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论文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①]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②]。这一时期，社会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单位，人类也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私有制逐渐产生，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时，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严格说来，史诗中的最高统帅，不是国王和君主，他往往是部落军事联盟的统帅。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并不是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出现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战争的胜利品由全体人民来分配，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说：“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③]。随着财产积累，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扬和崇敬”[④]。这就是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况，也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广阔背景。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民间的口头创作)也伴随着社会一同向前发展。这一发展，也为史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各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诗歌，融进史诗的内容之中，变为史诗的开端。比如一般史诗从英雄诞生开始。民族诗歌体裁的发展，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史诗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期的到来。关于史诗的分类，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或古老史诗、原始性史诗)和英雄史诗[⑤]，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前面讲到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有些形成了发达的史诗群。号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如蒙古族的《智勇王子希热图》，《红色勇士谷诺干》、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等等，也都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们和长篇英雄史诗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划时代的意义。英雄史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它以长篇的韵文体制，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它绚丽多彩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空白，同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画廊，不愧为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是在口头流传，或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展转传播。作为各民族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并没引起中国一些文学史家们的注意。和国外对于英雄史诗的研究相比，我们对史诗的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和国内对于外国英雄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如对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的介绍和研究相比，也有着很大差距。比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谁也不否认它在中国以及世界英雄史诗中的桂冠地位。它的产生时代目前无定论，有说产生于十—世纪，有说产生于十三世纪，也有说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实际上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比学者们争论的时代要早得多。从史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无疑产生在藏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那种部落纷争、战争频繁的年代里。最初可能是一些歌颂格萨尔的短篇史诗。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才演变发展成现在所具有的庞大体制和规模。这种规模究竟有多大，未见全貌。一般说法，整个史诗有六十多部，一百二十多万诗行。它的流传简直成了一个迷。目前发现的不仅有藏文本，而且有蒙文本。“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⑥]。这部史诗早就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法文、英文，德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本，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珍贵资料。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39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了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藏英对照本《格萨尔王本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德维尼尔女士，十八岁时到青海地区，拜藏族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后译成法文，1931年在巴黎出版。另外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曾到中国四川藏族地区搜集《格萨尔王传》，1956年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又写成《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⑦]。这说明《格萨尔王传》实具有世界影响。相形之下，我们对这部史诗的研究远远落在外国学者后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同《格萨尔王传》的情况相似。这部史诗共八部，二十多万诗行，在柯尔克孜地区广泛流传，“玛纳斯奇”(专门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朱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全部史诗，他是活着的荷马，对柯尔克孜族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这部史诗已记录完备，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艰巨的研究任务。蒙古族长篇史诗《江格尔》，主要流行于西蒙古，即新疆的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蒙古族聚居区，即卫拉特蒙古族之中。目前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在卫拉特蒙古族中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异文。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如此浩繁，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它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只靠少数人无法弄清这笔遗产的蕴藏情况，无法清理现存的文献资料，也无法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民间文艺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的话，对史诗的研究尤其是这样。