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生死疲劳论文开题报告

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生的思考，西门闹的每一次轮回似乎都是一次为过去补救，重新开始的机会。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轮回是没有意义的，人性犹如钟摆，总要在痛苦和欲望之间摆动，生命从来没有脱离过利益交织与情欲纠葛。再活一次，仍要再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

最终你会发现唯有清醒的活着才是有意义的，如故事中的蓝脸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没有人能够穿越所有的苦难，只有看透了现实的本质，才有可能跨越六道轮回的生死疲劳。我们要直面人性深处的绝望，最后清醒地活下去。

《生死疲劳》内容

《生死疲劳》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是一个地主，他是在西门屯被枪毙的西门闹。神奇的是，他死后，经过几次转世，先后成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成为人——大头婴儿。

但无论是轮回化为是什么动物。他始终是具有人的情感的。所以，在一切叙述中，莫言都是以人的情感为描写基础的。这些转世的畜生，与他们的主人家庭成员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所有的突破口，都是关于命运的。

论莫言《生死疲劳》叙事方式的得失叙事方式与语言情绪 普通叙事方式问题主要涉及：（一）关于叙事的可靠性；（二）关于叙事中的心理内容；（三）关于叙事的视野。我们知道，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观点正招致怀疑，因为深究起来叙述者不应该是全知全能；叙述者=人物或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观点逐渐占有上风，不只因为它们克服了前者的弊端，而且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极有利于坦诚表现人物意识和潜意识。当然后两者又的确受到立场的局限，难于更宏观或全面地把握所述及的事物，于是又出现有力图将几种基本观点以不同形式调合起来或在每一种观点内部发展种种变化的各类方式，来寻找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以实施现代小说的合理修辞——这就是迄今为止围绕叙述技巧所展开的探索和争论的基本问题。 然而——不可忘记，叙述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必须服从于某种目的，简单说它必须有助于完美地表现某种艺术情感。恰如福斯特所说，把叙事观点问题视为小说技巧的首要问题只是本末倒置，“小说家必须激励我们这些读者看下去，这才是至关紧要的。”如果叙事的技巧不是为了产生令人信服的感染力，那么它本身并不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 现在的问题是，叙述体态的变化能够对于作品的情感力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语言情绪而得以实现。 根据一般了解，我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在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比较显著的转变，即从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角度转向叙述者=人物和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角度，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大批由第一人称视角构置的小说，如张抗抗的《夏》，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以及后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红高粱》等等。人们对此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不过从小说家们初始的愿望出发，选择这种方式的意义似乎在于更容易大胆和自由无羁地坦露亟于表现的内心情感，而不是如部分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归结为叙事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在以后成为事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型的第一人称小说与以往的第一人称小说大致区别开来。毫无疑问，新型的方式“发明了以”意识’为中心的叙述技巧。这就是通过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眼光或意识来反映世界，而一切叙述都围绕着这个意识中心展开和收拢。”这种方式带来了大面积的情绪弥散，并且生动地改变了整个文体的调式。 我们晓得，小说的语言情绪一般不如题材情绪来得强烈。在全知式的叙述体态中，语言所负载和蕴酿的情绪是分散、混杂和多导向的，例如，在周克芹的《晚霞》，中开首写道： 儿子终于憋不住了，说道。 “爹！