誉馆长。因为重点转移到了小写意的创作上，很少画工笔。终于在1997年又创作了一张更加厚重的工笔画，我所以说它更厚重是因为它画的比任何一张作品都充分和深入。这是表现沂蒙山区采桑情节的画，采桑叶都是在清晨和傍晚，是需要带着露水的，所以开始取名叫《朝·露·桑》，觉得挺有诗意，可老师觉得不妥，就连我那位很有学问的好友寒碧都觉得不好。陈冬至老师起了个名字叫《桑露》，大家都说好，我也就采用了这个题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都耿耿于怀，还是觉得《朝·露·桑》好，因为它如诗如画。

中国的许多老一辈画家都是速写名家，叶浅予、张仃、王式廓、周思聪、萧惠祥等等很多，没有好的速写就没有好的绘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