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中的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红楼梦》中对服饰的细致描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出了中国古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服饰的华美和精致，也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和特殊的民族文化。 1 南北交融和时代特色 《红楼梦》写成于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的繁荣盛况也筑就了《红楼梦》服饰的华美。小说中所描写的服饰无论是款式，还是面料抑或是色彩，都充分展现出了华美和富足，再加上作者出身名门，生长于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京，因此，《红楼梦》中的服饰不仅拥有很强的贵族气息，还向外展示着浓厚的江南色彩。小说所描述的衣料，诸如银鼠、洋缎等，多颜色艳丽而丰富。由于清朝是崇尚武学游牧民族女真族人所建立的，他们在推翻明朝建立满清政权之后，想要以满蒙文化同化汉人，因此，满清入关后强行推行满蒙文化，让汉人改留辫子、穿旗服，也因此引起汉人不满，让汉人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十不从”的建议，吸收了部分明朝冠服制度的特点，如结婚、死殓时女子都被允许着明代服饰。 《红楼梦》由于处于汉满文化的交融时期，因此女子服饰在保留了明朝服饰特点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满族服饰的特点，例如，双襟合领或双襟直领式服装这样亦满亦汉的服饰。小说第三回就对此种服饰有过描述：贾宝玉去庙里还愿时就身着这样的旗装“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而薛宝钗的服饰则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穿蜜合色棉袄，葱黄绫棉裙”。林黛玉的服饰也是一样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其身着“半旧红绫短袄，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此处的宝钗和黛玉所穿的服饰，如短上衣、长裙和套膝裤等，都是明代官宦人家等上流社会最为流行的服饰打扮。由于曹雪芹经历了家族的落败，迁居北方，因此北方的服饰文化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描述的服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其又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过的，因此其融合了南方和北方服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衣着服饰和身份地位 服饰文化与体现着阶级等级制度，由于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其穿着的服饰也有所不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服饰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代表着尊卑贵贱，因此中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唐朝就有规定，除帝皇可用赤黄外，其他臣民均不得使用。清朝的封建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其服饰也更加体现了这种区分。 在《红楼梦》中，贾母作为贾府核心人物，代表着封建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在第四十二回中提到，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虽然没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从衣料来看，其他人物并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料，可见这样的衣料是极其珍贵的，除了贾母，别人都无权享有，其高贵的地位不言而喻。小说对贾宝玉的服饰描写也下足了工夫，如写他礼服着装时“头上戴束发嵌宝紫金冠，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单从这样的服饰打扮便可知其身份显赫，地位非凡。再如，小说中描写到宝玉服褂上加绣的名曰“起花”的八个彩团，其与故宫所藏的一朝袍的“起花”一模一样，这更是凸显出宝玉身份地位的非同寻常。此外，对于王熙凤的描写也是如此，《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王熙凤出场时写道：“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璃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样的穿着打扮彰显了王熙凤在贾府的显赫地位。 而相较于宝玉和凤姐，宝钗和黛玉的服装就低调含蓄得多。小说中对于宝钗衣着这样写道：“一色半新不旧的衣裙和上袄下裙，外罩比肩褂”，朴素淡雅。黛玉的衣着则只是，“素色小皮袄，配上浅灰色坎肩和粉红小花裙子，极为素雅，装扮也非常简单，仅有一赤金扁簪。”虽然黛玉也是官宦家的小姐，还受到贾母的宠爱，但是始终寄人篱下，因此需要低调含蓄，不露锋芒。宝钗则是因为安分，所以不露华贵，只是从她的金项圈中可以看到她的高贵地位。 小说中丫鬟的服饰也是很有讲究的。作为宝玉首席大丫鬟的袭人，其又是准姨娘，所以她的身份有别于其他的丫鬟，因此服饰也与其他丫鬟有所不同。《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这样描述袭人的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虽然描写不多，但无论是从服饰的款式、面料，还是色彩上，都可以明显感觉其与其他的丫鬟的不同。 综上所述，在小说中，服饰装扮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从服饰的款式、面料和色彩就可以看出人物身份地位的高低。 3 衣着服饰和人物性格 衣着服饰与人物的性格联系密切，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衣着服饰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性格特征。就拿贾宝玉来说，小说中对他