有句话，我不该说，可又不得不说。” （此时视角在儿子方面，叙述者能够体验到儿子“憋不住了”的心情。） “哦？有话你就说嘛！”老庄这样回答。他知道儿子要说什么，心里有点冒火；但却并不抬起头。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俯在饭桌上，好象今天早起这豇豆稀饭和泡黄瓜特别好吃一样。 （视角开始转到父亲方面，于是叙述者能够体验到父亲那种“有点冒火”的心理。——接下来视角转到客观方面，叙述者从外部观察父亲的举止，描绘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 儿媳妇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父子俩脸上冷漠的神情。那两张脸太相象了，刚毅有力，鼻梁高而直，眉毛特别浓，嘴稍大些，但正好，……平心而论，她倒觉得父亲比儿子显得精神些。妇知道父子俩为什么不和，但她极聪明，象所有的聪明女人一样，决不直接站在公公与丈夫的争吵之中。至少，表面上应该这样。再说，她过门还不到一年哩！ （此时视角又转到儿媳妇方面，通过她的眼睛描绘父子的外貌，叙述者十分清楚地在想父亲比儿子更精神，以及自己决不加入争吵等等） 我们看到，短短的一个开首，已经变换了四种视角，实际上只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观点，这种观点象电影的客观镜头一样摇来摇去，却又能够随时切入不同的主观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经常只在人物的内心作肤浅和短暂的逗留，因为他既然许诺以全知，就需要及时照顾到各个人物的心理及行为。这样作也许仍然不能避免角色变换中引出的感觉混乱和失调，所以叙述者还将致力于用其它手段暗中制造某种统一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量采取客观和半客观的语言情调，利用这类情调协调不同叙述口吻间的龃龉。我们不妨再体会一下那段肖像描写： ……那两张脸太相象了，刚毅有力，鼻梁高而直，眉毛特别浓，嘴稍大些，但正好，下腭骨宽大，象斧头砍成那样方正，仿佛是，这父子俩的刚强、孔武、精力过人的气质，以及他们的不和、互不相容，都因为长着这同样的下腭骨似的。 这段描写或多或少不象儿媳妇心里的印象，而更接近叙述者的观感，实际上作者是把两种观点作了调合，目的则是适应全篇的统一风格。又如前面写父亲“心里有点冒火；但却并不抬起头来。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等效果也同样如此。在全知式的叙述体态中，作者不可能完全沉浸于某个人物的细腻感受，却需要在作品发出的多种声音间寻求平衡，这必然要以不同程度地取消个性为代价。 我们再来看自知式的叙述体态，举出的例子如晓剑的。《本市市长无房住》的开首： “《新星》？是那部因电视剧的播放而起死回生的长篇小说吗？简直是反动作品！”她傲慢的口气一下子使她那还算漂亮和天真的脸变得令人生厌。 我不吭声，眯着眼凝视她白色连衣裙上蓝色的碎花。那胸部起伏的位置由于光的作用而产生色泽的转化，由明到暗，由浅入深。出现阴影。生活的画面。 （叙述者的角度完全等同于人物“我”的角度，由此带来的鲜明特征是叙述者可以无所牵挂地沉浸在人物本体的独特情绪氛围中，通过他的心态心象透示一切内部外部事物。于是“她”那张还算漂亮和天真的脸可以“变得令人生厌”，而她的外貌形象也由客观画面转化成主观意象——被赋予在一个男性注视下染有的生动性感。） “我可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逆反心理，上面说好，我就骂大街。《新星》宣扬人治……”她说话频率很快，和浑身裹不住往外释放的青春气息相吻合，这种年轻女性的生物电可以使世界上不少东西燃烧起来。 我把视线从她颈项间挪，看着屋顶的角落里一只大肚子蜘蛛在如何结网，它是昨天俨然以主人身份闯进我办公室的。存在的自由。 （现在，“她”的言行举止都被坐在办公桌后的“我”异化了，异化为他的一种观念。发生这类变化的还有场景，屋顶上大肚子蜘蛛的结网被用来暗示“我”思考如何诱她进入圈套。） 作为一个三十六岁、已经熟透了的中年男人，我显然有几分值得自豪的狡诈和不露声色的油滑，当然表现出来的是令人羡慕的严峻与沉稳。我并不殷勤，也没反感地冲她笑笑：“对文学的评论我们以后找个时间，现在谈谈工作吧。” 其实，《新星》的话题正是我引起的，因为不对心思而及时止住罢了。 （在客观叙述中，读者只能见到“对文学的评论……”这一句话；而在主观叙述中，这句话背后隐蔽的众多潜台词泄露出来，增添住复杂的意味。 将两篇文字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后者不仅克服了前者叙事立场上的矛盾，而且轻易将前者用客观半客观语言叙述的事物主观化了。这不是纯粹的主观化，譬如对“她”的外貌、言行、举止的描写，对“我”的态度和话语的描写，对蜘蛛的形态的描写，仍然具有客观写照的价值，不同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蒙上一层人物情绪的色彩，也就是说，作品的全部语言被情绪化了，具有了双重的情感内涵，第一层是超出于语言指示义的由语象引起的情感内涵，第二层是超出于语象情感内涵的由语境引起的人物情感内涵，这显然使语言本身所含有的情感力度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比较强烈的语言情绪并非第一人称叙述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传统类型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叙事的角度仅仅有助于产生某种自然、亲切、真实的叙述口吻，或者有助于适当地集中材料和结构内容，而不具有独立的情感价值。例如陈冲《会计今年四十七》的开首： 改革是建设而不是破坏，王茂林认为。 王茂林是第二机床厂的会计 “拆掉一座旧楼并不难”，有一次，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正色说道，“难的是造一座更高，更好的新楼。我们有些同志不要讲造新楼，就是请他把拆下的碎砖烂瓦搬掉，清出一块地基来，他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虽然是从“我”的视角观察一切，但看不出与全知视角的明确差别，即使把称谓“我”换为姓名，也不影响整个作品的实际面貌。这说明第一人称不排除全知立场，为着方便，作者甚至可以随意在自知旁知和全知角度之间游移，只要技术上不去违背普通的常识。——相反，第三人称视角也有可能造成显著的情感效果，例如乔良《灵旗》。中的一段： 在一片紫云英撩人的绯雾中，他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的姑娘从东走来，向西走去。他看着她肩上那两根干巴巴的小羊角辫一下变成两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蒜辫似的大辫子又一下变成盘在头上的发髻。她先是在田埂上一跳一跳地走。接着挎一只竹筐挺起波涛汹涌的胸脯在水塘边轻盈地走。又腆起肚子象母鸭一样在天井边笨重地走。最后她回过脸来，露出一口掉光了齿的牙床，朝青果老爹凄然一笑。 ——这是青果老爹方面的印象。尽管采取了第三人称，但是叙述者决不超出人物的眼界，或者说，把“青果老爹”或“他”换为“我”同样能够成立。作者不愿局限于“我”，是为了在作品其它部分中保留更灵活的变换叙事立场的余地。现在我们确信，语言情绪的这类强化起源于客现语言向主观语言的转变，当叙述者采取一种主观化的叙述态度时，无论使用何种人称都可能使语言本身涵盖浓厚的情绪氛围，扩大作品的感染力量。这其中叙事体式的选择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恰于由于叙事者去严格避免时时处处的无所不知，才能够集中挖掘属于人物自身体验的所有细微丰富的意识层次，也正由于叙事严格局限于人物可能感受和真实感受的对象，才能够使全部叙事和文体产生出特殊的情感信息。 送你一篇例文： 浅析《猜火车》的叙事方式- - 根据被称为 “药物时代的桂冠诗人”的苏格兰作家Irvine Welsh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 1995)不仅仅是九十年代一部优秀的英国电影，而且还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欧洲电影的一次挑战（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同年拍摄的法国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这部影片体现出一种比先前的欧洲电影更为流畅和另类的审美趣味，籍电影本身产生了一种新的“苏格兰性(scottishness)” 或者说“英国性(Britishness)”，所以也可以说《猜火车》重新塑造了英国电影的形象。该片在英国公映之时，恰逢另一部好莱坞巨制《理智与情感》同台放映。前者是根据Irvine Welsh的同名小说由John Hodge改编，Danny Boyle导演，而后者是根据Jane Austen的经典名著由Emma Thompson改编，李安导演。一个讲的是在苏格兰爱丁堡一群”麻木不仁”的瘾君子，另一个叙述的是英国中部几个”多愁善感”的小妇人。这两部电影在档期上的不期而遇，被当时的英国报纸戏称为是一个“区分国民情感”的衡量工具：你是想当“Trainspotters”还是“Janespotters”? 从选择这两部影片就可以大致猜出你的年龄，性别，阶层，和品味。Trainspotters一般年岁比较小，不是瞎混就是辍学，兜里也没什麽钱；Janespotters则通常年岁比较大，有美好的事业家庭，喜欢附庸风雅。前者出来会兴奋得开车兜风，后者出来只会偷偷得抹抹眼泪。而最终两部影片都在票房排行榜上各得其所，而看《猜火车》这部影片也成为年青人标榜叛逆的一个标志。 《猜火车》的叙事方式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乍一看，它的叙事结构仅是遵循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先介绍主人公Renton和他的朋友，同时Renton自述着他关于变成普通人的念头，但之后他继续嗜毒，然后进局子，继而吸毒过量而被迫戒毒。当看到他的朋友Tommy染上艾滋病的惨状后，Renton决定要找点新的东西 (find something new), 他去了伦敦。可是Tommy的葬礼又让他和以前朋友Sick Boy，Begbie， Spud聚在一起，他们一起成功地作了一笔毒品交易，而最后是以Renton独自带走这笔可观的现金结尾的。但仔细看来，这个叙述并不止这么简单。整个结构包含了很强的模糊性和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局。 短短几分钟的开场被分成两个部分，画面和独白的反差基本上交代了整个影片的基调。第一部分就是在Renton一连串旁白自述中，他和他的朋友Spud被警察追着在街头狂跑的一组镜头。这个精彩开场实际上是截取了整个影片当中的一段，并没有遵循线性的故事情节。而这短短的十几秒奔跑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旁白）采用了明显对立的主题, 也暗示出整个电影的风格和内容。首先画面是由一组极不连续的镜头组成。