【编者按】从清代人物画家改琦，到当代影视剧创作人员，对清代小说《红楼梦》中人物服饰形象的塑造，大都以明代汉装为模式。日久天长，大家也就对这一系列形象认可了，倘若有谁改为清代服饰，反而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红楼梦中关于服饰的描述，似乎能看出些什么来。事实上，《红楼梦》是清代小说，文中虽对描写时代背景十分含糊，但书中的服饰形象，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如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穿着“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里外发烧”是指衣服（冬装）外表和里面都用毛皮，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虽然目前“红学”研究人士对曹雪芹卒年至少有三种说法，可是1763年除夕也罢，1764年初春也罢，都是指乾隆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富人借名贵毛皮以显阔的里外发烧皮衣流行一时，正是曹氏自己亲身经历的。再有，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第四十九回中的李纨穿着“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褂子”称谓虽说明代时已有，但明代方以智《通雅·衣服》中说：“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唯制式不同耳。”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结合明人所说的“北人”，也可以认为是山海关、张家口外人。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第五十一回写金桂的丫环宝蟾，穿一件“片锦（金）边琵琶襟小紧身”，琵琶襟是一种曲襟，转角之处呈方形，与清代缺袴袍一样，是较为典型的马上民族服式。琵琶襟马甲在清代流行。宝玉的服饰形象在书中多次出现，常描写为“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三回），或是“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或是“穿着白蟒箭袖”（第十五回），还有“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箭袖虽说明代已有，但是人们穿着不多，主要限于射手等。因为箭袖即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响射箭且又可保暖。清代宫廷早期因极力主张“不废骑射”，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成了清代男服的典型制式。另外，绣蟒的袍，在明代时为职官常服，只有清代，才放宽穿着范围。《大清会典》中曾记亲王、郡王、贝勒以及侍卫、公主、命妇等人都可以穿蟒袍。区分等级的办法主要是衣上的蟒数和蟒的爪数（如四爪、五爪之分）。服装面料中几次涉及“洋”字，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第四十九回中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丝的鹤氅”，均为舶来衣料。发型如第七十一回中，写迎春房里的丫环司棋梳着“鬅头”，这是一种蓬松的高髻。清代人文康写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即有“梳着大松的鬅头”之说。这说明《红楼梦》中服饰有不少直接描绘的就是清代服饰。束发冠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按：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束发冠”条云：“其制如戏子所戴者，用金累丝造之，上嵌晴绿珠石。每一座有值数百金，或千余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龙在上蟠绕，下加额子一件，亦如戏子所戴，左右插长雉羽焉。凡遇出外游幸，先帝圣驾尚此冠，则自王体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带，佩茄袋、刀蜕，如唱《咬脐郎打围》故事。惟涂文辅、高永寿年少相称，其年老如裴--、史宾等戴之便不雅观。”据此可知，宝玉的一身打扮，颇似明代少年公子极华贵的装束。鹤氅第四十九回写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孤皮里鹤氅，薛宝钗是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按：“鹤氅”二字，见于古代典籍。《晋书·谢万传》云：“著白纶巾，鹤氅裘。”《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五代史·卢程传》云：“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又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以鸷毛为衣，谓之鹤氅者，美其名耳。”可知鹤氅是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故名。但到底什么样式仍费解。唯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氅衣”条云：“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之曰氅也。彩、素不拘。”这就说得比较清楚。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这种服装在明代宫中有之，当然勋臣贵族之家亦效仿焉。又，清曹庭栋《养生随笔》卷三“衣”类云：“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办皮者为当。”所说基本一致。白狐皮第四十九回，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鹤氅。按：《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足见，白狐皮历来是名贵的皮裘。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说：“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貂鼠皮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里子大褂子，大貂鼠的风领围着。按:貂鼠皮也是极珍贵的皮料，被称为“关东三宝”之一。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说：“貂产辽东朝鲜国。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皮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试之即出，所以贵也。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三品以上者始服朝衣，惟起居注衔者否认论；四品以上服貂褂，惟翰詹科道不论。其批本奏事，军机处章京及内廷行走之员，非四品亦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福格《听雨丛谈》卷二“皮裘”云：“本朝惟外褂之毳向外，若袍袄皆向内也。亲王、郡王而外，不准服用黑狐。文职一、二、三品许服毳外貂镶朝衣，武职三品弗及也。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狲。五品至七品笔贴式、护军校准用貂皮领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猞猁狲、白豹、天马、银鼠。若侍卫、翰詹科道、军机章京，无论品级，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满州、蒙古、汉军官员，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不拘品级也。”两说略有不同，但貂鼠皮非一般皮裘可比，于此可见，从贾府诸人把貂裘当作私居便服，说明他们穷极奢华到了何种程度。哆罗呢第四十九回，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按：清朝初期、西欧国家使节来中国时，常向清帝进献哆罗呢绒。