第一个镜头是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用低视角从背后拍摄街上自在的行人，接着Renton和Spud跑进了画面。然后镜头转到Renton的正面，在他们剧烈的奔跑中，中镜和长镜不断切换，直到在一个街角处，Renton险些被一辆转弯的车撞倒。这个意外给了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当Renton从地上爬起来，镜头直接正面对着Renton，用定格来给出“Renton”，示意观众这个是电影的主角。伴随这组画面同时出现的就是Renton旁白自述的第一段: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而奔跑中的主题音乐是70年代由Iggy Pop诠释的"Lust for Life"，这一经典摇滚乐在音乐类型上也是可归到另类的行列，猛烈的奔跑配上节奏强劲的摇滚恰好与Renton自述里的一连串所谓正常的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形成明显的对比。 而开场的第二部分由两个场景构成，一幕是Renton开始吸食海洛因，而另一幕则是在一场足球赛里他的朋友们纷纷亮相。和Renton相似，每一位出场都是用定格处理。这种处理让人想起那部描写Beatles普通一天的A Hard Day's Night (1964)里面用的跳接。而开场第二部分的这两幕有极强的反差。一边是慢速（一个中镜和一个远镜）处理Renton吸毒品的动作，还继续着形成强烈反差的旁白“…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 interest mortgage re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与此同时，镜头切换到另一边，Renton和他的朋友正进行着一场球赛。整个球赛的气氛都很随意，当Renton被皮球击中头部向下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听到Renton重复他自述的主题“…choose life,” 而随之是镜头又切换到他的家中，在一个低视角镜头下他同样在慢慢的向地上倒去，只是这时他是在享受着吸食毒品的快乐。明显的，Renton没有选择他自述中的那个“life”而是选择了毒品。 除了以画面和独白的反差形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猜火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讲述毒品的影片的一种新的表达：不是之前通常采用的类似于说教式的对毒品的一本正经的反对，而是引领观众感知吸毒者的感受，甚至是海洛因带来的快感。穿插于影片中的一些超现实主义表达，使《猜火车》能够非常幽默自如地处理一些在传统电影中可能用很严肃的方式处理的场面。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号称是全苏格兰最肮脏的厕所了。一开始是一种很现实的表达，令人作呕的厕所里，Renton一脸痛苦地把手伸入马桶里找寻他遗失的毒品。而当Renton一头扎进马桶时，超现实的画面展开了，我们看到他象是在蔚蓝的海水中潜水在找寻珍珠。现实与超现实画面的强烈对照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吸毒者的绝望和以及他找到毒品时的狂喜。对于Renton来说，毒品就如同珍珠一般珍贵，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他寻找他丢失的珍宝，即使是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厕所马桶。 当Renton因为参与了一项戒毒计划而被免于因偷窃被判刑后，他又到Mother Superior那里去吸毒。这里用一种很调侃的手法去表现Mother Superior为Renton准备毒品，就好像是侍者在为一个有钱的顾客点菜一样。Renton放松地躺在肮脏的铺着红地毯的地板上享受海洛因带来的快感，慢慢地他逐渐陷入到地板里，如同陷入到一个棺材形的空间里中。观众渐渐意识到Renton是因为吸毒过量逐渐陷入昏迷状态。这些超写实的电影表现方式为当时的以现实主义概念为主流的欧洲电影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猜火车》的原作者Irvine Welsh就是城市超现实运动(urban surrealist movement)的成员之一，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小说中的超现实风格并使之视觉化. "Trainspotting"在牛津字典里的定义是“观察火车并记录火车的运行时间” (observing trains and recording railway locomotive numbers). Welsh选择"Trainspotting"作为他小说的名字是想强调吸食海洛因的行为就像记录火车的运行时间的行为一样徒劳无益：以一种毫无希望的方式打法无聊的时间而最终什莫也没有得到。影片《猜火车》以其混合的表现手法生动地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这种徒劳无益，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复杂的现代英国中的多样性。它被认为是90年代英国电影复兴的代表作品，也是对“英国性 (Britishness)”的一次重新定义。正如Tom Charity在Time Out杂志上所说：" 《猜火车》是我们一直在期盼的电影，是第一部以我们现在在英国生活的方式描述1990年代英国人的电影。"（STPO）

莫言《生死疲劳》的写作背景：生死疲劳的标题来自佛经，佛教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佛。一个人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业力之轮中痛苦的六大司，人也很难因为贪欲而与命运抗争。在创作《生死疲劳》之前，莫言参观了承德当地一个著名的寺庙，墙上有六道轮回的壁画，西门闹的故事在他脑海里酝酿了很久，没写是因为没想到好的构思。当他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他想到了小说的结构。通过动物的眼睛看人类社会，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观点，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开始写这本书。

《生死疲劳》的叙述者和主角是西门闹，西门屯的被枪毙的地主。几经轮回，变成了驴、牛、猪、狗、猴，最后变成了人——大头娃。在西门闹变成野兽的过程中，他总是隐藏着人的情感。驴、牛、猪、狗的叙述中有对人的感情的描写。这些转世的动物与它们的主人和家庭成员有着不间断的血缘关系。以人物命运为突破口。没有土地，农民就像浮萍一样摇摆不定。80后农民不再是简单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经营者。当年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农民吃苦的历史折射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在写作时，莫言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而是以人物命运为突破口。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通过动物蜕变的戏谑打破了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走过了历史的道路，它们的足迹弄乱了历史的边界和神圣，留下了一个荒诞的历史转折点和过程——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蜕变。这部作品的历史故事或者说历史的启示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地方。反正这段历史已经被改写改写了无数次，莫言就算有宿命的力量也不会出类拔萃。关键还是怎么写，这是莫言作品中最引人注目、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动物蜕变的视角。

西门闹转世的所有动物都是勇敢而壮美的，这摆脱了他作为地主的历史没落，他在动物性的存在中复活。这种动物的存在，这种动物的视角，让莫言的叙述无比自由自在，可以在纯生物学和植物学的层面上审视人类的存在。这种视角是如此的残酷和严厉，以至于人类的存在都经不起动物的审判。虽然，人们可能会批评莫言在书写中国乡土史时耍手段，但他的农民式的狡猾，使莫言避重就轻，没有揭示血淋淋的历史，没有撕开历史的心扉，只是在表象上取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