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三年，荷兰国进物中有哆罗绒，康熙六年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康熙九年，西洋国进哆罗绒。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雍正五年，西洋国又进大红哆罗呢，乾隆十七年又进各色哆罗呢。又，西方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西方答问》卷上谈及西方土产时曾说：“至于蚕丝、棉花、花草诸果品，种种皆同。所异者如绒缎之类，有锁袱、多罗绒，有金银丝缎，一匹值 一二百金。”乾隆时，**人泽元恺著汉文《琼浦偶笔》卷二记中国商人汪竹里语云：“近世大臣薨逝，朝廷有赐多罗被殡殓者，系西洋所贡，类如明镜。”又云：“呢即明镜也，唐山呼为哆罗呢，系西洋所产，故有番字识号。”以上资料，引自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来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哆罗呢是舶来品，而且是价格昂贵的贡品，实际上就是一种阔幅的呢绒。凫靥裘第四十九、五十二回写宝琴所披凫靥裘，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作的。按：凫靥裘的名称未见著录。据吴世昌考释，《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在成都“以所着鹔鷞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据《尔雅翼·释鸟》云：“鹔鷞，水鸟，盖雁属也。旧藏云：‘有凫鸳鸯，有雁鹔鷞’。高诱注《淮南子》云：‘长颈绿色，其形如雁。’”所以，鹔鷞裘很可能就是用鸭子的毛做成的。又，《晋书·武帝纪》云：“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有敢犯者罪之。”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远矣。”此则进一步说明雉头裘是存在的，这是更接近于凫靥裘的一种鸟毛织物。抹额、昭君套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第六回写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按：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齐眉、包帽、昭君套”条云：“《西云札记》卷一：今俗妇女首饰有抹额。此二字亦见《唐书·娄师德传》，又《南蛮传》，又韩愈《送郑尚书序》。《续汉书·舆服志》注，胡广曰：‘北方寒冷，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此即抹额之滥觞。’按：以貂皮暖额，即群君套抹额，又即包帽，又即齐眉，伶人则曰额子。”又，樊彬《燕都杂咏》诗注云：“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据以上资料，宝玉所戴金抹额，乃首饰。凤姐及湘云所戴昭君套，乃施于冠的貂皮暖套，并非首饰。“昭君套”之名，当与王昭君出塞有关。天马皮、乌云豹第五十四回，袭人回家，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第五十二回，宝玉要到王子腾家去，贾母便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也吧。”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清一统志》云：“沙狐生沙碛中，身小色白，皮集为裘，在腹下者名天马皮，颔下者名乌云豹，皆贵重。”据此，天马皮，乌云豹皆沙狐皮也，而下文又叫作“雀金呢”，不解。天马皮的珍贵，可从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中得到证明：“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叶我不衣狐铅、天马、舍利孙者。’尢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为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猞猁狲大裘第五十三回，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狲大裘，命人在厅柱下石矶上太阳中，铺了个大狼皮褥子坐下，看各子侄们来领取年物。按：猞猁狲，又写作扯里狲、舍利孙，是一种稀贵动物，分布在我国东北等地，做皮衣，极珍贵。清戴璐《藤阴杂记》记载：“‘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渔洋戏作，时康熙乙亥，任葵尊宏嘉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也。一时服压韵之稳。赵恒夫吉士元夕诗：‘忆赐琼筵分次第，蝉貂炫服敢纷纶。’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貂，不知何年复旧。”又，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也说：“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中无不衣狐铅、天马，猞猁狲者。’尤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以上资料说明，猞猁狲是贵重皮裘。康熙初年，朝官穿猞猁狲者极少，以后穿的人渐多，于是三十四年乃有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的限制。大概到乾隆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奢侈风气日盛，禁令渐弛，穿的人越来越多。贾珍是三品威烈将军，是不受禁令限制的。雀金呢第五十二回写贾母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宝玉。鸳鸯答应了走去，果然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吴世昌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呢”》一文中对雀金呢考之甚详。他旁征博引自汉至清初的历史资料，确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鸟毛制的服装有十多种，大都制成裘以御寒，也有织成罗、缎、锦等奢侈品，供上层统治阶级妇女做衣裙之用。对于清初的资料，他仅引用了吴梅村的一首词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翠装花支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来说明孔雀毛织物的存在，似稍嫌不足。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一段记载，则比较翔实而且说明问题。这段记载说：“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镂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这就证明孔雀毛织物确实存在，而且有一定规格，也有市场价格。不过《红楼梦》中说它是哦罗斯国的产物，则纯属附会之谈，不可信的。又，《国学丛刊》第四册载周肇祥《故宫陈列所纪略》一文中也说：“乾隆时孔雀毛织成蟒衣，......皆罕见之品。”可见解放前故宫陈列所里还有这种毛织成蟒衣的实物存在，这也是雀金呢确有的一个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